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3年），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在成吉思汗时，长期掌管文书；在窝阔台汗时，官至中书令；为用兵西域，统一北方，出谋划策；引导蒙古走向汉化，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出过不少力，对蒙古立国中原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历史上有很大贡献的人物。
一、北国卧龙艰难时世
金朝，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六月二十日，在首都燕京（今北京）西山，一个新的生命在尚书右丞耶律履的宰相府中诞生了。耶律履这年六十岁，得了这个孩子，当然非常高兴。在这以前，耶律履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辨才和善才，这时都已长大成人，可是其才平平，尚未出仕，看来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因而对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寄予很大的期望，常常对家人说：“这孩子是我们家的千里驹，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可是，他仔细想一想，大金国昔日的威风虽然还勉强支撑着，但种种腐败的迹象都已逐渐显露出来了，国势日微，这孩子的才干再大，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古人不是说过“楚虽有材，晋实用之”吗？金国既然没有他施展才干的机会，就让他到其他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吧。于是给这孩子取了个寓意深远的名字：楚材，字晋卿。这个名字，既寄托了当父亲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艰难的形势。
耶律楚材出生的时代，确实是艰难的。大金国在北方的统治，从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算起，到这时已经六十多年了，朝气蓬勃的全盛时期已成过去，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开始进入了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而且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国际形势看，偏安东南的宋王朝并未忘怀收复北方的失地，不时在淮河沿岸挑起武装冲突；立国灵武的西夏，也趁机与南宋交结，在西部边境进行侵扰；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边不断发起进攻，难于应付。在这三面夹攻的形势下，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加强战备，训练军队，防边守关；这样一来，不仅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加重了财政困难，而且人心惶惶，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同时，政府的财政由于政治腐败，机构庞大，奢侈浪费惊人，开支不断增加，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再加上黄河在这时多次决口，出现了三次大泛滥，大批农民死亡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税收减少，财政状况更加困难。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便大量发行交钞（纸币），十贯百贯千贯万贯，面额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到后来一万贯还买不到一个烧饼；不得已又发行宝货（银币），与铜钱、交钞，并行，比价经常变动，币制十分紊乱，物价持续飞涨，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皇室之内、权臣之间，党同伐异，争夺不已，杀机四起。章宗时，杀了妄图夺权的郑王永蹈、镐王水中；章宗死，卫王即位，权臣胡沙虎发动政变将他杀死；宣宗即位，大将术虎高琪又将胡沙虎杀死。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反映了政治局势的不稳。有材料说，金朝后期“疆土日益缩小，将帅乏人，士兵不能战斗，地方官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病状非常严重；能否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一些改革，谋求国势的中兴呢？不行。因为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腐朽，丧失再生的活力了。“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只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宰执用人必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真正锐意改革，有点锋芒的人物是出不来的。看来，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大厦将倾的局势了。
不仅金朝的国事令人心摧，不可闻问；而且耶律楚材的家事，也突然发生变故，有些不堪回首话当年了。耶律家族，本是契丹皇室的后裔，楚材的八世祖是辽太祖的长子东丹王突欲，七世祖娄国是辽国的燕京（今北京）留守，其后数代，任职将军、太师者，颇不乏人。辽末，伯祖德元始归金，被任命为兴平军（今河北卢龙）节度使；其子履，即楚材之父，博学多艺，受知于金世宗，历官翰林待制、礼部侍郎；章宗即位，以定策功，升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不久又升为尚书右丞，成为有很大权力的宰相。耶律贵族之家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绍熙二年（1191年）的六月，耶律楚材出生刚满一岁，他的父亲耶律履便生病去世了。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也只二十岁，尚未出仕，家道中衰，已成必然的现实了。
幼年丧父，耶律家的衰落，对耶律楚材的成长当然要发生很大的影响。耶律履虽然官居宰相之职，俸禄可能很优厚，但他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受到人们的称赞，“文献阴功绝比伦，昆虫草木尽承恩，”却不善于置家，一旦去世，竟然没有给家人留下一份可观的遗产。后来，耶律楚材在自己的诗中回忆他的父亲：“入仕三十年，庙堂为柱石，重义而疏财，后世遗清白；”不会完全是假话，“我考文献公，清白遗四壁，”大概确实是没有很多遗产的。尽管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程度的拮据和不便，有时不免感叹“余生叹不辰，”但贫困的·生活也能磨练有志者的意志，“贫困志不渝，未肯忘平昔。”耶律楚材表示坚决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耶律楚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幼便在他的母亲杨夫人的教育下，兢兢业业努力学习，“继夜诵诗书，废时毋博奕”，学习非常用功，时间抓得很紧，每天晚上都读书到深夜，决不为了贪玩赌棋而浪费时间。杨夫人“挑灯教子哦新句，冷淡生涯乐有余，”生活虽然清苦，看到孩子学习努力，可望成才，也自有一番乐趣。耶律氏族虽然出身契丹贵族，但很早就接受汉化，对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造诣颇深。耶律突欲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能用汉文写作，政治上积极主张采用汉法，反对力图保持契丹旧制的母后，矛盾激化后被迫“载书浮海”，逃到中原。耶律履更是“通六经百家之书”，汉文诗词写得很漂亮，五岁时就写出过“卧看青天行白云”的诗句，及长，以文章行义受知于金世宗，历任经史院编修官、翰林院修撰等职。到耶律楚材出生时，耶律氏早已是一个充分汉化的封建士大夫书香门第了。耶律楚材在父亲去世后，经济状况虽然不太好，但学习的条件还是优越的，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短短几年中，竟然学到了不少知识。据说，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而且文思敏捷，下笔为文，奋笔直书，很少改动，好像头一天就作好了似的。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耶律楚材十七岁，根据他学习的情况可以出仕了。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宰相之子享有赐补政府机关佐武官的特权，可是耶律楚材宁可不要这个特权，希望参加正规的进士科考试。章宗认为旧的制度不应轻易更改，特别下了一道敕令要当面对他考试，亲自询问了几件疑难案件的处理，同时参加考试的十七个人中，耶律楚材回答得最好，便正式任命他为某个政府部门的掾官（是协助长官，掌管文书，办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官）。权力虽然不大，但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初入仕途，锻炼锻炼，也是大有好处的。
耶律楚材正式进入仕途了，然而这条道路并非十分通畅平坦的。当时，官场已经非常腐败，真正有才干的人是很难得到重用的。耶律楚材在一首诗中曾经谈到他的侄儿耶律正卿，“学书写尽千林叶，习射能穿百步杨，”文武双全，完全靠自己的本事，“曾陪剑佩待明昌”，当上了章宗的侍卫，可是仍然不被重用，结果还是“荣枯枕上梦黄粱。”耶律楚材自己当然也不会有更好的遭遇，尽管他工作得很努力，干了六七年，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开州同知，除了协助知州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实际上没有多少事情可干。这对一个志欲“辅翊英主”，精力旺盛的青年来说，当然会感到生不逢时，前途渺茫，心灰意冷了。
金宣宗贞祜二年（1214年），为了逃避蒙古南下的威胁，把首都迁往南京（今开封），耶律楚材的全家也随同南下，只有他本人被燕京留守完颜承晖留了下来，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名义上的职务是分掌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日常章奏，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寄禄官，并无实际职掌，还是白拿钱吃闲饭，不干事。不久，蒙古兵围困燕京，形势越来越紧张。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绝粮六十余日。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五月，城被攻陷。从此，耶律楚材便与金政权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国破家亡，前途渺茫得很，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拜万松老人（行秀）为师，学习佛理。他杜绝人迹，屏斥家务，专心一意，进行参禅，虽遇大寒大热，也从不间断，焚膏继晷，废寝忘餐，没日没夜的修炼了三年，终于参透了禅理，接受万松老人授予的显诀，成了燕京城中著名的佛教信徒。不过，遁世脱俗并不是他的最高理想，致主泽民才是他的根本志向。他认为，“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儒教。”简单的说，就艰难的时世，磨练了耶律楚材，经过他自己的刻苦学习，不仅树立了经邦治国的雄心壮志，而且作好了两种准备；“否，则以简易之道治一心；达，则以仁义之道治四海。”他，在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机会。
二、投军蒙古万里西征
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为了征服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扩大，他需要各种人才。这时，打听到在他统治下的燕京城中，有个博学多艺的耶律楚材，便派专使前来礼聘，耶律楚材陷在燕京城中已经三年了，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除了礼佛参禅而外，无事可干，这时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不应轻易放过，便立即应召，跟随来使欣然上道了。后来，他有一首诗讲到这件事，“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心情是很愉快的。
当时，成吉思汗正在准备西征，其行在远在克鲁伦河的上游与臣赫尔河合流之处，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省。耶律楚材于三月十六日从燕京出发，过居庸（今居庸关），历武川（今河北宣德），出云中（今山西大同），抵天山（今呼和浩特北大青山），穿越浩瀚的大沙漠，于六月二十日左右到达行在。耶律楚材看见这里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真是一个千古少有的盛大场面，心中非常高兴。成吉思汗得知耶律楚材到了，马上召见，看到这位身材修长，胡须长得很漂亮，声音宏响的伟丈夫，说道，“辽金世仇，我为你报了仇。”耶律楚材答道：“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从我的祖父开始已经入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与君为仇呢？”这几句话讲得非常得体，成吉思汗听了很满意，认为这个人值得信任，便让他作自己的亲随，不离左右。耶律楚材很快便以其渊博的学识，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成吉思汗对他很亲切，经常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为“吾图撒合里”，蒙古语就是“长胡子”的意思。耶律楚材终于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找到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机会了。
然而，一个新来归顺的儒生，想在以武力取天下的军事贵族中；取得充分的信任和巩固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有个名叫常八斤的人，以善造弓，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因而非常矜骄。有一次竟然当着耶律楚材的面对成吉思汗说：“现在正是用武的时候，耶律楚材是个儒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有什么用处？”耶律楚材听了并不生气，从容答道：“治弓尚且须用治弓匠，难道治天下就不须用治天下匠吗？”成吉思汗听了觉得有理，对耶律楚材更加亲信重用了。
从蒙古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年），成吉思汗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是对中亚的花刺子模用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耶律楚材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这一时期，耶律楚材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担任成吉思汗的必阉赤，掌管文书。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各种规章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来往文书甚多。由于民族复杂，文书大约有蒙文、汉文、波斯文三个系统。蒙文由怯烈哥主管，波斯文由镇海主管，汉文即由耶律楚材主管。由于当时蒙古贵族多不识字，因而必阉赤的作用不应低估，他们常常可以利用方便的条件，按照自己的私意处理问题，具有一定的权势。当时不少中原地区的官僚地主都慕名而来，通过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钻营。耶律楚材是一个有高度封建文化修养的儒生，为人正直，把“行道泽民”作为自己的“素志”；虽然他自称“备员翰墨，军国之事，非所预议”，但必要时向成吉思汗提醒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还是非常方便的。肯定他会利用这个职务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二是在塔刺思城屯田。这个地方是古代中亚的名城，位于塔刺思河畔，为中西交通的要道。蒙古军攻占此城后，即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陆续攻占了讹打刺城（阿里斯河注入锡尔河处附近），蒲华城（布哈拉）。最后攻占了花刺子模的首都寻思干（撒马尔罕）。寻思干在西辽时称为河中府，当地土地肥饶，经济繁荣，多豪民。蒙古军入城之后，俘虏了三万名工匠，送往蒙古分赏诸将为奴。同时，又迁徙了四百多名豪民子弟到塔刺思城屯田。这是一个削弱新征服地区反抗力量的措施，对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也有好处。耶律楚材奉命主持这一工作。大概这是他的主意。这对蒙古军事贵族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在司天台担任春官，用他的律历星法、等方技之术，为成吉思汗服务。当时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很低，对天文、历法、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许多蒙古贵族都还非常迷信，每遇将兵出征的时候，都要耶律楚材预卜吉凶，借以增强将士的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例如，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夏六月，成吉思汗决定出兵征讨回回国，祭旗那天，忽然雨雪三尺。有人怀疑用兵是否有利，耶律楚材便说：“隆冬之气，见于盛夏，是克敌取胜的好兆头。”第二年的冬天，忽然大雷，有人间这又是什么兆头呢？耶律楚材回答说：“回回国主快死了。”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的八月，天空的西方出现了一颗长长的彗星，耶律楚材说：“金宣宗快死了。”这些预测虽然“后皆验之”，但显然是“猜”准了，并无科学的根据。另有一些事情，则表明耶律楚材确实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年），西域的历官说五月十五日夜将有月蚀，耶律楚材说不会有，结果没有发生。次年十月，耶律楚材说将有月蚀，西域人说不会有，结果却发生了。两次都证明耶律楚材说对了，西域的历法有问题。于是，耶律楚材将旧的历书细加修订，著成《庚午元历》，上奏颁行，从此东西数万里，天象不差，对军事、生产和生活都有好处，耶律楚材的这一贡献当然是应予肯定的。
