赵普，字则平，生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922年），卒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原籍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15岁时随父迥（或作迥）避后唐之乱，迁居洛阳定居。赵普自幼学习吏事，后周显德三年（956年），他成为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的幕僚。赵匡胤破滁州，赵普审案有奇法，遂用为幕府推官。后来为赵匡胤谋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一代名臣。赵普读书不多，自言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是一位工于心计的人物。
一、黄袍加身的预谋者
赵普读书不多，年轻时与赵匡胤交游，彼此引为知己。后被聘为后周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幕僚，受到刘词的赏识。刘词去世时，遍表向朝廷推荐了赵普。不久，赵普又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滁州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过淮水后，周世宗命令禁军统帅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率部强攻，袭破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北），占领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奏请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就这样赵普在滁州与赵匡胤相处了一段时间，越普的才智受到赵匡胤的赏识。当时捕获盗匪百余人，当斩首盗案中，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就细心核查，又请赵匡胤亲自审讯，不少人因而得以免去死罪。由此，赵匡胤更加重视赵普的才能。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患病时正值赵匡胤出征，赵普早晚奉侍汤药，尽心照料，弘殷因此以同宗看待他。平淮南后，赵匡见的父亲领同州节度使时召赵普为推官；赵匡胤移镇宋州时又任赵普为掌书记，赵普已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中坚人物。屡建战功的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信任和器重，显德六年（959），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及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的最高的权力机构，担负着重要的军务和责任。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儿子、年仅七岁的宗训即位，也就是龚帝。
即使有顾命大臣的辅佐，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现实，此种形势给掌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个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宰相范质、王溥未察虚实，决定派赵匡胤带军征讨。
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驻扎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当一些将士簇拥着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赵普要求立赵匡胤为帝时，老谋深算的赵匡胤还想试一试军中拥立他当皇帝的呼声到底有多高，于是他就厉声说自己忠于皇帝，如果知道你们谋逆，不会宽恕你们，然而众将士的表态十分坚决。赵普为进一步激励将士，又故意说如今外寇压境，应首先杀敌，拥立之事待凯旋归来后再议，诸将士又齐声说不可。
赵普见已水到渠成，便对诸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于是起普开始进行一番周密而紧张的布置：一方面提出要求约束将士，不许掠劫，保证都城人心稳定，使各方面不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派遣军使飞驰人京，密告赵匡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准备内应；又命令陈桥夜宿的将士全副武装，时刻待命。
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赵光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使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降阶跪拜降服。赵匡胤就这样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起普也理所当然成了开国元勋。赵匡胤取代后周后，改国号为宋，即为宋太祖，建都对梁（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
在陈桥兵变中赵普起着一个智囊的特殊作用，《宋史》虽然对此略而不记，但旧史也零星地透露一些蛛丝马迹：赵昔与赵匡义都是此一事件的酝酿者，然而他们却守口如瓶，兵变之际，他们枕戈待旦，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将士们时刻应招，竭力拥立，倡言是为了富贵，煽动并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必有其人，可是人人心照不宣。当时大将石守信担任留守京师的殿前都指挥使，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他们都一致赞同拥立，如果说他们没有一点忠于后周小皇帝思想，简直不可思议。所有这些情况都不言而喻地说明赵普应该是主谋之一。他做了赵匡胤及其上层官员想说而不便说，想做而不便做的话和事，事先由与赵匡胤很早就联宗的赵普秘密地去说去做，所以事先秘而不宣便可一举成功。如果不是赵普出谋，而靠舞刀弄枪、迷信武力的将领，包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甚至赵匡义等都是计虑难周的。可见，赵普在兵变事件中主谋的作用，是其他将领难以替代的。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石守信、高怀德等一大批拥戴者都得到晋升，而有大功的赵普只得了个右谏议大夫兼充枢密直学士的一般官职。这是军事政变阴谋的继续。无论赵匡胤或赵普心里都很清楚，为了保持朝中和社会的稳定，后周的原班人马不能动，他们虽然没有尽力拥戴，但既成事实之后又没有反对，这样不致于削弱刚建立的国家机器；至于赵普，不封官或封以高官都等于自我暴露，所以如此封赵普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君臣二人对封官问题都有很清楚的认识。
二、定“先南后北”战略
为了进一步稳定政权，赵普支持宋太祖对后周旧臣采取诱之以官爵的措施，使他们改奉宋朝，于是京城迅速安定。但即便如此，领兵在外的一些地方大员仍然倚仗手中重兵，据有数州权势，不甘心降宋，采取与宋对抗的行为。建隆元年（960）三月，盘踞在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率先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赵普认为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初建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他对太祖说：“陛下初登宝位，广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并请求随太祖亲征。太祖笑道：“你能胜任打仗的事么？”当大军到达莱阳时，赵普向太祖建议乘敌不备，迅速出击。
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加快进军速度，一举攻克泽州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其子李守节投降宋朝。平定李踢后，赵普因功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赐第宅一所。八月，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十月亲率大军出征。
出征前，宋太祖问赵普征讨扬州之策，赵普认为，李重进虽然据有地形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优势，但“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太祖对赵普的意见点头称是，发兵东下，进军神速，不久即包围了扬州，于十一月攻下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全家投火自焚而亡。后周这两股反宋势力被赵匡胤很快镇压下去，这为赵宋王朝稳定的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军事上又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踞政权。
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
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他日夜筹思，耗尽心血。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太祖带着弟弟赵光义微服出访赵普，赵普见太祖冒着大风雪到自己家来，急忙添炭、烧肉，置酒款待。
赵普问：“这么寒冷的深夜，陛下为什么出来了？”宋太祖直接了当地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的地方，因此来见你，”赵普说：“陛下认为天下小吧？南征北讨，应该是统一的时候了，愿意听您的计划，”宋太祖试探地说：“我打算收太原，”太原是北汉都城，太祖的意思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从北伐开始。赵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攻下，西北二面便由我们独立去抵挡，不如暂且等到诸国平定，太原弹丸之地，怎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呢？”这就是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太祖笑着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特意来试试你的，”赵普的话更使宋太祖下定了决心。
为统一天下旷日难决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被君臣二人定了下来。经过一番军事上的周密准备，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开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在起普的精心布置下，赵宋首先进攻南方中实力最弱的荆南和湖南，结果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割据政权完全被消灭，使宋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
继而又挥师指向后蜀，作为下一步进攻目标，乾德二年（964）宋军向后蜀发起进攻，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占据了成都，后蜀灭亡。不久，又于开宝三年（970），挥师征讨南汉，第二年正月，宋军直逼广州，南汉虽困兽犹斗，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无数，广州遂迅速被占领。及后宋又平定了岭南，南汉灭亡。开宝七年（974），宋太祖派十万大军进攻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南唐，南唐对宋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因而宋军的推进也比较顺利。过长江天险后迅速包围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经一年左右，金陵被宋军所破，南唐也灭亡。
在宋军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威逼下，南方剩下的吴越、漳州割据势力，也慑于宋军强大威力，先后降宋。至此，宋朝已经完全统一了南方。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为庆贺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一起上表要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太祖说：“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坚决不同意。是年秋天，宋太祖下令征讨北汉。
正当宋军已经逼进太原城，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宋太祖却于同年十月不幸猝然去世，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暂行停止。宋太祖在世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宋太宗即位后，继续实行宋太祖的大政方针，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兵分四路，向北汉都城太原发起包围，并且一举成功地击败了契丹对北汉的援军。
四月，宋太宗赴太原督战，北汉坚持到五月，终于力竭城破而投降。攻取北汉瑭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正确。赵普并非一味主张对外军事征伐，宋太宗又掉北汉后，决定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先后两次出兵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退，尤其是第二次战役，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
当时赵普对出兵燕云就持反对态度，在雍熙三年上疏太宗时提出：首先，不能低估辽的实力，出兵燕云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太祖平息了割据势力并剥夺了最高将领的兵权，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自立为政，酿成内患的情形足资借鉴，这是长期用兵可虑的问题。赵普认为，北征燕云是“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是在朝奸邪小人欺君的结果，要求追查兴兵主谋，对首恶者“早正刑章”。
三、“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
宋太祖一方面在筹划统一天下的大事，一方面又在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来的宋朝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自己手下的大将会不会效仿自己也来一个“黄袍加身”？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在一次召见赵普时问道：“天下自唐朝以来，数十年间仅帝王就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消除这种频繁的战争局面，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什么办法？”赵普回答说：“出现唐末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所致。要想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剥夺藩镇的权力，制约他们的钱谷，收取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稍夺其权，制以钱粮，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颇对赵匡胤的胃口，于是君臣二人便围绕这十二字大作文章。
赵普说的藩镇当然包括握有兵权的禁军宿将，这些人自五代以来常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普认为，对付藩镇的好办法，只有使他们丧失叛乱的条件，才是惟的好办法。太祖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君臣二人密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兵权是藩镇赖以生存的支柱，因而“收其精兵”便成为宋太祖和赵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重要问题。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和赵普乘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由淮南回京的时机，解除了一人所中禁军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任韩令坤为成德节度使。这是收兵权的第一次行动。同年七月，赵普数次向太祖提出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典领禁军的权力、安排其他职务的请求。
宋太祖开始有些犹豫，认为他们都是旧日故人，交情深厚，绝不会背叛。赵普提醒太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背叛，不过据我了解，他们都没有统驭部下的本领，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倘若军中万一有人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能任人摆布了。
赵普的弦外之音，太祖很明白，是担心这几员大将的部下也会重演“黄袍加身”的故剧。太祖下定了决心，要解除石守信等的兵权。
于是有一天，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石守信等几员大将入席饮宴。喝到兴头上时，宋太祖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帮助，不会当上皇帝，你们的功劳我永世难忘。但当天子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节度使安乐自在，我从来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以后茫然不解，忙问是什么原因。太祖回答道，皇帝这个座位谁不想生啊。石守信等人急忙跪下连连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一旦你们部下贪图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就是你们不愿意，难道能摆脱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听了此话惊恐万状，连连叩头，请求太祖指出一条生路。太祖说，人生在世有如过眼烟云，是很短暂的，其实追求的也不过是富贵，多弄一些钱，尽情地享乐，使子孙永远不过穷日子而已。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外地为封建大员，在那里广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建立永久家业。再多养一些歌儿舞女，每天歌舞升平、欢度晚年。我再和你们联姻结亲，使君臣上下无猜，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将领心领神会，连连叩头拜谢感恩。第二天他们便相继称病，请求解职。宋太祖派人对他们抚慰一番，又赏赐很多财物，安置他们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有“杯酒释兵权”之说法，指的就是赵匡胤君臣所导演的这一幕。及后收兵权的行动继续在进行。
乾德元年（963）春，对几十个异姓王以及带相印的节度使通过死亡、迁徙、告老、遥领他职等方式夺了他们的权，以文官取代其职位。开宝二年（969）十月，乘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及诸藩入朝之机，宋太祖在皇家后苑摆下酒宴，又通过微妙的暗示，迫使王彦超等人自动请求辞官归家养老。
四、中央构构改革方案的泡制者
在大肆剥夺诸藩、将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和赵普又根据赵普的十二字方针在国家军事体制方面进行了调整、整顿，“稍夺其权”即改变权力结构的独立性，一切权力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巩固赵宋王朝的中央集权，消除悍将强藩对朝廷的威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禁军将领，权任极重，容易威胁皇权。在调整中取消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点检等高级禁军将领的建制，改由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指挥使统辖禁军，称为“三衙”或“三司”；“三衙”只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没有调兵权。
