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朱元璋屡献奇谋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南直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李善长年少时读过一些书，很有智谋，熟习法家学说，谋划都能切中要害。明太祖朱元璋攻占滁州一带时，李善长前去拜见。太祖知道他是当地知名长者，留下他担任幕府书记的职务。一天太祖向其请教道：“四面八方都在打仗，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李善长回答说：“秦末大乱，汉高祖以一布衣平民起兵，心胸开阔，很有气度，知人善任，不喜欢乱杀人，因此五年时间就成就了帝王的事业。如今元朝纲纪已经败坏，天下土崩瓦解。您出生在濠州，那里距离汉高祖的家乡沛地不远。山山水水呈现出的帝王气象，您是当然秉受了的已经可以看出是显现在您的身上。只要您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天下不难以平定。”朱元璋听后称赞他说得好。意识到他将是自己的得力助手，从此把他当作心腹，参预机密谋议，李善长筹划粮饷，制定战略非常能干，因此更得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的威名越来越大，众将前来投靠的，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干，荐举给朱元璋，又代朱元璋表达诚恳的心意，使众将都能安心。有因事互相闭意见发生不合时，他曲折婉转耐心地为他们调解保护协商。郭子兴由于听信了流言蜚语，有一段时间对朱元璋起了疑心，夺去他的部分兵权，又想把李善长夺过去辅佐他，李善长坚决谢绝不去，因此朱元璋更是加十分倚重他。不久，朱元璋屯军和阳，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鸡笼山寨，只留下少数兵士帮助李善长留守和阳，元朝大将探听到那里的情况前往袭击，李善长设下埋伏击败了元军，朱元璋认识到他的能力不只是在幕后筹划，对他更是刮目相待。
朱元璋收编了元巢湖水军以后，李善长极力劝说他渡江攻占集庆（南京），以做为自己发展的根据地，朱元璋接受了建议先率军攻下采石，大军直逼太平，李善长事先书写好禁止军队掳掠的告示。并让将士们攻打下城池以后，马上张贴在大路两旁，因此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没有人敢违反禁令。最后朱元璋终于攻占集庆，从而确定了自己的基础，在要夺取镇江的时候，朱元璋担心众将不能约束部下，因此假装发怒，对以前有违反军纪的要重处他们，而李善长出面营救才得以赦免。所以占领镇江以后，军纪严明，百姓还不知道有大军到来。以后朱元璋成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他任用李善长为参议。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人都为中书省的属官，然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大都由李善长决定。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后，李善长兼任大都督府司马，后又提升为行省参知政事。
二、得御制词褒扬备至
朱元璋当上了吴王后，授给李善长右相国的官职。李善长熟悉前朝的典章制度，处理政事很有效率，又习于往来报聘的言辞而且言辞便捷，长于文笔，朱元璋有要招纳收降的，就命令他撰写劝降的文书。朱元璋凡亲自率领军队征战的时候，都命李善长居守大本营，将领和官吏们都服服帖帖，听从他的领导，百姓安居，他转运调配军队的粮饷从来没有缺乏。李善长曾经请求官卖两淮产盐，制定条法，都是反复衡量考虑元朝的制度，除去其弊端才制定出来的。后来又制定钱法，开矿冶炼，铸造铜钱，规定鱼税，朱元璋政权的资财日益充足起来，而且百姓的日子也比较好过了。吴元年（1367）九月，朱元璋论平定苏州张士诚的功劳，封李善长为宣国公、职官制度改变以后，左官高于右官，又任命李善长做左相国。朱元璋刚渡江时由于天下大乱，军纪也很难维护，因此许多的时候都用重法。有一天，他对李善长说：“法律中有三条，一人犯法，亲属等连带治罪的条文，是不是过分严重了？”李善长乘机请求除犯有叛逆大罪的人以外，都免除连坐，于是朱元璋命他和中丞刘基等人主持裁定法律条令，颁布朝野。
朱元璋即位做了皇帝，追尊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册立皇后妃嫔、太子、各王，都是由李善长充当大礼使；设置东宫太子的官员属下，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其他的职衔仍像原来的一样，不久，他率领掌管礼仪的官员制定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礼。朱元璋巡幸汴梁的时候，李善长留守在南京，一切朝廷政事听凭他的酌情处理。不久李善长上奏制定了六部官制，提议规定官员和百姓服丧的装束以及百官朝贺东宫太子的礼仪。奉命监修《元史》，编辑《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确定全国高山大川神祗的封号，分封亲王，功臣封爵行赏等，事无巨细，全都委任李善长和各位儒臣谋划进行。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没有汗马战阵之劳，但是为我效劳很长时间了，军队粮饷的供给方面，功劳很大，应该给他进封大国”，于是授他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大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每年给傣俸禄四千石，子子孙孙世袭。赐给铁券，可免去他两次死罪，免去他的儿子一次死罪。当时封为公的人，有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和李善长六个人。而李善长位居第一，朱元璋把他比做汉代名相萧何，赞扬称颂达到了极点。
三、居功自傲牵连见杀
李善长由于长期位高权重，因此慢慢也有了骄横之心，加上胸怀狭隘妒忌，对不同意见官员，多行排挤，如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有侵犯李善长的权力，他立即考察他们的过失，上奏免去了他们的官职。后来连老臣中丞刘基也因某一法律条文与他发生争辩且对骂。由于压力，自己感到不安，刘基就请求致仕回乡了。李善长位居人臣之首，富贵至极，也逐渐骄傲起来这种情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朱元璋的眼中已逐渐不能容忍，朱元璋也开始暗暗讨厌他。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辞官，朱元璋赐给他临濠的田地若干顷，设置守坟户一百五十家，又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隔了一年，李善长病愈，朱元璋任命他主持修建临濠的宫殿，迁徙江南一带的富有百姓十四万到濠州种田，让李善长经营管理，为此他留居在濠州几年。七年，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做太仆寺丞，存义的儿子李伸、李佑都做了郡牧所官。九年，朱元璋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次子李祺，封李祺做驸马都尉。起初确定婚姻仪礼，公主遵行儿媳的规矩很恭敬，李善长一家光彩荣耀显赫高贵，很使当时满朝文武羡慕，李祺娶公主以后一个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守上疏说：“李善长轻慢皇上宠信，骄傲放纵，陛下生病不能上朝理事将近十几天，也不问候，驸马李祺六天不朝见，把他叫到殿前，他又不知认罪自责，这是很大的罪过。”因此定罪削去李善长每年的俸禄一千八百石，不久任命他和曹国公李文忠掌管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共同议定军国大事，监督圜丘工程。
丞相胡惟庸，起初为仅是宁国县知县，后来他大力攀附李善长，终于由于李善长的荐引，提升为太常寺少卿，后来成为丞相，因此两人互相很有交往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而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被杀，牵连为胡党而判罪被杀的人非常多，而李善长像以前一样未受什么牵连，御史台缺中丞，朱元璋还让李善长治理御史台的事情，但到了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际上勾结胡惟庸，朱元璋下诏书免去他们的死罪，安置到崇明。李善长没有为此感谢恩典，朱元璋怀恨在心。又过了五年，李善长的年纪已经七十七岁，年老之后行为更不检点。他曾经想扩建自己的住宅，就向信国公汤和借三百名侍卫兵士使用，这是越权的事，汤和不敢参与其中，汤和把这事秘密报告给了朱元璋。四月，京师有一批判罪应当迁徙到边地去，李善长的亲信丁斌等人也在其内，李善长几次请求不要迁徙他们。朱元璋为此大为生气，审问丁斌。丁斌以前在胡惟庸家做事，因此说出李存义等人以前与胡惟庸交往情状。命令逮捕李存义父子审讯很不幸，李存义父子的审讯极其不利于李善长，他们供出的关于胡惟庸谋反的案情牵连到了李善长，说：“胡惟庸准备谋反的时候，派李存义暗地去劝说李善长。”善长吃惊地大声呵斥说：“你说什么胡话，要是让人知道你干的事，这是要灭九族的。”后来，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部下杨文裕去游说李善长，说：“事情如果成功的话，当用淮西地方封他为王。”李善长惊骇没有答应，过了很久，胡惟庸再次派李存义前去游说，李善长长叹着气说：“我年纪大了。等我死以后，你们自己去干吧。”匿情不报已经是极大的罪名，但不幸还有人落井下石，几乎同时又有人告发李善长说：“大将军蓝玉领兵出塞外，到捕鱼儿海，捕获得胡惟庸勾结沙漠的使者，李善长将他藏匿起来不向上报告。”接连不断的发生的事件，都显示朱元璋要杀李善长了，于是揣测到上意的御史们开始不断上章弹劾李善长，而李善长的奴仆卢仲谦等人，也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互赠财物，交结私语。罪名于是成立，说李善长身为功臣元勋。皇亲国戚，知道谋反的阴谋而不告发，怀疑观望，心怀两端，真是大逆不道。正巧这时有人报告星象有异常变化，预示应当改换重臣应灾。于是李善长及其妻子、儿子、兄弟、子侄全家七十多人都被诛杀。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荣阳侯常遇春、宜春候黄彬、定南侯陆聚等人，都同时作为胡惟庸同党被杀，而已经死去的追加定罪的人也有许多，案件的株连达到了极点。朱元璋亲手书写条列他们的罪状，附上供词，作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和公主被迁徙到江浦，过了很长时间死去，李祺的儿子李芳、李茂，因为公主的恩情没有定罪，李芳为留守中卫指挥，李茂为旗手里镇抚，都免去了世袭。
