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猪博弈
博弈论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博弈模型，叫做“智猪博弈”。这个模型来自一个故事：笼子里面有大小两只猪，笼子很长，在笼子的一边有一个按钮，另一边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按下按钮之后就会有十份猪食进入食槽，但是按下按钮之后跑到食槽边上消耗的体力则需要吃两份猪食才能补充回来。问题在于，按钮和食槽在笼子的两端，按下按钮的猪从按钮跑到食槽的时候，食物已被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吃得差不多了。
可以看出，谁去按下出饲料的按钮，谁就会为其他人造福，自己却没有很大的收益。这样久而久之，谁来充当那只费力不讨好的猪就变成一个博弈，而坐享其成的那只“智猪”如何才能做成，也是一个学问。
在这个博弈中，期望值是一个关键。如果各方的期望相同，则会出现僵持的局面；如果一方的期望值低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也容易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大可做那只坐享其成的“智猪”。
周与齐的“智猪博弈”
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在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弱，齐、晋、楚等诸侯越来越强大，周王室无力领导诸侯，但它毕竟是天子，诸侯毕竟是臣属，诸侯还是承认它的中央权威的。周王室就相当于那头“小猪”，它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威，与齐、楚、晋等强大的诸侯保持一种共存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就相当于一只“大猪”。他在位时，齐国国力鼎盛，兵强马壮，很有称霸的野心，而周边的各诸侯国又不断地遭到外族的入侵，急需一个强国来帮助他们，周王室是无法指望的，齐国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了。
这只“大猪”很想按按钮，但他却没有合法的资格，那怎么办？那只能打着周天竟是传统上的“天下共主”，如果公开抛弃他，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必然遭到各国诸侯的共同反对，不如表面上打起“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攘夷”是因为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面前，一些较弱小的诸侯国难以自卫，需要大国出面联合各诸侯国共同进行抵抗。其实，这和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四处扩张霸权是一回事。
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尊王攘夷”是齐桓公成功的对外政策，也是他争霸的有力手段。通过以上的政策和策略，齐桓公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又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在随后进行的“葵丘会盟”中，周天子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因为这就等于是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而使齐国的称霸行为名正言顺了。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也是他霸业的顶点。
周虽然运用了博弈论中的智猪定律，但智猪定律中的智猪都是假定了的理性的猪，不会弱肉强食，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那却是谁拥有了按按钮的权力，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实惠和话语权了，大猪完全有可能对小猪进行威胁和嘶咬，甚至杀死小猪。所以周选择智猪定律只不过是弱者的无奈之举，其实如周一样弱小的诸侯都只能运用智猪定律，在选择它的同时也就沦为了霸主们称霸的工具和附庸了。祭祀太庙的祭肉本是周王室的专有权力，周鼎就更是周朝存在的标志，但就连这一点作为“天下共主”的仪式上的王权标志，也不得不跟霸主们一起分享了。霸主们都打着“尊王”的旗号，但干的却是“践王”的行为。
李渊除李密
李渊就是那只智猪，他知道李密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但苦于没有下手的理由。如果李渊先下手，会使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他让李密先按按钮。李密也太自不量力了点，本来已经寄人篱下，没有多少资本了，安身保命可也，偏要反唐，落得身死下场，为天下笑，这也怪不得别人。
魏公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投奔了唐高祖李渊。他对部下说：“我曾拥兵百万，今日归唐，主上肯定会重用的。”可是，李密归唐后，李渊只是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封他为邢国公，都是些虚职，与他的期望相去很远，使他大失所望。
朝中很多大臣对李密表示轻视，一些掌权的人还向他索贿，也使他内心烦躁不满。自视甚高的李密怎么忍受这种境遇？他的理想是当王，可是在人手底下，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铁杆追随者王伯当和他谈及归唐后的感觉时，也颇有同感。他对李密说：“天下之事仍在魏公的掌握之中。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而河南兵马屈指可数。魏公不可以长久待在这里。”
王伯当的话正中李密之意。李密便想出了一个离开长安的计策。这天，李密向李渊献策说：“山东的兵马都是臣的旧部，请让臣去招抚他们，以讨伐东都的王世充。”
李渊立即批准了李密的请求。许多大臣劝李渊说：“李密这人狡猾而好反复，陛下派他去山东，犹如放虎归山一样。他肯定会割据一方，不会回来了。”
李渊笑着回答道：“李密即使叛离，也不值得我们可惜。他和王世充水火不容，他们两方争斗，我们正好可以坐收其利。”
李密请求让过去的宠臣贾闰甫和他同行，李渊不仅一口答应，还任命王伯当做李密的副手。临行时，李渊设宴送行，他和李密等人传喝一杯酒，李渊说：“我们同饮这杯酒，表明我们同一条心。有人不让你们去山东，朕真心待你们，相信你们不会辜负朕的一番心意。”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李渊让李密带领手下的一半人马出关。长史张宝德也在出征人员的名单中。他察觉了李密的反意，怕李密逃亡会连累自己，便秘密上书李渊，说李密一定会反叛。李渊收到张宝德的奏章，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后悔让李密出关。但他又怕惊动李密，便马上派使者传他的命令，让李密的部下慢慢行进，李密单骑回朝受命。
李密对手下的贾闰甫说：“主上曾说有人不让我去山东，看来这话起了作用了。我如果回去，肯定被杀。与其被杀掉，不如进攻桃林县，夺取那里的粮草和兵马，再向北渡过黄河。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黎阳，和徐世勣会合，大事肯定成功。”
贾闰甫说：“主上待明公甚厚，明公既然已经归顺大唐，为什么又生异心呢？退一步说，即或我们攻下桃林，又能成什么气候呢？依我看，明公应该返回长安，表明本来就毫无异心，流言自然就不起作用了。如果还想去山东的话，不妨从长计议，再找机会。”
李密听贾闰甫的话不顺耳，生气地说：“朝廷不给我割地封王，我难以忍受。主上据关中，山东就是我的。上天所赐，怎能不取，反而拱手让人？贾公一直是我的心腹，现在怎么不和我一条心了呢？”
贾闰甫流着眼泪回答道：“明公杀了司徒翟让，山东人都认为明公忘恩负义，谁还愿意把军队交给明公呢？我若非蒙受明公的厚恩，怎么肯如此直言不讳呢？只要明公安然无恙，我死而无憾！”
李密听了怒气冲天，举刀就砍向贾闰甫。王伯当等人苦苦劝谏，李密才住了手。贾闰甫侥幸不死，就逃到熊州去了。王伯当也劝李密作罢，李密仍然不听。王伯当于是说：“义士的志向是不会因为存亡而改变的，明公一定要起兵反唐，我将和明公同生共死，不过恐怕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已。”
于是，李密杀了朝廷的使者。第二天清晨，夺取了桃林县城。
李渊知道后，派军队进击李密。在熊耳山，李密遭到伏击，他和王伯当在混战中都被杀死。
李密是个野心家，他本来是跟随杨玄感反隋的，后来兵败投奔了翟让的瓦岗军，为取得瓦岗军的领导权，他设计杀了翟让，大权独揽，拥兵百万。与洛阳的王世充作战失利后，李密带了两万多人归顺李渊，他手下的徐世勋、魏征等人都可以甘当人臣，安心地为唐朝做事，可他不甘心，因为他自视甚高，觉得自己有王者气象。而且，他相信图谶，当时民间风传李家将坐天下，他相信这个谶语指的是他，而不是李渊。
归顺唐朝以后，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适应角色的转变。可是，他的权力欲太强，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合时宜地企图“另立中央”，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李密归唐之后感觉不得志，又企图出来单干，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时机不合适，大唐当时平定天下的趋势已很明显，天下将定，李密此时另立山头的时机已失。再者，李密杀了翟让之后，让很多人冷了心，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占天时，不占人和，怎么能成事呢？
李渊就是那只智猪，他知道李密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但苦于没有下手的理由。如果自己李渊先下手，会使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所以，他让李密先按按钮。李密也太自不量力了点，本来已经寄人篱下，没有多少资本了，安身保命可也，偏要反唐，落得身死下场，为天下笑，这也怪不得别人。
李泌以逸待劳
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是一种弱者战胜强者的有效方法，也体现了智猪博弈的精髓。在博弈中，小猪最好的策略就是等待，因为小猪如果主动出击，去按按钮，只会得不偿失；等大猪按按钮，小猪捉住机会分一杯羹，实际上就是以逸待劳，这在合作性博弈中无疑是应该双赢的均衡。
在“安史之乱”中，安史叛军兵强马壮，先后攻陷长安、洛阳两京，唐军处于弱势。此时唐玄宗逃亡入蜀，太子李亨趁机于灵武即皇帝位，白衣山人李泌成为帝王之师。
大唐的国力经此一乱而一落千丈，非但两京失陷，半壁江山沦入敌国，而且人心惶惶，君臣惊慌失措，灵武的小朝廷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流亡政府而已。
所幸，安禄山立国不久，龙椅未坐暖，儿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为大唐恢复提供了大好契机。
李泌献平乱对策，曰：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千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阴，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这一策略的精髓是，唐军要尽全力占领今山西一带，则叛军主力盘踞的范阳（北京）、洛阳、长安三地，正好位于以山西为圆心的一条弧线上！唐军可以以山西为圆心，袭击三地，让叛军疲于奔命。
李泌的策略得到了贯彻。至德二年，郭子仪率主力兵马攻下了河东；固守太原的李光弼配合默契，一举歼灭围困太原之敌七万。南呼北应，两个主将因而控制了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战略要地。
范阳、洛阳与长安都是敌人非守不可的地方，当初占据时可谓大胜，如今却是三大包袱。这道半圆形的弧形曲线，自从郭子仪、李光弼两支队伍控制山西的地盘之后，便变成了一道要命的线！
从此，官军从山西奔袭敌军三大要地的任何一点，走的只是半径，而营救的敌军则要跑半个圆圈。要命的是，官军暂时还不急于决战，太原的李光弼只是作势要攻范阳，洛阳之敌非得千里奔援不可；郭子仪的河东军只需向河阳移动数十里，范阳、长安之敌也非千里奔援不可！因为河阳是伪都洛阳的北面门户。
在李泌的授意下，郭、李二将时而作势佯攻范阳，时而佯攻洛阳，时而佯攻长安，结果，叛军沿着这道数千里长的弧线不住地往返奔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样，再强的队伍也非拖疲、拖垮、拖散不可！事实证明了这点。
朱元璋为何“缓称王”
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根本的原则分歧。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在智猪博弈中，小猪的优势策略就是坐等大猪去按按钮，然后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小猪在这个博弈中具有后动优势，大猪按不按按钮，小猪的损失都不如大猪的多。大猪不按，双方都没有吃的；大猪按按钮，小猪可以多吃。这样的后动优势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就属于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也是智猪博弈的生动再现。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的义军是其中的一支。朱在进攻婺源的时候，曾久战不下，后来得到名士朱升的指点，大胜。朱元璋对朱升格外倚重，就向他请教安邦定国的大计。他对朱升说：“现今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学当救国，敢问先生以何来安定天下？”朱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心中豁然大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
