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干将清之降臣是非忠奸列贰臣——洪承畴传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洪承畴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二十二日。斯时，其父启熙家境贫寒，外出谋生，母亲傅氏被父母接回娘家居住。洪承畴就是出生在丰州锦田村外祖父傅员外家。

    万历43年（1615年），洪承畴23岁时，考中19名举人。第二年考中二甲第17名进士。洪承畴从此进入仕途，历官刑部主事，朗中，两浙提学道佥事，江西兵备道按察副使。天启七年，任陕西督粮道参政。崇祯三年，洪承畴迁延绶巡抚，征剿农民起义军。四年，任陕西三边总督，于陇东晋西追剿义军。七年，授兵部尚书，总督关外五省军务。十一年，率部于潼关南源大破义军，李自成败走商洛山中。这十年间，洪承畴转战北国沙场，采取集中兵力，逐个围歼战术，大挫义军，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十二年，洪承畴又授蓟辽总督，成为明末重臣。

    崇祯十三年，清太宗率兵包围锦州，边关告急。十四年，洪承畴授命率八总兵，十三万军队，一年粮草，出山海关驻镇宁远，往救锦州。洪承畴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令敌自困，然后解围。而兵部尚书陈新甲别有用心主张速战解围，并派张若麟任监军，从中作梗，洪承畴难以从容布阵。加上粮草被劫又无援军，兵无斗志。总兵王朴率部先逃，各军纷纷奔命，又遭清军伏击，损失惨重，退守松山。洪承畴被困松山城达半年之久，粮尽援绝，处境艰难。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夜，松山城守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为内应，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

    洪承畴被送到盛京，清迁命其剃头易服投降，洪承畴拒不剃头，延颈承刃，“只求速死”，且又绝食七日，仍然“求死不得”。原因是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张存仁的意见，一心想争取洪承畴归顺，礼贤恩厚，亲临囚室，解貂裘衣之。洪承畴经多方面揣摩，眼见明廷政治腐败，无可挽回。又看到清廷勃勃兴起，两朝之君襟怀两样，以清代明，大势所趋。即表归顺之意。但有两年时间，洪承畴仍在观测时局变化，不任官，不为清廷效劳。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吊柳树，洪承畴看到明王朝已将彻底崩溃，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减少生灵涂炭，才决心为清廷统一中国效力。

    洪受到了满州首领皇太极即后来的太宗皇帝的厚待，但在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于1644年北京定都之前，未曾任官。洪在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年52岁时授大学士；顺治二年，洪授命以“招抚江南”衔往南京，但实际职责是为勒克德浑及博洛及其他南征各军筹饷和供应粮草。顺治三年初，南明唐王政权的大学士兼领安徽各军的黄道周被清军俘虏并处以死刑，洪是主持者。有不少在江南领导抗清的明朝官吏和明朝宗室遭到他的镇压。但是洪永畴却经常受到满族官员的怀疑，多次被指控与明廷有秘密联系。在南京的三年间，他右目失明，顺治四年左目亦近失明。其时洪承畴父卒于福建原籍，洪承畴请奔丧获准。但守制期未满，又受命复任大学士，洪承畴遂于顺治五年偕母返京。顺治八年，曾兼理都察院数月。为了对该官署进行改革，他同陈名夏和陈之速曾进行密议，结果三人皆被指为蓄意谋叛。洪承畴又因私进其母归里不曾奏报再受弹劾，尽管如此，洪永畴仍被准许留任。

    顺治九年，洪承畴母亲年于福建，但洪承畴未获准离任守制。同年，清军在广西、湖南、四川诸省与南明将领李定国和孙可望交战失利，北京朝廷颇为忧虑。孔有德的死讯使年轻的世祖皇帝决意派一强将出任南方清军的主帅。于是选中了洪承畴，授其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之职，统领五省文武官员，加太保，衙署设在长沙。不久南明内部内讧，孙可望为李定国所败，于顺治十四年末降洪，吴三桂自四川，赵良栋自广西，洪承畴亲领汉军组成第三路自湖南出发，并与各旗所部满洲军队会师。

    清兵在数月之内便占领贵州并迅速开入云南，而洪承畴则驻守贵阳以筹措军饷，顺治十六年初，明桂王朝廷所在地——云南首府亦被攻克，桂王逃往缅甸。洪承畴似乎有意不愿听从清廷之命去穷追明军，而以年迈体弱和目力不济为借口乞请返京，所请获准。吴三桂遂受命去征剿最后一位明王。

    洪承畴于顺治十七年抵北京，任大学士一年余。顺治十八年五月，即世祖皇帝驾崩后三个月，他获准致仕。尽管他是清朝征服中原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清廷却仅仅授予了他较低的世职——三等轻车都尉。有些史学家认为，对洪承畴的这种冷遇，如前所述，是由于他曾拒绝在云南继续进兵。洪承畴卒于康熙四年（1665），谥“文襄”。

    清初元辅范文程——范文程传

    一、太祖心腹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1666），字宪斗，范文程出身于名门仕宦家庭，是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困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过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平素有远大的志向。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养成一种沉着、刚毅、聪颖、机敏的性格。年轻的范文程，耳闻目睹了满族的兴起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他以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的眼光，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气数”将终，而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正在方兴未艾。天命三年（1618），当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时，范文程与其兄一起，便毅然决然地亲赴汗营，“仗剑谒军门”，投奔了努尔哈赤。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由于范文程熟悉当时明朝以及辽东的政治、军事形势，被努尔哈赤选为了亲随。他先后参加了后金进攻明朝时攻取辽阳，占领广宁等一系列的战斗，并且“所在行营，必参帷幄”，发挥了重要作用。

    努尔哈赤病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范文程总结努尔哈赤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安定黎民百姓，并且要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的看法，得到了皇太极的重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统治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皇太极制定了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的方针，参照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建立了文馆，范文程受到破格的重用，成了文馆的骨干。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后金政权向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前进了一大步，这其间范文程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才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然地成为皇太极的主要亲信谋臣，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水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以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衅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大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达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二、主张入关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皇帝自杀，明朝灭亡。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立刻致书清廷，请兵进关共同对李自成作战。双方一拍即合。这正是范文程为多尔衮所制定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结果。范文程不失时机，为清军草拟宣谕布告天下：“我们是仁义之师，为了给你们报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现在我们所诛杀者只有闯王贼而已。有官吏来归的，恢复其职位；百姓来归的，许其从事旧业。我们大军行动有纪律，决不伤害你们。”这在进关之时，是宣言书，也是瓦解农民起义的号召，更是向所有被起义军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绅宣传清军的政治主张。把清朝与明朝的民族矛盾，掩饰过去，转而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突出了出来。因此，清军所向无敌，起义军败走，各地迎降不绝。范文程有力地把握了历史转折的时机，提出适宜的策略，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立了大功。范文程能利用阶级矛盾，转移民族矛盾，争取明朝各级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这是他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为清朝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祯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同时为了进一步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对清朝的支持，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商民之首。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他建议“首请开课取士，以收入才”。得到批准后，清廷派他主持考试，考中的有一千多人，这样做就为清朝争取了追求仕途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都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三、归老还乡宠遇愈厚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倩。只是进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陈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大师，不久同意他致性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而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如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6）八月去世，时年70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传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耿直倔强敢于抗争——历史上真实鳌拜——鳌拜传

    一、功臣：与沙场对手的较量

    鳌拜（？~1669），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将门，祖父索尔果为苏完部酋长，明万历十三年（1585），率所部五百余户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命隶镶黄旗。其父卫齐，清太宗皇太极时，任盛京八门提督。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兄卓布泰，顺治时任镶黄旗固山额真，曾授征南将军。弟巴哈顺治时为领侍卫内大臣。鳌拜为卫齐第三个儿子，鳌拜从小就受到骑射训练，长大后，技艺超群，弓马娴熟，并且臂力过人。初任护军校尉，因功授甲喇章京世职，参领等职。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太宗皇太极率军第二次攻打朝鲜，鳌拜任职护卫，随侍皇太极左右。

    皮岛之战攻克皮岛当属鳌拜所立下的第一个大战功。天启年间，辽东失陷于后金之手，明将毛文龙率军退守皮岛（今朝鲜椵岛），与关外宁锦一线的明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骚扰和牵制后金的兵力，使后金腹背受敌。后金一直将皮岛视为心腹大患，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日夜筹划，企图拔掉这颗钉子。

    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命贝子硕讬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诸将往攻皮岛。由于硕讬久攻不下，皇太极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接手，鳌拜从征军中。阿济格与众将反复商议后，制定了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进攻方案：一路从海上以巨舰摆出正面进攻的态势，故意吸引守岛明军的注意力；另一路则以轻舟精锐，快速推进，直插该岛西北角之要害阵地。后一路是这次进攻的关键所在，鳌拜主动请缨，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

    鳌拜与准塔遂率部渡海发动进攻，不料明军早已严阵以待，一时炮矢齐发，清军进攻受挫，形势紧急。鳌拜见状，奋起大呼，第一个冲向明军阵地，冒着炮火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清军遂一举跟进，登上皮岛，举火引导主力来攻。皮岛终于被攻克。

    捷报传到盛京，皇太极大喜过望，亲自撰文祭告努尔哈赤，以慰其父在天之灵。皇太极认为皮岛虽是区区一岛，但攻克之意义远在占领重城要地之上，所以下令对诸将士从优奖励。鳌拜以首功晋爵三等男，赐号“巴图鲁”（勇士）。

    松锦会战锦州是明朝在辽西地区的军事重镇，当时辽东已经失陷，锦州的地位更加突出。锦州城之南为松山城，锦州西南为杏山城，杏山西南是塔山城，锦州西200里为另一重镇宁远。这些要塞重镇构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军事防御体系。从清军方面来说，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先取宁、锦等城。明、清双方争夺锦州的战争于是不可避免。

    崇德六年（1641），鳌拜从郑亲王济尔哈朗进围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来援，于八月初进至松山，与锦州守军祖大寿部遥相呼应，大放火器，猛攻清军。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势下，济尔哈朗指挥的清军右翼失利。武英郡王阿济格派遣精锐护军前来增援。其时鳌拜率领镶黄旗护卫军纛（do），路遇明军骑兵，于是迎头而上，击败对方。鳌拜这时又不待军令，果断决定乘胜追击，打到明军步兵阵地之前，遂令部下将士下马步战，再败明军。鳌拜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五战皆捷，因功晋爵一等梅勒章京。八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西援锦州之师。洪承畴指挥明军分路突围，总兵吴三桂、王朴、唐通等人率军沿海边撤退。清军从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沿途截杀。鳌拜与阿济格、尼堪等率部排列至海截击之，明军大败而溃。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自杏山沿海至塔山的海面漂满了明军的尸首。松锦会战，关系明、清双方的生死存亡。自此以后，明朝势力更衰，败局已定。次年六月，鳌拜升为护军统领，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西充之战松锦大捷奠定了清军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入关前后的鳌拜，依旧战功赫赫，升迁频频。

    入关以后，鳌拜主要的任务是追击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十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取道陕北，进攻已经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农民军，率军由内蒙入陕北，攻陷四城，降三十八城，随即挥师南下。后来多铎率军攻进潼关，直逼西安。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退往湖广。阿济格奉旨率军剿除“流寇余孽”，鳌拜等遂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和湖北承天、德安、武昌等地前后十三战，重创大顺军。顺治二年（1645）六月，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遇害，大顺军瓦解。清军前后共陷河南、湖广、江西、南京等地六十三城。

    打垮李自成，清军开始对付大西军。顺治三年（1646）正月，鳌拜随肃亲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清军得知张献忠率军已退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两军相遇，鳌拜等人又是身先士卒，往前猛冲。狭路相逢勇者胜，昔日威风一时的大西军抵挡不住而溃败，张献忠也于此役中被杀。清军击破大西军营垒130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牲畜12200余匹。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基本上肃清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退往云贵地区豪格在四川发布的安民告示，继续抗清。击破大西军，鳌拜实居首功。

    由上可见，鳌拜早年无论是在关外与明军的反复交锋中，还是在入关定鼎中原后巩固统治的大小战斗中，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清初开国功臣。

    二、忠臣：与多尔衮的对抗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

    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成为这场皇位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面，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

    八月十四日，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作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实际上是以武力威胁多尔衮不得觊觎帝位。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衷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当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一路进逼北京、即将推翻明王朝之时，满族统治者内部在帝位继承问题上互相妥协，有利于避免祸起萧墙的悲剧，也有利于清军适时入关，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鳌拜是黄旗的重要代表，当初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多尔衮权势欲极强，也非常有才干。他摄政之后，党同伐异，擅权自重。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他的争位对手豪格及其拥护者。鳌拜本是豪格的坚定拥护者，又不阿附多尔衮，遭到残酷打击自是情理之中。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受到的大迫害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顺治初年。顺治元年，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顺治二年八月，阿济格因为没有及时奉旨班师，而且谎报战功，受到处罚。阿济格是顺治帝的叔父，为人粗暴，藐视小皇帝，私下呼为“孺子”。清廷谕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军统领鳌拜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英亲王情面，没有照办。鳌拜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行谕旨，结果不仅征讨李自成的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100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鳌拜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

    第二次发生在顺治五年（1648）。当年二月，征讨张献忠大西军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参领希尔良因冒功邀赏一事遭到处罚，鳌拜也以勘察不实而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后又包庇豪格的种种罪状。鳌拜诸人谋立肃亲王之事也被同时告发。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鳌拜以欲立豪格、与诸人盟誓等罪名论死，得旨“罚锾（hun）自赎”。四月，侍卫廓步梭又告发鳌拜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丁守门”，再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鳌拜虽以大功凯旋，在短短数月间却被论死两次，可见其所受打击之严酷、境遇之窘迫。

    鳌拜所受的第三次打击是在顺治七年（1650）。这年七月，多尔衮生病，暗示贝子锡翰，想请顺治帝亲临探视自己，锡翰遂秉承其意“请驾临幸”，多尔衮却又以“违令渎请”罪之，并追究鳌拜包庇之罪，论死，后改免死罚赎、降爵。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亲政。总之，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有功而无赏、无罪而受罚，三次论死，备受打压。

    顺治亲政后，鳌拜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顺治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以后，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治十三年（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冬，孝庄太后（即皇太极妻博尔济吉特氏）病重，顺治朝夕侍候。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综上所述，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梗（ɡěnɡ）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

    三、权臣：与少年康熙的较量

    如果顺治活得更长一点时间的话，这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恐怕就能够进入历史，深入人心。可惜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八，年轻的福临就去世了。鳌拜的政治命运进入了一个转折期。顺治对鳌拜的信任在其对后事的安排里体现出来了。顺治立下遗诏，指定由皇三子玄烨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顺治没有选择宗室亲王担当辅政大任，而是选择了异姓大臣。这也许跟他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经历有关，他不想再出现一位“多尔衮”来操控子孙的天下。不过，权力也许真是一个魔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渐渐变形，他再也不像从前忠心扶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那样对待福临的儿子玄烨了。结果，康熙初年，虽然没有了多尔衮，但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

    顺治死后，四位辅政大臣曾经在顺治灵前盟誓，表示同心同德辅佐小皇帝玄烨。虽然这一盟誓意义重大，但事实证明四大臣并不能抱成一团，忠心辅主。位居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是四朝元老，位望隆重，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受到顺治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鳌拜与苏克萨哈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鳌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军功高，常常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康熙初年，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稳定秩序。这些调整包括：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存实力，等等。这样，清朝统治者对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不过，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却在加剧。康熙初年，清廷内部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黄、白旗之争。黄、白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极之时。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不久便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同时，皇太极又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使其地位渐渐下降。从此，黄、白两旗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关系紧张，后来虽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就很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得罪，或降职，或罢官。顺治亲政，政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重又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第二，圈地之争。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正白旗，而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康熙五年（1666），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反对换地，以免引起大骚动。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也坚决反对。但索尼、遏必隆则支持鳌拜，形成四辅臣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鳌拜与康熙之争。鳌拜是一个赳赳武夫，历事三朝，但表现前后有异，原因或许在于他辅佐顺治，皇太极余威、余恩犹存，而且顺治也是他力争而立的，所以还能忠心耿耿，可康熙玄烨就不一样了，此时他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康熙就不那么看得入眼了。这种情形就好像当年阿济格私下称呼顺治为“孺子”一样。不同的是，阿济格还只是背地里表示，而鳌拜却渐渐公然表露。在朝堂之上，鳌拜常常当面顶撞小皇帝，也当着皇帝的面，呵斥大臣。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假如鳌拜遇上个末世也就罢了，其皇帝只能忍气吞声，徒叹奈何，可当时的清廷还处于上升态势，小皇帝康熙也不是等闲之辈，鳌拜如此行事，迟早会下场不妙。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而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

    鳌拜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很明显，鳌拜挑起换地事件，用意在于利用黄、白旗积怨，削弱反对自己的正白旗势力，打击政敌苏克萨哈。在打击对手这方面，大权在握的鳌拜可谓轻车熟路。此前他就曾整治过内大臣费扬古。费扬古之子倭赫是康熙身边的侍卫，在御前对鳌拜表现得不怎么礼貌，鳌拜对此深为衔恨。康熙三年（1664）四月，鳌拜遂以倭赫等人擅骑御马、取御用弓矢射鹿之罪名将其处死。费扬古对鳌拜痛恨不已，鳌拜又以“怨望”的罪名，将他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家产籍没，给予都统穆里玛（鳌拜之弟）。费扬古一门惨遭家破人亡之祸。不过，鳌拜这次意图打击苏克萨哈的举动却失算了，直接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鳌拜没有想到却有三个不怕死的官员敢于违拗自己换地的要求。他对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极为恼怒，分别以苏纳海“藐视上命”、拨地迟误，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的罪名，俱论死罪。康熙虽然年幼，但心知苏纳海等三人并没有什么大罪，只不过是惹怒了鳌拜而被妄加罪名而已，于是召集辅政四大臣询问意见。鳌拜坚持要将三人处以极刑，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知道自己若反对极易惹火烧身，只好沉默不语。但小皇帝却有魄力，不允鳌拜所奏，只是批准刑部拟定的处罚，即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鳌拜公然无所顾忌，最终竟矫旨将三人处死。然后，鳌拜强行换地。看起来，他又一次阴谋得逞。实际上，这未必是好事，因为它在小皇帝心中留下的印象绝对不会对鳌拜有利。40年后，康熙还提起这次事件，很痛心自己当时阻止不了鳌拜等人的决定。他说苏纳海三人不仅不当杀，而且不当罪，这纯粹是一场大冤狱。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死。这个索尼虽然在生前未能遏制鳌拜的势力，不过他临死前的一个动作却在其身后造成解决鳌拜问题的良好转机。这年，小皇帝玄烨已年满14岁。索尼上书请小皇帝遵循先帝（顺治）14岁亲政的先例，开始亲政。七月，康熙亲政，加恩辅臣，仍命佐理政务。皇帝已经亲政，自己又无法应对鳌拜的威胁，苏克萨哈便上疏请求解除辅臣之任，愿往遵化守护顺治陵寝。这个举动别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苏克萨哈已经卸任（此时他已经排名第一），那么鳌拜、遏必隆两人按理也应辞职。这一招触及到鳌拜的要害，可鳌拜却不想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于是鳌拜给苏克萨哈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24款罪名，提出应处凌迟、族诛之刑。康熙同样深知苏克萨哈并不该杀，虽然自己已经亲政，却仍然无力保全苏克萨哈一命。鳌拜气势汹汹，竟在御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终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族。苏克萨哈的被杀，使鳌拜与康熙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几乎达到了令康熙不可忍受的地步。

    至此，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他召鳌拜入宫觐见。鳌拜此前常常出入宫廷，不是什么奇事。这次一召，他也就大大咧咧地来了。此前，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怕皇帝。”康熙于是布置逮捕鳌拜事宜。等到鳌拜入宫，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们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一代骁将就这样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接着，康熙命议政王大臣等审讯鳌拜。大臣们审实后，宣布鳌拜30条罪状，应处以革职、立斩。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当时鳌拜请求觐见康熙，让康熙看他为救康熙祖父皇太极而留下的伤疤。结果，累累伤痕和对上两代皇帝的功绩，终于使他保住了性命。康熙也确实是念及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遂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就在禁所死去。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复念鳌拜战功卓著，追赠一等阿思哈尼哈鲁，以其弟巴哈孙苏赫袭爵，苏赫死，仍以鳌拜孙达福袭。雍正复赐鳌拜一等公，世袭罔替，加封曰：“超武”。

    通晓外文谥号文简帝国草创 功比萧曹——希福传

    希福（？~1670），女真哈达部赫舍里氏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消灭哈达部后，希福与他的兄弟硕色率领他们部落的人归附了清太祖。不久因希福通晓满、汉、蒙古文字，天命年间后期，被任命在文馆任职，以后屡次被派往蒙古诸部出使，赐号巴克什。清太祖定满洲八旗时，希福隶属洲正黄旗。清太祖去世后皇太极（即清太宗）即位，天聪二年（1628）时，清太宗率军攻打察哈尔，派希福到蒙古科尔沁部征调援兵。蒙古土谢图部额附奥巴反对说：“寇骑塞路，如何能去得了，倘若有损失，谁负得了责任。”希福回答说：“大王的命令怎么能不服从，为国家死得其所，但事情不能耽误。”土谢图部额附只得同意出兵。两天之后希福回到了皇太极驻兵之处向皇太极报告说：“科尔沁的兵不听命令，土谢图所率的兵要边走边筹集给养，隔时候方能到达。”皇太极听后非常生气，急重新下令让希福率八个壮士一同再去，希福等人又经过艰苦行军四昼夜，道上遇到阻敌，希福率众奋力击杀了三十余人，终于到达了科尔沁部，最后说服科尔沁兵来增援。到了第二年，土谢图部额附来朝，皇太极命希福与其他大臣斥责他，土谢图额附献上驼马表示服罪，希福被奖励，被提升为备御，以后希福以从皇太极攻打明直抵北京城下，并参与攻击明关外重要堡垒大凌河，明朝派大量援兵从锦州进行增援，希福与固山额真谭泰率军争先奋击，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久希福等率军奋力追击，因这次立有大功被提升为游击。

    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将职掌机务的文馆改设为内三院，希福被任命为国史院的承政，过了一段时间又任其为内弘文院大学士，次年，他奉皇太极的命令禁国人造谣惑众，违令者处罪，第三年，希福又和大学士范文程向皇太极建议定各部院的官制，希福虽以文秘任职，但主要掌管机务，并经常奉命出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部，还负责国内的编户口，设军制，颁布法令，清理诉讼等，或又奉命到军前宣布有关军机事宜，考察情况，某些时期还代皇太极向前线的将领颁奖励及招降有关部落等。做完这些事之后，每次回奏都得到皇太极的称赞或奖励。顺治福临元年（1644），希福还释译了辽、金、元三朝正史是给清世祖，大受清世祖的嘉奖。

    希福原与固山额真谭泰有矛盾，曾多次讥讽他，及后谭泰依附了摄政王多尔衮。在多尔衮支持下谭泰联合他的弟弟谭布诬告报复，说希福随意假传摄政王的命令，而且生活奢华，还经常诽谤有关大臣，罪当死，摄政王多尔衮听后，将希福罢官削职，并籍没了他的家产。到了顺治八年二月，摄政王多尔衮暴死，清世祖福临亲政为其平反昭雪，仍任命他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到了顺治九年，清世祖又以希福历经太祖、太宗二朝，其间效命驰驱，竭精殚虑，在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中均立有大功，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因此一岁三迁提升他为三等精奇尼哈番，并世袭。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希福因病去世，被赠号太子太保，谥“文简”。

    内刚外和刚直不阿——徐元文传

    徐元文，宇公肃，号立斋，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九月二十八日，死于康熙三十年（1691）闰七月二七日，享年88岁。他的先祖居住在苏州常熟（分属江苏），九世祖（一说八世祖）徐良始迁居到昆山（今属江苏）。他的曾祖父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任官至太仆寺少卿。祖父和父亲都是贡生，母亲是昆山顾家的女儿。徐元文与他的哥哥徐乾学、弟弟徐秉义都是进士，在当时很有名望，号称“昆山三徐”。

    一、少年得志侍奉君前

    徐元文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喜欢读书学习，14岁时经考试被录取为当地生员。他所读的书以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书）为主，也常读诸子百家的著作，力求明了事理，经世致用。对“举子家言”，则有选择的去读。当时昆山所在的吴中地区，继承了明末东林党复社的遗风，盛行以文交往结社。徐元文兄弟三人也相约组织了文社，并命名为“慎文”。他们厌恶时俗曲薄，提倡古学，一时间，各种谈论学问的文章纷纷效仿徐氏兄弟的文风。

    顺治十一年（1654），徐元文在乡试中考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在殿试中又高中进士第一名。当时他才21岁，顺治皇帝福临在乾清门召见了徐元文，对他抚慰有加。回宫后福临高兴地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年我大清得了一位好状元。”下旨赐予徐元文冠带、蟒服，任命徐元文为翰林院修撰。

    徐元文在翰林院的任职期间，多次被顺治皇帝召见。有次他扈从顺治皇帝到西苑，顺治皇帝特赐他乘坐御马。他特意写下“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事武皇”的诗句以记此事。有一天，徐元文随顺治皇帝造访僧斋蕉园方丈，向方丈请教佛家典籍，事后，徐元文对方丈没有表示谢意。顺治皇帝也没有难为他，却说：“此人大有见解，他当状元是朕亲自选拔的。”

    翰林院的日常事务很简略，徐元文就利用空闲时间研究学问。他不但钻研诗文，且努力通晓历史，求本探源，总结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

    二、主持学政请废捐纳

    自清初以来，江南地区拖欠钱粮现象一直非常严重。康熙初年，皇帝责成当地巡抚，按察使严加查办，江宁巡抚朱国治细加勘查得出一个数字：苏州（府治今江苏苏州）、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常州（府治今江苏常州）、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四府，未交齐钱粮的文武官绅共计13517名。徐元文也在其列。依照惯例，对徐元文应予以处罚，降职调任銮仪卫。徐元文以此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分辩解释这件事情的原委。经过四年的时间，事情终于澄清，才恢复了徐元文的原职。唐熙八年（1669），徐元文充任陕西乡试主考官，他主持陕西乡试期间，注意选拔人材，被录取的多数是政治上无所攀援，出身于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贫寒之士，在陕西很有影响，陕西有人甚至这样说：“士子能够刻苦勤奋读书，就是从徐元文这次主持乡试开始的。”接着迁任他为秘书院侍读。

    康熙九年，徐元文升任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他感慨学校废驰，毅然以师道自任，他认为：“自古人才盛衰，全看学校的兴废。汉唐以来，太学子弟都是认真选拔、精心培育的，所以人才辈出，清自开国以来，推行尚文皇道的政策，但是每年入太学的，除了官荫以外，只有缴纳贡品一条途径，由府、州、县学推荐入监的学生寥寥无几，而且多为年齿颓废之人，所以难于成材。”他请求按照顺治八年和十一年的旧例，让各省两年或三、五年推举一批优等生，选送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入太学。并请求按照顺治时的办法，各置省乡试，取副榜生若干名，送入太学。这样，各地的才智出众的学士都集聚于太学，对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大有好处。他的建议被采纳，并颁布实施。对于捐纳一事，徐元文说那是因为平定“三藩”（吴三桂、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耿精忠）叛乱所需的军饷既多又急、朝廷迫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他请求等到收复云南后，立即降诏停止捐纳。他指出捐纳造成四大弊端；（一）官府养士育才没有比质量更重要的，而捐纳却造成了官员平庸冗杂；（二）由官府主持的考试是入太学的正途，学习期满考取太学，必须学习三门科目，用九年的时间。而捐纳者就不计年限，随捐随考。这就形成了对依靠正途考取的学士严厉苛刻，而对捐纳入太学者却优先照顾。这样，势必会“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情之气。”（三）质量观念和考取方式已经混乱，而原来又没有把不称职的差等生革除的先例，考课难以进行，学士之风日益淡薄；（四）历年来吏部考核官员授予职衔，需要派任州县助理方面的职员不少于数千人。现在考取途径积弊很多，补缺授职的日子遥遥无期。可是一经授职，就会着官服、坐车乘轿，一副官太爷模样，招摇乡里。这样选官制度混乱，朝政实在让人忧虑。疏上，皇帝令吏部商议，最后决定：捐纳之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徐元文就任国子监祭酒四年，任职期间各种规章制度得以认真遵守执行，端正了学风。他还同其他学者一起致力于教授众监生，徐元文举止文雅端庄，学识广博，他的讲解流畅明了，声音宏亮，学生们都很敬佩。他离开国子监以后，康熙皇帝曾经对群臣说：“徐元文为祭酒，条规严肃，满族子弟不认真学习的，也一定要加以斥责，甚至鞭挞，至今监生们还畏服他，以后难得这样的人了。”

    三、伴驾侍读君臣切磋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徐元文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进讲，颇受康熙皇帝赞许。熊赐履任经筵讲官时，“非尧、舜之道不讲，非儒家经典不言。”他盛誉孔孟程朱之学，视为思维和行为的准则。这时康熙皇帝已经22岁，讲官谈论的儒家学说，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很想知晓历代王朝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他对讲它们的人说：“朕孜孜不倦求学的目的，无非是想明白义理，对治国有所帮助。朕学过的道理很希望能实践一下；仅仅玄谈义理，不是朕所追求的。”有一天，康熙皇帝对徐元文说：“《四书》屡经讲解，已通晓文义，每观《资治通鉴》，详细地记载了前代得失，很有利于治国理民，应与《四书》掺杂讲解”。于是徐元文从《通鉴纲目》中选择那些有关国君的品德，治国理民的方式的事例，让翰林院分别撰写讲章，他亲自审订，按照顺序为康熙皇帝讲读。聪明好学的康熙皇帝仍感到不满足，便规定讲官讲完以后，他也讲解一番，相互切磋，徐元文对此很高兴。在他进讲时，采用先儒的评论，加上自己的看法，推理发挥，务求重点突出，观点鲜明，结合现实问题立论。这一年的经筵讲读结束后，徐元文把讲义呈给康熙皇帝，希望皇上经常浏览，进一步体会。康熙皇帝对于徐元文等人讲授的《通鉴》非常满意，称赞他们览讲的各章都很精当详细，对于他的学问和处理政务都有很大帮助。为了表达他是尊师重教的，特令徐元文等讲官一讲结束后，免于行礼。

    康熙十五年冬，徐元文母亲去世，去官回家服丧。康熙十八年，设立史局。二月，徐元文丧服尚未满，康熙皇帝诏令他出任《明史》监修总裁官。他到任后，请求征购民间遗书文献，推荐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万言等共同编纂，吏部没有批准。最后，是康熙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建议，但因李清、黄宗羲、曹溶三人年事已高，没能参编。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受命任职那天，他到乾清门谢恩，康熙皇帝降旨嘉奖他从前的讲解之功，赐给他手迹3幅，其中一幅写的是“鸢飞鱼跃。”

    四、直言敢谏蒙君嘉许

    徐元文在中央官署任职，遇事敢言，从不阿谀奉承。有一次，朝中举行九卿会议推举江西按察使人选，有人推举兴泉道张仲举，御史唐朝彝极力宣扬说，张仲举在福建没有做出好的成绩。九卿准备上书弹劾唐朝彝，可是副都御史李仙根、给事中李宗孔二人不愿在书上签名，于是连这两人一起弹劾。经吏部商议，把李仙根、李宗孔降五级调用，将唐朝彝革职，康熙皇帝认为对他们的处分太重。徐元文上奏说：九卿会议推举人选，本是朝廷中正当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怎能怕有分歧呢？现在因意见不一致，就对他们如此处分，如果所推举的不是有才能的人，那谁还敢提出驳议与更正意见呢？而且从原则上讲通过科举途径考中可以成为后备官员的，在公布名单时，必须全部列上，在讨论推举官员时，应当允许对所推举者提出相反的意见，如果任凭一二名势力大且强暴者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妄加抨击，众人只能随声附和。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康熙认为有道理，应对他们免予处分。徐元文再一次上奏说：“凡是免予处分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皇帝圣恩予以宽免。唐朝彝等人却是无罪之人，如果圣旨只说不必处分，就周全多了。”康熙同意了他的建议。

    当时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吴三桂的几十万叛军陆续投降，如何处置他们关系重大。徐元文上疏说：“对于受胁迫而参与叛乱的人，应格外施恩宽赦，允许他们悔过自新。但如果让他们留在云南，却不是长久之计；移调到其他地方又耗资巨大；如果改换将领，会导致兵将的互相猜疑，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又怕难以管理，所以应该区别对待。凡是可以留用的，应该与绿营、八旗将士一样录用，剩下的一律遣散为民，由各道安置，参加生产。这样既可以减少俸禄的开支，军需用品也可以逐渐宽裕。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的老部下与嫡系，尤其应予解散，决不能让他们仍用藩旗的名目。三藩作乱期间，受害严重的是广东、福建、云南、贵州等省，叛贼在这些省份广征关税、贸易税，加重盐税，圈占了大量土地，无恶不作。现在，三藩已相继被消灭，而他们占夺民利破坏国政的事却由来已久，现在，朝廷大军势如雷霆，该处百姓渴望早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应当先发布敕令，命令将军、总督、巡抚自进入贼境之日，马上废除以往所有的苛政。”康熙皇帝对这些建议很赞赏，下令讨论实行。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有的大臣对康熙皇帝歌功颂德，请求登封泰山，而徐元文独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国家当务之急，不是搞那些礼仪活动，而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厉廉耻”，乘此武定功成之时，应该明白告谕大小官员，清除疑虑，共成千秋大业。革除沿袭下来的苟且积习。不要安于现状，要奋发进取。疏文写好后，同僚们觉得他的言辞太直，劝他不要上奏。而徐元文却坚持己见，毅然上奏。康熙皇帝对徐元文的建议颇为称赞，认为是合理的。于是登封泰山的典礼就被免除了。