李善长死去的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说：“李善长和陛下同心，出生入死而取得天下，是功臣第一人。生前封为公，儿子娶了公主，亲戚都被任命了官职，作为大臣的名位到了顶点。假如说他自己想要图谋不轨，尚未可知，可是如今说他打算辅佐胡惟庸，那就大错特错了。爱自己的儿子必然超过兄弟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着万全富贵的人，必定不会怀着侥幸心理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的宝贵。李善长和胡惟庸是子侄辈之间的亲戚罢了，而他与皇上却是亲子女间的亲属。假使李善长辅佐胡惟庸谋反成功，他也不过是功臣第一人而已，大太师、国公封为王而已，儿子娶公主，女儿成为妃嫔而已，难道还会比今天更加富贵的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侥幸取得？元朝末年的时候，想要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结果没有不粉身碎骨、灭绝宗祀的，能够保全脑袋的有几个人？李善长为什么亲眼见到这种情况，却又在衰老疲倦的年纪去蹈杀身灭宗之祸呢？凡是干这种事的人，一定有深重仇恨，激起变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父子之间或许互相扶制而希求逃脱灾祸。如今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完全是陛下的骨肉至亲，没有丝毫的仇怨，何苦忽然做这种事？如果说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了李善长以应上天的警示，那就更不应该了。我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件事后，会说功劳大得像李善长那样尚且有这样下场，四方将会因此而瓦解。如今李善长已经死去多年，说也没有益处，我只是希望陛下将来以此作为鉴戒罢了。”朱元璋得到这件奏疏，竞竟然没有怪罪他。
兴明灭元功第一——徐达传
一、投身义军战功赫赫
徐达（1332~1385），字天德，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人，与朱元璋同乡。农民家庭出身，家境贫寒，小时候常和朱元璋、汤和等一起替地主放牛，他们是一伙自小在苦水中泡大的好朋友。徐达虽然比朱元璋小四岁，但他生得“长身高颧，刚毅武勇”，且“少有大志”，因而与朱元璋很合得来。元末之时，到处是天灾、瘟疫、饥荒蔓延，安徽地方更是厉害。穷人实在无法活下去，纷纷举行起义反抗元朝的黑暗统治，其中尤以红巾军的声势最大。朱元璋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参加了郭子兴的义军队伍，当上了红巾军的九夫长，并在次年夏回乡募兵。徐达听知后十分高兴，“仗剑往从”，决意投效红巾军。当时徐达已有二十二岁，由于他英勇善战，又略懂韬略，很快便成了朱元璋的得力助手。
朱元璋参加郭子兴义军后，不久被郭子兴提升为镇抚。但徐达却感到濠州地小粮少，而且诸帅不和，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经常为争权而发生冲突，终非久留之地，遂“时时以王霸之略进”，建议朱元璋趁早分兵别处，徐图发展，这一见解正合朱元璋的心意这一见解正与朱元璋不谋而合。至正十四年春，朱元璋以所募兵七百人转属他将朱元璋以所募兵七百人都留给了别的将领，惟独单单留下徐达、汤和等二十四名家乡兄弟南略定远汤和等二十四名家乡兄弟乡南攻打定远，先计降张空堡民兵三千一开始先是用计纳降了张空堡的三千民兵，继而向东夜袭元兵于横涧山，迫使“义兵”元帅缪大亨率两万精壮士卒二万归降。这样一来，朱元璋算有了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其后的开创基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切的发展与徐达颇具远识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不久徐达在攻取滁州、和州等战役中，又充分地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被授予镇抚之职，成了统军的将领。至正十五年三月，孙德座崖率部就食于到和州掠夺军粮，与郭子兴发生火并，孙德崖在城中被郭子兴所擒拿，但朱元璋在城外亦为孙的部众扣作人质，双方虽然同意交换，但谁也不肯先放人。在这僵持的情势下，徐达不惜冒着自己随时被杀害的危险，“挺身诣德崖军请代”。就这样，朱元璋被换回来，孙德崖被放回去，随后徐达才得以获释。朱元璋对徐达这一行为当然非常感激，从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了。
不久，郭子兴病亡，朱元璋继统率郭部，成为南方红巾军的主要首领，并随即实施了他攻取集庆（即南京），稳居东南，进而逐鹿中原，成就霸业的宏伟战略计划。徐达在实施这一战略计划中一直被委以重任，至正十五年六月，徐达奉命南波长江，攻打采石矾和太平攻打采石矶和太平，这是进取集庆必争之地，这次战役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在攻占太平时，起义军一举俘获守城的元万户纳哈出。
朱元璋既扼制了集庆的江上咽喉，从八月开始，就发起向集庆总攻，徐达肩负重任，首先率众突破了元军层层防线，深入敌后，连续攻占溧水、溧阳、句容、芜湖诸等重镇，廓清了集庆外围。次年三月，徐部与朱元璋的主力会合，对集庆实行两面夹击，先破陈兆选大营，尽降其众使其部队全部归降；再攻元兵于蒋山，终于攻克集庆，直到元水寨元帅康茂才率众投降，朱元璋共得在此次战斗中共赢得军民五十余万。集庆就是现在的南京，自古就是乃“古帝王之都，龙盘虎踞”，因而南定集庆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朱元璋的奠基立业赢得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南向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把集庆改名为应天府，以表示他的崛起乃上应天意。在这次战役中，徐达立下累累战功，功居诸将之首，赢得了朱元璋的全面信任，及后朱元璋“营四方，多命达为大将”他所显现出的卓越军事才能促使朱元璋在今后的许多战役中都任命他为主将，徐达也就成了朱元璋打天下最重要的助手。
二、攻陈灭张努力进取
朱元璋在占领集庆后，虽说已拥有一块根据地，但他的势力在割据诸雄中，相对来说还是较弱的，所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当时大江南北不仅还有元军重兵镇守，而且同是反元义军的东面的张士诚自恃地富粮足，西面的陈友谅倚仗兵强地广，他们时刻都想把朱元璋势力给吞并掉。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朱元璋必须首先巩固东西两面防线，然后伺机突玻然后伺机突破，并最终对两大势力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而要肩负这一重大任务，自然非智勇双全的徐达莫属。
当时东面争夺的焦点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镇江。假如镇江落入张士诚手里，他便可以随时出兵危胁应天。于是朱元璋决定先下手为强，“命徐达为大将军，委以东下之任”。徐达亦不负重视，旗开得胜，以少数兵力，勇夺镇江，徐达一向十分重视军风军纪，“达等号令严肃，城中晏然”，良明的军纪营的了百姓的拥戴，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赢得了人心，徐达一鼓作气，徐达又分兵攻下金坛、丹阳诸县，在应天东面筑起一道坚固的军事屏障，为巩固以应天为中的根据地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以功升任淮兴翼统军元帅。
张士诚对朱元璋夺得镇江当然是不甘心的，镇江的位置太重要了，镇江落入朱元璋之手，无疑对他是一大威胁，他必须拔之而后快，于是在据有常州后便挥师进攻镇江。至正十六年七月，徐达在龙潭一战，击败张士诚军，乘胜进围常州。张士诚急调重兵增援，兵力占有明显的优势，徐达深知“士诚师甚锐，不可当”对方的兵力与勇猛程度，便决定“以计取之”避敌锋芒，用计取胜，先是在距城十八里处分设伏兵，然后亲率中军出战，结果士诚军受伏大败。徐达“获其张、汤二将”，致使张士诚元气大伤。这一战役使一向自负甚高的张士诚再也不敢小看朱元璋的势力，并派使臣到应天议和，表示愿意每年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作为犒军之费，然而志在天下的朱元璋却不为满足，故意抬高价格，狮子口大开，最终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徐达奉命继续进军。终于在第二年三月攻克常州，以功晋升知枢密院事。
当年七月，徐达率军进逼宜兴，另遣先锋赵德胜攻常熟，常熟是由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镇守。张士德“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所以在进军前，徐达特别叮咛赵德胜说：“张士德狡而善斗，若使之胜，则其锋愈不可当，唯宜以计取之有勇有谋，如果在战斗中让他胜利了，他的锋锐必然更加不可抵挡，所以必须用计取胜。”赵德胜遵从徐达指示“师次城下，士德迎战不利，遇伏。后又马蹶，遂为德胜所擒，遂下常熟。”，把军队驻扎在常熟城下，稳妥的设置埋伏，战斗打响之后终于擒获了马失前蹄的张士德，接着又攻下了常熟。接着随后，徐达又接连攻克宜兴、江阴等地，从而在东起常熟，中经江阴、常州，西至宜兴，沿太湖北岸构筑起一道弧形的东部防线，既完全堵死了张士诚西犯应天的通道，又随时随地可以进击平江，直捣张士诚的老巢。
徐达在东线节节取胜，但是西线却突然紧张起来，陈友谅趁徐达大军向东进攻之机率领几十万大兵向安徽进击，于至正十八年正月袭破安庆后，又遣将赵普连陷极阳、池州，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水寨。从西面对应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关键时刻，徐达再次挑起重任，奉命西调迎击陈友谅军队，他先在应天居守，继而投入了第一线的战斗，至正十九年三月大破赵普胜栅江营，四月攻克池州，缴获陈军战舰无数，以功晋升泰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年五月，徐达与常遇春共同设谋，大败陈友谅军于池州东南的九华山，歼敌万余人，生俘三千人。在战斗结束后，常遇春大开杀戒，虐杀俘虏，徐达坚决反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两人产生了争执。
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率水师十万，一举攻占太平，自立为汉王，并约张士诚东西夹攻朱元璋，一时之间应天告急，江东大震。在这危急时刻，徐达设伏于南门外，待陈友谅进至江边渡口龙湾时，诸路伏兵齐发，一举重创陈友谅，生俘七千余人，获战舰百余艘，战船数百，陈友谅夺舟逃回江州，徐达乘胜收复太平，攻占安庆。这一战役解除了应天的危急，彻底粉碎了陈友谅对西线的进攻；张士诚见陈友谅惨败，于是不敢轻举妄动了。连年来徐达在危难时机东西征战，使朱元璋东西两翼防线得到巩固，大大扩展了应天根据地，为其后削平群雄、顺利北伐、统一全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陈友谅部将张定边重新占领安庆。朱元璋率水师亲征，徐达负责主攻陈友谅的老巢江州。徐军迅猛异常，友谅大惊，以为神兵白天而下以为神兵从天而降，仓猝不能军仓猝之中不能整束军队，携妻子夜奔武昌，遂克江州仅仅携带着妻子儿女连夜逃到武昌，于是徐达又顺利地拿下了江州。徐达穷追不舍，沿江而上，接连占领薪州、黄州、黄梅、广济，直趋汉阳，于汉口扎下大营，有力地遏止了陈友谅的东下。朱元璋得以偷袭收复安庆，并攻陷龙兴改名洪都，又连下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府，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江西，徐达以功晋封中书右丞。