为什么这短短的九个字竟能使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如此折服呢？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九个字。“高筑墙”，看似保守，其实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成功地防住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二，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而不到急需之日是不会轻易来攻城的，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城里养精蓄锐，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对手。“广积粮”，在战乱年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能够守城，古人早就说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这仗就无法打下去了，这城也就无法守下去；第二，能战，有了粮草，军心就会稳定，将士也就能够安心打仗了，士气和军队的实力就会大为提升，特别是当对手的粮草不足时，这就是不战而胜最有效的根本；第三，能够及时扩充自己的势力，招收更多的将士，这样自己实力也就会随着战争的推进而逐步提高。“缓称王”，这是制敌的妙着，看似是承认自己的弱小，或者是在向其他反元势力和割据势力示弱，但这种示弱却为自己赢得了多种好处。
首先，“缓称王”能够让对手轻视自己而使他们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在真正进行对阵的时候就使对手无法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自己却能够看清对手的实力，从而更有利于寻找克敌制胜的计谋。
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陈友谅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能够结束，因为光从兵力对比来看，他的军队是朱元璋守城军队的十倍，所以很是轻视朱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
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谋战胜了陈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经是陈友谅的故友，朱元璋让康茂才致书陈友谅，愿意做陈友谅的内应。陈友谅不知是计，应约到江东桥，连呼“老康”，见没有答应的人，陈友谅才明白中计了，立即与他的弟弟陈友仁率舟千余只向龙湾逃奔。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四起，内外合击，陈友谅的军队大败溃逃，恰在这时又正值退潮，陈友谅军队的船搁浅不能动了，这样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被俘的就达到二万多人。陈友谅的大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都投降了朱元璋，所造的名叫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这些名称的巨舰有一百多艘以及其他战船数百艘都被朱元璋的军队所获得。与此同时，朱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陈友谅，陈友谅兵败后逃奔汁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这一次陈友谅就是犯了轻视朱元璋的低级错误而轻信了康茂才，从而被朱元璋打得大败。
紧接着，朱元璋又除掉了另外一个强敌——盘踞在吴越一带的张士诚。至此，南中国尽入囊中。
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根本的原则分歧。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缓称王”可以转移对手的攻击目标，让各个割据势力相互争斗，而不把朱元璋作为主要对手来打。
在元末的群雄中，朱元璋并不算强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等农民军无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他，但他善于审时度势，依靠这九字方针，特别是“缓称王”的高招，寻找时机，向元势力薄弱的地区发展。这样，朱元璋的队伍不仅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生产，缩小并减少了元政府的注意力，取得了壮大队伍的实效。在以后的几年间，尽管他的势力已扩展到足以称王，自成一体的地步，但他仍然打着小明王韩林儿的旗号培植自己的势力，甚至在小明王遭到了张士诚围攻时，还亲率大军北上救援，这着一石二鸟，既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的掌心，又取得了小明王其他部下的支持，他的势力更加庞大了。所以当他向南荡平群雄，向北打败元军后，便轻而易举地借口接小明王从滁州来南京议事之名，在中途凿沉小明王的船，除掉了小明王。这时已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阻挡朱元璋改朝换代的步伐了。
1368年，朱元璋终于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是，在朱元璋的军队还不是足够强大的时候，朱元璋是尽量避免与元朝的军队直接对阵的。这在智猪的博弈中就是小猪的选择，因为我的力量比较弱小，我当然不是元朝的对手，我自然是跟在强手的后面，或者坚守后方了。如果力量强大的大猪不去打元朝，那么元朝反过来也会最先去打他们，因为他们对元朝的威胁最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他们去攻打元朝是优势策略。但当他们相互之间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朱元璋这头智猪却又成了坐山观虎斗的猎人，也是鹬蚌相争中的渔翁，占尽了后动的优势。因此，当他发动攻击时，不管是对割据势力还是对元朝都是致命的。
再次，随时可以倚重一方打击另外一方。在与陈友谅的斗争中，他就与明玉珍修好，并打着韩林儿的旗号四面围攻陈友谅。
总之，在博弈中既有先动优势策略，也有后动优势策略。至于在具体的博弈中究竟是选择先动还是后动，都是由博弈参与者的各方具体情形所决定的。
二、赌徒逻辑
任何一个赌徒都希望一本万利，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从概率上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还是有人愿意去尝试，这正是赌徒的本性。在赌徒的逻辑里面，只要几率不是零，就可以去放手一搏。在历史上，很多野心家进行的政治投机，也是一场风险大、收益高的赌博。
郑庄公让弟弟“先赢钱”
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赌博发家的大户，就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因小失大。不妨“以退为进”，先让对手尝到甜头，在他得意时便容易露出破绽，此时再进攻不迟。
春秋时期的郑庄公这个人比较阴。他的弟弟共叔段为非作歹，还想争王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弟弟继续坏下去，等到他弟弟闹得人神共愤的时候，他才出兵一举铲除。
事情是这样的。郑庄公的母亲姜氏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庄公，老二叫共叔段。生庄公时，姜氏难产受到了一些惊吓，所以取名寤生，并对其产生了讨厌之感，而对共叔段，姜氏则特别偏爱，几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世子，武公都没有同意。
武公死后，长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姜氏见扶植共叔段的计划失败，便替共叔段请求庄公将制邑作为段的封地。制邑在河南荥阳东北，北临黄河，地势险要，著名的虎牢关就在此处。庄公怕共叔段据险以后难以清除，没有同意。姜氏又要求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不好再推辞，只好答应。
郑大夫祭足知道后，立即面见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它的周围超过300丈的，就对国家有害。按照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现在封共叔在京邑，不合法度。这样下去恐怕您将控制不住他。”庄公答道：“母亲喜欢这样，我怎么让她不高兴呢”祭足又说：“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些想办法处置，不要使她滋长蔓延，蔓延了就很难解决，就像蔓草不能除得干净一样。”庄公沉吟了一会，说：“多行不义者，必自毙。你姑且等待着吧！”
其实，郑庄公心里早已有了对付共叔段的方略。庄公感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共叔段又有母后的支持，要除掉共叔段还较困难，不如先让他尽力表演，等到其罪恶昭著后，再进行讨伐，一举除之。
共叔段到了京邑后，将城进一步扩大，还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逐渐据为己有。公子吕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对庄公说：“国家不能使人民有两属的情况，您要怎么办？请早下决心。要把国家传给太叔，那么就让我奉事他为君；如果不传给他，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二心。”庄公回答说：“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除他，他自己将要遭祸的。”
此后，共叔段又将他的地盘向东北扩展到与卫国接壤的廪延。此时子封又来见庄公，说：“应该除掉叔段了，让他再扩大土地，就要得到民心了。”庄公都说：“他多行不义，人民不会拥护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但一定会崩溃的。”
共叔段见庄公屡屡退让，以为庄公怕他，便更加有恃无恐。他聚集民众，修缮城郭，收集粮草，修整装备武器，编组战车，并与母亲姜氏约定日期作为内应，企图偷袭郑国，篡国夺权。
庄公对共叔段的一举一动早已看在眼里，并有防备。当他得知共叔段与姜氏约定的行动日期后，就命大将子封率领二百乘兵车提前进攻京邑，历数共叔段叛君罪行。京邑的人民也起来响应，反攻共叔段，叔段弃城而逃，先逃到鄢，后又逃到共邑。庄公引兵攻打共邑，共叔段畏罪自杀。他们的母亲姜氏也因无颜见庄公而离开宫廷，出居颍地。
郑庄公运用“将欲擒之，先予纵之”的谋略，很轻松地除掉了王位竞争对手。他考虑到共叔段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如果一开始就对共叔段大加讨伐，别人会说他不讲亲情，在道义上他会失分。所以他先让共叔段坏下去，让大家都看清楚了，才顺理成章的出兵。
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赌博发家的大户，就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因小失大。不妨“以退为进”，先让对手尝到甜头，在他得意时便容易露出破绽，此时再进攻不迟。
冯谖为孟尝君到处押宝
孟尝君在齐国政治失意，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到处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影响，结果几个国家都相继要求孟尝君出任他们的宰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孟尝君自己的回旋余地就十分大，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对自己发展最为有利的地方。
在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投机者们往往不会死守一个布局不变，他们信奉的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越是局势混乱没有头绪的时候，这些投机者就越是喜欢到处下注，利用自己的敏锐感觉随时去培养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的个股。
这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战国时代齐国孟尝君的“狡兔三窟”策略了。
孟尝君命门客冯谖去薛地收债，并告诉他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可以顺便买些回来。”冯谖领命而去，把欠债人都找来，当场烧毁债券，当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对孟尝君感恩戴德。
冯谖回来复命，孟尝君大怒。冯谖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惟独缺‘义’，我替您把‘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为相多年，专擅齐国之政，身边又聚集了众多谋臣、勇士和鸡鸣狗盗之徒，一时权倾齐国，名高其主，炙手可热。这自然要招致齐王疑忌。秦、楚等国见游士争相投奔孟尝君，担心齐国得士多助，更趋强盛，危害别国，便乘机散布流言，诽谤离间君臣关系，孟尝君终于失宠于齐王，被免去相位。
当初孟尝君得志时，养士三千，高朋满座，宾客如云，及至罢相，食客如鸟兽散，致使门庭冷落，亲朋绝迹。幸亏还有冯谖等人伴随，得以辗转回到封邑薛。幸亏依赖冯谖先前曾代孟尝君焚券弃息，取得薛地百姓竭诚拥戴，落难公子总算留有一方立足之地。至此，他倍加钦佩冯谖远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冯谖却说：“狡兔有三窟，仅能幸免于死。如今主君只有一窟，还不可高枕无忧，尚需再营两窟。请君借臣二乘高车，我不仅能使齐王重新起用您，而且还能使您封邑更加扩大。”孟尝君喜不自胜，一切听从于他的安排。
冯谖扬鞭纵马，急驰而西。不久，到了秦国都城，面见秦昭王，进言道：“眼下，天下游士争入秦国者，无不希图秦强而齐弱；而游士争相投齐国者，无不希图齐强而秦弱。何至于此？是因秦、齐为雌雄之国，势不两立。雄者可得天下，雌者难保身家……”
雄心勃勃的秦昭王还没听完，便急不可耐地插嘴问道：“怎样可使秦国为雄而不为雌？”这一问正中冯谖心意，他接答道：“天下人之所以看重齐国，在于齐国有孟尝君为相。如今他因遭谗毁而被罢职，其心必怨而欲背齐国。假如他入秦，则齐国政事、军情及人心动向尽归秦国掌握之中。如此，秦国岂止为雄国，还可称霸天下！你应速派使臣迎接孟尝君，不可坐失良机。一旦齐国省悟，再起用相，则谁为雌雄尚不可知。”
秦王大喜，立即派遣十乘车辆，载着百镒黄金，东入齐国。
冯谖见秦王中计，便借口前去通报孟尝君，抢先赶回齐国，再来对齐王设置诱局。他说道：“臣私下听说秦王厚礼来迎薛公。一旦薛公人秦，则天下归心于秦，齐国临淄、即墨恐怕保不住。王何不在秦使到来之前，恢复薛公相位，加大他的封邑。薛公感恩，必然接受，秦国虽然强大，岂可迎请别国之相？如此，才可断了秦国之谋，绝其霸强念头。”