象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可以全都委托给他。”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已经用自己的知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西征过程中，成吉思汗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掠夺财富；他所需要耶律楚材为他服务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舞文弄墨，医卜星象的方技之术而已。因此，在成吉思汗的眼中，耶律楚材的这点本领，比起两军对垒斩将攀旗的武功来，分量究竟要轻得多。同时，戎马倥偬的时代，遐荒异域的环境，也使得他这个只懂得中原文化，意欲以儒治国的书生，一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冷落感，在耶律楚材的思想深处，还有较多的存在，并且不时在自己的诗文中流露出来。“西征万里扈銮舆，高阁文章束石渠，”本想投笔从戎做出一番事业，但现实的生活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容易，许多美好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醉里莫知身似蝶，梦中不觉我为鱼。”“十年潦倒功何在，三径荒凉翠已寒。”很显然，他对万里西征，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很不满意的。
三、整肃燕京定策划制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的冬天，耶律楚材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西征之后，又回到了燕京。“天涯流落从西征”、“十年沦落困边城”、“赢得飘萧双鬓雪”、“今日龙种返帝京。”既有无限的感慨，也有未来的期望。“再行不惮风沙恶”，“尚期晚节回天意”。还是想在未来的岁月里，做一番事业。
这一年的七月，成吉思汗已经病逝。新主未立，暂由其四子拖雷监国。这次，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就是奉了拖雷之命，前往搜索经籍的。耶律楚材对图书经籍，素来就很爱好。上一次蒙古军攻下灵武（今属宁夏），诸将争相抢掠子女财币，耶律楚材却只收图书和药材，人们都以为无用。不久，军中流行疾病，耶律楚材所收的药材救活了几万人，人们又惊以为神。大概因此也引起蒙古贵族对图书的重视。燕京是辽金两朝的旧都，图书经籍很多，又是耶律楚材的故乡。派耶律楚材到燕京搜集图书，是很恰当的，这次任务可能完成碍很好。
同时，耶律楚材在燕京又发现那里道教的势力极度膨胀，好些佛寺都被改为道观，思想上很不愉快。前面说过，耶律楚材原先在燕京时曾经学习过佛理，废寝忘餐，三年不倦，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因而对以丘处机为首的道教徒非常不满。他写了一本《西游录》，上半部叙述了他西征的经过，下半部便对道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主要是揭露丘处机的欺骗和不法。当时风传丘处机有长生不老的秘术，已经三百多岁了。成吉思汗知道后很感兴趣，派人把他接往行在，细加询问。当问到他究竟有多大岁数时，他竟然不肯老实回答，伪称不知确数。当问到道教的极理时，故弄玄虚，用“出神入梦”、“提真性遨游异域”等假话骗取信任。他还违背诏旨，广收徒众，滥发符印，自出师号，扩大实力。又骗取军用的牌符，悬牌跃马，横行诸州，招摇撞骗，甚至以权谋私，当成吉思汗准许僧道修善之士皆免赋役后，竟然在执行时只给道人免役，不及其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在许多地方折毁夫子庙和佛寺，改为道观。所有。这些，耶律楚材认为都是小人之辈鼠窃狗盗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乱纪，应该处以严刑。他最后表示，应该找一个积极的办法，使“三圣人”之道，能够象权衡一样，不偏不倚，平等地共同发展，用佛教的产因果之诫化其心，用道教的“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太平之世就指日可待了。这当然只是耶律楚材追求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他反对道教的努力，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耶律楚材在燕京做的另一件事，则是比较现实，而且效果很好。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忙于东征西讨，来不及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因此派往各州郡的长吏，便生杀任情，孥人妻女，掠取货财，兼并田地，无所不为。其中，燕京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为贪暴，杀人如麻，市场挂满了示众的人头。耶律楚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不觉凄然泣泪，立即入奏，发出禁令，各州郡如果没有奉到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不得擅自向人民征发，囚犯需判死刑必须上报。违背这项命令的，其罪当死，决不轻贷。于是各地贪暴之风稍有收敛。
当时，燕京城中社会秩序也很不好，每天傍晚，尚未天黑，就有一些盗贼驾着牛车闯入富家，搬取财物，如果反抗不与，则杀人劫货而去，谁也不敢阻拦追究。看来这些盗贼决非一般普通人物，处理起来可能棘手。拖雷特派中使塔察儿偕同耶律楚材前往穷治。耶律楚材经过仔细察询，了解到这些盗贼的姓名，原来都是留后的亲属和势家子弟。耶律楚材毫不手软，将他们一网打尽，投入监狱。这些人的家属贿赂中使，准备从轻发落。耶律楚材知道后，晓以利害祸福，中使害怕了，只得听耶律楚材的意见，依法处理，最后结案，将十六个罪大恶极的首犯，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从此以后，巨盗绝迹，燕民始安，社会效果很好。
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处理的这几件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人们的好评。表明他确实是很有才干的，因而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更加增强了对他的信任。
四、出任中丞进行改革
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拖雷监国已经两年，决定召集宗亲推举大汗。当时，成吉思汗诸子皆从各自的驻地来到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拖雷宣布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承继大位。窝阔台则认为拖雷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所受训教较他人为多，大位应由拖雷继承。推来推去，会议开了四十天，也未作出决定。
耶律楚材觉得会议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便对拖雷说：“推举大汗，是宗社的大事，应该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早作决定，以免发生争端。”拖雷说：“意见尚未统一，能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说：“过了明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还非常迷信，听了这话便决定在第四十一日举行登基大典。
大典由耶律楚材拟订仪式。耶律楚材为了使会议开得威严庄重，让所有宗亲都能恭敬顺从，便事先对亲王察合台说：“你虽是大汗的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然是臣，臣下对君按照礼节应当跪拜。只要你带头拜，其他的人就莫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他说得有理，在正式的即位大典上，便率领皇族及臣僚在帐下跪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后，察合台对耶律楚材说：“你真是社稷的功臣呵！”
窝阔台汗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准备对那些没有按时前来朝拜的王公大臣处以死刑。耶律楚材知道后便对他说：“陛下新即位，应当力求安定，对犯错误的人，应当宽宥，否则矛盾扩大，政局反而不稳。”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前不拥护他的人，后来都拥护他了，政权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耶律楚材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应兴应革的事太多了，耶律楚材选择了一些急需办理的，写成《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为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窝阔台汗看了奏疏以后认为所奏各事，皆可听从，唯有送礼一事难于禁绝，便对耶律楚材说：“如果是自愿馈赠的，可以不追究吧！”耶律楚材说：“这是蛀政害民的开头呵！哪能听任不管呢？”窝阔台汗说：“凡你所奏，我都依从了，你就不能依从我这一件吗？”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诏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根据耶律楚材建议设置的十路课税使，送来了许多粮食布帛和金银，陈列在宫廷中，数量很多。窝阔台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收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呵！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象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作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耶律楚材担任中书令，是辅佐天子的亲信，位高权重，管理的事情很多。他写过一篇《陈时务十策》，主要内容有：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等。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的，可以算得上一篇内容全面的施政纲领。
五、恢复经济倡兴文教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万事草创，各种制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极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原来的某些制度和作法，很难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需要，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窝阔台汗是比较开明的，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窝阔台汗言听计从，制订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其中最主要舶是：
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习惯法，免难民、降俘之死，大大促进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蒙古统治者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曾经下令：凡在攻城之时，敌人敢于武力抗拒者，城破之后，必加严厉惩处，杀之无赦。这种野蛮残暴的屠城杀掠政策，固然对敌人有一种威慑的作用，使之不敢抗拒，早日迎降；然而在事实上威胁的作用非常有限，抗拒者还是很多。残暴的杀掠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加了抵抗者持续反抗的决心。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军将征河南，耶律楚材便请求不要残杀当地居民，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所需。窝阔台汗说：卿言是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次年春，大军南征，陕洛秦虢等州的人民纷纷逃往山林洞穴躲避。窝阔台汗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有些蒙古贵族反对这个诏令，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请求制旗数百面，发给逃民，让他们回到蒙古军控制的州郡去种田。据说，因此而活下来的逃民不可胜数。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大将速不台攻打金国的南京开封府，即将攻下时，派人向窝阔台汗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听说后忙向窝阔台汗说：“我军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所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如果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汗听了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制造弓矢甲仗、金玉器皿的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之家，都聚在这个城中，如果全都杀了，我们将一无所得，那这个仗就白打了。”窝阔台汗点头称是，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罪大不赦外，其余皆免罪不问。”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城中的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因此而免遭屠杀。从此以后蒙古对南宋用兵，攻取淮汉诸城，也都以此作为“定例”，不再“屠城”，只诛“首恶”。这当然是蒙古军事政策的一大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耶律楚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谏阻“裂土分民”，建立军、民、财分治的中央集权制。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统治者就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窝阔台汗即位以后，也准备把新占领的中原地区分赐给亲王和功臣。耶律楚材说：“裂土分民，容易引起彼此间的不满和猜疑，使矛盾扩大化，产生尾大不掉的毛病，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金帛。”窝阔台汗说：“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办呢？”耶律楚材说：“那就由政府派遣官吏到各州县收税，颁发诸王功臣，不让他们擅自科征，把向地方征税的权利收归中央，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制订了“每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当时，诸路官吏均兼管军民财三个方面的事宜，权力极大，往往肆为不法，骄横异常，不仅生杀自专，而且各州郡地方之间，也常因争权夺利，彼此相攻，有时连皇帝也无法统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耶律楚材建议：各州郡置长吏专管民事，设万户府总领军政，设课税所管理钱谷。他们之间势均力敌，不相统摄，力量有限，骄横的气焰就会受到遏止。窝阔台汗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地方官军民财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实力，压制了地方势力的滋长，避免了分裂因素的扩张。