调兵权仅属于枢密，但是枢密院又无指挥权，军队指挥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征战之时由皇帝临时点将，将帅在战场上一切的军事举措，完全听命于皇帝的远地指挥，无权独立作战、征战结束后，兵归宿卫，将还本职。这样将帅就不得专其兵，兵也难附属于将帅，但皇帝却专有统帅全军的最高权力，作为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禁卫军，是一支重要的军队，为提高禁军素质，在赵普的策划下裁掉了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者，选拔精壮士兵加以补充。禁军头目的任命，由皇帝确定，太祖诏命殿前侍卫二司，挑选所属士兵中的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令各州选拔精壮的士兵送至京都补充禁军，禁军的素质提高了，地方军队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了，赵普对军制的精心安排、调整，的确起到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禁军“皆以一当百”，武器精良，诸镇对自己手下的兵力决非京师之敌这一点，心里很清楚，因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央集中兵权，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皇帝在远地摇控指挥，大大削弱了将帅的主动作战能力，从而影响了在战场上的作战效果。赵宋王朝在以后与西夏、辽、金的作战中，屡屡败绩，就是明显的例证。赵普十分清楚仅削夺藩镇的兵权，并不能彻底解决藩镇强霸一方的问题，藩镇往往兼管几个州，有经济基础，有财政来源，有司法大权，可随时委派亲信为镇将，控制州县官吏，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于是他奏请宋太祖革除这种弊病，乾德二年，朝廷下令规定各州的财政收入除留下作本地领费支出以外，其余的全部上交京师，不许藩镇任意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乾德三年（965）在全国各路设置了转这使，掌管各路财赋，节度使所属的官吏不得参与。地方司法由提点刑狱官监临，节镇不得干预，五代以来，节度使常常委派亲信为镇将，使他们与县令对抗，实际就是取代县令而自成体系。赵普决定恢复县令的权力，地方一切事务都统一由县管理，这样一来“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廓内而已”。
此举更重要的是，中央收回了以前节度使统领几州的权力，使各州直属于京师，并由中央委派文臣朝官充任知州。同时又在各州力。设了通判官，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起到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为避免知州大任一地形成割据势力，又规定了“三年一易”的轮换制度，赵普采取的这些果断措施，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削弱了藩镇的权势，各地节度使几乎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衔。与此相反，中央的统治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强千弱枝的形势已经形成。“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中央和藩镇的关系和唐五代相比，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出自对加强皇权的需要，赵普又对中央作了较大调整，在禁中设立中书，称为政事，由中书管政事；设立了枢密使专掌军事；另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称三司）总管全国贡赋和财政。过去是由宰相总揽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现在一分为三，相权大为削弱。而皇帝除统领中书省外，还统领枢密院、三司等机构，皇权极为加强。为加强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朝廷规定，凡是要处死刑的案件——大辟案件必须录案上报刑部审核。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赵普在为赵宋王朝的权力得到巩固、加强方面确是竭精洋虑，不遗余力，正由于此，宋太祖视赵普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对赵普无不言听计从。乾德二年（964）四月，宋太祖为协助独居相位的赵普处理政务，特地设立了“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相，并拜任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但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权力是有限的。在宋太祖时期，由于起普的贡献极大，所以职务提升很快。建隆三年（962）出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五、十四年的“股肱”
太祖视起普为股肱，事无巨细，都要与他商议。于是赵普也更加尽心竭力，参与制定了北宋初期的所有重大决策，赵普勤于相业，不管是辅佐宋太祖或者宋太宗始终是忠贞不二。他曾多次与宋太祖、宋太宗讨论理政治国之道，他认为君主应怀有爱民之心，而且要贯彻始终。
他曾对宋太宗说：“爱民之意”，“惟始终力行之，天下幸甚。”有一次，太宗问赵普，在治国之道方面还有什么好办法，赵普答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王爱民之心止于此矣。”他还提醒宋太祖应时时刻刻把百姓放在心上。
开宝六年（973）有一天，宋太祖在与群臣宴饮时，忽天降大雨，开始太祖有些败兴，及后雨越下越大，太祖已经怒形于色，左右群臣怕得罪，谁也不敢吭声，惟有赵普对太祖说，这场雨对大宴并无妨碍，可对老百姓却很难得，他们都在盼雨，这场雨他们一定很高兴，实在值得庆贺，请求乐官为之奏乐。经赵普这么一说，太祖马上高兴起来，命令乐官为喜雨而奏乐。赵普还认为，治国之道应赏罚分明、大公无私，他说：“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竭其诚，驯至太平，不为难事。”他把大公无私比作大自然的天，说：“天发生于春夏，杀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长久，王者所宜法也。”赵普辅佐太祖、太宗对官吏严加选拔和考核。
他说：“治国莫如用贤，用贤莫如历试，历试莫如责功，责功莫如较考。”他请求太祖对官员进行考绩，提出以后拜节度使及武官等职必须要求立有战功，对宰相以及以下的百官应每年进行考绩，以“退不肖而进贤才”，“劝奉公而修职业，各尽能”。
他还说：“帝王进用良善，实助太平之理，然于采择，要在得所，”赵普选拔官吏，刚毅果断，敢于据理力争。他生平举荐过许多人，发掘过许多人才、他曾上疏太宗推荐张齐贤任宰相，说：“张齐贤素蕴机，兼全德义”，有“经国之才，堪副济时之用”。他希望太宗“留居左右，历度艰难，缓急之时，堪期得力，如当重委，必立殊功”。以后张齐贤两次担任宰相，任劳任怨，工作相当出色。
赵普曾发现一个人很有才能，上奏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做官。太祖看了奏章后决定不录用。但上朝时赵普又递上了同样内容的奏章，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满朝文武都大惊失色，赵普面色不变，跪在地上将碎片拾了回来。隔些天，赵普将奏章碎片粘贴在旧纸上照旧奏荐。太祖终于领会过来，任用了这个人。
又有一次，许多官员当提升，太祖素来对其中一个抱有恶感，不打算给他升迁，赵普认为应升迁，坚持请求，太祖发怒说：“朕决心不让他升迁，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惩办作奸犯科的，封赏是酬劳有功绩的，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何况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岂能以陛下喜怒好恶来决定。”太祖大怒，站起身来就走，赵普跟随在后。太祖进入后宫，赵普在宫门外性立，久而不去，终于得到大祖的同意。赵普对禁军将领的选择特别精心谨慎。乾德元年（963），宋太祖要提升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管禁军。赵普了解符颜卿在节度使任上专横放纵，恣意不法。他认为符颜卿的名位已经很高了，不应该再授给他兵权，但太祖不听，发出了委任诏令，并不许赵普再谏。
赵普把诏令扣留在自己手里，第二天上朝还给了太祖，劝太祖要深思利害。太祖问赵普为什么对符颜卿这样疑忌，太祖认为符颜卿不会有负于自己。赵普只好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听了以后默默无言，于是中止了提升符颜卿的做法。
赵普也极为重视对法律方面的制订，建隆三年（962）朝廷决定更定刑统，命令兵部尚书窦仪主持这顶工作，《宋刑统》于第二年终于完成，经赵普的斟酌修改，连目录三十一卷，计十二篇，五百零二条。这是专属刑事法规，凡与别名无关的敕令，另编有《建隆编敕》四卷，与《宋刑统》一起颁布天下。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权往往等于法，所谓“口含天宪”说的就皇帝的权力凌驾一切。但即使如此，赵普还努力影响和劝说太祖、太宗依法办事。
太平兴国年间有一个卖药的骗子陈利用得到了宋太宗的信任，官至郑州团练使。此人专横骄纵，目无国法，坏事干尽，还拉拢一些爪牙为其张目，朝中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赵普派人查清了他的恶迹，审讯时陈利用也都供认不讳并且表示服罪，赵普奏请朝廷把陈利用处斩，但太宗却下诏将其流放商州，不久又要让他回来。赵普说陈利用罪大恶极，处置如此之轻，天下何以能服，留这样的佞臣贼子有什么用？太宗反驳说，作为万乘之主，怎么就没有保护一个人的权利？赵普答道：“此人犯了十几条死罪，陛下不杀，他必然要混淆天下的法律，法应当爱惜，此人有什么可爱惜的！”太宗不得已命令陈利用在商州自裁，但随即又后悔了，急派使臣送去免死的命令，但赵普在使臣未到时就已经把这个恶棍杀了。
赵普独居相位达九年之久，朝政独断，威权日重，骄横之气也日盛，出现了刚愎自用、独裁的现象。他常在行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随手扔在瓮内一烧了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赵普虽然善于举贤荐能，但也有嫉贤妒能之时。宋太祖曾夸奖过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珍是当世罕有的奇士，要重用他。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是把冯瓒弄到粹州去做官，又想用卑鄙的手段置冯瓒于死地，幸好宋太祖出面进行了保护，冯珍才幸免于难。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有一天亲临赵普的府第，见廊下放置十个瓶子，太祖问是什么，赵普回答说是刚才吴越王钱俶派人带来书信时送来的海产。太祖说：“海产必然是好东西。”即命打开，里面装的都是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叩头说：“臣还没有拆开书信，实在不知道。”太祖叹口气说：“受之也无妨，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做主呢。”显然矛盾已经出现了。
在这以后，就有人告发赵普私购官禁的秦、陇大木材，用来扩建府第；赵普的儿子娶了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为妻，违反了宰辅大臣子女不得通婚的禁令；赵普还包庇过受贿和拒不赴任的官吏等等。太祖大怒，决定借此机会分赵普的相权，诏令参知政事轮流与赵普知印、押班、奏事。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干脆就罢了赵普的宰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幸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令赵晋入朝，改任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留在京都供职。在留京师的开始几年，因为中书侍郎卢多逊的诋毁，宋太宗对赵普怀有猜疑之。赵普郁郁不得志，一直没能人相。
后来，军中有人谋立太祖之子赵德昭未果，而被太宗所闻。太宗对德昭大加训斥，而德昭畏惧自杀身亡。接着太宗异母弟赵廷美因朝中有人诬告而被贬洛阳。
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使贯于心计的赵普又抓住机会向太宗密陈：昭宪皇太后的遗书由他赵普代写，遗书命匡胤传位于匡义，匡义传位于廷美，廷美传位于匡胤之子德昭。他又用挑动性的语言说：传弟不传子的教训，你还不应该接受吗？贬往洛阳的廷美不思悔改，应该再加贬谪，以免后患。太宗依计而行，把廷美又贬往房州涪陵县（今居四川省）。赵普的密陈实际上是怀着个人目的而向太宗曲意谄媚，其结论是很明显的：既证明太宗继承兄位合乎祖宗遗旨，又唆使太宗将来传子不传弟，还提醒太宗注意来自赵廷美的威胁，不久赵廷美便盛年早逝，这等于为太宗清除了内患。赵普与太宗联手，成功地消灭了皇族中的政敌，二人便结成特殊的君臣关系。赵普立即被晋升为司徒兼侍中并再度入相，取得了新皇帝的宠信，才使宋太宗和赵普的关系有所改变。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赵普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又出任宰相，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起普又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大尉兼侍中。以后开封尹陈王元僖上流太宗，推荐赵普再次人相。端拱元年（988）二月赵普再任兼侍中，淳化元年（990）正月自己主动要求免去宰相职务，以太保兼中书令克西京留守、河南尹。以后封为梁国公，又改分许国公。
史书记载，赵普年轻时懂得官吏的事务，读书很少，当了宰相后，太祖常劝他多读书，增长学识。赵普深有领悟，他孜孜不倦，有志于学，甚至到了晚年也手不释卷，有人曾讥讽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他对此也默认，曾对太宗说过：“昔日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个”其实起普通过勤奋的学习，吸收了不少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方法，又加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淳化三年（992），赵普拜为大师，封魏国公，当年七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宋太宗闻此噩耗，“凄怆之怀，不能自已”，因此辍朝五日。追赠赵普为尚书今，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太宗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以纪念他，并以八分书亲笔书写。
刚正自信善断大事——寇淮传
一、宋太宗之魏征
寇淮（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大原大谷（今山西大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功勋卓著，被封为莱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佳作迭出；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汁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借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和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后来他数年间屡屡升迁，做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
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发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大宗得到魏征。”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
过了一会，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
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病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
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躁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
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大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
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人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泰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番民骚乱。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搂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伊、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
他找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支贪赏邀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
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民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泰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王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就抑低序列再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
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浪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龄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大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争辩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二、促使真宗亲征
公元1印4年七月宰相李流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他这人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辽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有了数。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定不下主意。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根本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用说，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
三、风雨宦途
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佞不肖之徒，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官中书传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进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倾陷寇准。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运班，宋真宗敬慕寇准，泣目远送他出朝。
这一情景被王铁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
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其所有来作赌注，这叫做‘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
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同王旦为相，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拔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听了此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非我执掌不可。”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工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也敢怒而不敢言。大中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调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足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
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同事。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
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完全勉为其难。
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主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人禁中，天格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支部尚书。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了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
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推重寇准。
四、运出朝廷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习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薄洒自如。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变化以后，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一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