这时，秦使已经来到齐国。齐王原先曾把田文疑为妨碍主子的害群劣马，如今经秦国哄抬声价，竟把田文视作保国安民的千里良驹，于是，一方面赶忙拜田文为相，另方面加封田文封邑一千户，并答应把田齐先王宗庙建在薛邑，秦使看到齐王的这些举动，还以为是迟到一步，错失机会，只好打道回府，孟尝君田文有了个大大封邑，足供衣食奉养；又复握相国权柄，尽可发号施令；再有先王宗庙倚作政治靠山，真可谓兼得神人共助，身价陡然上升，地位重如泰山。至此，冯谖对孟尝君说：“三窟已经营就，主君可以高枕无忧了！”
孟尝君在齐国政治失意，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到处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影响，结果几个国家都相继要求孟尝君出任他们的宰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孟尝君自己的回旋余地十分大，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对自己发展最为有利的地方。
这种到处下注押宝的情况，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出现得更为频繁。这是因为在天下大乱时，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权威，才使得各种强权势力更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成就一番事业。
李世民的“当机立断”
现实中，利益之争往往也是生死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在事关博弈成败的关键时刻，谁有魄力摆出决战的姿态，谁就有可能获胜。
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勇气，一举大败秦军，成为千古佳话，这就是一场典型的豪赌：成功率很低，但收益值很高。
现实中，利益之争往往也是生死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在事关博弈成败的关键时刻，谁有魄力摆出决战的姿态，谁就有可能获胜。有时，为了胜利，难免采用残酷手段，并无仁义可言，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唐初的“玄武门事变”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实质。
隋末的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攻人长安，建立了大唐。在这场斗争中，他的几个儿子是他的得力助手。长子李建成深沉冷静、仁厚宽博，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勇毅果决、识度过人，尤其善于捕捉时机，全力搏击，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性格暴躁，但也很勇猛，被封为齐王（三子玄霸早死）。太原起兵后，李渊自为全军主帅，建成、世民分率左、右军，元吉留守太原，保证后方的安全和军需供应，一切都直接控制在李家父子手中。对这三个儿子，李渊是非常得意的。
但三个儿子中，还数李世民最有才干。他从小爱习武，不喜读书，胸有大志。在太原时，他二十不足，见隋朝倾危，便暗中散财交结才俊之士，有重定天下之心。在策划起兵的过程中，李渊深藏不露，李世民总是积极催促，显露出野心勃勃的个性。李氏据长安后，全国仍处在各支军事力量并峙割据的状态，称王称帝者甚多，谁能取得最后成功，还未成定局。从武德元年到武德七年（618—624），经过七年的战争，先后六大战役，唐王朝才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东征西讨，荡平群雄，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即使说唐朝的天下一大半是他打下来的，也不过分。但应该说明，这里面也有特殊的原因。按照历朝的习惯，太子作为皇权的继承人，向来是不轻易出征的，其主要责任，是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稳定中央的权力结构。所以，也很难说如果由李建成担任军事统帅，其结果会怎么样。因为在太原起兵后打到长安的军事行动中，他也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太子镇中，而以其他皇子分领兵权，这是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这一策略有其显著的优点，就是太子和中央政权各个部门的关系及与朝廷各大臣的关系比较稳固；也有其显著的弱点，就是太子不可能建立显著的功勋，只能依靠人为的政治安排和公认的“立嫡以长”的道德原则来维系他的地位。当其他皇子功劳太大时，太子的声望难免受到影响。而唐初的皇室，又有特殊的情况：李渊本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又畏惧战争的劳苦，李元吉的才干有限，这就使得李渊过多地倚靠次子李世民。而李世民不但才识过人，而且雄心勃勃，正好利用这样的机会，不辞辛苦，甘冒风险，争城夺地，一次又一次立下大功，威望日增，盖过了李建成。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等人都是李世民帐下的英才。
太子李建成决非平庸之辈，他的手下，也收罗了大量人才。如魏征、王圭、韦挺，都是超群出众的俊义之士。
作为明智的政治家，建成、世民都知道人才的可贵。他们除了各自收罗人才，还竭力从对方挖走人才。一次，李建成派人给李世民手下骁将尉迟敬德送了整整一车金银器物，表示愿和他不论尊卑，平等结交。尉迟敬德断然拒绝，并将此事报告李世民。李世民很可惜地说：“将军何不收下？别人纵然把黄金堆到天上，我也不会怀疑将军，收下后，就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密谋了！”同样，李世民也在打李建成手下的主意。在这方面，他比李建成做得成功。他的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对李建成的僚属或亲信的策反活动。
此外，在朝廷大臣、地方将领中，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从上到下，渐渐形成了支持太子和支持秦王的两大派。
更直接的做法，是相互谋害。据说，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去，李元吉竟然埋伏了刺客，准备杀死李世民。李建成知道后，加以阻拦，才算作罢。恐怕李建成也并不是不想这样做，只是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又有一次，李世民在李建成府上喝酒，回来后咯血不止，李渊知道了，也很怀疑，对李建成说：“秦王不善饮，日后勿再夜聚饮酒！”这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建成的毒药不行，也说不清了。似乎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现存的史籍中，大量记载的，是建成、元吉如何谋害世民，而丝毫没有世民谋害兄弟的事实。其实，李建成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所以，更需要采取阴谋手段的，理应是李世民；而且最后以阴谋取得成功的，也是李世民。只是由于缺乏记载，后人也无从说起。但至少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变，其中有许多可疑之处。
杨文干曾宿卫东宫，与李建成关系密切。后出为庆州都督，辖地相当于今甘肃省接近陕西的部分。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带世民、元吉去仁智宫（在今陕西耀县）避暑，建成留守长安。据史书记载，建成私命杨文干招募勇士送到京城，乘机发动兵变。后被人揭发，杨文干遂举兵反叛。但这事在唐人野史笔记中，却记载为“人妄告东宫”，是一场诬陷。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那一段时期中，李建成一直在扩大东宫武装，意在防备秦王府的力量。他叫杨文干送勇士来京，属于同样性质的举动，并没有叫杨文干搞兵变的意图。因为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不会这样蠢。但这样的举动，也是属于非法性质的，所以李世民就抓住不放，夸大事态，叫人告密，挑动李渊的猜疑心理。
果然，李渊接到密报后勃然大怒，下诏到长安，召李建成立赴仁智宫。李建成匆忙赶到，只带了十余骑卫士，见了父亲，叩头谢罪。李渊怒斥不止，李建成悲愤难平，跳起身来向墙上撞去。李渊仍然怒气不解，叫人把他看押起来，一面派人召杨文干。使者到了庆州，把真情向杨文干说明，杨文干吓坏了，知道这事绝无善果，索性就举兵反叛了。
于是李渊命李世民率军平叛。临行对世民说：“杨文干的事与建成有牵连，恐咱会有不少人响应，你要赶快去，事成回来，立你为太子！至于建成，我不愿杀他，可废为蜀王，地方偏僻而狭小，容易钳制。他如不能奉事你，也不难擒拿！”这恐怕是李渊第一次产生改立太子的念头。
但李世民出兵后，很多人都为李建成说话，对实际事态加以分析，指出他身为太子，决没有无故谋反的道理。李渊想想这也是实情，明白根由还在他们兄弟之间的争夺，就把李建成放回长安，仍为留守。只是把罪名统统推给东宫与秦王府的属僚，将东宫的王硅、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出去。这一场事变虽然糊涂了结了，但从事后李渊对建成更为信任的态度来看，他内心中对这件事并不糊涂。而李家兄弟间的怨恨，更深了一层。
总之，武德六年以后，李家兄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渐渐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且，唐朝的政治也十分混乱，皇上的命令，太子、秦王的命令，常常相互冲突，官员们没有办法，只好谁的命令先下来就照谁的办。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那么，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到底持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作为父亲，他在兄弟三人之间，并无明显的偏爱偏护；但作为皇帝，他却知道必须维护长子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常规的处理方法，也很难怪李渊有多少不对。所以，李世民的势力逐渐受到抑制。只是，李渊既不能操之过急，以防突然发生意外，也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可以与李建成相互牵制。在帝王的家庭中，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任，何况他的儿子，一个个都那样英雄了得！
但情况总是在向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自武德五年以后，李世民再没有特别的战功可以夸耀，李建成却在他之后完成了平定河北的重任。杨文干事件，未能动摇建成的太子地位，反而使这一地位更为巩固。李渊“立嫡以长”的观念不可改变，朝臣和地方将领中支持太子的也比支持秦王的多。
处在优势地位上，李建成对付李世民的办法，是在李渊的支持下，一步步削弱其力量。武德七年，李元吉在李渊面前诬陷尉迟敬德，敬德被逮下狱，定了死罪。李世民用强硬的态度坚决要求把他放回，总算幸免。同年，李世民的另一员战将程知节被调任为康州刺史，程知节拒绝赴任，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股肱羽翼，快要被人剪除干净了，自身还能久安吗？知节拼死不去，愿大王早日决断！”
房玄龄、杜如晦是秦王府的主要谋士，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中可畏惮之人，唯有房、杜。”他们又向李渊提出，房玄龄、杜如晦一向挑拨李氏兄弟不和。李渊下令两人离开秦府，从此不许接受秦王的指示。他们暂时还留在长安，不知下一步会遇到怎样的处置。
终于发展到最严重的一步。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兵寇边。按惯例，一向是李世民督军抵御，但这一次，李建成却提出由李元吉领兵。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不让李世民再度掌握兵权；而李渊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竞表示同意。不仅如此，李元吉还提出要调秦府勇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一齐跟自己出征，并要求将原归秦王指挥的精兵调拨到他的麾下。这是釜底抽薪，如果答应下来，秦王府就成了空架子，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这是一根导火线。
处在劣势地位上，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办法，只能是阴谋政变，突发制人。早在武德九年以前，秦府中的僚属就在考虑这件事。房玄龄曾对长孙无忌说：“如今嫌隙已经构成，一旦祸乱突然发生，秦王府绝无侥幸之望！生死存亡，有时不容丝毫之差，今日正是如此！”他们会同杜如晦明确劝告李世民：必须赶紧下手，诛灭建成、元吉！
等到房、杜两人被逐出秦王府，形势更为紧张，剩下的僚属加紧策划。
当李渊同意调秦府战将和兵马归齐王指挥时，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来见李世民，宣称：如果再不动手，他们就要离开李世民，逃窜保命，总不能束手受戮！当然，李世民也不可能服从李渊这一道要命的诏令。他派长孙无忌悄悄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商议大事。谁知他们的回答是：“奉旨不许再与大王相见，如果私自前来参谒，必然因此丧命，故不敢遵令！”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秦王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不愿奉陪。李世民大怒，“玄龄、如晦竟敢背叛我吗？”拔出一把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一下，如果两人果然不肯来，就砍下脑袋提来见我！”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再去见房、杜，告诉他们：“秦王已下决心，不必迟疑了！”于是房玄龄、杜如晦打扮成道士，悄悄地进了秦王府。一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胆的阴谋政变计划，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了。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上密奏于李渊，是他们布下的一个诱饵。