    清朝初期曾经多次下令清查大户人家隐占土地，来充裕国库的税收。规定：凡查出隐占田地的人户，或充军，或下狱。州县官吏为了升级进爵，捏造事实上报，以冒领功俸，这种现象不断出现，造成极大危害。徐元文通过查访得知：隰州蒲县（今属山西）庠生王命新、曹大明被迫出卖子女，康生贾松平竟把自己卖到平阳军营，夫妇同去服役，来交纳赋税。因此，徐元文极力陈述朝廷下令清查隐占田亩案，在具体实施中的弊端，他说：“有些土地，本来就是无主的，不是人们有意隐占不报。地方官吏谎称是诡诈的人隐占，错误的依靠惩罚人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把无主之地强行摊派于人，然后借此搜刮钱财，敲诈勒索，到现在这种做法已沿袭多年。百姓不堪其苦，许多人举家逃亡。这样做名义上给国家增加粮产，实际上是虚耗粮产；名义上是清除弊端，实际上这才是弊端的根源”。督抚们在做之前共同进行欺骗，在做了之后又为做的事作掩盖。徐元文极力请求进行整治：“凡是以前假报的，实行自己检讨、主动坦白和互相检举，这些姑且予以宽免，始终掩盖不讲实情的，应加重给予治罪”。徐元文任左副都御史3年，兢兢业业致力于重振纲纪，整顿吏治。他与同他同属一个等级的官吏相处非常融洽、和睦，但是遇到问题却敢于极力争辩非弄清楚不可，没有什么顾忌。关系到八旗之内的事，众人大多退缩畏惧，不敢直言，唯独徐元文敢于讲话，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先后上奏弹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橘诈，妒功喜能；浙江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徇私包庇贪官。将军马哈达提出民间有很多隐名逃亡的人，请求自行拘捕，不移交地方衙门。徐元文认为不能这样。他说：文武兵民的划分，历来如此，现在以拘捕窝藏的逃犯为名，辗转倾害，必将扰民。满员大臣主张，应当命令以将军为主和督抚共同协商去处理。徐元文认为：这样仍然是将军为政，应当以督抚为主会同将军去处理。双方争论不已。最后，康熙皇帝听从了徐元文的主张。徐元文认为，吏治清明首先要严格官吏的选拔，清朝初年连年用兵打仗，国库已告贫匮，于是决定实行捐纳授官。规定凡是捐纳做官的人，任期满3年以后，称职的给予升迁或转任，不称职的则予以罢免。但是，却没有坚持实行下来。后来又规定3年满期，如果再有捐纳，则一律升迁转任。这样实行捐纳就造成了吏治腐败。那时各部寺院有数千名笔帖文书一类的小官，他们一致要求依照旧例捐纳当个州县官吏。徐元文极力主张不可以这样。有些人惧怕激成事端，主张让步，满员大臣也好言相劝。徐元文和他们争论了3天，他对同僚们说：“这事除此别无它法，若出了事，由我一人承当，决不连累大家。”

    五、修史撰书任职两部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九卿会议推举道员王垓、胡悉宁为湖北按察使。康熙认为两人人才平庸，追问是由谁推举的。为此事，徐元文受到牵连，但是他并没有申辩，吏部商议将他降三级调用。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康熙皇帝又命他专门管理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5年，但修书未成。这时他既然不参与政事，于是便专心修史。他取来史局的人们所写的纪传稿，考订史实，参用诸家之说，以年为经以月为纬，亲自编辑。如果遇有疑难问题，就写信花钱请来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虚心求教，细心商榷，经常直到深夜。徐元文为修史，终日孜孜不倦，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十分之六七的传记，缮写7卷本纪，撰稿15卷列传，呈进宫内。

    修史名义上是学术性工作，但在清代，却包含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大臣史事如何撰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触怒皇上。历史上，由于秉笔直书而触犯皇上、遭致被革杀的史官，也不在少数。一些人出于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覆亡为断，南朝诸帝不必写入。徐元文不同意，他认为南明诸王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不写入他们，《明史》何以为史书。争论不决之后，他毅然上疏，提出了关于编纂南明诸王史事的意见。他认为：《明史》的编写，本纪可以崇祯帝终止，但南明福、唐、桂三五史迹，不可以不著，如何写入？请援用《宋史》益、卫二王和《辽史》耶律大石之例，将三王著入附传。至于明末诸臣尽忠前所事者，凡考之有据者，都应当采摭。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本，一时也难以处置，他召见徐元文，详细询问原由。康熙帝沉思很久，点首同意徐元文的编纂意见。南明诸王及为其尽忠的大臣们的史事，由于徐元文的力谏，在《明史》中得以再现。

    徐元文为人外和内刚，直言无忌。他为政不畏权贵，尊礼守法。然而由于家门子侄不贤，巧取豪夺，为恶乡里，给政敌提供不少口实，使得徐元文一再遭劾。先是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他人阁拜相后，收受贺银五千两。康熙帝置之不究。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纠劾他及其子侄家人：“以官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此次是满族封疆大臣的弹劾，康熙帝不能不问，追查结果，所讦各条虽多为徐元文子侄和家人所为，但他未能辞其咎。康熙帝法外加恩，让他致仕回籍，徐元文回乡后，昔日煊赫热闹的门庭变得门可罗雀。他感慨人情万端，官场险恶，终于抑情成疾，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在康熙三十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这位清代名臣便郁郁而终。

    精通汉文力主削藩——明珠传

    明珠（1635~1708），字端范，清满洲正黄旗人那位氏金台石之孙。金台石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天命四年（1619）征服的叶赫部的两首领之一，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顺治元年（1644），明珠时年9岁。起初他任侍卫，几经迁升，康熙五年（1666）为弘文院学士。康熙七年任刑部尚书，一年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任兵部尚书。

    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向朝廷诡称请将中国南方的三藩换驻辽东，京廷的大多数官员都上疏皇帝应拒绝这个建议，认为这是吴三桂对朝廷的试探，如同意撤藩，恐怕会导致他的叛乱。明珠和朱思翰却力主受请撤藩，如果吴不遵从，后再用武力平叛也在所不惜。康熙皇帝尤其所请，由此延及十省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遂立即爆发。战争期间，康熙皇帝非常倚重明珠，康熙十四年任他为吏部尚书，康熙十六年又擢升为大学士。负责重修《太祖大宗实录》、编纂《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等书。

    明珠交结汉族文人学者，并极力培养其子精汉文诗词，其长子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但在朝中他效仿鳌拜和索额图，植党纳贿，任人唯亲，成为权倾朝野的显贵。他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大臣，仍旧摆脱不了家族荣誉对其的影响，在权势高涨时，利欲熏心，一心为自己家族的将来建立基础，而当时更有一个原因使他更加急功近利，与多位大臣互相结党，那便是索额图，索额图此人更为狡诈，利用职权，早已建立党羽关系，明珠见势不妙，也相应的拉拢官吏，最后朝廷几乎被划为了两派，一人说话，众人附和，这样的结果是任何明君都不会容忍的。而且，早在康熙二十七年，当时一位御史就已向皇帝上蔬参劾明珠集团的八大贪污受贿案。由于久已察觉此事，皇帝立即惩罚了所有参与者，明珠被革去职衔，但同年又被起用为内大臣，这个职务一直保持到二十年后他去世时，在几次征讨噶尔丹之战时，他都担任为军队督运军粮之职。就这样，明珠在平定葛尔丹部的战斗中立下功勋，最后官复原职，但再也得不到重用，最后郁郁而死。

    蜡丸密析发迹之本——李光地传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生于小康人家的书香门第，清初战乱中家道中落。于康熙九年（1670）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命学满文。他后来说，他对音韵学有兴趣就是从学满文开始的。他于康熙十一年授编修，一年后准其离职回乡。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一的耿精忠在福州叛乱，大召文人为其辅佐。李光地知道如不奉耿之召请，恐怕家族将为其所喜，于是他从安溪至福州面见耿精忠，但不久就托词父病离开福州。李先地有一好友陈梦雷，其时也在耿精忠帐下，他们俩人计议互相照应——陈在表面上讨好耿，而李则为清廷打探军情。这样一来，无论此次叛乱的结局如何，彼此都有个依托。李光地秘密把家眷隐匿在闽南山中。康熙十四年李光地派一可靠家人，将密折藏在蜡内送至圣祖皇帝，奏称，清兵取道汀州府即可轻取福州。此计虽始终未被采用，但他这封密奏却打动康熙，从此把他认作忠心耿耿之臣。杰书收复福州，耿投降后，李到福州得知自己已被擢为翰林院侍读学士（1677），他正拟赴京时，其父去世，乃归籍服丧。在他丁忧时间，郑成功之子郑经从台湾进军福建，李即派亲属带领清兵经少为人知的小道，收复失地，该地平定之后，赏授内阁学士，康熙十九年奉母赴京就职。一年后皇帝垂询台湾之事，李光地向皇帝建议收复台湾，并举荐施琅担当此任。

    康熙二十一年审讯耿精忠及其追随者，陈梦雷亦以叛乱罪入狱。李光地没有出面为他说情，于是二人从此绝交。陈梦雷说“蜡九密奏”并非李光地一人之功，是他与李光地二人合谋所为。虽然耿与其他叛乱者均被处死，但陈梦雷却能免于一死而判处充军，据说，陈能逃过此厄。得力于李光地密奏乞宽。此事或许有之，但二人再未复交。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恩准李先地送母回闽，李光地居闽四年后回京，多次蒙受康熙召见垂询，康熙始终相信李光地忠诚干练，尤其是李所举的施琅收复台湾（1683）之后更是信任有加。李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但他发觉自己已为人所嫉，于是再度乞归离去。在家中不到一年，遵制回京赴孝庄皇后之丧。大约在这期间，李先地所举荐之能臣与文学之士有数人被劾获罪。李光地因举人不当也受朝廷申斥，但是尽管其政敌到处活动，妄图加罪于他，其中尤以徐乾学最为激烈，但他仍得到皇帝的宽恕。

    康熙二十九年初，李先地任兵部侍郎。康熙三十三年兼直隶学政。同年四月他得知母亲去世，乞请遵制丁忧，蒙思准命他在京守制地。他母丧未能回家守制一事引起许多人的非难，责备他留恋禄位有失孝道。李光地素以宋代理学的笃行者自许，这些指责无疑使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在丁忧期间，李光地编纂过几部朱熹和程氏兄弟的书，用以证明他仍然是宋代儒家学派的忠实信徒。

    丁忧期满后，李光地再任直隶学政，康熙三十六年并兼工部侍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隶巡抚。就任才三个月，康熙帝就面谕李光地亲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于次年四月上呈周详的治漳河方案康览后，表示赞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后，李光地批示两岸州县官府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使漳、滹两河由馆阁流入大运河，又开通单家桥处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后只用十个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亲临巡视，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总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硕兹治理永定河，事过一年，毫无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钱粮。李光地遵旨“确查题参”，如实上奏。康熙帝撤王、赫二人之职，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硕色协助。二月，李光地奏请全面动工。

    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坌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而口咄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仍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口格高尚。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其光辉业绩，不胜枚举。“三藩之乱”发生后，国家处于分烈日裂的严重关头，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进献蜡丸密疏，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他以全家生命力荐施琅专征平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清兵入关后，大片膏腴之地被八旗贵圈占作牧马场。原来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或被迫为奴，或投充旗人庄园为其耕种，或被赶到贫瘠之地勉强为生康为生。康熙三十九年，李光地为民请命，请求赦免“偷垦之罪”，允许百姓继续耕种这些田地，以体现“皇上优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清初历时数十年的“圈地”弊政，终于在李光地任直录巡抚和大学士期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纠正。李光地为政席仁，他义设常平仓，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废除自秦以来的“十家连坐法”和“凌尺”、“灭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南山集》案被株连入狱的文学家方苞。江南知府陈鹏是一位清官，康熙帝南巡时，江南总督阿山乘机向陈鹏要求供奉、馈赠，增收百姓地丁银，以讨好皇上。陈鹏不理，被阿山罢官投狱，以“大不敬”罪，以拟判死刑。李光地为陈奏辩伸冤，开鹏终获得康熙帝赦免，被召入英武殿编书。康熙帝与李光地“情虽君臣，义同朋友”。李光地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执政时期。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变无过于光地者。”“三赐御匾”，便是李光地光辉一生最产的概括。其死后被谥“文贞”，加赠太子太傅，并列清初一氏名宦，诚非过誉。

    在他服官的最后一任内，他受命督编几部阐述宋代理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者为《性理精义》以及《朱子全书》。

    顾命大臣盛极必衰——隆科多传

    一、显赫身世

    隆科多的祖辈、父辈都为清廷建有很大功勋而封官晋爵：祖父佟图赖，是顺治帝孝康章皇后的父亲，入关以后多次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后又特赠为一等公，原因是“父以女贵”，是皇太后的父亲。父亲佟国维，又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父亲，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也是康熙的岳父，地位自然尊崇。他又曾三次跟从康熙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因此，佟国维也是仕途一路畅达，历任侍卫、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晋爵一等公。佟国维还有一女做了康熙的贵妃。

    因其祖父和父亲的缘故，隆科多与康熙也有着双层的亲戚关系，既是康熙的表弟，也是康熙的内弟，自然受到重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隆科多开始任一等侍卫，不久就提拔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1705），康熙发现其部属违法，下谕斥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去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但到康熙五十年（1711），他又重新受到重用，得授步军统领的重要职位。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维持京城防卫和治安，并统帅八旗步军及巡捕营将弁，权责重大，由皇帝特简满洲亲信大臣兼任。由此可见康熙对其亲信程度。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康熙选择了隆科多接任步军统领一职，在很大程度上是任人唯亲的因素起作用。隆科多生于身世显赫之家，三代为清廷效忠，又有两个姐姐是康熙的皇后和贵妃，在情理上不会逼迫康熙下台。康熙选择隆科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相信隆科多不会参与皇子结党之事。当然，隆科多绝对不是无党的君子。此前他就与大阿哥相善，而大阿哥是皇八子胤禩集团中的人物，在康熙四十七年太子首次被废后曾积极为八弟谋取储位。康熙发觉后，予以严惩。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特地就此事斥责隆科多，说你与大阿哥相好，人们都知道。那意思似乎是警告隆科多不要卷入皇子结党。此后，隆科多表现得很安分。康熙五十五年（1716），皇八子病重，康熙让平素与其关系密切者皆去看望，此中甚至包括极力与胤禩疏远的胤禛，却惟独没有隆科多。看来，隆科多的中立功夫做得很到家了，以致康熙不再将他看为胤禩的同党。

    当然，隆科多个人的才能也是康熙看重的。隆科多是康熙外戚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人，曾被康熙称赞为“能够做将军的人”。总之，康熙认为隆科多不会对自己起异心，所以才选择他。事实也是如此，隆科多成为康熙晚年最得力的大臣之一，经常秘密执行一些重要使命，如监视废太子、大阿哥，掌握其他宗室王公的动向等，随时将情报密报康熙。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生前多加赞赏。但在康熙身后，就不一样了。隆科多正好在康熙逝世后才发挥步军统领的关键作用，没按康熙可能有的遗愿拥立新君，而是从自身的荣华富贵出发，当机立断，就近拥立皇四子胤禛，遂成为雍正初年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

    二、果敢眼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在畅春园病重，隆科多奉命于御榻前侍疾。十三日，康熙驾崩。历史将步军统领隆科多推向了政治舞台中心。当时在园内的皇子、后妃以及很多重要大臣都被封锁在了康熙的寝宫之外，康熙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而又未宣布继承人。在畅春园内，布满了隆科多的警卫部队。首先接到侍候康熙的太监密报之人，显然是康熙晚年亲信、在附近驻守保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想必没有一个太监敢有胆量闯过隆科多的士兵去通知园内的皇子。隆科多在仔细思考，决定如何把握这天赐良机：他将康熙猝死的消息首先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就可以抓住这一瞬即逝的机会，假造传位遗旨，登上皇位，而他以重兵拥戴之功必将得宠于新朝。

    该选择谁呢？隆科多必然早已有了答案，但在康熙生前他是不可能有所表露的。在他未解开答案之前，他可能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皇十四子胤。这可能也是康熙能够首肯的选择。众所周知，清朝秘密建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不过，有学者研究指出：早在康熙，就因为两次立储失败，在其晚年已经开始反思嫡长子立储制度的负面影响，并着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康熙晚年着意加以培养的秘密皇储就是胤，这是很可能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军入侵西藏，次年杀西藏首领拉藏汗，控制全藏，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危险。康熙派胤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西征，意图是很明显的：不仅是要维护边疆，也是借机考察胤，让他亲历军务，锻炼才干。康熙还特别选派一批皇孙以及亲王子弟，跟随胤出征，令胤时时加以调教。这个做法跟明太祖有点类似。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皇太子朱标抚军陕西时，让各处公侯跟随太子身边，其意图正在锻炼，培养太子威信。

    由于准噶尔气焰嚣张，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上下，包括宗室王公，都有畏敌情绪。这年十二月，康熙召开全体大臣会议讨论进藏事宜，竟得出“藏地遥远，路途险恶”而缓进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四年前主张用兵扑灭准噶尔的胤禛等人这次有什么意见，在《清圣祖实录》中竟然无录，想必自然也是同意大臣们的意见。

    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胤从驻地西宁上奏，请求“亲自率兵安藏”，深得康熙之心。胤在康熙心目中的份量逐渐加重。但他显然不是以媚语求宠，而是实实在在地指挥西征之役，最终取得了驱准保藏的胜利。胤禛即位后，竭力抹杀胤西征的功绩，贬低胤的威信，如毁去宗人府中胤平藏功德碑，销毁胤西征档案中不利于己部分，等等。但从销毁后残存的档案中，仍可以看到康熙与胤的关系极其融洽，父子感情笃厚。康熙曾将自己身上旧腰带解下送给远隔千山万水的胤。这个举动是意味深长的，此前康熙就曾经在亲征途中让皇太子送来几件旧衣，以便自己思念太子时穿在身上。康熙告诉胤自己身体的变化，并要他保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他还在胤出征期间，亲自为胤的子女举办婚事，并将胤的儿子带到热河，在自己身边加以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征大获全胜之后到康熙猝死前这段时间内，胤的奏折仅存留数件，并且上面的朱批都只是“知道了”一句，而朱谕竟然没有一件留存下来。可以推测，在胤立下大功后，他与康熙之间的往来书信中有对雍正继位不利的地方，所以被销毁殆尽。

    正是由于康熙晚年对胤超乎寻常的爱护和关心，使得胤在朝内外的威信大大增加，在诸皇子中首屈一指。当时，朝内外纷纷盛传康熙将传位于胤。在储位未定的情况下，这种传言一般是禁止的。但康熙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制止。隆科多身为康熙近臣，不会看不出胤在康熙心目中的份量。拥戴胤即位，可以算是体贴康熙心愿之举。

    隆科多的第二个选择是皇八子胤禩。胤禩聪明能干，在大臣中声誉甚佳。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不久就生悔意，以推举为名考察众臣。众臣在明知康熙意旨的情况下，坚决摒弃暴戾变态的胤礽，一致推举胤禩为皇太子。这极大地触怒了康熙。康熙不能容忍一个威信几乎与己相等的皇太子存在，而且也不能容忍众臣无视自己的意思来立皇太子，所以他宁可否定此次推举，而将人心尽失的胤礽复位。胤禩在康熙心中的地位急剧下落。在康熙五十一年太子二次被废后，胤禩一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竟然愚蠢地密奏康熙，询问自己现在应担任什么职务，并表示为了避免众臣再次推举，情愿卧床在家。康熙十分敏感，认为他是在试探自己，但隐忍不发。最彻底的转变出现在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康熙率部分皇子出巡塞外，胤禩由于未随行，便派人去给康熙请安，并称将于中途与皇父会合，扈驾回京。最令人吃惊的是，太监带来的礼物居然是两架奄奄一息的海东青。其喻意很容易被理解成讥刺康熙老弱多病，即将离世。康熙恼怒到极点，几乎气晕了过去。他痛骂胤禩，公开胤禩两年前的妄奏，斥责他是大奸大恶之徒，并说出父子恩断义绝的话来。照理来说，胤禩进物是邀宠，绝不敢故意如此捉弄皇帝。这应该是有人故意陷害。事情发生后，胤禩奏称冤抑。但盛怒中的康熙已经对胤禩完全失望，严厉谴责。胤禩因此受到极大刺激，一度病危。胤禩病好后，康熙与他的关系有所缓和。胤禩虽几遭打击，但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康熙五十六年，大学士李光地仍然认为诸王之中惟八王最贤。不过，此时胤声望日著，胤禩转而将自己无法实现的希冀寄托在胤身上，支持胤西征，并与胤保持密切的联系。胤禩身边的人甚至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康熙也有意扶植胤禩作为胤的支持力量，重新交付他办理政务。

    第三个选择是一直不起眼的皇四子胤禛。胤禛为人极具心计，在储位之争中保持独行客身份，表面上对皇位继承问题毫不关心，同政坛上敏感之人刻意保持距离，与文友谈诗论文，给人以喜欢清闲的印象（自诩“天下第一闲人”），但暗地里却听取心腹戴铎的夺位策略，打好父亲、兄弟、朝臣等各个关节，一步一步朝皇位接近。在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里，有一个邬思道，是胤禛的家塾教师，但其实是给胤禛出谋划策的军师，被胤禛尊称为“邬先生”。这个邬先生在野史里也是实有其人。胤禛在谋臣的建议下，对康熙伪装诚孝，适当展露才华，这样既不让人觉得无能，又不会锋芒毕露引起康熙嫉恨；对兄弟表示友爱，容忍为上，这样就使有才的人不嫉妒，无才的人把自己当靠山。最关键的步骤是拉拢对他争夺储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比如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通过如此策略，胤禛在当时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连康熙也觉得他诚实可用，不结党，根本没有料到他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墙脚挖走了。

    至于其他的皇子，都不成势力，所以隆科多不会考虑。康熙临死前正在静养斋戒之中，王公大臣一律不准接见，而宫眷也被阻止入内。谁料皇帝就在这种情况下无声无息地死去。在他身边的只有近侍太监。康熙晚年经常在其身边传旨的总管太监魏珠可能是陪伴康熙临终的少数目击者之一。也许正是魏珠将康熙猝死的讯息在第一时间告诉了隆科多。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按照常理，隆科多应该告知当朝大臣，然后共同遵照康熙遗诏（如果康熙生前没有旨意，那么应该遵照康熙的心意共同拟定）拥立新君。历史上多有这种情况，如明成祖病逝行军途中，就是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以锡棺收殓成祖，照常进膳，同时封锁消息，派人密报太子，使得朱高炽能够在第一时间防止突发事件，顺利即位。康熙重臣有领侍卫内大臣6人和大学士5人，但隆科多显然没有跟他们通气。隆科多此刻显出包天大胆，撇开了宗室王公，撇开了当朝大臣，一个人拥立了新君胤禛，这就是雍正。隆科多虽然是康熙宠臣，但如果以一人之力操纵新君嗣位，自然是不合制度，要冒极大的风险。后来隆科多自比诸葛亮，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反映了当时隆科多的压力。

    但是，隆科多不愧有果敢眼光，隆科多成功了，一跃而成为新朝宠臣。雍正对他极为尊崇，亲口称呼他为“舅舅隆科多”，赞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雍正并非隆科多姐姐所生，仅仅有甥舅名份而已，皇帝承认不承认又是一回事。但雍正如此公开称呼隆科多，自然是一种极大的优待。雍正还给隆科多及其儿子加官晋爵。

    然而，隆科多选择的新主子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猜忌多疑的皇帝之一。史家公认，雍正善于耍两面派，性格强硬，心胸狭隘，喜怒不定。在这样的主子下过活，廉洁慎重，自守尚且不易，何况居功自傲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果然，不到两年时间，隆科多与胤禛的蜜月期就到头了。那时，胤禛的皇位已经坐得稳当了。

    三、罪状四十一条

    胤禛刚登基，对隆科多非常信任，在许多事情上都咨询他的意见，一派君臣和睦相协、同舟共济的景象。但到雍正二年下半年，雍正已经对他有所责难，并开始有步骤地打击隆科多。为什么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雍正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隆科多居功自傲，擅权结党，已对雍正的皇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比如，自比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一语，又称康熙死日他曾身带匕首以防不测。这虽是在他快倒台的时候说的，但难保在平日不会有此类话语流露。还有，隆科多曾自夸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权力很大，一声令下就可以聚集两万兵马。这些话语多少暴露了隆科多拥立胤禛的真相，自然为雍正所忌讳。实际上，当日畅春园的气氛必然是非常紧张的，步军统领所统辖的兵力也确实约有两万名官兵，而隆科多说他带匕首防身也情有可原。但这些话语后来都成了隆科多的罪状。在罪状中，胤禛认为康熙去世当日隆科多并不在康熙身边，也没有派出近侍之人，隆科多此时重提这些话就是大不敬，就是欺罔，全然没有顾及此前不久他还因为隆科多的拥戴之功而感恩戴德。臣子有功，主上高兴的话可以恩赏，但不允许你自己表功，不然那就是要挟，就是说明主上无能或者无德，这就是大清皇帝雍正的逻辑。

    隆科多同年羹尧一样，都对其他官员的任命予以干涉，称“佟选”和“年选”。虽然隆科多是正常的途径，他任吏部尚书，但选官这种事情一向是皇权所为，你一个臣子居然选起官来了，不仅是擅权，而且有结党之罪。

    隆科多对雍正的疑忌不是不知，也想自留退路，于雍正二年底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一职。这一招正中雍正下怀，他早就不想把这个要职留在隆科多手里，而且准备让与隆科多不甚亲密的巩泰来接手这个职位。以准许隆科多辞去步军统领一职为契机，雍正开始公开打击隆科多。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险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罔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是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披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

    历相三朝的满族耆宿——马齐传

    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生于顺治九年（1652年），卒于乾隆四年（1739年），享年88岁。在两个多世纪前的中国，达于米寿者实属罕见，而满族贵族上层成员内堪与马齐之寿相埒者，则更为难觅了。自然，中国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乾隆帝享年89岁，算是一个特例。

    马齐生于世宦之家，是顺治朝内大臣哈什屯之孙，康熙朝户部尚书、首议撤藩的著名大臣米思翰的次子。马齐18岁时（康熙八年，1669年），由荫生授为工部员外郎。这种步入仕途的方式，在当时的满族贵族后代中是较为普通的，然而马齐与多数八旗子弟所不同的是，他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逐步增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一步步攀上仕宦之巅。

    马齐明敏干练，敢于任事，非人云亦云之辈。这是他为官前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所以为康熙帝所赏识，并在满汉同僚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大学士等遵旨奏举外任官内居官甚好者，所举数人内即有时任山西巡抚的马齐。当时，首席满洲大学士明珠把持朝政，“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大学士余国柱等人“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如果明珠对马齐印象不佳，大学士等奏举的数人中，则不会有马齐，而马齐荣列其中，表明明珠对他较为重视，抑或有拉拢之意。对于一位外任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逢迎巴结朝中权贵，以此作为升迁之机的难得机会。可是，马齐却并没有“领情”。不久，御史陈紫绶弹劾湖广巡抚张汧贪婪不法事，康熙帝命于成龙、马齐等前往查核。张汧乃由明珠所保荐。此前被派去审理该案的钦差大臣色楞额，虽曾当面向康熙帝保证要“尽心研审”，但奏报中“惟恐累及保举张汧之人，竟为庇护。”（1727）该案经马齐等审理，“皆得实，论罪如律。”马齐因此“声名大显，人称他是廉洁奉公，无所畏惧的清官。”该案顺利审结，为康熙帝于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罢黜权臣明珠，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实际上是康熙帝这一重大举措的有机组成部分。马齐以刚直不阿而深受康熙帝的嘉赞，是年三月升为左都御史。这是他仕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马齐参与筹议同俄罗斯定界事宜，奏称中俄边界谈判“所关最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汉官一体差往。”翌年（1689年）十一月又疏言：“臣办事理藩院，见凡所题所理之事，止用满洲、蒙古文字，并未兼有汉文。今请……兼用汉文注册，庶化服蒙古之功德，昭垂永久。”这两项建议都被康熙帝采纳，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重要意义愈益显现。可见，敢于任事的马齐，并非有勇无谋之人，他颇有见识，且善于思考，而这两方面的较好结合，恰是其优于诸多同僚之处。

    马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担任大学士，开始步入仕途的高峰。此前，还有两事需要提及。一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任左都御史的马齐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列位议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并无先例；二是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期间，令马齐与大学士阿兰泰、尚书佛伦等人为首，分三班值宿紫禁城，辅佐代理政务的皇太子允礽。这表明马齐任大学士前，即因才干突出，逐步成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他在协助康熙帝解决噶尔丹问题时的出色表现，又使之进一步受到信任。

    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允礽，但旋生悔意，拟行复立。可是，他又认为如此出尔反尔大失颜面，故有意透露出这一想法后，采取让众臣于诸皇子中推举的方式，希望众臣能保奏允礽为太子。

    是年十一月，康熙帝令全体朝臣推举太子之前，“特谕马齐勿预其事”。然而马齐却没有服从这一旨意。在他与国舅佟国维的暗中倡导下，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鄂伦岱等积极配合，全体朝臣共同保举皇八子允禩为太子，康熙帝的期望完全落空。翌年（1709年）初，马齐等人受到康熙帝的严责。康熙帝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马齐被革去大学士，交与允禩“严行管束”，他的三弟马武、四弟李荣保及其族人都受到牵连。

    这是马齐的宦海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遭受重大挫折。虽然康熙帝有特谕在先，但马齐却甘冒违旨获罪之险，在这一关系到清朝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事情上，主动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积极参与，实则体现出对朝廷的忠诚与较强的责任感。因而在此次事件中，他能够与朝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国舅佟国维一起，成为全体朝臣的核心人物。马齐自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后，即任首席满洲大学士，而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中的有关情况则表明，他在满汉大臣中的声望和影响力，的确与此职任相符。这一点在清朝不同时期的首席满洲大学士中并不多见。

    上述挫折并没有为马齐的仕宦之途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却使他的心灵产生极大振动。其后，马齐为人处事的另一面，开始更多地显现出来，他的为官风格，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这一切应当说无不与四十七年一废太子风波，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马齐被革职的翌年（1710年）底，重新被启用。五十五年（1716年）五月，康熙帝认为“今满洲大学士内，无能令汉大臣心服者”，故仍以马齐为首席满洲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直至6年后（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马齐的职任始终如此。可见，他依然在满汉大臣中具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力，并依然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雍正时期，马齐继续担任大学士（雍正十三年九月休致），为帝所保全。不过，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像他在康熙朝那样，因才干出众，敢于任事而受帝青睐，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与其上述品行截然不同的某些特点和性格因素。这是马齐其人的另一面。

    随着在政治风浪中的历练起伏与仕宦经验的积累丰富，灵活机敏，善于审时度势，行事稳健的风格，在马齐的身上愈益显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他身历三朝却能稳居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构成其宦海生涯的另一显著特色。

    康熙帝去世翌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即位的雍正帝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等4人为总理事务大臣。康熙去世后第21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即“三七”之际，其灵柩由乾清宫移至景山寿皇殿。由于在此期间各项丧仪进行顺利，为此，雍正帝特嘉奖贝子允祹及允禩、允祥、隆科多、马齐等人。隆科多、马齐“俱赏给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世职”，并恢复马齐曾被削去的世职，令世袭罔替。雍正帝的谕旨中说，马齐在“此番大事”中“甚是黾勉勤劳。伊之勤劳，非寻常勤劳可比，胜于一切功绩。”表明他对马齐在此阶段的表现十分满意。

    不久，马齐奏请纂修圣祖实录，雍正帝随即任命他为圣祖实录监修总裁官（按，监修总裁官后又增加张廷玉及蒋廷锡2人）。如何撰述康熙朝两废太子以及包括雍正帝在内的诸皇子储位之争、雍正帝继位等重大事件，是纂修圣祖实录的难点。马齐膺此重任，可见雍正帝对他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臣返国后的报告中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康熙帝召马齐嘱托皇位传承大事，并非事实，不过，这一传言说明，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将马齐视为新帝胤禛的佐助者。

    马齐兼有其祖机敏灵活，富有识见与其父兄缜密稳健的两方面特点，应当说是哈什屯的孙辈中最能干的一个。他在康熙四十八年受挫以前所表现出的锐气和无畏精神，则是其超出祖、父、兄弟之处，可惜在他的晚年已消失殆尽。此外，随着为官日久，马齐的贪婪欲望也在逐步发展。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中国因此丧失了部分领土。签约期间，主管中俄交涉事务的马齐，“把中国大臣们的态度和意见全部告诉了（俄国代表团团长）萨瓦”，作为回报，马齐曾接受过后者一千卢布的贿赂。马齐任山西巡抚时口碑甚好，但这毕竟是其在仕途中跋涉未久，初有起色之际。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对马齐的指斥中，曾谈到后者“但务贪得”，他说：“张鹏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时，马齐当众前詈之曰杀材，因不馈伊银币，遂尔辱詈。谁不畏死，敢不馈之银币乎！”贪污索贿是传统社会官僚体制下难以抑制的仕风，在康熙中期以后的满汉大臣中并非个别现象。但是，马齐在中俄边界谈判中的上述表现，与一般的索贿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其性质要严重得多。