为把李达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字而已。”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到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
李迪为人正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尽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
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
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升阶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结束。第二天寇准就打点行装南下了。乾兴元年（1022），寇准迁到雷州（今广东海康）。此时寇准已年逾花甲，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也团伙同内侍雷克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名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一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有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优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一生的志向和际遇，凄伦感人，诗题为《病中书》，诗曰：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
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九月，六十三岁的寇准与世长辞。宋仁宗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
寇准的妻子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西京洛阳，得到了批准，灵枢经荆南公安，县人都在大路上祭奠痛哭，还为寇准立庙，逢年过节拜祭。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寇随为嗣。寇准去世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仁宗皇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篆书碑额“旌忠”。
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毫州（今安徽毫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一、自幼孤贫勤学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他的曾祖父范梦龄，曾任吴琥国中吴节度判官（苏州钱粮判官），祖父范赞时，曾任吴越国秘书监。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音yue），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21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听罢方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范仲淹为什么要投南京呢？因为此地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不充，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101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1017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二、几起几落百折不挠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1028年）春，长达150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看到刘太后独揽大权，把宋仁宗当成傀儡，便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这样锋芒毕露，他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他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问道：“如果宫中半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为了劝诫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分奢侈。范仲淹经常大胆上谏，皇帝不快，又将他贬出朝廷。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即宋都，今河南开封）。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要职上，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陈腐污浊的空气。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这种行径非常痛恨，故经常向皇帝进言。故而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像这样的晋升，是循序升迁；像那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宰相的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职至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
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本臣属大宋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且把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发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十万人马。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携带武器和口粮，走几十里地就气喘吁吁，骑兵中有的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再加上将领更换频繁，军纪松弛，宋军以如此弱的战斗力如何对付咄咄逼人的西夏军队？
1039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延州一带地阔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当时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个志短才疏的胆小鬼。他一听说夏军来犯，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忙遣人去调援军。不料元昊早已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刚到就陷入重围，死伤甚众，紧接着一面包围延州，一面将延州以北的36个寨堡全部荡平，最后延州指日可破，范雍束手无策，只会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保佑，幸亏这时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延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这时的范仲俺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视察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范仲俺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住院要夏银川市）。所以，宋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屡屡穷兵黩武，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范仲俺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就连与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韩琦主张坚决进攻。他向朝廷提出：“宋军拥二十万重兵，只守界濠，这么怯弱，自古未有，长此以往，士气都要丧失光了。况且兴师以来耗资太大，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故应该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记。”两种主张报到中央后，急于求成的宋仁宗采用了韩琦的主张，命令韩琦和范仲俺同时出兵。范仲俺感到这样做太危险，连上三表反对，但都无效。他只好请求留下延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陕西主帅夏竦又派尹洙去延州说服范仲俺出兵，范仲俺仍然执意不肯。尹洙见他坚持已见，不禁叹息道：“范公这就不如韩公了，韩公曾说过：‘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处’。”范仲俺一听，立即反驳道：“大军一动，关系万人性命，竟可置胜负于度外吗？金不敢苟同。”韩琦得知劝不动范仲俺，便贸然决定泾原一路自行出讨。他调集了镇戎军的全部人马，又临时召募了1800名壮士，全交给副将福率领，出兵后，任福及诸将轻敌贪功，被一小股佯装败退的夏军引诱，脱离了原定的行军路线，深入追击，当人困马乏的大军行至六盘山南麓的好水川口时，突然鼓角声大作，伏兵四起，宋军陷入了元昊的埋伏圈内，经过一场血战，任福等诸将战死，死伤万余人，仅千余人力战逃脱。之后，元昊兵指渭州（即今某肃平凉），但不迅速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被对方切断后路，夏辣见西夏示弱，就命驻渭州的宋军主动进攻西夏军，结果元昊看准地势，将宋军围困在定川砦，断水放火，宋军全军覆没。定川砦战后，元昊大军便无所阻拦地直抵渭州，焚掠后还军。
好水川和定川砦的惨败，证明进攻方针难以收效，迫使宋仁宗放弃了进攻方针，改而采取范仲俺的守策。战略确定以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行。于是范仲俺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等相应的措施。修固边城就是在宋夏交界的前沿阵地修筑寨堡，建立军事据点。范仲俺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这里地处要冲，右可屏障延州，左可得到山西的粮食，北可以进图银、夏二州。范仲俺采纳了这个意见，派种世衡率兵前去修筑，夏兵来争，种世衡就一边作战一边抢修。城内缺乏水源，他出重金奖励凿井，终于从地下150尺处冒出了清泉，于是取名为清涧城。种世衡又大兴营田，一年收获粮食近万石，补充了军粮；又募商贾通贸易，经济上逐渐充实起来。同时，鼓励军队练武习射，把银钱当靶心，谁射中就赏谁，自此人人能射，终于使清涧城成为延州北面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在范仲俺及其后任的努力下，不仅修筑了新的军事据点，而且还先后修复了永平、承平等旧寨12处；召回附近逃亡的蕃汉人户，开辟营田数千顷，恢复了农业生产。考虑到当地百姓远路输纳赋课，过于劳苦，范仲俺还奏请将城县升建为军一级的行政单位，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等户，就近送缴课税。在春夏季节，则调延兵马来城这里，就近购食军粮，可以节省3/10的买粮开支，还不算别的减省。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力量的加强，使延州及周围附近的寨堡十分巩固。夏军私相告诫说：“别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了（指范仲俺）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指范雍）好欺负。”
范仲俺的主张又推行到陕西沿边各路，没过几年，宋在延州与庆州间修筑了大顺城，在环州和镇戎军间修筑了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打通了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应援，宋军的防守能力大大地加强了。
精练士卒，就是采取各种办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俺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范仲俺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俺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俺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俺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招抚属就是大力争取宋夏交界的少数民族——羌族。在沿边横山一带散居着不少族部落，由于力量单薄，他们在宋、夏间持观望态度，有的曾投靠西夏，为元昊作过向导。范仲俺一方面筑堡立寨，切断他们与西夏的联系，并用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竭力招抚他们，羌族酋长来见，范仲俺屏退卫兵，亲自接入内室，推心置腹相谈。羌族人亲热地唤他“龙图老子”（当时范仲俺的职衔是龙图阁直学士）。对受战争损害的羌族人民则拨给空地，发放粮食、农具等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一政策更受到羌族人民的拥护。这样，羌族部落纷纷归附宋朝，担任宋军的向导，并出兵助战，有力地支持了宋军。
通过实施以上的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而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无力战争。这样，双方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四、主持庆历新政推行政治改革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越来越低，军队数量不断增加，但内忧外患不时爆发，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万言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作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密选举制度，培育将帅以加强边防等。后来他又经常上书，分析民间利病和朝政得失。现在他更觉得责无旁贷，但他又深知积重难返，他对人说：“皇上对待我，真够信任的了。不过，事情总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安定局面中积累的弊病，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国家的危机如此严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时间是耽搁不起的，于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辣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订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
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滕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邠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羌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不畏天变不恤人言——王安石传
一、任职地方多办实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父亲王益，做过几任州县官吏，奔波于南北各地，官终都官员外郎。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随父亲到江宁。二年后王安石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了，从此王安石就在江宁定居下来，江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由于父亲的去世，家境逐渐拮据起来，他和母亲过着很贫寒的生活。
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喜好读书，读书一经他过目便终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笔如飞，初看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过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精彩绝妙。他精读了大量儒家经典，也阅了诸子百家，还涉猎《素间》、《本草》等医学书，并且看过一些小说，真是博览群书。为尤可贵的是，王安石求学并不光停留在书本上，还向富有经验的“农夫、女工”学习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不是死读书，是在求知中勤于思考，孜孜不倦地“惟理以求”，这种探求精神使他常能用批判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因而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思维模式。庆历二年（1042）春，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从此步入仕途，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职，给扬州地方长官韩对当幕僚。
任职三年后，按宋制可以准许呈献文章请求投考馆阁的职位，这是一般士大夫求得更高官职的途径，但王安石不走这条路，他愿继续在地方任职，于是在庆历七年（1047）出任都县知县。血气方刚的王安石，一心一意要为当地老百姓做些好事。他看到鄞县地区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连年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倘若遇到不雨之年，便出现严重旱情，这真是最大的浪费与最大的灾患。所以，王安石在到鄞县的第一年，便决定利用冬闲季节，动员百姓大兴水利，浚治川渠。他亲自奔波在工地上督促检查。由于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愿意效力。在二三年里建造堤堰，修整陂塘，为当地水利建设作出不少成绩。在郑县王安石还看到另一种使他揪心的情况：在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用粮十分困难，常常忍受高利贷者的高利盘剥。王安石决定以轻微利息把粮贷给贫苦农民，约定秋收后归还新粮，保障他们生活，同时也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兴办学校、整顿户籍管理，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鄞县的所作所为，为他以后的变法运动积累了初步经验。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皇祐三年（1051）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
此时王安石不但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而且以学问和文章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朝廷任职，但他仍要求去当地方官。嘉祐二年（1057）被派到常州任知州。嘉祐三年（1058）春，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弄狱，到任后，王安石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着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质劣且贵因而他上疏仁宗，请求罢榷茶法，改为商人运销、官府抽税的办法，这样可使民间得到好茶和贱茶，此法经实施，收效非常好。
这些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以及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使王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嘉祐三年十月，仁宗召王安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无法再推辞，只得赴京就职。
二、慷慨奋行锐意革新
经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约在嘉祐四年（1059）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表达了自己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
《言事书》对北宋王朝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及形成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诅诅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法度在王安石的文章中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王安石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而“法先王之意”，并非是提倡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倾劾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
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特别强调的，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徙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认为宋王朝史制败坏，做官的人中没有多少有作为的人才，而缺少才能、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如牛毛，他提出培养和造就人才。