按照正史的记载，六月四日李世民之所以突然下手，是因为事先李建成与李元吉已经谋划好，要在李元吉出征的饯别酒宴上，埋伏刺客当场杀死李世民，然后再杀死尉迟敬德等人。李建成的一个属下将这消息密报给李世民，他不得已，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完全是谎言。其用意，不过是为李世民六月四日的阴谋政变制造充分的根据，为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作一种道德上的美化。李建成的整个计划，是对李世民的力量逐步加以削弱。如果李世民乖乖交出兵权，放走秦府的几员战将，他不过是个空头王爷，哪里还需要设什么“鸿门宴”？政治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但李建成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似乎是完美的计划，直接造成了自己的灭亡。这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他的优势太充分了。
李世民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在长安城中，他根本无法调动军队。能够动用的武力，只有极有限的秦王府卫队和暗中蓄养的武士，总数不过几百人。而太子东宫的卫队，按照规定，规模比秦王府大得多，再加上齐王府，总数有几千人。这些卫士，也是经过反复挑选和训练的勇士。不仅如此，由于太子多年镇守京城，京城的几万禁军，名义上虽不属他管辖，而实际上，将领大都是他的亲信。这样的力量对比，他怎么会想到李世民敢轻举妄动呢？过去，李渊因为他们兄弟不和，曾设想把李世民派到东都洛阳。但李建成认为，世民一旦去了洛阳，占据一方，手握军队，便谁也奈何不得。所以他想尽办法，劝李渊改变了主意。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留在长安，不过是个匹夫，容易对付！”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所有的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不明白：李世民究竟有什么样的胆魄！
六月三日，李世民上密奏，李渊派人约李建成、李元吉次日一早进宫。同时，后宫情报员张婕妤将李世民密奏的内容转告了李建成。建成召元吉商量，二人都感到李世民上这样的奏章，必然有相应的举动，事态将会变得严重。元吉说：“当令宫中卫队戒备，推称有病，拒绝入朝，以观望形势。”建成说；“这不是自认有过吗？为防意外，我已令京城各处兵马严加防范，有何可惧？当与弟入宫参谒父皇，问明究竟！”
次日一早，李建成、李元吉只带了几名亲随，由玄武门（皇宫北门）入宫。负责玄武门禁卫事务的常何，过去曾跟随建成出征河北，建成对他很放心。进入宫门，一片寂静，只有几名卫士守立大门两侧。建成与元吉缓缓前行，前面就是临湖殿。忽然，建成发现殿侧有人影闪动，大吃一惊，说声；“不好！”立即拨转马头，欲向宫外驰去。此时，世民一马跃出，大叫：“大郎停下！大郎停下！”建成稍一犹豫，而元吉已经看到从临湖殿两侧有数十骑人马狂奔而来。他赶紧拉弓搭箭，向世民射去。元吉素称勇猛，然而这时心急慌忙，弓未拉足，就将箭射出，一连三次，都未射中。世民却勒住马，稳稳一箭，正中建成后背，建成应声落马。
在这片刻之间，尉迟敬德率领数十骑赶到，一阵乱箭射来。元吉身中一箭，坠于马下。回头望时，见世民的乘骑受了惊，向路旁树林中奔去，被地上枯树枝绊了一下，将世民死死地摔倒在地。元吉急奔过去，将世民手中的弓夺下，用弓弦紧紧勒住他的头颈。这时，尉迟敬德跃马冲来，狂呼：“逆贼大胆！”元吉赶快放下弓，拔腿就奔，想逃入父亲所居住的武德殿。尉迟敬德岂敢放松，纵马追随，连射数箭，将元吉杀死。
一阵骚乱，片刻过去，玄武门内，又突然恢复了平静。李渊知道了玄武门的惨剧，吓得面无人色，却又无能为力，索性将皇位让于世民。一代圣主就在兄弟相残的血泊中诞生了。
玄武门事变，从当时整个政治形势、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一个极其大胆和冒险的行动，其成功的把握，实在并不大。关键就在于，李世民和他的谋士敢于选择这样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细心谋划，长久准备（收买禁军将领，必非一日之事），突然下手。当然，李世民也别无办法。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这里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个人气质。而李建成的失败，就在于他优势意识太强，既想除掉李世民，还想同时保住仁人君子的美名，结果自遗祸患，死于非命。正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权力斗争中，充满风云变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并不怎么相信优势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优势状况下也及早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个可能的对手尚未成为真正的对手时，就加以消灭。
赵匡胤的豪赌
改朝换代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一行动，无异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赌博，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进行豪赌的时候，一面做足官样文章，一面实施自己的计划，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让人放松警惕，才能一举成功。
中国古代的兵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谋定而后动”，如果没有全面的筹划和准备，是不能贸然行事的，否则就会成为盲动。而采用什么样的谋略来“动”，则是更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做一样的事情，但因为谋略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同样是从孤儿寡女手中夺取江山，袁世凯就长袖善舞，一面对着清朝的太后哭泣说自己迫不得已，一面又忙不迭地逼迫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而曹操、曹丕父子则对汉朝皇帝采取刻薄而又严厉的态度，惹得一片骂声。
改朝换代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一行动，无异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赌博，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进行豪赌的时候，一面做足官样文章，一面实施自己的计划，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让人放松警惕，才能一举成功。
历史上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陈桥兵变”是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七岁（一说五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传来了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要攻打后周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正是赵匡胤派人放出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外敌入侵”的假象来调动军队，为自己的野心服务。可以想像，如果当时后周的权臣们能够认真分析形势，准确获取信息，就能分辨出消息的真伪，从而阻止兵变的发生。可是后周的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以为国家真的面临着军事威胁，就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欺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表面上看来，这确实是赵匡胤本人不知情而且“被迫”发生的一场军队哗变，但是仔细考察蛛丝马迹，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了。问题之一，就是赵匡胤在当时的地位。在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作为柴荣十分信任的大将，担任着禁军将领的职务，并且最后做到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军官，赵匡胤在当时的权力是十分大的，而且，五代时期，改朝换代都是由控制军队的大将进行的，有前例可循。问题之二，就是为什么传来契丹和北汉进攻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带兵出征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哗变发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距离都城十分近的陈桥，军人为什么不在京城出发之前就进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在远离了京城，被镇压的危险变小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举动？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行军过程中发生兵变的假象而且利于迅速控制中央政权的篡位行为。问题之三，为什么煽动军人进行哗变的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真的是他们替赵匡胤忿忿不平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替赵匡胤说话，让赵匡胤本人保全一个忠臣的形象而已。
这么一分析，赵匡胤作为野心家的形象已经暴露无遗了，而通过这些伪装，他也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遵从军心的忠于后周政权的慈善家。接下来，就是如何用慈善家的面目，去实行野心家的霸业的具体步骤了。
当赵匡胤“答应”将士自立为天子并且率部队返回京城之后，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做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三、成本与边际效应
现代经济学认为：同一物品的每一个单位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数量的增加，该物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体现出了一种占有量超过需求量所带来的困境，红楼梦里面说“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说的就是占有量超过需求量之后，人们反而会为多占的资源发愁的情况。
小成本战略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故事。公元208年，曹操南下攻吴。吴蜀为了对抗曹操，结成联盟。周瑜妒忌诸葛亮之才，命其三天时间造十万支箭，并立下了军令状。
在三天内造十万支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诸葛亮显然也没打算用常规的方法来完成，他要“借”敌人的箭。他利用大雾天气，佯攻曹营，使曹军仓促放箭，顺利得到了十万支箭。
《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提出“因粮于敌”，意思是作战时要想方设法从敌国获得物资，减少自己的作战成本。在博弈中，要想方设法降低自己的成本，加大对方的成本，把对方拖垮。
因粮于敌是其中的一种思路，此外还可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打败对方，这也是一种小成本战略。多尔衮趁乱入中原，希特勒发动闪电战，都是典型战例。
《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以获胜为要，最好不打持久战。战斗拖的时间越长，边际收益就越少。
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他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与盛斗争的缘由。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皮洛斯的胜利”不值得
“田忌赛马”的故事，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实际上，它是通过增加对方的成本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最终取得胜利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成本观念，下面就是应用问题了。在作决策之前，必须经过“成本估算”：如果得大于失，就值得做；如果得失相抵、甚至得不偿失，就不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
西方有一个成语“皮洛斯的胜利”，意思就是：代价惨重、得不偿失的胜利。皮洛斯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国王。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中，他获得了胜利，却损失了大半精锐部队。望着尸横遍野的战场，他感慨道：再来这样一场胜利，我就完蛋了。
赢得战争（或避免战争）的一个有效策略就是增加对方的战争成本，使其难以坚持，或因为得不偿失而放弃发动战争的愿望。
“田忌赛马”就是一个通过让对手多付代价而获得胜利的例子。田忌的上、中、下三等赛马都比齐王的同等级赛马差，可是在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帮助下，田忌以“下驷对上驷、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的策略，在平均劣势下赢得了对国王的赛马胜利。
田忌为什么能获胜？关键在第一场——也就是输掉的那一场。齐王虽然胜了，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上驷与下驷的实力差距被白白浪费掉了，因此他输掉了后面两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你支付的成本越大，局面就越不利。