    雍正九年（1731年）后马齐已年过八旬，但却始终未曾请求休致，这是因为他深知自己虽在高位，有名无权，然而却是雍正帝所谓优宠前朝老臣方针的一位体现者，他对于急欲维护、改善形象，提高威信，团结满汉大臣，稳定人心的雍正帝来说，还是十分需要的。所以，尽管自己已至耄耋之年，但仍然未到退场之时，如果提出这一请求，或许会招致不好的后果。可以说在这一方面，马齐与雍正帝配合得相当默契。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即雍正帝去世后第二个月，马齐“引疾乞休”，“以原品休致”。这一适时引退，为其漫长的仕宦之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马齐还另有所思。乾隆元年（1736年），马齐疏陈其祖哈什屯劳绩，“得旨，入祀贤良祠。”马齐以硕果仅存的三朝耆宿身份，向继位后即着手纠正雍正帝对宗室重臣打击面过宽的做法，并拟通过普施恩惠，以扩大统治基础的乾隆帝提出这一请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获得首肯的充分把握。事实也是如此。马齐此举，多少表明他对康熙帝于一废太子期间，指斥哈什屯在蓝旗事件中的表现，始终耿耿于怀，因而借此良机，为祖父翻案。

    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马齐病危之际，乾隆帝的有关讲话对他做出很高评价，称他“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在马齐病重期间，乾隆帝曾派御医调治，并差其弟和亲王弘昼、皇长子永璜代为看视。马齐去世后，乾隆帝赏银治丧，给谥文穆，数年后又令入祀贤良祠。

    历仕三朝为官五十——张廷玉传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修撰《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以来已肇其端，但时续时断，张廷玉雍正三年署理大学士，次年实授，他任此职直至致仕。与此同时他还身兼数项要职，多次出典会试及其他考试。雍正朝的多数诏谕规制均出其手。乾隆四年（1739）拟对厄鲁特部用兵，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指挥战争，以及保密起见，朝廷特设了一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军机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清廷中央政府权柄最重要的政务机构，分走了内阁在拟旨颁诏及向各省当局发送指令等方面的许多事权。第一批派充此职的大臣有张廷玉、胤祥和蒋廷锡，张任此职直到乾隆十四年致仕。

    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思恩宠，赏赐极多。雍正元年恩赐府评一所，雍正七年又另赐较大府第一所。雍正三年以圆明园南面一座旧园赐之居住，以便皇帝移居夏宫小住时就近奉召。此园曾为索额图所有，张廷玉人居之后以“澄怀园”知名。张致仕后，人值南书房的官员人居其中。这座为众多文人赋诗赞誉的园林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此外，皇帝还不时赏给银两，有一次赏他一所值三万五千两银的典铺。张还得到少保头衔及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世职后由其子张若霭承袭。

    张廷玉受命参议各项重大国事。当时雍正朝对厄鲁特用兵失利，致使平定西北之役受挫，当此之时，雍正皇帝向大臣商议对策，张廷玉率先主张停止用兵，因而有了雍正十二年的议和。雍正皇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及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当时大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典。

    张廷玉也有好多年的时间颇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乾隆元年（1736）高宗继位不久即晋升张廷玉为三等子爵，张廷玉作为顾个四大臣之一，在几年中协助处理国家政务，于乾隆三年初封世袭三等伯，第二年加太保。但是他后来却逐渐失宠。乾隆六年刘纯勋上奏言张廷玉桐城亲朋做官的人过于多，张廷玉由此曾几次受到朝廷告诫应谨饬此事。乾隆八年免其伯爵世袭。由于张廷玉年事渐高，因此他一再乞休，皇上以其既奉遗命配享太庙，当于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未批准。乾隆十五年一月一日，皇帝终于准其致仕之请，命待来春离京。一月十六日张廷玉奏请陛见应对时，他对身后是否能配享一事颇有疑虑，乞皇帝一言为券。乾隆皇帝为释其疑虑，特颁手诏并制诗示意。一月十九日张廷玉本应入宫谢恩，但由于风雪严寒只能派其子代往。乾隆原已对张的公然不信任感到不满意，此时乃发怒气，且在几位大学士面前形之于色。次日张诣阙为前日的失礼举动谢罪，乾隆责怪大学士泄漏消息，同时也斥责张廷玉虚饰。几天后皇帝削去张四个月前晋封的勤宣伯爵位，同时宣渝：张廷玉虽实不当配享，仍准其所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请离京，适值几天前有皇长子之丧，皇帝固而诏责其不合札仪并收回配享成命。他仅以原任大学士头衔返回故里，推迟已久的致仕才得以实现。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五十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尽管如此，当他五年之后去世时，仍得以享受追求多年的配享太庙荣典，成为独一无二享此殊荣的汉族官员，谥“文和”。

    改土归流有功朝廷——鄂尔泰传

    鄂尔泰（167~1745），字毅庵，隶满洲镶蓝旗，西林觉罗氏。其曾祖图门，于天聪年间在大凌河战役中受重伤于战场，赐世袭骑都尉世职。其父鄂拜曾任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精通满汉文字，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5—1699）任本旗佐领。同年，授三等侍卫。由于他汉文知识功底深厚，康熙五十五年，摧内务府员外郎。在此任内，他以严格奉公、遵循各项规章著称。他曾谢绝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禛之私人召见，此举深得雍正的赏识，故当他登极后，即任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主考，云南返回不久，授江苏布政使。他在此任上，极力奖励当地文士赋诗为文，并选辑优秀者，以及他本人的某些作品，编为《南邦黎献集》，十六卷刊行。

    雍正初年云南额征钱粮不敷支应，多靠外省调剂，导致钱粮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土司不识调剂，夷人不知稼穑”等“人事”所致，土司制度已对封建地主经济在云贵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阻碍，并影响到国家赋税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土民反抗土司的斗争、土司之间的仇杀和土司反叛行为直接影响了中央对民族地区的控制，激化了社会政治矛盾。

    雍正四年（1726年），深得雍正帝赏识的鄂尔泰出任云贵总督，与前几任不同的是鄂尔泰一开始便“著《实政四条》：一戒因循；一严朋比；一重彝情；一正风俗”，不仅坚决主张改流，而且还有针对性地向雍正皇帝阐明改土归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方案，认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这种做法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雍正皇帝立即批准了鄂尔泰建议，并先将闹事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由四川划归云南，交鄂尔泰处置。不久令鄂尔泰署滇、黔、桂三省总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与前明和顺治、康熙朝不同的是，雍正时代认为历代“相沿以夷制夷”法已经不合时宜，改土之法更加强调武力征讨，“欲改土归流，非大用兵不可”，以求彻底铲除土司势力，范围和力度均史无前例，对民族社会的冲击也最为激烈。

    雍正四年三月，鄂尔泰借乌蒙土司禄万钟攻打东川之机，奏请将东川府由四川划归云南，“云南路近，声教易及，凡滇黔两省商民有力能开垦者，广为招徕，以实其地；并将附近营汛斟酌移驻，以资弹压”。得到雍正帝批准后，鄂尔泰进军滇东北地区，连败土军。“乌蒙稍抗，即拟进剿”。十二月设乌蒙府、镇雄府（后改州），并设镇安营，驻军控制。后又有土司起兵反抗，雍正六年，在俘获几名东川地区叛乱土司后，鄂尔泰另加授广西总督，因该省近贵州边境地区之土著已多次叛乱。身负三省之责，鄂尔泰于是下定决心，对归顺之土司进行抚慰工作，对顽抗者则以武力镇压，以期结束土著骚乱之局面。雍正七年，因平定之功晋三等世袭男爵。此时，鄂在张广烟协助下，又在贵州古州地区平定多处苗乱。为此，加太子太保。他对顽抗之土司或处死或流放，归顺者或给以年俸，或迁往其他省区。有几次地方骚乱，皆迅速平定。其中最严重者为雍正八年之乌蒙叛乱。一直到雍正八年末，鄂尔泰最终平定滇东北地区，完成了政治上的改土归流。滇东北仅是雍正朝在云贵实施改土归流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雍正四年至九年大规模改流阶段云贵地区共有17个土司被改流，占雍正朝在云贵改流总数的89％以上。在雍正朝激烈地改流活动完成后，一些实力较弱的土司也纷纷归顺或被肢解、废除，使得十八世纪中叶后中央对云贵地区直接统治的地域比以往有了极大扩展。

    鄂尔泰任职云南六年有余，在削弱土司头人权力方面，颇具成效。鄂尔泰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鄂尔泰在云南政绩颇多，其中包括改进食盐及铜矿工业，并改组铸钱，凡此种种皆获实利。雍正十年初，他应召回京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平苗有功，进世袭一等伯。雍正十年九月，他奉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为征讨厄鲁特运军资，第二年，返京后，即上疏奏陈征讨厄鲁特一事劳民伤财，莫如议和。此奏获准，不久战事暂告平息。

    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爆发一场动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鄂尔泰奉命随同宝亲王、张廷玉及两位皇子，前往监督平乱。鄂尔泰以其本人在前总督任内未能预见有此大患，团奏请免其世袭封爵，所请获准，但仍保留其三等男爵。

    雍正十三年，世宗病危弥留之际，诏谕鄂尔泰及张廷玉，立弘历为太子（即后来的乾隆）。并敕令鄂尔泰、张廷玉及其他两位亲王辅弼太子主持朝政；还诏谕，因鄂尔泰与张廷玉志乘忠贞，身后配享太庙。高宗皇帝即位不久，即赐鄂尔泰一等子爵，后晋三等伯。从此，鄂尔泰担任多项要职，并总裁编纂几部官修书籍。乾隆四年（1739），他奉命前往勘察黄河水利工程。乾隆十年，他因病奏请致仕回乡，但只获准留任自养。时隔不久，乾隆还亲临其家询问，赠太子太傅。鄂尔泰不久死去，身后谥“文端”，配享太庙，并人贤良祠。

    鄂尔泰才能超人，政绩显著，深受雍正皇帝宠信。如此因此，他即逐渐成为百官满族众臣之首。官吏当中，有其门生，其他皆为官场之拍捧者，张廷玉，亦权势显赫，深受恩宠，因此亦有一班汉族朝臣追随其左右。由此，张、鄂二党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斗争的苗头，乾隆初年即有所表露。张党中有张照、史贻直及汪由敦。鄂党中不仅有满人，而且有汉人；汉人中有胡中藻。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他自称与鄂尔泰有师生之谊，并以此为荣，此外，他与鄂尔泰之侄鄂昌为莫逆之交。鄂昌曾任甘肃巡抚，胡中藻曾任陕西学政及广西学政，他的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刊行。

    然而，乾隆二十年初，皇帝偶读胡中藻诗，即断言其中有侮辱满族之词句。遂下诏逮捕胡，审查胡的全部诗文。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下一道长诏，其中引有胡所写诗文，以此判定胡冒犯满族，侮谩圣上，并诽谤张廷工及其一党。五月二十一日，判处斩首。为胡诗集付梓刊刻之人，或与胡有诗文唱和者，都遭到惩处。另又断言鄂昌写有反满诗文并有贪污行为，责其自尽。鄂尔泰亦因生前植党，死后受谴，被撤出贤良祠。

    屡升屡降入祀贤良——舒赫德传

    舒赫德（1710~1777），字伯容，号明亭。吉林珲春人，籍隶满洲正白旗，舒穆鲁氏。

    舒赫德的前半生是在京城度过的，安定而平稳，他由笔帖式升至内阁及军机处中书，后擢都察院立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在此期间他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书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攻击科举考试的不合理，要求改革科举，他说：“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已。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八股文是一种除了科举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使用价值的文体，只是士子考试的敲门砖，而科举考试的其他内容也存在问题。这是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批判。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实际即使在当时也是共识，反对者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当时就承认“时文之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不仅如此，反对者对科举的非议范围比舒赫德更大，指出不仅是时文无用，“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但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他们反对舒赫德的说法，认为他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地方，不是循名责实，而是抓住末节不放。“时艺所论，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这次争论，要求改革这全面失败，并不是八股文没有问题，而是连舒赫德自己也只要求别思良法，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反倒是鄂尔泰显得理直气壮：“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乾隆十四年（1749），舒赫德升任工部尚书不到一个月，就奉命随傅恒人四川平大小金川之乱。同年，受命周历云南、湖广、河南巡查营伍。乾隆十六年，两次赴浙江，一次视察治洪工程，一次审理某武将受贿案。后奉命巡视北路军营，刚刚回到北京，又奉命往江南治水。当年又奉派前往驻扎于漠北蒙古地区的鄂尔多次军营，筹划对乌梁海用兵事，至次年春始抵达。但是，此次用事，由于他临事畏怯，执行上谕不力，朝廷农怒几被夺官。后来，乾隆十九年他由于未能从优安置阿睦尔撒纳的家眷，有体乾隆笼络厄鲁特人之意，终于受到夺职处分。乾隆二十二年复兵部尚书职，旋即由于小过而降为右侍郎。次年又以策略失误，抗上、并有玩忽职守等，罢去一切职衔恩赏。仅仅因为皇帝恩赦才免于一死。

    但为时不久，舒赫德又有了报效自赎的机会。当时新疆大小和卓兄弟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独立政权，兆惠率师前往征讨，被围困于叶尔羌附近达三月之久。清廷调富毛赴援往救，即命好赫德为其参赞，舒赫德趁机上奏，献上了一项高明的战略，而复其官，授吏部侍郎，不久擢工部尚书。乾隆二十四年末，富德、阿桂、舒赫德与其他将领合兵解去兆惠之围，这一战役是清廷将南疆归入清帝国版图的最后几场决战之一。舒赫德以此役之功得授云骑尉世职。喀什噶尔虽然平定，舒赫德却未离去。这以后他任驻阿克苏大臣两年，曾上疏奏请重整南疆各城的经济、政治。乾隆二十六年调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数年后舒赫德奉旨还京，授刑部尚书，乾隆二十九年，他与裘曰修赴厦门，审理总督杨廷璋收受通商官员贿赂案。乾隆三十二年复赴湖南、湖北审狱。他于乾隆三十一年曾一度署理陕甘总督，不久召还任刑部尚书。乾隆三十三年派往边境办理军务。时明瑞所率清军在缅甸新近大败，乾隆皇帝急于雪耻，便命傅恒统军远征该国，以舒赫德为参选大臣。但舒赫德上疏建议对缅甸人应采取克制态度，由此引来祸端。乾隆对其建议斥之为舛谬失当，第三次夺官，削云骑尉世职，派往边远的南疆任乌什参赞大臣。

    不久复官的机会又来了。原先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6）前后远徙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阿玉奇之曾孙渥巴锡带领下，打算返回伊犁定居。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三万三千户、约十六万九千名土尔扈特人用长长的牛车行列，装载着全部财产，向东进发，一路上不断遭受到沙俄军队的追截、哥萨克的袭击以及布鲁特人的抢劫。第二年六月抵达伊犁境界之前，半数以上的人员已在途中丧生，牲言及其他财产丢失过半。此时土尔扈特人已一无所有，只得仰赖当地官府赈济。舒赫德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负责接待的官员之一，他向他们发放衣服、牲畜、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土尔扈特部首领以后被召往热河，渥巴锡封为卓理克图汗，渥巴锡的某些属下则封为台吉，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哈台定下游牧地界，土尔扈特人因而在此定居至今。关于土尔扈特人此次迁徙及归来始末，乾隆曾有诗文记载，钱德明神父当时也用法文记下此事，德昆锡所撰《鞑靶的反叛》一书，对此更有详细的记录。

    舒赫德由于安置土尔扈特培卓有劳绩，钦命嘉奖，并于乾隆三十六年底升伊犁将军。此后两年他在伊犁供职，同时兼任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回京，授内阁大学士并兼领其他数职。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命为钦差大臣，督剿山东临清王伦起义。王伦当时曾率领一批秘密宗教教徒在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三日攻克山东寿张，几次得手之后，农民起义军攻向临清新城，但未能得手，仅攻占了防守薄弱的旧城，京、津等地官军集结于临清，在舒赫德统率下，于十一月二日攻破旧城，王伦及全家在居室举火自焚，城内居民多遭屠我。舒赫德坐镇临清月余，大肆捕杀王伦部属。记述这一战役的官方文件汇编为《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刊行、舒赫德从此获得褒奖，得授云骑尉世职，赏戴双眼孔雀翎，乾隆四十一年，命绘像紫光阁。

    舒赫德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十九年、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两度担任军机大臣。乾隆离京期间，他受命处理军国政务，他身后颇享荣典，诸如赐谥“文裹”，入祀贤良祠等。

    交通内侍受到诘责——于敏中传

    于敏中（1714~1779），字重常，又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他出身宦门，其曾祖于嗣昌，曾任山西襄阳县知县，祖父于汉翔曾督陕西学政，其父于树范当过浙江宣平县知县。于敏中小时过继给其叔于材为嗣，于林为雍正二年（1724）进士，于枋后来得子，于敏中又归其亲生父母。

    乾隆二年（1737）于敏中24岁时得中状元，即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供职七年。学习满语，熟悉为政的历史与职能。乾隆九年，主持山西乡试，乾隆十年初，督山东学政。第二年改督浙江学政。乾隆十五年返京，复督山东学政。乾隆十九年召回北京，升兵部侍郎，两年后因父丧，归籍服丧。乾隆二十二年守制不久，即受特诏赴京起署刑部左侍郎。乾隆二十四年，御史疏劾敏中匿报母丧，皇帝因于敏中职任不可替代，未予深究。当年年底，授户部侍郎。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命于敏中在军机处任职，以后在此职位上二十载。在此期间，他又兼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上疏《开馆校书析》，奏请搜书及校办《永乐大典》，当时内阁大学士刘统勋认为此非政务要事，不与动议。而于敏中对此奏议则深为赞赏，他力排异议，据理力争，认为朱筠所奏“合我朝文治天下之大计，应予纳用”。乾隆皇帝亦认为“真合朕意”，即被采纳，下诏开四库全书馆，并命于敏中为《四库全书》正总裁，主持其事。于敏中在办理其他军政职事的同时，十分重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分别部类、厘定体例，到制定取舍标准及纂修规则，都提出了许多建议，做了大量工作。当朝廷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图书时，他还亲自进献珍本图书17种。可惜的是，他在乾隆四十四年腊月初八（1780年1月23日）因哮喘病去世，两年之后第一部《四库全书》才编纂结束。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刘纶年后，他即为首席军机大臣。此后六年半中，他是当朝第一权臣，深为乾隆皇帝所眷顾，常以国家之大计相垂询，他拟旨亦极为得体。皇帝召见他时，经常吟出诗作，而于敏中就必须在事后凭记忆录下并编辑成册，这是一件丝毫不能出差错的事。但即使如此，于敏中也很少发生错漏。

    无论在京城或出巡外地，于敏中经常陪伴乾隆，乾隆朝中叶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做出的。与其前任张廷玉、鄂尔泰、傅恒及其后继者和珅一样，于敏中虽为朝中的掌权者，但于敏中既不像前任备受尊崇也不像其后任和珅独获宠幸。他年纪比高宗皇帝小三岁，用事正当乾隆盛年，因而他大小事都是谨慎奉旨行事，他当然不是廉吏，也曾接授贿赂，但比起大贪官和珅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把皇帝对几名官吏的评价泄露让几位大臣知道，因此高云被鞫。高云称他在某案中曾求助于敏中，并曾向于敏中透露过皇帝对某官吏的批语。皇帝获悉于敏中与内交接，非常生气，对他严加斥责。乾隆说：“金川之役，于敏中襄赞有功，本欲赐以世职，今则免颁以为惩处。”但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定后，诏仍嘉其劳，授其轻车都尉世职，图其像于紫光阁，与金川之役诸有功战将并列，又赐戴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而此等荣耀赐予汉人文官即自于敏中始。乾隆四十五年，于敏中因病喘而亡。死后谥“文襄”，人祀贤良祠。然而死后数年，又被撤出贤良祠，剥夺子孙世职。

    统兵多年奢侈无度——福康安传

    福康安（？~1796），字瑶林，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大学士傅恒之子，高宗孝贤皇后之侄。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为是富察家族的子孙，乾隆皇帝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早殇的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的影子，再加上福康安相貌英俊，所以自幼乾隆皇帝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作为一名将领，福康安无疑被认为是清军中最有才干的统帅之一。他戎马一生，生命中最光彩的地方都是体现在军旅生活中。

    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林爽文，原籍漳州平和县，来台后居住彰化县，因募众垦田致富。1783年，大陆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传入台湾，很快就遍布全台，拥有广泛的会众。林爽文入会后，成为了天地会在台湾北部的首领。1786年，清政府严令解散“天地会”，并缉捕会党。11月底，知县俞峻率兵300人到大屯，勒令庄民擒献会党，并焚烧附近村庄，这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林爽文乘机在27日夜起兵，率众攻入清营，短短几日，连续攻下彰化、淡水、诸罗诸县，完全控制了台湾北部。林爽文在彰化被推为盟主，奉明制度，建元“顺天”。凤山天地会首领庄大田起义响应，自称“南路辅田大元帅”，于12月13日攻下凤山，19日与林合兵围攻台湾府城，声势大振。

    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清廷即派提督黄仕简、任承恩带领官军万余人渡台。数月之间，军事上毫无起色。乾隆皇帝下令更换统帅，调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赴台湾统一指挥。此时，林爽文邀约庄大田围攻府城。南北两支起义军集中兵力十万，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开始大规模进攻府城。激战中由于庄锡舍率部众倒戈相向，使攻城受挫。以后，南北两支起义军又曾数次联合进攻府城，但均未成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清廷免去常青职务，另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名将海兰察为副将率军乘600艘战船向台湾进发。于十一月初一到达台湾。福康安到台湾后，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以优势兵力分五路解嘉义之围，又接连攻下斗六门、大里木弋、集集埔等军事要地。将林爽文等人逼入番社。接着在在台湾各地进剿，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初五日生擒林爽文于老衢崎，解往北京，后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一个月后，庄大田亦被福康安、海兰察俘获，在台湾府城被杀害。林爽文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了。

    二、击退廓尔喀入侵

    十八世纪中叶，廓尔喀族统治了尼泊尔，建立起新王朝，不断向外扩张势力。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口实，派兵进犯我国西藏，先后占领西藏南部边境城市聂拉木、济咙宗（今西藏吉隆东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围攻协噶尔宗（今西藏定日）。此后清军队反击，命驻藏大臣雅满泰率驻藏绿营兵及驻达木厄鲁特蒙古兵，前往札什伦布（今西藏日喀则）慰问班禅，并与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部署沿边防御；命驻藏大臣庆麟主持前藏地区之防御；命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抽调满、汉、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统领，驰赴后藏，命尚在热河之成都将军鄂辉速返成都，至西藏统兵。为保证作战军队粮草，暂拨达赖、班禅库存，并于藏内买粮。

    乾隆皇帝命令自己的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赴藏主持用兵。这时西藏驻有清军500人，藏兵1600人，台站兵1300人。庆麟在接到朝廷谕旨之前，便调藏内500人绿营兵及察木多、达木等兵700人，分路阻击廓尔喀侵略军。四川总督李世杰亦于成都抽调满兵500名，绿营兵1300人，屯练降“番”兵1200人，俱交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经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驰赴后藏。但是，当清军日夜兼程，奔赴藏廓边境之时，达赖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和噶布伦班第达、庆麟、雅满泰等，已私下同廓尔喀议和，后得到巴忠、鄂辉、成德等赞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和廓尔喀签订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此事，巴忠、雅满泰等隐瞒不上报。

    当年三月，鄂辉等率清军“收复”失地。因廓尔喀兵先已陆续撤回，故未遇任何抵抗。六月，清廷调整西藏之防务，加强札什伦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调整与廓尔喀贸易之政策。清军此次出兵虽未交战，已耗费军饷百余万两白银。巴忠以有功之臣离藏回京。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廓尔喀人以藏方未按约付足银元为由，出兵千余，再次侵略西藏，夺占聂拉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被裹往廓尔喀。八月初，廓尔喀兵向西藏发动进攻。一路由济咙进入，围攻宗喀，遇到教习汉兵陈谟、潘占魁率400名藏兵坚守，久攻不下后退回济咙。一路由乌咙入侵，滋扰定结。入侵聂拉木之廓尔喀兵逐渐增至千余人，抢占定日。第巴济仲喇嘛噶冲带领藏兵退守胁噶尔。八月二十一日，廓尔喀兵侵据后藏首府札什伦布，肆行抢掠。七世班禅丹贝尼玛退居拉萨，全藏大震，达赖、班禅飞奏朝廷告急。

    此时的巴忠正在避暑山庄护驾，得知此事畏罪自杀。鄂辉、成德等将罪责推给巴忠一人，仍骗得朝廷信任，率领川军4000人，由打箭炉前往西藏，抗御入侵者。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廓尔喀兵3000余人由兴萨开进，夺占定结。十月十二日，都司严廷良率藏兵、汉军及达木兵700余名，连打三仗，于十一月初收复定结。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乾隆皇帝命黑龙江将军都尔嘉在索伦（鄂伦春、鄂温克）、达呼尔（今达斡尔）兵丁内挑选1000人，齐赴京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经青海入藏作战。随后又免去鄂辉、成德的职务，任命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当福康安率领大军抵达前藏时，西藏境内清军和藏兵已收复拍甲岭、聂拉木等地。廓尔喀国王遣使乞和。乾隆皇帝决心攻其腹心，捣穴擒首，故拒绝和议，于三月十五日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统领劲旅进剿。三四月间，游击关联升、总兵袁国璜等部3000人先后抵达前线。而廓尔喀侵略军则在济咙、绒辖尔（今定结南，中国境内）等处砌卡筑碉，添兵据守。闰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海兰察率清军6000人，由拉子（今西藏拉孜）出发，开赴绒辖尔、聂拉木等处，五月初，福康安所部攻下擦木要隘，收复济咙，同时成德、岱森保等部收复聂拉木以南要隘木萨桥。至此，清军扫清擦木至济咙段边境。十三日，福康安率军由济咙热索桥进入廓尔喀境内，直捣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十八日，清军抵旺噶尔，已深入廓尔喀境内170里，未遇任何阻拦。而廓尔喀兵已收缩至阳布以北地区，严密布防。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清军突破横河防线；六月初九日，又突破东觉防线。之后，清军在雍雅山受阻，前后受敌，损失严重，且不服水土，粮饷不济。阳布以北尚有重山大河，防范森严。廓尔喀当局也再度致书清朝政府请和，福康安奉旨与廓尔喀议和。八月二十一日，清军撤军回国。

    此次战役，福康安率兵所向披靡，几乎打到加德满都，是我国反侵略战争中非常漂亮的战役，是使国人扬眉吐气的战役，因此，福康安也应归于民族英雄之列，迎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

    这次廓尔喀入侵事件，虽然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极端腐朽性，内豁纷争不息而又没有能力防止外来的侵略；二是地方政治体制仍不够健全，如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以及噶厦之间的相互关系租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其他各项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制度等也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清政府还没有在西藏地区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统治中心。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一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政府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从当年十月起，经前后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第二年，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执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这个《章程》，不仅吸收了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还大大地加以、充实和改革，成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

    三、平定大小金川

    清代中叶以后，黔、湘地区的苗族人民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三十次。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贵州古州（今榕江）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不堪清朝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在苗民包利等人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伕发动起义。包利等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在古州的八妹、高表、寨篙等苗寨商讨起事，遍传鸡毛火炭信，联合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等地苗民，一起围攻厅城，捣毁营汛。暴动迅速扩大到黔东和东南各地，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黄平、凯里等地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农民增至四十余万，陆续攻克凯里、重安江（今属黄平）、岩门司、黄平、余庆县以及台拱、清江营汛。同年六月，清政府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由哈元生、董芳率领，进行镇压。七月，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并调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官兵作后援。起义军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打击清军。乾隆帝即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总管镇压事宜，大举进攻。乾隆元年，起义军被围困于牛皮大箐（今雷公山），终因起义领袖先后被俘或牺牲，起义失败。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为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发动起义。起义苗民提出“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收复地”的口号，“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为号召，各地苗、汉、土家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

    乾隆六十年（1795）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福康安、和琳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俘获。十二月，吴八月被俘。初战告捷，乾隆皇帝破格封福康安为贝子，他是第一个宗室之外，活着被封为如此显爵的人。

    嘉庆元年（1796）由于长途跋涉和紧张作战，福康安病倒在军中，但他仍继续督战，终因积劳成疾，于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病逝军中。同年六月，石三保被诱至坳溪被俘。起义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军开始失利。九月，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至十二月，起义军的最后据点石隆寨失陷，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苗疆至此平定，可惜这一切福康安却永远不能看到了。

    福康安作战英勇，足智多谋，但生活奢侈，他统率的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兵营之中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但乾隆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他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乾隆早就想封福康安为王，让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便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作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都精心为他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不幸的是，乾隆还没来得及封福康安为王，他就去世了，对此乾隆悲泪长流，赠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并建立专祠以致祭。在清朝历史上，异姓封王的除清初吴三桂等三藩和少数蒙古贵族外，仅福康安一人。然而，后来的嘉庆皇帝并未像他父亲乾隆那样褒奖福康安，多次追谴他在军中挥霍无度。嘉庆十三年又将其子德群从世袭贝勒降为贝子。

    乾隆朝第一名臣——刘统勋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先后入值南书房、上书房，累迁至詹事府詹事；詹事府本为辅导东宫太子的专署衙门，康熙实行秘密建储法之后，改为“文学侍从”或掌经史文章之事，詹事是这个衙门的堂官。乾隆临朝，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乾隆二年，授刑部侍郎名衔，仍留浙江。乾隆三年还朝。四年，丁母忧。六年，起复原官为刑部侍郎。服满回京，特授督察院左都御史。何言“特授”呢？这要从督察院的职司说起，督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职掌为监察政治得失，纠失检奸，弹举官邪，集监察、弹劾、议政为一体，左都御史是督察院的最高长官，为九卿之一。乾隆初政，鄂尔泰、张廷玉两家门第鼎盛，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结党成群，营私舞弊，乾隆施政，颇多掣肘。刘统勋为人持正，素不阿附，置于督察院左都御史的位置，正是为了他便于建言，以制衡鄂、张，及渐有权相之势的讷亲。果然，刘统勋上任未久，即上疏攻张廷玉、讷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于讷亲则云：“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讷亲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奉旨如大学士管部之例，协理户部，同时身兼领侍卫内大臣及军机大臣等职，乾隆初年独蒙召对，一人承旨，权势之炽，可想而知。百官争走其门，唯恐滞后，独刘统勋清流其间，敢于上疏言其非，人品可见一斑，乾隆亦称知人善任了。

    一疏既上，乾隆谕云：“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侯朕裁定。”

    历代帝王，对于自树朋党者，素有所忌，乾隆对张廷玉和讷亲一时并无裁抑，是他的帝王心术，并不代表对他们有格外之恩遇，相反，他将刘统勋的上疏宣示廷臣，警戒之意，不言而喻。为防止大臣各树朋党，形成党援之势，乾隆自必培植亲信辅弼，而他所培植的亲信辅弼，当以刘统勋为首。

    刘统勋一生为官，与河务结不解之缘。乾隆十三年，同大学士高斌巡查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刘统勋疏浚聊城引河，分运河之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令改低，沂州江枫口二坝，待秋后培高，使水有所泄。乾隆十八年，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口，刘统勋偕尚书策楞前往视察，查得河道官员亏空公帑情事，据实上疏，河道总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被撤职，侵帑诸吏，并遭严惩。同年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口，刘统勋又查办一批贪污渎职的墨吏，亲自驻守铜山监督塞河，到十二月，工程告结。乾隆二十一年六月，铜山县孙家集黄河漫溢，河务总督富勒赫因无能去职，刘统勋暂摄其职，督促修堤诸事，至冬方始告竣。乾隆二十六年秋，河南祥符、杨桥等处，黄河漫溢，水退后修筑堤防，河道官吏以刍茭（干草）不敷为辞，百般怠工，刘统勋情知有异，微服私访，见大小车数百辆满载刍茭，皆驰装困卧，问其故，则曰官吏索贿不成，拒而不收。刘统勋遂缚当事官吏，论罪当斩，因巡抚等人求情，方免其一死，杖责而罢，而刍茭一夕之间尽收，一月之后，工程始毕。按，自乾隆元年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始，至乾隆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凡三十余年，刘统勋皆参与河务，擘画筹谋，兴利除弊，可谓治河能臣。

    乾隆十七年，诏命刘统勋入军机处行走，所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至此，刘统勋为真宰相矣。《清史稿》有云：“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刘统勋之见契于乾隆，尤在其决疑定计之能。史载：“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事在乾隆三十八年，为其慎密通敏，决疑定计之证。

    刘统勋一生为官，堪称清正廉洁，秉公无私，在贪黩好货，渔色无厌的官场之中可谓清风独标。他为官数十年，做的几乎都是京官，累主会试及顺天乡试，门下宾友从无一人夤缘得利，经他之手所取之士，虽已列仕版，却多不识面，这在鄂尔泰、张廷玉各擢私人，党同伐异的情势下，尤称难能。清朝的官俸极其微薄，外放的地方官还能在任所大捞其油水，京官身在是非窝，迎来送往，酬酢唱和，处处要“阿堵物”开道，仅靠官俸，糊口尚且勉强，如何能在那万丈红尘之中久持？其实，京官的收入大部分靠的是在地方任职的同乡们逢年过节“孝敬”的礼金或实物。清末的封疆大吏左宗棠就曾于某年岁暮以贺岁为名一次给一个同乡京官送过数万两礼金。如此这般，互通声息，倚为党援，好处多多，自不待言。刘统勋当了几十年京官，久居相位，为乾隆所倚任，希图攀缘骥附之人真不知凡几。对那些怀慝之人，他毫不姑息，史载：“尝有世家子任楚抚，岁暮，馈千金。刘呼其仆人，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其名甚正。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留赠故旧贫窭者。’”，“有赀郎昏夜叩门，拒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其人嗫嚅而退。”有赀郎者，富家弟子因家财多得拜为郎也，素为所恶。刘统勋两袖清风，一芥不取，清贫之状可想而知，以致他去世之后乾隆亲奠其门，门闾湫隘，不得不却舆盖然后入；回至宫内，感其俭素，“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刘统勋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身后遗有二子，其一便是大名鼎鼎的刘镛，镛字崇如，号石庵，也是一位骨鲠之臣。他之得享大名，并非如后世故老相传与和珅斗智而来，他之名震一时，乃是因为他的书法，为世盛誉，论之者以为“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莫测其高深。”诚然，他秉承乃父之风，也是一个清官。