三、尊孔用儒，始兴文治。蒙古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武功，因此在初期对文治是不够重视的。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对他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经常向他宣传“周孔之教”，他认为很有道理，便要耶律楚材推荐一批文臣到政府部门任职，试行“汉法”。耶律楚材于是把当时著名儒士陈时可、刘中、周立和、吕振等人派往燕京、宣德等地征收课税，后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蒙古统治者试用文臣治天下的开始，耶律楚材创议之功是不应忽视的。此后，耶律楚材继续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最主要的有求孔子之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请封为“衍圣公”，付给林庙地，世袭其位，以示尊崇。又下令招收因战乱而散亡的礼乐人才；还接受著名学者元好问的请求，把许多沦为俘虏的儒生解放出来分配适当的工作。到元太宗九年（1237年），更以“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为由，建议“用儒术选士”，试图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这年八月，窝阔台汗命令刘中等人在各地考试，计分经义、词赋、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也可参加考试，如果主人隐慝不遣，其罪当死。据说这次考试共得儒士四千余人。他们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当然大大改善了官员的文化结构，对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立法执法，制止贪暴。蒙古建国初期，法制极不完善，各地州郡长吏贪暴之风十分严重。他们生杀任情，孥人妻女，劫取货财，兼并土地，胡作非为的事很多。耶律楚材针对这些情况请求窝阔台汗颁布法令：“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这些法令的颁布执行，对制止不法官吏的贪暴之风，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使政府的法令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耶律楚材常常挺身而出，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贵作斗争。有一次，窝阔台汗的宠臣杨惟中等人包庇杀人犯，耶律楚材得知便把他拘留起来加以审问。窝阔台汗听信谗言，一怒之下，不辨真假，反而把耶律楚材抓了起来，既而又感到不对，有些自悔，命人把耶律楚材放了；耶律楚材却不肯罢休，说：“臣位至公卿，辅佐陛下处理国政。陛下下令逮捕我，认为我有罪，应当向百官宣布我的罪在哪里。现在却又释放我，说明我没有罪。这样轻易反复地处理问题，有如儿戏。如果国家真遇到什么大事，能够这样处理吗？”在场的大臣们不觉大惊失色，都为他这种“犯上”的语言捏一把汗。不过，窝阔台汗毕竟不是一般昏庸的皇帝，他对耶律楚材的耿直是信得过的，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温言相劝，“我虽然贵为皇帝，难道就没有一点过错吗！”这种君臣互相信赖的精神，是政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方面是促使蒙古统治者尽快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恢复战乱的破坏创伤，制止苛重的赋敛剥削，把封建经济推向正常发展的轨道。他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阻止将农田辟为牧地的建议。窝阔台即位之初，有个名叫别迭的蒙古贵族说：“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懂得畜牧业生产，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不如把他们全都杀了，好在那里开辟牧地。”这种变先进为落后的建议，反映了某些习惯草原生活的贵族的无知，这种人虽然可能只是个别的，然而如果不加阻止，一旦被采纳作为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耶律楚材非常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时指出“天下是广阔的，四海是富裕的，各地的人民都会勤劳生产，只要我们的政策好，他们就可提供大量的财富，怎么能说无用呢1”窝阔台汗说：“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好，国家收入增加了，又何必杀人呢！就按你的意见办吧！”一场破坏中原农业经济的灾难被制止了。
二、用课税的方式代替军事掠夺。蒙古立国之初，战事频繁，军费所需，多属“以战养战”。赤裸裸的军事掠夺，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不必要的破坏，而且来源也极不可靠，妨碍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元太宗二年（1230年）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陛下即将南伐，军需应该早日筹措，如果建立税收制度，仅中原地区的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山泽之利，每岁就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军费就不成问题了。”窝阔台汗同意试行，于是在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设立课税所，选派汉人儒者担任其事。次年秋天，各路使者将征收到的粮仓簿籍和金帛实物进呈，窝阔台汗见了，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却搞来这么多的钱粮，真了不起呵！”对他更加信任。不过，当时的税制尚未定型，税则税率各地很不一致，大体上是蒙古以马计，西域以丁计，汉人以户计，难免混乱与不便，急需改进。兀太宗六年（1234年），大臣忽都虎等人主张按人丁多少征收赋税，耶律楚材说：“自古以来，在中原都没有实行过以丁收赋的办法。如果强制执行，人民必将逃散，赋税就收不到了。”看来，耶律楚材是想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不少入主张对人身课税，以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结果未能作出最后的结论。到元太宗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终于奏请制订了新的赋税制度，（一）户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给国库，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给诸王功臣。（二）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三）商税：三十分之一。有人认为这个税率定得太轻了。耶律楚材说：“历史的经验证明，许多法最初定得轻，后来都变重了，如果开始就定得很重，后来的人民就无法过活了。”这种轻税的思想，对恢复发展生产是有好处的。
三、释放俘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蒙古灭金后，大批百姓掠为俘虏，北返途中，逃亡者十有七八。窝阔台汗下令严查：“停留逃民及资给饮食者，皆死。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并连坐。”此令一下，立即引起了广大百姓的惶骇不安，虽是父子兄弟，一经俘虏也不敢相认，逃民无所寄食，多死于道路。耶律楚材对窝阔台汗说：“十多年来，我们执行存抚百姓的政策。因为百姓是很有用处呵！现在我们已经统一了中原，他们还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岂能因为一个俘虏，便把数十百人连坐处死呢！”窝阔台汗顿然醒悟，立即解除了这个禁令。不过，当时诸王大臣将校在战争过程中，仍然将大批人民掠为驱口，动以万计。驱口的身份很低，任凭主人驱使买卖，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这不仅是对劳动力的摧残，而且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耶律楚材于是奏请下令括户口，凡属驱口“并令为民，慝占者死”。大批驱口被释为民，地位提高了，对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好处的。
四、抑制高利贷势力，反对过分剥削。蒙古贵族为了获取巨利，曾委托回回商人发放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一锭银十年后本利可达一千零二十四锭，时称羊羔息，为之倾家破产的很多。耶律楚材奏请：“子母相侔，更不生息，”使高利贷势力稍有抑制。当时政府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竟然允许商人“扑买”。商人们勾结权贵承包了全国的课税、差发，甚至连地基、水利、河泊、桥梁、渡口、猪鸡也承包了。这种把国家财政经济命脉全都交给商人的作法，是十分有害的。耶律楚材说：“这是贪利之徒，罔上虐下，想出来的恶主意，为害甚大，决不能干。”于是奏请窝阔台汗罢除了。此外，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都是有关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由于这样，“庶政略备，民稍苏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六、极争巧谏大造中国
耶律楚材作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促使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法”，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要求，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史称窝阔台汗的统治，“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其中当然应该有耶律楚材的功劳和贡献。
耶律楚材取得成功的道路，是并不平坦的。他的政治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守旧贵族的反对。例如，燕京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竟以旧怨，诬告耶律楚材“率用旧亲，必有二心”，务欲杀之而后快。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也不是全都言听计从。有时耶律楚材发现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窝阔台汗不仅不体谅耶律楚材的好意，反而说什么“你想要打架吗？”“你就知道为百姓哭鼻子。”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这都是不够尊重与信任的表现，因而大大妨碍了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理想的彻底实现。
特别是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窝阔台汗逝世后，乃马真皇后称制，宠信奥都刺合蛮，不少贵族畏惧其势，争往附之，耶律楚材更遭到排斥疏远。耶律楚材眼见政事日乱，不忍心撒手不管，只要发现有“不便于民”的事，还是站出来仗义直言，更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一次，乃马真皇后将盖了御宝的空白纸，交给奥都刺合蛮，让他自行填写颁发。耶律楚材知道后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必须遵守，不按宪章办事，就乱了法，这样的诏令我不敢奉行。”乃马真皇后又下旨：“奥都刺合蛮提出的建议，令史如果不办，断其手。”耶律楚材说：“国家大事，先帝全都委托老臣处理，令史没有责任。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还怕断手吗？”乃马真皇后听了很不愉快，耶律楚材仍然辩论不已，大声说道：“老臣跟随太祖太宗三十多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我是无罪的，你总不会把我杀掉。”乃马真皇后听了更加不满，但终因他是先朝勋旧，不好轻易处理，便采取了敬而远之的办法，实际上是排挤他，不让他掌权。耶律楚材得不到信任，眼见奸邪当道，政事日非，心中很不愉快，终于在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五月十四日“愤惋”而死。死的时候才五十五岁。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
元初重臣通达政术——崔斌传
一、德才兼备有勇有谋
崔斌（1301~1357），字仲文，马邑（今山西大同西）人。崔斌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善于骑射，武艺高强，其为人机警敏锐，足智多谋，并且酷爱文学，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才干，是元初杰出的汉人地主阶级政治家。
崔斌对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非常熟悉。元世祖忽必烈曾在府第召见崔斌，他对答如流，其主张完全符合元世祖的旨意。世祖今他辅佐大将卜怜吉带，因崔斌才略出众，卜怜吉带对他十分敬重。卜怜吉带军驻扬州本城，命崔斌率骑兵侦察敌军形势。崔斌发现敌军阵脚已乱，马上派兵进行偷袭，杀获非常多。元世祖即位后，励精图治，大力推行汉法，采用汉族地方阶级的政治制度，大量吸收并重用一些汉人地主阶级中杰出人才，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世祖曾让杰出政治家安童给他举荐汉人中“识治体者”，安童推荐崔斌。晋见时崔斌尽情地陈述自己对时政得失的见解，既精辟又透彻，元世祖对他相当赏识。元世祖视察上都，召崔斌及朝廷近臣陪同。世祖与崔斌肩并肩地骑着马，世祖问崔斌：“治理国家首先应该抓什么？”崔斌回答说：“宰辅如何是最首先要考虑的。”世祖又请崔斌给他推荐理想的宰相人选，他向世祖举荐安童、史天泽。世祖考虑了很多，崔斌对世祖说：“陛下是否认为我为人猥鄙，所举未允公议，困而有所怀疑？今朝廷近臣都在，请允许我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再请上裁决。”世祖答应他的请求。崔斌立即对群臣说：“皇上有问安童为相，可否？”众人高呼“万岁”。世祖十分高兴，遂以安童、史天泽为相，并授崔斌左右司郎中之职。正因为崔斌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深得元世祖的信任。“每论事帝前，群言终日不决者，斌以数言决之。进见，必与近臣皆，其所献替，虽近密之臣，有不得与闻者，以此人多忍之。”
崔斌负有才略，且善于权变，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至元四年，山守东京。第二年，大军南征，取道寿张。军中有士卒骚扰百姓，滥杀无辜，强占民房。崔斌了解这一情况，立即快马赶到军营，对军中主将说：“未至敌境，先杀吾民，国有常刑，你也跑不了。”于是，犯法的士卒被关进监狱，处以重罚。由此军纪肃然，再也不敢骚扰百姓了。这年正遇灾荒，朝廷征税仍然和往年一样。崔斌奏请给予减免。又请求朝廷“发币十万缗，以赈民饥”。至元十一年九月，元朝发动伐宋的襄樊战役。当时崔斌为河南行省金事。当商议进攻虎门山战斗方案时，崔斌提出：“自视山西抵万山，北抵汉江，筑城浚堑，以绝怕援，那么襄阳就可以得到了。”这是一个可行性很好的计策。为支援襄樊前线，巩固后方基地，朝廷准备征调曹、设民丁，屯田南阳。崔斌请求罢免曹、濮屯田，以近地兵多者补之。为筹集军怕，户部给滨、棣、清、沧盐券，崔斌决定招募农民以大米来进行盐米贸易，结果远近商贩争先恐后，络绎不绝，不仅远近农民得到实惠，增加收入，而且军怕很快就筹集到。世祖又下达旨意：“河南籍兵二万，以增加襄樊。”崔斌认为这一举措必将大大加重人民的兵役负担，马上上疏说：“河南户少，而调度繁多，实不堪命，应该减去一半。”世祖觉得崔斌的上奏有理，接受了他的请求。同年，世祖命丞相伯颜总兵南征，改河南行省为河南宣慰司，加崔斌为中奉大夫、充宣慰使。当时南征的襄阳、正阳诸军，皆取道河南，军需供应事务虽然千头万绪，十分繁忙，然而崔斌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一点也不缺失。伯颜大军既渡长江，即令阿里海牙进取湖南，世祖派崔斌作他的副手，并拜雀斌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二年十月，元军围困潭州，守军在守臣李奇率领下顽强抵抗，元军三月攻之不下。崔斌率兵进攻铁坝，阿里海牙中箭负伤，不能指挥。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诸将采纳了崔斌“焚烧敌人角楼，断绝敌人后援，堑城为三周，如此则城可得”的计谋，猛攻铁坝，“布云梯鼓噪而上”，崔斌身先士卒，“挟盾先登”，一举攻克。阿里海牙持酒慰劳崔斌说：“取此城，全靠着您的力量啦。”铁坝既克，崔斌又向阿里海牙献计说：“潭人胆破矣。若敛兵不进，许其来降，则土地人民皆我有，自此以南连城数十，可传檄而定。若纵兵急攻，被无噍类，得一空城何益？”阿里海牙虚心采纳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策略。第二天，即张贴告示，晓以利害，陈述祸福。潭州城中军民纷纷争出投降。诸将怒其顽抗多时，对出城投降的军民想全部杀戮。崔斌则对诸将讲清“兴师本意”，在于拓地安民，而不能以屠杀为事。诸将又说：“编民当如公说，敌兵必诛之。”崔斌又解释说：“彼各为其主耳，宣旌之，以劝未附者，且杀降不祥。”经过一番仔细的思想教育，诸将才放弃了“欲屠其城”的打算。潭州“一城之人，赖以全活”。由此，湖南诸郡，闻风皆下。世祖得到潭州及湖南胜利的捷报，特别嘉奖崔斌，进他为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潭州人民对崔斌非常感激，为他建立生祠，以表彰和纪念他为湖南人民所推行的德政。至元十三年，崔斌奉命把谕广西以后，又回来湖南任职。当时，潭州属邑安化、湘乡、衡山以南，周龙、张唐、张虎等聚众在各地起义。为镇压起义，崔斌驻军南岳，为分化瓦解起义军，他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同僚们对来降者“议欲尽戮，以惩反侧”的建议，采取只“诛其首恶，胁从者尽释之”的英明政策，湖南的社会治安于是得到改善。