“田忌赛马”的故事，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博弈问题。实际上，它是通过增加对方的成本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最终取得胜利的。
围棋上也有类似技巧，任何好的棋手都不希望把棋“走重”，因为这样不但效率低，而且包袱沉重，一块重棋在遭到攻击时是很难办的：苦苦求活吧，难免受到对手的百般盘剥；可干脆放弃又损失太大，所以这种棋往往被称为“愚形”。
不要为沉没成本心疼
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作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具有理性的人应该有“壮士断臂”的决心，把它忽略掉。
《后汉书》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汉时代，太原有一个叫孟敏的人。一天，他扛瓦罐上市，一不小心，瓦罐落地粉碎，但他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旁观者无不奇怪。有位叫郭林宗的人看到了，跑上前去问孟敏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孟敏说：“从肩上掉下去肯定会摔得粉碎，我看它又有何用？我前面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郭林宗认为：这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劝他为学，果然10年后孟敏成为知名学士。
瓦罐摔了，哭也无益。经济学上说，当一项已经发生的投入无论如何也无法收回时，这种投入就变成了“沉没成本”。比如某人做股票，在几年前买的股票是40元每股，谁知买了以后就一直下跌，最低的时候跌到7元，可是此人一直舍不得割肉卖掉它，觉得亏得太多。结果呢，他就一直在那里套着。
我们可以举一个足球票的例子。某人是个球迷，虽然他也清楚，现在的中超就是原来的甲A变的，水平要多臭有多臭，可他还是愿意去看看。于是在星期三就花了80元买了星期天晚上的球票。可是当他在星期天晚上兴冲冲地到球场看比赛的时候，天气开始转阴，开场不久就雷雨大作，他本来就不喜欢在外面淋雨，加上双方踢得一点也提不起精神，要激情没激情，要技术没技术，要章法没章法，要战术配合没战术配合。他觉得这80元花得实在冤枉。比赛没看头，还要承受淋雨的痛苦，不看实在是浪费了80元钱。对于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会理智地问他，如果这张票是免费的该怎么办？可能此人会说，那我一定马上走开，决不受这份洋罪。那么，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继续看比赛是不理智的。因为买票是星期三做出的决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星期三的买票支出已经是沉没成本，星期天决定看不看比赛是现在的事情，不应再考虑原来决定的成本。
前期的投入就像万能胶一样，把我们粘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作出新的选择，而且投入越大，把我们粘得越紧。具有理性的人应该有“壮士断臂”的决心，把它忽略掉。
作为领导，要学会摆脱旧日的困境，轻装前进。正像杜拉克大师提出的：“管理者高效工作的原则是摆脱不具有生产力的过去。”这就像孟敏不回头看摔碎的瓦罐一样，要向前看。
有句名言不妨借鉴：“昨天是作废的支票，明天是没到期的支票，只有今天是随时可用的现金！”
解读和珅的贪婪
懂得“边际效应”理论，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拥有的越多，真正能够使人得到刺激、产生兴奋感的程度却越少。这种情况就好像吸毒一样，越往后，就只能增大注射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兴奋度。贪官们无休止地敛财，原因也在于此。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讽刺楚王，说一个富人有好马好车，却去偷窃邻居家的破车破衣服。墨子的故事是讽刺楚王贪得无厌想要吞并宋国的行为，不过这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却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
富人们的逻辑是：财富越多越好，为得到财富付出的费用应该是越少越好。现在有不用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的财富，所以，应该不计后果地多拿。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使得这般平时视绫罗绸缎如粪土的贵族们丑态百出。但这种富人偷破烂的情结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在这种错误逻辑下身败名裂的达官显贵可谓是不计其数。
清朝的和珅是贪官的代名词。和珅是满族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
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和珅在历史上是以贪污而闻名的，他贪污几乎达到了毫无廉耻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龙的官员送了他几十万银两，谋求肥缺。和珅立即回报，汪顶替了另一位官员征瑞做了两淮盐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贡献十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的官职，心中不悦，向和珅质问：“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珅之家也）贡献白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和珅抓住他的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盖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说：“别人的贡献更大。”征瑞自然无话可说。江苏吴县有个叫石远梅的人，专门贩卖珍珠，每个珍珠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大粒值两万金，次等万金，最便宜的也值八千金。官员争相购买，向和珅进献，为的是保官升官。
上门进献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抚派其下属携银二十万两，专程赴京给和送礼。可是连去了几次，也没人接待。一打听才明白，即拿出五千两白银，送给接待的人，这才出来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少年仆人，一开口就问：“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来人说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将银子收入外库，给来人一张写好的纸柬，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就说东西已收了。”说完，扬长而去。送去那么多银子，连和珅的面也没见上！和珅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像这样的事，俯拾皆是。
和珅贪污也是大小通吃，敛财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他为了创收，甚至连北京的崇文门税官都愿意担任！和珅所定的税率几乎高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寻常百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过其门。为了更好地控制京城税务，和珅打破惯例，兼任了本应由内务府掌管的崇文门税务监督。有了和珅的控制，崇文门便天下知名了，清人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为了征税，甚至连进京朝圣的官员，赶考的举子都不放过！清人陈焯在其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崇文门税收情况可见一斑：“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可见，崇文门税吏在行人带随身衣服时都要收税，而且，即使是外省大官亦不留丝毫情面。
和珅为什么能够得到乾隆的长期眷顾，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连他贪污多少财物，从清朝到现在还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地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
和珅家产之富，向为街巷茶余所乐道，有人估算大约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人估算是两千万两银子，最高估算是两万万两银子。正因为和珅家产如此之富，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无限制、无节制的欲望，导致了无休止的盘剥，这正是级差地租的表现。古人说“网开一面”，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无休止的掠夺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可惜利字当头，大多数人都无法去理性地选择应有的策略。
和珅的家人奴仆也富得惊人。他们凭借和的权势，疯狂敛财。据统计，和珅的家奴多达1200余人，为他管理钱庄、店铺、馆舍、经营土地、服侍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他警卫。如家奴刘全有资产20余万两，他与另一个姓马的家奴，共有房产182问，金银古玩价值368．6万两，至于衣物、器皿、洋货、皮草、绸缎、人参等，总计值白银155万两；另有土地600余顷，当铺10处，本金120万两。和珅宅中太监呼什图，抄其家时，现银就达十余万两，抄出谷物11065石。奴仆暴富如此，和珅之富有，用所谓的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和珅作为乾隆的第一宠臣，兼任的职务达到数十项之多，就是凭借他正常的俸禄和皇帝的各种赏赐也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事实上他聚敛这么多的财富，如果按照正常的花销，就是几十代人也用不完，而就钱财本身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聚敛太多，也没有用处，只会遭人妒恨。对于这个道理，历史上贪图钱财的人都非常明白，他们可以在官场上呼风唤雨，专横跋扈，可以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但为什么像和珅这种人对钱财方面却看不透，却有一种敛财癖呢？
这种疯狂的敛财行为，可以用现代经济学来解剖。经济学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边际效应，有时也称为边际贡献，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工资是三百来块钱的时候，如果一次增加一百五十块的工资，人们都非常兴奋，觉得工资实在是涨得太多了。可当人们拥有六百多块钱的工资了，如果又增加一百五十块钱的时候，人们兴奋的感觉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强烈。当人们拥有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时，涨工资时还是加一百五十块，人们就会觉得太少，说不定还会产生埋怨心理。这就是说，人们所拥有的越多，真正能够给人们带来边际效应或者说能够使人得到刺激、产生兴奋感程度的却越少。
而人们为了追求边际效应，就得不断地加大对量的追求。这种情况就好像吸毒一样，越往后，就只能增大注射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兴奋度。贪官们敛财，就好像与所追求的兴奋感进行一场博弈，他们要求的是获得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而财富越多，这种满足和兴奋就越难以得到，为了得到它，就必须不停地进行掠夺，恨不得把天下的财富都聚积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产生了那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不管自己拥有多少，只要不在自己手中，就要想方设法将它们弄到手。
只是在这种博弈中，贪官们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们的财富越多，但单位财富产生的单位边际效应越小，要想得到他们最初一无所有时获得第一笔财富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他们为了追求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可能，只有永不停息地贪污，永不停息地与内心的贪欲博弈，直到最后身败名裂，才会醒悟到“人生一梦，万物归空”。
不要忽视小人物的力量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小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和我们做事有密切关系的，千万不能因为其“小”而忽视或不予尊重，否则，可能就会追悔莫及。
公元前180年，吕姓诸王被诛，汉文帝即位时，绛侯周勃为丞相，位高权重，为帝所疑，公元前177年，被免相国。
周勃回到绛县（今山西侯马），年余，每遇河东守尉巡视绛县，都感到内心不安，惟恐被害，往往披甲迎见，家丁持械相护，以防不测。守尉每见如此，都感惊疑，中有一人，认为周勃心存反意，于是上书告发。文帝对周勃本有防范之意，见书后大怒，立即诏令廷尉，将周勃捉拿入都，下狱候审。
周勃原无反意，被冤入狱，心中本含怨气。不料，狱吏还常来勒索钱财。起初，不肯出钱，但不断遭到狱吏的虐待，吃的是粗食淡饭，听的是冷嘲热讽。周勃心想：我曾贵为丞相，不想今日被狱吏所欺。无奈，只得拿出千金，分贿众吏。狱吏得到重金，马上改变面目，处处小心侍候。
廷尉张释之受命审理此案，但周勃不善言辞，每次审问，都不能为自己辩解清楚。多亏张释之是个清官，心知他受冤入狱，为此，不急于定案。狱吏们得了周勃重金，见他不善申辩，遂想出一法，但不好明告，就在文牍背后写了五个字，寻机出示周勃。周勃仔细一看，见是“以公主为证”五字，马上心有所悟。
原来，周勃有数子，长子名胜之，娶的是文帝之女。此次周勃获罪被押解来都，胜之与公主因怕出意外，也随后入都设法。
周勃经狱吏提醒，待家人入狱探视，遂令速转公主，向薄太后求救。