    屡任统帅用兵在外——阿桂传

    阿桂（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阿克敦的独生子。曾在沈彤门下读书。凭借其父的功劳，于乾隆元年（1736）以荫生任大理专丞，但他仍是努力进取，于乾隆三年中举，一年后任兵部主事。乾隆八年升户部郎中，三年后降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次被派往四川边界地区任职，在征讨金川军中担任幕僚。然而当他抵任时，适逢张广泗、讷亲因作战失败，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攻击而获罪。阿桂也与他们一起被指控而判处死刑。不过后来乾隆念其因阅历不足，又念及其父年迈，于乾隆十四年被宽免释放，乾隆十五年他复任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七年迁吏部郎中，不久奉派赴江西任按察使。第二年回京任内阁侍读学士，寻擢内阁学士不久擢升为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奉命赴乌里雅苏台，在班第手下督办伊犁河谷地区驻军台站。第二年由于父丧返京，同年年中又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他及时赶到并参与征讨蒙古某王公的战役。蒙古某王公在阿睦尔撒纳伊犁叛乱之后，也企图在蒙古作乱、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之后，授阿桂为工部右侍郎，派赴科布多安抚西蒙古，以阻止厄鲁特部逃往西伯利亚。

    乾隆二十三年阿桂因未能防止厄鲁特首领逃亡，惹得乾隆老大不高兴，被召还京。这时新疆穆斯林首领发起动乱，被派往平乱的兆惠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阿桂奉命与富德同往解救。乾隆二十四年初围解，年内平定动乱，大军凯旋后，阿桂督责来自阿克苏以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屯垦伊犁河谷，以便为驻军提供军粮，由于土地肥沃，加以阿桂管理有方，头一年就获得大丰收。伊犁地区的屯民与驻军于是就能够以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达百余年。乾隆二十八年阿桂返京，就任已于两年前受命的工部尚书，并在军机处任职。

    乾隆二十九年阿桂一度署理四川总督，第二年奉命赴新疆镇压喀什穆斯林动乱，经过半年围困，平定动乱，然而阿桂在这次战役中，乾隆责以未尽全力征战，令其协助伊犁将军明瑞统筹屯垦事宜。明瑞奉诏回京，派往云南统率一支征缅大军，阿桂继任伊犁将军。乾隆三十三年明瑞所部在缅甸遭到大败，清廷立即重组往缅大军，以傅恒为统帅，阿桂、阿里衮任副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年中，阿桂奉命急速返京即赴云南，并一度任云责总督。乾隆三十四年，罢总督任，专办军务。尽管征缅失败，乾隆皇帝仍决心迫使缅甸就范。当年乾降下诏任命三位将军统兵再征缅甸。但是当地气候和热带疾病对清军极为不利，虽然打了几次胜仗，最后还是被迫撤退。由于阿里衮身亡，傅恒亦染重病，阿桂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最高统帅。后因缅甸同意进贡，双方停战言和，阿桂亦返回云南。但不久因阿桂派往收取贡赋的官员被缅甸扣押，协议被毁，阿桂对此负有责任，遂遭革职，受命在继任的温福属下任职，温福已奉派镇守云南边境。那时缅甸正耽心近邻泰国人，故而中缅边境相对平稳了一阶段。

    在从缅甸撤军之前，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已经发生动乱，金对地形险要，难以进入。当时土司又分外强悍，善于利用本地的有利条件，在山隘要道修筑石头碉堡，以抵抗官军。乾隆三十六年末，温福奉调率军从云南前往四川，证讨大小金川。阿桂亦随军前往，任温福的副手。温福从小金川东面进攻，阿桂率军自南面进攻。年底，攻下小金川，但动乱头目进入大金川，清军又挥师进攻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年中，小金川土司再度发生动乱。温福所部在未果木几乎全军覆没，温及将领多人在战斗中丧生。阿桂撤至安全地带并放弃已经收复的大部分地区，只将少数精兵留驻战略要地，以为反攻基地。不久，他授为征西将军，统率全军，奉命从东面进兵。他在南路的旧部则留交富德和明亮指挥，年内收得小金川，而大金川虽只有数千叛乱守军，却坚守三年之久。每座山和每处要隘，清军都要经过数次反复酣战才能攻克，阿桂当时使用了在葡萄牙传教士指导下监造的大炮，把那些坚固的碉保攻克、炸毁，葡萄牙传教士付作霖是乾隆三十九年秋到达阿桂大营。乱军大营所在地最后被包围，大金川首领索若木投降，按照事前安排，挑出一批战俘解往北京，两个月后，阿桂率领凯旋大军浩浩荡荡回到北京，乾隆亲自出城迎接，并赔宴宫中。讨平金川之战持续五年才彻底结束，共耗军费白银七千万两，超过征服伊犁地区和南疆所耗军费总数的两倍，而新疆的面积则是金川的二十倍。清军只是凭借巨大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切断对方粮食与弹药供应，才迫使叛乱土司投降。阿桂因战功获得殊荣，乾隆四十一年初受封为一等城谋英勇公，另授协办大学士并兼吏部尚书。当年又被派抵云南，准备再次用兵缅甸，同时升任大学士。乾隆四十二年，奉诏返京。此时缅甸因有内乱并与泰国发生冲突，国势削弱，被迫从第二年起开始向清廷进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6年缅甸被英国人吞并为止。

    阿桂曾经两次率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两次动乱都是由于伊斯兰教新教派反对清廷所承认的旧教为导火线的，第一次起义在乾隆四十六年于河州和兰州地区爆发，在六个月之内即被平定。新教残余于三年后再次起义，由于两次胜利，加授阿桂轻车都尉世职。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王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祖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的职务虽是军机大臣及大学士，但他仍然长年奔波在外，或负责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堤，视察水利工程，或按察各省贪污案件，同时又督师镇压上述回民动乱。他在京时，每当皇帝巡幸热河或其他地方，照例都是阿桂主持京城政务。乾隆欣赏阿桂老成练达，故委以如此重任。当时权臣和珅或许出于个人的考虑，担心阿桂在乾隆身边会受宠对自己不利，故而总是想方设法把阿桂派往外地。尽管如此，阿桂直到80岁因病去职前，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为官精明依附和珅——孙士毅传

    孙士毅（1720~1796），字智冶，号补山，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少时家贫，历尽艰苦，参加科考二十余年不第，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始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乾隆第三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七年春行抵杭州，孙士毅奉诏应试，以第一名授内阁中书，其时他年届43岁。乾隆三十四年应选随傅恒赴云南参加对缅甸作战。因草拟奏章非常出色，返京后迁户部郎中，同年被派往湖南主持乡试，不久授贵州学政。凡经升迁，乾隆四十年授云南布政使，四年后升为巡抚。逢总督李侍免因贪污获罪，孙士毅以事先未加劾发而遭议处。孙士毅与李案之牵连虽属传闻，但仍被罢官发往伊犁，所幸不久他被一纸特诏赦回。乾隆国赏识其文采，命他为纂修《四库全书》的三位总纂之一，同时又加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成付梓，他出任山东布政使，第二年升广西巡抚。乾隆四十九年调任广东巡抚。乾隆五十一年两厂总督富勒浑被控贪污，命孙士毅署理总督审理此案。孙士毅查明富勒浑的两名仆役在富勒浑授意下，索贿银数千两。审讯中富勒浑对其多次非难与威胁，但孙士毅不为所动，直接将此情详细上奏，孙士毅遂被实授两广总督。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发生叛乱，1787年初，他快速筹备兵丁粮饷，待接到支援赴台平乱之命令时，业已准备就绪、乾隆认为孙士毅办事机敏，加太子太保，赏戴双眼花翎，封世袭三等轻车都尉。

    此时安南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安南军阀阮文岳之弟阮文惠，在乾隆五十二年派兵占据首都河内，国王黎维祁逃离首都，次年黎氏家族来到中国广西请求当局庇护。此时孙士毅与广西巡抚孙永清把此事奏报北京，奉命对黎维祁妥善保护。在黎氏家族被安置在广西南宁的同时，乾隆决定对安南用兵，以恢复黎氏王位。

    孙士毅率清军主力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出广西镇南关，与另外两路清军同时进兵安南；一路经云南走陆路，一路经广东钦州走海路，由于安南北方群众忠于黎氏王朝，因而多方援助中国军队，孙士毅接连打了几次小胜仗，在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进入河内，阮文惠稍作抵抗即撤往南方，黎维祁从避难之地返国，重登王位。捷报传到京师，乾隆封孙士毅为世袭一等谋勇公，孙部主将许世亨封为子爵。但是，正当朝廷封诏到达河内几天之后，孙士毅的远征军即被阮文惠的援军击溃。这一次战役始于乾隆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时值中国新年正月初二，孙士毅正沉浸于节日的嘉庆之中，毫无防备，第二日，他率领所部官兵八千中之一部，逃出河内，向北溃退，其余四千官兵（包括许世守在内包括许世亨在内）都被安南军所杀。

    乾隆接到奏报，传诏安抚。诏书中称安南本系远方小国，瘴疠之地，而黎朝已为天命所不容，许世亨追封三等壮烈伯；孙士毅应负战败之责，削去世爵及两广总督官职，受命协助新任总督福康安消弭战火，然后返京另候新职。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阮文惠改名阮光平，请求清廷宽恕，并愿称臣纳贡。乾隆迅即允诺，战争遂告结束；阮文惠对此十分感激，遂于乾隆五十五年亲赴京师祝乾隆皇帝八旬万寿。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之子阮光缵为部将阮福映所执。阮福映后来建立新的王朝，并改名越南。

    孙士毅罢去总督官职不久，又受命任兵部尚书并人值军机处。乾隆五十四年末署四川总督，第二年实授。后调南京任两江总督。乾隆五十七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回任四川总督。清廷对尼泊尔廓尔喀用兵时，他受命全权督办福康安部粮草，战后晋为大学士，受命协助福康安、和琳处理西藏事务。乾隆五十六至六十年孙士毅曾一度驻拉萨，后驻四川成都，办理征廓尔喀军费奏销事宜。

    及后孙士毅再次出任四川总督，当时贵州与湖南的苗民、四刀和湖北的白莲教，都纷纷起义抗击清廷，孙忙于在川东南、贵州边界地方作战。他在湖北来凤大破义军。嘉庆元年五月受封三等男爵。两个月之后，他死于四川酉阳军中，追封公爵，谥“文靖”。由长孙孙均袭三等伯，人汉军正白旗。

    孙士毅和和珅是同党，但嘉庆四年和珅被剿灭时，他并未受到牵连。但是，嘉庆十一年当孙均以残疾为由奏请准其堂兄承袭爵位时，嘉庆皇帝大怒，宣称孙士毅本不应受此封赏，乃将孙均夺爵，革去旗籍，可见嘉庆对他也是有一定看法的。

    刘墉的精干与“糊涂”——刘墉传

    刘墉（1720~1805），字崇如，号穆庵、石庵，谥“文清”。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一、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二、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刘墉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政治风气有关。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家世显赫能征惯战——明亮传

    明亮（1735~1822），字寅斋。满族镶黄旗人，富蔡氏。出身于本朝最显赫的家族，其家族中有一人封王，三人封公爵，多人封有世职。祖父李荣保有十余子及一女，女儿就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在李荣保十几个儿子中，有一人名广成，即明亮之父，曾为某镶黄旗都统。

    明亮初为生员，乾隆十八年（1753）娶清圣祖康熙第十二子的孙女为妻。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三十年在銮仪卫供职，其间曾在北京参加乡试。乾隆三十年，高宗皇帝命他停止应考前往伊犁，在其堂兄明瑞将军部下任领队大臣，乾隆三十一年返回，不久授吉林副都统，两年后过宁古塔，次年从征缅甸。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跟随阿桂征讨四川西部金川动乱。从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一年，明亮统率南路军北上，阿桂则同时从东路进击，明亮困因战功卓著封一等襄勇伯，图绘紫光阁。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金川乱平，清廷在四川设置成都将军，统领金川及四川西境唐古诸部事务，明亮受命为首任成都将军。成都将军和其他地方驻防将军不同，不仅统辖驻防八旗兵，并节制绿营地方官员。乾隆四十二年初，明亮率二十九名唐古特土司赴京入觐。诸土司颇受优礼，赏赐丰厚。在京时，明亮曾一度受命在军机处任职，不过几天以后即返回川原任。乾隆四十三年，兼领四川提督。乾隆四十六年从征甘肃回乱，授乌鲁木齐都统，两年后因优待一受刑讯的囚犯，致使该犯得以寻机自尽被解职，押解回京师，明亮解京后，定罪待斩，职衔尽革。

    约半年后，明亮从狱中获释，赐蓝翎侍卫，命戴罪从征甘肃，镇压另一次回民起义，困作战勇敢升头等侍卫，乾隆五十年任侍卫领班大臣。乾隆五十年至乾隆五十七年初提升为黑龙江将军，乾隆六十年初迁伊犁将军，同年十月，因在黑龙江时曾以低价强令部下输物购置貂皮事发被革职，命往乌鲁木齐以平民身份效力自赎。

    嘉庆元年（1796），受命去湖南随军征苗民起义，但途经陕西时为总督宜绵所留，因为当时宜绵正率领陕兵征剿鄂西北白莲教起义，明亮为宜绵立了功劳，屡战屡胜，复升头等侍卫，并授予兵权。嘉庆元年八月，在平定孝感地区的白莲教起义之后，赐轻车都尉世职。次月，仓促受命前往湖南，接替相继粹猝然死亡的福康安、和琳统率平乱大军。嘉庚二年初，苗民起义被平定，复封二等襄勇伯。其时，白莲教起义正在川东迅速蔓延，明亮与副手遂奉命移兵四川。自嘉庆二年至嘉庆四年，二人一直在这一地区作战。在此期间，明亮转战多处，焚金峨寺，破重石子、香炉坪，克分水岭、火石岭，可以说立下了无数战功。嘉庆三年，明亮团因为追击高汉潮、张均德不符合朝廷的行军方略，被指斥为指挥失误被而夺去世职，后又遭逮捕审问。但因战事需人，准他在德楞泰手下戴罪自效，同年，他在湖北郧西歼灭乱军主力，遂投副部统衔。

    嘉庆四年初，仁宗皇帝任命明亮为经略大臣勒保的副手，前往陕南，和永保和孙庆成协同作战。勒保被解职后，明亮曾一度任经略大臣，但不久以贪污罪被劾因为被永保妒忌产生纠纷，水保和孙庆成也同时指责明亮，声称其部队失利是因明亮指挥混乱所致。结果三人皆遭逮捕审问并被治罪，由额勒登保继任经略大臣。嘉庆五年，明亮被判死罪，但嘉庆皇帝念他有功，赦免了他，命他往湖北受松筠差遣，在湖北作战的七八个月中，他渐次升迁，但嘉庆五年底又因着力清剿小股动乱而忽视义军主力被再度贬官。其后，他又在鄂西屡胜，并击退了四川义军的进攻。嘉庆六年将湖北略定，明亮以年老被召还京师，其后的一年间连任闲职。嘉庆七年八月再赴新疆，授乌鲁木齐都统。嘉庆八年初奉召回京，迁兵部尚书。一年后进子爵。嘉庆十四年进三等伯爵。嘉庆十五年授协办大学士，但第二年因隐瞒家中轿夫聚赌事被免去此职。嘉庆十七年出为西安将军，在任约一年，后又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嘉庆十九年九月复授协办大学士，嘉庆二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加太保。两年后，他85岁，进三等襄勇侯。明亮为朝廷效力达七十余年，道光元年（1821）致仕。次年卒，宣宗亲自到府祭奠，更赐予陀罗经被，诏许在贤良祠予以祭祀，可以说身后备享哀荣，谥“文襄”。

    坚壁清野镇压义军——勒保传

    勒保（1740~1819），字宜轩，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父大学士温福，曾任平定四川西部金川之乱的统帅。乾隆三十八年在战场阵亡。乾隆二十一年勒保以监生充字馆笔帖式，译佛经为满文，六年后任军机章京。后几经升迁，于乾隆四十二年任兵部郎中，次年奉派赴多伦任办事章京。从乾隆四十五年到乾隆五十年，一直在此任职。乾隆五十年奉诏回京，不久任山西巡抚。乾隆五十五年到乾隆六十年任陕甘总督，在以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中，他捕获秘密宗教团体白莲教徒多人，并于乾隆五十九年处死其首领刘松，因此受到朝廷的嘉奖。但是刘宋的党羽刘之协等人逃逸，军士借此时机滋扰民众，一场更大的民变在湖北、四川一带酝酿着。

    乾隆六十年勒保转调云南，奉命协助福康安与和琳贵州平定苗民之乱。嘉庆元年（1796）一度回到云南，在福康安死后，又转调湖南。嘉庆二年，奉命赴湖北征剿白莲教，在湖北长阳战役获胜后，又奉令往贵州兴义附近山区的据点，一个月以后，因成功平定王囊仙的叛乱晋赐封为一等威勤侯。同年十一月，调任湖广总督，并于嘉庆三年初，取代宜绵总统四川军务，镇压白莲教之乱。在四川东部开县战役胜利之后，受任为该省总督。

    此时湖北有一股义军主力已在该省西北部被粉碎，然而四川东部的三大股义军仍占据着广大地区。勒保奉命进剿由王三槐率领的一支起义军，他多次战胜王三槐部，并且最后设计将其诱擒，被晋封为公爵，嘉庆三年，因未能夺下叛军巢穴而多次受到朝廷申斥。

    嘉庆四年乾隆去世，仁宗皇帝以和珅假报战功，拖延战争、中饱私囊之罪，将其革职，此后便由嘉庆亲自主持军务，他首先便把指挥权集中在四川，任命勒保为五省经略大臣，节制四川、湖北、陕西、甘肃与河南各军，由明亮与额勒登保任参赞大臣，他们连连打了好几次胜仗，勒保把大营迁到四川东部的达州，他采取扎寨四练的新策略，以断绝起义者的兵源与给养，奖励义军前来归降，对那些被裹胁者尤为宽大。总的策略是依靠地主武装、建筑堡寨、坚壁清野及政治欺骗与武力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嘉庆四年年中，他已将四川东北部的白莲教义军围困在包围圈内。皇帝打算派一至二万军队增援四川，以便一举将其根除，而勒保认为毋须增派援兵即可消灭义军。然而他作战数月之后，仍未达到目的。嘉庆四年九月，朝廷申斥勒保，认为他赖在达州，徒然浪费每月的十二万饷银，却坐视义军壮大，于是兵权被夺，交由明亮执掌，但明亮不久即被额勒登保所取代。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新任总督魁伦奏称勒保既未滥用军饷，亦无渎职之处。但嘉庆还是认为他令其他将领临阵，自己却安坐后方，因此将他从达州逮解回京，革去全部官职与封号，等候处斩。嘉庆五年初，额勒登保被派往陕西，四川军务交给魁伦接办，但这二人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嘉庆非常恼火，于嘉庆五年四月，放出勒保，命他为四川总督，指挥全部战事。他于一年之内，将义军又赶至四川东部。嘉庆六年九月，他因擒获一股主力义军首领晋为三等男爵。嘉庆七年上半年，他又以擒杀四川一批重要义军首领而晋封一等男爵。年底，义军主力已大部被消灭。嘉庆八年初，勒保晋升一等伯，并恢复威勤伯封号。次年九月，四川之乱已全部平定，他着手善后编遣事宜。嘉庆十年赴京晋见，皇上因其推行坚壁清野，最终获得胜利，加赐太子太保赏戴双眼花翎。以后几年，他又尽力戡定地方数次叛乱，如嘉庆十三年平定川西南土著居民起义等。

    嘉庆十五年初，勒保升为大学士，稍后诏入京供职，但抵京前，就由于在嘉庆十四年他在四川任内隐匿该省大员舞弊事务而受到御台参劾。皇帝查询之后，将他降为工部尚书，并兼任其他职务。嘉庆十六年初，奉调赴南京任总督，半年之后，又奉诏回京任大学士和领侍卫内大臣，受赐圆明园附近一座园林，一年后兼任军机大臣，旋以患眼疾，于嘉庆十九年退职，嘉庆二十四年卒。终年80岁，谥“文襄”，追封三等侯。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传

    一、取宠皇帝倚任极专

    和珅（1750~1799），原名善保，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曾以军功被赐“巴图鲁”称号，并赐封轻车都尉世职。他的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封一等云骑尉。

    和珅出身于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八旗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在童年时代就和弟弟和琳在家中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后兄弟二人一同选入北京威安宫官学学习。这所学校最早是雍正奇提议创办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内务府的优秀子弟；到乾隆年间，除继续招收内务府子弟外，还招收了八旗官员优秀子弟入学。到这里来学习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不但要品学兼优，而且长相要俊秀。和珅生性机灵，记忆力尤其好，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期间，他不仅背熟了《四书》、《五经》，而且满、汉文字水平也提高得相当快。此外，还掌握了蒙文与藏文。当时的著名学者袁枚曾称赞和曲兄弟二人知书达礼，聪慧机智。和珅虽然为中等官僚家庭子弟，但由于他父亲长年在外做官，开销较大，又因为他们兄弟俩与继母关系不很融洽，因此手头并不宽裕。为此在学习期间，兄弟二人曾与家人刘金四处借钱，以支撑他们在成安官学数额不小的花销。

    乾隆三十四（1769），和珅正是弱冠之年，完成了成安宫学业，这时的和珅风度翩翩，仪表非凡，他上学时就被身居高位的英廉看中了，英廉把他的孙女嫁给了他。英廉是内务府镶黄旗人，雍正十年（1732）中举，当时已是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和正黄旗都统的高官，有了这样的姻亲靠山，和珅自然是仕途顺利了，也就在这一年，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及后在英康的帮助下，和珅被挑选去给乾隆皇帝当銮仪卫听差。这差事虽然品位不高，但能接近皇帝；如果能得皇帝的青睐，那以后的前途就无可估量了。正因为如此，和珅便处处留神，伺机博得皇帝的好感。

    机会终于来了。乾隆四十年的一天，乾隆帝要外出，侍卫人员一时找不到“黄盖”。这惹得乾隆老大不愉快，他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其他侍卫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只有和珅明白皇上的意思，他引用古书上的一句话回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见这个青年侍卫声音嘹亮，一表人才，于是怒气顿然消失，问他说：“你读过《论语》吧？”和珅恭敬地回答说：“读过。”乾隆帝又问了他的家世、年龄等情况，和珅一一作了回答。乾隆帝见他口齿伶俐，很是赏识，遂将和珅提升为侍卫。

    和珅升为侍卫以后，和乾隆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他凭着自己的机灵，留神观察，对乾隆帝的脾气、心理、好恶等等，了如指掌。他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使乾隆帝满意，对乾隆帝的心思真是看得准，摸得透。据说有一次顺天府乡试，题目照例由皇帝“钦命”。和珅通过宫内太监，了解到乾隆帝在命题时，信手翻《论语》，当第一本快翻完时，忽然似有所悟，立即提笔命题。根据这个情况，和珅揣摩一番，说：“这次肯定要考《乞醯》这一章。”后来考题发下时，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原来这一年是乙酉年，“乞醯”两字中正好分别包含着“乙酉”两字，由于和珅生性乖巧，办事能干，深得乾隆帝的欢心。其职务从此也就迅速升迁。第二年正月升为户部侍郎；三月，升为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皇上欢心。这在乾隆四十六年废除“名粮”，增补绿营兵额，给武职养廉银上，表现得非常清楚。这时，乾隆乾隆八十大寿时以国库充盈，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与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乾隆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阿桂奏称，费银太多，不应增补。乾隆不听其言，下谕说，现在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300万两，绰绰有余。著大学士会同九卿科道详议。和珅深知皇上必欲实行此法，故极力赞成。乾隆遂下谕批准大学士九卿等的复议，每年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正因为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的惟一心腹和代理人。

    乾隆四十年，和珅受命赴云南处理李侍尧贪污案，这一次的办事进一步显示了他精明强干的能力，由此更加得到了乾隆帝的倚重。李侍尧是清初功臣李永芳的后裔，他的父亲曾任户部尚书，他自己曾任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案发时为云贵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由于出身显赫，加上位高权重，他把很多大臣都不放在眼里，对和珅自然也不屑一顾。这一年，云南粮道、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被解职务，调任沈阳奉天府尹。海宁趁人京谢恩的机会向和珅揭发了李侍尧贪污的问题。和珅由于平素就看不惯李侍尧，因而趁此机会向乾隆帝加油添醋地把李贪污问题申述了一番。乾隆帝便委派他到云南查办此案。和珅一到云南，第一步就是把李的管家拘捕，严刑拷问，获得了李侍尧贪污营私的第一手材料，进而迫使李传尧俯首认罪。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和珅了解到云贵两省支治腐败，各府州县财政亏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云南当即写了一份详细的奏折派人送是乾隆帝。乾隆帝阅后，相当满意，在和珅回京的路上即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回京后，和珅又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这一下，更使乾隆对他刮目相待，于是又授他御前大臣兼都统。

    乾隆四十一年，和珅兼步兵统领。四十三年兼任崇文内税务总督，总管行营事务，补镶蓝旗满州都统；旋又授正白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乾隆帝亲赐和珅长子丰绅殷德，并把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许配给他。固伦公主当时仅6岁，喜欢作男孩子打扮，每次见到和珅，就称他为夫人，和珅听后更是美不胜收。在这以后，乾隆帝时和珅更是宠信无比，各种殊荣纷纷落到他的头上。同年，授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四十七年封太子太保，四十八年任国史馆正总裁；四十九年授一等男；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三年授三等忠襄伯，乾隆晚年、嘉庆初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刑三部；嘉庆三年封为一等公爵，成为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的权臣。

    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作为皇帝的近臣与姻亲，他非常会投乾隆之所好，想乾隆之所想。乾隆喜欢作赋吟诗，和珅在闲暇时就经常作诗习字，奉和乾隆的诗作。他现存的集子《嘉乐堂诗集》中就有不少应制奉和的作品。清代诗歌评论家钱咏评论他的诗律妥切，颇有佳句。和珅不仅精通满、汉文，而且通晓蒙、藏文，并能用蒙、藏文为皇帝拟诏书，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像他这样通晓四种文字的并不多。乾隆好巡游，多次离京巡幸江南，东巡祭祖，朝拜孔庙，不管走到哪里和总是和珅他形影不离，随侍左右，借这些机会，曲意讨好乾隆。他还利用长期主管户部和内务府掌管钱财的大权，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供乾隆享乐。扩建后的圆明园方圆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楼殿，四十个风景区，是乾隆极为满意的游乐与休憩场所。至于平日对乾隆生活上的服务，那更是体贴到家，无微不至，乾隆年岁较高，偶感风寒便咳嗽。每当上朝遇到乾隆咳嗽，身任首辅之臣的和珅便当着文武大臣，为这位老迈的皇帝手捧唾孟。这种体贴与周到，使乾隆对和珅的信任与喜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四位皇子。后来乾隆退位当太上皇，嘉庆这位新登基的皇帝对和珅也得退让几分，嘉庆“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不喜不怒，谨小慎微，“凡于政令，惟是听，以示亲信之意”，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和珅不起疑心。

    二、植党营私诬陷忠良

    和珅官居高位之后，大肆培植亲信，树立私党。他的弟弟和琳是生员出身，只是由于和珅当朝，前后任过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两省爆发苗民起义，和琳任云贵总督前往镇压，于嘉庆元年病死于军中。死时身兼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四川总督数职。

    和琳的亲家苏陵阿举人出身，为人贪赃无能，由于他是和琳的姻亲，和珅对他着意提拔，曾任兵部、工部、户部传郎，后又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公开贪污受贿，臭名昭著。接见属员时竞恬不知耻地说：“蒙皇上圣恩，令我这老头来捞点棺材钱。”嘉庆二年和珅公然把他荐举为东阁大学士。这时的苏陵阿已八十多岁，耳朵已聋、眼睛全花，连一举一动都需人携扶，被人称为“活傀儡”。和珅的老师吴省兰、舅父明保都安排担任要职。吴省兰曾为和珅塾师，因为和珅的关系，他被任命为学政，并担任乡试的考官，嘉庆初年被和珅安排到皇帝身边记录诗稿，充当和珅的密探。和珅的舅父明保既无资历又无学识，和珅竟把他安排当汉阳知府，明保凭借和珅这个外甥作靠山，气焰嚣张；当地官员对他又恨又怕。乾隆曾接见过他，对他那种窝囊样极瞧不上眼，一次他向和珅问起明保的出身，仕履等情况，和珅胡乱编造了一通，居然也把乾隆蒙骗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见和珅深得乾隆宠信，于是就卖身投靠，与他狼狈为奸。如乾隆孝圣皇后的侄子福长安。福长安的父亲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封为太子太保，死后赠郡王，是乾隆朝代的一位名臣。福长安本人也娶了皇族女为妻。由于他年轻貌美，深得乾隆喜欢，由侍卫逐渐升为军机处行走。他见和珅位重势高，便依附于他，甘心听从他的摆布，和珅曾荐他代理自己的户部尚书职务，两人在一起，干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和珅贪赃枉法的罪行他知道得最多也最清楚。和珅事发之后，嘉庆帝多次启发他揭发和珅的罪行，他充耳不闻，甘心充当和珅的死党。福长安的小舅子港露，是个连满语都说不好的混混儿，因为福长安与和珅的特殊关系，湛露被和珅安排为广信知府，在一次考核政绩的“京察”中，和珅特意将他列为“保送一等”。

    和珅独揽大权，胡作非为，一些忠直大臣由此备感愤慨，有的甘冒风险对他进行弹劾。但和珅凭仗乾隆作后台，叶谏臣进行打击、陷害。乾隆五十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管家刘全仗势营私，衣服车马僭越朝廷礼制规定，当时和珅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陪侍乾隆，他先看到了奏疏，马上将刘全召来，安排他迅速将超制的房屋车马拆散，把有关衣物隐匿转移。然后由和珅向乾隆呈上一纷奏疏，说他对刘全已进行审讯，曹锡宝所告之事都不符合实际，恳请朝廷派人查处。

    乾隆阅疏后，便下了一道谕旨，说和珅家人刘全长期在崇文门为主人代办税务，他本人的收入也不菲，即便有些积蓄也属常理，至于盖造几十间房屋住，车马服用稍有润饰，也属人之常情。谕旨并指责“曹锡宝弹劾刘全是隐约其辞，对和珅旁敲侧击”，乾隆还令有关官员和曹锡宝本人一道到刘全家查验证实，不能徒作“无根之谈”。由于刘全住宅衣物已经转移和“加工”过，曹锡宝等人前往查验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曹本人感到十分尴尬，面对乾隆的压力与和珅的淫威只得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言语失当，请求治罪，乾隆命令他革职留用。曹锡宝受此打击，精神上从此一厥不振，后郁郁而终。

    监察御史谢振定对和珅的罪恶行径也耳闻能详，对他的爪牙倚仗和珅专横霸道，尤其深恶痛绝。一次他带着士兵巡视京城，见一辆高大华丽的马车在街道上横冲直闯，谢振定令车停下，一问知乘车的人原来是和珅的妾弟。谢振定大发雷霆，命士兵将他从车中拖出，用皮鞭痛加抽打，并当场将马车烧焚。围观的士民人人拍手称快，和珅闻讯后，对谢振定忌恨在心。几天后，便指使亲信捏造罪名对他弹劾，并罢免了他的职务。

    乾隆帝晚期，对和珅更是份任极专，凡收到揭发和珅的材料统统都交给和对自己处理。结果就是使上奏书的人遭来横祸。如陕西一个读书人冒死给乾隆上书，揭发和珅贪赃枉法的罪行，乾隆将此信转给和珅，结果此人全家造和对党羽戕杀。

    敢于与和珅作对的人下场都不妙。有一个唯一的例外，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钱沣弹劾和珅党羽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和珅故技重演却没有得逞，那原因是由于左都御史刘塘在背后鼎力支持钱沣。乾隆帝命和珅、刘墉、穆诺清协同查办此案，刘墉探听到和珅将派人去山东，通报给钱沣，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将计就计。钱沣提前化装南下，在北京不远的良乡遇到和珅所派的人，他暗中记下此人长相，快到济南时，见此人策马北归，钱沣当即命随从拿获，从他身上搜出国泰给和珅的回信。

    到达济南，和珅主张当天抽查完事，他有把握国泰已补足了库存的银两。钱沣不同意，他命令贴上封条，次日继续查检，将所有的库银逐包拆开验收，结果发现银子成色不对，不符合统一的库银标准，倒像商人的银两。钱沣贴出告示，宣布商人自行领取，否则罚没充库。商人们络绎前来，库银一空。乾隆闻讯大怒，将两人捉到刑部大牢，令他们自尽。和珅无法可施，恨极了钱沣。钱沣索性再上一本，参劾和珅身为军机大臣，不到军机处办公却独坐在以前值班官员的休息室内办公，除了阿桂之外，其他军机大臣都学和珅自己找地方办公。这种做法违背常情，乾隆帝命钱沣兼任“稽查军机处”一职，不到一年，钱沣暴毙。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一定是和珅所为，但另一个御史、同样是和珅之敌的管世铭刚扬言要上章弹劾，也突然暴卒，死得颇不寻常。

    史称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默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府，皆出其门”。而纳贿馅附者，多得重要之职；中立不倚者，难免潦倒；敢于揭露、指陈其罪行的人则被其置于死地。

    三、招权纳贿蚕食鲸吞

    和珅除总揽军政大权外，并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大臣等职，长期管理户部三库及崇文门关税关监督，他长期利用手中的大权，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大发横财。