须从“教之、养之、任之”几个方面下手，而且要“有其道”。在《言事书》中，吏治与人才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
理财的问题在王安石的《言事书》中也提到，虽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场是很鲜明的：“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忠在治财无其道耳。”
然而，王安石这篇重要的万言上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改革的想法并没能得到实施，但《言事书》无疑是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纲领时集中体现，是他的理论基础，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语，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此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庸碌无为，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回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宋神宗与仁宗和英宗不同，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即位后，有一股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他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也成为太平盛世，他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成功立业周此，登基以后他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意见。
王安石回开封后，神宗即召人对，开头就问，治理国首先先要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怎样？”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大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宋神宗最后说，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
又有一日朝席完毕，神宗留下王安石再一次议论。神宗认为，唐太宗须得魏征，刘备须得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谈能为尧、舜，则必有皋、荧、稷；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他认为，天下有学识的人才不算不多，而帝王常忧患无人辅佐自己治理天下，是由于“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困而虽有贤明的人，也呼“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神宗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五四凶，”王安石对答说：“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届，则皋、菱、稷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不久，神宗又问王安石，自宋朝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王安石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退朝后，写了秦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神宗。
在《札子》中，王安石认为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剖析了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在用人、理财、治军各个方面的弊端，“农民坏于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劳，而未尝中敕训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宫，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表达了锐意进行改革的决心与愿望。
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使要求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呼声也越来越高，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负责名例司日常事务。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副相晋升为宰相，这是变法运动趋向高潮的标志。
三、大刀阔斧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称为新法，新法内容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王安石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把新法颁行于天下。
在具体内容上，各法是这样：
均输法。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借予钱币、米粮作为本钱，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从价格昂贵的地方移到价格便宜的地方去购买，用路途近的地方而取代远的地方，预先了解京城仓库理所应当置买的东西，价钱便宜的就先购买好，然后贮存起来。此法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实行于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荆湖南、北路，王安石选派薛向担任发运使，全权负责举力均输，总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等各项收入。均输法的实施，有效地调整了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减少了纳税户的一些不合理负担，政府的财政因而有所增加。
青苗法。把籴买常平仓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给每家每户，命令他们出二分利息，春天散出，秋天收回。青苗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开始实行，对调节粮价、救济饥民有一定作用，青苗法推行后，南方之民认为“皆便之，无不善者”，一般农民也愿意到州县去借青苗钱。青苗法虽然收百分之十利息，二次借贷收百之四十利息，但还是比私人百分之百的高利低得多，因而对高利贷起了一定限制作用。不过由于青苗钱贷款不敷分配，高利贷在农村还是很活跃，青苗法的实施给国家带来一定财政收入，然而，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吏在散敛青苗钱时敲诈勒索，有时折价计钱，使一些农民蒙受到损失。
农田水利法。发布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发展农田水利，开辟相当多荒田，整治大量陂塘，疏通许多河道、沟渠，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其成就有目共睹。史称“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者”。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根据老百姓家中财产的数量，分别叫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下到单丁、户，这些本来本就不必服役的家庭，也一概叫他们出钱，这叫助役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最多。同时也使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此法熙宁五年（1072）开始实施。这是继均输法之后，对大商人的进一步限制，并首先在开封设立市易务，作为执行市易法的专门机构，还从内藏库拨出一百发给作为市易本钱。以后在杭州、成都、广州等许多城市也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的推行，使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避免了豪富巨贾的压榨，使一部分商业利益从大商人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四至各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面积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位分地统计，查验田地的肥沃与贫瘠，确定它们的土色和质地，分为五等，根据土地等级，均定地税数额。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八月颁布施行。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推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且只限于五路的平原地区。方田均税法的推行，给隐田漏税的家强地主以沉重打击，对地少地薄而税重的贫苦农民，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
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也是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下面诸方面；
保甲法，把乡村各农产登记入册，二名男丁中取一名，十家为一保，保了都发给弓努，教他们作战的阵法。此法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诸路，最后推广到全国。实行保甲法，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就是使保甲丁成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这是军队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因而王安石要求对保甲兵加强了训练，并取得较好效果。“教艺既成，更胜正兵。”到熙宁九年（1076）止，全国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保甲兵已达五十六万多人，加强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饲养，或者官府给予马价，让他们自行选购良马，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有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给予补偿。此法熙宁五年（1072）五月先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六年八月颁布实行。保马法的推行，由于饲养较好，减少了马的死亡，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三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主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三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的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
四、西望国门无力回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的攻击。新法刚一出台，就马上遭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海评论王安石有十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韩琦把劝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翰林学士司马光在起草批答诏书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的强烈指责新法的词句，他并且引用朋友间应互相劝勉从善的道理，三次写信反复劝导王安石……
他们的反对使神宗开始动摇，并且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也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为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并上章奏请罢职。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奏辩，后来神宗头脑才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遣使督王安石视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进一步推行新法。
然而斗争远未停止，反对派又在免役法、市役法等问题上变着法儿掀起反变法的浪潮一熙宁四年（1072），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刘绘多次上疏神宗反对免役法，声称免役法“有十害”；熙宁五年（1072），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成的后果面对着进攻，王安石一一予以还击，他上奏神宗反驳说：“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并认为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熙宁六年（1073）七月，反对派对市易务实行的“免行钱”又发动攻击。“免行钱”是将商行为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这是参照免役法而实行的新法规，这个法规使那些肆意勒索的官吏和从中渔利的禁中皇族、后族以至宦官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他们和反对变法派的官僚结合在一起，发起猛烈进攻一此时神宗也疑虑起来，问王安石：“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不便，何也？两宫乃至江下，忧京师乱起，”王安石毫不犹疑地揭露了后族所以反对免行钱的原因。因此更招来后宫的强烈反对，她们纷纷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见风使舵也随声附和，宫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变法的逆流。熙宁六年至八年，又连续发生两年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脸上布满了愁云，在朝上叹息不已，这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变法的口实。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这时王安石已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因而要求辞去宰相，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二人也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虽然有才干，在变法中也出过不少力，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后，他虽为参知政事，但也一心要往上爬，于是作了些伤害王安石的事，同时他与韩维也不合作，在此情况下韩维请求神宗陕复工安石相位。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为惊讶不已。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以后，虽然还想进一步推行新法，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扩大了，吕惠卿对于王安石再度为相深感不安与不满，他在王安石生病时对神宗说，王安石数次称病不管事，把积压下来的公事都委托我，我怕将来会导致失败而吃罪不起，变法派内部的严重分裂，无疑给王安石以沉重的打击，而这时新老反对派的攻击火力仍有增无减，甚至天空出现彗星，也成为攻击变法的借口。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支持王安石了；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这一切都使王安石更加心灰意冷一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病中多次请求辞职。同年六月，他的儿子又因病死去，使他悲伤不已，力请解除宰相职，十月，种宗批准他的请求、王安石罢相后，出知江宁府，但他并不到任视事，次年六月就辞官退居江宁了。
王安石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共推行七年新法。在王安石罢相后，神宗还是基本维持新法的，然而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官制改革和强化军兵保甲方面。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幼子赵熙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当时是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执掌朝政，高太后拜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尽废新法，这就是历史所称的“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哲宗虽然也颇有政变精神，也恢复了神宗颁布的一些新法，罢免了一些元祐党人，但新法至此已经是寿终正寝，以失败而告终了。
五、生活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王安石听，王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王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王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王安石22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虽然过着田野幽居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还是深切地关怀着朝廷的局势发展的，所谓“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阔五云深”，就是反映了他晚年不平静的心情，然而他毕竟是罢了官的人了，对朝廷的事已无能为力，退居的王安石，有时会会朋友，谈诗论文；有时骑驴出游，与人说佛谈禅。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创作虽不多，但遒动豪气之中又富清新婉媚。著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老年仍然热衷于读书、著述，编写了一本《字说》，对文字训诂有独特的见解。神宗逝世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但此时他已经是老迈体衰了。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他在退居江宁时封为邢国公，死后，谥文。
旧党领袖史学巨擘——司马光传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学人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孚之裔司马阳，是北魏的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于此地家居，因以为籍贯。此后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司马光的高祖司马休，曾祖司马政、伯祖司马炳皆因五代战乱没有做官。到了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又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但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此人“以气节著乡里”，他在陕州富平县为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富平县志》卷7）。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堂兄司马里，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