至元十五年，当时已升任中书左丞相的崔斌，随元世祖到察罕脑儿，世祖问崔斌：“江南各省抚治如何？”崔斌乘机借题发挥，阐述他对吏治和用人的主张。回答说：“治安之道在得人，现今用非得人，必须改革。”并历数权奸阿合马结党营私，安插亲信，致使吏治腐败的情况。世祖听后，立即命令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查问，并汰其冗员，黜其亲党，检核其不法，罢天下转运司，天下为此事感到欢欣鼓舞。不久，尚书留梦炎、谢昌元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通文墨者。”世祖乃命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以加强江淮行省的管理。崔斌到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为除积弊，抚慰百姓，政绩卓然。
此外，崔斌还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过多剥削和压迫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他无论是任地方长官，还是为朝廷重臣，都尽力减轻人民的差役和赋税负担，实行比较宽缓的政策。
二、为官清廉秉持公正
崔斌不仅有勇有谋，通晓为政之道，而且其秉性刚直不阿，为官清廉，疾恶如仇，敢与横行不法、蠹国渔民的权奸做坚决斗争。他当着元世祖的面，就能够敢于直面指斥奸党，并且有时也敢于指责皇上的过失。元世祖是一位励精图治、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他在执政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极为主张并支持采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来聚敛财富，充盈国库，以解决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财政支出。为满足自己嗜财贪利的欲望，元世祖终于找到了这种善于“理财”的所谓“人才”，这就是权奸阿合马。阿合马原是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仅凭着善于玩弄权术，善于迎合元世祖嗜财贪利的心理，而言运亨通。元统三年（1335），元世祖任命他领中书左丞，兼诸路转运使，独揽国家财赋大权。至元元年（1336）擢他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阿合马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至元三年，世祖设立制国使司，让阿合马兼领使职。至元七年设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录尚书省事。此时，阿合马大权在握，权倾朝野，他一方面极力采取追征赋税、官办矿冶、实行钱钞和盐法等一系列“理财”措施，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提拔其亲信，安插党羽到机要部门，收揽人心，把众多子住、亲戚和心腹安插到朝廷各要害部门。就这样在朝廷上形成了一个以阿哈马为首的官商“理财派”集团，他们欺君罔上，专横独断，把持朝纲，并极力破坏和阻挠元世祖推行的汉法，压制、排挤和打击推行汉法派大臣。崔斌是汉族大臣中的重要成员，便挺身而出，与其他汉族大臣一起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崔斌愤怒指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他在元世祖面前，多次指责阿合马的不法行为。
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江南初平，官制草创，由于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江南官僚冗滥尤其严重。这些官吏加狼似虎，鱼肉百姓，人民遭受了巨大的压迫和剥削，当时出任镇国上将军、淮西宣慰使的昂吉儿入朝，把这些恶劣情况在元世祖面前病说了一番，世祖听说这些情况，十分惊讶，即命平章哈伯、崔斌等人进行“减汰”，并发布诏书，告谕江淮军民，使之家喻户晓。哈伯、崔斌等人接受任务后，铁面无私，大刀阔步进行整顿，不仅使江南的吏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阿合马的势力也是一次沉重打击与削弱。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以阿合马把自己的家人、亲戚全都安排进朝廷要职为由，对世祖说：“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令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崔斌又说：“阿合马先自己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或为将作院达鲁花赤，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速公道，”崔斌的弹劾如重型的炮弹，击中了阿合马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的要害，此时元世祖也感到阿合马做得太过分了，遂接受了崔斌的建议，一并罢免了阿合马家人及亲属的官职，这其中包括罢免被阿合马提拔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的长子忽辛。阿合马集团此时如坐冰山，危在旦夕。
三、奸臣狠毒忠良遭害
像历史上许多奸臣一样，阿合马为了把持朝纲，谋取私利，他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结党营私，“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阿合马不仅本人身居高官要职，掌握国家财赋和行政大权，他的儿子、侄子虽因崔斌弹劾而一度被罢官，但不久又官复原职，甚至被晋升。真是“一门子弟，并为要官”！阿合马权高势重，气焰十分嚣张。他公然宣称：“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也就是说他能够独断专行，而他人不得干涉，有许多大臣因畏惧其权势而依附于他。一些文人也纷纷为阿合马歌功颂德，更有许多商贾为谋取官职而向其大量行贿。一时间，他在朝廷上下的同党竟多达七百一十多人。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坏事做绝。天下人一提起阿合马，无不咬牙切齿。
阿合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想尽办法，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势，维护既得利益。凡是反对他的汉族大臣，如史天泽、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无不受到他的排挤、打击和陷害，甚至连元世祖忽必烈的亲戚、丞相安童也被他排挤出朝廷，到极北的边境地区达十年之久。困崔斌在元世祖面前屡斥其奸，阿合马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定要把他杀死才罢休。至元十五年秋七月，因江淮行省至关重要，崔斌被任为江淮行省左丞，以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管理，崔斌赴任后，阿合马心中有鬼，即以恶人先告状的惯用伎俩，罗织罪名，进行诬告，最后以擅自改任官吏、私铸铜印、增支粮食等莫须有的罪名，把崔斌和阿里伯逮捕下狱。元世祖看到阿合马诬告崔斌等人的材料，有点怀疑，很想听听崔斌、阿里伯本人的申辩，便对阿合马说：“阿里伯等说了什么吗？”阿合马当然不允许他们直接向元世祖申辩，也不会让元世祖直接听取他们的申辩。他在元世祖面前一口咬定，崔斌等人的所谓“犯罪”属实。阿合马一方面以假材料欺骗元世祖，另一方面又把崔斌等人的申辩截留不让它到达元世祖手里。最终元世祖听信了阿合马等人的谗言，下令将崔斌和阿里伯处死。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元朝历史上一桩震动朝野的大冤案终于铸成，崔斌含冤被杀，终年五十六岁。
擅权专政十恶不赦——阿合马传
一、独霸朝纲横行不法
阿合马（？~1282），回纥人。出生在花刺子模细浑河（前苏联锡尔河）畔的费纳克忒城。其家为蒙古弘吉那部按陈的属民。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阿合马是怎样来到元朝的。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拥戴下，在开平即大汗位；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政府专门，把国家的财赋的职权委托他进行管理。阿合马上奏世祖下令分条规划，向各路运司宣布晓谕。下一年，因为河南钧州、徐州等州都有炼铁设备，请朝廷授予宣牌，以振兴冶炼的利益。世祖把开平府升格为上都，又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兼管中书左右部照旧不变。阿合马上奏请求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加强炼铁行业，每年上缴铁一百另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这一年秋天十一月，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合并到中书省，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官阶为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正月，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的事务。过些时候，制国用使司上奏：“把东京每年纳税所得的质地稀疏恶劣不能使用的布，就在当地用来买羊。真定、顺天的金银不合规格的，应当重新冶铸。别怯赤山生产石绒，把它织成布，用火不能烧着，请求派遣官员加以开采。”又上奏说：“国家的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大，今年从皇上回京以后，已经支出了纸币四十万锭，恐怕明年会不够开支，应当酌量节约使用。”十一月，制国用使司又上奏说：“桓州峪所开采的银矿，已经有十六万斤，每一百斤可以得到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要的支出，可以出售锡来支付。”世祖全都同意制国用使司的请求。
至元七年正月，设立尚书省，裁撤制国用使司，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的为人，智谋多而善于言辞，以功利和取得的效益自负，人们都称赞他有能力。世祖急于使国家富起来，就试着让阿合马办事，很有成绩。又看到阿合马和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阿合马屡次有理由使他人屈服，由此而对阿合马的才能表示惊奇，授于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无不听从，却不知道他的专权任性越来越厉害了。丞相安童容忍了很久，上奏世祖说：“臣下我最近上奏说凡是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按照通常的制度向皇上奏事，其中的大事要经过臣下等人议定再上奏，已经得到圣旨允准。现在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直接上奏，似乎违背了臣下我以前向皇上的奏报。”世祖说：“你所说的话的确很对。难道阿合马由于朕对他很信任，敢这样办吗？他不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当像你所说的那么办。”安童又上奏说：“阿合马所任用的部下各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任用不当，但已经得到圣旨让他咨请中书省宣布，如果不给，恐怕将来会有别的话。应当试验他的任用的人是否有能力，时间一长就会自然明白。”世祖认为安童的话有道理。五月，尚书省上奏要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后来御史台认为现在到处在捕捉蝗虫，百姓劳苦，清查户口的事情应当稍稍缓办。于是就停止不办。
开始设立尚书省的时候，有圣旨说：“凡是加以考核选举的大小官员，由吏部拟定他的资历，呈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咨送中书上奏。”到这时，阿合马提拔他自己的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丞相安童因此上奏，世祖命令去问阿合马。阿合马说：“事情不论大小，统统委任给臣下，所任用的人员，臣下应当自己挑选。”安童因此请求：“从今以后只有严重刑事以及调任上路总管，才归臣下管理，其余的事情一并交给阿合马，以便事情职责分明。”世祖都同意了。
至元八年三月，尚书省再次把清查核实户口的事情上奏请求分条规划下诏通告全国。这一年，上奏请求增加太原的盐税，以纸币一千锭为经常的数额，仍然让本路兼管。
至元九年，把尚书省合并于中书省，又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第二年，又任命他的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看到阿合马专权一天比一天厉害，想补救这个弊病，就上奏说大都路总管以下的官员大多不称职，请求派人代替他们。不久又上奏说阿合马、张惠，仗着宰相的权势会经商，以此一网打尽了天下的最大利益，严重的毒害百姓，使他们走投无路而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阿合马说：“是谁编出了这些话，臣下等要和他在朝廷上辩论。”安童进奏说：“尚书省的左司都事周祥，中木谋取暴利，罪状十分清楚。”世祖说：“像这样的人，征收完毕以后应当公开罢免他。”后来枢密院上奏请求让忽辛同企枢密院事，世祖不答应，说：“他是个胡商，一般的事情还不懂得，又哪能让他承担机要事务的责任呢？”
至元十二年，伯颜领兵攻打宋朝，渡江以后，捷报一天天传来。世祖命令阿合马和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人，商讨在江南推行盐法、钞法和贸易药材的事情。阿合马上奏说：“姚枢说：‘江南地区的交会如果不能通行，一定会使普通百姓失去安身之地。’徒单公履说：‘伯颜已经张帖告示明白说明不兑换交会，现在急急忙忙推行，就是在百姓中失去信用。’张文谦说：‘是不是可行，应当向伯颜询问。’陈汉归和杨诚都说：‘把中统钞交换江南的交会，有什么困难的？’”世祖说：“姚枢和徒单公履，不懂得掌握时机。朕曾经把这件事问过陈岩，陈岩也以为宋朝的交会应当尽快更换。现在商讨已经决定，就按你的话办。”阿合马又上奏说：“北方的盐和药材，姚枢和徒单公履都说可以让百姓自由贩卖。臣等认为，这件事如果让普通百姓去干，恐怕会造成混乱不统一。准备在南京、卫辉等路统一征购药材，从蔡州运盐二十万斤，禁止各种人员私下互相贸易。”世祖说：“好！就这么办。”
至元十二年，阿合马又说：“近来由于征集财物以代价军用，减免在编百姓的征税，又裁撤转运司官，让各路总管兼管按额征税，以至于国家的用度不足。臣下以为不如查验户口数字的多少，远处的归到近处，设立都转运使，估计情况增加过去的税额，选择清廉有能力的官员分别办理这件事。应该由公家和私人冶炼铸造铁器，而由官方设局专卖；仍然禁止各种人员不得私造铜器。如果这样，就能使百姓的财力不会穷尽，而国家的用度也能充足了。”于是就上奏设立各路转运使，任命亦必烈金、札马刺了、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人为转运使。有一个叫亦都马丁的人，由于亏欠公家的银钱得罪罢官，死了以后，亏欠的还有很多没有还清。中书省上奏商讨处理办法，世祖说：“这是有关钱财粮食的事，去和阿合马商讨。”
十五年正月，世祖因为西京发生饥荒，发出粮食一万石加以赈济，又告诉阿合马应当广为贮藏积蓄，以准备缺乏。阿合马上奏说：“从今以后，御史台如果没有禀告尚书省，不能随便召见管理仓库的官吏，也不能随便查究银钱谷物的数字。以及集议中书不到的，就要判罪。”他阻挠压抑监察部门就是这样。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奏说：“起先由于江南官员人数过多，担任的人也多不能称职，就命令阿里等人区别淘汰他们。现在已经明显地有了证据，却蒙蔽不向朝廷上奏，这是欺君罔上。杭州地方广大，所负的责任不轻，阿合马为私自的感情所迷惑，竟把他没有出息的儿子抹速忽充当达鲁花赤，掌握虎符，这难道是衡量才干而授以责任之道？”又说：“阿合马起先自己表示请求免去他子弟的官职，可现在身为平章政事，而他的儿子以至侄子有的担任行省参政，有的担任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之中都处在重要地位上，自己违背过去说的话，于公道有亏。”世祖下旨全都加以罢免，但始终不把这当成阿合马的罪过。世祖曾经对淮西节度使昂吉儿说：“做宰相的人，要明白天道，察知地理，竭尽人事，兼有这三方面的人，这才是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人也不能担任宰相；回回人中间，阿合马的才能足以胜任宰相。”他为皇帝所称道就是这样。
至元十六年四月，中书省上奏请求设立江西榷茶运司以及各路的转运盐运使、宣课提举司。没有多久，任命忽辛为中书右丞。第二年，中书省上奏说：“阿塔海、阿里说，现在设立宣课提举司，官吏数字达到五百人，左丞陈岩、范文虎等说他们搅扰百姓而且侵吞偷盗官府钱财。请求加以罢免。”阿合马上奏说：“过去有圣旨把江南粮食数字登记造册，屡屡发文索取，但不把实情报告上来，臣下于是就同枢密院、御史台和朝廷大臣各位元老一起商讨，认为设立运司，官员多而俸禄重，应当在各路设立提举司，都省、行省各委派一个人担任这一事务。现在行省还没有委派人，就请求裁撤，又把过错归于臣下等人。然而臣下所委派的人，有的到任才两个月，如果计算他们侵吞了共有一千一百锭，以他们管理的四年时间比较起来，又应该是多少呢？现在设立提举司，不到三月又加以裁撤，难道不是害怕他们非法的弊病败露，所以抢先自己奏请以消灭痕迹吗？应当下令让御史合派遣能干的人一起去，凡是有违法的行为，一条条据实奏报。”世祖说：“阿合马所说是对的，命令御史台选择人员前去查办。如果自己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样才能责备别人。”
阿合马曾经上奏应当设立大宗正府。世祖说：“这件事难道是你们这些人所应当说的，这是朕的事情。然而宗正这个名称，朕还是没有听说过，你的话很对，要想一想。”阿合马要清理计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帖木儿设立行省以来所有的钱粮数字，上奏派遣不鲁合答几、刘思愈等前去清查，查到了他们擅自调换朝廷任命的官员八百人，擅自分设左右司官以及铸造铜印等等事情，上奏。世祖说：“阿里伯等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阿合马说：“他说行省过去就曾要铸造官印了。臣以为过去因为江南没有平定，所以能根据情况自己处置，现在和过去情况已经不同。他们又擅自支付粮食四十七万石，上奏裁撤宣课提举司。等到中书省派遣官员清理计算，征得纸币一万二千锭挂零。”阿里伯、燕帖木儿两个人最后竟因此被杀。