    和脚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宫廷服用、食物、武装守备等方面的事务，内廷和皇帝的一切开销都由内务府所供应。乾隆一生好大喜功，尤其喜好外出游玩。和珅作为内务府的负责官员，为了满足宫廷奢靡的开支，他借各种机会对各级官吏和豪绅大加敲榨勒索，和珅本人则借机掠夺。各地进贡的礼品或外国使臣朝贡的珍宝，首先都得经过和珅这一关。乾隆每次从中不过收取十之一二，大部分都被和珅吞占，时间久了，和珅家中的奇异珍宝比皇宫的还要多，如大宝石、珍珠串的数量，就是内宕的数倍。他家所藏的一颗大珠比乾隆御用的皇冠顶珠还大。至于户部、内务府的大宗钱财都是由和珅任意支配，这是一笔糊涂账，而乾隆对此也是从不过问。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出使安南回来，在宫门外等候乾隆帝接见，被和珅撞见了，和珅问：“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孙士毅回答：“是一个鼻烟壶。”和珅拿过来看了看，是用一个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的。和珅爱不释手，便说：“你能否割爱……”孙士毅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很为难的说道：“可惜昨天已奏知皇上了，待会就要敬呈，如何是好呢？”和珅脸色微微一变，冷冷地说：“和你开个玩笑罢了，何必当真！”过了几天，和珅又碰见孙士毅，洋洋得意地说：“昨天我也得到了一珠壶，你看看怎样？”说着就递将过去。孙士毅一看，正是他进献的那一个，就说：“这是陛下将我进献的那个珠壶赏给大人了。”和珅哈哈一笑。事后，孙士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根本不是皇上赏给他的，而是他通过同党从宫内盗出来的。

    另有传言，和考孝公主的异母兄弟七阿哥，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碧玉盘，这是乾隆帝最喜爱的一件珍宝，直径有一尺多。七阿哥怕父皇怪罪，吓得惊慌失措，没了主意。七阿哥的弟弟成亲王让他快去找和珅商量想办法。于是哥俩同去和珅家。和珅听完了哥俩的诉说，假意装出为难的样子，说：“此物人间稀有，我又有什么办法？”七阿哥更加害怕，竞痛哭了起来。后来和珅答应想法试试。过了一天，和珅一见面就拿出一个盘子，不但比打碎那一个大，而且更为精美。七阿哥和成亲王感激不尽。此时，他们也了解到四方所进珍品，上等的先入和珅的手中，次等的才送进宫去。据野史中的有关记载，乾隆末年，各省进贡呈献的东西，和珅私自侵吞了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所以后来嘉庆皇帝在宣布和珅罪状的上谕里非常气愤地说，和珅家中的珍珠有二百多串，比宫中的多好几倍；稀世的宝石有几十个，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都比宫里的好。并下旨将此列入和珅罪状之中，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阿桂同掌军机处大权十几年，但阿桂经常奉命到各省赈灾治河，巡察办案，或率军征战，这无疑给和珅独揽军机处大权造成机会。他行文各省，要各省儿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军机处提交副本，因而，各地大员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无形中被剥夺，全国都被掌握在和珅的手心里，人人不得不对他俯首帖耳，惟命是听。两江总督书麟、闽浙总督觉罗长麟都曾因违忤和珅，先后被遣戍新疆。从此以后，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各省督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纷纷投入和珅门下，竞相进贡。和珅是典型的见钱眼开的人，例行公事时，他也要捞一把，他在兵部核算报销时，如不给贿赂，他就找碴不给报销。至于官员想晋升，更需要以钱开道。在和珅那里，大小官皆有定价，出什么价钱做什么官，例如盐政、河道总督，这是两个最大的肥缺，价码也最高，官员们必须先以“巨万纳其府库”，然后才能得到手。

    和珅曾长期负责议罪银事务。清代的议罪银，实际是为皇帝聚财的措施，又称罚银或自行认罪银，其对象主要是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这些人一旦犯了罪，就必须交出罚银，才能够免于或减轻查处。罚银的数额按罪状的轻重不等，但大都是数万或数十万。议罪银的绝大部分都缴人内务府银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和珅作为议罪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使一部分认罪银落入己手，而且可以借此索贿受贿。由于相当一批官员都担心自己随时被认罪，与其被罚巨款，倒不如趁早向和珅行贿，因而一旦获罪时，有和珅从中周旋，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这些，和珅总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案被揭发，和珅负责查处。国泰、于易简都是和珅的党羽，而且在事发前已用大批银两“进献”给和珅，故此和珅在查处时，处处敷衍其事，企图使他们蒙混过关；在检查该省库银时，预先通知国泰，叫国泰挪移别银充数。只是因为参加办案的另两位大臣紧迫不舍，和珅才没能如愿。

    和珅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珅纳银献宝，不是和珅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局面。以乾隆最关心的河工而言，就败坏得不像个样子。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和珅勒索百官，不仅肆无忌惮，胆大包天，而且价码越抬越高，单是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先后就贿赂和珅四十万两银子。有的则不惜代价购买奇珍异宝，投其所好。江苏吴县有个珍珠商，在每个珠子外面用赤金包裹，增加了珠子的价值，大粒值二万金，次者万金，最便宜的也有八千金，即便如此昂贵，大部分官员还是争相购买，惟恐买不到；他们知道，和珅每天早晨都服用一粒珍珠，以延年益寿，增强记忆。

    不过，向和珅行贿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曾经有一个山西巡抚巴结和珅，派他的部下带二十万两银子专程到京城上门献礼，但是进献无门，和府没有一个人来接见他。一打听个中原委，便用了五千两银子作“小费”求见，结果出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奴仆，一开口便问“黄的还是白的？”口气倨傲得很。一听说是白的，年轻奴仆就告诉手下人收入外库，然后给了一纸便条，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吧”。说完扬长而去。这人一打听，原来那个年轻奴仆只是一个门子，便连声感叹：二十万两银子竟连和珅的面也难以见到，见一个门子倒要花上五千两，真是“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啊！

    和珅贪财纳贿有一个很明显伎俩，就是经常打着皇帝和朝廷的招牌，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乾隆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风流皇帝，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晚年更加有增无减。他曾数次南巡，登五台山，祭北曲阜，东谒三陵，浏览天津，嵩山等地，至于避暑山庄，更是常来常往。他每次出巡，都穷奢极欲，尽情挥霍。再加之连年用兵，大兴土木，使得每年费用超过正常经费亿万之巨，这些事，他很多都交给和珅安排办理，没有钱支出，他也要和珅想办法筹措。于是便给和珅的贪污受贿带来很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方便。

    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十大寿，照例由和珅筹办庆典，这对于他无疑又是一个绝好的发财时机。他把皇宫内外和大小宫殿，均装饰一新。从京城至圆明园，楼台歌榭全部用金银珠翡装点，假山上还设有木偶和尚，开动机关，就自己活动，演出舞蹈。和珅还行文各省，让他们进献各种珍奇物品贺寿。这时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反对，说各省的库藏都已经亏空，不能浪费钱财。乾隆帝一方面对尹壮图的上疏很不满意，一方面也感到焦虑，和珅却说：“不会这样吧，何不派尹学士去各地察看一下呢？”乾隆帝当即准奏，派尹壮图前往各地勘察，和又奏请派他的爪牙庆成跟着去监视，在和珅的授意下，庆成每到一省都想方设法干扰和掣肘尹壮图；庆成先是派人送信，接着就是借故拖延时日，等地方官把府库挪移充足，再去开库检查。这样一来，所查之处府库充盈。于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尹壮图反而“以妄言坐黜”，而和珅与庆成却暗中捞足了外快。仅仅是乾隆帝的这一次庆典，就牵动了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资财，主持庆典的和珅又不知在暗中掠夺了多少！

    和珅的贪婪无厌以及乾隆帝对他的故纵，使乾隆后期的吏治更加腐朽透顶。朝野上下各级官员，一方面畏惧和珅的生杀予夺大权，另一方面也借机大捞一把，就各自向下级摊派勒索，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一个无比贪酷的大官高高在上，下面的贪官污吏怎能不群起而仿效，更加放肆横行呢？他们层层索贿受贿，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结成了互相包庇纵容的关系网。有的总督，不仅收受提升官员银两，而且向属员变卖珠子，然后又将珠子收回。山东巡抚国泰，勒索属员八万两，浙江巡抚福崧贪污盐商税银十一万五千两……举不胜举，多如牛毛。

    当然，有时候朝廷也抓几个案件查处，但要根除贪官，这根本无济于事。结果，贪污事件越来越多，层出不穷，贪污方法越来越巧，不仅个人贪污，而且上下勾结，串通一气，集体分赃，甘肃被查出的全省官员合伙贪污案中，贪赃千两以上的就有六十六人之多，布政使王直望家，就抄出金银一百多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有个家人叫曹禄，从其家抄出的银子也有二万余两。甚至在奉命查抄正直望资财的查抄者们也从中抽梁换柱，以银换金，以贱抵贵。如查抄底册中列有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而交到内务府的册子中只列金九两三钱，送到内务府时竞连一钱也没有了。

    官吏贪污的资财，除直接向百姓搜括外，还大量动用国库，使全国各省府库空虚日益严重。有的前任离职，后任不肯接收亏缺，只好由上司出面说合；有的虽然接收了前任亏空，到自己离任时，照旧亏欠，称作“原装原卸”；有的本来没有亏空，到离任时将库中银钱拿走，名曰“做亏空”。如此这般，不仅处处亏空，而且数字令人瞠目结舌，最后，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人民头上，使国计民生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清代的盐政、河工历来是比较富足的，但在和珅及众多贪官的榨取下，也财政入不敷出，以致河道年久失修，常有洪涝灾害；川楚等地曾因食盐等问题激起民变。与各地财政告急，仓库亏空情况相反的是，和家的合库却越来越吃紧，盖了一个又一个，仍然不够用，最后来了个“夹墙藏金”，“地窖藏银”。

    四、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和珅用贪污受贿得来的大量钱财，大肆进行挥霍，过着极其腐化糜烂的生活，从后来清查他的家产的账单上看，单就衣服一项，就有貂皮一千五百多张，狐皮一千多张，其他各种上等皮毛不计其数，另有绸缎库二间，各种衣服五千三百多件……真可谓“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了。

    和珅有三处花园供其玩乐，其中以淑春园为豪华，其装饰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淑春园约在乾隆初年开始修建的，遗址位于今北京西北郊海淀一带。乾隆帝晚年，和珅权力无比，原来位于城内的宅第尽管一再扩建，但毕竟不太符合其身份和要求了，故此，乾隆帝就把淑春园赐给了和珅，和珅成为淑春园的主人之后，将淑春园改名为“十笏园”，这其中寓合的意思就是怀揣十笏、手掌大权。和珅不惜重金，对全园进行了一次大改造。掘地为湖，叠石为山，修建成了一座山水相间、风景宜人的园林。内部的建筑仿照圆明园的布局，据说和圆明园中的蓬岛、瑶台如出一辙。园内遍植名花异草，房屋式样均依照大内宁寿宫的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为了修建淑春园，花费的人力物力真是难以计算，仅是园内的一座太湖石，就花费了数千金才运来，后人发出“曾移奇石等黄金”的感慨，是一语中的。

    和珅的妻子是英康的孙女冯氏，死于嘉庆三年春，葬礼极其隆重，当时的王公大臣无不前往吊唁。除了正妻之外，和珅还拥有许多姬妾，姬妾到底有多少，数不胜数。据说有一次庆典，和珅单为姬妾们买花就用了数万两。在他众多的姬妾中，和珅最宠爱的有二个，一为长二姑，府中人称二夫人；一为吴卿怜，苏州女子，查办贪官浙江巡抚王宜望的部分财产里，就有这位吴卿怜。和珅大约非常迷恋这位吴小姐的绰约风姿，为了讨她欢心，专门给她建了一座小楼，起名迷楼，当和珅被抄家时，这位吴卿怜也引颈向环自尽了。

    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结了婚，新娘是早在十年前就已定婚的皇帝的公主。婚礼的排场当然非寻常人所能想像的。乾隆帝对这个最小的女儿很宠爱，陪送的嫁妆比以前的几个女儿都要多。和珅将丰绅殷德夫妇安排住在淑春园的西半部分，和珅自己和他的妻妾们则住在东半部分，好不荣耀。

    和珅家有大量的家奴和婢女，并且利用职权，大量使用公役人员，这些人都是为服侍这一家老小的。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的就有一千余人。这些奴才们也和主子一样挥霍无度，平时也狗仗人势，欺压良民，勾结权贵，敛财纳贿。和府管家呼什图，时称内刘，和珅垮台后，内刘家也当然未能幸免，其家产也有十余万，而且替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捐纳了知州、守备、州同等官衔。和府大总管刘全，造的房子有一百多间，和王公大臣的府邸相媲关，很多士大夫都争着把女儿嫁给他，家产也有二十余万。

    和珅对他的这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并不感到十分惬意，虽然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毕竟是臣属，与皇宫内廷的生活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还有很多皇帝能享用的东西他不能享用；如用，就是违制，罪名就是图谋不轨。对这一点和珅也是不甘心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点愿望，每到夜深，他就在灯下穿戴皇帝的衣服，把窃取来的朝珠悬挂在脖子上，对着一面大镜子，往来迈步，边走边对着镜子说话、微笑。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人听见。过足了皇帝瘾他才把衣服、朝珠卸下来。

    乾隆皇帝在平定回民起义后，曾命人用和阗玉凿了一匹高二尺、长三尺的玉马，存放在宫中。和珅对此御用宝物也是垂涎三尺，设法将王马偷了出来，专供其与爱妾在洗澡时乘坐享用。

    和珅给自己安排后事也跟皇帝相攀比。他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大块土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在墓前立一石门楼，石门前一地，下隧道，盖正房五间称为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配殿，大门称宫门。墓外有围墙周长二百丈。人们都把和珅的墓称为“和陵”。在围墙的西侧还建有房屋二百一十九间。这套陈设和建筑，完全超越了规定，就连亲王墓地的周长也不过百丈，和珅比亲王的还长了一倍多，简直与皇帝不相上下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如此苦心经营，他死后却没能享受到这份“哀荣”，白费了这一番苦心。

    五、乾隆一死和珅嗝屁

    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曾焚香祷告上天，许下心愿说：“如果上天保佑，我能做六十年皇帝，一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因而，当乾隆帝坐满六十年皇帝宝座时，决定让位给他的十四儿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不过他一直保守这个心里秘密，直到宣布的前夕，乾隆帝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和珅一个人。和珅眼睛一亮，喜上眉梢，他心想，这下投机的机会又到了。因为事实很明显，老皇帝退位，他感到无所依恃，必须投向新皇帝的怀抱，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带了一柄表示吉祥嘉庆的如意，跑到嘉庆府上，呈献给他；这暗示天大的喜事就要降临，他是提前来表示祝贺的。和珅想通过泄露机密这一招，来取悦于未来的皇帝，博得个拥戴新皇帝登位的功劳，作为日后站稳脚跟的政治资本。果然，和珅刚刚暗送了这一消息，乾隆帝就向内外宣布三十六岁的十四子为他的继承人，并于第二年正式即帝位。和珅暗心高兴，并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博得新皇帝的欢心。

    但是，嘉庆早把和珅看透了。在当王子期间，嘉庆就了解到上下内外对和珅是多么愤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奏及者”，表面上看，朝臣均担心乾隆帝“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钳口结舌”。自己登基，如果继续重用此人，就会不得人心。和珅在朝廷大权在握，一呼百应，一手遮天，说不定还会出现逼位的事，这种危险性嘉庆是充分认识到的。还有，和珅的巨大财富也使他眼红，使他嫉妒，他怎能允许一个做臣子的富有超过皇室呢？所以，嘉庆下决心迟早要除掉和珅。然而，老父皇还活着，名为退位，可仍在掌权，并且仍然宠信和珅；太上皇的旨意，仍然经和珅向外传达。因此，嘉庆只好以隐忍的态度对待和珅，强压下愤恨的怒火免得投鼠忌器，引起种种变故，反而不妙。

    老奸巨猾的和珅却摸不透新皇帝的心思。从表面上看，新皇帝对他既客气又尊重，有要奏请太上皇的事，他自己不去，还让和珅转奏。而对和珅的献媚讨好，新皇帝则不置可否。这使得和珅一直惴惴不安。于是，和珅就派自己的老师吴省兰去给新皇帝抄录诗草，其实是想模新皇帝的心思。嘉庆十分谨慎，吟咏之中不露任何痕迹。左右的近臣有人批评和珅，他却说：“我正在依靠和相公处理国家大事，你怎么能这样非议他呢？”这些话，当然很快就能传到和珅耳中。和珅用尽了办法，观察一段时间后，见新皇帝没有对自己不友好的表示，于是才稍稍定下心来，也因此放松了对新皇帝的防备。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开始亲政。和珅的靠山倒了，他的官运和命运就快要走到尽头。初五，身着孝服的嘉庆首先向全国发布一道谕旨，对将帅懈怠。军事连连失利及官场中种种恶习，极为不满，诏谕要求从上到下重新振作精神，整顿纲纪，革除弊政。并下令内外大臣特别是负责监察的台监官员，指责朝政弊端，检举大臣不法行为。

    嘉庆帝的表态得到不少朝廷大臣的响应，吏部给事中王念孙首先站出来检举和珅。紧接着，御史胡季堂列举和珅的罪状，把嘉庆帝御旨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统统归罪于和珅，主张给予严厉制裁。嘉庆帝看到时机已成熟，数天以后，就下令将和珅以及与和珅关系密切的户部尚书福长安革职拿问，并委派大员组成调查组，调查和珅的种种罪状。同时，凡属和珅的庄园财产，全部贴上封条，进行查抄。此时，和珅的同伙及党羽们也知道形势不妙，为避免自己受到牵连，纷纷反戈一击，揭发和珅的罪行。

    嘉庆帝指令五公大臣联合审讯和珅，敦促其交代罪恶。他还亲自审讯和珅，责问道：“你家中盖楠木房屋，木材是否自宫中窃出。”“房屋均照宁寿宫的式样，是何居心？”

    和珅不得不如实回答：“楠木是奴才自己买的，曾派遣胡太监往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所以与宫中一样，其中水晶柱系由宫中窃出。”

    “你家所藏珍珠子串比皇宫的还多几倍，你的大珠比朕的帽顶上的还大，你拥有的宝石比内务府的多，这些难道不是你贪盗不洁的证据吗？”

    嘉庆帝还问到和珅将出宫妇女选入家中、擅坐椅轿出入皇宫等罪恶，和珅都一一供认不讳。

    在弄清了和珅犯罪的根本事实后，嘉庆帝在正月十一日下诏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这些罪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泄露机密，拉拢皇太子，抢拥戴之功；对乾隆皇帝大不敬；欺瞒军机要事，隐匿边报；专断军机处，把持户部；任人唯亲，所举非人；称和珅墓为和陵，园林房屋僭制，有谋反之心；大珠、宝石、珍珠物串都超过御用，衣货千万，金银财产不计其数；开当铺、钱店，与民争利；纵容家权到处勒索，广置财产；步军统领巡捕营一千余兵丁供和珅私宅役使……不一而足。

    嘉庆帝在宣谕和珅罪状的诏书中，同时公布了和珅家产查抄清单，所见者无不瞪大了眼珠子，说不出话来，查抄结果是：

    田土八千余顷，房屋二千余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金库内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内银元宝八百九十五万五千多个。珠宝库、绸缎库、人参库都充盈其中。

    不过，公布的这些数字，并非是和珅财的全部，由于这些只是短短几天内查抄记录下来的，而和珅转移、隐藏的财产并未包括在内。依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个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当时就对此提出过疑问，建议嘉庆帝应穷追不舍、继续清查，嘉庆帝知道他的话有道理，但却对此讳莫如深，不表态度，反而怪他多嘴。故此，世间对和氏到底有多少家产一直众说纷纭，因此便留下了许多和珅家产的清单，其中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流传最广。

    据薛福成的记载，和珅的家产，除房屋住宅花园之外，有田地八千顷，生沙金二百余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金银元宝各一千个，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其他如珍珠、白玉、绸缎、珊瑚、玛瑙、宝石、瓷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当时查抄和珅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六号，估价部分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如果依据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则有八亿两之巨，比清廷十年收入的总和还多。这些财产抄没后，嘉庆帝除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他的亲信和大臣外，其余的都为嘉庆帝所占有，因此民间广泛流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给和珅定罪后，接着给其同党福长安定罪。经大臣会同各有关衙门，一致奏请皇上将和珅凌迟处死，福长安处以斩首，但嘉庆皇帝考虑到，倘若把他父皇最亲信的和珅拉到大庭广众之中，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这对于已故的老皇帝的脸面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于是决定赐令和珅自尽，判福长安死刑。

    正月十八日黄昏，在乾隆皇帝去世的半个月后，执法官员捧着嘉庆帝的圣旨，到监狱宣读，和珅跪在地上，听完后叩头谢恩。然后对他的儿子和福长安说：“我和你等服侍先帝已经很久了，本来应当一道同归，现在皇上已有钟爱之臣，不再需要我们了，我就先走了！”说完，悬梁自尽，福长安等跪在一边看着和珅气绝身亡。嘉庆惩治和珅案没有株连，也没有扩大化，这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但他只把和珅当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这是嘉庆的平庸之处。

    屡起屡蹶伊犁将军驻藏大臣边功最多——松筠传

    松筠（1754~1835），字湘浦，蒙古科尔沁部玛拉特氏部族人。其祖达尔弥岱主动投归皇太极，从此隶蒙古正蓝旗。松殇初以翻译生员任职理藩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充军机章京，累迁至内阁大学士，乾隆五十年因中俄发生边界争端，奉派赴库伦，第二年任库伦办事大臣，留驻库伦，直到乾隆五十七年。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贸易曾因为边界争端而数度中断。乾隆二十九年第一次暂停互市，乾隆三十三年两国代表又经过多次协商后，才予以恢复。第二次大约中断了一年之久，第三次则由于乾隆五十年因布里雅特人越境劫掠蒙古人而中断。乾隆五十七年松的与俄国使臣塞尔巴特在恰克图签订《新恰克图条约》，新约共计五条，除重新强调罪犯应由所属国审理外，原则上和雍正五年所签订的旧约无多大变动，各自审理罪犯的办法合乎双方的习惯。

    乾隆五十八年松范回至北京，先后出任几个部的侍郎和军机大臣，当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他曾陪同英国马夏尔尼使团进出北京，由于马夏尔尼曾在俄国住过三年，松筠也曾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打过交道，两人一见如故。松筠给英国使臣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英使的记载中，尊称他为“松大人”。

    乾隆五十九年初，松场出任吉林将军，同年稍后调任驻藏大臣，任职到嘉庆四年（1799）。他著有两部有关西藏的书：《古藏图说》、《西招图略》、《西藏巡边记》。他的长诗《西诏纪行诗》与《秋阅吟》以记西藏之行，所撰长诗《绥服纪略图诗》，不仅记述西藏的历史，而且涉及中俄关系，他在诗中详细自注多处，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嘉庆四年松筠出任陕甘总督，其正值围剿白莲教民起义的战争在这一地区进行，他参与了制订镇压教民的军事布署。嘉庆五年他暂署湖广总督，同年又调任伊犁将军，不久以一再奏请弛禁私盐、私铸钱币而遭斥革。嘉庆七年复职，任职至嘉庆十四年。在他的主持下，几位流放伊犁的学者编出一部有关新疆的历史著作，共十二卷，名《西陲总统事略》。道光元年（1821）由武英殿修书处刊印，宣宗皇帝为之作序。

    嘉庆十四年松筠复调任陕甘总督。第二年初，转调两江总督，任职到嘉庆十六年，此时，他还兼管治河事务，嘉庆十六年任两广总督，同年秋授协办大学士，奉诏还京，兼吏部尚书。嘉庆十八年夏，又重新出任伊犁将军，授东阁大学士，不久改武英殿大学士。嘉庆二十二年后，因上蔬谏阻仁宗皇帝赴满洲拜谒祖陵一事，使嘉庆对他很不满意。道光二年宣宗即位后，授左都御史。并于次年授军机大臣，道先二年及道光九年曾两任直隶总督。道光三年到道光四年任吉林将军，道光十一年奉旨致仕。第二年又奉诏任理藩院左侍郎。道光十四年致仕，第二年去世。谥“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

    经营天山——最后的公爵——长龄传

    长龄（1758~1838），号修圃，字懋亭。蒙古萨尔图克氏。其祖源出蒙古科尔沁部，初编蒙古正蓝旗，乾隆十二年（1747）以其父纳延泰有功进入显赫的蒙古正白旗。纳延泰任理藩院尚书达二十四年，为清代此职任期最长者。乾隆三十年，纳延泰次子长龄授翻译生员，两年后补工部笔帖式。乾隆四十二年调理藩院，后至乾隆五十九年一直在理藩院各属供职。这其间曾三次随军远征，参赞军机，第一次乾隆四十九年人甘肃平定回民起义，第三次乾隆五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平定尼泊尔境内廓尔喀的入侵。三次从征丰富了其阅历。乾隆五十九年，长龄提升为内阁学士，五年后授右翼总兵，驻守北京西城。嘉庆五年至七年，在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中，他初次率领一支自东三省北部调来的军队，多次打了胜仗后提升为湖北提督，转战鄂西北，歼灭起义军数支，以功授云骑尉世职。后因病离开前方，于嘉庆八年返回北京，授直隶提督，驻古北口。不久任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嘉庆十二年提升为陕甘总督。率军平定与藏族同源、被称作“番”民的青海土著之乱。长龄率领八千人马攻剿，并在四十天内迫其首领归降。

    长龄任山东巡抚期间，由于下属侵吞公款失察，嘉庆十三年事发，长龄以此被朝廷罢职，贬谪伊犁。同年下半年授蓝翎侍卫，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嘉庆十五年调乌里雅苏台，后来逐渐重新获得嘉庆皇帝的信任，次年授河南巡抚，两年后复投陕甘总督，嘉庆十九年初，以剿陕西歧山岭伐木工起义有功授世职骑都尉。天理教密谋起义时，长龄正在河南，因未能及时察报，他再度贬铺伊犁。朝廷发布贬调令之后，随即传来他在陕西告捷的消息，因而他仅仅贬官而已。嘉庆十九年冬，长龄再度奉命赴伊犁，初任参赞大臣，后任伊犁将军。

    嘉庆二十二年，长龄以年届六十，第三次出任陕甘总督。道光元年（1821），宣宗皇帝加其协办大学士衔，二年初，入京朝觐，又团青海战乱再起而重返甘肃。战事从五月持续至七月，清军终于在黄河与青海湖之间剿灭乱军。大捷之日，长龄拜大学士，于道光二年底返京，并于道光三年初授军机大臣。但他并未在京消停多长时间，又于道光五年初即赴云南任云贵总督，不久转任伊犁将军，道光六年三月抵伊犁接任，时年69岁。

    毒此时新疆边境一带张格尔作乱。张格尔是曾经割据南疆的和卓后裔，他的祖父布拉尼敦在喀什噶尔被逐杀，他的父亲萨木克托庇于浩罕。张格尔长大以后厌弃流亡生活，图谋夺回喀什噶尔。由于祖上的关系，张格尔颇得当地穆斯林的支持。嘉庆末年，驻守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是一名品行恶劣的满族官员，当地人对他非常痛恨，张格尔乘机纠集数百布鲁特人越过边界，但不久就被赶走，但仍屯聚于边疆附近，企图骚扰边境。尽管清廷已把那位参赞大臣撤换查办，但当地穆斯林受张格尔挑唆，还是纷扰不已。道光五年，道光皇帝打算在当地施行改革，授庆祥为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龄为伊犁将军。同年七月，就是长龄抵伊犁之后四个月，张格尔率部众越过边境，仅一个月内即占领新疆四镇——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庆祥自尽，清朝驻军亦多被杀。但长龄及时派援军赶赴阿克苏、乌什，使张格尔不能够进一步骚扰。阿克苏成为清朝屯兵基地，长龄以扬威将军统领军事。道光七年三月初，长龄僭同参赞武隆阿、杨遇春率兵两万进军征讨。清军几次战役后告捷，于三月二十八日进占喀什噶尔，不久其余各镇也相继收复。但道光因张格尔在逃而大怒，并严斥长龄。清军追兵与浩军兵相遇受挫，大军奉诏撤回，仅留八千人马，归新任参将杨芳统辖，驻守喀什噶尔。

    长龄上疏请求任命一名和卓为喀城首领，道光很不高兴，马上派遣那彦成接替长龄职务。那彦成还在接任途中，长龄、杨芳已设计把张格尔擒获。原来不久前长、杨二人派人散布喀城城防空虚、城唾手可得的消息，张格尔认为机会已到，再次犯过，当他得知上当，急忙退兵，为时已晚，已处在杨芳监视下。清军追击数日，于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生擒张格尔。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授长龄二等威勇公，世袭不用替代。宣宗决定大开祝捷仪式，即命长龄返京，并仿效以前乾隆做法，下令将四十位文臣武将的肖像悬紫光阁。六月，张格式尔被解王京城，“祭祀”太庙，然后被碎尸。长龄也得以封公，他是有清一代最后一个受封公爵的大臣。

    长龄奉命返京，将喀城善后事宜移交那彦成，子道光八年七月抵京，续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时身兼其他显职。同年底在他七十一寿辰时，皇上特降殊思封赏。清廷以浩罕国庇护张格尔遗族禁其贸易通商，道光十年，浩罕再犯喀城及叶尔羌，长龄再度以扬威将军衔出征。在他抵阿克苏之前，浩军人已撤离边界。在听取浩罕人申诉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再度启关互市，减轻商税；浩罕则答应不再纵容和卓。

    长龄于道光十一年平定新疆地区叛乱，功拜太傅。道光十二年返京。道光十七年长龄八十寿辰时，晋一等公。第二年去世，身后皇帝亲自哀悼，极尽哀荣，谥“文襄”，入祀贤良祠、伊犁名宦祠。

    支持仪和支持议和权倾朝野——穆彰阿传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嘉庆二十五年后，穆彰阿逐渐掌握朝权。嘉庆皇帝在热河驾崩，由穆彰阿护送梓宫回京，事毕，以沿途谨慎筹划擢加一级官衔。道光元年（1821），穆彰阿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宣宗梓宫奉安后，加三级，此后，由于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由于穆彰阿善于处理公事，诏授工部尚书，并且他开始于道光七年（1827年）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第三年兼充翰林院掌院学士，随驾到辽宁盛京谒陵。此后授户部尚书，奉命赴江南、湖北结案并查勘防洪工程。道光十四年调吏部，第二年初授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六年授大学士，很快取代权臣曹振镛的职位。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第二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固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很恶劣的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深为嫉妒；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致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的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

    清廷议和的消息引起抗战派的强烈不满，廷臣王鼎、祁隽藻等每逢上朝时，就与主和的穆彰阿争论。穆彰阿时为首席军机大臣，当道光主战时，他随声附和，但骨子里主降，一有机会就散布投降言论，每有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总要对人说：「如何？不出我所料吧！」当英舰进入南京江面时，他公开散布说：“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於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将两年多的抗战、牺牲一笔抹杀。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此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穆彰阿的投降言论遭到军机大臣王鼎等的痛斥。每逢相见，王鼎必责斥穆彰阿议抚误国，穆彰阿则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去。一次，两人同时被召见，王鼎在殿上责骂穆彰阿为秦桧、严嵩，穆彰阿保持沉默，不与争辩。当时的爱国士人曾赋诗道：“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反映了人们对他作为投降派首要人物的一般看法。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死去，咸丰帝即位后，为了邀结人心，起用林则徐、姚莹等人以镇压刚刚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时对被时论所丛诟的穆彰阿、耆英分别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和降为部属，谕旨中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阴险，实不可问！”命令下达后，“天下称快！”

    咸丰三年（1853年），穆彰阿捐军饷镇压太平军，被授予五品顶戴，又三年死去。

    鼓吹仪和行为卖国鸦片战争中的第一个罪人——琦善传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古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成德当过热河都统，由于他祖先格得理尔率领所统属的部众归附清廷的缘故，也袭第一等候爵。嘉庆十三年（1808），由前生被授为刑部员外郎。几经升擢，嘉庆二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嘉庆二十四年授河南巡抚。第二年，因黄河泛滥被革职，但同年即获宽免，复任河南按察使，调往山东。道光元年（1821）任山东巡抚，道光三年初，父丧，袭侯爵。第二年，剿平临清动乱教派。道光五年初，道光皇帝褒扬其临危不惧，同年稍晚，授两江总督，皇帝已准其改进江苏北部航道的计划，但因施工方法不当造成严重损失，以至道光七年被革职，左迁内阁学士。数月后再授山东巡抚。道光九年至道光十一年他身居四川总督之要职，其后授直隶总督。道光十六年兼充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八年为大学士。他是满洲贵族，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和倚重，又任封疆要职多年，平日与穆彰阿相结纳，因而权倾内外，傲视一切。

    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他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张，攻击黄的主张“大谬不然”，说什么鸦片吸食“今则数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岂能令出惟行乎？”认为鸦片不但禁止不了，而且严禁不得。他的理由是“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藉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他说：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其中有“忠良后裔、簪缨世胄”、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安分守己之人”，如果“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贯索略重，不待部文复转，而瘐毙者已盈千累万矣。”他歪曲严禁派严禁主张的内容和实行办法，说什么“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余万人恐不能尽也”。因而他强调说“今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他主张封关锁国，“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琦善的弛禁主张，代表了满洲权贵、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他们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因而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以便从中取得更多的好处。他的所谓以“不准通商”使“鸦片无自而来”的“正本清源之道”，纯然是一句空话，不仅完全做不到，而且也不想这么做。他发表这些言论唯一的目的是阻挠禁烟运动的实行和开展。