一、诗礼传家功名早成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汤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朱高《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大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这样，他到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同上）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他在学习上不只是死记硬背，更能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坚持了“朝诵之，夕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从勤读善思中产生了学习的癖好，这在他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卷2）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在他7岁时，一天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放着一日盛满了水的大缸，伙伴们正玩得高兴时，一个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孩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纷纷跑掉。这时，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他搬起一块石头，击破大缸，水流出来后，那小孩便得救了。这件事很快被传布出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在京都（开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1）。节俭作风在司马光身上确是事实，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是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晾干后再写书稿。这种节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他还给儿子写了《训俭示康》，对儿子进行廉洁俭朴的教育。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和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作为一个读书之人，司马光对书籍十分珍爱，翻阅时小心谨慎，生怕弄脏弄坏，天气好的时候，还取出去凉晒，因此，被他翻读了几十年，仍保存得完好如新。他训告儿子说：“商贾收藏的是金钱货币，我们儒生只不过有些书籍而已。”这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也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当然，司马光的检朴之风，比之千百万劳动人民，不可同日而语。只是比他同一阶级的许多人简朴得多一些，可这仍然是值得学习和称赞的。
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中级以上（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享有补官的特权，司马光的父亲官居四品，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15岁的司马光就得到了恩补郊社郎的官位，不久，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这个职位是很低的小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做，他一面以学习为主，一面干一些公事，受到了初步锻炼。但是，受恩补入仕的人，往往不受重视，胸怀大志，饱读经书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刚满20岁的司马光便一举高中进土甲科，显示了他自幼刻苦学习而造就成才的丰硕成果。这样年轻就中了进士，在当时是少见的。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中进士后，朝廷授他以奉礼郎，华州判官之职，他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又随他父亲到苏州做官，不久母亲、父亲相继病逝，他按制度服丧数年，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结束了五年的丁忧闲居生活，继续做官，庆历四年担任了武成军（今河南滑县）判官之职，次年改任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治所在今河南东）县事，在那里一年多就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此期间，他还利用政务之暇读了许多典籍，写出了历史论文数十篇。自此以后，他更加热爱史学，集中精力研究历史，用他敏捷的才思评议历史人物和事件，意图从中探索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得失之道。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作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经史研究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真负责。司马光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伟大史学家，他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二、许身以国经世致用
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然而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从20岁入仕做官直到68岁病死，其间除有15年时间从事《资治通鉴》编修工作，其余30余年担任官职。在这3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的形象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并以此显扬于当世。特别是在他五年的谏官（公元1061—1065年）任上，认真履行了一个言官的职责，关心政事，对朝廷竭尽忠诚，五年之中，前后共上奏章177余招，其中对有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表现他为北宋政权的巩固而出谋画策不惜呕心沥血。
在这一时期，他的进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是，首先是他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之道的要求进陈了“三言”、“五规”。他的“三言”是指关系国家盛衰的君道、官吏、军队三大关键问题如何改进。他把三个问题分别称之“陈三德”，“言御臣”，“言练兵”。关于君道问题他提出了仁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大意是作为一个好的君主，必须搞好自己的修养，提出人君的标准之一是“仁”，主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标准之二是“明”，主要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第三是“武”，是要做到“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他认为，上述三条是人君治好国家的根本条件，因为在他看来，国家之盛衰系于人君一身。他把国家命运完全寄托于皇帝。所谓“御臣”，主要讲的是对官吏的选拔和赏罚，他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在“言练兵”一条中，他提出了整顿军队的意见，主张精简军队，提高战斗素质。关于“正规”之谏，是在“陈三德”的基础上进行规劝人君治理好国家，提出的一些补充意见。所谓“五规”，第一规谓之“保业”，劝诫皇帝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地求治，说明国家政权“得之至艰，守之至难”的道理。第二规谓之“惜时”，就是要求皇帝不失时机“立纲布纪，定万世之业”，他把皇帝基业比做一座巨室，要求守巨室将以传其子孙的皇帝“实其基堂，壮其柱石，强其栋梁，高其垣塘，严其关键。”巨室筑成之后，要求做到使其“亘千万年无颓坏。”他说：“夫君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这段话表明了司马光治国思想的基本观点，完全是一派封建贤臣的金玉良言。第三规谓之“远谋”，劝皇帝要有深谋远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第四规谓之“重微”，劝皇帝时时警惕，做到防微杜渐，“销恶于未萌，洱祸于未形。”第五规谓之“务实”，强调“为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凡一切政教设施，必须讲求实际，做到“拨去浮文，悉敦本实。”以上五规均以“保业”为目的，其余四规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途径。“三言”，“五规”的提出，构成了司马光治国之道的方案，也是他的政论思想之纲目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这些建议虽不曾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用，但却在统治者集团内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继续恳请建储。这是司马光为谏官之后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作谏官之前，他曾接连三次上疏，力陈早日建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任谏官后的第一次面见仁宗皇帝，就当面提醒他说：“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2）仁宗帝也当面赞扬了他的上疏是“忠臣之言”。后来仁宗得病，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终于下了决心，把他的奏章发送中书省会议定实行。事隔不久，仁宗将其堂兄濮安懿王赵永让的第13子赵曙立为皇太子。两年以后，仁宗就死了，遗诏命赵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这个关系到统治核心是否稳固的大问题，在司马光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三件大事是调解英宗和皇太后的皇室内部矛盾。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病故，赵曙于四月一日正式即皇位，几天之后生了重病，不能亲政，由皇太后曹氏垂帘，代管军国大事。当时北宋统治表面平静，实际上是内外矛盾尖锐，处在危机四伏之中。司马光等人为此忧心忡忡，深怕不是亲生母子的曹太后同英宗皇帝不和，造成统治核心的分裂。情况确实如此，英宗多病，同母太后的关系时好时坏，在病重时对母后“时有不逊语”，加上有人从中离间，弄得太后大不高兴，一些曾反对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就“乘机阴进废立之说”（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两宫的矛盾日益加深，司马光绞尽脑汁，一再上疏调和两宫的关系，重点是明陈两宫不和的危害性，苦口婆心地劝导英宗孝谨太后，在他的调停下终于收到很好的效果，从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内部团结，避免了一场危机的发生。后来，太后终于还政于英宗，而母子和好的情况继续加强。
第四件大事是在任谏官期间，本着“安国家，利百姓”的原则为民请命。司马光有较长时期在地方做官，对老百姓的困苦有所了解，他有一首名为《道傍田家》（《皇朝文鉴》卷21）的诗，道出了农民的艰苦情况：
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
翁携镰索枢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
静夜偷春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
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
这首诗的内容表明司马光对下层农民的疾苦是很关心的，他对城市贫民也很同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
因思闻井民，糊仰执薄技。
束手已连旬，妻儿日憔悴。
囊钱与盎米，薪木同时匾。
败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视。
（《传家集》卷3，《八月十七夜省·纪事呈同舍》）
鉴于这种情况，司马光想到自己负有解救斯民之责，深深感到有愧于心，认为必须设法富民，使之能得到温饱，于是又写道：“一夫有不获，伊尹深为羞。何当富斯民，比屋困仓稠。”（《传家集》卷32，《言蓄积札子》）很想在这方面实现他的愿望。他在谏官任上，除了关注于巩固国家基业的大事之外，也本着“国以民为本”的原则，进谏了一些要求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孔子“节用而爱民”的思想，请求统治者带头崇尚节俭紧缩财政开支，禁止乱摊乱派和惩治横征暴敛之官，同时还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滥征百姓当兵。遗憾的是他的这一番苦心献策，却未得到采纳。以上谏议，虽然是本着忠君、利国、养民的儒家政治原则，为统治阶段的根本利益着想，但比起当时多数昏庸腐败贪戾的统治者成员来，算得上是一位为民请命的正直、清明的好官。
2、用人先德
北宋时期在用人方面存在着相当多的弊端，这也是宋代历来积贫积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司马光针对弊端提出过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首先，他认为用人当以“德”为先。熙宁元年（1068），司马光向神宗荐举谏官时就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三个具体的条件：一是“不爱富贵”，二是“顾惜名节”，三是“晓知治体”，前两条是德，后一条是才。他也反对近世以来，专尚文辞，以文辞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认为，文辞，只能是艺能的人一个方面，不足以穷尽天下士之百能。司马光还主张选才用人应破除论资排辈、重门第的陈腐观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马光上疏神宗，指出如果按照国家原先选御史官的资历范围规定，不但选中者不多，而且弊端不少。对于以门第高低来选择官员，司马光更是深恶痛绝，他提出只要有贤才就应推举，对于魏晋以来历代相因的“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的严重弊端，认为一个人的德才，不在于世禄与贫贱，不能以门第划分，他主张建立和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度，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司马光重视推荐人才，荐举过苏武、刘恕等。当然，司马光也错举过人，他曾为此上书自责晚年做宰相时，也信任过蔡京这样的人。
3、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椅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性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
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4、保守固执
治平四年（1095）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这位年仅20岁、风华正茂的皇帝很想有所作为。他欣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熙宁二年（1096）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在种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进、大胆的改革方案，成为变法的领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阵变法的浪潮，史称为“王安石变法”。
面对着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腐败局面，面对着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从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都尽力想去“补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法，两人就势同水火，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分歧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河右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祐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大的分歧是在理财方面。
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比开国之初增加了几倍，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庞大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人不出敷的严重局面。神宗即位后首先遇到就是财政上的巨大亏缺。他向司马光、王安石等征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司马光主张从节约人手，他认为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例如减少对于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等。司马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两人在神宗面前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河朔旱灾，国用不足，神宗下诏让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进见，商量应对办法，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才近臣开始。”王安石反对说：“唐代常哀请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办事时饮食供应，时人认为常衮如果自觉不称职，应该辞去宰相的职位，不宜辞免禄食一况且府库空虚、国用不足，不是当世急务，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没有得到一位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先说：“善于理财的，也不过赋税苛重而已。”王安石说：“并不如此，善于理财者，不加赋税而可以使国用充裕。”
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个道理？天地生产的财货百物，不在于民间，就在于官府，如夺民所有，充实官府，造成的祸患比增加赋役还要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刘彻的话，太史公司马迁将它写在《史记》上，是要证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枪剑舌，至不相让。对于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对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实行下去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司马光对解决宋的财政危机，主张持重缓进，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做法明显不同，他们二人曾有过形象的比喻，司马光说：“治天下有如处理房屋，破了则要修理，除了坏得很厉害是不重建的。而且重建非得要好的工匠和材料，如今两样都没有，我怕连风雨都不能挡蔽。”而王安石则认为：“治天下有如医生用药，要知道虚实热寒，当用治虚寒的方子时，纯用乌头附子也不嫌过热。”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病症，他们都开出了自己的医症药方，他们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为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正如司马光对王安石说的：“我和你趋向虽然不同，但大的目标是一样的”。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了解、考验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的方面的同时，也反对了王安石的积极方面，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政敌的原因。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却拒不接受一点，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也不对，两位本来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固执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损失。
以后变法派与反对派已经势同水火，许多反对新法的辅仍大臣都被王安石赶出朝廷或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外任。司马光也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又一次离开朝廷，于熙宁三年（1070）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三、退而立言编写“通鉴”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儿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四、司马相公名成天下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戌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五、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且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入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卖国求荣千古罪人——秦桧传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市）人。少年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做过县令。秦桧少年曾经拜汪伯彦为师，以后入太学就读，因他善于干一些跑腿的小事，同学每次出外游玩时都事先让秦桧筹划操办，因此得了“秦长脚”的绰号。政和五年（1115）二十五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密州（山东诸城县）教授，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励的孙女，王氏的亲姑夫就是曾任枢密使、又是徽宗郑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只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却和许多达官显宦有密切的往来。秦桧自小“天资狡险”，又从江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至于在朝廷中很吃得开。