当时阿合马在位时间很久，更加肆意贪婪骄横，拉扯提拔奸党郝祯、耿仁，一下子迁升到和自己同在中书省任职，阴谋勾结，专门从事蒙蔽皇帝，积欠的赋税不加免除，百姓们逃亡迁移，京兆等路每年收入赋税达到五万四千锭，还是认为不是实际情况。百姓有近郊的良田，就抢夺据为己有。暗地里接受贿赂，表面上做得执法严明，朝中百官互相用眼神表示不满，但没有人敢于明白议论。有一个值宿禁卫的秦长卿，激昂慷慨地上书揭发他的种种邪恶，竟然被阿合马所谋害，在监狱里把他弄死。事情见于《秦长卿》传。
二、残暴凶恶身死名裂
至元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随从。有个益都千户叫王著的人，一向疾恶如仇，由于人心对阿合马愤怒怨恨，就秘密铸造了一把大钢钅追，自己发誓愿意击碎阿合马的脑袋。当时有一个妖僧高和尚，自称有秘密法术在军中行使，但毫无效果而逃走，假装身死，杀了一名徒弟，把尸首欺骗大众，自己又逃走，使人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王著就和他一起谋划，在戊寅那一天假称皇太子回京师参加佛事，集结了八十多人，夜里进入京城。早晨派遣两个僧人到中书省去，让中书省购买供奉神佛的用品。中书省的人员怀疑，对他们加以讯问，他们不肯伏罪。等到中午，王著又派遣崔总管假传皇太子的旨意，让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人，在这天夜里会集在东宫前面，张易没有察觉其中有假，就命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一起前去。王著自己骑马去见阿合马，诈称太子将要来到，命令中书省的官员全部都在东宫前等候。阿合马派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几个人骑马出关，往北走了十几里，碰上了王著的一伙人。伪装太子的人责备他们无礼，把他们全都杀了，夺取了他们的马匹，往南进入建德门。夜里二更，没有人敢问什么，到了东门前面，他们一伙都下了马，惟独伪装太子的人坐在马上指挥，呼喊中书省长官来到马前，责骂了阿合马几句话，王著就把阿合马牵去，用袖子里藏着的铜髓砸碎他的脑袋，阿合马立刻毙命。接着喊中书左丞郝祯来到，杀了他；囚禁了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和留守司的官员都远远看着，没有人能推测究竟是什么缘故。尚书张九思在宫中大声喊叫，认为这是个骗局；留守司的达鲁花赤传敦就手持木棒冲向前面，把骑在马上的人击倒坠地。弓箭乱发，这伙人奔逃溃散，大多被逮住。高和尚逃走，王著挺身而出要求把自己囚禁。
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儿飞马上奏世祖。世祖当时正驻在察罕脑儿，听到以后大为震怒，当天就起驾到上都。命令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弥、参政阿里等按驿站飞驰到大都，讨伐作乱的人。庚辰日，在高梁河抓住了高和尚。辛已日，孛罗等人到达大都。壬午日，把王著、高和尚在市上诛杀，剁成肉酱，同时又杀了张易。王著临刑前大喊说：“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死了，将来一定有人为我写下这件事的！”
阿合马死后，世祖还不详细了解他的种种邪恶，命令中书省不要追查他的妻子儿子。等到询问孛罗，就全部知道了阿合马的罪恶，这才大怒说：“王著把他杀了，的确是对的。”于是下令掘墓开棺，在通玄门外斩戮尸体，听任狗去吃他的肉。朝廷百官和士人百姓，聚在一起观看拍手称快。阿合马的子侄都被诛杀，把他的家属和财产没收入官。他的小妾中有一个叫引住的，查抄她的物品，在柜子里得到两张熟的人皮，两只耳朵都保存完好，有一个阉人专门掌握这个柜子的钥匙，讯问他们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人的人皮，只说：“诅咒的时候，把神座放在这上边，应验很快。”又用两幅绢，画上穿戴盔甲的骑兵好几层，包围守在一座有帷幕的殿前，兵士都拉开了弓弦挺着刃向里边，好像在向里进攻那样。画图画的人姓陈。又有一个叫曹震圭的，曾经推算过阿合马的生辰八字；有一个叫王台判的，胡乱引用图谶，所说的都涉及谋反的事。事情上奏，世祖下令剥这四个人的皮当众宣示。
专权黩货贪酷无比——桑哥传
一、奸商本性取媚皇帝
桑哥（？~1291），出身于畏兀儿族，长于吐蕃，少年时代，曾拜吐蔡国胆巴为师，识字读经，还学会西域好几种语言。但是他贵显之后，便讳言曾以胆巴为师，并背叛了老师。年龄稍长以后，做过西再各国的译史。
西再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商旅往来频繁，商贸兴盛。畏兀儿、吐荐商人很多，他们的足迹遍于全国，远至中亚。西亚。蒙古征服吐苗、畏兀儿后，这一带商贸如前一样火热。桑哥从小生活在这里，耳濡目染，学会经商牟利，并且深诗商道的门径，这使他步入仕途后，能够熟练地理财，并且时刻暴露出贪婪狡黠、好言时利的特征。
至元年间，社会经济衰落，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元蒙统治者极需发展经济以摆脱困境。桑哥由于精通“发财”之术，因而迅速发迹。
桑哥是由佛教而发迹的。元王朝崇尚佛教，桑哥国懂得吐富以及其他很多种语言，被忽必烈从译文提升到总制院正院使，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兼治吐本政教。桑哥由此进入朝廷政教中心，开始有机会接触元世祖忽必烈。其实桑哥叶于佛教事务并无多少兴趣，但这个地位却可以有机会向忽必烈言及财利之事，陈述如何“营利”求息的智术。这正好迎合了忽必烈聚财强兵的胃口。由此忽必烈开始重用桑哥。
有一次，中书省要为僧寺买一批灯油，派一名汉人官员李留判去经办。桑哥知道了，他要求中书省将油钱交给他，由他亲自去购买。司徒和礼霍孙不同意，说买油的事不是你所适宜去的，亲自办这种事情更不合适。桑哥不服气，两人争执起来直至互相殴打，桑哥要求自己去买油，目的是要用油钱去倒卖灯油营利求息。他不顾体统，一边殴打一边强辩说：“与其让汉人侵盗官家的钱，还不如把钱交给寺庙及官府放贷收取利息、”最后桑哥终于从中书省领取了购买一万斤油的钱。他利用这笔钱在市场上先以“和买”的方式，即以低廉的官价购买油，再高价卖出，获利丰厚，既买回了油，又以“所营息钱”进献朝廷。桑哥后来把这笔钱所得的利息进献给官府，和李霍孙说：“我当初不懂这个道理。”一天，桑哥在世祖面前论说和雇和买之事，因而谈到这件事，世祖对桑哥理财本领更是刮目相看，始有委以重任之意；曾下诏旨令桑哥列具中书省臣的名字报上，朝廷上有新的建置，人才的任用、贬退，桑哥都参与讨论。桑哥这次倒卖，虽然未敢将利润纳入私囊，但却因此捞取了政治资本。
又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因要赏赐外地王爷一批银两、币帛，需要一批驴子运载，忽必烈并答应到达后可将官驴一并赏赐诸王，桑哥乘机建议说：“不如以官驴载玉而回，这样既可节约官费又捎回了财富，”忽必烈听了很是兴奋，下令按桑哥说的办。果然，以后桑哥用带回的西域玉石发了一大笔财，他将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心中大悦；桑哥通过诸如此类小事，“以小利”博得了忽必烈的欢心，很快被忽必烈视为心腹人员一，朝中各种大事，包括人事进退，忽必烈都不避桑哥，甚至经常要听听桑哥的意见，桑哥由此渐渐得宠于忽必烈。
二、安插亲信贪赃成风
桑哥得宠以后，贪赃的嘴脸逐渐暴露出来，其手段也越来越放肆。
至元十九年，擅权朝政的奸相阿合马因侵盗财赋，强占民田被千户王著除掉后，受到处罚，家财全部淹没人官，祸及子侄。此时桑哥却幸灾乐祸，原来桑哥看中了阿合马一位美妾，早已垂涎三尺，阿合马倒台，妻妾皆贬为平民，桑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这位美妾据为已有，对她宠爱无比。这位头妾原是河间转运使张庸之女，张庸也因此与桑哥认为姻亲。桑哥来此机会把张庸收为爪牙，利用姻亲关系，放手让张庸在外面利用职权，侵盗增运官钱；数额多达三千一百万锭，这样，桑哥既得美女又得钱财。
桑哥身为总制院使，不管佛教事务，但却喜欢利用主管全国佛教事条的职权，大肆贪脏纳贿，他的下属，西签佛教官员杨涟真伽，早在桑哥任西召译史时，二人就是好朋友。桑哥接受了杨涟真伽的大批钱物，马上为杨涟真伽谋得佛教总摄一官，并让杨涟真伽去主管江南一带的佛教事务。杨涟真伽是出自佛门的一个贪得无厌的和尚。他到达江南临安后，托底于桑哥的支持，借口修复寺庙，在江南大肆搜刮民财，而且为非作歹。杨进真伽在杭州一带打着修庙的名义，盗掘宋朝皇陵及大臣墓穴101个，取其财宝无数；接受别人所献美女宝物无数；前后攘夺别人财物，计金1700两，白银8600两，玉带九条，玉器110件，杂宝152件，大珠50两，币钞16200锭；强夺民田23000亩；私下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2300户，租税皆占为已有；其他隐匿的财物更不计其数。
这位奉行“四大皆空”的佛教总摄官员，如此嗜财好色，不禁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有人因此而上书朝廷，但桑哥充耳不闻，把奏书压下不报，只求从中渔利，接受馈觉后来杨涟真伽事情被忽必烈知道，桑哥赶紧在忽必烈面前为这个贪僧千方百计开脱庇护，杨涟真伽最终还是免受重罚，长期逍遥法外。
由于经常接触忽必烈，桑哥也渐渐地摸到忽必烈嗜财重利的特点，于是，便进陈了许多敛财之术，迎合忽必烈的需要，以求升官揽权，忽必烈不知道桑哥使奸和他的罪恶目的，竟事事放手让桑哥去办。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再次恢复尚书省，于是任命桑哥及铁木儿为平章政事，主持财计大事，成为显赫一时的重臣。桑哥上台不久，即别出新栽，提出更换币钞，颁布新钞至元宝钞，原来的“中统旧钞”仍然通用。但是，调整了钞值，确定新钞一贯，相当于旧钞五贯。桑哥曾奉旨清查、核检中书省事务，国库“校出亏欠秒四千七百七十万，错钞一千三百四十五万锭”。仪此一项，就在发行新钞的戏法中，将五分之四的亏欠数目转嫁到社会上。至使社会“物价增踊，奸伪日萌，民用医乏”。桑哥采取贬值旧钞的伎俩，使官府得财，从而也使得忽必烈对其高度信任。下诏布告全国。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三月，再改确定钞法，向全国发行至元宝钞，中统宝钞仍旧流通。
桑哥曾奉圣旨检核行中书省的事务，共查出亏欠的钱钞四千七百七十锭、磨损破烂的钱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当即自己伏罪，参知政事杨居宽自我辩解说自己实际上只负责铨选，钱谷之事非由他专管，桑哥令手下用拳头打他的脸说：“你既然负责铨选，难道就没有提拔、贬退失当的事吗？”不久也伏罪了。参议伯降以下的官员，凡是检核有违反规定，损耗丢失等事，以及参议王巨济曾经说新钞不便而违背圣旨，都各自伏罪。派参政忻都奏报世祖，世祖令丞相安童与桑哥共同商议，并且诏谕：“不要让麦术丁等人以后以因胁迫逼问而自还作为口实，这些人本来就是狡黠之辈。”几天后，桑哥又奏报：“审问中书省参政郭佑，中书省欠员很多，他却失职不言，还以疾病作为理由，臣对他说：‘中书省的政务，如此败坏，你力不能及，为什么不告诉蒙古大臣。’所以殴打屈辱了他一顿，如今他已伏罪。”世祖令他对此事严加追查。后来，郭佑与杨居宽被处以弃市之刑，人们都认为他们冤屈。御史台官王良弼，曾和人谈论尚书省政务，又说：“尚书省查核中书省，不遗余力，以后我们若有机会揭发尚书省的奸邪、谋取私利之事，诛杀籍没他们也没有什么困难。”桑哥听说后，把王良弼抓了起来，与中书台院札鲁忽赤一起审问，王良弼伏罪。桑哥说这些人诽谤朝政，不处死罪无法惩戒后人，于是处死王良弼，籍没其家财。有个名叫吴德的人，曾任江宁县达鲁花赤，请求升官未成功，私下与他人非议朝政，又说：“尚书省如今纠正中书省的弊端，以后再被中书省纠核，唯独你们这些人不死？”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了桑哥，立即把吴德拘捕来审问，处以死刑，将其老婆孩子没入官府。
桑哥曾上奏由沙不丁遥领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为参政，依前例负责泉府、市舶两司之事，拜降为福建行省平章。桑哥取得圣旨后，又对世祖说：“臣下先辈曾说过，凡是任用中书、尚书两省臣属改行省官员，都要与丞相安童共同商议。这次上奏请任用沙不了、乌马儿等人，正巧丞相回到大都，来不及商议，臣恐怕有人会以臣先前的上奏作口实议论此事。”世祖说：“安童不在，我是你的主人；朕已推批实行，有人议论，让他到我面前来说。”当时江南行御史台和行省，并没有文件往来，事无巨细，必须征求朝廷御史台的意见呈报中书省上奏。桑哥认为上呈文件稽留误事，应该按照朝廷御史台的例子，文件分别呈送到行省。又进言说：“按察司的案子，应允许各路的民官检查，互相纠核检举。况且自从太祖时便有圣旨，凡是事务性官员都要互相审察，这是先代的惯例。”意见被采纳。
十月，乙西，世祖给翰林院诸臣发布谕旨：“以丞相负责尚书省政务，汉、唐两代有没有这种体制？”都回答说：“有过。”次日，左丞叶李把翰林、集贤院诸臣的回答上奏，并且说：“先前的中书省官不能推行的事，平章桑哥能够做到，应拜为右丞相。”世祖发布制书说：“可以。”于是任命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兼任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升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桑哥又上奏，请求以平章铁木儿代替自己先前的位置，右丞阿刺浑撒里升为平章政事，叶李迁升为右丞，参知政事马绍迁升为左丞。
十一月，桑哥进言：“臣先前因各道宣慰司以及路、府、州、县官吏，行动迟缓误事，奉行圣旨派人遍加鞭笞斥责；现有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都是有功勋的元老旧臣之子，应听凭圣上裁决。”敕令罢免二人的职务。次年正月，因甘肃行尚书省参知政事铁木哥无心处理政务，又不与桑哥同心，桑哥奏报由乞牙带代替。不久，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不称职，上奏请求罢免。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勉任职，桑哥令人殴打之后上奏，世祖说：“这些人不被罢免，你的事怎么能推行。”
狡黠的桑哥又打着推行新制的名义，重新调整任用一批官员、他借此机会买官纳贿，中饱私囊。同时也乘机起用了一批他的狐朋狗党；他的昆弟、故旧、妻族皆得到安插。“桑哥委弟”吉由任为燕南宽慰化，另一妻党“要束木任为湖广行省平章”，“江浙省臣乌马儿、蔑列、忻都、王济”等皆为桑哥“姻党”。被桑哥新任的一批死党及其一大批以路得官的贪徒，上任以后，即拼命搜刮，公开收取贿赂，此时官场贪污成风，浊乱无比。
桑哥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班朋党，也为了防止自己的劣迹暴露，又做出一条规定；凡百司百官收受贿赂，不须台宪官员审问，只须本行了断。当时，各部衙门，官官相护。对于部下属员犯事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为当时的贪官污吏肆行贪赃不法的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桑哥及其属交的贪赃行为，仍然不断地受到大臣的奏劾。监察御史周柞劾桑党忙兀带、纳速刺丁来里等奸害百姓、贪赃不法。然而由于桑哥党人已经布满朝野，周柞的奏疏被桑党知道以后，桑哥马上组织材料，诬陷周作，奏请忽必烈流放了周评，并把他妻子家财皆没人官府。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未曾巡查沿河的各处仓库，致使粮谷被盗、腐烂的很多，桑哥建议以兵部侍郎塔察儿取代他。自从设立尚书省，所有的仓库诸司，无不检查考核，先是委派六部负责，后又认为职责不专，于是设立征理司，以惩治应被追回财物、粮谷的人。当时桑哥以清理核算粮谷、钱财为主要任务，条分缕析，管理仓库的人无不破产；及至应该更换替代时，人们抛弃家小四处逃避。中书参政杨居宽。郭佑。台吏王良说、等皆因同样情况或被诛，或被弃在桑哥的疯狂迫害，使得朝中上下再也无人敢与桑哥作对，无人敢轻易奏劾桑哥及其同党。
桑哥占有了大量财赋，他又以财赋不断地向忽必烈邀功市宠，以求继续加官晋爵，当时，总制院所统属的西乐各个宣慰司，主要掌管当地的军民钱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桑哥向忽必烈提出，应将宣慰司改为宣政院，级品提高为从一品，并且用三台银印。忽必烈问：“谁能肩此重任？”桑哥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臣最合适。”忽必烈一生“黩武嗜利”，谁能为他聚敛财富，他就可以慷慨封官，他马上满足了桑哥的要求，命他兼任宣政院使，并赐给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就这样，宣政司级别的提高，又为桑哥谋得一个更高级的职位。
桑哥每窃取二份权利都设法以权谋私，谋私取利。此时，他又利用新的权利来卖官纳贿，或者安插亲属。西蕃有一个巩昌府，原来是驻扎地方军队的一个区域，桑哥利用新得的职权，把巩昌府“特升为宣慰司”，从属于宣政院，这样一来巩昌府就与行省平级。然后他安排其弟答麻刺答思为使，掌管巩昌府宣慰司。通过这一环节，桑哥不仅安插了自己的亲属，并且进一步控制了陇西一带财谷大权。
罗甸，本是西南边陲一个小邑，原名普里，桑哥征滇时归附蒙古，隶属云南行省，设为普定府辖管的一个县。至元二十七年，普定府的斡罗思、吕国瑞听说桑哥兼任宣政院使，便向桑哥及桑哥，的妻党要来木等朝中要员送去大量礼物，请求增设罗甸宣慰司，桑哥收到贿赂以后，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将罗甸小已连升数级，置为罗甸宣慰司与行省平级，斡罗思、吕国瑞二人同被任为宣慰使。
桑哥的权利欲远远没有止境，他的贪婪之。远没有满足。至元。十七年年底，他又在忽必烈手中窃取了一部分封赏大权。他假惺惺地上奏说：“有封地的大臣，都以土地贫瘠为理由，请求增加赏赐，但是财物并非是天地自然生出的，都取自于人民，假如征取不慎，恐怕国家的财用就不够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说“自今尔后，不该赏赐者由你划去，应当赏赐者由你奏报，最后我才来裁定。”这样，谁要得到赏赐，必须通过桑哥这一关，桑哥也因此也“广开财路”了。
接着，桑哥又把手伸向中书省，企图摘取中书省向外颁发和宣布皇帝“敕”“诏”的大权，桑哥向忽必烈密商此事，果然如愿以偿，忽必烈下令：“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即一切颁发命令的大权都由桑哥主管。至此桑哥不仅控制了财政大权，也控制了封赏大权和控制了官吏进退、黜沙大权，“凡控调内外官，皆由于己”，同时又控制了宣诏大权，几乎控制全部朝政，不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且也驾空了忽必烈。桑哥窃取上述大权以后，即“刑爵为货而贩之”，当时，凡是贪徒败类，“成走其门，人贵价以买所欲，贵价人，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三、横征暴敛官逼民反