    道光十九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道光二十年清朝海防吃紧，英军攻占浙江定海，战争波及北方。琦善被调往天津筹办海防事务，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8月），当英舰窜到天津大沽口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时，琦善即主动派人向英军馈送牛羊及其他大批食品，以取悦侵略者。英军海军舰队于八月十一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琦善会见并宴请了英国的领事义律，以及英军将领，答应替洋人向皇上奏明情况。十六日收受巴麦尊勋爵致清帝信件，该信索求赔偿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鸦片烟价以及英军军费。信中还要求为义律所受之侮辱雪耻；香港岛割与英国作商埠；广州商行清偿其巨额债款；将来中英官吏平等等。八月二十日道光命琦善同英人谈判，意在使其回广州商谈解决。琦善在大沽特设帐篷款待英使，并在那里举行谈判，琦善指责林则徐办事不妥，答应代为惩办，谈判成功，九月十七日英人应允返粤。琦善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取代林则徐，不久署两广总督。

    琦善抵粤不久，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道光皇帝密奏林则徐引起冲突的原因是：“林允诺赔偿英人由他所毁之鸦片烟价，但未兑现；林坚持出具甘结后方可继续贸易，从事鸦片贸易者格杀勿论。”琦善在广州，告谕沿海一带的清军将领只准防守要塞险隘，遇到美国兵舰时不得开炮还击。但美人的要求有增无减，要求惩处林则徐并割给英国一个新的贸易中心。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七日，英人无意再拖延谈判，攻陷川鼻要塞。次日琦善首次奏报此战时称“不分胜负”，但十日获悉实情后即奏报要塞已陷，英军炮火难以抵挡。他主张将香港割与英国，迅速重开广州贸易以安抚英人，并使广州幸免于难。于是他开始同英人谈判，二十日达成《川鼻草约》。该的规定香港本岛割与英人，赔款六百万元，英人有权同中国官员直接交涉，立即重开广州贸易，不待中英两国政府任何一方之批准，义律就占领香港，并正式宣布它为大英国一部分。广东巡抚怡良马上将此奏报皇帝，同时公开表示《川鼻草约》的条款事前一无所知。怡良的奏报，使道光皇帝确信琦善阳奉阴违。道光皇帝命广东大量增兵加强防务，致使英人也疑心琦善对他们耍花招。琦善后来向皇帝辩解说，香港地势无险可守，兵械短缺，人力不足，民无斗志，北京当然难以为信，朝廷乃重申要剿灭英人。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十三日，琦善同义律的两次私人会谈已使国内反对派深信他在暗通英人。二月二十三日他未能阻止英人进攻虎门，二十六日虎门炮台失陷，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以身殉国，攻计崎善之声尤甚。二十六日道光皇帝颁诏斥责琦善擅自把香港割让给英国，擅许与洋人议定通商，并以上述罪名免去琦善的官职，将其逮捕法办，籍没家产。并命将琦善革职逮捕回京，褫夺全部爵衔，他多年为官积蓄的万贯家财被籍没。奕山接替其军权，怡良暂取代其总督职位。三月十二日琦善被囚解出广州，到了京师朝廷议定其罪为大辟之刑，不久又宽容了他，让他带罪到浙江清兵军营中效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琦喜又被改派到军台。

    道光二十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琦善东山再起，充叶尔羌参赞大臣。道光二十三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当即对此上疏指责，因而他未能就职。但道光二十三年末又被派充驻藏大臣，道光二十六年他在西藏今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离藏。道光二十六年他们携带两只装满琦善财产的大箱子启程，琦善请他们把箱子存在四川成都以便他回京时带走。道光二十七年初琦善任四川总督，次年皇帝嘉奖其治理有方赏头品顶戴。道光二十八年末再接协办大学士，同时留川督任。道光二十九年调为陕甘总督，因苛待该地及青海回部，咸丰元年（1851）他被革职并流放吉林。但数月后需他去河南阻击太平军，又将其召回。琦善受命署河南巡抚，督办楚、豫交界防务。咸丰三年春文宗皇帝命他在江苏协守江北大营，三月他在浦口和扬州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四年夏病死，朝廷赠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称号，依照总督的贯例赐物抚恤，谥“文勤”。

    卖国奸臣人人唾骂——耆英传

    耆英（179~1858），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祖父炳文是乾隆朝中期御史，由于在一奏折中触犯皇帝被摘谪戍伊犁，父亲禄康，一开始为宗人府主事，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步军统领。嘉庆十六年，以因为放纵其家奴仆与他家大臣奴仆聚赌而遭弹劾、降职。嘉庆十八年，充任职正黄旗都统时，手下几个士兵加入攻打北京皇宫之匪伙，于是作为流放的宗室，他被发配盛京，后最终还是死在那里。

    耆英与父亲一样，由供职宗人府步入仕途，先为主事，后为副理事官，迁理事官。在此期间，曾充山海关税关监督一年。嘉庆二十四年，推内阁侍读学士，两年后为内阁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耆英历任理藩院、兵部右侍郎、工部、户部、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此期间，还身兼多职，如包括总管内务大臣、步军统领和各旗都统，是属于较受宠信的臣子。道光十六年（1836），曾赴江西按事，并赴广州审理案件。

    但离京不久，有人弹劾他释放一名犯赌的宦官张道忠。因此于道光十六年降职为兵部侍郎。道光十七年初，再投兵部右侍郎，同年四月为热河都统。从道光十八年六月至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受命担任盛京将军。这些年，耆英忙于查禁鸦片走私，在辽东半岛沿海设防，以防当时正与中国交战之英航的突然袭击。当璞鼎查所率之英国远征军占领浙江镇海后，北方各省沿海严加防卫，耆英更加严督东北沿海防务。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广东方面的战事紧急，琦善已经被道先撤职贬黜，朝廷下诏授耆英为广州将军，特授为钦差大臣，并且督办浙江方面的洋务。并令火速到任。后来耆英知道英吉利被邻国战败的事是讹传，所以就仍然留在了浙江，因为英军已连陷几城，正从宁波和镇海出发，故令耆英兼钦差大臣处理英人入侵事。五月十一日，耆英抵杭州，七天后英军陷沿海城镇乍浦，杭州受威胁。耆英赴嘉兴加强防务，与此同时，令另一宗室伊里布前往乍浦英军司令部协商交换俘虏事宜。五月二十五日，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但是六月五日，又令其留浙江专主与英人议和事宜。这时英军扩大侵略至江苏，六月十九日上海陷落，于是，耆英前往松江、苏州。此时道光皇帝仍希望抗敌下去，故拒绝牛鉴所请，牛鉴是1841年后的两江总督，他请示皇帝接受英国条款以结束战争。1842年七月十五日，耆英奏陈军事抵抗已无望，速为前途定大计，耆英之奏报未及抵京，道光皇帝已知不得不议和，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密谕耆英接受英国条款，十天后又重下此谕，与此同时，英舰人长江，七月二十日陷镇江，威胁南京。八月十一日，耆英以签约全权大臣身份抵南京，此日开始会商，结果于八月十九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璞鼎查代表英国，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代表中国。条约共十三款，允诺给予英国的如下：割让香港岛；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放五口通商；中英官员外交上平等，赔款项中，六百万元指明为赔偿英商，因林则徐收缴并销毁了他们的鸦片。耆英恳求璞鼎查停止在英国辖地上种植罂粟，但璞鼎查不接受，理由是假若英国停止出售鸦片，其他国家将接过这项贸易。璞鼎查指出，假如中国人停止吸食，假如中国官员廉洁正直，鸦片贸易将不禁自止，第一期赔款如数付清后，英舰撤离长江南下广州，在广州再举行进一步会商，朝廷下令伊里布为广州将军和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人商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耆英接牛鉴为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五日，伊里布卒，诏令耆英赴广州继续协商。六月二十六日，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互换《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并签署《过境税声明》。十月八日，签署附约《虎门条约》，此约包括实行《南京条约》的细则，《虎门条约》允给英国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治外法权，并包括“最惠国待遇”，根据“最惠国待遇”，中国允给一国任何特权，英国均也可以要求均沾。

    与璞鼎查签约后，耆英回南京。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关国使臣顾盛抵澳门，告知署理总督，美国使团拟进京。为阻止顾盛进京，诏令耆英为两广总督速离南京赴任，并授予办理五口外交全权。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耆英与顾盛开始会商，七月三日《望厦条约》签订。这一条约将英国所享之一切特权给予美国，包括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的明确规定，随后，耆英又签署其他两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与法国又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

    作为这些条约的签署者，耆英完全不懂得条约对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领事裁判权这一最关键的条款，可能被当时的中国官员认为是最得意之计，借此可以避免审理洋人所带来的麻烦。甚至当道光皇帝议及《南京条约》时，似乎也仅关注赔款的偿付，并令耆英本人设法办理赔款事宜，耆英乃迫使先前之行商承担。道光二十五年，耆英虽驻广州，却提升为大学士。道光二十六年初，京察有功被议叙，可能是皇帝认为耆英在和英国议和上有功，从而使清王朝保存住力量以统治中国。

    但是与外人之新磨擦又在酝酿之中。广州反对英人入城之情绪越发高涨，从前，粤人一直鄙夷外人，因而不能容忍英人入广州城。再则，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八年间，外人走出商馆漫游珠江时，已有骚乱发生。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三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率一支小舰队驶向广州以示反击，耆英被迫允诺英人两年后可以入城。但耆英未向北京详细奏报此事，因此继他之任的徐广缙以后不承认履行此诺言。耆英恼怒广东人生事，奏报闹事之人是受了无赖和歹徒之煽动，他还谴责在京官员妄想用暴民抵御外人，此年初，他处决四名罪犯，他们曾率一帮人杀死六名英国人。由于这些事情，耆英不仅遭致广东人反对，而且许多在京官员也参劾他抑民联夷。这些呼声也影响到宣宗。

    耆英刚开始回京时，身受各种荣誉。始充协办大学士，兼肥缺崇文门税关监督一职。道光二十八年末，擢大学士。但不久宣宗崩驾，文宗继位，耆英及其一派失宠。道光三十年（1850），清文宗咸丰皇帝即位，耆英应诏上书陈言道：“要求得国家的大治，没有比用人、理财、行政等大事更应予以优先考虑的了。用人之道，在于明试以功。人有刚柔之分，才能也有长短之别。用人不按照他的才能情况使用，就是正人君子也会害怕误事；如果用人得当，小人也能担起事务。”等，但遭到咸丰皇帝的严斥。此后他称病在家。道光三十年一月三十日，帝手诏斥耆英抑民奉夷，面陈夷情，所奏言的外交事务都言过其实。同一诏内，还谴责穆彰阿欺瞒宣宗，压制林则徐等爱国者。事实是英人曾有书集给耆英和穆彰阿，此为他们被黜的原因之一，但诏书中未提此事，穆彰阿穆为阿被革职，耆英降至五品官员，任兵部院员外郎。

    咸丰二年（1852），耆英充工部员外郎。一年后，令供职于防御太平军之北京防城军统领绵愉衙门。咸丰三年初，广东太平军北上，国库空虚，诏今耆英、穆彰阿、卓秉恬和其他在京十五名富人捐饷助剿。据十五名捐饷人之一崇实所说，这三位老臣为绵愉和僧格林沁所迫，捐饷四万两。咸丰四年初，耆英以捐饷获四品顶戴。然而咸丰五年，其子庆锡、系一总兵，因向部属员借贷，又未经允准就在近京处设衙门和各营分配马匹而处谪戍。耆英亦被革职圈禁，因他通过该衙门传送过信件。他被关在宗人府空房内，但不久即获释。

    咸丰八年英国军队纠集法国、美国、俄国等国兵舰进犯天津，直接威胁北京清廷，英法称如不速派全权大臣前去议和，即进兵北京，并强迫清政府修改以前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咸丰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桂良和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赴津。六月一日，诏示桂良、花沙纳允诺不伤中国大体之任何条款。次日，耆英奉命赴津协助他们与联军及美、俄公使协商。诏加耆英侍郎衔，授权办理外交。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曾签署先前之约，且为西人所知。耆英时已年老眼花，也许他希望藉此挽回声誉，因此他表示愿意力任其难。六月三日，皇上授权耆英用直隶总督印以调兵和发令，并希望如桂良和花沙纳会商遇困难时，耆英有权作更多让步以协助他们。清廷为三使臣各备特制印绶，英使怀疑耆英会给会商设置障碍，宁与经验较少之桂良和花沙纳商谈。六月十一日，英国使用翻译官威妥玛拜访三位使臣，要求他们同意英国之和平条款。此次会见，威妥玛和李泰国出示耆英十三年前所书之一份论述西洋人并如何对付他们的奏折。这份奏折与其他文件，系英军于咸丰七年攻陷广州时，得自叶名琛衙门。他们翻译出了耆英的奏章，发现内容多是掩饰，与事实不符合，英国人很痛恨他。及耆英到了天津，英国人拒不会见耆英。两名翻译官指责奏折中的某些评论，认为是对西洋人不友好的表现，也是他们担心耆英将使商谈受阻的理由。通过威胁恫吓，威妥玛和李泰国最后从中国使臣处获得一份实质上全部同意英国要求的书面保证。此为耆英最后之从政活动，威妥玛和李泰国的态度使他深感恐惧，次日便离津而去。桂良和花沙纳也许怀疑耆英是奉派来监视他们的，故上奏说如果耆英之出面将对议和有利，咸丰览奏令同意了这一意见命令耆英留在天津，但他不从。

    不久耆英连因为违命擅自离职回京在通州被捕，解京讯鞫。曾荐耆英出面的亲贵们亦遭到一定的惩罚。众多王公大员审理此案，定耆英绞监候。另一些官员，特别是肃顺主张立绞耆英，六月二十八日，与英签订条约之奏报抵京。次日，咸丰颁一长谕谴责耆英违命，诿过于人，并无充分理由檀离职守，为“情法两全”，赐其自尽，耆英服毒而死。

    功勋彪炳的末代理学名臣——曾国藩传

    一、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1811~1872），号伯涵，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农民家庭，父亲曾麟书，于道光十二年（1821）考取秀才，仅早于曾国藩一年。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二、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三、“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组建的湘南军，即“湘军”，也称“湘勇”，是由罗泽南之“湘勇”，江忠源之“楚勇”以及其他各部组成的。以“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作为军队的口号，曾国藩制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计划，并着手整顿纪律，完备组织；这些措施对他最终取得胜利关系甚大。他设置集中训练营，把那些有过临战经验的乡勇的训练营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又在湖南各地广设招兵站，并对亲兵进行初步训练。在出省与太平军作战之前，他决定先派这支军队在省内剿灭土匪，这也是一种战前演习，以期取得作战经验。然而，他为此却受到那些曾经与太平军作战却老打败仗的人的责难；甚至当上疏详陈作战计划时，亦受到皇帝的训斥。但曾国藩坚持初衷，毫不动摇，不顾多方的拦阻、非议也不管外地如何催促求援，继续组织训练那些纪律散漫、缺乏作战经验的乡勇。湘军编练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湖南官绅所提供的军费。但是在组建湘军初期，地方上是不予财政支持的，直到江忠源和罗泽南在衡山县打了胜仗，朝野震动，地方当局才认识到应该给曾国藩提供一定的军费。

    曾国藩在初期的多次战斗中，地方官的不予支持使他处境倍感困难；这种情况直到后来他本人身兼数省督抚之职、有权掌管财政时的时期，情况才好转。不数月，曾国藩即接受江忠源和郭嵩焘的紧急建议，建造炮舰，训练水军，由杨岳斌及其他将领统辖，以便把太平军赶出长江。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攻占南京后分两路向清廷发起进攻：一路向华北进军；一路西进安徽、江西及湖北。当时，虽然各方一再向曾国藩求援告急，但他确实无力派兵往救湖北。当时大部湘军已驰援江西，其余部分留在湖南对付地方起义，此时“水军”尚在筹建之中。几月后，太平军自湖北向湖南的湘军发起了攻击，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动用新建水师二百四十艘船只及五千水军，但是因为暴风雨的袭击，船舰无法行动，加之军队缺乏水战的经验，致使曾国藩在湖南两次打了败仗：一在岳州，一在靖港。曾国藩当时非常羞惭，竟欲自尽。幸而这年五月一日，塔齐布和彭玉麟在湘潭战胜，迫使太平军向岳州撤退，清军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攻克岳州，这一胜利鼓舞了曾国藩。太平军曾在咸丰二年一月十二日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中的第一次。不过同年二月即为清军收复。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武昌；十月十四日，曾国藩部湘军在罗泽南及江忠源率领下，再次收复武昌。这是清军攻克武昌，也是对太平军征战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这年十二月二日，曾国藩又在田家镇战胜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城亦于咸丰五年二月从被起义的小刀会手中收复，直到咸丰五年五月底，北伐的太平军也已基本宣告失败。

    正当曾国藩部顺江而下进至九江时，遭到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之顽强阻击。林启容于太平军初建时即参加起义，是太平军中一员英勇善战的将领，曾国藩的一部分水军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在长江另一部湘军水军也被击败，甚至曾国藩的座舰亦为太平军俘获；余下的舰只又大多毁于一场风暴之中。由于连连失利，曾国藩部士气低落，曾国藩为此老了好多，曾经再次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经过一番整顿，咸丰五年四月三日，太平军为削弱清军对九江之攻击，发起攻势，第三次攻占武昌。此时曾国藩不顾武昌失守，只是命塔齐布继续攻打九江。同时另派罗泽南及胡林翼前往收复武昌，他自己则坐镇南昌，吸引太平军主力。但不久，塔齐布及罗泽南双双战死，曾国藩自己也遭到太平军无敌将领石达开的钳制，曾国藩此时已面临全盘崩溃的局面，幸亏曾国藩遇事还算冷静沉着，善于应付意外，加之知人善用，胡林翼与李续宾终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收复武昌。由于彭玉麟之协同作战，其弟曾国荃又率军自湖南来援，曾国藩在南昌之困境，得到缓和。

    太平军虽然在湖北江西失利，但在南京这时却大败向荣的大军。太平军内后来发生了惨烈的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失去所取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曾国藩的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逝世，曾国藩只得暂时离职奔丧。不过，他那些才干出众的将领们，按照他的计划，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收复九江。然后进攻安庆，以便最后收复南京。为收复安庆，虽然有许多在太平军包围下的城池乞求他前去支援，但他一概不予理睬，为便于攻取安庆，曾国藩率部进驻皖南祁门。咸丰十年，曾国藩被授任两江总督，加授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事。至此，他已拥有处理军务的全权，其中包括筹集军饷等财政大权。

    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曾国藩处境又转入艰难。咸丰十年早些时候，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重整后的清军，在李秀成指挥之下，太平军又再度焕发青春，主动进攻清军。江苏及浙江大部地区，都落入太平军手中，仅上海一地未被太平军完全占领，但太平军对上海的多次进攻，均被李鸿章等击退。就在这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清帝及大臣俱逃往热河避难。各地纷纷呈请曾国藩派兵支援。然而自咸丰十年九月，曾国藩也在祁门被太平军围困，对驰援其他地方，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心有余而力不足。咸丰十一年四月，曾所处困境达于极点，但他下定决心誓死不退。直到左宗棠及其他部队增援祁门，形势才开始好转。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终于在咸丰十一午九月五日攻占安庆，此后，曾国藩即以安庆为基地，准备收复南京。为避免在南京一线集结过多的军队，并防止太平军趁机夺取清军后方地盘，曾国藩摆开了三个战区：一在江苏，由李鸿章统辖；另一在浙江，由左宗棠统辖；第三在安徽由他自己统辖；清军在这三个地区频频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各地的太平军逐渐被围困，此时曾国荃，自请攻取南京。自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京城以来，大量清军多次被击溃，尤其是在咸丰六年八月、咸丰九年十一月及咸丰十年八月围攻南京的清军伤亡特别惨重。当时虽然外国军队打算前来援助，但被曾国荃所拒绝。经过长期围困及殊死战斗，曾国荃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六日终于攻克南京。不过太平军的余部，直到两年后才被完全剿灭。对于最终剿灭太平军论功首推曾国藩，清廷赐他一等“毅勇”侯封号，他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

    四、洋务运动与天津教案

    太平军被平定之后，曾国藩继续任两江总督，驻留南京数月。此期间他致力于恢复江浙地区生产力工作，在饱受十五年战乱之苦的江南地区恢复学术活动。同治三年初，曾国藩就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书局，刊刻经史典籍。战乱平定以后，他延聘著名学者主持书局，事后他遣返大部分湘军回乡归农，军中某些文官则受雇担任书局校对。当年，他颁布条例，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及武汉各建书局，此即“官办五局”。同时，当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南京乡试。在太平军占领期间，这个地区的乡试中断多年。

    同治四年六月，清政府下谕息令曾国藩前往山东征剿捻军，曾国藩受命统领山东、直隶及河南军事。但曾国藩北方剿抢一年多，不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捻军日益壮大。李鸿章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继任其职，曾国藩返回南京。

    早在同治二年，容宏曾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筹建铁工厂，此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容宏经曾国藩同意后从国外购进机器。同治五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同治七年，该局建成中国第一艘轮船，并驶至南京请曾国藩验看。

    同治六年，曾国藩拜大学士。同治七年九月，出任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着手处理一大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改进了办事效率，并制订出一项建立常备军的方案。同治九年，他奉令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此案结束后，曾国藩困年老多病，于同治十年调回南京原任，不久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继任。八月十八日，曾与李联名上疏，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一项建议同治十一年实施。然而，就在学生启程出洋之前几日，曾国藩病逝，身后连赠“太傅”，谥“文正”。

    两朝帝师翁同和——翁同和传

    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咸封，宫海州学正。父心存，咸丰朝历宫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母许氏通《诗》《易》，长兄同书、三元同爵均官至巡抚。同和六岁入塾时，“四书”、“五经”朗朗成诵。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人，27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翁同和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同和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光绪启蒙识字到翁同和因支持维新变法削籍归里，师生相处达24年。在学习上，翁同和是光绪的师傅，在生活上是监护人，在政治上，他又是光绪最宠信的大臣。曾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等。他为官廉正，提携后进，在对内对外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李鸿藻、潘祖荫等大臣同属清廷中的清流派。

    翁同和在中状元前，曾在刑部当差七年，中状元后，又曾暂代刑部右侍郎。因此，他对刑部的内幕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比较了解。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余杭县刘锡彤刑道事毕氏，捏供杨乃武因奸谋杀葛品连。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此时，恰值翁同和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秋审处重大案件的审办，执掌最高审判权。到任后，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于是，他又询阅了杨乃武姊姊的京控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呈词，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宫，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在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后，翁同和对此案提出了驳议，并在蹲亲王和慈禧的同意下，由刑部对全案作复查，直至最后查明真相，全案得到平反。在刑部任上，翁同和还推翻了两起量刑不当的案件：并针对狱囚多逃跑的情况，采取了改善狱囚生活待遇、严禁滥施刑罚等措施。在吏治腐败的封建统治下，翁同和这种认真执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八年（1882年），翁同和第一次入军机，当时法国侵略者入侵越南，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法军连续进犯越南谅山，窥伺广西，海军以游历为名，驰入福建马尾军港。在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前翁同和、李鸿藻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极力主张援越抗法，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守旧官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放弃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恭亲王则更是安尊保荣，但求战争不打到国内，认为求和是唯一办法，于是清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

    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问题上，翁同和与主和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应越南政府邀请与法军作战的，曾多次挫败法国侵略军，在著名的纸桥战役中歼敌二百余，并击毙了法军头自李威利。翁同和称赞是对法战争“第一捷音”。在军机会议上，他提出要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提供军饷和器械。而法国侵略者视黑旗军为眼中钉，把驱逐黑旗军作为停战条件。

    对此，李鸿章曲意逢迎，认为不消灭黑旗军，将来由法军自行驱逐，则边患更大。翁同和极力反对，气愤地指责李鸿章“直视刘团为眼中钉，不知安于何心！”但是，由于军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加上慈禧、奕诉犹豫不决，黑旗军终因孤军元援，节节败退。翁同和十分忧沮，断言：“日后大局可危。”他在日记中一再表露他身居高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羞愧。

    中法战争失败后，国内爱国人士纷纷上书参劾恭亲王奕诉和军机大臣，主张“杀李鸿章”。慈禧下令罢免军机全班人马，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教授光绪读书。光绪二十年（1894年），载？已亲政，翁同和再次入军机处。这年二月，日本出兵朝鲜，准备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后，光绪传谕翁同和：“甲申办理失当，比番须整顿。”并连发迎战上谕，力主对日一战。翁同和对此十分满意。当时朝臣中一批清流，包括新进的知名之士张謇、黄绍基、文廷式、吴大？等，深恨中法战争中主和派所带来的后果，希望这次扬眉吐气，所以也是一片主战之声。但是，手握军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故伎重演，主张静守勿动，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造成日军步步进逼，清军一战即溃的局面。甲午战争一开始，翁同和电促李鸿章出兵援朝，李鸿章却以兵力不足拖延时间，仅以三千兵屯仁川、牙山一带，徘徊不进，以致失去战机。中日战争爆发后，翁同和先后从全国调集数十万援军开往关外前线，他还以户部名义向外商银行借贷六百万英镑，充作军饷和用以购置器械，又与海军衙门筹商向英国、智利、阿根廷等国购买军舰，在督办军务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黄海战役中，北洋海军受到重创。主战派纷纷上书要严办李鸿章，光绪下旨严责其罪，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为了扭转危局，翁同和提出陆军宜催援军速进；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而李鸿章却命令北洋海军躲进威海卫，结果导致坐守待毙、全军覆没的下场。陆军也节节败退，终于丢掉了辽东。只有电传旨意而无直接指挥权的翁同稣至此只能唉声长叹：“然天意己定，似不能回矣！”

    中日议和时，日本提出割让台湾。李鸿章以日本索银为由，向户部施加压力，要求朝廷给他割地之权。翁同和是户部尚书，尽管他知道巨额赔款一时很难筹措，但他还是表示，户部当尽一切努力，而台湾万不可割。他向光绪力陈，如果台湾丢弃，“从此失天下人心，也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马关条约》签订前夕，翁同和还亲自去恭亲王府，想说服奕诉。在军机会议上，当主和派孙毓汶拿着和约稿本要光绪用印时，翁同和力请展缓时日。

    孙毓汶以“延误和议，贻误国邦”压翁同和时，翁同和严厉反驳，说：“苟且求和，丧权辱国，才是误国罪人”一番话说得孙毓汶无地自容。当慈禧下旨批准《马关条约》后，翁同和与光绪相顾挥泪。他还在日记中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和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

    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6年后，甲午战败，康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和认康为奇才。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得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11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和见到比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宫的职权，准备引进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见时，足足谈了二个多时辰。临别，翁同和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日读变法书，和前判若两人。

    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和引进康有为等人分不开。翁同和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之良，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和和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和，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和“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和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和开缺回籍。这对维新派和光绪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光绪听到慈禧的严谕后，“惊魂万状涕泪千行”竞日不食。翁同和听完殊谕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入宫谢恩，遇见光绪御驾，光绪回顾无言，翁同和则黯然神伤，师生作了最后的告别。为了免遭不测，翁同和的学生张謇等人力劝他即速离京。于是，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京都，回到阔别数十载的家乡一常熟，开始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他在虞山鹁鸽峰祖茔旁筑瓶庐山庄，基庐前开凿了一口能容纳他肥大身躯的井，随时准备自裁之用。1904年7月3日，卒于常熟故居。临终前，他还口授遗疏，希望光绪励精图治，使中国逐渐富强。并口占绝笔诗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1910年即慈禧太后死后第二年江苏士绅上书朝廷，宣统元年（1909）诏复原职，恢复了翁的生前全部官衔并谥“文恭”。其著作有《翁文恭公日记》和《瓶庐诗文稿》传世。

    守疆保土洋务首领——左宗棠传

    一、自比诸葛其实副之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平时喜欢作豪言壮语的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左观澜，是个禀生，有很好的学问及修养。左宗棠道光十二年中举，以后三次参加利部的考试均没有考取，于是他断绝了在仕途上发展的打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理与兵法，他曾经自比为诸葛亮，人们都觉得他非常狂妄，但胡林翼却非常欣赏他，认为在举国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才能超过左宗棠的。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贸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渤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疏，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但左宗棠的仕途并不明朗，左宗棠快40岁时，对身边的亲友说：“除非皇上一心想求得贤相，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大概是没什么指望了。”咸丰初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到了省城，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当时张亮基任湖南巡抚，他聘请左宗棠为僚幕，但左宗棠不应召，后经胡林翼诚恳相劝后，左宗棠才出来，做了长沙县知县。又由于守卫长沙有功，从知县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及后张亮基转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回到家乡隐居，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后，再次用计谋硬拉左宗棠的出来辅助军务，依赖左宗棠如同自己的左右手，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炭发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时左宗棠的同乡郭嵩焘在朝廷中任编修，一天，咸丰皇帝召见他，问道：“你认识有个叫左宗棠的举人吗？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正式出外任职呢？年纪有多大了？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精力就会衰退，你可以写信告诉他我的意思，应当赶紧出来为我剿灭贼寇，”胡林翼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非常地说：“皇上得贤相的日子到了！”

    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下属幕僚向骆秉章禀报军务，骆总是问：“季高先生的意见如何啊？”由于得到骆秉章如此倚重，忌恨左宗棠的人就越来越多，诽谤他的议论四起，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了起来。成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上疏奏朝廷左宗棠训练部队、筹济军饷等功劳，朝廷诏谕授予他兵部郎中听候调遣，不久又加四品卿衔，由于有人在湖广总督官文面前诬陷左宗棠，所传播的一些流言蜚语也被成丰皇帝听到了，于是命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公堂，官文是满人，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尤其是他们率领的湘军很瞧不起，而自己属下的八旗兵又总打败仗，因此恼羞成怒，想从重惩治左宗棠以让湘军将领丢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疏为左极力辩护；胡林翼、曾国藩也都说左宗棠无罪，极力称赞推荐左宗棠出众才能。后来京官潘祖荫也站出来公开说官文是被别人的表面言辞所迷惑，种种舆论和说情，才使得左宗棠免遭逮问。不久朝廷下旨，命令左以四品京堂身份跟从曾国藩治理军务。曾国藩命他自己招募一支军队，从此左宗棠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左宗棠召募了五千人马，经过训练号称“楚军”，咸丰十年八月，楚军建成后挥师向东。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向四川挺进，朝廷命左部移师征讨四川。但曾国藩、胡林翼因为江西、安徽战事危急，联名上疏请求留下左宗棠。当时曾国藩进兵皖南，驻在祁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正集数十万人猛攻祁门，当时左宗棠正率领楚军取道江西，转战前进，一路攻克德兴、矜源。左宗棠得到曾国藩命令后马上返师回击，在江西乐平、鄱阳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最后被左军打败，死亡无数，侍王李世贤也不得不化装才逃走。从此以后，江西、安徽左宗棠所率军威大振。

    咸丰十一年，朝廷因功授予左宗棠太常寺卿，并搜升他帮助曾国藩协办江南军务。左宗棠在曾国藩的命令下，率领越军八千人向东援助浙江；此时曾国藩认为左军完全可以胜任节制浙江的事务。左宗棠部将中虽有名将刘典、刘松山、王文瑞、王沐等，但从总体力量看，这几个人所率的几支部队都很单薄，还不能满足浙江全省的作战防守等要求。左宗棠奏请从广西调蒋益进、从湖南调刘培元、魏喻义增援，但此时各处都在太平军等起义军攻击下陷入困境，因而兵马没有调得到。但即便如此，左宗棠以几千人马应付七百余里防地，指挥若定，这不禁令曾国藩非常佩服他的军事才能。曾国藩再次上疏举荐左宗棠，朝廷于是任命其为浙江巡抚。

    当时太平军正在奋力攻打浙江，全省地域只剩下湖州、格州没有落到太平军手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商议，为确保浙江，左宗棠亲自指挥部队拼命抵抗，终于击败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正月，朝廷下诏催促左宗棠从衢州开始谋划整个浙江的收复，但左宗棠有一套自己的战略，他上疏说：“作战的法则，一定要避开对敌人的长期包围，防守好自己的后路。”

    在左宗棠军队的进攻下，太平军在浙江的势力迅速瓦解。但当各支部队争相建议要乘胜收取太平军所占据的杭州时，左宗棠却不为之所动，左宗棠喜欢打攻坚战，认为皖南太平军的气势还很旺盛，要消灭太平军的主力，必须稳扎稳打，先去其枝叶，再折其主干，而不要贪图近功。于是左宗棠率部从金华向严州进军。左宗棠命令刘典带领八千人会同王文瑞部防守徽州，命刘培元、王德榜部队驻守淳安、开化，让蒋益澧率部攻打富阳。左宗棠在此期间弹劾罢免了道府以及失守的将吏十七人，荐举浙江名士吴观礼等人赈济灾荒，招募老百姓垦田，保证军粮丰足供给。四月，朝廷任命左宗棠为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宜，不久左宗棠的部队遭到了军粮供应困难，刘典的部队到达皖南之后，便留在那里屯守。蒋益澧打入富阳，由于富阳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军队捉拿失很大。及后，左宗棠患了虍疾，困乏疲惫，富阳很长时间了都未能攻下。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集中兵力，从水陆两路大举进攻，终于将富阳攻克，蒋益澧等则长驱直入包围杭州，魏喻义、康国器进攻余杭。

    左宗棠认为杭州的太平军倚恃余杭以为犄角，如果不先攻下余杭，收复海宁，则不能切断嘉兴、湖州对杭州的后援接应，因而左宗棠亲自到余杭督战。此时，太平军都城苏京受到曾国荃湘军越来越紧的围攻，洪秀全多次命令李秀成率江浙的太平军解围，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太平军守将陈炳文见形势不妙，约定献城投降。左宗棠担心时间一长会引起变化，于是乘大雨天发起紧急进攻，陈炳文深夜开城门遁逃了。杭州收复后，余杭的太平军将领汪海洋也往东逃跑了。咸丰皇帝得到捷报，下诏给左宗棠加接太子少保衔，赏赐黄马褂。