一、被纵南归得宠高宗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尚能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讨论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剖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不可。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后，女真贵族要宋朝遗臣推立张邦昌为傀儡，秦桧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张邦昌过去附会有权势者，干的是有损国家利益的事。而大宋江山倾危，人民苦不堪命，这尽管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但张邦昌是推卸不掉他的责任的。对此，人民群众痛恨他象痛恨仇敌似的，如果给他地盘，又让他主宰人民，那么，各地的英雄豪杰定会联合起采鞭责讨伐，张邦昌最后也成不了大金的重臣。一定非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从秦桧提出对金的意见，割地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反立张邦昌为帝来看，还没有发现他这时有投降活动的迹象。他的官位已提到了御史中丞，威权颇重了。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借口，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得知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将和议书修改加工润色。秦桧还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秦桧同行，为什么要秦桧同行呢？从挞懒的策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致南宋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可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未彻底暴露，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合适的人选了。因此，秦桧南行前与妻子王氏密商计议，作了一番戏剧性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个究竟，王氏全告诉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从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后来把他们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
秦桧南归后，自称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同秦桧一起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独回？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二干八百里，要爬山涉水，难道路上没有碰上盘查询问，能杀死监守人员，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甫下，金人有意放纵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偕行而南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金史》中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秦桧一见高宗就首先提出：“如果想求得天下安然无事，宋金二朝就要划归各自的领地，南自南，北自北，互不干扰。”同时首奏自己草拟的、送交挞懒的求和书。宋高宗说：“秦桧朴实、忠诚超过了一般的人，我得到他后，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觉。”高宗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不久推参知政事。
二、窃居相位机诈弄权
以后秦桧的目标就是图谋相位，保证其议和投降阴谋的落实。当时的宰相范宗尹，秦桧表面上虽尊重他，暗地里却想方设法排挤他下台。范宗尹原来的宰相位缺空了一段时间，秦桧憋不住了，到处放出风声说：“我有二条计策，可以轰动天下。”别人问他为何不讲，他露骨地回答说现在没有合适的宰相，因此无法实行。后来他干脆对高宗说：“如果用我当宰相，我有耸动天下事。”秦桧所谓的两条妙计，其实就是南北的士大夫互相联系和将原来山东、河北的人送回北方，实际就是“南自南，北自北”投降方针的具体实施。宋高宗为早日达成和议，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也就是将国家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他。
秦桧上台以后，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设法把左宰相吕颐浩排到镇江去建立起都督府，专学军事，一面设置了“修政局”，自任提举，收罗党羽，安插其中，逐步培植自己的力量。秦桧刚担任宰相的时候，凭借过去所谓“存忠赵氏”的经历，欺世盗名，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人们以为他一定能够完成拯扶宋室的重任。然而，一年下来，秦桧除了一些行政事务以外，主要是不遗余力地独断专行，任人惟亲，排斥异己。他的所作所为激起朝官士人的强烈抨击，所谓二策也招致了广大军民的纷纷反对，连宋高宗也因和议并未迅速达成而对奏桧表示不满。于是，在吕颐浩的反击和御使黄龟年的弹劾之下，宋高宗迫于舆论，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把他贬为观文殿学士，负责江州的太平观里的事务。
秦桧被罢相位之后，人虽赋闲，但贼心不死，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绍兴二年之后，金兵在陕西中原战场上打了败仗，局势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金朝被迫又重弹和议老调，这也正中一向期望和议的宋高宗的下怀，在他目中，秦桧始终是他“诚实可倚”的得力助手，于是秦桧又被重新重用，绍兴七年（1137）正月，拜秦桧为枢密使，又有了相当宰相的权力。
秦桧的再次出山，得益于右相张浚的牵引，但身为宰相又是抗金派的张浚自然又成了对秦桧的绊脚石，秦桧再次暗中捣鬼，使张浚因委任将帅措置失当引咎辞职。张浚原先对秦桧评价很高，认为他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忠诚可靠，有办事能力，可与共天下事。但经过几个月的共事使他看清了秦桧奸诈阴险的嘴脸。这时候高宗有意立秦桧为宰相，却又怕群臣反对，便试探地问张浚的意见，张浚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与他在一起共事，始知秦桧的阴暗。”高宗只好改任赵鼎力相。张浚的态度更激起了秦桧的忌恨，当张浚被流放岭南时，赵鼎等人奋力营救，秦桧非但默不作声，反而以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原本亲密的张赵关系，他对赵鼎说：“皇帝召见你为相，但张浚却从中进行阻挠。”一句话既使赵鼎不满于张浚，又改变了他素来讨厌秦桧为人的看法，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此后，秦桧表面上极力奉承赵鼎，一切都按赵的意思办理，骗取了赵的进一步信任，在起点支持下，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被宋高宗任命为右相。几个月后奏桧就设法将赵鼎排挤出朝，这样朝政大权也就完全落人了秦桧手中，晚年赵鼎和张浚在福建相遇，谈及此事时，二人才知道当时他俩被秦桧出卖了。
三、残害忠良惨杀岳飞
秦桧从再次任相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去时为止，一直窃居相位达十八年之久，能够如此久居相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坚决贯彻宋高宗一贯奉行的和议投降国策，倡行和议，卖国投降，并因此得到金朝主子的支持。
复相不久，秦桧看到宋金形势在不断地向有利于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此其机也。于是在宋金谈判前夕，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试探和考察，增强其求和信心，坚定其投降立场。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过了三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很坚定了，但秦桧还以为没有达到火候，他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又过三天，秦桧就象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向金求和书，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绍兴八年（1138）十月，张通古、萧哲等使臣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他们不仅要求沿途南宋的州县守臣对金朝的诏书以臣子的礼节来迎接他们，到了临安那天，而且要求宋高宗也要像金朝臣子一样“再拜亲爱之”。这遭到了南宋广大爱国臣民的强烈反对。秦桧生怕得罪金人，要求宋高宗同意行跪拜礼。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民众群情激愤，军士甚至要兵变，夜间街头上贴出指责秦桧为金间谍的传单。迫于南宋军民的压力，金使也不得已接受了高宗、秦桧的变通办法，由秦桧代理家宰接受金朝的国书。奏桧便在三省、枢密院官员的陪同下，来到金人下榻的馆驿，跪拜在金使脚下叩头，接受了金朝诏书。这次宋金议和达成的条款规定：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金则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根据这个和约，南宋实际变成了金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金的儿皇帝。南宋军民遭此奇耻大辱，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但高宗和秦桧却大庆其功，命令百官进表称贺，大赦天下。
在南宋朝廷庆祝和约的欢呼声还未停歇的时候，金朝内部主战派首领兀术等人重掌实权，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他们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金兵的进攻很快遭到了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刘财、韩世忠等的猛烈还击，宋军在正面战场上连连得胜，而此时在北方敌后的义军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金斗争；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南侵金兵的内外大包围，兀术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撤兵北归了，抗金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抗金仅是高宗的权宜之计，当金南犯、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时，他就不得已而支持抗金；而当军民将士的浴血奋战维护了他的统治之后，他又担心这种抗金力量的壮大会使将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对他形成另一种威胁，因而他时刻提心吊胆，加以限制。高宗的做法成了秦桧破坏抗金、迫害忠良的保护伞；随着抗金斗争的发展，秦桧的捣鬼也就更为残酷、不择手段了。
抗金战场上战斗力最强、最勇猛、战功最为卓著的是岳飞率领的“岳家军”，秦桧捣鬼的主要目标自然也就对准了岳飞。为削弱岳家军的力量，秦桧施出极为阴险毒辣的手法，首先唆使高宗下诏，命本来与岳飞协同作战的刘对、张浚部调回淮南，使岳飞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这是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消灭岳家军的阴险一着。岳飞的雄才大略未使这一阴谋得逞，即便是孤军奋战，岳家依然取得了即城、颖昌大捷。秦桧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让高宗连降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南撤，使岳飞抗金的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秦桧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投降议和的障碍，必须除掉手握兵权的岳飞等抗金将领，绍兴十年（1140）四月，秦桧秘密奏请高宗把韩世忠、张浚、岳飞三人召到临安，名义上是认功行赏，分别授予三人枢密依、副使的职位，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军权。这三个人当中，抗金最奋力而且反对投降最坚决的是岳飞，岳飞自小献身抗金，驰骋半生，戎马倥偬，为抗金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自然成了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将阻碍和议，对自己不利，必须杀之以后快。他首先指使党羽对岳飞进行造谣中伤，说他屡次违抗诏旨、沮丧士气、妄自尊大，迫使岳飞上章辞职。紧接着又唆使张浚诬陷岳飞的旧将张宪谋反，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收买了张宪的部将王俊，伪造张宪谋反的证据，最后将所谓“十恶不赦”的罪名硬加在岳飞头上，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逮捕，下到大理专狱中，刑讯逼供，百般折磨。最后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狱中，岳云和张宪也被杀于都市。岳飞被害的噩耗一传出，天下人无不认为这是奇冤，为之痛哭流涕。
四、诛杀无辜肆虐放纵
秦桧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进一步控制南宋朝政，迫害异己，消灭政敌，就是他任相以后的主要目的。凡是不逢迎他，或对其职位构成威胁的人，都成为他打击陷害的对象。张浚被秦桧排挤出朝廷以后，依然持念国事，上疏揭露秦桧的阴谋伎俩，秦桧因此更为耿耿于怀，遂即免去张浚节度使的闲职，把他贬到连州（广东连县），又贬到永州（湖南零陵），此后一再加以迫害。赵鼎被贬之后，秦桧始终不放过他，找不到新罪状，就翻捡出赵鼎当年曾反对和议的旧账，让高宗降了让赵鼎永世不得翻身的旨意，不久又将赵鼎流放吉阳。秦桧还嫌不够，下令当地官吏每月报告一次赵鼎的一举一动，赵鼎被逼不过，绝食而死，当时在朝廷，人们那怕只言片语得罪了秦桧，秦桧就绝不轻饶，加以迫害。右武大夫白鳄被刺配充军、胡舜陡被下狱致死、张九成的被贬等都是因不小心，话语之中得罪了秦桧。
秦桧诬陷的手法极其阴柔险恶，他有时通过自己操纵的台谏弹劾政敌，而证据不过“曰谤讪，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无有君心”，罪名是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有时他还亲自书写奏疏交给爪牙出面代奏，人们一看便知这是秦桧的笔法。秦桧居心叵测，凡是和朝臣在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时，他往往并不极为辩解，而是最后以只言片语把对方一棍子打死。有一次，秦桧和李光有争持，李光说了许多针对秦桧的意见，秦桧沉默不语，等李光说完后，他才慢悠悠地摔出了一句“李光没有人臣之礼”，言外之意是不尊重皇帝。就这一句话使高宗对李光大为不满。秦桧还大搞恐怖政治，他的走卒布满京城，官吏百姓稍微说几句不满的话就有可能立即贸铛入狱。
在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同时，秦桧还竭力培植党羽，搜罗亲信，凡是依附自己的人立即予以任用，即使是品德下流的不肖之徒，一言契合，立刻授与高官巨职。朝散郎玉扬英会迎合秦桧的旨意上书举荐秦桧的儿子秦嬉为相，秦桧就“报以桃李”，推荐王扬英知泰州。其他像孙近。詹大方等人都因卖身投靠而相继跻身政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秦桧处世的哲学。即便对于其亲信爪牙，也是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用得着时甜言蜜语，收买拢络，用不着或稍有猜忌时，狠下毒手，六亲不认。郑刚中曾因对秦桧歌功颂德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四月宣抚副使，只因处理一件事情未请示秦桧就直奏高宗，惹恼了秦桧，把郑刚中一贬再贬，最后凌虐而死。一些亲信党羽为秦桧出谋划策，跑腿出力，被授与高官之后，在秦桧的威慑下，都不敢说话，成为秦桧的陪衬。即使这样，秦桧仍然不会让他们久在其位。在秦桧独相期间，先后用过二十八个执政副职，还企图让其子子孙孙永保富贵。绍兴十二年（1142），他指令科举考官将其儿子秦嬉录取为状元，及后奏娘步步高升，不出三年就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秦桧还想让孙子秦观也当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将其亲信魏师逊、汤思退任为主考官，这些人一看到秦坝的试卷就得意地说：“这一下我们可以富贵了！”于是共同作弊，将秦项定为第一名，只是到殿试时由于高宗看到秦坝策问试卷上的话语都是秦桧和秦嬉的语言，才将他降为第三名。秦桧姻党的二个儿子周青沈兴杰也都在这次考试中得进士头衔。秦桧另外的几个孙子，大的不过九岁，小的尚在馆褓之中，也被赐为“三品服”。秦桧父子亲党就这样布满了朝廷，成为显要人物。
秦桧替金朝作内奸，实现了金人“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金人因此也十分感激他。绍兴十一年签订和约时，金朝坚持要在盟书中写上“毋得擅易大臣”的条款，肆无忌惮地要求南宋王朝永远保住秦桧的地位。秦桧于是“外有女真以为援引，内有群奸以为佐命”，像只蜘蛛一样在朝野上下到处结满了他的专政之网。他暗中结纳了宫廷内侍以及医师王继先等，让他们留意和观察宋高宗的动静，将高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要求天下郡县所上的奏章必须先由他处理，没有一件能直接送到皇帝面前。有一次，高宗觉着不对头，就问秦桧：“最近国中难道什么事情都没有？”秦桧说：“从您面前的奏章可以看到。”其实高宗面前已经见不到多少奏章了。高宗也慢慢地看出了秦桧欺君罔上的行为，他曾对人说过秦桧任意所为，不想让自己知道天下事，但明知被架空，高宗此时也只能作无可奈何之状了。当时符州爆发了俞八领导的农民起义，秦桧没有报告高宗，而是擅自派兵前去镇压，高宗的儿子晋安郡王赵KK（即后来的宋孝宗）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宗，高宗大惊，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是这件事不足给皇帝添麻烦，等平以后会再报告。退朝后秦桧马上追查消息来源，知道是赵KK告密后，竟以居丧期不应当发给俸禄为由，用每月扣除赵咨二百好的薪俸的办法来对其示威，高宗也没办法，只好用内空进行补贴。一个宗室亲王尚且如此受到秦桧的威逼，一般人就更不敢轻议其非了。因而一时间献言者不是称颂秦桧的功德，就是攻计秦桧的政敌。即使有所建议，也惟恐触犯秦桧的忌讳，畏言国事，只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语了。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和秦桧把向金朝贡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的负担全部强加到了南宋人民头上。秦桧的政敌在各地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州县百姓要缴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等杂税，有的一亩地要缴纳到四五斗；湖南有土户钱、醋息钱、曲引线等，各色不一。秦桧当相之后，又秘密要求各地暗增民税近一倍，南宋的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宋高宗实现了苟且偷安、偏安一隅的夙愿，为了表彰秦桧，对他步步加封。绍兴十一年六月，拜左相、封庆国公；次年九月加太师，进封魏国公。同年十月，又进封秦。魏两国公，只因秦桧觉着这两个封号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就请改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高宗对秦桧的物质赏赐更为优厚，金银财宝不可胜计，后来还把占田三顷，年收租三万石的永封圩赐给了他。
秦桧独霸朝政，在政治玩弄权术，在经济上大肆聚敛财富，他大发国难财，绍兴十年（1140），以为宋金战争中的将士预备犒赏为名，向百姓什库征钱，贫民也不能豁免。然而这批钱款全被秦桧自己中饱私囊、秦桧每逢生日，必然让各州县贡献财物为他祝寿，这笔钱每年多达几十万。地方官给他写信一般都要或多或少地捎上些礼物。秦桧还公开卖官鬻势，监司帅守等大员进见时，都要送钱送物，没有几万贯是得不到新差事的，秦桧家门庭若市，各地运送贡献的黄金、白壁、明珠、大贝、象犀、锦绫等珍奇物品的车子塞满了街巷；各地来的送礼的车船首尾相连，水陆并进，昼夜不绝，外国进贡的珍宝，直到秦桧死后还在上门，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竞富可敌国。秦桧家搞一次宴会就花掉数万钱，一件衣服只穿几天就当废物扔掉，奢侈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秦桧贪得无厌的榜样的影响下，各地官吏除了盘剥百姓、媚奉秦桧以外，自己也纷纷效仿，各显神通，竞相聚敛搜刮。南宋赃官恣意横行，百姓日益贫困，就是当时严酷的现实。