至五二十三年正月，张士诚遣其弟士信率大兵围攻韩林儿、刘福通的根据地安丰。当时朱元璋在名义上仍奉韩林儿的龙凤年号，同时也考虑到“安丰破，则士诚益张”一旦安丰被攻破，张士诚的势力就会更加扩张，难以遏制，因而决定亲率徐达等渡江北上支援。然而此时陈友谅却乘虚而入，大举向洪都反扑，“空国而至，兵号六十万”，气势汹汹，吉安、临江、无为等州府，数月之中，竟都被陈友谅所攻陷。朱元璋不得不挥师回击，双方决战于鄱阳湖。在这次决战中在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徐达又立了大功，他“身先诸将，击败友谅前军，杀一千五百人”；在激战中，徐达战船着火，但他毫不畏惧，一面指挥灭火，一面坚持战斗，终于挫败了陈友谅的猛烈进攻。经此一战，朱元璋对战胜陈友谅已充满了信心，同时为了严防张士诚乘虚偷袭后方，便把留守应天的重任交给了徐达，并说：“吾以达留守，缓急可百全也”，朱元璋对徐达办的事是绝对放心的。徐达回到应天，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申约束，严斥堠，示以镇静，若不知有外兵者”。张士诚见无隙可乘也不敢轻举妄动，因而使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对付陈友谅。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决战中，虽然几经艰险，但最后还是取得了鄱阳决战的胜利，不仅全歼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而且杀死了陈友谅。不久，徐达奉调回到西线，迫使陈友谅之次子陈理献出武昌归降，并进而攻取了江陵、辰州、衡州、宝庆诸路。陈友谅的残余势力既被肃清，朱元璋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湖北、湖南。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吴王位，建置百官，设中书省，徐达以卓越功勋任左相国之职。从此，徐达“出将入相”，在军事与政治两个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陈友谅被消灭以后，朱元璋的下一个战略目标自然是东灭张士诚了。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徐达被委任为总兵官，率水陆大军东征。徐达针对张士诚辖境南北狭长二千余里，中隔长江，江北守备力量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先取通、泰诸郡，剪其羽翼”，然后专事浙西的战略方针然后专攻浙西的战略方针，迅速渡江北上。徐军首先攻下苏北重镇泰州。然后进围兴化和高邮，这样就使张士谈陷入了南北隔绝的困境这样就使张士诚陷入了南北隔绝的困境。张士诚当然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从江南出击宜兴，以牵制徐达在江北攻势。然而徐达审时度势，进据都慎重考虑，予以取舍，在回师宜兴击溃张士谈军后，继续向江北挺进，并于次年三、四月间攻下高邮、淮安、兴化。徐达还奉命破安丰，俘元将忻都，再战徐州，俘斩元兵万计。至此，“淮南、北悉平”。徐达仅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不仅完成了攻取江北，剪除张士诚羽翼的任务，而且打通东控齐鲁、北进中原的通道。
同年七月，朱元璋与李善长、徐达等一起商议讨伐张士诚的大计。左相国李善长认为张氏“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积储，恐难猝拔，宜候隙而动”。但徐达久经战阵，对张士诚的虚实了如指掌，他反对这种生失战机的保守决策，他指出：“张氏骄横，暴珍者奢侈，此天亡之时也。其所任骄将，皆龌龊不足数，黄、蔡、叶三参军辈，是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徐达的意见非常适合朱元璋的意愿，他遂即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率师二十万讨伐张士诚。
徐达还是从“剪其羽翼”的战略出发，首先攻打太湖南岸的湖州，把吕珍的六万援军狙击于城东之旧馆，紧接着又分兵击败张士诚以及徐志坚所率的援军于皂林和姑嫂桥，俘获志坚及兵众三千余人，迫使吕珍等于十一月献出了湖州。把湖州占领以后，徐达引兵北上，于当月包围了张士诚的大本营平江。在围城期间，徐达每遇大事均事先向朱元璋请示。朱元璋亲笔手书慰之安慰徐达，说：“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白天性忠义出自天性，沈毅有谋，定能戡乱定难。虽古豪杰何以加兹……然将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今军中缓急，惟将军便宜行之。”徐达得书后，便檄令各路大军，向平江城发动总功击。张士诚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曾先后两次拼死突围，但都被徐军杀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徐达首先攻破葑门，常遇春亦攻入阊门，平江遂克至此平定了平江。张士诚为尽被俘张士诚在此战中被俘虏，送应天后自缢而死。当徐这大捷凯旋回到应天时当徐达大捷凯旋回到应天时，朱元璋亲到城门论功行赏，徐达晋封为信国公，并过右丞相并升为右丞相。朱元璋还特意谕诸将说：“灭汉灭吴，皆公等之力，古之名将，何以加诸！今当北定中原，各努力进取。”
三、灭元大功徐氏居首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讨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人马北伐中原。在任命徐、常时朱元璋对他们有过一段评价：“命将出师，必在得人，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无如副将军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但患其轻敌耳。身为大将，好与小校争能，甚非吾所望也。”当时徐达和常遇春虽同属朱元璋所倚重的名将，但在朱元璋心目中，徐达还是要胜出一筹的，在“长于谋略”和“严于律草”方面尤其如此。
徐达根据既定的“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的北伐总战略，从淮安挺进山东，首先攻克沂、莒、密、海诸州，分兵扼守古黄河要道，阻敌增援，主力部队继续北上，于十一月攻克山东重镇益都以及临淄、寿光等州县。十二月，济南及登、莱守将献城，山东全境平定，“撤其屏蔽”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正式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徐达以“首功”被封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同年三月，北伐进到了第二阶段，徐达率水陆大军，溯河南上，进军河南，攻克永城、归德、许州，对梁守将左君弼献城降，四月，明军自虎牢关直趋偃师、洛阳。洛水一战，元兵损失惨重，洛阳守将李克彝弃城逃往陕西，梁王阿鲁温开门迎降，五月，潼关守将、张思道亦战败西奔。至此，“剪其羽翼”，“控扼潼关”的战略任务，亦告胜利完成，“元都孤立，幽蓟自倾”，灭元是指日可待的了。
同月，朱元璋亲自赴汴梁和北伐众将领一起商讨进取元都。在会上，徐达充满自信地说：“臣自平齐、鲁，扫河、洛，元将王保何逡巡太原，观望不进，及潼关既克，元军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今乘势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朱元璋非常赞同他的主张，马上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闰七月，徐达从河阴、渡黄河北上，分兵攻取了卫辉、彰德、磁州，并在临清与山东诸路大军会合，沿运河继续向北挺进，迅速攻下德州、长芦、直沽，并攻占了元都外围的重要战略据点通州，元顺帝闻讯后，知元都已无法保住，遂于闰七月二十七日深夜仓皇逃跑，北逃上都开平。徐达于八月初二率军从齐化门进入元都，除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因顽抗被杀外，其余不滥戮一人，“士卒无侵暴，人民安堵”，徐达治军之严明，于此也可以看出，明军进入大都，旋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元王朝的统治，终于被推翻了，这样，北伐的第三阶段直趋元都的战略任务，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便胜利完成了。
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诏立功臣庙于鸡鸣山下，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以徐达居首”。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乃下诏大封功臣，授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予世券。”
四、秉心以德 谨饬自守
徐达一生南征北战，“廓江汉，清淮楚，扫西浙，中原声威所震，直连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良好的军事素养呢？这应该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分析。
首先徐达勤奋好学，他因家境贫寒，从小便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但徐达并没有甘于现状，与此相反，更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一平时打仗当然是非常紧张激烈的，但他仍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抓紧学习，“归朝之日，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雍雍如也”，可见他对子自己的学习提高是从不放松的，对于有才学的儒士也是非常尊敬的。徐达熟知我国古代兵法，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知识，从而使自己逐步成长为杰出的帅才，就是他学习的结果。
其次是严于律己、他治军严明，“令出不二”的治军作风和他严于律己紧密不分开。徐达深深懂得，如果将帅不以身作则，作出好榜样，兵是很难带好的，也是难以激励士气的，所以他时时、事事、处处对自己的要求极严，在生活上参与部卒同甘共苦，“士卒不饱，不饮食，不营定，不就帐，伤残疾者，视慰问，给医药”，因而深得军心，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所向克捷。他的地位虽然是愈来愈高，但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也愈来愈严，从不居功自傲，放纵自己。朱元璋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受命而出，成功而返，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平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徐达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洪武六年胡惟庸出任中书省丞相，他专横霸道，招财纳贿，看到徐达功高望重，他初“欲结好于达”，借以壮大自己的在朝中的势力；但徐达鄙薄胡的为人，不屑与之为伍，胡惟庸竞使用阴谋诡计，“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但福寿不为所动，揭发了胡惟庸的阴谋，徐达更“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指出胡惟庸心邪术诈，既贪奸又阴险，不宜委以丞相的重任，没过几年，胡惟庸的罪行充分暴露后，被朱元璋罢职处死。