桑哥竭精全力地敛财，但毕竟财有限而敛无度，地方仓库可征者甚微，其效果亦一年不如一年。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桑哥又想出一个敛财新招：增值钞引，增加盐、茶赋税。此外，桑哥又上奏，加征迁移户的赋税。这些都迎合忽必烈的胃口，忽必烈自然开心，一切都按桑哥所说施行。
桑哥每次推行一项新的敛财之术，都故伎重演，出卖一批官职，网罗一批贪官污吏，让这些贪官污吏镇使四方。这些贪官污吏的贪赃不法，推行桑哥的敛财措施极为用心。当时增值钞引，增加赋税，他们也十分卖力地督办，借机从中勒索，大饱私囊。然而重重的苛捐杂税，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一些正直官员也冒死上书揭露桑党的不法行为。京师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桑党的贪酷行为很快被忽必烈知道，忽必烈为平息民愤，决定给负责在京师地区催征的官员萧仪重罚。但又念其多年聚敛有功，贷其不死，让他徙边淘金，桑哥不忍物伤其类，在桑哥的要求下，贪官萧仗义被忽必烈宽释。
桑哥不遗余力保护同类，而对于违件他的人则给予残酷打击与排斥。早在钩考钱谷之初，就有少数御史曾冒死奏报朝廷，可是桑丹倚仗威势，鞭挞御史，压服大臣。同时，他又安插亲信赵国辅为御史中丞，控制台政，压抑下属，严禁揭露和奏劾桑哥及其党人。但是，桑哥越是想一手遮天，越是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御大台有一老臣赵世延曾率领同班御史五人，共同劾奏桑哥敛财乱政、奸贪不法的罪状，并当面质问赵国辅，要求赵国辅必须奏报忽必烈。赵国辅见众人气势汹汹，只好表面上答应了。但他实际上却扣压奏一，并把超世延等人情况密报桑哥。桑哥先发制人，罗织罪名参奏起世延等五人，把他们全部黜至外地。当时，集资院学士兼传御史程巨大深受忽必烈赏识，眼看“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便亲自向忽必烈参奏：“今权奸用事，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香邀利之人……”强烈要求忽必烈制止、惩治桑党。桑哥听说这事愤恨万分，六奏忽必烈诛杀程巨大。忽必烈没有准奏。忽必烈虽然没有诛杀程巨大，但是，他也并不重视程巨大的意见，更没有处治桑哥。
桑丹贪赃不法，残暴聚敛的各种倒行逆施，虽然受到大部分大臣的参奏弹劾，但由于忽必烈视若无睹，放任自流，致使桑哥越发有恃无恐。在残暴聚敛的政策统治下，各地民不聊生，饿裁遍野。官逼民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举行了反元大起义。至元十六年，全国起。多达。古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贫民钟明亮起义。此外，广东的黄贤举，福建的立老大，漳州的陈机察、建昌的丘元、泉州南安的陈师七、兴化的朱三十五，浙东台州的杨镇龙，基州、处州的吕重仁、杨元六等，都先后举起反抗压迫的大旗。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四、身首分离罪恶下场
严酷的事实迫使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策，不得不对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进行急索。也先帖木儿等相继参奏桑子专术黜货。奸贪不法的种种罪恶勾当，语言皆无比犀利。忽必烈受到震动，数次遣召定信的大臣不忽木询问症结，不忽本也奏曰：“桑哥欺上罔下，壅寨圣听，贪赃枉法，紊乱朝政，忠良受辱，小人见用……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祸乱旦夕。桑哥不诛，遗患无穷。”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世祖诏谕大夫月儿鲁说：“屡屡听说桑哥破坏朝廷纲纪，杜塞进言者之口；还曾殴打御史，他有什么罪状，应该坚决审查处理。”桑哥等人拿着御史李渠等人已经审查的文卷前来，世祖令侍御史杜恩敬等人查验并与桑哥辩论，先后往返四次，桑哥等人理屈辞穷。次日，世祖驻在大口，又召集御史台和中书省、尚书省的官员辩论。尚书省官员拿着文书上前进奏说：“前任浙西按察使只必，因在监督焚烧钱钞时接受赃钱一千锭，曾发送檄文给御史台征召他，却二年没有得到结果。”杜思敬说：“文书发送的次序，都在卷宗里，如今尚书省却拆开卷宗应对，可见其有弊。”速古儿赤暗里抱着卷宗上前进奏说：“用红色印章封于纸缝，是为了防止欺瞒之弊，这些人身为宰相i却拆开卷宗破坏封印与人辩论，这是教唆属吏作奸犯科，应当将其治罪。”世祖表示同意，又责备御史台说：“桑哥作恶历时四年，暴露出来的奸邪贪赃之事不止一件，你们御史台之臣很难说不知道。”中丞赵国辅回答说：“知道。”世祖说：“知道而不加弹劾，该当何罪？”杜思敬等应对说：“夺去官位，追还俸禄，唯靠圣上裁决。”辩论多日没有结果。大夫月儿鲁上奏说：“御史台的臣属任职长久的，应当斥责罢免，新任官者留下。”忽必烈即时下诏，罢免桑哥所有职务，停止钩考，清算桑哥旧账，没收桑哥的家产，三百禁卫军包围了桑哥住宅，抄出金银财宝无数，几乎是皇家内府所藏之半，朝廷上下无不触目惊心。
桑哥被罢免抄家之后，各地揭露弹劾桑哥罪行的奏章就像雪片似飞向朝廷。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中书省臣麦术督下、崔或上奏曰：“桑哥专横四年，中外百官无不以贿赂而进身仕林，其兄弟、故旧、亲族，皆得高官关职、此等险恶之徒惟以欺蔽天下，贪剥百姓为能事，宜让中书、尚书严加考校。凡是桑哥党人，皆应籍除为民。”忽必烈接受了这个意见，开始清查桑党，桑哥党人自此纷纷落网。
五月，桑哥妻党要来木被下诏“械致湖广省诛之”。桑哥妻弟八吉由因“受贿积赃”，被罢免燕南宣慰司使职务，被诛身死，桑哥昆弟、巩昌宣慰司使答麻刺答思畏罪自杀、七月，扬州路学政李诠上言尚书右丞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叶李未等到审判就死了，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桑哥亦于当月在京师街市被砍头，十月，下诏捕桑哥党羽、佛教首领杨琏真伽、沙不丁、乌马儿回京师，十一月，查明“沙不丁、纳刺速下来里、乌马儿、王巨齐、杨琏真伽、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羽，受贿肆虐，使江淮之民怨怨声载路”，忽必烈下诏将其全部逮捕下狱。至元二十九年三月、纳刺速了来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收迫杀五百二十人，都被处以极刑，翰林院应奉使唐玉曾结党桑哥，被逮捕入狱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上都同知孙民献，被籍其家财、妻奴，械送至湖广处死、至此，桑哥党羽中，除佛教头目杨琏真伽、沙不丁二人受到忽必烈的宽释以外，其余皆受刑严惩。
元朝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推倒了桑党，诛杀了部分贪官污吏，但是，元王朝的政风并没有多少改变。正如时人王件所言：“贪图贿赂，蔚以成风，擅征横敛，无所不致。”明代叶子奇也指出，元代，贪污名目繁多：“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肥差曰‘好地分’；得职近，曰‘好实窟’。”桑哥在执政期间，曾暗示手下人为其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十月，制成了《桑哥辅政碑》，树立在尚书省前，在上面盖了一座搂，并涂以红漆；这块碑也就成了桑哥的耻辱碑。
缺乏宰相度量的脱脱——脱脱传
一、踏过伯父走上政治中心
脱脱（1312~1355），字大用，从小聪明过人。就学后，曾向他的教师浦江硕儒吴直方请求说：“如果让脱脱整天正襟危坐而读书，不如让我每天记古人的嘉言善行，可以终身受用。”稍长，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十五岁，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元文宗图帖睦尔天历元年（1328），袭授成提举司达鲁花赤、天历二年人觐，文宗很喜欢他，说：“这孩子将来必可大用，”迁内宰司丞，兼前职，五月，命为府正司丞，文宗王顺二年授虎贲、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妥欢帖睦尔元统二年（1334），又升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
顺帝至元元年，唐其势阴谋不轨，事发被杀，他的同党答里和刺刺等拥兵为外，脱脱选精锐和他交战，将叛军击败，并将叛军首领全部擒获上献。脱脱功拜御史中丞、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至元四年，进御史大夫仍兼前职，他任职后，大振纲纪，内外肃然，以后随帝驾从上都回来，至鸡呜山的浑河，顺帝将狩猎于保安州，马颠蹑，脱脱功谏说：“古代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每天和大臣、积学之士讲求为政之道，至于飞鹰走狗，不是帝王的事。”顺帝接受了他的意见，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
当时，脱脱的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唐其势被诛杀后伯颜更加无所忌惮，擅自授官封爵，赦兔死罪，任用奸佞，滥杀无辜，把诸工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随便出纳，顺帝早对他不满，忿愤不平，脱脱从小就寄养在伯颜家，常担忧他要失败，私下对父亲马札儿台说：“伯父骄纵已极，万一天子震怒，我们就要族诛了。不如在他未败之时预先图谋。”他的父亲也认为他说得对，但犹豫不决，脱脱向吴直方请教，直方说：“《左传》上就有‘大义灭亲’，大夫只知忠于国家，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当时，顺帝左右前后都是伯颜安插的亲信党羽，只有世杰班、阿鲁是顺帝的心腹，日常相处。脱脱就和二人结为三友，而钱塘杨瑀曾经事奉顺帝在即位前，这时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得出入于宫禁，顺帝知道他可用，每论事都使杨瑀参加。
至元五年（1339）秋，顺帝巡幸上都，伯颜这时外出应昌，脱脱和世杰班、阿鲁计划拒伯颜于东门外，但因为担心不能成功而停止。恰巧河南范孟矫诏杀省臣，事情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为此告诉三位大臣说，汉人不可为廉访使，并指使他们弹劾汉人官员，这时别儿，法不花任御史大夫，害怕人们因此议论自己阿附伯颜，就托疾不出，因此奏章被压了下来，伯颜催促很急，监察御史告诉脱脱。脱脱说：“别儿怯不花职位在我之上，而且是掌印官，我怎能擅自做主？”别儿怯不花听到后很害怕，就要出来办事，脱脱考虑不能阻止他出来，和吴直方商量对策。吴直方说：“这是祖宗规定的法度，决不可废，何不先对皇上说清楚。”脱脱就报告顺帝，待奏章上来，顺帝就依脱脱的话说，未同意伯颜的主张。伯颜知道出于脱脱的主意，怒气冲冲地对顺帝说：“脱脱虽然是我的侄子，但他心里只袒护汉人，必须惩治他。”顺帝说：“这都是我的意思，没有脱脱的责任。”以后，伯颜擅自贬斥宣让、威顺二王，顺帝极为忿恨，下定决心要斥逐伯颜。一日，顺帝流着眼泪向脱脱诉说，脱脱也泣不成声，回来后和吴直方谋划。直方说：“这是关系到宗庙社稷安危的大事，不可不保密，你和皇上议论之时，左右都有谁？”脱脱说：“有阿鲁和脱脱木儿。”直方说：“你的伯父有震主之威，这班人苟图利禄富贵，你们的话如被泄漏，那皇上就有危险，你也难免杀身之祸了。”脱脱于是请二人到家，备酒奏乐，日夜不让他们出去。脱脱和世杰班、阿鲁商议，计划等伯颜入朝时把他缉拿，令宫中守卫严查出入宫门的人，凡是隐蔽之处都安上士兵。伯颜见状大惊，责备脱脱。脱脱回答说：“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这样。”伯颜因此怀疑脱脱，更加增兵自卫。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去柳林打猎。脱脱和世杰班、阿鲁合谋，计划以所掌握的兵力和宿卫皇宫的士兵抗拒伯颜。方法是扣留京师城门钥匙，命令亲信布列城门下，然后拒伯颜进城宣布其罪。这夜，奉顺帝到玉德殿，召集近臣汪家仅、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后人见，又召杨瑀及江西范汇人内草拟诏书，数列伯颜罪状。诏书写成时已经四更，命令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赍送诏书到柳林。之后脱脱坐城门上，而伯颜也造骑士到城下问是什么原因。脱脱说：“皇上有旨只驱逐丞相一人。”伯颜所领卫兵听后都各自散走，伯颜被捕。伯颜事平定，诏以马札儿台为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虎符、忠翊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武备寺、阿速卫千户并兼军民宣抚都总使、护卫命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等，十月马札儿台因病辞去相位，脱脱被诏以太师衔就相国之位。
二、从勤劳王事到刚愎自用
至正元年，脱脱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诏告天下。脱脱把伯颜全部旧政重新更改，恢复科举选士法，复行太庙的祭祖，昭雪以前的冤案，召还宣让、威顺王，使他们位居旧藩，并复阿鲁国亲王之位，他还开马禁，减少盐额，约除拖欠的赋税，又开经筵，挑选儒臣为皇帝讲经，脱脱被内外同声称为贤相。至正二年五月，采纳参议勃罗帖木儿等的建议，在都城外开河安置闸门，放金口水，引通州船到丽正门，役使丁夫数万，但结果没有成功。
至正三年（1343），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又请修《至正条律》颁布天下。顺帝曾到宣文阁，脱脱奏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应该留心圣贤之学。不能听到左右有些人加以阻挠便以为经史无足以观看。”他命人从秘书监取出裕宗真金所授书以进，顺帝很是高兴。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曾经养育于脱脱家，每次有病服药，脱脱必定先尝而后进服。顺帝曾巡幸驻扎在云州，遇到烈风暴雨，山洪暴发，车马人官都漂溺，脱脱抱皇太子单骑登山，使得太子免遭灾难。至六岁回到宫中，顺帝慰抚脱脱说：“你的勤劳，我不会忘记的。”脱脱于是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为皇太子祈福，共费钞十二万二千锭。
至正四年闰月，诸山佛寺住持请。步复僧司，但脱脱说：“僧寺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若恢复僧司，和地狱中复置地狱有什么不同？”这时脱脱有病，日渐羸弱，占卜者也说年月不利，于是上表辞去相位，顺帝不许，上表十七次才同意。下旨封郑王，食邑安丰，赏赐巨万，都拜辞不受。于是赐给松江田，并为其立稻田提领所加以管理。
至正七年（1347），别儿怯不花为右丞相，以旧怨中伤脱脱父马札儿台，下诏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在路上则检查车马户账，吃饭则看是精是粗，到了甘肃，马札几台安定下来。又移西域撒思地方，到黄河边，召还甘州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去世。顺帝念脱脱勋劳，召还京师。
至五八年命脱脱为太傅，综理太子东宫事务。至正九年朵儿只、太平都罢相，诏脱脱再任中书右丞相，赐上等酒器、名马、外衣、玉带。脱脱既重人中书，以前恩恩怨怨之事，无不一一报应。这时开端本堂，皇太子学于其中，命脱脱管理端本堂的事务。又提调阿速、钦察二卫、内史府、宣政院、太医院等职务。
至正十二年五月，脱脱的母亲蓟国夫人去世，脱脱服母丧不出门，顺帝派遣近臣劝喻，让他夺情处理政务，此时脱脱将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等僚属都委以心腹，大小事都与他们一起商议，有时事已施行而大臣们却还不知道。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议重造至正文钞，脱脱信任他，诏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诸臣议论，都唯唯听命而已，只有祭酒吕思诚认为不能造，脱脱不高兴。终究还是变更实行了新钞法，而新钞却不能流通。
三、征讨义军遭诬身亡
黄河在白茅堤决口，又在金堤决口，方圆数千里，百姓受害；决口长达五年，总未能堵住。脱脱用贾鲁的计划，请施工堵塞，他亲自参与这件事的决策。告诉群臣说：“皇帝正当忧虑百姓，为大臣的职责所在，应当为皇上分忧。然而事情有难办的，就像病有难治的一样，自古以来黄河患就是难治的疾病，现在我一定要除去这个疾病。”别人的议论脱脱都不听，于是奏请让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河南北兵十七万充役，复筑所决堤成，使河水充人故道。工程八个月竣工。于是顺帝嘉奖他的功劳，赐世袭答刺罕之号。又敕儒臣欧阳玄制《河平碑》记载脱脱的治河功绩。仍赐淮安路为脱脱的食邑，郡邑长支由脱脱自行任用。
不久汝、颖之间百姓聚众开始反元，以红巾为号，襄、樊、唐、邓都起而响应。至二十一年，脱脱上奏让他的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率诸卫兵十余万讨伐红巾，攻克了上蔡。接着驻兵沙河，军中忽夜惊，也先帖水儿尽弃军资器械北奔汴粱，以后收散卒屯朱仙镇，朝廷以也先帖木儿兵败，诏以其他将领代替，也先帖木儿回来，仍任御史大夫，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劾其丧师辱国之罪，脱脱大怒，立时采取手段对御史们进行了打击，从此人们都不敢议论朝事。
至正十二年红巾军中有号称“芝麻李”的人率兵占据徐州，脱脱请求由自己领兵前去征讨，以逯鲁曾为淮南宣慰使，招募盐丁及城中矫健善于奔跑的壮丁共二万人，与所统兵丁一起出发。九月军队到达徐州，攻西门，红巾军出战，用铁翎箭射马首，脱脱不为所动，挥军奋击败红巾军，攻人外城廊一第二天大兵从四面八方到达，红巾军支持不住，城被攻破，芝麻李逃去一获得黄个旗鼓，焚烧其所积聚的粮草，追擒红巾头目数千人，屠杀徐州城，顺帝遣平章政事普化等到军中命脱脱为太师，右丞相依旧，催促回朝，而以枢密院同知秃赤等进军平颖、毫、胜利回来，顺帝赏赐上等酒器、珠衣、白金、马鞍、皇太子赐宴于私第、下诏改徐州为武安州，立碑表彰脱脱功绩。
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采纳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都附近，以此二人兼大司卿，而脱脱领大司农事，西至西山，东至迁安，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二州，都引水灌溉，主法佃种，这年获得大丰收。