作恶多端的秦桧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憎恶。绍兴十二年（1150）正月，在秦桧乘轿上朝的时候，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手持斩马刀，埋伏在望仙桥下准备刺杀秦桧，可惜只砍断了桥柱。施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怒斥秦桧：“举国上下都与金为仇，只有你一个人想投降，所以我要杀你！”秦桧作贼心虚，此后每逢外出都要带五十名武装士兵保护自己。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六十六岁的秦桧因病结束了自己的罪恶生涯。
南宋二奸贾随秦后——贾似道传
一、无赖之徒官运亨通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浙江临海）人。他生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台州（今浙江宁海）人，父亲曾官到淮东制置使，虽然官职不算太高，但毕竟衣食无忧，贾似道的童年也应算是在富裕生活中度过。不料在贾似道10岁的那年，父亲忽然病死，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家境立刻落入了困顿之中。无奈贾似道生性浮滑，在失去父亲之后，更是无人管教得住，他就同一帮流氓无赖混在一起，吃喝嫖赌，不务正业。
在宋代，朝廷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往往对那些做过高官或立过大功的官吏的子孙授以一定的官职，叫做“恩荫”，所谓泽被后世、荫及子孙，这是这个意思。贾似道也领沐了这浩荡的皇恩，被朝廷授以嘉兴司仓之职。这虽是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但毕竟能供他衣食，使他从流氓阶层中脱离出来。
然而，要想由这样一个小官通过正常的途径熬到当朝宰相，那实在是痴心妄想，只有通过偶然的奇缘，才有可能飞黄腾达。只是这样的机会太少，在整个南宋王朝当中，有幸者也只有一二人而已，而贾似道偏偏撞上了这样的好运。
原来，贾似道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入宫，没想到这位贾氏人既长得超众脱俗，心思又灵慧乖巧，不久就深受理宗的宠爱，被立为贵妃。贾氏也真算贤德，她邀宠之后，便念念不忘她这位兄弟，成天给理宗吹枕边风。说她这位弟弟如何如何贤能，如何如何有本领，理宗便不问是非，对他的这位小舅子大加提拔。
由于贾妃枕边风的缘故，数年之中，贾似道的职位一升再升。先是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后来干脆升为大宗正丞。贾似道在这些职位上干了些什么呢？他早年的流氓习气在这时才真正有了发挥之处，他聚众赌博，出入妓院，挟妓游冶。尤其是在西湖之上，他的游船最大，歌妓最多，在夜间游湖时，灯火最明处肯定有贾似道的身影。
当时还是宰相史弥远专权，贾似道就交接史嵩之、史岩等史氏党羽。当有人状告贾似道过于放浪，有碍礼教道学之时，理宗就让临安知府史岩查勘贾似道的行迹。史岩知道贾似道的姐姐是理宗的宠妃，贾似道又与自己交好，哪里还肯据实回报，他对理宗说：“贾似道虽有形迹不检之处，只不过是少年习气，并未伤于风化。但观其材，似可大用。”理宗听了这些话，就放下了心。他本来就不想处罚贾似道，这时，也就只把他调到澧州去当知州。虽不是京官了，但品位未降，又有了实权，对于贾似道来讲，未尝不是好事。他被派到在州（湖南澧县）担任知州后不久，以右元年（1241年），便改为湖广总领；三年（1243年），加户部侍郎；五年（1245年），以宝章阁直学士的身份担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安抚使。一年之中，再迁任京湖制上使兼知江陵府，而且“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九年（1249年），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五大使；十年（1250），又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移镇两淮，这时贾似道才刚刚三十多岁，宝丰右二年（1254年），他被召回朝廷，加知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威权日益炽盛。
二、搜罗美女艺伎，引诱皇帝纵情享乐
端平二年（1235），蒙古责族灭亡金朝后，挥兵直指南宋。宝祐六年（1258）春，蒙哥汗亲镇四川，派其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令武汉附近），元帅兀良哈台由云南自交广北上，破湖南，准备与忽必烈会师鄂州，直奔杭州，消灭南宋。
宋理宗闻报大惊，命令赵葵驻扎在信州（江西上饶）抵御来自广西方面的蒙古兵，命令贾似道驻扎在汉阳进援鄂州，并在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当时，鄂州城的守卫战打得很激烈，城中军民死伤达一万多人，对忽必烈所部的蒙古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坚守，蒙古人也难以轻易向南推进。然而，贾似道等人却吓破了胆，当忽必烈扬言要进攻扬州时，贾似道连忙遣使向蒙古人求和，自许了许多投降条件。但忽必烈拒绝议和，一面加紧攻打鄂州，一面准备进攻扬州。这使得贾似道忧恐万状，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进攻四川一带的西路蒙古军战败，蒙古大汗蒙哥在进攻四川合州钓鱼城时中箭受伤，病发而死，蒙古贵族内部发生权力之争，留在后方的王室趁机自立为大汗。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准备起兵北还。这时，贾似道若能趁势追击，一定会大获胜利。可贾似道明知蒙古军即将撤走，偏偏又主动去求和，忽必烈正欲撤兵，乐得占个大便宜，就与贾似道签订了议和条约，要贾似道每年输纳大量钱物，这才带兵北还。
蒙古兵退去，昏庸虚弱的南宋小朝廷长吁了一口气，尤其是宋理宗，真是对贾似道感激莫名。贾似道也真会做戏，首先，他在蒙古兵撤退时截杀了一百多个蒙古散骑，布置了一个宏大的胜利场面，然后向朝廷报捷，说经过如何如何苦战，将士如何效力用命，杀了多少敌人，等等，弄得理宗深信不疑。其次，他笼络朝臣，既让他们不明真相，又让他们封锁消息。这么一来，贾似道就成了国家的栋梁，乃至民族英雄。
贾似道求取权力的法术就是瞒和骗，他同忽必烈定的条约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瞒住理宗，否则，一切都要露馅了。他怕吴潜把守卫鄂州的功劳争归己有，也怕吴潜揭穿了他的把戏，就以吴潜反对立赵祺做太子为名，离间吴潜和理宗、太子的关系，并诬告他在抗击元兵时举措不当，以至败绩。理宗就下令削去了吴潜的左丞相之职，在流放途中，贾似道密使人将他毒死，终于除去了心头之患。
这时，忽必烈派郝经来催要贾似道许下的岁币，贾似道连忙派人把他关押起来，并封锁消息。贾似道采取的第三种取宠窃权的方法是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其实，只要寡廉鲜耻，这一招往往是很有效的。他在带兵增援鄂州之时，贪生怕死，根本不懂指挥作战，被吴潜派往鄂州下游的黄州时，又推推挡挡，不愿到蒙古兵出没的地方去。但一旦当权，他的劣迹立刻变成了功绩，他指使幕僚，收罗“名士”，为自己撰写《福华编》，把自己的“援鄂之功”吹得天花乱坠。这种做法，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朝廷上下以致平民百姓都曾被他蒙骗一时。理宗甚至亲写诏书称赞他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趁此时机，贾似道又利用朝廷中反对董宋臣、丁大全的情绪，把专权的宦官和其他外戚权臣一一除掉。在理宗执政的后期，贾似道可以说是独揽大权，无人可比了。
贾似道当政期间，也采取了宦官、奸佞之徒蛊惑皇帝的传统方法，即为皇帝搜罗美女艺伎，引诱皇帝纵情享乐。宋理宗本就昏庸无才，不愿理政事，这回可得了贾似道这么一个擎天巨柱，外能御蒙古兵，内能治百事，又能劝己享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书上评论这一时期的形势是“犹如用坏胶烂纸糊起来的纸坛子，只要用力一戳，便会碎成万片。”
贾似道当时的权势之大，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充分说明。孙子秀刚被朝廷任命为淮东总领，外面就有人传言，贾似道已密奏皇上说孙子秀不可当此大任。丞相董槐听到风声，不辨真假，心中忐忑不安，赶快向理宗核实此事，理宗说没有这回事，但董槐却终究不敢派遣孙子秀，最后代之以与贾似道关系不错的陆壑，才算了结此事。堂堂一个当朝宰相竟对身居自己的下属的贾似道畏惧到如此地步。宝祐四年（1256年），贾似道当上了参知政事。五年（1257年），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年（1258年）改任两淮宣抚大使。几年间，出将入相，一个街痞无赖就达到如此显赫的地步。
三、肆行威虐权倾朝廷
贾似道坐上相位之后，大权在握，更加专横霸道，不可一世。他穷凶极恶，诬陷打击那些曾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原先他在汉阳的时候，蒙古军队曾攻到潭州（长沙市），江西大震，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使饶应子的意见，把贾似道派往黄州（湖北黄冈）防守。黄州虽地处下流却是要冲重镇，贾似道在途中遇上一股蒙古兵，害怕得要死，他哀叹道：“这一下要死了，可惜死得窝窝囊囊。”这批蒙古兵都是些老弱病残，很快就被宋军歼灭，即使如此贾似道还认为这是吴潜在害他，要把他置于死地，从此便对吴潜怀恨在心。还朝以后，贾似道听说吴潜在车件紧急时常先斩后奏，理宗打算立荣王之子赵孟启为太子，吴潜曾经反对过，理宗已经对吴潜相当不满。贾似道趁此时机一面公开赞成理宗立储的做法，一面唆使爪牙沈炎弹劾吴潜措置无方，致使全、衡、永、桂四个地方全都被敌人攻破，朝廷下令，把吴潜泛到循州（广东龙川），并将所有追随吴潜的大臣都扣上“党人”的帽子，贬出朝廷。在鄂州时，将领曹世雄、向士壁曾经对贾似道的行径表示过轻视。贾似道就给他们加上“盗取官钱”的罪名，贬而到边远穷困的地方去，最后迫害致死。贾似道为了独揽朝政，还设法将理宗向来宠信的宦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及其党羽贬黜出朝，禁止他们干预朝政，贾似道还任意更改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此，贾似道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取来先朝的旧有法制，任意改变，增加了吏部七司法。买公田以罢和来，浙西地区有每亩价值一千给的田地，贾似道均以每亩四十好买来。台谏、布韦都上书奏请，说这公田不方便民众，导致民间愁怨。贾似道上书辩解，而且乞求罢政。宋理宗挽留了他。有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朝廷，揭露贾似道专横，贾似道命令京兆尹刘良贵收集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刺字发配流放。后来，贾似道又实施推排法，江南地区的土地、尺寸都要上税，老百姓贫穷，破家荡产，妻离子散。有人写诗讽刺道：“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贾似道还发行了新纸币金银会子，以一比三的兑换率取代不断贬值的会子，以聚敛民财，结果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贾似道甚至曾下令禁止京城妇女佩戴珠翠，都要以琉璃来代替，当时传出民谣说：“满头都是假，无处不琉璃。”所谓“假”是暗指贾似道，“琉璃”即流离的意思；民谣充分反映了在贾似道的黑暗统治下南宋人民的悲惨遭遇。
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病死后，贾似道拥立宋度宗即位。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过继为子而即位，时年25岁。度宗上台之后，曾一度亲理政事，限制贾似道的权力，显得干练有为，也确实干了几件好事，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觉得度宗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当贾似道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时，一些正直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贾似道。这使贾似道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将会有灭顶之灾。于是他又开始耍弄手腕，向度宗要权了。
贾似道精心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先弃官隐居，然后让自己的亲信吕文德从湖北抗蒙前线假传边报，说是忽必烈亲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样子势不可挡，有直取南宋都城临安之势。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没想到当头来了这么一棒。他立刻召集众臣，商量出兵抗击蒙古军之事，宋度宗万万没有想到，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能提出一言半语的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家慷既赴任，领兵出征了。而这时，贾似道却归隐林下，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隐居生活。
前线的警报传来，数十万蒙古铁骑的急攻，要都城筑垒防御，这一切，使得度宗心惊肉跳，不知所以。忽然，他想起朝廷之中惟一的那位能抗击蒙古军的“鄂州大捷”的英雄贾似道来，他是否会有好的御敌之策呢？度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用皇太后的面子，请求贾似道出山。谢太后写了手谕，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给贾似道，这么一来，贾似道放心了。他可得拿足了架子再说，先是搪塞不出，继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无奈，只好给他节度使的荣誉，尊他为太师，并封他为平章军国重事（即首相），还加封他为魏国公。这样，贾似道才心满意足地出来“为国视事”。
贾似道知道警报是他令人假传的，当然要做出慷既赴任、万死不辞甚至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向度宗要了节钺仪仗，即日出征，这真令度宗感激涕零，也令百官惶愧天地。天子的节钺仪仗一旦出去，就不能返回，除非所奉使命有了结果，这代表了皇帝的尊严。贾似道出征这一天，临安城人山人海，来看热闹和送行的人数不计其数，贾似道为了显示威风，居然借口当日不利于出征，令节钺仪仗返回。这真是大长了贾似道的威风，大灭了度宗的志气。等贾似道到“前线”逛了一圈，无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见是一场虚惊，额手相庆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追查是谎报还是实报。
贾似道“出征”回来，度宗便把大权交给了他，贾似道还故作姿态，再三辞让，屡加试探要挟，后见度宗和谢太后出于真心，他才留在朝中，这时，满朝文武大臣也争相趋奉，把他比作是辅佐成王的周公。通过这场考验，年轻的度宗对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至此才理解理宗为什么要委政于贾似道。原来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可用，贾似道虽然奸佞，但国难当头之际，只有他还“忠勇当前”，敢于“挺身而出”。度宗哪里知道，满朝文武懦弱是真，贾似道忠勇却是假，他不知不觉地坠入了贾似道的奸计之中。从此，度宗完全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往贾似道那里一推，纵情享乐去了。
贾似道再一次“肃清”朝堂。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朝廷上下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甚至连守门的小吏也要查询一遍，这样，赵宋王朝实际上变成了贾氏的天下。有一次，百官在朝堂议事，不知出于何由，贾似道忽然当着度宗的面怒斥百官说：“要不是我的提拔，你们这些人，哪里会有今天的位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贾似道公然蔑视度宗，把皇家的官府看成他私人的家宅了。
度宗对贾似道感激涕零感恩戴德，两人相见，不行君臣之礼，每逢贾似道朝拜，度宗必定回拜，并且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师臣”；满朝文武大臣也跟着称贾似道为“周公”。贾似道从此更加目空一切，气势嚣张，甚至将皇帝把玩于手掌之间，如同玩偶，恣意戏弄。他动不动以辞职为名，要挟度宗。理宗刚埋葬，贾似道就一方面佯装要辞职，一方面又使吕文德谎报元军进攻的消息，朝中上下人心惶惶，度宗与太后急忙亲手下诏请他复职。贾似道回来后，想以经筵拜太师提高自己的地位。按宋朝的先例，受此职者必须先拜为节度使，度宗就要任贾似道为镇东军节度使。贾似道十分不满，恼怒地说：“节度使是最愚蠢的粗人！”度宗没办法，命令只实施出节仪式即可，不必当真，临安百姓都聚在街边观看。谁知节已出贾似道又说时辰不好，下令返回、宋代制度是节出后宁可撤宫坏屋，勇往直前，决没有倒节的道理。贾似道却傲然漠视，践踏公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瞠目结舌。
咸淳三年（1267），贾似道又要“乞骸”归家，度宗又慌了，一天四五趟地派大臣、侍从去传旨挽留，又派中使给他一天送几十趟赐品，甚至到夜里还派人守在贾似道家门外，直到加拜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贾似道才留了下来。
咸淳五年（1269），贾似道称病要求归家，度宗竟然哭着挽留，允许令他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第二年又给他入朝不拜的特权、此后贾似道偶尔入朝，退下时度宗也必定要起立避席，行注目礼送他殿廷后才敢坐下。
咸淳八年（1272）九月，朝廷举行明堂大祭，由贾似道担任大利使，祭祀典礼结束后天降大雨，度宗胡贵妃的哥哥胡显祖时任带御器械官，他请度宗换乘逍遥辇回宫，度宗问：“不知道平章（即贾似道）认为行不行？”显祖谎说贾似道已经同意了，度宗信以为真，这才放心回去。不料贾似道原为度宗会等雨停之后乘格舆回宫，听到皇帝已采逍遥辇起驾的消息后，大为光火，竞当面斥责度宗说：“我是大利使，皇帝的举动我竟然不能预先知道，请免我的职！”说罢当天就出了景天门。度宗苦苦哀求都留不住他，为了给贾似道出这口气，无奈只好罢免胡显祖，并痛哭流涕地将胡贵妃赶出宫去当了尼姑，贾似道这才消了气回到朝廷。
咸淳十年（1274）正月，贾似道的母亲胡氏死去，度宗下诏举行隆重的葬礼，坟墓也比拟皇陵的规模。贾似道回越州（浙江绍兴）治丧，朝官贵戚为讨好贾似道，竞相比赛祭品的高度，有的层叠竟高达几丈。送葬时正碰上天降大雨，文武百官立在大雨之中，水深没及腰膝，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敢擅自离去的，贾似道的威势就是如此逼人！
咸淳三年（1267年），度宗在西湖的葛岭特赐贾似道一处宅第，贾似道从此五天一次乘湖船入朝，不再赴都金办公。官吏们抱着文书到贾似过的府第让他处理，大大小小的朝政诸事，一切都决定于他的馆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一人，宰执只不过是在文书尾部充位签名罢了。当时有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举凡台谏的弹劾、诸司的荐辟以及京尹、哉游的一切事务，不禀报他就不敢执行。李有文天祥、陆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徽等人，稍违背贾似道的意愿就要遭到训斥，重则被朝廷摒弃，终身不再录用。那些为求关差官职的，争相向贾似道争就关玉，陈奕甚至像兄弟一样侍奉贾似道的玉工陈振民，以乞求进职。
贾似道胡作非为，也怕别人议论自己，便挖空心思地以权术驾驭上下。他一方面用官爵美差来拢络一些无耻士人，或者以增加太学生的饭钱、放宽科举考试的恩例等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对反对他专权的人打击迫害。如太府十主簿陈蒙曾在面见度宗时揭露贾似道为相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贾似道知道后就捏造贪污的罪名将陈蒙贬到建昌军（江西南城），并查抄没收陈蒙的家。
当时宋元战争正打得非常激烈，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南宋局势如风雨飘摇，贾似道却隐瞒军情，对度宗严密封锁消息，哪个敢于说出真情，必遭到贾似道的严厉的处罚。有一天，度宗问他：“听说襄阳被围已三年了，怎么办？”贾似道说：“蒙古军队已经退走了，陛下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消息？”度宗老实交待是一个妃子告诉他的，贾似道转眼间就找了个罪名，迫使反宗将这名妃子赐死。就这样，南宋朝廷言路断绝，贾似道更加威福肆行。
当时襄阳被元朝军队包围，城中军民告急，而贾似道每天坐在葛岭府第里，营造楼阁亭榭，取来宫女、娼妓、尼姑中最漂亮的当妾，和她们整日淫乐，只有那些旧日的博徒可到他那里纵博，别人都不敢窥视他的宅第，他有个妾的哥哥从外面来，站在贾似道的府门口，好像准备要进去，贾似道看见了他，命令手下的人把他捆绑起来扔到火里。贾似道还曾经和他的一群姬妾们蹲在地上玩斗蟋蟀，陪他玩耍的客人开玩笑说：“这难道也是军国大事吗？”贾似道酷爱珍宝古玩，营建了宝阁，每天选择一个登临游玩、他听说余玠有个玉带，就前去索要玉带，但玉带已随余玠殉葬入土了，贾似道即命人发坟掘土把玉带取出。
四、真相毕露可耻下场
咸淳九年（1273）初，被蒙元军队围攻达五年之久的南宋重镇襄阳终于失陷，南宋朝野大为震动。当初襄阳被围时。贾似道曾装模作样地要亲往救援，而暗地又指使党羽上书阻留，说什么如果贾似道亲自出兵则不能几方兼顾，不如留在朝中指挥，襄阳在弹尽援绝之后失守，贾似道又说：“我曾多次要求前去，先帝（指理宗）都不同意；早让我去，肯定不会这样。”竟把责任全盘推到早就死去的理宗头上，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壮志难伸爱国志士。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死去，贾似道立年仅四岁的赵显为帝（即宋恭宗）。元军攻破鄂州，元丞相伯颜率军东下，直逼临安，沿江的宋将无力抵抗，或降或进，局势危在旦夕。太学生群起纷言只有“师臣”贾似道亲自带兵出战才可以退敌。抽调各路精兵出发，路上光是携带金帛、辎重的船只抽炉前后相接就长达百余里。贾似道迤逦到了芜湖，又想故技重演，把军营里的战俘曾安抚放回，送给伯颜荔枝、黄柑等，并派遣宋京到元军兵营中，请求像开庆年间（1259）达成的盟约一样每年向元朝交纳岁币，结果元朝不答应宋京的要求，贾似道不得已才开始准备作战，命孙虎臣率精锐步兵七万余人驻扎在池州（安徽贵池）下游的丁家洲，今夏青率战舰二千五百艘布列在江中月已率后军驻于鲁港。伯颜水陆合击孙虎臣部队，宋军前锋刚刚接战孙虎臣就带着妻妾乘船舟逃走了，夏贵也不拒而逃，贾似道闻报后惊慌失措，鸣金收兵，宋军被杀溺而死的不可胜数，把江水都染红了，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所缴获，宋军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贾似道乘一条船逃回了扬州。不久，南宋政府迫于舆论改任陈宜中为右丞相，罢了贾似道的官，杀了翁应龙，廖莹中等党羽也畏罪自杀。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要求严惩贾似道。有一位大臣对谢太后（理宗皇后）说：“本朝专横的大臣所造成的祸乱，没有更比贾似道厉害的了。在朝大臣、在野草民不知上了多少奏书，您都不予处理，对他们意见全然不顾，何以谢天下之人！”谢太后不得已才下令将贾似道安置到婺州（浙江金华）。婺州百姓听说后竞相张贴布告赶他走。又安置到建宁府（福建建设），有人说：“建宁百姓听说贾似道要来就已经呕吐恶心，怎么还能见这个人呢！”在朝臣不断的口诛笔伐之下，南宋政府最后决定调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让他在循州安置。