公主本为文帝之女，太后之孙女，原有心相救，见公公又亲求自己，于是往来于文帝及太后之间，为周勃辩白。此时，太后之弟薄昭，因周勃曾让封邑于己，也来到太后面前为周勃申冤。薄太后已得公主泣诉，已欲过问此事，又听薄昭一番陈述，于是立召文帝入见。文帝应召进谒。
太后一见文帝，立即取下头上帽巾，向文帝掷去，怒道：“当年绛侯握皇帝玺，统率北军，诛灭吕姓，那时他要是反了，还能让你当皇帝吗？今天他出居一小县，反要造反吗？你听了何人谗言，欲加害功臣！”文帝非常惭愧，就命人将周勃无罪释放。
周勃得释，步出狱门，想起此次遭遇，不禁仰天叹道：“我曾统兵百万，却不知狱吏如此骄贵！”
周勃虽受狱吏的敲诈，大有虎落平川被犬欺之感，但他不惜千金，换得狱吏的谋划，最终得以获释。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小人”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和我们做事有密切关系的，千万不能因为其“小”而忽视或不予尊重，否则，可能就会追悔莫及。
四、博弈中的信息
信息决定未来，如果博弈的一方在博弈中能够获得完全正确的信息，往往就能轻松地赢得最终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中各种情报层不出不穷的原因，也成就了“空城计’"的千古美名。
叔詹空城退城
我们所掌握信息的不完全才导致了博弈的不确定性。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不确定性带给了我们很多的麻烦，但是如果能够加以巧妙的运用，结果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公子元，在他的哥哥楚文王死了之后，常想占有漂亮的嫂子文夫人。他用尽各种方法去讨好，文夫人都无动于衷，于是他想建功立业，显显自己的能耐，以此来讨得文夫人的欢心。
一天，公子元亲自率领兵车六百乘浩浩荡荡地向郑国进发。楚国大军一路接连攻下郑国几座城池，直逼郑国国都。郑国国力本来就弱，经过几次较量已经是损兵折将，都城内更是兵力空虚，根本无力抵抗楚军的进攻。
眼看郑国危在旦夕，群臣慌做一团，有的主张纳款求和，有的主张拼死一战，有的主张固守待援。楚国意在吞并郑国，当然不会稀罕它的那点朝贡了，因而求和根本就没有作用；拼死一战的结局也是毫无悬念的，只能败得更快；而固守待援又恐怕在援军到来之时，郑国国都已经被攻破。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上卿叔詹站出来说道：“请和与决战都不是上策，固守待援倒是可取的方案。郑国和齐国订有盟约，而今有难，齐国肯定会出兵相助。只是空谈固守，恐怕也难守住。公子元伐郑实际上是想邀功图名，讨好文夫人。他一定急于求成，又特别害怕失败，我有一计可以退楚军。”
郑国按照叔詹的计策在城里做了安排：命令士兵全部埋伏起来，不让敌人看见一兵一卒；令店铺照常开门，百姓往来如梭，不准露出一丝惊慌之色；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
楚军先锋到达郑国都城下，见此情景，楚军将领心里起了怀疑，心想莫非城中有了埋伏，诱我中计？不敢妄动，等待公子元。公子元赶到城下，也觉得好生奇怪。他率领众将到城外高地上观望，见城中确实空虚，但又隐约地看到了郑国旗兵甲士。公子元认为其中有诈，不可贸然进攻。这样观察了几日，他打算先派人进城探听虚实，于是按兵不动。
这时，齐国接到郑国的求救信，已联合鲁、宋两国发兵救郑。公子元闻报，知道三国兵到，楚军定不能取胜。好在也打了几场胜仗，还是赶快撤退为妙。他害怕撤退时郑国军队会出城追击，于是下令全军连夜撤走，人衔枚，马裹蹄，不出一点声响，所有营寨都不拆走，旌旗照旧飘扬。
第二天清晨，叔詹登城一望，说道：“楚军已经撤走。”众人见敌营旌旗招展，不信已经撤军。叔詹说：“如果营中有人，怎么会有那样多的飞鸟盘旋上下呢？他也用空城计欺骗了我，急忙撤兵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使用空城计的战例。在这场博弈中，开始的时候，公子元兵力强大，再加上连胜几仗，士气正是旺盛的时候，如果抓紧进攻，郑国的都城必然被破。然而郑国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掌握了信息，他们不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状况，而且也已经掌握了对手的情况。他们知道楚国这次出兵的目的（从叔詹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们也知道楚国此次出兵的兵力状况（因为已经交过战了），因此郑国握有完全的信息，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各种行动的后果。而与此相反，楚军除了了解自己的情况外，对于郑国都城里的情况是不完全了解的。显然郑国拥有比公子元更多的信息，这就是优势。公子元面对的只有两种策略：一种是要么攻城，这种行动的结果实际上是郑国国都被破，郑国灭亡；而另一种策略则是撤退，避免中郑国的埋伏，这种行动的结果是没有灭亡郑国，但是占去了它的几座城池。由于公子元是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博弈的，再加上城里面偃旗息鼓，城门大开，这一来更增加了公子元决策的难度，公子元不知道哪一种策略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
最终公子元选择了后一种策略。这一决策表面上看来是没有得到最大的收益，但是它却是符合博弈论要求的最优策略，因为就公子元所掌握的信息，他攻城失败的概率是很高的，这样一来，进攻的效益就小于撤退的效益了，这是符合“期望效用”规律的。
这一场博弈中，有趣的是双方都使用了空城计而且都很成功。至于后一个空城计，原理和前一个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做分析。
孙膑减灶败庞涓
在博弈中，如果甲方是不透明的，乙方是透明的，那么乙方的博弈成本将是非常的高，必输无疑。所以理性的博弈人在向对方传递信息的时候总会故意地混淆信息，给对方错误的判断。
孙膑和庞涓是战国时人，他们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首先得到魏王的重用，他嫉妒老同学的才华，怕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就设法陷害他，使他在魏国遭受膑刑，即挖掉膝盖骨。后来孙膑几经辗转，才来到了齐国。
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韩魏交战，韩不能支，求救于齐。齐宣王乃拜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五百乘战车来救韩国。
齐师一出齐境，田忌下令直走韩之新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孙膑阻止道：“解纷之术，在攻其所必救。为今之计，惟有直走魏之大梁，才能解韩之围。”田忌便依军师之言，令三军直向大梁前进。
庞涓连胜韩军，正趾高气扬，心想：“韩国即刻可灭，再攻下赵国，然后以三国之众，攻灭齐国，天下归魏，我庞涓功高盖世啊！”庞涓正自高兴，忽本国告急说：“齐兵进攻魏境，大梁危急，望将军速班师回救。”庞涓气得鼻中喷火，咬牙骂道：“孙膑小子，气煞我也！我如不除你，誓不为人！”于是传令班师回魏。魏兵一撤，韩新都之围即解，韩兵也不敢追杀魏兵。
孙膑得知庞涓撤离新都回救大梁，便对田忌说：“庞涓攻赵、攻韩都被我攻魏而解救，一定是窝了一肚子怒火来的。我等正可利用这一点来治服他。”又说：“他们三晋（即指韩、赵、魏三家分晋）兵士，素来以强悍闻名，而我齐军，常被人视为怯懦；魏国兵士，就更不把我齐军放在眼下。我们应利用此种心理，因势利导，变不利为有利。我军远入魏地，宜佯装弱小之状以诱魏军，使其入套。”
田忌问道：“军师将如何诱之？”孙膑说：“庞涓尾追而来，我可速离魏境。退时，显出仓皇。今日当作十万人之灶，以示有十万人用炊，明后日逐渐减灶，待庞涓追来，看我军灶大减，以为我军畏怯，逃亡过半，必气势大盛，兼程追赶，待他追入齐境，其兵卒必然疲惫不堪，那时再以计取之，庞涓之头必斩于吾剑之下。”田忌依计而行，全军向齐境退却。
庞涓率领魏军，马不停蹄地回救大梁，至大梁时，闻齐军已退向齐境。庞泪满肚子气，决意要找齐军决一雌雄，便挥军兼程尾追。为了解齐军动向，庞涓每天都要查看齐军安营之迹，使人数其灶。一开始，他发现齐军竟有十万之众。庞涓大惊：“齐兵有如此之多，可不能小看！"，第二日又命令士卒再查其灶，只有五万有余。庞涓狐疑。第三日，灶仅三万，庞涓大喜，说：“齐兵人减灶少，证明逃匿过半，已溃不成军队！这是魏王的洪福，也是我庞涓立功泄恨的机会！”说罢，以手加额，狂笑不已。
太子申见状问道：“将军未见敌形，何以喜欢若狂？”庞涓答道：“我素知齐人怯懦，今闻我回救大粱，撤军就走，才三天，士卒就逃亡过半，这叫不击自溃。”太子申说道：“齐人多诈，更兼有孙膑，将军宜小心为是。”庞涓很不以为然，说：“田忌等人这次自来送死，正是我等雪桂陵之耻的时候，机不可失，待我庞某生擒田忌、孙膑，让诸侯见识见识。”于是传令：选精锐二万人，兼程追赶；其余部队，由其侄庞葱率领随后跟进。庞涓与太子申率二万精锐，沿齐军足迹昼夜不息地追将上来。
孙膑有意诱魏军追击，因而随时留意魏军行军动向，探子报说：“魏兵已过沙鹿山，正不分昼夜，追赶而来。”孙膑当即计算：日暮庞涓之军，即可到达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一说在今山东莘县西南）。那马陵地势险要，两山夹一谷，道从谷中过，溪谷深又狭，谷底道旁又有一大树，正是天生伏击之处。
孙膑当即命令士卒将大树剥去一块树皮，露出一段白色木质，他用黑炭在白木上大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为阻止魏军行动，孙膑又命士卒大砍树木，堆集于山谷之中，以阻道路。然后命一万弓箭手夹道伏于两山之上，并吩咐道：“到夜里看到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再令副将田婴引兵一万，离马陵三里埋伏，只等魏兵一过，从后路追杀。安排已定，孙膑自与田忌引兵道左，以便接应。
庞涓以急行军的速度追击齐军，不顾士卒疲劳，一再催赶，恨不得一步赶到，抓住田忌、孙膑。不出孙膑所料，日落西山，庞涓率军追到马陵道。其时为十月下旬，月色无光，天空星星也只疏疏几点。
前军来报：“前面有断木阻路，难于前进。”庞涓心想：肯定是孙膑眼看被我追着，无路可逃，只好用断木阻路，便叱责道：“几根断木，你们不会把它搬开？”前军只好搬开断木前进，大军行动缓慢下来。
这时庞涓又听前军来报：“道旁有一大树，树上写有几字，请将军查看。”庞涓走到树下，抬头仰望，只因天黑，辨认不明，就高喊：“打火来照！”众军士一齐点起火来，庞涓看得分明，大惊说：“我中刖足黥面贼的计谋了！”急忙传令速退。哪里还来得及！只见两旁山上，万箭齐向火光起处射来。
前有断木塞路，后有田婴追兵，魏军动弹不得，士兵大乱。庞涓这时已身中数箭，仰天叹道：“吾悔不杀此刖足黥面之贼，今终于成就了这小子名声！”遂引佩剑自刎身亡。庞涓的儿子庞英，随庞涓左右，亦中数箭而死。
当时太子申闻前军大乱，知遭埋伏，急令后撤，然田忌已掩杀过来，魏军四散溃逃。太子申被田婴生擒，囚于车中。魏国二万精锐非死即伤，所有辎重、兵器，尽为齐军所获。齐军全胜而归。
孙膑的“减灶惑敌”成为流传军事史的妙计之一。
孙膑是了解庞涓的。庞涓依仗自己率领魏国精兵，根本不把齐军放在眼里，再加上上次的围魏救赵一战，庞涓恨不得马上抓住孙膑，以报一箭之仇。然而孙膑太狡猾了，他知道仅仅向魏国散布假情报是不顶用的，毕竟庞涓是自己的同窗同学，孙膑还是知道庞涓不会傻到听信谣言的，于是他使出最有迷惑性的一招，让军士将做饭的灶台逐日减少。这一下庞涓实在再也找不出不相信的理由了，于是庞涓开始加速追击，一步步地走进了孙膑布置的口袋之中，也走向了死亡的坟墓。
孟尝君献耳环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信息社会”的时代之中，可想而知，信息对于我们的重要程度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谁要是能够准确而快捷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并且能够非常高明地处理信息，那么他就是胜者。
战国时候，齐宣王的王后去世了。当时任相国的孟尝君田文思考着：“王后去世了，得尽快立个新王后才是。大王会立谁呢？王宫中佳丽甚多，其中受大王宠爱的就有七个。但是到底谁才是大王最钟爱的呢？”
不行！得想办法弄清楚大王最喜欢谁。这是一个机会！孟尝君提醒自己，如果能知道大王属意于谁，他就可以向大王建议册封此人为新王后，大王必会十分高兴，新王后也会感激自己。怎样才能知道大王心中的人呢？
吃饭的时候，孟尝君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忽然，他的目光在夫人那对漂亮的大耳环上停了下来。“有了！”他禁不住喊出声来。
夫人吃了一惊，看见孟尝君直愣愣地盯着自己，她不好意思地问：“怎么了？你！”
孟尝君回过神来，对她说：“今天上午，你去给我做七对上等玉耳环，不惜工本，都要有你自己的耳环这么好。其中有一对还要格外精美些！”
夫人疑心顿起：“你一个大老爷们，做那么多耳环干嘛？”
孟尝君见夫人误会了，忙摆摆手笑着说：“别生气！我这是为了正事，过两天还要请你帮忙呢。你就放心吧！”
两天后，七对耳环都做好了，五颜六色的都有，每只都很精美。其中一对翡翠色的耳环，晶莹剔透，格外漂亮。孟尝君见了非常高兴，他向夫人嘀咕了几句，就拿着耳环兴冲冲地进了王宫。
齐宣王正在宫中闷坐，似乎还没有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孟尝君向他行了礼，然后拿出耳环，对他说：“臣昨天得到七对玉耳环，都很精美，特来献给大王。请大王过目！”说完，还特意拿出那对翡翠色的玉耳环给宣王欣赏。
宣王也很喜欢这些耳环，他称赞了一番，爽快地收下了。君臣二人闲聊了一阵，孟尝君就告辞回府了。
第二天，孟尝君夫人按孟尝君的安排去拜访王妃们，玩了一整天才回来。晚上，她悄悄地告诉丈夫，那对翡翠色的耳环戴在杨妃的耳朵上了。
第三天早晨，孟尝君上朝，出班奏道：“王后仙逝时日已久，宫中不可长期无后。臣听说杨妃才德过人，建议大王立为王后！”
“准奏。”宣王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孟尝君看出，宣王心里很高兴，他自己心里当然更高兴。
孟尝君不愧是宰相之才，他既善于抓住机会，更善于创造机会。为了摸清宣王心中的隐秘，他并没有直接去找宣王或宫中人物刺探消息，而是想法让宣王自己显示出来，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在这个故事中，孟尝君的博弈目标是找出齐王钟爱的妃子，然后奏请齐王将其立为王后。谁是大王最喜欢的妃子呢？这是齐王的隐私信息，当然是不会直接向外人透露的。如果直接去问齐王，这岂不是明日张胆地窥探齐王的隐私吗？由此看来，虽然这条信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情报，但是要得到它却是很难的。孟尝君下一步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侦测到这条信息了。