徐达虽然有功于朝廷，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徐达一生九佩大将军印，削平群雄，安定天下，立盖世功，但他还是始终恭谨自恃，敬遵礼制，每遇征战，“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代”，在建国后，他并没有脱离戎马生涯，曾三次挥师塞北平虏，其余大部分时间镇守北平，在那里整饬城防，操练兵马，屯田积谷，做到常备不懈，使北方边防日益巩固。“每岁春出，岁暮召还，以为常。还辄上将印”。他与朱元璋的关系虽素有“布衣兄弟”之称，但他从不因此忘形放肆，相反，在“帝前恭谨如不能言”。有一次，朱元璋对他说：“徐兄功大，来有宁居，可赐以旧邸”，要将朱元璋称吴王时所居王宫赐给他住，但徐达不愿逾制，坚辞不受。朱元璋便在旧邸设宴款待徐达，“强饮之醉，而蒙之被使卧床就寝”。徐达醒后，发觉自己睡在朱元璋过去睡过的龙床上，不禁大惊失色，急忙下床，俯伏阶下，连称“死罪”！朱元璋只好“命有司即旧邸前治甲第”，赐给徐达，并在新邸前建“大功坊”，以表彰徐达开国之功。
洪武十七年，徐达在北平背生疽，朱元璋对他的病情非常担忧，马上派徐达长子徐辉祖持敕前往慰问，并将徐达接回南京治疗。但徐达的疽疾仍继续恶化，于洪武十八年二月七日病逝，终年五十四岁。朱元璋惊闻噩耗悲恸不已，为之辍朝，亲临哭奠，这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子孙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北，并亲自撰写神道碑文，以纪徐达的丰功伟绩。又命“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一人擅政九族被诛明初的小丑篡位者——胡惟庸传
一、专权结党图谋不轨
胡惟庸（？~1380），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龙凤元年（1355年），在和州投奔了明太祖朱元璋，被授任元帅府奏差。不久转宣抚使，又转任宁国主簿，后进升为知县，再升为吉安通判，不久摧拔为湖广佥事。洪武元年，胡惟庸被召任太常少卿，再进升为太常寺正卿。
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省参知政事。以后，他又代替汪广洋担任了左丞相一职。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江广洋被贬降为广东行省参政，明太祖以右丞相人选难择，很长时间没有设置右丞相，这样一来胡惟庸就以左丞相的身份独专相府事务了。同年七月，胡惟庸被提拔为右丞相。过了一段时间，明太祖朱元璋又改任胡惟庸为左丞相，而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
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能，对他宠遇有加。胡惟庸也自勉勤任事。曾经以构执小节及时把握机会，勤勉做事迎合朱元璋的意图，朱元璋对他的恩宠日盛，好些年独自担任丞相。甚至胡惟庸处死和黜陟一些官员，都不用奏请明太祖，胡氏就可以自己直接决定。内外诸司大臣上书向明太祖朱元璋奏事，都要经胡惟庸将疏奏取来查看，如果对自己不利的疏奏，胡惟庸就把它们隐匿起来不报告给明太祖。在这种情形下，四方急于谋取功名的人和那些被罢职的功臣武夫，竞相到胡惟庸家门，行贿馈赠大量的金帛、名马、好玩等物，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恶劣行径深为痛恨，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从容到数胡惟庸的罪行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多次数说胡惟庸的罪行。于是胡惟庸于是心生怀恨，就诱使徐达的看门人福寿拉拢徐达，结果反被福寿予以告发。
御史中丞刘基也曾经揭发胡惟庸的劣迹。后来刘基患病，明太祖派遣胡惟庸带领御医去看他，胡惟庸于是趁机投毒暗害了刘基。刘基死后，胡惟庸做事更加肆无忌惮，他和太师季李善长相互勾结，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从侄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曾对胡惟庸进行了弹劾，结果险些惹来灭门之灾。从此，胡惟庸的势力更加嚣张。他老家定远县的旧宅有一口井，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筝，高出水面好几尺，阿谀奉迎的人们纷纷争引符瑞，又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冢上夜里都有照亮夜空的火光。胡惟庸听了更加高兴，于是渐渐产生了图谋不轨的念头。
渐渐的，互为用开始拉拢与朱元璋有嫌隙的官员。吉安候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用四匹马拉的车子。朱元璋对此很生气，他斥责陆仲亨说：“眼前中原地区战火刚刚停熄不久，老百姓刚刚恢复劳动生产，登记户口，购买马匹，生活相当艰苦。如果朝廷的官吏们都效仿你的所作所为，老百姓即便是卖掉全部子女也不能满足你的奢求！”于是便罚陆仲亨到代县捕捉盗贼。平凉候费聚奉朱元璋之命安抚苏州的军民们，但费聚却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事情为朱元璋所听知，朱元璋对费聚很恼怒，责令他前往西北地区去招降蒙古人。费聚到西北后没取得什么进展，朱元璋又对他加以申斥。陆仲亨、费聚二人十分恐慌害怕。胡惟庸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暗地里用权利胁迫引诱这两个人；陆仲亨、费聚二人平素鲁莽骁勇，看到胡惟庸正在当权用事，便与胡惟庸密相往来。
有一次，陆仲亨、费聚路过胡惟庸家受邀宴饮。喝酒到了微醉之时，胡惟庸把左右的人打发下去，对陆、费二人说：“我们这些人所做都是违法之事，一旦被皇帝发觉，那怎么办才好？”陆、费二人听了胡惟庸的话非常恐慌。于是，胡惟庸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给陆仲亨、费聚，要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招兵买马。
胡惟庸又曾经让心腹陈宁到兵部批阅全国各地的军马籍，命令都督毛骧把卫士刘遇贤以及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人搜罗为心腹，他对他们说：“我以后在关键时期将对他们有所任用。”太仆寺丞相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又是胡惟庸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也叫李存义暗中去怂恿李善长谋反。李善长年纪已经老了李善长却对朱元璋有着深刻地认识和深深的恐惧，他坚决拒绝胡惟庸的提议，不同意和胡惟庸一起干，但经不起胡惟庸的再三说服，最后只好勉强同意默许，但并不参与其中。胡惟庸更加以为谋反可以取得成功，于是，他就派遣明州卫指挥使林贤渡海招诱倭寇，让倭寇如期响应他，另外，胡惟庸又派元朝的旧区耆老旧臣递送书信给元朝的继承者，表示向元朝的继承者俯首称臣，同时请蒙古军队在外面响应他的叛乱。但造反的事都还没来得及实行，正赶上胡惟庸的儿子在街上骑马，摔死在车下。胡惟庸把驾驶车辆的人处死了。明太祖朱元璋听知后非常生气，加上平时他对胡惟庸的所为已有耳闻，便结合这一机会严申律法，下令胡惟庸给死者偿命。胡惟庸乞求给死者的家属一些金帛，把此事敷衍过去，但朱元璋不允许。这样一来，胡惟庸更加害怕，于是就和御史大夫陈宁、御吏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造反，加快了起事的步伐，并暗中通知全国各地以及追随自己的武将，让他们起来响应。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意，起初信誓旦旦的人都开始推诿，在朱元璋的强权面前只余了一个可笑的胡惟庸暗中对立。
二、胡狱株连穷究党羽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来向明朝进贡，胡惟庸等把此事压下来，不让朱元璋知道，宦官出来见到占城贡使，入宫向朱元璋奏明情况。朱元璋知道后非常愤怒，下敕责怪有关机构的大臣，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向朱元璋谢罪，并把责任归咎于礼部，和部尚书等官吏又推诿到中书省头上，朱元璋见他们如此推逶，更加气愤，把诸位相关大臣都关起来，追问其主要责任。没有多久，明太祖就赐死汪广洋，汪广洋的妾陈氏就是没入官府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勃然大怒，说道：“没入官府的妇人女子，只配给武将功臣家，文臣怎么能得到呢？”于是命令司法机构进行调查。因而，朝廷发现了胡惟庸及六部堂属官员们都受牵连，应当抵罪。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上书朝廷，告发胡惟庸企图谋反政变的罪行，另一御史中丞也把胡惟庸一系列秘密活动报告了朝廷、朱元璋知道后大发雷霆，下令把他们交给廷臣官员严加审讯，供词中也涉及到陈宁和涂节两人，廷臣们说：“涂节本来也参预了胡惟庸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发现事情不能成功，这才开始揭发胡惟庸的谋反举措，涂节本人难辞其咎。”于是，朱元璋下令诛条杀胡惟庸、陈宁以及涂节等人。
胡惟庸虽然已处死，但他谋反的细节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到洪武十八年，李存义被人首告，免于一死，被安置到崇明县。洪武十九年七月，林贤的案件审讯确定后，胡惟庸同倭寇勾结事才又败露。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进攻沙漠地区，搜得了胡惟庸勾结蒙古的信件。他上报当时的宰相李善长，但被李扣压，到洪武二十三年这件事被人告发，明太祖逮捕李善长的管家卢仲谦，卢也证实了胡惟庸与李善长长期的勾结往来。不久又查明了陆仲亨、费聚、赵庸三候与胡惟庸勾结等非法的行为，因此朱元璋大怒，将所有参予阴谋的人及其家族全部处以极刑。前后人数达三万余人，仅李善长一家就七十余口被杀，胡惟庸更是被诛天九族胡惟庸更是被诛灭九族。