至正十四年，张士城占据高邮，朝廷屡次招安张士诚都不投降，下诏脱脱节制诸王诸部军队前往讨伐，罢免升赏官吏和一切民政都由他便宜行事一省台院部各司，听候选拔的官属都随军出发，统一受脱脱节制，西域、西番都发兵来相助，施旗绵延千里，金鼓震野，声势浩大，十一月到高邮，连战连捷，张士诚势力大受挫折，此时脱脱忽然接到诏书，指责他劳师费财，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取代脱脱率领其军队，削去脱脱官爵，把他安置在淮南。当初，脱脱西行，别儿怯不花欲诬陷他于死地，全靠哈麻屡次向顺帝解说，因而召还近地，脱脱很感激，把他任为中书右丞。而这时脱脱信用汝中柏，只有哈麻不为他慑服。汝中柏因此在脱脱前中伤哈麻，哈麻怀恨于心，哈麻曾和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脱脱否定了这一做法。脱脱将出兵，以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使辅也先帖木儿居中，监察御史袁赛固不花等受哈麻指使，上章弹劾脱脱，接连上了三道奏章才得以准许，夺也先帖木儿御史台印，让他们在都门外等候命令，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而脱脱也就得到安置淮南的诏命。
十二月辛亥诏书到军中，参议龚伯遂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丞相出师时，曾受密旨，一心进讨就是了。诏书暂时不宣读，一宣读大事就完了。”脱脱说：“天子有诏书给我而我不从，这是和我天子对抗，君臣之义在哪里？”不听从，奉诏后，脱脱叩头而谢，说：“臣最愚笨，蒙天子宠爱，委托军国重事，日夜战战兢兢，害怕不能胜任，现在能够放下此等重负，皇帝对我的恩德很深一，”立即交出兵权，名马三千分赐诸将，以便各帅所属军队听从月阔察儿、雪雪节制，枢密副使哈刺答说：“丞相这次会淮南，我们也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可死在丞相面前。”就下马拔刀自杀了。一开始朝廷下诏把脱脱安置淮南，但随即又有旨移置亦集乃路。
至正十五年三月，台臣还认为对脱脱处理太轻，上奏列数脱脱、也先帖木儿的罪状，于是流放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放也先帖木儿于四川调门。脱脱长子哈刺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查抄入官。十二月己未，哈麻矫诏派遣使者用鸩酒毒杀脱脱，死时年四十二。顺帝闻脱脱死讯，遣人到脱脱死地，换棺木、衣服而安葬了他。
脱脱仪表雄伟，即使于千百人中也能脱颖而出，而且气度恢宏，识见远大，人们莫测高深。他有功于社稷但不自夸，位极人臣不骄傲，轻钱财，远声色，礼贤下士，皆出于天性。至于奉事君主，始终不失臣节。但他为群小迷惑，急于报私仇，正直的人对他这一做法有批评。
至正二十二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章为脱脱雪冤，于是下诏恢复脱脱的官爵，并发还他的家产，召他的儿子哈利章和三宝奴还朝，而也先帖木儿已经去世，于是授哈刘章中书平章政事，封中国公，分省大同；三宝奴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六年，监察御史圣奴、也无、撒都失里等又说：“奸邪诬陷大臣，以致临阵易将，国家军威不振和耗费钱粮从此开始，更造成盗贼横行和生灵涂炭也从此开始。假如脱脱不死怎么会有今日之乱呢？乞封一字王爵，定谥及加功臣之号。”朝廷认为他们的意见者是对的。但是当时正处于多事之秋，还没有来得及办而元已亡。
身历五帝臭名昭著——铁木迭儿传
一、绝路逢生搭上皇太后关系
铁木迭儿（？~1322），武宗至大元年（1308），他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和云南省左丞相，铁木迭儿在云南期间，由于“贪暴擅诛杀”，受到安抚使法花鲁丁的监督与挟制，使他不能随心所欲，于是铁木迭儿就罗织法花鲁丁各种罪名，准备把他杀了。法花鲁丁是朝廷派来的安抚使，怎能够随意诛杀？云南康访使朵儿赫闻讯大为吃惊，他亲自查明缘由，并为法花鲁丁纠正名声，当面申斥铁木迭儿，身为地方官，无权“擅杀”朝廷大臣，法花鲁丁于是才免于一死。
云南当时各少数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矛盾，铁木迭儿作为地方长官不是调解矛盾，而是利用矛盾从中渔利。当各少数民族村寨经常相互仇杀时，双方酋长为了争取官府支持，都纷纷向衙门送礼行贿。铁木迭儿又向上“诈奏”，说蛮人叛乱，派出大批官兵镇压，并趁机大肆掠劫。这事以后也被廉访使朵儿赫巡察，奏劾于朝廷，云南行省官员全被罢免。铁木迭儿在云南待不下去，就偷偷溜到京城，买通后宫宦官夫烈门联络皇太后，企图获得重用。但是他“擅离职赴阙”又被尚书省检举弹劾，皇上下旨“诘问”。
贪官的本性，就是聚敛财富，为了钻营发迹，获取政治资本，铁木迭儿不得不把自己的赃私先分出一部分去贿赂上面的贪官。
在铁木迭儿罪恶的仕途上，劣迹败露的关键时刻，他不顾廉耻地巴结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当时的皇太后；有皇太后出面支持，铁木迭儿不仅度过了危险，而且仕途从此获得了新的转机。
元世祖忽必烈之子成宗死后，先后继位的武宗、仁宗和英宗时期，元朝的实际大权实际上是皇太后在左右着。铁木迭儿早在京城时就倾心巴结、逢迎后宫。此次在云南因贪致败，逃回京师，又不惜大肆贿赂后宫，深得皇太后的赏识。当皇上下旨“诘问”他时，皇太后的关节却被他打通了，皇太后直接从后宫中传旨：让铁木迭儿“贷罪还职”。从此，他成了兴圣宫皇太后的亲信，这位皇太后是当时的铁腕女人，史书记载她“不事检饬”、“淫恣益甚”，身居宫中，不甘寂寞，企图操纵内外。当时皇上年幼，她便玩弄权术，拉拢幸臣失烈门、纽邻等相互勾结。现在铁木迭儿又成了后党的人物，使皇太后“内有黑驴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铁木迭儿相率为奸”，形成了一股黑暗势力。他们“浊乱朝政，无所不至”把元代昏暗的政治推向灭亡的深渊。
二、大肆敛财天怨人怒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了；幼子仁宗即位，大权当然还是掌握在皇太后手中。当时朝廷准备推用完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但是太后在宫中传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元代制度行政大权、军事大权、监察大权，各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所执掌。铁木迭儿出任丞相后还想把持军权。于是他以退为进，以“抱病”辞职，背里又去，活动皇太后，终于达到目的，“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复拜中书右相”，与左丞相共同分掌朝中军政大事。
铁木迭儿谋得称心如意的高位开府治事，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便打算从掠民敛财入手，来增加国用，以取悦朝廷上下。他向仁宗提出三条意见：一、征收再货贸易商税，举凡向诸幕经商者须经国家统一实行“纲谋”管理；十舟一“纲”，发“徽”放行，回程一律按规定征税。当时规定“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元朝实际上推行的是“关禁”政策，即“禁人下啬”，然而铁木迭儿为了敛财媚上，不惜违禁，来弥补当时十分空虚的国库；二、预卖山东、河南第二年的“盐引及各冶铁货”。所谓“预卖”，即是提前征收明年的盐税和各种冶金税，“以足今岁之用”；三、“禁私匿民田”，“括田增税”。并按江浙、江西一带租税和田亩数制定征收标准，这一带人多地少粮食单产高，照此括田增税法推广到全国，朝廷当然会是财源滚滚。这几种办法，却是重重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本来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元朝统治，更处在火山口上。仁宗不审国情，贸然批准了铁木迭儿的三个意见。铁木迭儿大为得意，立即派遣使者，分赴各省，推行他的一整套掠夺人民的措施。推行的结果，由于“括田增税，苛急烦扰”，引起社会动荡，江南一带受害最为严重。人民对野蛮落后的元王朝统治无比愤恨，终于导致武装斗争。赣民蔡五九举起了义旗，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元王朝统治。一时之间“南方骚动，远近惊惧”。
仁宗皇帝此时害怕极了，立即下令，停止在江南“经理及冒括田租”，并将逼死人命的张驴逮捕审问。同时，宣布废除铁木迭儿的三条措施。铁木迭儿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开府治事，开头就失败，不仅没有赢得仁宗皇帝和朝廷大臣的信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偏狭。仁宗为了防止他继续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又拜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以牵制铁木迭儿。
然而是狗总改不了吃屎的本性，铁木迭儿贪欲的本性不改，一有机会仍然勒索纳贿，不顾一切中饱私囊，上都有户张弼，其家奴杀人，嫁祸于主人，张弼被缉拿下狱。张弼喊冤，但铁木迭儿接受其奴贿赂六万五千缗，不为他申冤，张弼无奈，贿赃款万万，铁木迭儿便要上都开平府尹贺伯颜放出张弼。
贺伯颜早就厌恶铁木迭儿贪暴卑劣的人品，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不肯答应铁木迭儿的要求；铁木迭儿愤恨不已，盛怒之下以官事为名，向贺伯颜兴师问罪。贺伯颜“持正不可挠”，坚持不放张弼，他一定要查清这桩杀人案。
贺伯颜知道自己势孤力单，敌不过铁木迭儿，就联合御史中丞杨朵儿只，杨朵儿只又联合监察御史玉龙帖木儿、徐元素二人，共同调查察访，于是得到了张弼及家奴贿赂铁木迭儿的犯罪事实，于是，杨朵儿只与贺伯颜又联合丞相萧拜住一起，上朝奏明皇上，揭露铁木迭儿的贪财纳贿，知法犯法。
朝廷大臣见铁木迭儿旧案未了，张弼案又发，无不愤慨，大家见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公开站出来揭露铁木迭儿受贿湾狱的罪行，胆气壮了，也都一个接一个跟着揭露铁木迭儿其余的各种贪污纳赃、巧取豪夺的事实，铁木迭儿上台时间并不长，却已赃迹累累，当场被揭发出来的贪赃受贿数十起，“家私之蓄，在阿哈马、桑哥之上”。朝堂上顿时形成轩然大波，“内外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共劾铁木这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仁宗闻奏“震怒”，发诏逮捕追查。
铁木迭儿见事不妙，慌忙躲入皇太后的兴圣宫；皇太后把他保护起来，公差无法搜捕。杨朵儿只紧密搜捕，却被皇太后召到宫门，斥责他违抗太后旨。仁宗无法，不敢违抗皇太后的旨意，只好从轻发落，罢免了铁木迭儿的相位，仅仅“尽诛其大奴同恶数人。”
三、重谋启用睚眦必报
铁木迭儿并未甘心失败，他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被罢相后闲居在家不到半年，在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又重新被起用为太子太师。此事传出，当时朝廷大臣无不惊骇。其实，铁木迭儿在家并未闲居，暗地里四处活动，早在他罢相之前，为了“因位取宠”，就曾经勾结“后党”失烈门等人在兴圣宫皇太后面前，谋划立仁宗的次子为太子，谋划时间很长，“浸润之久，其计前行”，获得皇太后的信任，此时，铁木迭儿“赋闲”，正好可以借助皇太后的暗中支持、援助，博得了太子太师的席位。
但是，朝廷大臣对铁木迭儿重新上台纷纷表示抗议，御史台首先发难，上奏，指控铁木迭儿“不法数十事”，不适合当太子的老师。接着又有内外大臣四十余人上表，激烈反对，但皇太后无视人怒，一意孤行。铁木迭儿在皇太后的庇护下，一直逍遥法外。第二年正月，年仅三十岁的仁宗皇帝死了。仁宗死后只有四天，铁木迭儿秉奉皇太后旨，重新进入中书省，出任首席右丞相，这时，英宗虽然继位，尚在东宫读书，铁木迭儿欺英宗年幼，又仗自己是英宗的老师，便勾结皇太后，大权独揽。宫廷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斗争，使得铁木迭儿从中渔利，也使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当初铁木迭儿因为贪赃纳贿，在“张弼案”中栽了一个大筋斗，差点要了命，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他夺回相印后，首先第一步就是翻案；翻案不成，就试图报复。但他又慑于众怒难犯，便诡诈地玩弄各个击破的手段，利用既得的权势，频频大兴大狱，逐步地向自己的政敌发起进攻。
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时刻和他作对的右丞相萧拜住和在“张弼案”中带头劾奏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
铁木迭儿知道皇太后在张弼案中不仅庇护过自己，而且曾指斥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抗旨不遵的行为，便继续利用这一点，在皇太后面前挑唆，指控外面朝臣不忠，激怒皇太后，这一着很奏效，权力欲极强的皇太后对朝臣们动辄上书弹劾的举动感到恐惧，因而对铁木迭儿深信不疑，铁木迭儿便假借太后的名义，“宣太后旨，召萧拜住与扬朵儿只至徽政院问罪”，诬其“前违太后旨”，不忠不敬，罪该斩首。杨、萧不服。铁木迭儿又引出两名阿附他的御史，“证成其狱”，准备即日“弃市”杀之。但年仅十七岁的英宗皇帝虽羽翼来丰，头脑尚还清醒，当即反对说：“人命至重，刑杀非轻，不宜仓卒。二人罪状未明，当白太后，使许献之。若果无冤，诛之未晚。”铁木迭儿骄横无比，根本不把英宗放在眼里，“矫命”宣旨，强行把杨朵儿只拉到国门之外，与萧拜住一并杀害。
铁木迭儿攻击的第二个目标，即是不肯附从的上都留守贺伯颜。不久铁木迭儿又找到了贺伯颜的“过失”，诬奏他“以便服迎诏不敬”之罪，将贺伯颜“下五府杂治”，杀害后籍没其家，“家贫田宅赐铁木迭儿”。铁木迭儿既泄心头之恨，又满足了贪财的欲望，一举两得。
铁木迭儿贪赃枉法之事暴露时，参加揭发劾奏的人很多，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炎也是其中主要人物之一赵世炎还曾经单独上奏章，揭露铁木送儿十三条罪状铁太遥儿忌恨在心，当然不会放过他，他上奏英宗，阴谋加害，诬告赵世炎有罪，遣人逮捕赵世炎。赵世炎时在四川，被传赴京途中，因病留荆门就医，铁木迭儿“以违诏不敬”之罪，“令法司究治，请置极刑”。时逢星上“大赦”，赵世炎因而免予一死。但铁木迭儿不甘罢休，又以别的罪名诬奏赵世炎，将赵世炎缉入刑府，严刑拷打，“逼令自裁”。赵世炎不肯自杀，于是被无辜囚禁两年。新任中书左丞相萧拜住仗义直言，多次向英宗申说赵世炎的冤情，终于使赵世炎“得旨出狱，就舍以养疾”。铁木迭儿后来知是左丞相萧拜住所为，十分忌恨，于是铁木迭儿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为自己党羽，广立朋党，企图打击萧拜住。萧拜住终手遭到铁木迭儿死党铁失等人的毒害。
铁木迭儿连连兴起大狱，打击政敌。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月鲁帖木儿、赵世炎等相继遭受陷害、屠戮之后，他并不愿就此敛手，继续恃其权究，乘间肆毒，不管大大小小的仇恨他一概要报复到底，“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中外疑惊”。
监察御史里帖木儿曾经揭露铁木迭儿贪暴，并“历诋其奸”，铁木迭儿此时也不放过。他借故山东受水灾，盐课大损，让里帖木出任山东转运使副使，逐出京城。
监察御史马祖常曾率领同僚弹劾过铁木迭儿的十条罪状，铁木迭儿就把马祖常迁为开平县尹，并打算以别的罪名加害于他。马祖常不得已，隐退逃亡，居光州不出。
户部尚书韩若愚不依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就罗织他的罪名上奏。“以旧憾诬若愚罪，欲杀之，帝不从，复奏夺其官”，最终韩若愚被削职为民。
金紫光禄大夫上往国、韩国公李孟德高望重，因不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即“谗构诬谤”削去他所有的荣誉衔，把他降为集贤殿讲学士；他打的主意是如果李孟稍有不满怨愤言语，便以定他居功自傲的罪名，但李孟欣然受命，铁木迭儿才未得逞。
铁木迭儿恃势贪虐，肆意生杀予夺，整个朝政被笼罩着一片恐怖之中，人人道路侧目，内外大臣都心怀恐惧，思退思散。
国史院编修官王约见铁木迭儿专权，“辞职不出”；监察御史孛术鲁因“铁木迭儿专事刑戮”，也心寒胆惊，因而辞官归隐。最后连铁木迭儿的同党张思明也“惧祸”及己，多次上表辞职。铁木迭儿由此气恼，便无端诬告张思明“扣发蒙古子女口粮”，饿死四百人，遂废于家。“张思明顺势隐退居家，”杜门六年。
在铁木迭儿专横白恣的淫威下，整个朝廷暗无天日，无人敢言。所有不愿依铁木迭儿的大臣，无不被诛、被黜、被逐、被废，元王朝在此期间已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了。
四、身败名裂死有余辜
铁木迭儿疯狂横行，专权自恣，贪赃不已的恶劣行径，引起了英宗对他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许多元老旧臣被铁木迭儿谗毁杀害，有的接二连三地隐退，或杜门不出，因此英宗开始对铁木迭儿渐渐疏远，此时皇太后也“惊悔”莫及。铁木迭儿由是日不见用。英宗八月，铁木迭儿冷清地“疾死于家”。死后，御史大臣愤怒地奏劾了他的各种罪状。英宗下诏，毁掉他的功业碑，“连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铁木迭儿的三个儿子也没有好下场，一个儿子八刺吉思在机轰贪污集团案中被诛。另一个儿子班丹不久也因“赃败”，第三个儿子锁南后因叛逆被处死，英宗痛心疾首地告诫群臣说：“铁木迭儿贪婪无厌，虽死宜籍其家，惩后也。”
铁木迭儿就是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宰相。他历元王朝五代君主（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贪财有术，行贿有方，敛财聚货，中饱私囊，逼害忠良，最后名败身裂，实在是死有余辜。
偏捋虎须义可嘉——萧拜住传
一、忠义自守宦声清
萧拜住（？~1320），生年史书缺载，他的祖先是契丹人，原为石抹氏部落人，祖上曾为金朝大臣，后来易姓为萧。曾祖丑奴，仕途为古北口屯戍千户，金大安二年（1210）遣使归降，助蒙天金，屡建功勋，官至桂顺、昌平万户；祖父青山，中统元年（1260）承袭万户，平宋有功，授为湖广提刑按察使；父哈刺帖木儿，曾典领宿卫，为植州知州，萧拜住世代官宦，出身显赫，但他身上没有官宦子弟的专横跋扈，没有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习气。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在很年轻时就跟随元成宗北征，袭授檀州知州，后为礼部郎中。