摆在孟尝君面前的方法其实还是很多的，至少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想到几种获取信息的方法：一、就是上面提到的直接问齐王；二、直接问七个后妃；三、收买宫中间谍，帮助自己收集情报。显然方法一是最不讨好的；而方法二未免太直接了，而且直接询问当事人，不一定能够获得真实信息；方法三固然不错，但未免显得手法太阴暗了，在君子看来不足与谋。孟尝君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通过送齐王七对耳环（当然不是一模一样的），让齐王自己来用这七对耳环给自己的后妃贴标签，然后孟尝君根据齐王贴的标签，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杨妃。这一切都做得毫无痕迹，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孟尝君收集信息手段的高明。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信息社会”的时代之中，可想而知，信息对于我们的重要程度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谁要是能够准确而快捷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并且能够非常高明地处理信息，那么他就是胜者。
孙亮巧断借刀杀人案
博弈者对于侦测来的信息需要甄别它的真伪。尤其是轻而易举获得的信息就更需要判断它的真实性。
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的儿子孙亮在父亲死后继承皇位。
孙亮自小就聪明伶俐，无论是音律还是厨艺都有很深的造诣。有一年，梅子熟的时候，孙亮忽然想到了一道甜点，就是用蜂蜜来腌渍生梅，想来应该酸酸甜甜口感很好而且还会有滋阴养颜之功效，于是便派身边的一位宦官去库房里面取蜂蜜。蜂蜜取来了，孙亮打开蜂蜜罐想要放生梅进去的时候却发现里面赫然躺着几粒色泽艳丽的老鼠屎。孙亮顿时失去了做甜点的兴致。他勃然大怒，命令手下把主管仓库的官吏拿来，欲治他失职之罪。
仓库官吏辩解道：“刚才黄门确实向我索要过蜂蜜，但他空口无凭，所以我没有给他蜂蜜。皇上手中的蜂蜜一定不是仓库中的，仓库中的蜂蜜封存已久，而且平常都是密封很紧的，不要说老鼠了，蚂蚁都别想钻进去。”
孙亮也觉得这几粒鼠粪出现得非常蹊跷，他又问那个宦官是怎么回事。
宦官答道：“奴才哪敢欺骗皇上，奴才确实是从仓库中取出的蜂蜜。”
于是库吏与宦官争执起来。这时，坐在一旁的两位大臣悄声对孙亮说：“陛下，他俩说法不一，又没有第三个人作证，怕一时很难判清，还是交给狱吏去处理吧。”
孙亮说：“这事容易判断。”当即命人捞出老鼠屎掰开看，老鼠屎是干的。
孙亮说：“如果蜂蜜是仓库中的，那么仓库之蜜封存已久，老鼠屎必被浸透，现在却是干的，一定是宦官所为。”
于是拷问宦官。宦官见孙亮能如此细察秋毫，再也不敢狡赖了，供出自己平日里谎称皇上领用物品，时常去向仓库官吏索要财物，后来被那个仓库官吏识破了，因而怀恨在心，所以就借着这次机会偷偷地从外面买来蜂蜜，撒上老鼠屎，嫁祸给那个官吏。
这是一个关于信息的故事。这个宦官向孙亮透露了一条信息，那就是蜂蜜是从仓库中取来的，他用这条假信息来掩盖自己放老鼠屎在蜂蜜中的行为。这条假信息，孙亮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因为是他指派宦官去仓库取蜂蜜的，因而在潜意识里他是要相信宦官是按照他的意思去诚实行动的。事实也确是这样，他开始的时候相信了宦官的话，后来等仓库官吏辩解后，他又有些怀疑了，而库吏一句“封存已久”的话提醒了他，于是他有了后面剖屎断案的聪明之举。因此，在博弈中，我们要抓住细微之处，不管你的干扰信息多么的逼真，它往往会在细节上存在一些纰漏的地方，甄别信息就要从细微的地方着手。
李世民用人不疑
信息不对称既有利又有弊。在对敌斗争中，我们利用信息不对称战胜对方；但在社会生活中，信息不对称常常造成效益低下和资源浪费。
在一场敌对博弈中，我们确实需要强调保守秘密，甚至不惜给敌人一些干扰的信号，因为我们需要借助于信息不对称来获取胜利。然而在一个良性社会中，在非敌对情况下的博弈，我们需要减少社会和他人的成本。
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社会如果需要耗费很高的成本去进行彼此的交易，那样既是对资源的浪费，也是对效益的牺牲。现在假如一个人需要到商店买一件商品，由于他不是专业人士，他不可能完全了解商品的有关信息，而商品的经营者是了解商品的信息的。我们再假设商品的经营者遵循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优势理论，他尽量地隐瞒自己知道的有关商品的信息，甚至去用假信息来误导这个想购买的人。或许第一次这个购买者相信了经营者提供的信息，结果由于这种信息的错误导致了购买者受损。但是随着以后的交易次数的增多，这人已经有了前面的经验，他不会轻易相信经营者提供的信息，于是他会在购买前进行细致的信息侦测。如果每次购买一件商品都要这样，那么本来可以轻松快捷的交易变得繁琐起来。购买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信息调查上，显然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成本，而要减少这种不必要的成本就需要全社会的诚信。
在良性社会内部的博弈，合作带来的效益比不合作带来的效益要多得多。因此应该提倡诚信，加强沟通，促进信息的畅通，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因为在良性社会中人们的博弈是长期博弈，诚信和沟通十分重要；如果是一次博弈，显然不诚实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李世民和房玄龄都很懂得这一博弈原理，他们君臣之间十分透明，十分信任，这样大家都可以高枕无忧，真是皆大欢喜。
唐太宗朝中有位叫刘师立的将军，深受重用。后来有人嫉妒刘师立，就编造谎言向太宗告发说，刘师立私自宣称自己“眼有赤光，身体上有非同寻常的标记，姓名又与上天所暗示的帝王的名字相同。”
在封建时代说这种话是大逆不道，有谋反的嫌疑，严厉的要株连九族。李世民听说后就把刘师立召来，亲自询问他道：“有人说你要谋反，是真的吗？”刘师立一听，吓得赶紧伏地叩头说：“臣在隋朝的时候只是一个六品小官，地位低下，从来不敢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富贵，幸而遇上陛下，待我恩宠异常，我时常想起要以性命报效陛下。如今陛下大事已成，我也得以居将军这样的高位，我所得到的早已超过我所应得到的。我是一个什么人，怎么会谋反呢？”
李世民笑笑说：“我知道爱卿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才会召爱卿过来一问。这全是别人编造的谎话。”不只是没有怪罪他，反而立即赐予他60匹布帛并将他请入自己的卧室好生安慰勉励。刘师立从此更加忠于李世民，后来受命守御边疆，多次打退少数民族的侵扰。
李世民这一招很高明，打开窗户说亮话，不管刘师立有没有谋反的企图，现在这事挑明了，也就烟消云散了。
唐太宗晚年率师亲征辽东，以宰相房玄龄为留守坐镇京师长安。在走的时候太宗对房玄龄说：“朝中之事，事无大小均交给爱卿全权处理，不必向我禀报。”交待完毕后，唐太宗亲自率领大军去攻打辽东。
走不多久，留在长安的房玄龄接到造反密报，查问下来，竟然是指控自己谋叛。他不敢擅自处理，赶紧派人用驿车把告密人送到皇帝行营。唐太宗一听说房玄龄送来个告密的，当下就明白是什么事，于是先命令侍卫手拿着长刀左右侍立，然后询问告密者告谁，那人回说：“房玄龄。”唐太宗说果然猜的不错：有人对房玄龄掌管国政不高兴，要整倒他才这么做的。当场就把告密者腰斩，然后写了封信狠狠责备房玄龄，说他太谨慎，以后还有这类诬告的让他自己就地处理好了。有了唐太宗的话，房玄龄就放下心里的顾忌全心处理朝政。他在后方安抚百姓并不断向前线军队输送武器、粮食和其他战略装备，为最终保障战斗的胜利结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唐太宗后来叹道：“我有萧何一样的房玄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太宗李世民不愧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他深知内部合作的重要性。作为一代君王，为了自己的皇位，他并不是不对自己的大臣设防，实际上他与刘师立、与房玄龄之间是在开展博弈，只不过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他采取的博弈手段是和缓的。
唐太宗在与刘师立的那场较量中，他首先发问。这是一句非常有深意的问话。从这句问话中可以看出，唐太宗还是有些怀疑刘师立的，但是仅仅是怀疑而已，否则他不会这么客气，只是召他来询问。同时这句话还透露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唐太宗在暗中告诫刘师立：你不管有没有谋反的野心，你都得注意点，我可不是随便就能被人蒙得过去的。最后听了刘师立一番忠心表白，李世民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反而重赏他一番并好言安慰。如此恩威并施，足以看出唐太宗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和刘师立合作的。确实，经过李世民的这次询问，刘师立也意识到合作带给他的效益比不合作高。在这场博弈中，唐太宗也明白与刘师立闹翻是不划算的，而诚实合作既可以让他免去调查刘师立忠实与否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可以减少刘师立消极怠工造成的损失，最后唐太宗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与房玄龄的博弈中，从已有的信息来看，唐太宗和房玄龄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诚信关系，因而他相信房玄龄不会谋反。而且房玄龄确实很诚实，他能把告自己状的人送给皇上，这已经说明他没有向李世民隐瞒信息，也就是说他是在和李世民合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当时唐太宗真的怀疑房玄龄，那么这种怀疑也是无济于事的，反而是对合作的一种破坏，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言而喻的。
摸钟辨盗的妙计
博弈中，我们要一方面隐藏自己的重要信息，一方面还要刺探对方的重要信息。办法之一是诱使对方上当，这需要你精心地准备一些饵料，诱其上钩。
北宋时，陈襄曾经在蒲城（今陕西城浦）担任县令。
有一天，一家珠宝店铺被盗，店铺里的珠宝被洗劫一空。县里的捕快根据线索很快就抓住了几个嫌疑犯。可是无论怎样审讯，他们就是不招认，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犯人不招认的都不得定罪。眼看审讯进入了僵局，陈襄突然想起当地人特别信奉鬼神，附近有一座城隍庙，人们传言城隍庙里的大钟附有神仙，于是常去敬香求告。
陈襄顿时心生一计，告诉那些犯罪嫌疑人说：“城隍庙里有一座大钟最灵了，你们是否犯有偷窃，它能够判明。如果你们犯了罪，摸它，它就会响；如果你们没有犯罪，去摸它，它就不会响。现在我要去祷告神灵降临，然后你们去摸一下。若大钟没有响，那你们就没有罪了，可以释放回家。”
于是，陈襄先赶到庙中，命人用墨汁将那个大钟涂黑，然后遮上门窗，设香案祈祷。等到香火燃尽，庙内一片漆黑时，然后把那伙嫌疑人一个一个地放进去，让他们摸大钟。等到那伙人都出来后，逐个地检查他们的手。众人都满手通黑，只有其中一个人手上是干净的。陈襄命人把其他人都放了，把那个干净手的人带回去审问、用刑，那人终于招出了偷盗的事。
这个故事中，陈襄给盗贼抛出了一个饵料：大钟不响就可以无罪释放。或许有人会认为陈襄利用神灵来断案有太多的偶然和凑巧，其实这个诱饵如何起作用是与人们是否相信鬼神没有多大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毫无关系。因为对于盗贼来说，他可能相信真有神灵。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不敢摸大钟，因为他害怕神灵的裁判，因而最后他的手是干净的。再假设盗贼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大钟会断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两种策略选择，要么摸大钟，要么不摸大钟。站在他的角度看，他摸不摸大钟是没有人知道的。也就是说，他不摸大钟，大钟肯定是不会响的；而他摸了大钟，他相信是不会响的，但是他自然也考虑到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例如这个大钟有什么特殊设置，稍微触动就会响，如果真出现意外，那他岂不完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肯定不会摸的。
至于其他人，他们也面临着摸与不摸的选择，但是很奇怪，他们都摸了。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判断他们是不够聪明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不摸才是最好的策略，而他们最后还是摸了。除了不够聪明外，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他们的选择。首先，他们没有偷盗，问心无愧，自然不会去琢磨这摸与不摸的利害关系；其次，他们可能真的相信有神灵，那么不摸可能是不敬。
总之，陈襄利用诱饵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信息。
李允则三招固雄州
打牌的人都知道，要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出牌意图，不使对方看透。在博弈中，一定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否则可能导致整个博弈的失败。
北宋年间，雄州（今天河北雄县）是宋辽的边境。宋辽在澶州议和以后，北宋派李允则担任雄州刺史。到达雄州后，李允则四下巡视。到城北门外的时候，他发现正对着辽境的瓮城（城门外用于保护城门的半圆状的小城，作战时，若敌军攻破瓮城城门，军士可以在瓮城城墙上射杀攻入的敌军）低矮，不利于防守，于是他想扩建加高，但是宋辽已经议和，若公开修筑必然会遭到辽国的反对。
一天，李允则又到这里巡视，发现在瓮城中有座东岳庙，于是便命人打造了一只银香炉，派人吹吹打打地送到了东岳庙，然后又故意不加防守措施。过了几天，那只银香炉就被人给偷走了，李允则于是又大张旗鼓地访查盗贼并通知对面的辽国守官，说是要加高瓮城以防盗贼。辽国那边也没有反对。不几天，城池就加固了起来。
在两国议和之前，城北有座嘹望台，两国讲和以后，按照规定拆除了，这一来非常不利于防备辽军的突然袭击。李允则又派人将城中寺院建在城北高地上并建了比瞭望塔更高的佛塔。每日登塔拜佛的人络绎不绝。这样一来，即使有辽军来偷袭，人们也会从塔上瞭望到。
做好这些后，他又让老百姓在城外空地上种菜，每户一片菜园，菜园和菜园之间种植荆棘植物，用来隔开菜园的边界。这样辽兵如果要进攻雄州就先得跨越这道荆棘栅栏。不知不觉地，李允则就建造了一条阻挡辽军骑兵的天然屏障。
经过这三招，李允则把雄州建成了一个坚固的边防重镇。
李允则巧妙地借民用建设来掩盖军事建设的目的，这一瞒天过海的计策恐怕除了李允则自己，别人都不知道李允则真正的用意。在李允则与辽国的这场博弈中，李允则是不可以让对方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的。