杨大学士多谋善断——杨荣传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建文二年（1400年）中进士。授编修之职，明成祖朱棣即帝位之前，杨荣主动投靠；朱棣登位前，在马前曾向他询问是先谒见太祖灵还是先即帝位。杨荣说；先谒灵名正言顺，朱棣于是率车马先晋谒了太祖灵后才回宫登上帝位，从此被视为心腹，朱棣即位之后，杨荣立即被命入值文渊阁，当时在文渊阁入置的七人之中以杨荣年龄最少，但最为机敏。有一天晚上，宁夏有战报送来，说宁夏一城被叛兵所围，当时只有杨荣一人在值，朱棣向其询问应对之策。杨荣说，宁夏被围之城十分坚固，人也英勇善战，此奏从该地到此已十有余日，如没有问题城围已解，如有问题应早以被攻破，再怎么商议，也无济于事了。果然到半夜另有奏报送来，城围已解。朱棣非常赞赏他预测的准确。永乐五年（1407）杨荣被派往甘肃经略军务，杨荣对所过山川形势多有所了解、审核，对当地军民多方安抚，回京之后，将所见所闻所做之事汇报给朱棣，朱棣大为高兴，当时正值盛暑，朱棣亲自为其切瓜吃，第二年杨荣因其父丧，请求丁忧归葬，朱棣令其葬后立即回朝任事朱棣让他葬父后立即回朝任事。不久其母又亡，杨荣乞求为父母守制，朱棣以大军即将北征，朝中期以重任未许朝中期以重任为由没有批准。永乐八年，朱档棣率军出塞，北征蒙古，曾特意精选勇士三百人为前卫，直接由杨荣指挥，作为大军的前导，后大获全胜而返。永乐十一年，朱棣再一次北征，并命胡广、金幼孜与杨荣共同随行。在征战期间，凡大军的诏令及旗帜符验，必得杨荣验看之后才得发出。当时大军北征，多因粮草缺乏，半途而退，这次杨荣特向朱棣建议说：我军要得持久之胜利，必须在所占之地屯军、屯田，如此不仅减少转输之劳，且可使兵食无忧，大军远征，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处理好粮草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在当地进行屯军、屯田，这样可以减少周转运输的过程，保障军士的粮草供应。获得朱棣同意这一建议获得朱棣同意。明永乐十六年，胡广病卒，朱棣命杨荣掌翰林院朱棣命杨荣执掌翰林院，对其亲任无比，因此引起众大臣的嫉妒，一日天有人上疏举荐杨荣为国子监祭酒，朱棣对众臣说：朕知道杨荣担任该职这一职务是非常合适的，但朕需要他时刻在朕左右，入大臣由此得之群臣由此得知杨荣被朱棣的信任程度，不敢再对他有任何微词。永乐十八年，杨荣进为文渊阁大学士。永乐二十年朱棣再次率大军出征，此次因敌情不明，粮购草运输接应不上，士兵死亡十之二三，大军不得不班师回京。朱棣因为此次远征的失败，加上年事已高，郁闷成疾，到榆木川时病逝一当时众人不知如何是好到榆木川时终于身体不支病逝。当时众人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杨荣与随军的金幼孜等人立即商议说，大军在外，离京师尚远，恐朝中发生不测，应该秘不发丧。因而每天为朱棣进膳如常；每天仍以朱棣的名义发布诏令，同时秘密派人飞驰赴京师密告皇太子。
仁宗即位之后，杨荣进职为太常寺卿，谨身殿大学士。不久由于杨荣在朱棣去世时所决定的诸事得到褒奖，并厚予赏赐，擢升为工部尚书，食三职俸禄享受三职俸禄，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诏杨荣商议计策。杨荣请帝亲征，他说：“汉王以为陛下新立，威不服众，必不敢亲征，将声震天下，必可使叛军土崩瓦解汉王认为陛下刚刚登上帝位，还没有树立自己的威信，一定不会亲征。如果我们在此时由陛下亲自进行征讨，一定会打乱叛军的部署，到时天下必将为之震动，叛军也就会从内土崩瓦解了。”宣宗从其谋宣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照着做了，果然大军行至汉王叛乱的乐安，朱高煦的叛军立即如鸟兽散，汉王朱高煦不得不出降，大军凯旋回师。杨荣由于决策英明也受到厚赏。英宗继位之后，杨荣仍然受到倚任如故，正统三年（1438）加杨大子太子少师，正统五年杨荣乞求回乡扫墓，明英宗特命中官及大批人马护送，在扫墓完后归途中病率在扫墓完后归途中病卒，年七十，赠太子太师衔，溢文敏，杨荣前后历传四朝杨荣前后历时四朝，多谋各断多谋善断，无论在哪一朝都被各帝倚为心腹，这在历朝历代中是不多见的。
主修大典才名永传——解缙传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又字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今吉水县文峰镇人。他的祖父在元末战乱中死去，父亲曾参加元末朱元璋农民起义军，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曾诏见要委任其官职，但为其婉言拒绝而回乡务农。解缙自幼颖悟绝人，又受父母的良好教育，年少才盛。5岁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诵数千言，13岁读四书诸经，贯穿其义理，世称“神童”。洪武二十年（1387）参加江西乡试，成绩最优，名列榜首。第二年京都会试，文章评论时政头头是道，博的主考官好评，在此试中考中进士，任中书庶吉士。
解缙有治国安邦之才，他初入仕时，就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显示了他的正气和才干，后由于他知识渊博，回答皇帝的咨询准确得体，由此为皇帝所喜欢，甚受朱元璋宠爱，常奉伺左右。朱元璋常称赞解缙有经帮济世之才，治国平天下之略。有一天，朱元璋和解缙谈议天下大事，朱元璋对解缙说：“朕与你义则是君臣，情就如同父子，你当对我知无不言。”此番谈话后不久，他给朱元璋上了一道万言书，说：“臣考虑法律不能经常变动，如变动过于频繁则百姓无所凭依；刑法也不可太过于繁滥，刑法繁滥就使得百姓无所安居。我朝自创立以来，已经二十余载，由于刑法过滥，几无一条不变之法，几无一日无过之人。臣常听说陛下震怒，严除奸逆，还没有听说陛下因事奖掖某一大臣，并赏其子孙荣其乡里，臣以为如此不利臣之忠义。”解缙的上书为朱元璋首肯，因而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有所收敛、以后解缙因到兵部索要护卫人员，言语对兵部尚书有所侵谩，被告发。朱元璋说解缙恃宠，散慢自恣，当应薄惩，命降其为御史。不久韩国公李善长因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议罪当死，解缙代郎中王国用上奏为其伸冤，遂又为同官夏长文起草文书，弹劾都御史袁泰，因此遭到袁泰等的深深嫉恨，多次寻其一些过失加以攻讦。有一天，解缙之父进京得到朱元璋的召见，朱元璋对其父说，解缙当大器晚成，你带子还乡，督令其再学。过十年后再来，当大任亦未晚也。
解缙家居十余年之后，朱元璋去世，解缙重新被诏回京师，但不久遭到御史弹劾，责其此时母丧未葬，父年九十，却为其官职不事子孝。然而当时礼部侍郎董伦为新即位的惠帝所信任，解缙向其陈诉，请其予以缓颊，董伦在惠帝面前予以力荐，不久解缙被任命为翰林待诏。
永乐元年（1403），成祖朱棣登基，擢解缙为翰林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文渊参预机务，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时，成祖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皇帝的宠爱改变不了解缙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气节，对不合礼仪之事，他还是要反对的。解缙在朝时，以贤德论士，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时间不长又晋升为侍读学士，永乐二年（1411），因皇太子立，晋升解经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日朱棣召解缙等人说：“你们七人与朕朝夕相伴，朕嘉奖你们勤于职守，但慎初易，保终难，愿你们共勉。”解缙少年登朝入世，凭借高才，任事值前，平日注意推荐人才，惩恶扬善，但也好对人议论无所顾忌，一般大臣因朱棣对其宠信，对其无可奈何，后终因他在巩固皇太子地位中遭到汉王朱高煦的暗算而身亡。
朱棣即位以后，关于皇太子的确立，在朝臣中存在着两派意见。其中淇国公兵部尚书丘福认为汉王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立有殊功，应该立为皇太子。一日朱棣私下询问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朱高炽仁孝，天下归心已久。”朱棣听后，默默不语，解缙又跪下磕头说：“况且皇上如此还有一个好圣孙。”朱棣听到又微微点了点头，于是决定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好圣孙”，就是后来的宣宗，当时他极受成祖喜爱。这件事后来被汉王侦之，因此对解缙恨之入骨。明朝发兵平定安南，解缙予以力谏，但朱棣未予采纳，以后经过艰苦征战予以平定。明在安南设置了郡县。此时朱棣对于皇太子常有不满之处，而汉王朱高煦却一天比一天得宠，大有夺嫡之势，解缙为此忧心忡忡。一天，他又对朱棣说：“如果易嫡引起朝争，国家为此不宁，不可擅行。”这次朱棣听后大怒，认为解缙有意离间其骨肉。永乐四年朱棣提升黄淮等为二品官衔，却让解缙仍以原品供事，此事为其政改提供了攻击解缙的信心，丘福等把解缙反对立汉王为太子的事传与外庭，汉王朱高煦遂向其父多次造谣说：“解缙经常泄露宫中秘事。”第二年解缙又被人告发他廷试中读卷不公，因此被贬职到广西任布政司参议，途中又被人告发对这次贬职心怀不满，因此又被改到交趾。永乐八年，解缙进京觐见皇帝，此时正值朱棣率军北征蒙古，解缙在进谒了皇太子之后返回。这一事情被汉王朱高煦得知之后，向朱棣上奏说：“解缙伺机在皇帝外出期间进京私见太子而后不经请示，又自行返回，是目无君上。”朱档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命令逮捕解缙下狱，严刑拷问，并将与解经有关的一大批官员皆逮捕下狱，其很多人被拷打而死。到永乐十三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向皇帝上送在押狱囚名册，朱棣见有解缙的姓名，就问解缙还在押着哪，解缙的政敌听到这一消息后，大为恐慌，他们怕解缙将被重新放出重用，遂指使纪纲将解给用酒灌醉，埋人雪中冻死。解缙此时四十七岁，家产被籍没，妻子宗族流放到辽东。
成化元年（1465）为解缙平反昭雪，恢复官职，赠朝议大夫，谥文毅。
解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亲自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这是解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作为总负责人的解缙，白天参与朝政，晚上参加修纂，统领全书。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领导3000纂修人员得心应手，并且亲自翻阅资料，查检经典，认真补写、勘校无错。经过四年的通力合作，书稿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辑就绪，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这部卷帙浩繁，规模庞大的类书计有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共3亿7千万字，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艺、志乘等各类著作七八千种。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
解缙除了主编纂《永乐大典》之外，他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解缙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书法、散文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尤工五言诗，现存诗五百余首。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丰富，逼似李白，而律诗绝句，亦近唐人。他又擅长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用笔之精妙，出人意表。他的著作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等。现留存下来的有《解文毅公集》十六卷及《春雨杂述》一卷，《古今烈女传》三卷。
鼎立三杨砥柱当世——杨溥传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与杨荣同时于建文朝中进士，授职编修，永乐初年，改任皇太子洗马的职务。永乐十二（141），因东宫官属迎接明成祖朱棣北征凯旋迟缓，朱棣大怒，将杨溥等一并下狱，家人也被囚禁，在狱期间随时均有被杀可能。但杨溥毫不在意，在狱中发奋自励，每天读书不止，因而在狱十年，杨溥所能看到的经史诸书，都翻阅了不知几遍，奠定了渊博的学识。后来，宣宗即位之后立即释放杨溥等出狱，他同时被选入内阁，和杨士奇等共掌机务。但是不久他就因为母病丧回籍守制，丧服除立即被起用为礼部尚书，但在内阁入值如故。