福王赵与芮平素十分仇恨贾似道，他安排了与贾似道有化的山阴（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负责押送。郑虎臣不负众望，上路后，先将贾似道所带的十个传妾赶走，又把贾似道乘坐的轿子的轿顶撤去，让他暴晒在毒烈的秋阳之下，还让轿夫唱起杭州俚曲，指名道姓，百般奚落。途中在一所古寺中歇息时，墙壁上正好有被贾似道贬斥南行的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将贾似道叫到面前，大声斥责道：“贾团练，你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贾似道羞愧得无言以对。乘船行到南剑州黯淡滩（在今福建南平市），郑虎臣说：“水很清，你为什么不死在这里？”贾似道贪恋余生，说：“太皇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德祐元年（1275）九月，走到彰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再次劝他自杀，贾似道仍然不肯，郑虎臣愤然说：“我为天下杀死贾似道，纵然被处死、我也死而无憾！”就动手将贾似道杀死，结束了这个一代权臣的狗命。贾似道死后不久，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陷，四年后（1279）南宋灭亡。
浩然正气丹心汗青——文天祥传
一、年少高中誓学先贤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别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其父文仪是一个未登仕途的文人，喜欢读书藏书。生有三男四女，文天祥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文天祥身材高大壮实，肤色洁白，眉清目秀，顾盼间炯炯有神。少时在孔庙看到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义、胡桂的塑像，都说曰“忠”，十分仰慕说：“我死后不配享于他们之中，非大丈夫。”
宝祐元年（1253），文天祥参加庐陵邑校“帘试”，结果名列榜首。两年后入学吉州著名的白鹭书院，同年选为吉州贡士，于岁末年初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应试，考试结果，二十岁的文天祥高中了进士第一名。他对策集英殿所做的《御试策》，针贬时弊，洋洋万言，没有起草，一挥而就，提出了“法天不息”的改革主张，被理宗认为是“切至之论”，愿意亲自听一听文天祥详细谈一下自己的见解。但就在文天祥中魁后还没有任职的时候，他的父亲病发逝于临安。文天祥随即扶柩还乡，在家治丧守制。
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守丧期满，年初陪弟弟文壁进京应试。到临安以后，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制官厅公事，自此开始了他光明正大而又艰难坎坷的仕途生涯。
从公元1259年出仕到1275年起兵勤王，整整十五年，文天祥屡遭当朝权臣的打击排挤，因而数度沉浮。
二、多次被斥只缘忠刚
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队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为震惊，当时在朝中掌权的宦官董宋臣等人不是考虑如何稳定人心、认真部署抵抗，反而提出迁都四明（令浙江宁波）的逃跑主张。相当多的官员也都认为这一提议是可耻的，但迫于权势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时为宁海节度判官的文天祥，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写了《己未上皇帝书》冒死进谏一，他在上书中请求皇帝“悔悟”，并指出：如果听从董宋臣的提议，则“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畿便可能“为血为肉”，因此必须“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奏疏中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以求救亡图存。但文天祥的提议并没有被皇帝采纳。忧心忡忡的文天祥于景定元年（1260）坚辞了朝廷改授的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制官厅公事的职务，请求担任主管道观香火的“祠禄”，这是一种闲职，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出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主管。
景定二年（1261）十月，朝廷任命文天祥为秘书省正字兼太子府教授，这一职务按惯例是由前科状元担任，文天祥两次提出辞职都没有得到批准，次年又充任殿试考官，不久又转任著作佐郎兼权型部郎官。此时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被罢免的奸宦董宋臣，文天祥对此决定大为反感，考虑再三，又呈了《癸亥上皇帝书》，劝皇帝以史为鉴，不要宠信宦官，竭力劝阻起用董宋臣这种奸佞人物，大胆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然而他的建议仍然没有被采纳，文天祥愤而辞职，决心不和坏人共事。后来在朋友的斡旋下出知瑞州（今江西高安），以后又任江西提刑，在江西提刑任上，他因仗义平反冤狱遭人诬陷，于咸淳元年（1265）四月被弹劾罢官。郁郁不得志的文天祥返回老家，决意遁迹山林，隐居在文山，其“文山”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
咸淳三年（1267）九月，朝廷重新起用文天祥为支部尚书左司郎官，他又提出辞职未获批准；继任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但文天祥上任仅一个多月就遭忌被参劾，罢职再回文山。
贾似道以称病也请归老，要挟天子，有诏不准。文天祥值班起草诏书，用语多讽喻贾似道。照当时宫内规定诏书草稿都要送给贾似道阅看，文天祥这样做，贾似道很不高兴，要台臣张志立弹劾，罢文天祥的官。
公元咸淳九年（1273）春，文天祥又复出任职湖南提刑，当年冬季文天祥以便于奉养祖母、母亲为名，要求调往江西，获准迁知赣州事。
三、万里奔波一心抗元
忽必烈取得了汗位，稳定了蒙古内部，于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大元。公元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要对南宋兴师“问罪”，再次大举进军南宋。二十万元军分东西两路，沿汉水运河南攻长江；十二月，西路元军攻克鄂州，南宋军情紧急。当月二十日，南宋主政的太皇太后发出《哀痛诏》，号召各地迅速组织勤王之师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
德祐元年（1275）正月，文天祥接到了《哀痛诏》以及朝廷令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的专旨，文天禅捧诏涕泣，首倡勤王，为纽建勤王军呕心沥血，接诏三天后，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他发布文告在江西全省征集义士粮化他把家中老母送往惠州交弟弟奉养，并捐出全部家产充作义军费用。在师友百姓的支持努力下，江西一带各路英雄豪杰，少数民族纷纷来归。到了四月，一万多名义师已经集中在吉安整装待发。当时有友人劝阻说：“如今元军分三路进攻，破京郊，夺取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一万余人赶去，无异驱羊群与猛虎搏斗。”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这样，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余年，一旦有难，征召天下兵勤王，竟没有一人一骑而响应，我深以此为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许国，天下忠臣义士也许会闻风而动，如能做到这一点，则社稷还有保住的希望。”
由于种种原因，文天祥的勤王军很晚才遵旨从江西开拔，抵达临安时已经是八月下旬了，这时宋元两军对峙于常州一带，临安十分危急。文天祥到京后被任命为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在向恭宗陛辞时，上奏疏说：“朝廷姑息牵制的用意多，奋发进取的主张少，乞斩吕师益（当时的投降派人物）以振作将士之气。”还说：“宋朝鉴戒五代之乱，削藩慎，连郡县，一时虽足以矫正尾大捧之弊，但国势也因而衰弱不堪。所以一旦敌人进攻，到一州破一州，到一县被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广他建议天下分为四镇，这样做就能诸镇地域大，力量强，足以抵御敌人。约期进攻，有进无退，照这样下去，打败元兵并不困难。”
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除四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文天祥率领军队到达平江时，元军已由建康兵分三路向前进攻临安，正当中路元军攻陷常州、平江危在旦夕之际，朝廷突然下命令让文天祥移师西线，保卫临安西北的独松关；而当文天祥的部队还在移军途中时，独松关、平江就都已相继失守。文天祥只得退回临安，元军也随即兵临城下。这时，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皇室已决定投降。他们先后向元军提出称侄纳币、奉表称臣、也存小国等投降方式，力因保存宋室宗庙。在对方的强硬态度下，最后只好呈送传国玉玺，派大员正式议降。
景炎元年（1276）正月二十日，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文天祥受命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出使元营，他向元军统帅伯颜提出先撤军后议和的权宜之计。文天祥见了伯颜，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朝友好呢，还是存心消灭我朝？”伯颜说：“我们皇上（指元世祖）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对你们未必有好处。”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身为大宋状元宰相，至今只欠一死以报国，我誓与大宋共存亡，即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绝不皱一眉头。”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个个吓得惊奇失色。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留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不怀好意，向伯颜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您别发火。两国和议大事，正需要您留下商量嘛。”随同文天祥到元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回奏谢太后。谢太后一心投降，改任贾余庆做右丞相，到元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朝廷已另外派人来投降。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已无法挽回了。公元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作俘虏押送大都（今北京市），文天祥也被押到大都去。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瞅元军没防备，逃出了元营，乘小船到了真州。
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打开城门迎接。苗再成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元兵。文天祥正在高兴，哪儿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庭芝听信谣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是元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庭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把扬州的来文给他看了，叫文天祥赶快离开。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到扬州。第二天天没亮，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城门边一些等着进城的人坐着没事都在闲谈。文天祥一听，知道扬州正在悬赏缉拿他，不能进城了。文天祥等十二个人为了免得被缉拿，改名换姓，化了装，专拣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十几个人走了一程，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赶了上来。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幸亏没被元兵发现。
文天祥等日行夜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农民的帮助下，从海口乘船到了温州。在那儿，他得到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就决定到福州去。
文天祥到达永嘉时，广王已经抵达福安府（今福建福州），并被拥立为帝，即端宗，文天祥应召前往，被任命为同都督五府南剑州，他在那里招兵买马。再举义旗，计划以闽赣为基地恢复发展。不久，福安府行在命令文天祥移驻汀州。以后南剑州、福安府相继失陷，端宗皇帝在陆秀夫等人保护下随船人海，文天祥的督府军在闽赣又出师不利，军心动摇。文天祥处决了叛徒吴俊等，重新整顿军纪，稳定局势提高了督府军战斗力。第二年二月文天祥收复了梅州（今广东梅县）；五月再次入赣，收复了赣南十县、吉州四县，军事形势为之一振，史称赣南大捷。文天祥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元军调江西宣慰使李恒猛扑督府军。八月督府军在永丰县的空坑这个地方遭到元军的突袭，损失惨重。文天祥的家属也大都在此被俘，他本人在战友和百姓的掩护下再次脱险。
空坑兵败，宋军的元气大伤，但文天祥抗元的斗志与信心一如既往。他收拾残部，转战闽粤赣地区。景炎三年（1278），朝廷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以示嘉奖，但对文天祥的军事计划并不十分赞同。
当年十二月，文天祥从俘虏的元军口中得知元军重兵将由闽南进攻粤东督府军；元水军将由秀州、明州南下，进攻南宋行朝。文天祥一面飞报行朝，一面率领都府军撤往南岭山脉。十二月二十日，元军在当地奸盗陈懿引导下，对正在海丰五坡岭吃饭的督府军进行了突袭。文天祥兵败被俘，他决心以身殉国，当场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二两冰片，但因药力失效而没能成功。他随军的母亲、长子、三女、四女先后死于病乱之中。文天祥的军事失败，使元军最终摧毁了这支撑着南宋残局的东南一柱。
公元1279年正月初，元军水陆并举，扑向位于海岛的南宋行朝。文天祥随元舰被押前往。元军统帅张弘范令人给文天祥送去纸笔，要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心潮起伏，抄录了自己所作的《过零丁洋》诗以明其志：“幸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苹。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公元1279年二月六日，元军与行朝军队进行了决战。文天祥被押在元舰观战。他亲眼目睹了南宋行朝的覆灭，心中“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当日陆秀夫背负丸岁的小皇帝起而跳海而死；几天后已经突围出去的杨太后、张世杰等闻讯也纷纷投海殉国；到此宋朝最终灭亡。
四、自身分为齑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
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底，身陷囹圄3年有余、时年47岁的文天祥在大都柴市慷慨就义。元朝统治者之所以迟迟不杀文天祥，是因为“既壮其节，又惜其才”。当时宋朝虽亡，但元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倘若文天祥能稽首皈依，凭借他的威望，天下不难传檄而定。因此，元朝君臣使尽了浑身解数，软硬兼施，逼他就范。但是，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民族气节。元朝统治者面对如此硬汉，只能徒叹奈何！
在大都作楚囚的3年多时间里，劝降的人纷至沓来。他们大体上可分作三类：降元的南宋君臣、天祥的亲属和元朝统治者。当南宋国势阽危、风雨飘摇之时，不少大臣为觊觎功名富贵而觍颜降元，甘作贰臣，文天祥对他们深恶痛绝，对来劝降者从不假以颜色。那些人自知即便口若悬河，舌粲莲花，也不可能使其回心转意，但受人驱遣，又不敢不来。降元的宋朝左丞相留梦炎，因与文天祥一样是状元宰相，被派来作第一个说客。文天祥不等他摇唇鼓舌，一阵唾骂，便把留梦炎骂得抱头鼠窜。后来文天祥诗中“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的句子，就是讥讽他将来何颜见江东父老。劝降受挫，元朝又搬出已经降元并被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赵，其时赵只有9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文天祥一眼便看出元朝统治者的险恶用心，他先是“北面拜号”，然后又不卑不亢地说出“乞回圣驾”4个字。显然，“北面拜号”是出于君臣之义，“乞回圣驾”则是明确表示自己决心殉国，无意降元。第三个前来劝降的王积翁也是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他原知南剑川（今福建南平），见元军势大，弃城而走，纳款于元，元军攻福安（今属福建），积翁为内应，献城作为贽见之礼。元世祖忽必烈欲招致有才干的南人为己所用，王积翁遂献言南人无出文天祥之右者，忽必烈于是命他劝降，结果自然也吃了闭门羹。《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对王积翁说：“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纯系不实之辞，文天祥是个视死如归的铮铮汉子，岂会如此自污清白，与敌人同流合污？
用亲属劝降是元朝统治者的第二招杀手锏，已经在元朝居官的天祥之弟文璧、天祥的女儿柳娘、环娘及两妾均被当作劝降的筹码，他们“哀哭劝公叛”。文天祥没有犹豫徬徨，先是写诗讽刺文璧：“去年我别旋出岭，今年汝来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继之又拒绝了文璧送来的400贯元钞。他对妻妾子女说：“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我而从贼耶？”又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高风亮节，义薄云天，今日读这段文字，犹使人潸然泪下！
“自身分为齑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面对元朝统治者的威胁利诱，文天祥从容应对，大义凛然。当俘虏文天祥的元将张弘范前来劝降时，天祥先是说：“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继而又书写《过零丁洋诗》与之，其中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张弘范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得把他押解大都，交给元世祖忽必烈发落。忽必烈对文天祥的到来极为重视，先后派出平章政事（副宰相）阿合马、丞相孛罗谕降。文天祥舌战二人，侃侃而谈，语惊四座，言辞之犀利，斗志之昂扬，使两人瞠目结舌，先后败下阵来。当阿合马强行要他下跪时，他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语塞。当孛罗诘问他：明知拥立赵昰、赵昺二王也保不住社稷、又何必拼死抵抗时，文天祥答：“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
劝降不成，元朝统治者把文天祥从馆驿移至兵马司，枷颈缚手，恶衣菲食，想以此消磨他的斗志，逼他改弦更张。但是，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芳香，文天祥对这一切都甘之如饴。“朝飱淡薄神还爽，夜睡崎岖梦自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这首诗表达了他矢志不渝忠于宋朝的信念。元朝统治者黔驴技穷，忽必烈只得亲自出马。他诚恳地对文天祥说：“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当以汝为相矣。”文天祥仍只求一死。到此山穷水尽之时，忽必烈才不得不下令杀他。行刑之际，“俄有诏使止之”，而文天祥已死。事后忽必烈不无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敬重之情，溢于言表。
公元1282年12月9日，四十七岁的文天祥被绑赴大都柴市处死。临别前。他从容地对人说：“我文天梯走完了该走的路。”朝南深情跪拜后英勇就义。死后，其妻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一篇早已写好赞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第二年文天祥的灵柩归葬吉州庐陵。
文天祥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篇被收入《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等集中；另有《集杜诗》传世。他所作的《过零丁洋》、《帅气歌》、《衣带赞》等是人们世代传诵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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