    左宗棠军队进入杭州，申明军纪，招集商贾开门营业，停止征收杭州货物的关税，减征杭州、嘉兴、湖州三分之一的赋税，还大力招揽贤士，左宗棠的种种做法受到广泛称赞，不久大部太平军又聚结湖州，左宗棠马上调遣部队包围他们，使浙江太平军余部又受到沉重损失，三月，江苏太平军攻克常州。在江苏的太平军余部向浙江的徽州、婺源，然后又向江西靠拢。左宗棠把太平军进入江西认为是心腹之患，奏清清廷请曾国藩部杨岳斌督率江西、皖南部队，让刘典当副将围剿。六月，曾国荃攻克太平军都城天京，洪秀全服毒自杀，其子在太平军将士的护卫下突围出去，左宗棠立即率部围击，洪秀全的儿子不久也被俘，在南昌被处以磔刑。七月左宗棠攻克湖州，浙江各地得以全部平定。评论军功，朝廷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

    及后残余的太平军流散到徽州、宁国、江西、广东等地，还打入了福建的汀州，福建方面惊慌失措。因而左宗棠奏请蒋益澧护卫巡抚，自己移镇福建并增调王德榜部到福建，同治四年三月，江苏淮军郭松林前来福建会师，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漳州，离开大埔。五月，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屡次战败后，精锐部队伤亡过半，投诚的有三万人。左宗棠部队地驻漳州、武平，这样一来太平军只好撒到广东的镇平，于是福建也平定下来。

    接着左宗棠又下令调康国器、关镇平两支部队进入广东，王开琳的部队进入赣州防守江西，刘典的部队赴湘南防守湖南，留下高连升、黄少春的部队驻军武平；侦伺太平军的进退情况。六月，太平军又大举进攻武平，左宗棠指挥军队奋力击退大平军余部。后来，由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内讧，李世贤投靠汪海洋被江所杀，这样太平军内部更加互相猜疑，人心惶惶不安。朝廷下诏让左宗棠统率三省各路部队，趁机迅速合围。十月，左宗棠移师屯驻绩溪。王德榜担心主帅屯兵之处成孤悬之势，主动请命作为中路策应，刘典听说王德榜的部队开赴前线，也带领部队火速前进。刘典部队在路上突然遇上太平军伏击，措手不及，打了个败仗。太平军乘胜追击刘典，但又为王德榜军伏击包围，太平军死伤逾四万，据说太平军主要首领汪海洋也中炮死了，清军士气更为高涨。这时鲍超的部队也赶到了，太平军出战，又被打得大败。左宗棠汇合闽、浙、粤各路人马合围，太平军余部的最后根据地丧失，许多首领也牺牲了。太平军将士战死达一万六千多人。由于这一战功，朝廷下召赐予左宗棠双眼花翎。

    二、督师西北镇压义军

    左宗棠由于广东太平军已经平息，因而向朝廷上疏建议裁兵减饷，减少困练的费用，又认为海关开禁，不制造装备船舰器械就不能图谋自强，于是在马尾山下创建船厂，举荐起用沈葆桢主持船厂事务。但不久因为朝廷军队征讨西部边陲回族叛乱长时间不能够得胜，皇帝下诏令左宗棠转赴陕西、甘肃督军。十月，左宗棠挑选了自己部下的三千名精兵，向西迸发，令刘典另外再召募三千人，相约在汉口会合，不过行至中途，因为西捻军张宗禹挺进到陕西，又命令刘典先入陕西剿贼。

    陕西、甘肃起义的回族民众多达上百万，与西捻军互相配合。左宗棠行军到达武昌时，分析了陕、甘的局势和应对之策，他上奏章说：“臣下认为在东南作战用舟船方便，而在西北作战则应用战马为宜。捻军、回族的马队在平原驰骋，官兵用步军来抵挡他们，取胜的希望并不大。以马力而言，西域产的马不如北域产的马强健，捻军的战马多是北方产的，因此捻军的作战能力比回民更强悍。臣下的部队只有六千人，现打算购买口北的良马演习操练马队，兼造双轮炮车。从襄樊。邓县出紫荆关，直穿商州就可以到陕西。在陕西经营屯田，作长远的打算。所以未进兵陕西，一定先要清除紫荆关外的捻军，然后进兵甘肃，而要进兵甘肃，又一定先要清除陕西的抢军，然后驻兵兰州。如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胜利就大有把握，粮饷运输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部队行进就会没有遇到障碍。王子部队前进的快慢，就要视形势的发展而随机应变，我请求给我机动的权利，宽限一些时日，使得我能从容地谋划，以求得成功。”左宗棠战略计划受到朝廷的首肯，朝廷支持这一计划。

    同治六年春，左宗棠带领一万二千士兵向西出发，他计划用炮车去制服捻军的马队，而以马队去对付捻军的步兵。抢军突然见到炮车，还没有开仗就狂奔而逃。当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而总督扬岳斌请求还乡的愿望也尤其急切。朝廷下诏让宁夏将军穆图善代理总督，左宗棠以钛差大臣的身份督办军务。兵分三路入关，此时左宗棠又奏请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助陕西，并将这些部队都隶属自己指挥。刘松山屡次打败捻军之后，又会合蜀军将领黄鼎、皖军将领郭宝昌，大败捻军于富平。当时抢军进攻三原，然后沿渭水北岸向东进军，回族义军则分出一部分人马向西进攻。左宗棠分析捻军比回军强大，应当先制服捻军。于是下令各路人马沿河安营扎寨，希望短时间内在泾水、洛水之间歼灭捻军。捻军乘官军尚未集结完毕，又折向西渡过泾水和渭水，准备攻打河南、湖南。过了一个多月，清军大举向前进逼。捻军不能再向南前进，便奔赴西北，左宗棠为防止捻军和回军汇合的势头，并且又因为西北荒凉贫瘠，部队行军粮草接济不上，因此紧急扼守耀州，十月，捻军战败撤到宜川，不久汇合回军攻打铜川。留守耀州的清军抵挡不住，刘典、高连升急驰援助，大破围城捻军，左宗棠率各路清军拼命围剿捻军，各支部队将领虽然屡次打败捻军，但始终被回军牵扰，部队前进缓慢；在宜川的捻军大部队更是挥师奋进，进逼延长、绥德，直扑葭州，回军也从延安发兵攻陷绥德。左宗棠由于延长、绥德相继失陷，主动上书请罪，御台商议给予左宗棠革职处分。其时扶风、岐山、凤翔等地回民都纷纷响应捻军从南向北，分散一千多里，回军从西向东，也有一千多里。陕西地方清军有作战能力的不足五万，然而回民义军与清军一旦交战总是赢不了。刘松山等攻克绥德，回军败走米脂，左宗棠一面派刘厚基出兵陕西东北追逐四军，同时下令刘松山等沿黄河西岸挟制捻军，阻击西捻军支援东捻军，然而西捻军取小道翻山到壶口，乘河面结冰偷渡过黄河，威胁了京师，左宗棠奉接朝廷旨令，亲率五千人马赶赴支援，让刘典代替自己统督陕甘官军。

    当年十二月，西捻军从垣曲进入河南，不足一月时间又逼近定州，周游散的骑兵进犯保定，北京因此戒严，朝廷下诏严厉斥责督兵大臣，从左宗棠、李鸿章到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都均被革除职务。左宗棠到保定，刘松山等接连攻破捻军所占据的深县、祁州、饶阳、晋县等地。在这个时候，捻军在方圆数百里间来回奔波，先在直隶后又转战河南、山东，不久又渡运河，越吴桥，进犯天津，李鸿章提议四面包围以抵挡敌人。左宗棠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应当一边防守一边主动出击，运河西岸重点固守，东部就一定要有追击剿杀捻军的部队，这样才可以扼制捻军长驱直入的气势，同治皇帝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因此各地来护防京师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左宗棠率军驻扎吴桥，居中调度。捻军由于左宗棠、李鸿章的围剿计划，不得流动征战，只能在陵邑、济阳一带集结，左宗棠趁此机会，立即汇合淮军、豫军接连打败抢军。捻军首领张禹最后跳河自杀，于是西捻平息。由于左宗棠打败捻军的功劳，清廷特命他人朝拜见皇上，对左宗棠大加褒赞，并且询问西部边陲部队还有多久能取胜班师，左宗棠回答要五年，后来果然如左宗棠所预见的那样。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率领部队回陕西，到达西安，其时陕西东北的义军董福祥聚众多达十余万人，在延安、绥德，而陕西西南的回军首领白彦虎等号称有二十万人马，盘踞在甘肃一带。刘松山率部赶到，击溃量部，董福祥投降。此时回军却更加四处出击，和在西南一带活动的白彦虎等合力进攻秦川，黄鼎率部击败了他们。左宗棠进军乾州，侦察士卒报告回军将把总部迁到金积堡，左宗棠便派兵追击他们，终于接连克复镇原、庆阳，回军死伤多三万人，收复后，左宗棠亲自督促回民的壮丁耕作，教会他们区田、代田等法，并且给那里的流民发放巨额钱币，让官军收留的饥民及投降的十七万兵士全部居住在那里，左宗棠于同治八年五月，挥师进军甘肃。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亲率大军从平凉移到静宁驻扎。八月，到安定。此时另一支回民义军聚集在河州，再往西都是险峻之地。左宗棠命诸将分头出击，攻破平定了这些地方。其时回民首领马朵三已死，马占鳌看到官军步步深入，西宁的回军又已归顺朝廷，去路已断，无奈也投降了，河州遂平定下来。

    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率部移驻兰州。徐占彪在此之前由于伊犁之变领军向西，不过这时因肃州发生骚乱而使行军受阻。原先回族另一首领马文禄先已投降，听说新疆战事紧急，左宗棠要率部进军西去，认为此时机会来了，便又占据城池发起反叛。徐占彪的部队在肃州以西被围困，只得据城死守，并且向西宁发出求援信息。这时原左宗棠平定的西回民白彦虎、禹得彦也在暗中响应马文禄，等到刘锦棠率军向西增援时，西宁地方的回民及陕西回民又纷纷倒戈，推举马本源为元帅。

    西宁东北有湟水为阻，两山对峙，这就是古时称之为湟中的地方。回军占险要之地屯兵。然而左宗棠不等回军立稳脚跟立即派他所率的湘军精锐，携带大炮进攻，很快就把回军打得大败，遗弃的大批马骡辎重堆满了山谷。这时大通都司马寿又唆使向阳堡回民残杀汉民，背叛朝廷。同治十二年正月，刘锦棠进攻向阳堡，夺取城门而人，杀死马寿，接着攻破大通，又杀死马本源，于是黄河东、西众回军也纷纷向清军投降。

    马文禄盘踞肃州，眼看左宗棠大军压境，知道形势不好，假装请求招抚，暗中却进一步招募城外回民入城协助防守，清军接连进攻都未能攻下。八月，左宗棠到前线视察部队，马文禄登上城头看见左宗棠的帅旗，感到沮丧。左宗棠命金顺、刘锦棠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并用大炮轰击，马文禄走投无路，出城投降，被处以磔刑，白彦虎逃跑到关外，肃州于是平定下来。同治皇帝下令褒奖左宗棠，任其为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封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上章奏请在甘肃开科兴考场，设立学政。同治十三年，晋升左宗棠为东阁大学士，留在陕西总督的治所。

    从咸丰初年开始，天下大乱，先是广西而起的太平军，其次是抢军，再次是回军。左宗棠先后参加平定了他们，到此时陕西、甘肃全部安定；清政府感到左宗棠鞍马劳顿，劳苦功高，因而对他优渥恩幸。

    三、挥军新疆抗击沙俄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加剧，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激化，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构成直接威胁。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南疆，建立“哲德莎尔”伪政权，进而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清政府忙于镇压内地人民起义，无暇西顾。1871年，俄国又乘机出兵占领时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伊犁地区，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与此同时，中国东南、西南和南部边疆也面临列强侵略威胁，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遵照清政府的命令，正准备率军出关，平定阿古柏的侵略。但正在此时清廷发生了海疆防守的争议。朝廷大多数大臣认为自清高宗乾隆平定新疆以来，每年要花费银两数百万，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漏斗。现在竭尽天下的财力赡养西北官军，没有剩余力里来预防东部海疆的不测之需。他们认为，应该遵照英国人的建议，准许阿古柏自立为国，作为大清藩国，停止西征，专力于海防，当时军机大臣李鸿章更是力主应该如此。然而左宗棠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关、陇刚刚平定，不及时规划这些回归国家的旧有之地，放弃并使他们自立为国，这无疑是遗祸无穷。不是从西面被英国人所合并，就是向北归人俄罗斯的版图；我们的版图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缩小？边防险要为什么要尽皆散失？到那时，防守边疆的士兵不会比现在减少，粮饷费用也一如现在。这不仅无海防之益，挫伤国威，而且助长叛乱。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朝中只有军机大臣文祥非常赞赏左宗棠的建议。争论的结果是左宗棠意见占了上风，最后清廷通过决策，让左宗棠继续出塞，并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督军事。

    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同时，筹运粮饷，整顿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并编组了一支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作战部队，共约六七万人，委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1876年4月，左宗棠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肃州（今酒泉）。时已入新疆的张曜部屯哈密，金顺部屯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一带。根据既定方针，左宗棠令刘锦棠率所部湘军分批出嘉峪关，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阿古柏得悉清军西进，即由阿克苏赶至托克逊部署防御：以白彦虎（投敌的原陕西回民起义军首领）、马人得（投敌的原新疆封建割据集团头目）等率部分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以一部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一线；主力2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成掎角之势。

    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虽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路并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叫煺彪部出巴里坤，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师，合攻辟展、吐鲁番。刘锦棠部奇袭包围达坂，19日破城，毙俘敌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直捣托克逊，迫守敌海古拉（阿古柏次子）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于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一说绝望自杀，或谓被人毒死）。海古拉携其父尸西遁，由白彦虎防守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其弟海古拉，后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企图在英俄庇护下负隅顽抗。19世纪70年代，浩军国为沙俄所消灭，浩罕国流亡军官阿古柏，纠集一些亡命之徒窜入我国新疆，占据新疆喀什噶尔，后来逐渐占领了南部的八个城池，又攻败盘踞在乌鲁木齐的回族人妥明。妥明本是西宁的回人，当初以传播新教而来回于关外，同治初年，乘陕西、甘肃汉人、回民间有发生战事之机举兵发难，占据了乌鲁木齐，并兼并了北边的伊犁等城，收取那里的赋税收入。妥明不久被驱逐在路上死了，但是另一个头目白彦虎逃到乌鲁木齐，他派使者同英、俄勾结，购买军械器具装备自己，而英国人又暗中帮助他，想让他另立一个国家，以挟制俄国。就在这时，俄国以回民多次扰乱其边境为由，突然发兵驱逐回民，占领了伊犁，并扬言要攻取乌鲁木齐。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举兵驻扎肃州。五月，刘锦棠向北翻过天山，会合金顺部队先攻打乌鲁木齐，乌城攻克后，白彦虎逃走到托克逊。丸月，清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息，于是谋划南路。左宗棠发布命令说：“回族各部被他们的头目所驱迫，厌烦战乱已经很久了。我们大军所到的地方，不要奸淫掠夺，不要残杀无辜，朝廷的仁义之师如及时之雨，现在正应是这么做的时候。”光绪三年三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把所擒获的回民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次日，清军即收复托克逊城。徐占彪和孙金彪两支部队也接连攻破各个城隘，会合罗长祜等部队收复了吐鲁番，收降回民达一万余人。阿古柏最后走投无路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害了自己的弟弟，逃往喀什噶尔。

    白彦虎逃到开都河，左宗棠想一鼓作气擒获他，奏章还没上，恰遇库伦大臣上书声言本部边境现在正议定疆界。其时朝中大臣也认为西域征战费用巨大；乌鲁木齐、吐鲁番既然已经收复，可以休兵罢战了。左宗棠感叹道：“目今正是有利之时，怎么能作出划边界退缩防守的计策呢？”便上疏据理力争，光绪觉得左宗棠的意见正确。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开战，金顺请求乘虚袭击伊犁。左宗棠说：“不行，出师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就会抓住口实了。”八月，与刘锦棠在曲会会师，就由大道向开都河进发；正面部队金虎恩等从库尔勒出奇兵以助。白彦虎逃到库国，又到阿克苏，遭到刘锦棠的拦击，白彦虎只好转而窜逃喀什噶尔。左宗棠大军不久收复了南疆东部四座城池，何步云献喀什汉城向清军投降。伯克胡里接纳白彦虎后，就合力攻打汉城。清军大部队人马赶到，他们又逃往俄国。南疆西部四城相继攻下，左宗棠向朝廷报捷，皇上下诏晋升左宗棠为二等候。至此在新疆的布鲁特蒙古十四部争相归附清朝。

    光绪四年正月，左宗棠上疏奏叙有关在新疆建行省的事宜，同时请求派员和俄国谈判有关归还伊犁和交换战俘这两件事。朝廷派遣全仅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俄国用通商、划分国界和索要赔款三件事相要挟。崇厚轻率地签订了条约，这不禁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纷纷反对，议论好久都没有决定下来。左宗棠上书说：“从俄国占据伊犁以来，蚕食侵占没有停止过，新疆已有每日缩地百里的势头。俄国把伊犁看成自己的外府，我们要讨回土地，他们就索要赔款卢布五百万元；俄国归还伊犁，对俄国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而我们得回伊犁，只不过是一片荒野郊原。现在崇厚又提出给俄国霍尔果斯河和帖克斯河，这就是将伊犁西南的土地划归给俄国。在军事上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割地求和这样的事；现今一箭未发，就马上送献战略要地，这种条约是万万不可以签的！俄国的商人目的想要进行贸易，他们的政府便在各地广设领事馆，想借通商之由深入腹地，这也是切不可准许的。臣下认为俄国人包藏祸心，他们猜测我国可能已厌倦兵事，用全权大臣谈判的办法来牵制边疆大臣。当今之计，应当先和俄国人谈判，委婉而运用计谋，另一方面，要准备在战场上和他们决一雌雄，坚忍而务求胜利。臣下虽然衰老平庸不成样子了，但哪里敢不勉力效忠啊！”光绪皇帝认为左宗棠的话大长了朝廷志气，命令把崇厚逮捕治罪，朝廷今曾纪泽出使俄国，更改前面的和约。这时左宗棠请求亲自出兵驻防哈密，策划收复伊犁。他命令金顺立即率军出发，作为东路；张曜率部沿特克斯河进兵作为中路；刘锦棠经布鲁特游牧地区作为西路。又分别派遣谭上连等各带兵驻守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等地作为后路声援。这几路部队总共有马兵、步兵四万多人。声势浩大，士气高昂，他们决心与俄军不惜决一死战，务必收复伊犁。

    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坚决表示自己收复伊犁的决心，命人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五月抵达哈密。俄国人听说清军大兵出动，就增兵守卫伊犁、纳林河，另外派兵舰在海上巡弋，以震撼京师。此时天津、奉天、山东等地也同时告警。七月，朝廷下诏让左宗棠回京城任顾问，让刘锦棠代替他。俄国人也害怕清军的威武，担心事态发展后会引起决裂而挑起战端。次年正月，在中国在赔款上又做出让步后，清与沙俄终于达成了《中俄归还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伊犁的绝大部分地区。

    四、入京出京披甲领兵

    左宗棠用兵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筹措战事，更是注重节制兵丁人数，并且以保证粮饷充足为根本。当时刚开始西征，左宗棠担心各行省协助军饷不能按时到达，曾经上疏建议向外国借款。沈葆桢反对他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说：“左宗棠以西线战事为重，国家又何惜千万金，特拨给款银五百万两，再准允他向外国借贷五百万。”左宗棠部队出塞共二十个月，新疆南北各城能全部收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做到军饷及时供给充足。当初议论西部边防事务时，左宗棠主张发展屯田，听到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迂腐。等看到左宗棠上奏论述关内外过去屯兵的利弊，以及论及将兵农划开为二，挑选精壮的人为兵丁，让老弱的人去屯田垦地，大家于是才佩服左宗棠老谋深算。新疆平定后，朝廷升调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入朝觐见后，皇上赏赐左宗棠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可由内待二人搀扶着上金銮殿。左宗棠在朝廷任高职，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很多读书人兴奋地议论说，中国相当长时间落后，非常脆弱，这次左宗棠打败了沙俄，中国有希望了。外国人也渐渐传说他的战功。他刚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在楼上可以俯瞰宫殿，民间老百姓传说左候到，教堂高楼就要被捣毁。外国人为此也惶惶不安。左宗棠不得不公开贴出告示让大家放心，于是谣传停止了左宗棠在军机处当值，因他长年在外征战并不熟悉朝中的礼节、掌故，因而屡屡受害；他性格耿直，难免得罪人，因此就有许多同僚多厌烦埋怨他。宗棠本人也不乐意居住在京城之地，于是进京不久，便称病乞求引退。九月清廷命他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上任后出巡吴淞，路过上海时，洋人为左宗棠树龙旗，鸣礼炮，非常恭敬地欢迎他。

    光绪九年，法国人攻打越南，左宗棠这时已七十有余，且身体多病，已致仕在家。但当他听知此消息时马上请求到云南指挥军队，并下令让旧部王德榜在永州招募军队，号称“恪靖定边军”。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云南、越南官军溃败，左宗棠被召入京，再次任职军机处。不久法军大举向中国内地进犯，光绪皇帝诏令左宗棠到福建视察部队，左宗棠命王鑫之子王诗正暗中率军渡海到台湾，号称“恪靖援台军”。王诗正到台南，受到法兵阻击，他与台湾军民一道最终击败法军。而王德榜会合其他部队在谅山取得大捷。中法和议达成，左宗棠称疾请求告退，但尚未获准，七月在福州病逝，时年73岁，赠太傅，谥“文襄”。将其灵位入祀于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以及立有战功的各省建立专祠祭祀。

    赞襄大臣煊赫一时——肃顺传

    肃顺（1815~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父亲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子端华袭封了王爵。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时，端华和僧格林沁、载垣均为顾命大臣。这几位王公一同辅佐新君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在朝的十一年中，他们忠心耿耿；咸丰皇帝由端华得识肃顺。

    肃顺为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经例试授辅国将军，任散侠大臣。道光二十九年，任奉宸苑卿。一年后，擢内阁学士后屡任工部、礼部、户部左侍郎，同时兼副都统，咸丰七年（1857）初，擢左都御史，十月，迁理藩院尚书，次年十月，擢礼部尚书。咸丰九年起直至死前数日，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皇帝执政的最后三四年间，国内外局势一派混乱，为此他逃避于声色。许多以前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共同处理的军国大事这个时候均由几位御前大臣，主要是载坦和端华来处理，但是这二人生性优柔寡断，因此遇事常常向肃顺请教。这样一来，肃顺逐渐握有重权。肃顺则愎自用，常常用严厉的手段处置昏庸无能、贪污腐化的官吏。所以一旦肃顺秉政，就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咸丰八年，他在耆英一案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耆英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时陷入困境，他擅自离开天津回京。九卿奉旨议罪，由于肃顺的力主，耆英论死。在处理另一案时，肃顺也同样采用严酷手段。当年十一月，有人弹劾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受贿舞弊。据查，主考官大学士柏俊应仆人之请调换试卷，致使优者落榜。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柏俊本人有受贿一事，但由于肃顺、载垣及其同党陈孚恩的力争，终于为柏俊论死找出罪名。另外三位卷入此案的官员亦被处死，其中一位是同考官浦安。这种严刑峻法的结果使肃顺等权臣遭人惧恨与痛骂。但是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官大学士柏俊艹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清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光三十年后的国内动乱，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很不稳定。肃顺任户部尚书后不久，即试图进行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咸丰三年发行纸币，当年，政府开始将旧铜币熔化重铸高面值新币。没多久时间，伪币大量出现，京城之外，人们拒用新币。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咸丰九年末，肃顺逮捕了偷工减料、有贪污行为的铸币局的主管人员和户部官员，一个月后，由于端华的检举，类祐的一名奴仆因和铸币局舞弊行为有关被拘捕。这年底，户部衙门失火，几乎焚毁殆尽，据肃顺推测，此事是几个铤而走险的户部官员所为，以便销毁罪证。此事发生后，又有许多人被捕被杀，但严厉的办法并未能缓和局势，反而更加得罪了从中获利的王公朝臣。由于货币贬值，北京的生活日艰，当时有传说，许多持有贬值的大钱的人在街上遇到肃顺时，即将钱迎面掷向肃顺。

    肃顺参与过对外交涉。咸丰九年七月至咸丰十年五月间，他和瑞常在京与俄国使节伊格那捷耶夫将军曾多次举行会谈。咸丰八年签定了《中俄条约》，沙俄从中获取许多权益。为巩固条约所获得的权益，俄国使节又频频来华商谈签订补充条约。谈判恰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舰队之后，谈判历时十个月没有结果，最后，俄国使节离京国国，但肃顺与他的私交很好。

    咸丰十年九月，桂良在天津与英、法公使谈判破裂以后，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奉旨去通州议和，以阻止英法联军向前逼进。九月十八日，载垣奉咸丰皇帝命令逮捕了英国翻译巴夏礼及其随员，解送北京关押。联军马上在通州附近进击清军。九月二十一日，奕沂取代载坦和穆荫与英法议和，但英法联军继续进逼北京，次日，肃顺护驾从圆明园出逃，九月三十日到过热河行宫。

    北京条约缔结之后，英法联军于是撤离，但朝廷仍滞留在热河。咸丰皇帝将朝政委之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四位御前大臣。咸丰十一年二月初，肃顺兼协办大学士。此时，掌权的军机处完全在四位御前大臣的控制之下，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又成为四位御前大臣发布圣旨的工具。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垂危之时命其子载淳继承大统，他已无力亲笔写诏，于是就命令四位军大臣及四位机大臣起草诏书，这八人被封为赞襄政务顾命大臣，在载淳未成年前共同辅政。但是，他们发布的一切政令，都必须征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同意。八大臣本来打算不理会这一限制，故而与两宫太后发生矛盾。一位御史建议应由皇太后摄政，辅之以皇帝嫡亲时，肃顺和众辅政当即起草一道谕旨斥责这位御史的建议。皇太后起初拒绝签发这道谕旨，但在八大臣的胁迫下不得不最终发出。另外，肃顺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主管皇太后的用度和供给，当时京城传说他有意使皇太后挨饿。

    后来，皇太后与奕沂密谋推翻入大臣。咸丰十一年十月，清王朝人马从热河返京时，肃顺受命护送咸丰皇帝梓宫，慈禧太后带领幼帝比肃顺早一日抵京，表面上是为了迎接大行皇帝的辞官进城，但慈禧太后一到北京就传旨逮捕肃顺及其他辅政大臣。这一天夜晚，奕沂及一队骑兵迅速抵达肃顺的驻地，肃顺从床上惊起，没有经过任何反抗即被逮走。在北京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也被突然拘捕，次日，当下令逮捕他们的谕旨公之于众时，他们的生命即已经走到尽头。十一月十八日，肃顺在刑场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赐自尽以维持体面。据当时的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大骂太后和奕沂，并埋怨其余几位辅政大臣没有听他的话牢牢地掌握住大权。

    肃顺集团的其他成员受到一定的惩处，其中驸马景寿得免，由于他是奕沂的姻亲，其余辅政大臣退出军机处，有的流放有的革职。陈孚恩被视为肃顺的心腹，发往伊犁，同治五年（1866）为土匪所杀。耆英之子奏请昭雪其父，被拒，因其父罪有应得。

    淮军军阀出卖主权——李鸿章传

    一、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李鸿章的发迹史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磨擦，李鸿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于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弟弟则是状元翁同龢（h），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最初让一个幕僚拟了一稿，觉得不很满意，不想采用；自己来写也没有能说得妥当周全。这时候他想起了李鸿章。李果然没有辜负所托，奏稿写成之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充分指出翁同书的实际过错，而且还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查办，发配西北边疆。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曾国藩把李留在营中，是为了培养他的领导才能和陶冶其志气，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他也不会永远把这只猛虎关在笼子里。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一带进展顺利，江南除镇江一城为清军所有，此外就只剩了上海一座孤城（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身上。但此时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只能用来巩固新收复的失地，没有余力兼顾上海。于是写信给在湖南招募新兵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带领一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但是，曾国荃因有其他打算，没有同意。曾国藩于是推荐了李鸿章。

    这样，历史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逐渐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同治元年（1862）三月，就在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清廷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方便地利用上海的财力和物力，扩充自己的淮军和改善武器装备。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跃成为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的方面大员。在上海，李鸿章统领军配合“洋枪队”攻打太平军，用起义军的献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上海成了他的发迹之地。

    在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时，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的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首领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了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评价此事说，李鸿章一生爱用小智小术，由此可见一斑。

    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失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李鸿章署理两江督。第二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因剿捻有功，同治六年被授为湖广总督。同治七年，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又赐给他紫禁城骑马，可算得上荣耀异常。同治九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首领。同治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李鸿章由一介德儒生，靠镇压农民运动而青云直上。同治九年曾国藩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又兼任北洋大臣。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已发展到十来万人，驻防在京畿、辽东、山东、两江等地，几至半个中国，支撑着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李鸿章在这个高位上，稳稳当当地蹲了二十五年，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李鸿章成为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中堂、大人。

    二、洋务首领功不可没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在上海与洋人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李鸿章曾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搞了三十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主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人原属清政府的两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若干年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个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其设备是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五年，由于厂址狭小，又从虹口迁到高昌庙。及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十四个分厂和一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手了天津机器局。他首先对原厂的人员进行调整，并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技术工人。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筹措经费困难，洋务派就广开财源“求富”。他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擅自兴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起用买办出身而又谙熟技术管理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虽然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业的垄断。开业的三年，招商局挤掉了外国轮船公司一千三百万两白银利润的市场份额，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

    同治十三年，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又再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李鸿章是“六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倡导者，他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两派经过一场激论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的意见占了上风。当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二年（1877），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正式出煤，年产量三万多吨。当年，在奕沂的暗中怂恿下，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光绪十二年又向西延长到芦台，长八十五公里，光绪十三年，李鸿幸在天津设置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第二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七十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煤矿。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成果最好的一个。这个煤矿采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货栈，在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

    另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李鸿章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光绪五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七个分局，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光绪十四年，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两万两，挤走了沙俄抢掠全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即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一科，单独取士。虽未获准实行，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天津电报学校；他还主持向欧美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这是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先声。通过这些新式学校和留学，一大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以外，最令举世瞩目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当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只船到天津巡海，同治十三年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予以坚决支持。光绪四年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四条炮舰，报请由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次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由奕沂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掌握。李鸿章凭借手中的权利几年中添置了十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五十艘；力量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日本。然而由于北洋海军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舰队没办法再更换和扩充。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不久就超过了北洋舰队。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淮军一败不可收拾，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军事目的宣告破产，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日子也宣告从此结束。然而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发展教育、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三、签订条约丧权辱国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英法等联军的打击之后，国力相当虚弱，而此时外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更加加紧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一日比一日严重，60年代清与外国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鸿章等人，针对这种变化，审时度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要。在一片黑暗的清朝统治者中，有这种认识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由之路。

    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受命处理，后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责难而离开，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鸿章继续处理，在李鸿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终以清政府杀人偿命、赔款道歉等结案，他在任期间，《天津会议专条》、《中英烟台条绷》《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或多或少和他有关系。李鸿章秉承清慈禧等人的卖国保位意旨，在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坚持一条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在他签订的各个条约中，除少数具有平等的以外，大部分是卖国条约。在签约的谈判中，他出卖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国浸略者的特权越来越多，使国家的半殖民也性质不断地加深。李鸿章曾评价他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然而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他仅留存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奉旨入阁办事。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借住在贤良寺，既不能与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为此他很少外出访亲问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他还时时刻刻企图东山再起。

    光绪二十二年，机会终于来了，慈禧任命他为全权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庆典，游历欧美，一路风光。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签中俄条约的失策外，在思想方面颇有收获。他过去的“耳闻”，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目睹”的实际感受，对欧美“立国政教”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塞”的结论。因而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丞设法”。李鸿章原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而欧美列强也迫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使之东山再起。但是终于还是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只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当年八月，由翰林院传讲学士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官僚纷纷捐资加入，一些外国在华教士也解囊资助加入了该组织，李鸿章当然也想参加，他并且捐款二千两，但是由于他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其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人会。当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李鸿章捐款一千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同情，甚且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看重功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又有极大的距离。

    先绪二十五年，年已76岁高龄的李鸿章，奉命到山东勘查山东黄河工程。他尽力查访，陈述了不少有效的主张，但最后由于清廷无法实施而告终。同年底李鸿章得任两广总督之职再次出山，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接到慈禧“剿杀康党”的旨令。他最后由于奉旨而行，逮捕了一些保皇会成员，也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起义进行过镇压，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保康有为祖坟，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书信联系，并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也频繁接触一这些行为，表明他既不愿割掉赖以荣升的清王朝的脐带，又对变革自强在有希望。

    光绪二十六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集结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正当朝廷“和”“战”、“剿”、“抚”两派争论不休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是支持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他对“东南互保”是积极支持的。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非常不妙，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此时李鸿章已听不进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和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下诏让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他全部答应《议和大纲》十条要求。光绪二十七年，各国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列强的刺刀之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署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恐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也由于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定不久后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78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溥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