明英宗即位之后，杨溥与杨士奇、杨荣共同奏请为其开设经筵讲习，且预选讲官。按照要求讲官必须学识渊博，言行端重，老成练达，杨溥则一向以有雅操、质直廉静出名，很受人敬仰。特别是他教育儿子不慕权贵的事，更为后人称道。当时他的儿子从家乡来京城看望他。他问儿子：“你从家乡到京城，一路上可曾听说哪个令守贤明？”儿子答道：“我经过江陵来到这里，看见江陵的县令范理就很不贤明。”杨溥又问：“江陵的县令怎么不贤明？”儿子气冲冲地说：“我是堂堂宰辅的儿子，可他对我的招待实在太简慢了。”杨溥又问：“怎么个简慢法？”儿子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然后道：“我遇到过好多县令，人家对我都是十分慕雅，可他……”杨溥听后，心想：不少身居要位的人，常常以下级能否对自己殷勤趋奉，决定对他们的亲疏，并凭借这些吹捧来增长自己的威风。他们的子弟，往往借助父兄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横行霸道，而他们却喜欢听信这些子弟的话，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耳目。这样怎么能治理国家，为百姓做事呢？于是，他对儿子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他说：“江陵县令把宰辅的儿子视为一般百姓的儿子，这正是他的贤明之处，你怎么能责怪他呢？我看，问题还是你的心思不正。往后，消一消官气才是。”由于这种名声，他因此深得太后欢心。一天太后把杨溥等召至便殿，并命英宗帝西向而立，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进入后对他们说：“你们均为三朝老臣，现在嗣君年幼，幸亏你们同心同德，才使社稷得以安定。”又特将杨溥叫到跟前说：“仁宗皇帝多次言及卿忠心任事，屡加赞赏，不想今日方得见面。”杨溥感激而泣，太后也流泪不止，开始仁宗为太子时，因多次受到汉王朱高煦等的谗言，故不得朱棣的喜欢，东宫的官属多被下狱，许多人因故无辜而死，杨溥及黄淮等在狱中被押十年，几次面临被杀，仁宗继位之后，每念及这些忠心的大臣往往涕泪满面，故太后对这些老臣亦早已闻而熟知。太后转头又对明英宗皇帝说：“此三位老臣历仕三朝以上，忠心耿直，皇帝今后事无论巨细均要与三位大臣共议而行。”正统三年（1436）杨溥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后杨士奇、杨荣二十余年入阁，与他们并称“三杨”。此时大太监王振，尚未形成势力，皇帝亦在年幼，故朝政在三位大臣的主持之下，天下清平，人民安居乐业，中外臣民无不称颂，并称为三杨德政。正统六年之后，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此时在内阁的马愉、高谷、曹鼐是新进大学士，人微言轻，又加上王振开始结党专权，杨溥年老力衰，势单力孤，无力阻止。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杨溥病卒，加大子大师衔，谥“文定”。仅三年之后由于王振挟持明英宗北征瓦刺，在土木堡被俘。由此天下大乱，世人每思此，皆认为如三杨在，天下决不会如此。
救时宰相于公忠肃——于谦传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子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金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企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金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金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倔强严正两袖清风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
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博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北京保卫战临危受命
如果不是“土木之变”爆发，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明朝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野极力劝谏，不听。邝野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上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成阝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王呈）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成阝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成阝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硼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于是给事中王囗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成阝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成阝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祁钰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工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成阝王为皇帝。成阝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祁钰于是受命。九月，祁钰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囗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氵荧等出城谈判。皇帝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囗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工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于谦秘密下令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间谍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功臣命丧宫廷权斗
到了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皇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皇帝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
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事情源于一件小事，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那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王呈）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大监曹吉祥商议迎接美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事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员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方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子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候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巨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一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送回去葬在杭州。陈逵，是六合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皇帝召大臣进去看，变了脸色说：“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皇帝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皇帝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正直廉洁善治朝政——杨士奇传
一、供职东宫惟谨惟慎
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今江西太和县）人。他从小死去父亲，跟随母亲嫁到罗家，后来恢复了原来的杨姓。家境很贫穷，但他努力学习，靠教授学生糊口自给。经常在湖南、湖北一带教书，其中以在湖北江夏教学馆的时间最长。建文帝初年，诏集各地儒生纂修《太祖实录》，杨士奇被推荐征用为教授。正要上任，王叔英因为他修史方面的才能荐举了他，于是，他被召人翰林院，担任编纂官。不久皇帝命支部考试评定史馆中儒生的等第，支部尚书张之看到杨士奇写的对策，说：“这不是平常儒生所能说出的话。”于是上奏他为第一名。朝廷由此任职他为吴王府副审理，但仍然让他在实录馆里供职。明成祖朱棣即位，改任编修。后来，选入内阁，掌管机密的军国大事，几个月后提升做了侍讲。
永乐二年（1404）他被选为左中允。永乐五年升为左谕德。杨士奇办事非常谨慎，家居时间从来不谈论公事，即便是最亲密友好的人都不能从他那里听到任何事情。在成祖面前，举止动作恭敬慎重，善于回答问题，而且他说的话常常能够符合成祖的心意。有人有小的过错，常常给他掩饰过去。广东布政使徐奇带了些岭南的土特产送给朝廷的官员们，有人把他送了东西的官员名单拿给皇帝看，皇帝看到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就把他召去询问。杨士奇回答说：“徐奇去广东上任的时候，群臣们作诗文赠给他送行，我正巧生病没有参加，因此没有送东西给我，现在名单上的官员是不是都接受了这些东西还不知道，而且东西很少，应当没有什么其他用意。”成祖就马上命令把礼品册焚烧。就这样，一场可能引发的大狱被杨士奇挽救了，同时，他没有在其中标榜自己的清廉，而是实事求是予以解释，也可以坚持他的品德。
永乐六年，皇帝巡幸北方，命杨士奇和蹇义、黄淮留在南京辅佐皇太子朱高炽。太子喜好文章诗词。赞善王汝玉把诗法呈献给他。杨士奇说：“殿下应当用心学习《六经》，有空闲的时候看看两汉的诏令。作诗是雕虫小技，不值得去研究，”太子认为很对，采纳了他的意见。