萧拜住由于具有不凡的德才，入仕后迅速迁升，在元成宗时已被拜授同知大都路总管兼知中山府，政绩斐然，但同时为同僚妒忌。不久，因父死丁忧辞去官身，居家守孝。此时的仁宗尚为太子，恰途经中山，同僚自以为有机可乘，就对仁宗的近侍说：“知府大人在此时间离职，他是怕迎接圣上的烦劳啊。”仁宗听后点点头，心中很不高兴。恰行至田野，见一老妪，问之曰：“这里的官员哪一个最贤良？”老人毫不犹豫地说：“只听说有个萧知府，其他人都不知道。”仁宗开始困惑起来，又路过一神祠，见数位老人在焚香膜拜，感到很奇怪，就派人过去问一下，“你们祈祷什么呢？”众人一起回答说：“萧知府奔丧返家，我们想让他尽快回来，所以在这里祈祷上天。”仁宗心中疑惑立时如同冰释，他知道萧拜住是位难得之才，遂鼎力荐举复职。武宗即位后，把萧拜住拜为中书左司郎中，最后直升至御史中丞。
二、铁肩道义斗权奸
萧拜住在武宗时已仕至御史中丞，仁宗即位后，又历任陕西行省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
元仁宗是位既“通晓儒术”，又“妙悟释典”的有作为君主，他有一定的能力、才干。登基后，撤换旧臣，革除弊政；重视人才，首开科举，加强法纪，纂修《风宪纪纲》，大有振兴元朝的势头。但是仁宗为政，由于时时受到太后和右丞相铁木迭儿的严重干扰，皇权与后权之间的斗争也此起彼落，曲折剧烈。
太后答己早在武宗即位时已立为皇太后，武宗还特为她修筑了兴圣宫。答己聪慧精明，但不事检点，自当上太后后淫恣更甚，尤其拉拢铁木迭儿为奸，兴圣宫几乎成了凌驾于天子之上的又一朝廷。铁木迭儿是个品德极为恶劣之徒，官声极其狼狈，但深得太后信任和庇护。在武宗至大年间已为云南行省左丞相，武宗驾崩，答己即召之为中书右丞。仁宗虽早就厌恶铁木迭儿并且恨不得杀了他，但不敢违忏太后旨意，仍然惟太后之命是从，把铁木迭尔任命为相。铁木送儿居相位两年，后虽曾经为仁宗罢去，但在太后压力下，后又复居人相位，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群臣不知所为”。
在这万般无奈之下，仁宗只能采取抑制铁木迭儿的办法，将萧拜住由御史中丞拜为中书右丞，又擢为平章政事副丞相，这样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制约铁木迭儿等，对抗太后；萧拜住也心领神会，明白肩上的重担，遂慨然以纠正铁木迭儿之罪为己任。
萧拜位联络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贺伯颜，又联络了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共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经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胁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
章奏列举事实，证据确凿，无可指摘。仁宗闻奏大怒，立即下诏逮问。铁木迭儿异常狡猾，迅速逃匿于太后宫中，刑掌官员未能捕得，仁宗心中很不痛快，好几天不肯喝酒，以示惩奸的决心。但因太后的庇护，结果还是一样，最后人总只能诛掉铁木迭儿家奴及其同恶者数人而已。
御史杨朵儿只极为愤恨，上书坚决要求严惩铁木迭儿，将其斩首以谢天下。但杨朵儿只却被太后近臣召王宫门，责以违抗太后旨意。杨朵儿只凛然正气，厉声斥丽道：“我身为御史，奉行祖宗之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意。”因有太后出面庇护，而仁宗仁孝，担心严惩铁木迭儿会使太后不高兴，便仅夺铁木迭儿印绶，罢其相位而已。不久，杨朵儿只升为集贤学士，萧拜住也被另迁为其他职官。
不久铁木迭儿又重新上台，以太子太师的身份出现，权势更加炙手可热，中外闻之，莫不惊骇。但仁宗也很无奈，无力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萧拜住的处境也日趋险恶。
三、身被枉杀终见日
当仁宗驾崩后，答己太后就直接控制朝政，本来按照武、仁二宗的原约，“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即武宗死后，仁宗即位，仁宗死后，武宗之子继位，但仁宗即位之后，违背誓约，打算使自己的儿子继位，答己也认为仁宗子年幼无知，易于控制，便赞同仁宗的主张。铁木迭儿嗅觉特别灵敏，附和太后主张，这样，仁宗、答己、铁木迭儿很快意见一致，十三岁的仁宗之子硕德人刺被立为大子。
仁宗死后，太子未能及时登基，皇权由太后把持着，屡遭大臣弹劾的铁木迭儿又在太后的支持下再任中书右丞相，他更为恃宠专权，变本加厉，大行报复，政治气氛格外紧张，腐朽统治更为黑暗。而杨朵儿只、萧拜住因为曾牵制其所为，揭发其奸贱不法等事，也就首当其害了。
一天，萧拜住与杨朵儿只忽接太后之旨，被召至徽政院问事，萧拜住明白，此行凶多吉少，并不感到突兀、他俩从容不迫，胸怀坦荡赴院答问。萧拜住与杨朵儿只刚踏进设政院，便发觉戒备森严、气氛凝重。徽政院俨然成了鞫审重囚的刑部大堂。铁木迭儿及其麾下徽政使失三门、御史大夫秃忒哈等人见到了萧、杨，不禁得意的奸笑起来，劈头究问萧拜住与杨朵儿只为何违抗太后的旨意。杨朵儿只怒不可遏，怒斥道：“吾任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耶！”铁木迭儿无言以对，唆使御史二人，罗织罪名将两人下狱。
铁木迭儿马上向英宗秉奏，请依皇太后旨杀此二臣，英家虽然年轻，但并不懦弱，严词斥道：“人命至重，刑杀非轻，不宜仓卒，一人罪状未明，当白太后，使详谳之，若果无冤，诛之来晚。”但是，铁木迭儿假传旨还是向萧、杨二人挥起了屠刀。别人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萧拜住、杨朵儿只被押至国门之外就匆促杀害了。及后二人家产被籍没，天下人都感到冤枉，但是，太后和权臣一手遮天，在这个元朝统治极其黑暗的岁月，萧、杨等人的冤屈只能是石沉大海。
仁宗驾崩后两个月，英宗称帝，英宗自幼深受其父影响，熟读儒家经典，很有志向和才能。对萧、杨冤案早已有自己的看法。英宗即位两个月后，终于对太后党徒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使之“势焰顿息”。同时，起用“蒙古儒者”拜住为丞相，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至治二年八月，铁木迭儿渐见疏远，因为担心忧虑积久成疾死于家中。九月太后也以病亡。
但萧、杨等冤案平反尚未及执行，不久铁木迭儿义子铁失发动南坡之变，英宗、拜住被杀。继位者是晋王孙铁木儿，这就是泰定帝，他执政后清洗了铁失党徒，继续致力于冤案的平反昭雪，萧拜住被赠守正佐治功臣、太保、仪同三司、柱国，追封蓟国公。萧、杨二人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魂见天日。
末代丞相无力回天——成遵传
一、敢于言事初见风骨
成遵（？~1359），字谊叔，元南阳穰县（今河南南阳）人。自幼机敏聪慧，过目成诵，能够一天之内记忆几千字的文章，在家乡中被人们很是赞扬。
成遵在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生活无所依托，不得不自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操持家务，力田耕耘，同时又发愤苦读。20岁左右能写出一手文辞严谨、词藻清雅的好文章，名声开始远播。
元朝科举长期废而不举，仁宗时才实行科考取士，考试严格而复杂，几乎断了士人的仕进之路。成遵所在的乡里“先辈无治进士业”，乡人视科举为畏途。但成遵不怕艰苦，他慨然说：“《四书》、《五经》，吾师也。文无过于《史》、《汉》、韩、柳。区区科举之作，何难哉。”他顽强自励，作文数十篇，毛遂自荐，晋见科举及第而出任穰县知县的杨惠。杨惠抚卷大喜：“凭着这种本领去参加科考，就像俯首拾芥一样容易。”
至顺二年（1331），成遵来到京师，就学于国子监，欲得名师指点。当时国子监助教陈旅对他的文章很是欣赏，多次向名儒宗师奎章阁大学士虞集推荐，虞集急于见到他。陈旅即以座骑载至。虞集平易近人，当时患有眼疾，见成遵到来后非常器重：“前观生文，今见生貌，公辅器也。吾老矣，恐不得见，生当自爱重也。”成遵确不负厚望，两年之后，便进士及第，授为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
成遵入仕之初，还是比较顺利的，很快便升至监察御史。当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以为在元末政治舞台上大可一显身手。
当时正值元朝末年统治腐败，政治黑暗，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成遵不畏强权，照常极力整顿百官百司，甚至有时并把矛头直指天子。
顺帝妥欢帖睦尔于至顺四年登临帝位，年仅十三。他即位之后没有把精力放在治国方面，而是过起了糜烂的生活，对此，成遵十分动情地上书言事，希望天子“宜慎起居，节制嗜欲，以保养圣躬，只有圣躬安才能使宗社安。”其言切切，连顺宗也为之感动，认为他说得很对。
针对司法、监察制度的腐败，尤其是御史台的腐败，成遵上书，尖锐地指出以上部门存在的四大疾患：一是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是左迁御史，杜塞言路；三是御史不思尽言，循序求进；四是体覆廉访事迹不实，贤愚混淆，奏疏所提的意见及建议，得到顺宗称善嘉纳，并获赔褒奖。成遵并没有由此而罢手，对国体的关心，促使他连连上书王廷，在论及时务大策时，他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为效法祖宗，二为节用财赋，三为压抑奔竞，四为明确激劝，顺宗对于成遵所上的疏奏，阅后很是欢喜，良久沉浸在对成遵奏章的赞叹中，随即命令中书省尽快讨论施行。成遵仅在他任监察御史的第一年，就举劾了七十余事，事事切中时弊，而且非常深刻。但是，在一个王朝的衰败末世，许多良言良策，很难施行，尤其是元朝末年这样一个时代里，成遵的意见要施行，无疑要侵犯一大批官僚权臣的既得利益，得到的必然是仇视和打击。因此，成遵不仅没有实现鸿鹄之志，反而在至正三年降为刑部员外郎，后母亲亡故，又守庐戴孝，从此过起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二、致力监察多面出击
至正八年，服丧期满，成遵被擢为淮东肃政廉访使，不久改授礼部郎中，奉命出使山东、淮北，察访各地官员政绩，重操惩恶劝良、严肃政纪的监察旧业。在重新出仕后，成遵一如既往，满腔热血，一身扑在事业上，兢兢业业、执著追求，很快访得政绩显著、名高声良者九人，同时也察得贪赃懦弱、道德败坏、徇狗私枉法者二十一人，如实上奏，使善者推发，恶者悉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恶势力的发展。
次年改刑部郎中，不久又升任御史台都事，回到旧日的职位上。成遵遵循儒家的伦理学说，主张以孝治天下，这主张对于元廷统治者来说，也是很合胃口的，所以他的主张甚得御史台长官的赞誉，时间不长又升为户部侍郎。
至正十年，成遵迁为中书司郎中，这个职位既是个中书省的部门行政长官，又是监察商辂兵、刑、工等机构的监察官员，因而具有司法方面的监察权。元朝本来就缺少完整的法典，断狱量刑一般是因时立制因事制宜，再加上当时吏治败坏，违法乱纪，断案量刑随心所欲，因而当时或无法可依，或有法难施，“别部狱案久而不决者积数百”，狱案堆积如山。成遵受命于危难之时，与僚属同心协力，分别阅视，共议罪之轻重，量罪定刑，各当其罚。很快将积压的案件处理完毕，使刑部无有遗事，朝野为之拭目，无不叹服。
不久，成遵上书朝廷，指斥输粟补官及其弊病，元末统治者昏庸无能，但敛财有法，为了应付佛事、赏赐等的巨额耗费，使得过去的卖官鬻爵又时髦起来。成遵力排众议：“卖官鬻爵，已成盛典，况又卖官与奸淫之人，其将何以为治，必夺其敕，还其粟，著为令，乃可。”此番论理切中时弊，抓住了恶性循环的坏政根本，不可辩驳，中书省群臣也认为言之有理，只得表示赞同。
不久，成遵升为工部尚书。在人生道路上，他似乎又前进了一步，但前途如何，却难预测。
三、异议治河萧瑟离朝
黄河是条泥沙河，下游经常淤积改道，元朝末年，由于疏于治理，便十年九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至正四年，黄河再次暴溢，两岸堤决，一片汪洋，“大河失故道”，“生人化鱼鳖”，随之而来的又是瘟疫、饥荒，百姓无以为生，哀鸿遍野。
元朝政府不得不考虑治河方略，当时有两种方案，一为筑堤蓄水，以制横溃；二为疏塞并举，勒归故道。漕运使贾鲁力主后者，他说：“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不大兴，害却能已。”两策之争颇为激烈。成遵作为主管“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的工部尚书，肩负朝廷的使命，带领人马到黄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至正十一年春，成遵巡视济宁、曹、模、汴梁、大名等地，行程数千里，掘井以量地势之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浅深，又遍阅史籍，博采众议，他认为修复黄河故道是不可能再做到的事情，但此时右丞相脱脱却已接纳并赞同贾鲁黄河勒回故道的方略。
脱脱时人称之为贤相，但元朝已病入膏肓，无可求药；脱脱个人无力回天，又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在治理黄河问题上也只能是随波逐流，没有己见。
成遵返朝，闻悉丞相已纳贾鲁之言，准备大兴工役，疏浚南河，恢复故道，立即与秃鲁朝觐言事，力陈不可，说：“济南、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脱脱已有的计划被打乱，立时很生气地斥责成遵：“你是说我们的百姓要造反吗？”但成遵毫不妥协，据理力争，自晨至暮都不能形成结论。
第二天，有一官员打算做和事佬，对成遵说：“修河之役，丞相主意已定，并且已有人任其责任，你就毋用多言罢了。”但成遵认为个人荣辱得失并不重要，因而坚定地说：“腕可断，议不可易也。”
最后脱脱所赞同的治河方案被通过，成遵的异议当然也就被搁置一边，当年四月，数十万民工赴疏凿黄河故道的工地。次月，工地上下传诵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后民工果然在黄陵冈附近掘得石人一具，消息传出，人心浮动、于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
成遵为之担忧的事发生了，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因顶撞了丞相而被逐出京师，出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使。
四、卷进政争冤污身死
贬出朝廷，出仕地方，对于成遵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他并不在意，在地方上，他依然踏实勤政，决心为政一地，造福一方，所至之处，政声远扬，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熊熊燃起，各地形势十分严峻，本来汝、汴二郡多富商巨贾，漕运司一向依赖他们。可是，这时汝宁时势大乱起，漫及汴境，因此舟辑不通，商贩绝迹，直接影响到国家税收。成遵处理得当，使人心稳定，富商重操舟楫，泛舟漕运，运输国税的任务顺利完成了。至正十四年，他调任武昌路总管。武昌早就战祸频仍，百姓死于兵疾者十不存三；起义军控制了大江上下，交通阻绝，城内米价极贵，人心惶惶。他来到后，先是籴米入城，平易物价，后又修葺城防，集民为兵，并且号令严肃，赏罚分明，武昌因此较为安定。
成遵的不懈努力和卓著政绩为朝廷所知，至正十五年，擢为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召拜为参议中书省事回到朝廷，侍位经筵，成为君主的高级顾问。成遵无论是贬仕地方，还是为宫中央，都能施政出手不凡，言论发聋振聩，甚得赞誉，因此很快擢拜参知政事，参决天下大事。
至正十六年，他与平章政事帖里帖木儿等参议变钞，挽救财政危机。本意原想稳定市场，结果物价飞涨，国家财政日趋崩溃。成遵更绞尽脑法，呕心沥血地来应付这败乱的局面。
至正十七年，成遵官升中书左丞相，升士阶资善大夫，跻身于最高行政长官之列不久，奉命宣抚彰德，“布宣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但元朝这时已腐败至极，成遵不仅无力回天，而且自己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宫廷发生了一场复杂而锐的斗争，即皇后奇氏、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丞相太平等之间的“内禅”之争。
奇氏，顺帝次后，高丽人，品性疑黠，先为宫女，后渐见宠，被立为皇后。爱猷识理达腊，顺帝长子，奇氏所生，册为太子，此时已长大成人。由于顺帝沉溺怠政，奇氏与太子密谋内禅，逼迫顺帝传位太子，并遣内侍向丞相太平转达此意，并希望得到宰相们的支持。
太平，字允中，本名贺惟一，是元朝名臣贺仁杰之孙，其父贺胜也曾位尊名著，他本人素性开朗，光明磊落，喜荐才士。至正六年拜为御史大夫，获特诏赐名，改为太平，至正十七年五月，召为中书左丞相，成为相府最高长官之一。在内侍传达皇后和太子的意图后，他深感事关社稷江山，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于皇后和太子的旨意，他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因而深为皇后、太子忌恨。不久，太子欲谋不轨，唆使御史中丞弹劾天子近臣。但未及中丞奏劾，近臣已被迁为他官，获得保护。太子怀疑是太平泄露机密所致，遂决意除掉太平，但枢密使纽的该坚决反对，说：“相国国之寄也，苟去之，国将何赖乎？”并多次在天子面前为太平辩护，太平暂得平安无事。
成遵与内禅之事并无直接关系，也未表明态度，但太子为了孤立、打击太平，便利用“结党营私”之名将成遵罢职。这都是因为成遵才华横溢，而太平喜荐才士，两人相处甚密。另者，成遵在议治黄河之事上与脱脱发生过激烈冲突，太平也因种种原因与脱脱矛盾比较尖锐；太子根据这些表面现象，断定成遵和太平是党朋之好，因而对他耿耿于怀，必欲去之而后快。
此时，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为了讨好主子，大兴诬陷之风，至正十九年，用事者诬告成遵受贿贪赃。太子闻此，喜出望外，即遣爪牙监察御史买住、桑哥失理前去劾治、锻炼成狱。但成遵仍是镇静自若，大义凛然地前往府衙，严词驳斥，威不可犯，进入府衙，也就进入了魔窟，纵有百口也难辩说，成遵很快被打入监狱，被拷打致死，五年之后，至正二十四年，元朝大厦已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风雨飘摇，在元朝行将灭亡际，统治者给成遵平反昭雪。“诏复给其所授官职、朝衔宣敕”，但此时已经毫无意义了。四年之后，元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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