    慈禧走狗千古罪人——荣禄传

    一、效忠慈禧剿灭顾命

    荣禄（1836~1903），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族正白旗人，与慈禧太后有姻亲关系，咸丰二年（1852），荣禄由荫生补兵部主事，但此后仕途并不平坦。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荣禄作为侍从跟随护驾，得以接近慈禧。在热河，他充任神机营翼长，受到慈禧的赏识。第二年七月，咸丰帝病死在热河，惟一的儿子、5岁的载淳继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咸丰临终前，曾召广部尚书肃顺、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八人接受顾命，嘱咐他们尽心竭力，辅佐幼君。肃顺是几人中最有权谋的，他一直对慈禧干预朝政、居心叵测不满，因而自受顾命以来，越发不把慈褡放在眼中，往往独断专行。当御史董元醇上奏请两宫垂帘训政时，肃顺大加斥责，并着手追查幕后主使人。这些顾命大臣们所做的一切，使荣禄深为慈禧的地位忧虑，他不时向慈禧打小报告，要她先下手为强。慈禧听了荣禄的话，更加惶惶不安。荣禄因平常与咸丰帝的胞弟恭亲王奕沂有交情，便建议慈禧召奕沂自京来热河商议对策。慈禧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不料，奕沂来热河后，受到肃顺、端华等人以叔嫂避嫌为理由的阻挡，被拒之于宫外，无法与慈禧见面。后经荣禄策划，奕沂男扮女妆混入宫中，遂得以与两宫太后密议，决定早日奉咸丰梓宫回京，并让奕沂在京城准备兵力，发动政变，擒拿肃顺等人。

    由于两宫太后一再催促回京，再加上关外已经天凉，肃顺等人最后无法阻挡，便打算派亲信兵丁在奉送梓宫回京途中，刺杀慈禧。荣禄对此早已有所准备，一路上，他精心保护，使得肃顺、端华无从下手；等走到古北口，风沙骤起，大雨倾盆，正是下手的大好时机，偏偏荣禄机警非常，他不仅指挥军队更加精心照料两宫太后，自己也鞍前马后，自晨至夕，片刻不离开两位皇太后的左右，而且凡从外面送来的一切食物用具等供奉，都必须一一经过他亲自检验才能送达太后手中。由于荣禄的机警、练达和忠诚，两宫皇太后得以安全回到京城。

    荣禄奉两宫太后及同治帝銮驾先行抵达北京后，便立刻行使权力，在京城要道设置好军队，只等随后护送咸丰帝梓宫的肃顺等人到来后即行事。当时，端华、载垣先行入城，二人见城内并无异常迹象，于是就放心人自己官府安歇。其实恭亲王奕禵到热河与慈禧密谋回京后，早做好了布置。第二天一早，怡亲王载垣刚刚起床，正准备入朝见驾，忽见恭亲王奕沂带领侍卫数十名大步进入府中，载垣惊讶不已，忙问何事，奕沂正色道：“圣旨下，请怡王即刻解任！”载垣知大事不好，但仍然壮起胆子反问道：“我奉大行皇帝遗命，襄赞皇上，哪个能令我解任？”奕沂道：“此乃皇太后及皇上圣谕！”正在此时，端华也来府中会同载垣一同上朝，奕沂道：“郑王来得正好，省得我去你家一趟，现奉皇上谕旨着怡、郑二王立即解任！”端华仗着咸丰皇帝的顾命，根本不把奕沂放在眼里，冷笑道：“你这是什么上谕？上谕需我们拟定的才算数。我等尚未上朝，这道谕旨从何而来，是何人拟定？”奕沂便取出谕旨，二人一看，那上面果真盖着皇帝的御印，不禁面如土色，忙问此印从何处而来？奕沂道：“这是大行皇帝临终之际，亲手交给两宫皇太后的。”二人还是不服气，奕沂即命随从卫士将他们拿下，交宗人府看管。慈禧得知端华、载垣已被擒拿，即命将他二人及肃顺革去官职、爵位，一面又下令逮捕肃顺。当时肃顺正护送咸丰梓宫回京，还在道路上，奉命逮捕的仁寿、荣禄等人出城后，在离京百余里的地方密云相遇，此时的肃顺正美滋滋地与两个爱妾睡大觉。荣禄等人冲入其寝室后，便喝道有圣旨命令将其逮捕。肃顺猝不及防，急忙奋起挣扎，说：“我乃先帝顾命大臣，你们这些那拉氏的走狗，凭什么来捉拿我！”荣禄不顾他的反抗，喝令卫士一拥而上，将其捆绑结实，迅速解押送京，投入刑部大牢。数日后，圣谕下达，将肃顺马上斩首，端华、载垣二人赐死，其余五位顾命大臣，一律革去职务，或流放或充军。至此，咸丰所谓的顾命大臣被一网打尽。慈禧在帝位更替的紧要关头，借助奕沂、荣禄的帮助，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地位，又向着掌握清廷实权更进了一步。

    慈禧虽手握大权，但仍考虑到名分不合。因为6岁的幼主不能临朝独立处事，按祖宗制度，摄政王是必须要的。眼前，只有恭亲王奕沂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咸丰之弟，是幼帝的亲叔叔，由他来担任摄政王是比较合适的，过去慈禧的一切谕令，都是由荣禄从中传给恭亲王，再由恭亲王出面去办的，这不仅有很多不便，而且长期下去，也极容易造成大权旁落。因而，慈禧便与荣禄商议，由荣禄在京四处活动，给那些京官们吹风，示意他们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经荣禄的活动，那些少廉寡耻的大小官吏们都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极好机会，于是纷纷上书请求两宫垂帘听政。慈禧得了这些奏折，征得慈安太后的同意，遂批道：该大臣等体国公忠，见识超卓，所有一切政务，当由皇上奉两宫裁决。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一日，两宫太后正式于养心殿垂帘听政。就这样，大清政权名正言顺地归入慈禧这老太婆手里了。在这场生死搏斗之中，荣禄确实出尽了死力，慈禧听取了荣禄的计谋，并由荣禄出面活动，荣禄也不遗余力地尽忠报效于她。荣禄为慈禧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坐稳清廷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曲尽逢迎东山再起

    同治七年，32岁的荣禄提升为左翼总兵，授内务府大臣，赏赐头品顶戴，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报效慈禧。后来，恭亲王奕沂因杀了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安得海得罪了慈禧，与慈禧渐生嫌隙，再加上奕沂本来与慈安太后关系甚好，这对慈禧的统治肯定是个威胁。但是荣禄这时也正受到奕沂的重用，因此他对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忧虑。考虑再三，他决计采取对策，一方面拉拢奕沂，另一方面在慈禧面前替奕沂说好话。由于荣禄从中斡旋，恭亲王与慈禧的矛盾逐渐缓和下来。但奕沂看到宦海波涛，官场险恶，不免灰心丧气，打算急流勇退，以全性命。

    同治十三年，同治帝载淳病死。同治虽然没有子嗣，却留下了身怀有孕的孝哲皇后。慈禧看见儿子死了，并不十分伤心，她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地位会不会因此而动摇起来，因为只要考哲皇后生下一个男儿，那自己的太后地位就保不住了，得让孝哲皇后来做太后，一切权力都得转让给她。于是慈禧便决定马上找一个与同治辈分相同的载字辈子侄来继承皇位，这样，她就可以依旧做皇太后，继续垂市听政，继续掌握大权。主意拿定，她马上宣召恭亲王、醇亲王以及荣禄、魁龄、崇纶等人人见。在宣布皇帝晏驾的消息以后，慈禧命令诸王大臣立即议定立嗣之事。奕沂道：“现在皇后有孕，不如等到她分了娩以后再说。”慈禧反驳说：“国岂可一日无君？岂能等到皇子诞生？”恭亲王又道：“按承袭次序，可立溥伦为嗣。”慈禧最忌恨最害怕的就是立溥字辈的人，便说：“溥伦族系太远，不宜嗣立。”她怕诸大臣另议别人，再生枝节，不等他们再开口便说：“据我的意思，醇王之子载5恬湉最为合适，此事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议。”载湉载湉，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他不仅是同治的兄弟辈，而且是慈禧的姨侄，他的母亲就是慈禧的亲妹妹。光绪当时年仅4岁，不能亲政，慈裕当然又可以垂帘听政，再度掌握朝政。为了确保慈禧一手导演的“立嗣”戏能够顺利演下去，荣禄率领禁兵，层层布防，严加守卫，以防不测。众亲王大臣见宫廷内外侍卫森严，兵戈耀眼，哪个还敢开口说些与慈禧相悖的言语？只得依了慈禧之命。孝哲皇后听到消息，又受到慈禧的羞辱，又气又急，便饮恨自杀了。在慈禧确立光绪帝、再次垂帘听政、重掌大权的阴谋中，荣禄显而易见是立了头功的，从而更加受到慈褡的信任，得以荣升步军统领，并代表太后亲到醇王储迎接4岁的载湉载璟入继大统。

    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负责统管京城军队，城内一切军民人等，都得归其指挥辖制，权力之大，无可伦比，向来由朝廷最亲信的人物担任。荣禄担任此职，在感恩戴德的同时，也更加沾沾自喜，不可一世。

    光绪四年（1879），荣禄由步军统领又升工部尚书。可就在这个时候，荣禄因事触怒慈禧，被着令革职降级，逐出京城，关于荣禄被逐的原因，明面上的说法是因为贪污受贿被人告发；但据野史大观等记载，则是与宫闲丑闻有关。荣禄固慈禧经常有要事相询，便召他入宫商议，久之得以自由出入宫禁，接触宫中人物。同治帝遗下的慧妃娘娘生得漂亮妩媚，荣禄见后曲尽逢迎之能事。他常常从宫外带些精巧玩物奉送给她，以博得她的欢心。久之二人眉来眼去，目逗言挑，渐渐有了情意。此情景被人发觉后，传到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那里，翁便密告太后，弹劾荣禄有秽乱宫闱之罪。慈禧先是不相信，后来派人在暗中侦查，果然有此胆大妄为之事，不禁暴跳如雷，立即将荣禄革去官职，逐出京城。而慧妃看到丑事败露，也觉无颜见人，于是自颈而死。此事是否小说家言虽未可知，但就荣禄为人一贯奸劣狡猾的秉性来看，也并非全是空谷来风。况且，荣禄一直是慈禧最亲信的得力助手，又为她多次立下大功，即便是贪污受贿，也不至于使慈禧极为恼怒而被革职逐出京城。荣禄出京后，又通过几年上下走动各处打点，至光绪十七年，又做到西安将军。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其时内务府因库银不够，便示意朝廷内外大员，各捐俸银，作为祝寿的礼仪。荣禄得知此消息后，认为这是个能使自己时来运转的好机会，决不可随便放过。他火速来京，除奉上银两之外，又送上大量金银珍宝。贪图财货的慈禧一见，眉开眼笑，再加上恭亲王为其说情，便又起用了他，仍担任步军统领。荣禄好不容易回到慈禧身边，此时当然格外殷勤谨慎，更加小心翼翼。他自己不便深入宫闱运动、打点，于是让其妻子经常入宫陪伴慈禧聊天逗乐，又竭力巴结慈禧最亲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送了不少金银财宝。由于这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慈禧对荣禄的印象又渐渐好起来了。次年，便交给他一件复查慈禧陵寝雨损情况的差使。这个工程原先由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两。据说这位大臣因考虑此工程是醇亲王监工督办完成的，不便低估原工程质量，因而对损毁程度报得并不严重。但荣禄摸透太后对别人督办陵寝工程并不放心的心理，他把毁损程度大大夸张了一番，报修缮费为银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奖赏荣禄办事认真细致，而把那位大臣臭骂了一顿。这件事，不仅使慈禧对已经死去的醇亲王的忠心发生怀疑，也对荣禄更加信任了。

    三、再立“新功”镇压“维新”

    荣禄复出后，为了邀功固定，更加费尽心机揣摩慈禧心理。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为人也很机警乖巧。她因经常出入宫禁，不仅摸透了慈禧的脾气，而且对慈禧与光绪帝母子不和的事情渐有所闻。老奸巨猾的荣禄了解到这些情形后，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当然更倾向于站在慈禧这一方。他认识到这又是一次为慈禧效力建功的绝好机会，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定计谋，取得慈禧的更大信任。当时，光绪帝已经开始亲政，他见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越来越积贫积弱，就决定听取维新派的意见，实行维新变法。面对光绪帝所发布的各种改革祖制的变法维新诏谕，那些顽固坚持封建统治的王公大臣都只知哭哭啼啼地向慈禧告状诉苦，但老谋深算的荣禄却处事不惊，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了计策。他最早打算是想联合六部九卿大臣上表，请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再度出来垂帘听政。但由于其时正是甲午战争败后，故附和他这一议论者不多，荣禄只好作罢。

    光绪二十一年，荣禄擢兵部尚书，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明定国事”的诏书，下令全国开始正式实行“维新变法”，这不禁引起了荣禄等人的极大恐惧与忌恨。当时人们把朝中跟随慈禧和光绪的两派人物分别称为“后党”和“帝党”，荣禄是为“后党”出谋划策的中坚人物，而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则是“帝党”的中坚人物。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光绪帝接触联系，完全是由于翁同和的推荐介绍。这样一来，荣禄反对维新一则可以铲除异己，二则可以报复翁氏曾弹劾过自己的旧仇。于是他向慈禧建议，应该赶快赶走翁同和，以剪除光绪帝“变法维新”的羽翼。在慈禧的一再逼迫之下，光绪不得不下旨将翁免官回籍，同时按慈禧旨意，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令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是，京城附近兵权就全部落入荣禄手中。也就在此时，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荣禄，按捺下满心的喜悦，又煞有介事地演出了一场悲悲切切的离别戏。他送给削职回乡的翁同和相当多的银两，并拉着翁的手放声痛哭，假惺陧地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得罪了皇上，以致落到如此地步。其悲伤同情溢于言表，连翁氏本人也大受感动，更不用说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了。他们看了这些表演，都以为荣禄是“变法维新”的支持者。殊不知，荣禄这场离别戏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式的假慈悲，洒下的也是几滴麻痹维新派、遮掩世人耳目的鳄鱼眼泪而已。

    荣禄上任后，即抓紧操练新兵，培养爪牙亲信，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他邀请当时顽固派大臣怀塔布、杨崇伊等来天津，密谋策划，叶付当时已大成气候的维新派。当时，有人曾问荣禄：“皇上听信新党之言，尽变祖宗法制，怎么办？”荣禄阴险地说：“大家不必担心，暂时让这帮新党猖狂几个月，等到恶贯满盈、罪状成立了，那时再下手不迟。”他又亲往颐和园谒见慈禧，试探慈禧对光绪帝的态度。荣禄说：“康有为尽变祖宗的规矩，皇上又一味听信他们，国家混乱不已，这样闲下去，恐怕要出事，眼睁睁看着祖宗的江山保不住了，如何是好？”慈禧心中已经非常恼恨光绪，但还是碍着母子情面，听荣禄一说，也乐得趁机行借刀杀人之事，就连声长叹说：“皇上虽是我一手抚养大的，但如今孩子大了，羽翼丰满，哪里还认得做娘的？他如果这样偏信他人之言，一意孤行，我哪有办法。再说，我还是不管为好。你荣禄忠心耿耿，我很信得过，你又身为总督，有职有权，你自己相机行事吧。”

    荣禄得了慈禧旨意，心中有数，就更加抓紧部署镇压维新党人。他一边磨拳擦掌，一边在寻找机会，为了向光绪帝和维新派下毒手，他想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阴谋。他先调聂士成五千兵驻扎天津，又调董福祥部队驻扎在距北京彰德门外四十里处的长辛店。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呈上奏折，请光绪帝和慈禧来天津检阅新军。他想等慈禧进入军营后，立即宣布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然后下令捕杀维新派，将他们全部剿灭，慈禧看到奏折，自然心领神会，非常高兴，就准备动身去天津。光绪深知荣禄是慈禧的忠实走狗，此番上奏请自己离开京城，其居心难以臆测。于是就赶紧来到勤政殿与维新派诸谋士商量，大家都说其中一定有诈，极力阻止先绪帝去天津，然而由于慈禧一再催促，光绪不好公开表示不去。

    此时形势真是危如累卵，顽固派势力掌握了军权，反扑迫在眉睫。光绪心急如焚，他连下两次密诏，令康有为等人设法救驾。当时维新派考虑到正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曾经参加过维新人士组成的团体“强学会”；翁同和革职还乡路过天津时，袁不仅向他表示同情，而且还申述了自己对光绪皇帝的无限忠诚。袁氏手中又掌握有军队，如若他肯起兵反对荣禄，助行新政，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决定由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奖掖他的忠心，并破格提升他为兵部侍郎。嗣后由谭嗣同连夜走访他的寓所，说出维新派的计划：命袁世凯速回天津，杀掉荣禄，然后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事成之后，由袁世凯接任荣禄一切职务，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满口应承，说“请转告皇上尽可放心，我杀掉荣禄就如同杀一条狗那么容易！”谭嗣同怕他不可靠，故意试探说：“你要不想干也可以，假如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照样有你的荣华富贵。”袁世凯听了，生气地瞪大眼睛说：“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袁世凯吗？你们把我看成了什么人！”谭嗣同见他态度这样坚决，便放心地走了。但等谭一走，袁世凯心中便犹豫起来，他想到此事非同小可，万一事机不密，不仅自己生命难保，而且还有灭族之灾。他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觉得“帝党”的力量，到底还是斗不过“后党”；投靠“帝党”肯定会要吃亏的。何况自己是荣禄一手栽培起来的，此人足智多谋，跟着他走迟早会有出人头地之日。看来今日之事，倒应该是自己为“后党”立功取信的极好机会。想到这，他决定火速去天津向荣告密，这是九月二十日的事情。

    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密报后，大惊失色，连声喊道：“冤枉！冤枉！我荣禄若有半点侵犯皇上之心，天诛地灭！”他命令袁世凯替他暂守天津，然后马上乘火车赶往北京来见慈禧。当时天色已晚，太监通报进去，回复说慈禧已经休息，有旨明日见驾。荣禄急得喊了起来，说：“这样紧急的事，还能等到明天吗？”执意硬要进去。正在争吵不休时，恰好有个慈禧面前的亲信太监出宫办事，一见是荣禄，就让他进去了。荣禄的脚本来有点跛，此时性急，一路上跌跌撞撞，摔了好几跤，才来到后宫。一到后宫，他就捶门捶户喊起太监，太监们睡得正香，听见如此急切的呼喊，猛然坐起，大家都以为是宫中着了火。等到出门来，只见荣禄没穿官服，一身普通百姓打扮，深更半夜地站在门外，大家更加惊诧万分，忙问何事，荣禄答道：“我要速见太后，有急事相告，刻不容缓。”当时慈禧也已经睡下，听见事情紧迫，急忙起了床，宣布即时传见，荣禄踉踉跄跄跑了进去，一见慈禧，便伏地放声大哭。慈禧见状大惊，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此紧急？”荣禄一面哭，一面将袁世凯告密的内容一一讲来。慈禧气得浑身颤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竟做得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来，看来我们不得不先下手了。”即命荣禄赶紧召集自己亲信的大臣们速来颐和园商议。

    荣禄进宫时，行动虽然鬼鬼祟祟，但神态慌里慌张，这时光绪帝的一位贴身心腹太监也正好在慈禧这边，他瞧见这一切，心想：这荣禄乃是直隶总督，驻军天津，为何轻易离开职守，深夜进宫呢？神态又如此慌张着急，想必一定有什么重大变故。他就悄悄跟在荣禄后面，只见荣禄见了太后，失声痛哭，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他想这事很可能与皇上有关。于是便躲在窗外窃听。荣禄与太后的谈话内容，他虽听不十分明白，但太后怒不可遏的情形，他却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等荣禄一出来，这太监就连忙跑到光绪那里报告。光绪帝一听，情知大事不好，一定是袁世凯告密，事情被发觉了。光绪想，自己的性命问题倒还不大，只是那些维新党人物恐怕是难以保全了。当下便派人火速通知康有为，叫他赶快逃走；康有为得知消息后，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只身逃出京城，乘轮船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亡命海外。

    此时荣禄奉了慈禧之命，召集了刚毅、塔怀布、许应接等一批保守派大臣来到慈禧殿前。这些大臣们听到消息，无不惊惶失色，面面相觑。大家痛骂维新党人之后，便请速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请慈禧再度出来垂帘听政，以挽救颓局。慈禧准奏后，即命荣禄带兵保卫宫廷，荣禄答道：“奴才恐事生不测，此次来京前已命数千亲兵随后，想必此时已经到达京城。”慈禧连忙称赞荣禄做事周全，想得周到。随即命令把宫中原有侍卫调出，一律换上荣禄的亲兵。次日，慈禧把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命荣禄派兵把守，自己则宣布再度训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捕杀维新党人。四天之后，将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斩于菜市口，将一大群与“变法维新”有关的大臣们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一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就在慈禧与荣禄的联合密谋中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这场摧败“戊戌变法”的阴谋活动中，荣禄再次为慈禧立下头等功劳，得到慈禧更大的宠信。她将荣禄升任为军机大臣，同时执掌兵部大权，节制北洋海、陆各军。此时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朝野”，以致“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可以说，荣禄的发迹再起，升迁直到爬上高位，无不是靠他的权谋狡诈、心狠手辣的一系列卑鄙行为取得的。

    四、两面讨好一心卖国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原先是想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后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在这场斗争中，荣禄再一次表现出他不寻常的老奸巨猾。本来，慈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着手确立皇储，以便伺机取代光绪皇帝。她选中了端王的儿子薄伦。但荣禄告诉她，此事不能操之大急，应首先取得洋人的同意才能行事。根据荣禄的主意，慈禧在元旦那天，邀请各国公使前来道贺，以征询对立储这件事的支持。但是，公使们纷纷拒绝参加宴会，原因很明白，他们反对废掉光绪皇帝。慈禧不能忍受外国人对她进行政治干预，她刚想发火时，荣禄劝告她，这事万万不可惹怒洋人，只能慢慢商量，小心谨慎，见机行事；关于皇储溥伦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便改称溥伦为大阿哥。这样一来，溥伦的父亲可不干了，他认为是洋人作梗，才使得他的儿子当不上皇帝。他联合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上疏奏请慈禧利用“法力无边”的义和团反对洋人，以收两败俱伤之利。在此同时，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为代表的大臣则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惹怒了洋人一定会引来大麻烦。慈禧为出心中的恶气同意了端王、刚毅等人的主张，下诏“宣抚”义和团，命其进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并将一再进谏劝阻的徐用仪、尚书立山等三大臣杀了头。结果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很快就陷落了，慈禧只得仓皇逃往西安。在逃跑的路上，慈禧为了表示和洋人作对的是别人不是她本人，又下令将刚毅、徐桐等人杀头。在这一场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宫廷斗争中，深于心计的老狐狸荣禄尽量不使自己卷入漩涡，而他心里是始终明白这些利害关系的。他在不忤逆慈禧意思的情况下，也给慈禧准备了后路。他奉承旨意调遣董福祥的部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他们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派人给洋人送去水果、食物，以示友好和慰问。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慈禧急得哇哇直哭，荣禄道：“事已至此，太后不必悲伤，速图善后事宜为要。”慈禧狼狈出走陕西，荣禄先是留京，后又赶赴西安。临走时，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勋，在与洋人谈判过程中必须掌握一条原则，即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于光绪，无论什么苛刻条件都可答应。在荣禄的授意下，李鸿章、奕勋和八国联军签订了连本带息近十亿两银子的赔款、允许外国军队在京城驻兵的《辛丑条约》。可见荣禄的企图只是要保全慈禧一个人，这样也就保全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对于国家的利益，他是置诸脑后的。

    对于荣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保全自己的做法，慈禧当然感激涕零，因而对他也格外“宠礼有加”；不但赏赐他黄马褂，而且以“保护使馆，为主剿匪”有功，赏戴双眼花翎及紫貂皮袍，甚至还加封荣禄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头衔。除此之外，为了奖赏荣禄的一片忠诚，慈禧还将荣禄的女儿指婚给醇贤亲王的儿子载沣；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慈禧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表示对荣禄的特殊恩典，二来也是稳定光绪家人的心，使他们不致对自己造成不满。荣禄的女儿与载沣结婚后，即生下儿子溥仪；这个溥仪后来做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这就是宣统。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死家中，终年67岁。慈禧听到消息，悲哀地说：“荣禄死了，今后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忠心耿耿、足智多谋呢？”旁人见慈禧过于伤感，赶快劝慰，慈禧说：“你们哪里知道，荣禄是我一生中最信赖的大臣，数十年来一直同我患难与共，好几次难关都全仗他的胆识谋略渡过的，如今他这一死，令我想起无限往事，怎不叫我格外伤心呢？”

    为了褒奖荣禄的忠诚，也为了鼓励别的奴才也效法荣禄忠于自己，慈禧诏谕对已死的荣禄格外抚恤。除晋封一等男爵，赐予陀罗经被外，还特赏三千两银子治丧。又旌表其功绩，人贤良祠，并且把他的平生功绩，付与国史馆立传。复赐祭席一桌，派恭亲王溥伟前往祭奠，以示恩宠殊荣。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西学为用——张之洞传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壶公、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令河北南皮县）人。曾祖父张怡熊，官浙江知县；祖父张廷琛，官福建知县，父亲为贵州道员。张之洞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咸丰二年（1852）直隶乡试以第一名中举；同治二年（1863）应利部试，中进士。殿试时，他的文章侧重时政，且论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对此不欣赏，但某些考官却称赞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褡太后定夺后，张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执掌文职。他在此期间热心奖掖人才，在四川任学政时的作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成都创办“首经书院”，并设一书局刊行古代经典和各朝史籍；为学生们撰有一部有关提高学习和写作的读本，名为《轩语》二卷，于光绪四年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一部中国要籍提要，名《书目答问》四卷。张之洞为《书目答问》作序言，上署日期为光绪元年。这是一部在中国古文献学上极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多次增补、修订再版。光绪四年，张之洞在四川任期届满返京。此后至光绪七年，主编京畿地方志——《顺天府志》全书凡一百三十一卷。

    光绪五年，张之洞升国子监司业。他在这一职位上尽职尽力，授道传业，指斥流弊，因而获得太后的赏识，其声名也广为播扬。光绪五年，中俄伊犁之争进入高潮，这更是张之洞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光绪六年一月，清廷今廷臣会议使俄大臣崇厚与俄签订的伊犁条约等事宜。崇厚在此约中允诺付给俄国一大笔赔款，出让了所争议地区的大约三分之二领土。张之洞里上一份措辞强烈的奏折，力主废除中俄伊犁条约并处死崇厚。他对中国实力持乐观态度，为主与俄国开战。由于这份奏折的呼吁，光绪六年二月令左宗棠率军西征，清与沙俄又重新签订了于中国较为有利的条约，张之洞因伊犁事件而声名鹊起，声望与日俱增，累累升迁，至光绪八年，提升为山西巡抚。

    张之洞到了山西发现，由于饥荒和普遍存在的官吏贪污腐化，这个地区的情况相当糟糕。他惩办了作恶多端的祸首，并支持许多振兴措施，鼓励发展地方冶铁业，扶助书院和学者等等。为培养封建人才，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设令德堂，“选通省高材生肆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令德堂不囿于一家之学，而是汉宋学并重。书院聘请的教师中，主讲《尚书》的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杨秋湄则精通算学、史学、地理学。这些人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杨之培从其父杨秋湄学地理，从杨深秀、吴锡钊学算学，而“通中西法”成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书院襄校杨深秀后来积极投身于变法事业，直至献出生命。他还曾经制定了一个开拓内蒙古的方案，他也曾试图禁种罂粟，并令学者和官员戒掉吸食鸦片之恶习。这一切的努力都证明他是极力想挽救颓败的局面的。光绪十年他到广东就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当时越南危急的形势。他的策略是利用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攻击在越南的法军，以期牵制法军对台湾的进攻。他尽心竭力地为这次战事筹饷，其功劳是有目共睹的，当他的某些部下被劾渎职时，他并未受严罚。光绪十一年初，中法开始议和，三月二十九日冯子材（他是张推荐的）率中国军队出其不意获凉山大捷，但凉山之战并未对议和条款产生影响。条款仍以《李福协定》为蓝本，据此，中国放弃时越南的宗主权。张屡次上疏反对议和条款，他强调指出中国在最后时刻之军事胜利，但皇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张之洞脑中装满了改革计划和方案。他试图在两广省内改革税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项用在多项事业上。光绪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厂，该厂最初造炮弹，后又制造小武器，他为在广东沿海巡逻的舰队增添多艘舰只，并于光绪十三年设立一所水陆师学堂，他还招请几位年轻的留学生做幕宾；光绪十五年，张在广东开设中国第一家近代钱庄；光绪十三年他创办“广雅书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先绪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几位官员和商人出资，设立“广雅书局”。许多学者受聘担任书局的编辑或校对。该书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版了约一百七十六种书。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学者所撰述。除七种之外，这些著作于1920年均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再版。

    广雅书院和书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张之洞则因创办之功经常被称为张广雅。由于张之洞的努力，广东当时的财政情况有了好转，其后任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任广州总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受。在此期间，京师政坛上南北党争日趋激烈。当时掌管户部的南党首领翁同和极力反对属于北党的张之洞。但由于张之洞在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张之洞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困张佩纶在马尾战败而失掉的声誉。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从广东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这是他提议修建京汉铁路的结果。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李鸿章管辖下的直隶省。光绪十四年，计划把现有铁路从天津延至通州。许多御史和官员以为这样会有利于入侵者和引起村民骚乱并使驿夫失业为理由，坚决反对延伸这条铁路。当征求各省督抚们的意见时，张之洞上书大力支持修筑内地铁路干线，他建议在内地修一条大铁路从北京西南的芦沟桥至汉口，而且他列举了御史们无法驳倒的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的建议被批准。光绪十五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实现其计划。据预算，这条铁路将耗资三千万元。国库为此储备了二百万元，但第二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关系趋于紧张，这笔资金就被挪用来延长天津至唐山铁路东段的修建。修筑芦汉铁路的计划因之被搁置了。

    张之洞对发展中国工业和他对修筑铁路一样有兴趣，他任湖广总督十八年，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事业之一是汉冶萍钢铁厂。汉阳铁厂是他在湖北兴办的实业建设中最重要的一项。早在抚晋期间，张之洞就认识到进口洋铁非强国之道，萌生建立近代化铁厂的意念。督粤之后，提出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并电告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订购铁炉二座。该年底，张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将拟建之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十个分厂建成，次年6月投产。此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一位外国观察家对当时汉阳铁厂的描述是：“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汉阳铁厂的建成，耸动中外视听。然而，由于专制官办体制的腐败无能，铁厂从投产之始便财经亏损，张之洞为此心力交困，只得于1896年“招商承办”，委“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督办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译员出身的李维格任总稽查。离开广东之前，他订购了一套铸铁工厂的机器，光绪十六年他到武昌后不久，铸铁厂即在汉阳开工。光绪二十年，与汉阳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开工，两年后，因资金不足，铁厂卖给私人股东，由大实业家盛宣怀经营。光绪三十四年，江西萍乡煤矿将上述两厂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兴办了另一些企业，如棉纺厂，丝厂，制革厂，他还主持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筑坝工程，为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湖北还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小型模范军队。他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送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前往日本。他的财政改革使湖北的岁人由光绪十五年的大约七百万两银增加到光绪三十三年他离开武昌时的一千五百万两，这使朝廷对他更为赏识。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北方指挥军队，张调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力主抗战，反对李鸿章的议和；和约缔结之后，他再一次极力敦促修筑京汉铁路。计划获准后，奉命回到武昌去监督计划的实施。他打算向中国投资者发行股票但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二年末，盛宣怀获准借外资修筑铁路。光绪二十四年，芦保段建成，光绪二十六年延至北京，光绪三十二年京汉的铁路全线完工。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至光绪二十四年，外国列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许多学者猛醒。张之洞所是时代的前驱，对于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二事：一是重视教育事业。二是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著《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光绪最终听从康有为的主张，开始“百日维新”。原先张之洞的态度是同情维新的，他向皇帝推荐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期，他写下著名《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皇帝下令将它分发给所有官员和学者，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为正在尝试的大刀阔步的变革。文章大意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它的哲学，这就是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张之洞致电慈禧，竭力主张惩办维新党人，尽管他与维新党中多人颇有来往。此外，他拒绝同刘坤一一同上书反对废黜皇帝。光绪二十四年之后，张之洞受到朝廷的怀疑，同时又为维新党人所憎恨，他们认为他胆小怕事而且背信弃义。他与维新派的最后决裂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当时一些维新党人聚集在汉口，准备在义和团起事的掩护下，秘密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慈禧政权，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权，但计划为张之洞所得知，他下令逮捕并处死其领导人唐才常及他的十九名同谋。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对张之洞的政治才能是一次考验。张之洞忠于慈禧太后，身为总督，他的职责要求他服从朝廷的命令，但他意识到一场排外运动的危险性。他和刘坤一所采取的做法，使他们在义和团起义中得以同时受到慈禧和外国人的信任。他一方面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调拨军队，但这些调出的军队是强征而来未经训练的，最精锐的军队他却留在身边。一方面他又向外国人表明他不完全排外的立场，上海外国领事团被告知，只要列强不派军队侵入长江流域，张和刘将保证长江流域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项建议被列强基本上接受了，并且为其他督抚所采纳；它使中南地区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张之洞的政治才能应变能力使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在朝中颇受宠信，加封太子太保。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下谕召询有关最需改革之事项，他和刘坤一合递了三份奏折。这三份奏折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建议设立现代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并鼓励学生去国外留学；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国家行政和军事改革。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任职五个月，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朝议之后，他受命参与制订全国学制。有关学校体制的建议书于光绪三十年一月送呈御览。上奏中的学校体制显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为了推行新学制，张支持废除由来已久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终于被明令废除。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奉召进京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此时，张已是衰落的满清王朝仅存的著名人物，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涯使他精疲力尽，他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四日去世，谥“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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