先前，成祖起兵的时候，汉王朱高煦多次拼死作战很有功劳，成祖答应事情成功以后把他立为太子。但成祖即位后没有立他为太子，他心怀怨恨。成祖又怜惜赵王朱高燧年纪小，对他特别宠爱。因此两王联合起来离间太子，成祖心里很有些活动。永乐九年（1411）回南京，把杨士奇召去询问太子监国的情况。士奇回答太子很恭敬，而且说：“殿下天资很高，即使有过错也一定能知道，知道以后必定改正。心地好，待人仁爱，决不会辜负陛下对国家大事的托付。”成祖听了很高兴。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初一，有日蚀出现，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不要停罢朝贺的仪式。侍郎仪智坚持认为不可以。士奇也引用宋仁宗处理天圣年间灾异的事例极力奏辩，于是停止了朝贺。第二年，皇帝北征，杨士奇仍然辅佐太子留守南京。汉王更是变本加利说太子的坏话。皇帝回来，因为太子迎接来迟，把太子的东宫官属黄淮等人全部投入监狱。杨士奇后来才到，皇帝饶恕了他。召他询问太子的情况。杨士奇叩头说：“太子孝顺恭敬像以前一样。凡是有耽搁迟缓，都是我们臣下的罪过。”皇帝的气消了。随从皇帝的行在各大臣纷纷上奏弹劾杨士奇，认为他不应当单独得到宽恕，于是把他也关进锦衣工监狱，但不久就释放了他。
永乐十四年（1416），皇帝回到京师，对汉王夺嫡阴谋及各种不轨情状略有所闻，便问蹇义；蹇义不回答，于是又问杨士奇。他回答说：“我和蹇义都侍奉东宫太子，外人没有敢和我们两人说汉王的事的。但是两次让汉王到藩王分封的地方去，他都不肯走。现在知道陛下将要迁都北京，总是要求留守南京。只有陛下才能精细地观察他的意图。”成祖沉默着没有说话，起驾回宫了。过了几天，成祖完全知道了汉王的事情，削夺了两支隶属于他的护卫武装部队，最终把他安置到山东乐安去了。第二年提升杨士奇为翰林学士，仍然兼任原来的官职，永乐十九年（1421）改为左春坊大学士，仍旧兼翰林学士。次年又以辅导太子有过错为由，被关入锦衣卫监狱，十来天后才释放。
二、华盖学士切言敢谏
仁宗朱高炽即位做了皇帝，擢任杨士奇做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一天，皇帝在便殿，蹇义、夏原吉奏事还没有退出。仁宗望见杨士奇，就对两人说：“新任华盖学士来了，必定有正直的言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讲些什么。”杨士奇进殿后说：“皇上开恩减少岁供的诏令刚下达两天，惜薪司就传圣旨征收枣80万斤，这和前面所下的诏令是相矛盾的。”仁宗立即命令征收数字减去一半。成祖死后，按照丧服制度的规定，穿丧服的时间至二十七日期满，吕震请除丧服。杨士奇认为不可以，吕震厉声斥责他。蹇义把他们俩的意见都上报给皇帝，态度模棱两可。第二天。皇帝头戴素冠，身穿麻衣制的丧服扎着孝带出理朝政。朝廷大臣只有杨士奇和英国公张辅像他一样身着丧服。退朝以后，皇帝对左右的人说：“先帝的棺材还在停放着，做臣下的怎么能忍心说换上吉服，杨士奇坚持这一点是对的。”升他做少保，与同事杨荣、金幼孜一起被赐给刻有“绳愆纠缪”四个字的银印章，准许密封上奏事情。不久升为少傅。
当时各地藩司宁令等地方官员进京朝见，尚书李庆建议把发给军队剩余的马匹给他们，每年向他们征收马驹。杨士奇说：“朝廷选举贤能对称职的人授给官职，现在却让他们养马，是看重牲畜而轻视士人，这怎么能够向天下和后世交待呢。”皇帝答应从宫中直接发圣旨罢停这一做法，但后来没有消息了。杨士奇再次极力申述自己的意见，又没有批复。不久，皇帝到思善门，召见杨士奇说：“朕难道真的忘记了这件事？听说吕震、李庆等人都不喜欢你，朕考虑你孤立，恐怕被他们中伤，不想因为你的话而停止这件事罢了，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依据了。”随手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讲养马不妥当奏疏，让杨士奇起草敕文罢除牧马。杨士奇感激而叩头拜谢。群臣练习正月初一日朝拜的仪式，吕震请求用乐，杨士奇和黄淮上疏请求停止。皇帝没有回答，士奇再次上奏，在庭院里一直等到夜深，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天，皇帝召见杨士奇，对他说：“吕震经常以错误的意见耽误朕的事，不是你们及时提出，将会后悔不及。”不久仁宗任命杨士奇兼兵部尚书，一起领三个职务的俸禄。但杨士奇坚辞尚书俸禄。仁宗做太子监国的时候，怀恨御史舒仲成，这时想要惩处他，杨士奇说：“陛下即位，下诏说凡是过去违背了圣旨的人都可以得到宽宥。如果惩治舒仲成，那就是诏书不讲信用，害怕的人就多了。就像汉景帝对待卫绾那样，不是也可以吗？”于是仁宗马上停止惩治舒仲成。又有人说大理卿虞谦讲事情不缜密，仁宗很生气，把虞谦降了一级。杨士奇为他辩白冤枉，说明并无其事，使他得以恢复原来的品级。还有大理少卿弋谦因为进谏朝事得罪。杨士奇说：“弋谦是响应诏书进言的，如果给加上罪名，那么群臣以后都不敢讲话了。”皇帝立即提升弋谦做副都御史，而且发下敕文承认自己的过错。
当时有人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拿出来给各位大臣看，都认为说得对。只有杨士奇说：“陛下虽然有恩泽于天下，但是流亡外乡的人还没有回归故乡，民生凋蔽还没有恢复，百姓还有挨饿的，还需要再休息几年，也许到那时可以期望达到太平。”皇帝说：“你的话说得对。”于是回头看着蹇义等人说：“朕坦诚对待你们，希望得到你们的辅助和纠正，只有杨士奇曾经五次上奏章，你们都没说一句话，难道真的是朝廷政治完美无缺，天下太平了吗？”各位大臣都惭愧认错。这一年四月，皇帝赐给杨士奇玺书说：“从前朕负有监国的使命，你侍奉在左右，同心同德，为了国事忘记了自己，屡次经历艰难忧患，都不曾改变志向。到朕即位以来，呈献良好的谋略，希望我治理，忠贞不渝，所有这些都记在朕的心里。现在创制‘杨贞一印’赐给你，还希望能够互相勉励，以达到明君贤良的美名。”不久纂修《太宗实录》，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一起充当总裁官。没有多久，皇帝一病不起，召杨士奇和蹇义、黄淮、杨荣到思善门，命士奇书写敕书从南京召回皇太子。
三、和睦皇亲关心民瘼
宣宗朱瞻基即帝位，杨士奇纂修《仁宗实录》，仍然担任总裁。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皇帝亲自征讨，平息了叛乱。大军凯旋，驻扎在献县的单家桥，侍郎陈山迎谒，说汉王和赵王是一条心，请求乘势袭击彰德，捉住起王，杨荣极力赞成。杨士奇说：“事情应当有真凭实据，天地鬼神是可以欺瞒的吗？”杨荣厉声地说：“你想要阻挠这重大的谋划吗！现在叛党说赵王实是与汉王同谋的，怎么说没有口供？”杨士奇说：“太宗皇帝有三个儿子，现在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以赦免，而没有罪的应该宽厚对待，有怀疑的话可以防备他，使不发生意外的事就是了。为什么突然发兵攻打他，伤害了皇祖在天的感情呢？”当时只有杨溥的意见和杨士奇是相同的。他们打算到皇帝那里去进谏，杨荣先进去了，杨士奇随后进，守门的不让进去，不久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进去。二人把杨士奇说的话告诉了宣宗。宣宗起初没有加罪起王的意图，所以调动军队攻打彰德的事得以停止。回到京师以后，宣宗考虑杨士奇说的话，对他说：“现在人们议论赵王之事的很多，怎么办？”士奇说：“赵王和陛下最亲，陛下应该保全他，不要被人们的话所迷惑。”宣宗说：“我想把群臣上的奏章封起来送给赵王看，让他自行处理，怎么样？”杨士奇说：“好，如果再有一封玺书就更好了。”于是皇帝派使者拜玺书去彰德见赵王，赵王得到玺书非常高兴。感激涕零地说：“我有生路了。”立即上表谢恩，而且献出护卫武装部队，外面对他的议论才平息下来。皇帝对待赵王日益亲近而看不起陈山，他并对杨士奇说：“赵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靠了你的努力，”于是赐给他金币。
当时交趾几次叛乱。朝廷屡次发大军去征讨，都因失败而全军覆没。交趾王黎利派人假意请求立陈氏后人为国主，宣宗皇帝也讨厌进行战争，想要答应他。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以下的官员们，都说没有理由答应他，这样做是对天下显示出自己的软弱。皇帝召见杨士奇、杨荣和他们商议。两个人都极力说：“陛下为了体恤百姓生命，安抚边远的地区，不是没有理由；汉朝放弃了珠崖，以前历史上都认为是好事，不能说是表示软弱，所以可以同意他的。”接着皇帝命令选择派往交趾的使臣，蹇义推荐伏伯安有口才。杨士奇说：“说话不讲信用，虽然是蛮貊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去。伯安是小人，派他前去会有失国体，”宣宗认为他说的对，另外派人去了。于是放弃交趾，停止战争，每年节省战争耗费巨万。
宣德五年（1430）春天，皇帝侍奉皇太后拜谒皇陵，召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和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在行殿朝见太后。太后慰劳他们。宣宗又对杨士奇说：“太后对朕说起，先帝在东宫的时候，只有你不怕触忤，敢于直谏，先帝能够听从你的话，所以没有败事。又教导皇上应该接受正直的意见。”杨士奇回答说：“这是皇太后大恩大德的话，愿陛下不要忘记。”不久，皇帝下敕书给鸿胪寺，说杨士奇年老有病，上朝有时会晚一些，不要弹劾他。宣宗曾经便服出宫，在晚上到了杨士奇的家里，士奇慌忙出来迎接，叩头说：“陛下为什么把掌管社稷宗庙的身体看得这样轻？”皇帝说：“朕想和你说句话，所以就来了。”几天以后，捉获了两个强盗，都图谋不轨，皇帝召见杨士奇，告诉他这件事。并且说：“从今以后更知道你对朕的爱心了。”
宣宗因为各地屡次发生水旱灾害，召杨士奇拟写诏令抚恤，免去受灾地方的租税和养官马亏欠的数额。杨士奇乘机请求免除过去拖欠的赋役和柴薪草料钱，减少官田的租税，清理积压下来的冤狱，裁减工程役作，以扩大皇帝对百姓的恩德，百姓都很高兴，过了两年，宣宗对杨士奇说：“抚恤百姓的诏谕颁布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还有需要宽恤的地方吗？”杨士奇说：“从前下诏减少了官田的租税，可是户部却照旧征收。”皇帝很不高兴地说：“现在开始实行，不实行或阻挠实行的按法律治罪。”杨士奇再请示安抚逃亡的百姓，审察贪官污吏，推举有文才，精通武艺而又勇敢的士人，令被判死罪的人家的子孙有位进的机会，又建议请朝廷大臣三品以上和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准备充当地方官员的人选。宣宗都回答可以。在那个时候，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同心辅佐，天下号称太平治世。宣宗于是仿效历史上帝王和臣下共同游乐的故事，每到年初，赐给百官十天休假。宣宗也时常到西苑万寿山，各位大学士都随从他去，赋诗唱和，从容地询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大臣们有什么议论上奏，皇帝都能做到虚怀若谷，听取和采纳。
宣宗刚即位的时候，内阁大臣有七个人。陈山、张瑛是由于有在东宫供职的旧情而进入内阁的，不称职，调出去做其他的官了，黄淮因为生病退了休，金幼孜去世。内阁中只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杨荣豪放开阔，有决断、有毅力，遇到事情敢作敢为。多次随从明成祖北征，很熟悉边关将领德才的高低，要塞的险易远近，敌情归顺与叛逆。但是他却很喜欢接受礼物，边关将领每年都给他送好马，宣宗也知道这些事，就向杨士奇询问。士奇极力为杨荣辩白说：“杨荣了解边防的事多，我们都比不上他，不应该把小毛病放在心上。”宣宗笑说：“杨荣曾经讲你和夏原吉的坏话，你还为他说情吗”？杨士奇说：“希望陛下像曲折周到地容忍我那样宽容汤荣。”宣宗的不快于是解除了。那以后，杨士奇说的话逐渐让杨荣知道了，杨荣觉得愧对杨士奇，因此以后，两人相互间相处得很好。宣宗也更加接近地对待杨士奇，先后赐给他珍奇果品、祭祀用的牺牲美酒、书籍器具无其数。
四、宦官擅权忧郁而终
宣宗逝世以后，英宗即位做了皇帝，时年方9岁，国家的军政大事都要报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推心置腹地信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有事就派宫中宦官到内阁咨询商议，然后裁决。杨士奇等三人也很自信，理直气壮地推行自己的意见，积极治理国家。杨士奇首先请求训练士兵，加强边境的守备防御，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别派遣文武官员镇守巡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免进行侦事的校尉。又请求依次免除租税，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严格考核各部门的官员。英宗都答应实行。正统初年，朝廷政治清明，是杨士奇等人的功劳。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纂修完成，升杨士奇做少师。正统四年（1439），他请求退休，没有得到同意，诏今让他回乡祭扫墓地。不久还朝。
当时太监王振为英宗所宠信，逐渐干预朝廷政务，诱导英宗用严酷的手段对待臣下，大臣们往往因小小过失而投入监狱。靖江王朱佐敬私自送给杨荣金银。杨荣先已经回乡祭扫墓地去了。回来并不知道这件事，王振想借这件事倾轧杨荣，杨士奇极力为他解释，得以作罢。杨荣不久去世，杨士奇、杨涛更加孤立。在王振的怂恿下，第二年便大举兴兵征讨麓川，耗费国库储藏，士兵马匹死去好几万。再过了一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的势力更加大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小官员稍微有抵触违抗他的，马上被捉进监狱。朝廷大臣人人都心怀恐惧，杨士奇也不能够制止。
杨士奇年老以后，他的儿子杨稷，仗势行恶。杨士奇很溺爱儿子，并不知道他的劣迹。有人将实情相告，他以为是别人的诬陷而怀疑人家；有人阿谀奉承说他儿子好话的，他则认为这是真实情况而高兴。因此杨稷更加放肆，造恶日甚，以致惊动了朝廷，将杨稷捉拿归案交司法处治。皇上特下旨安慰杨士奇说：“你的儿子既违背家教，触犯国法，朕不敢偏袒，你根据规定自己处理。”杨士奇感激涕零，于是按法律判其子死罪处斩。正统九年（1444）三月去世，享年90岁。连赠太师，根据他生前的事迹给他“文贞”的称号。
原先在正统初年，杨士奇就说过蒙古瓦刺部渐渐强大，恐怕会成为边防的祸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抵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蕃贡马也都供给边防。杨士奇死后不久，也先果然入侵，发生了土木之变，有识之士不禁思念杨士奇所说的话。
平易持重待人宽厚——商辂传
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曾以乡试第一为解元，正统十年（1445）会试、殿斌皆为第一。整个明朝的官员，三试都是第一的，只有商辂一人而已。由于其科举高中榜首，先任修撰，不久即被选入东阁，为侍讲学士。到景帝继位，就被推荐入内阁参与机务，并晋职为翰林院学士。景帝病重，群臣都请求立太子，但景帝不许，商辂再次上疏说：“陛下为宣宗皇帝之子，当立宣宗皇帝子孙。”群臣对于商辂的直言切谏非常感动，但商辂的奏书还未达朝廷，夜里即发生了石亨等拥立太上皇英宗的复辟。第二天大学士王文、兵部尚书于谦被捕，因商辂与高谷皆主张立英宗之子为太子，英宗将二人诏入便殿，慰勉之后命其草拟复位诏书。石亨等知之后，把商辂叫出，让其在复位诏中为己表功。商辂说：“诏书拟定，自有定制，不敢轻易。”石亨等人听后相当不满，不久就指使人弹劾商辂结党朋奸，把他逮捕下狱。英宗帝念及商辂为三试榜首并为其亲取，将其贬职为民。逐出京师。成化三年（1467），商辂被诏回京师命以原官入阁办事。商辂上疏委婉予以拒绝，宪宗帝特地使人对商辂说：“先帝已知卿等受冤枉，请进京勿辞。”商辂进京之后，立即上疏提出八事：勤学、纳谏、储将、备边、裁冗官、设仓、崇先圣，重科举。这些都被宪宗皇帝所采纳。不久被升职为兵部尚书，后又转任户部尚书，并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后又任吏部尚书，转任谨身殿大学士。商辂为人平易持重，待人宽厚，每到重要时刻却毫不含糊，当机立断，受到同僚的尊重。商辂居大学士首位十余年而卒，年93岁，赠太子太保衔，谥文。
立身以德修行赖智——李贤传
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郑州人，宣德年间考中进士，后奉命到河南河津赈灾，正统初年，他曾上奏疏给英宗说：“塞外投降的蒙古人，居京师者众多；每个投降的蒙古人月领米各十七石五斗，然而指挥使虽说月给俸禄三十五石，但实际领到的仅一石。这样看起来，一个降人相当十七个半官的俸禄。臣意认为应将降入逐步迁出北京之外，这样不仅可减少费用支出，且可以消除遗患于未萌。”但这一正确建议未被采用。景泰二年（1451）他又向皇帝上奏，建议十策，内容是：一日勤圣学，二日顾过警，三日戒嗜欲，四日绝玩好，五日慎举措，六日崇节俭，七日畏天变，八日勉贵戚，九日振士风，十曰结民心。景帝对此非常赞赏，命翰林官员将其写成条幅挂之于左右，以便随时阅览警省自己。不久李贤又上疏建议改革军队，广泛采用车战、运用火器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也受到景帝的赞赏。同年冬他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不久转任户部侍郎。英宗复位后，李贤仍任翰林学士，不久为文渊阁大学士，与徐有贞同预机务。不久又提升为户部尚书。由于李贤性格端庄。出言谨慎，每有奏时都能切中时弊，故深得皇帝的信任。天顺三年山东发生灾荒，英宗诏徐有贞与李贤商议，徐有贞说：“负责赈灾的官员，多有贪污中饱之人。应该立即停止赈灾。”李贤说：“如果仅考虑有贪污中饱而不赈灾，那么视民于水火而无动于衷，也是因噎废食。”英宗听到这里，立时下定了决心，命增加赈济的钱粮。夺门之变后，石亨、曹吉祥日益骄横，引起了英宗的厌恶，曾将所有人摒除后对李贤说：“这班人现在专横干政，四方奏事先要至其府内，这样一定会出乱子的，怎样解决才好呢？”李贤说：“陛下应当机立断，否则日久必生祸患。”不久石亨与曹吉祥果然密谋叛乱，为李贤发觉，他协助英宗将其平叛，一日英宗与李贤议及夺门之变，李贤说：“这一事件应该叫做迎贺，而不能叫做夺门；天下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叫做夺门就不能体现顺应天意了。”英宗帝醒悟，认为李贤的提法一语中的，从此之后英宗对李贤更是言听计从。终天顺年间，李贤一直为内阁首辅。不久英宗生病，这时有人向英宗挑拨太子与帝的关系，英宗犹豫不决，特将李贤秘密诏入宫内向其询问。李贤听到这件事后，跪拜在地说：“外间小人，流言蜚语，不足为据。太子为天下根本，如此大事望陛下三思。”英宗帝又问是否只有传位给太子，他最合适吗？李贤又跪拜回说：“如此宗社幸甚。”英宗听到这里后，扶病立起，立即诏见太子，太子来后看到英宗病重抱英宗哭泣，英宗已泪流满面，经此事故，英宗方才信任太子，而谗言也不攻自破。宪宗继位后，李贤被进太子少保衔，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出现日食，李贤借此向皇帝上疏说：“日映君象，君德明，则日光亮，现天日无光，惟有陛下修身敬，体民艰苦，勤于朝政方可使天象日和。”宪宗问其现在应做什么，李贤说：“目前宫内阴气太重，因自宣德至天顺年间选入的宫女太多，尤其洗衣局没收的妇人及后宫宫女不下万千，她们怨仇尤甚，宜放还其回家。”宪宗欣然听从，上万名妇女出宫之后，百姓欢悦。由于李贤后多病，多次请求退休才获朝廷批准。后来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诬害李贤，宪宗特命侍卫保工其家，护送其出入，成化二年（1466）病率，年59岁。宪宗帝十分痛惜，赠其太子太师衔，谥文达。
示好权监自损其德——李东阳传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属湖南）人，4岁时即工书法，曾被景帝召见，景帝在看了他的书法表演后非常喜爱他，把他抱在怀中，并赐给他许多物品。天顺八年（1465）18岁时，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编修。以后历任侍讲学士，东宫太子讲官。
弘治四年（1491），升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连又擢升太常寺少卿。弘治八年以本官进入文渊阁参予机务。后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当时在内阁共同办事的有首辅刘健及谢迁等。李东阳与他们一起，兢兢业业辅助皇帝，对政务的缺失尽力极谏，由于李东阳工书法擅长诗文，故内阁中的各种诏谕都由他草拟。诏谕传出之后因琅琅上口，为天下人传诵。
武宗继位之后，刘瑾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不久专权骄横。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多次向武宗劝谏，均未能被采纳。为抗议刘瑾的胡作非为，三人同一天向武宗提出辞职。在刘瑾的授意下武宗同意刘健、谢迁去职，而独留李东阳。李东阳深感耻辱，再次上疏恳请但仍未获准。刘瑾为何对李东阳网开一面，这是由于当初刘健、谢迁坚持要武宗诛死刘瑾，言词激烈，只有李东阳言词稍微舒缓的缘故。刘瑾除去刘健等人后，更加飞扬跋扈，将其死党焦芳升入内阁。将原内阁中的老臣、忠直之士驱逐殆尽。李东阳在内阁中抑郁不得志，为保身家性命，只得与宦党虚与周旋。由于刘瑾专权擅政，使得朝纲紊乱，民不聊生。李东阳在任期间，力求补救，尽可能保护朝中一些正直臣子。弘治七年，李东阳以京师山西、陕西、云南、福建等相继发生地震，而武宗帝长期朝政不听，经筵不讲，宗庙不祭，而终日或沉溺于后宫，或佚游无度，因而上疏切谏，指出由于帝德不修而上天示警，要求皇帝改弦更张，勤于政务，关心民生，但武宗仍不听。不久李东阳以老病坚决乞休，在多次坚请之下，终获批准，四年后病卒，年70岁，赠太子太师街，谥文正。
为官清正勇斗刘瑾——谢迁传
谢迁（1449~1531），字余乔，浙江余姚人。成化十年（1474）科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考中进士为状元。授编修之职，后累迁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被命与李东阳一起入内阁参予税务。时逢谢迁正在家守丧，故力辞其职，后孝宗帝同意其服丧期后任职。任职后不久升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任太子的老师。为此谢迁上疏太子，要求太子一要亲贤人远奸佞，二要勤学问，少逸豫。孝宗帝闻知后对谢大加赞赏。孝宗在其晚年，对于当政时的某些弊政有所醒省，想予以革除，谢迁乘机进言说：“仅想设禁无益，宜命令有关衙司搜求弊端，明白奏闻。后宜严立条文，有犯必诛，如此诸多弊端，即可根除。”孝宗帝听后采纳其建议。当时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为大学士辅政，而谢迁遇事果敢，为人沉毅，善发议论，当时世人都说：“李公为谋，刘公善断，谢公尤侃侃。”意思是说谢迁善于出谋划策。因此，天下人称其三人为贤相。
武宗继位之后，加谢迁为太子太傅衔，谢迁多次坚决推辞，未获许。后来武宗崇信刘瑾，谢迁等多次谋求诛除刘瑾，但武宗听不进他们意见，遂与刘健等一同要求致仕还乡，但未获允准。刘瑾对谢迁等忌恨不已。后来刘瑾的死党焦芳进入内阁，谢迁与刘健等为保自身，去意更加坚决，终获允准。回乡不久，刘瑾以莫须有的罪名，兴起大狱，打算把刘健、谢迁等逮捕入狱并剿灭其家产。后由于李东阳从中力劝乃止。但这时焦芳大声说：“就是不将他们下狱，亦当予以薄惩。”为此谢迁等被发配戍边，并追回其所赐所有的官物，此时人人皆为谢迁的安危担忧，而谢迁在家中与朋客弈棋如故。以后刘道被诛除，谢迁被官复原职，不久因年老致仕，弘治十年（1497）病卒于家，年83岁，谥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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