首先从整个态势来看，宋朝这边处于守势，而辽国骑兵彪悍，擅长突袭，其咄咄逼人的气势已经让北宋朝廷畏惧。若李允则加固城墙的意图被辽国知道了，肯定是会遭到对方的反对的。李允则知道，一旦遭到对方的反对，自己就必须停止行动，因为一是宋辽已经议和，如此举动会被视为破坏和平的行动，李允则能担当的起吗？二是朝廷大势是向辽国低头，只要辽国反对，朝廷也必然会命令自己停止行动。
最巧妙的还是李允则保守秘密的方式。他的整个行动在任何人看来完全是一种民用建设，不管是敌方，还是自己的人，都无法猜透其中隐含的军事意义，至少是看不明白。这样一来，李允则只要自己不说，秘密就可以完美地保守起来，这正是李允则的过人之处。
五、博弈中的致胜策略
博弈中，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因此，追求完美是博弈策略的头号大敌。进行策略选择的时候一般需要考虑到这样几个问题：你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你的对手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可以做出这些行动，而这些行动会给你以及你的对手带来什么影响？你的对手会如何行动？他的行动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当你能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地做出决策了。
郗隆优柔寡断终丧命
很多时候，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策略，而是因为我们手中的策略太多了。别无选择固然让人痛苦，但是太多选择的烦恼同样让我们痛苦，甚至更甚于前者，因而学会分析策略、敏锐地找出最优策略是决策的前提。
晋惠帝年间，齐王司马炯打算发兵讨伐篡夺皇位的赵王司马伦，于是四处联络地方势力，以求联合讨伐。当时的扬州刺史郗隆也接到了齐王发来的檄文，觉得十分为难，因为他不得不考虑自己亲属的生命安全：他的侄儿郗鉴是司马伦的属下，其子女都在洛京，司马伦如果得知他率兵帮助齐王，毫无疑问会对他们痛下毒手；但他如果对齐王的檄文无动于衷，齐王一旦得势，也会给他扣上一顶逆党的帽子加以治罪，所以他不知道该如何决策是好。
他甚至还来不及用多少时间深思熟虑，他手下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一听到齐王要讨伐司马伦的消息，大为振奋，早已跃跃欲试，按捺不住。
郗隆手下的主簿赵诱向他献上三条对策，他要么率众亲赴京师，这是上策；要么派精兵猛将相助齐王，这是中策；下策就是做出即将派兵声讨司马伦的姿态，其实按兵不动，观望局势。
郗隆手下的别驾顾彦认为赵诱所谓的下策实为上上策，劝郗隆不必插手，坐观成败。可是也有下属认为诛讨司马伦是人心所向，应该赶快发檄文，派遣精兵帮助齐王一举荡灭篡位的逆贼，如果再犹豫不决，很可能就大难临头。郗隆在这关键时刻不知道采纳哪一种建议为好，最后还是决定先按兵不动，也不发檄文，等看一看形势再说。
这一来，手下的那些竭力主张讨伐的将士以为郗隆是司马伦一派，于是纷纷私出军营，转投到宁远将军王邃的麾下，准备为齐王效力。郗隆看到自己的将士一个个地逃走，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抓到的逃兵格杀勿论。命令一发布，立刻触怒了那些力主讨伐的将士。
其实，郗隆是清楚自己有哪些策略选择的，可惜的是策略太多，关系太复杂，他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是好。这也足以说明，选择策略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博弈的决策是让人痛苦的。郗隆的手下赵诱已经给郗隆明确地分析了他所面临的各项策略。
策略一：明确表态，直接挥师北上。纵观当时的局势，司马伦是不得人心，垮台只是时日的问题，直接出兵显然会因平乱有功而收益不浅。当然这一条策略对于郗隆来说是存在瑕疵的，他需要抛弃自己的侄子的全家性命。
策略二：出兵帮助齐王。同上面的理由，这条策略也会成功的。等齐王掌握实力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忘记郗隆的，这样郗隆就可以从齐王那里分到一杯羹了。虽然收益要比策略一收益少一点，但是付出和风险都要少一点，因而对于郗隆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这条策略也面临着策略一的问题，那就是自己侄儿全家性命将因此不保。策略三：发表檄文，装出一副要讨伐司马伦的姿态，而实际上按兵不动。这一策略避免了过于激怒司马伦，又不太得罪齐王，但是郗隆肯定是无法从这次讨伐中获得收益的。这一策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希望保全侄儿全家。
最后郗隆实际上是什么策略都没有采取。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种无策略称为第四种策略。对于郗隆来说这四种策略确实很难决断，而最可怕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在左右他的决策，那就是手下将士的主战情绪高涨。可惜郗隆低估了这一因素的作用，最终落个自己首先命丧黄泉。
将错就错的智慧
在博弈中，我们应该努力地找出自己的优势策略。其实选择优势策略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你首先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困境和自己想达到的目标，依此逐条分析你应该如何规避掉你所面临的困境，然后再分析你要达到的目标，找到最佳的路径。
所谓优势策略，就是你的所有策略中，有一个策略相对于其他策略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你采取这个策略，无论你的对手怎么行动，你都不用担心，你获得的收益是最稳定、最安全的。
真正进行一场博弈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地找出自己的优势策略。我们先看看秦桧在被动的局面下是如何摆脱危机的。
南宋时，宰相秦桧把持着朝政，各地官员慑于他的权势纷纷巴结孝敬。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有特产的地方每年都需要定时向朝廷进贡特产，而各地官员抓住这个机会，每次进贡的时候总是先送人宰相府，然后再呈送宫中。
有一天，秦桧的妻子王夫人进内宫拜谒显仁皇后，两人坐下闲聊的时候，皇后不经意地抱怨说：“最近怎么很少看到大尾巴的子鱼了？”王夫人想都没想，应答道：“臣妾家里有，改天给您进献一百条吧。”
王夫人回到相府后，把这件事告诉秦桧，秦桧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蠢货，怎么可以胡乱说话呢！宫里没有的东西我们家却有这么多，皇上会怎么想？你想为我们家招来灭门之祸啊？”王夫人听了，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秦桧见骂王夫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自己想办法了。忽然，想好一条妙计。
第二天，秦桧叫人准备好100条腌青鱼送到宫中。显仁皇后拍手笑道：“我就知道这婆子没有见过世面，果真如此！”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秦桧的谋略实在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因而他能够在偏安一方的南宋朝廷中得宠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看一个明朝的案例。
明神宗时期，神宗皇帝虽然已经指定了太子，但是当时的郑贵妃工于心计，深受皇帝的宠爱，所以东宫太子并不受重视，地位有些岌岌可危。太子的日子过得很困窘，不仅侍卫力量单薄，就连日常开支也非常紧张。在这段时间里，全靠司礼监的王安照顾筹措。有一次福王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藩国，郑贵妃倾全力准备了丰厚的礼物送给他。有人为了讨好太子，将郑贵妃所送的最后十箱礼品拦截下来，堆放在太子的东宫门口。
王安知道后，对太子说：“这可不是当太子应该做的事！”太子说：“已经抬到这儿了，怎么办呢？”王安说：“马上送还贵妃。”王安另外又找了十个相同的箱子，装满了钱币和器物，叫他们一并抬回去，然后王安派人对贵妃说：“刚才拦下贵妃的箱子只是想知道贵妃箱子的式样，好依样制造，盛装礼品。”贵妃得到如此厚礼，心下大喜。明神宗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也非常满意。
秦桧和王安都是博弈的高手。我们先来看一下秦桧的博弈情况吧。秦桧由于他妻子的不慎，泄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给皇后。皇后可以从这条信息中读出秦桧家中比皇宫还富有，这无疑在透漏秦桧有贪赃枉法的嫌疑，但是事已至此，秦桧已经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现在他只有两种策略选择，一种是按照王夫人的许诺送100条子鱼到皇宫，另一种是谎称自己家中没有，不送去。显然这两种策略都是对秦桧不利的。策略一，无疑是在不打自招，证明自己确有贪赃枉法的事。策略二，自己家中说有，而现在自己却说没有，这不是欺骗皇后吗？因而两种策略都是行不通的，于是表面上看来，秦桧似乎已经陷入绝路，但是秦桧的高明显露出来了。他表面上选择了策略一，向皇宫送去了一百条鱼，而实际上他却开辟了另一条策略，那就是他把送去的内容换了，不是子鱼，而是青鱼。这条策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弥补了策略一和策略二的不足：鱼送去了，不是在欺骗皇后；送的不是子鱼，没有贪赃枉法的嫌疑。
在第二个例子中，实际上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的是太子，在博弈中王安只不过是在替太子博弈。最后这次博弈的高明也如秦桧博弈一样，在似乎陷入了无任何优势策略可能的情况下，却通过调换内容使局面突然一转，顷刻之间，危机就巧妙地化解了。
其实选择优势策略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你首先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困境和自己想达到的目标，依此逐条分析你应该如何规避掉你所面临的困境，然后再分析你要达到的目标，找到最佳的路径。
范蠡救子的失败
找不到优势策略并不可悲，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决策大师，但是如果你发现不了劣势策略，那么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庸才。
可以说并不是每一个博弈都有优势策略，但是每一个博弈中肯定有劣势策略，因而进行一场博弈时，如果你找不到优势策略，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事，而真正糟糕的是你找不到劣势策略。如果你一不小心选择了劣势策略，那么你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优势策略优于其他的任何策略，同样，一个劣势策略则劣于其他任何策略。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劣势策略，那么你所获得的收益就远远小于选择其他的任何策略所获得的收益，甚至你的收益可能是负的。
历史上的范蠡救子就是一个失败的策略。
越王勾践击败吴国以后，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更名改姓，做起了生意，后来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因他定居陶地，所以人称陶朱公。
陶朱公的二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囚禁于楚，范蠡的家人急死了，就想以范蠡自己的面子将儿子赎回来。但是，范蠡说：“杀人偿命，这是天理，我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但是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不要在街上示众。”
于是就让他的小儿子带上许多的钱，放在一个麻袋里，驮在牛车上。范蠡的小儿子正要上路，范蠡的大儿子说他可以替弟弟去，范蠡知道这个大儿子平时办事能力并不强，有点舍不得花钱，就不同意他去，但是他的大儿子说：“家中的长子应该帮助父亲做最重要的事，现在弟弟犯了法，你不派我去，而派小弟弟去，别人不会说我是个不良之辈吗？”
说罢，就拿着刀要自杀，他的母亲赶快来阻拦，说：“我看就让他去吧，小儿子一个人去未必能救活，现在二儿子还没有救成，就死了个大儿子，那不把我们的心都伤透了。”范蠡也只好同意他去。临行之前，范蠡给他写了一封信，要大儿子交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并且嘱咐他说：“到了那里，把这里带去的黄金都交给庄先生，让他代你处理，遇事千万不要和别人争论。”大儿子一一都答应下来。他家是一个非常富的家庭，大儿子就又偷偷地带着许多黄金。
这位大儿子到了楚国，好不容易才找到庄先生的住处，本来他以为父亲所结交的这位庄先生一定也是非常富有的，哪知到了那里一看，庄先生原来住在乡村，房子七歪八扭，很不像样，他穿过一大片野菜地才到了庄先生的家。
范蠡的大儿子来到这位老者的面前，交上了书信，并且把车子上带来的所有黄金都交给了庄先生，这位老者说：“你的事情办好了，你赶快离开这里吧，千万不要停留，即使你看到你弟弟从监狱里出来了，你也不要去问他。”他把头直点，就告别了庄先生。
但是他并没照庄先生所说的那样去做，他觉得楚国这地方很好玩，再说弟弟还没有放出来，我回去又怎么交代呢。这样他就在楚国浪荡起来了。在这期间结交了楚国的一些贵族，他们一听说是范蠡的公子，当然对他非常热情。他也就把自己私自带来的黄金送给这些贵族。
这位庄先生虽然看起来很穷，但是他在楚国具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廉洁正直广为人知，朝廷的一些大臣们都把他当做老师一样对待。他接受了范蠡的金子，连一句拒绝的话都没有说，这使范蠡的大儿子心里有点不快，心里嘀咕，这老头也是一个贪财的人。
而庄先生根本不想要他的一文钱，他是把金子当做信物，待事办成后，他还要如数奉还，他对妻子说：“这是陶朱公的金子，如果我以后死了，来不及交给他，你一定要帮我交给他，一点也不要动。”
不久，庄先生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入宫晋见楚王，他说：“昨夜臣观天象，发现有一个星宿的位置有些异常，这有害于楚国。”
楚王一听忙问：“该怎么办？”
庄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古人常讲只有积德行善才能避祸消灾。”
楚王想了想，若有所悟，便客气地说：“先生请回吧，寡人知道该怎样做了。”
楚王马上传下旨意，封存所有的国库。
曾受过长子贿赂的楚国贵人闻讯，连忙告诉他说：“楚国将要实行大赦。”
长子问：“何以见得？”
贵人向他解释道：“每次大赦前，都要封存府库，楚王昨晚已派使者封存国库了。”
范家大儿子听后高兴极了，自己的弟弟就要出来了，父亲不是担心我不会办事吗，我这不是办得很好吗？但是又一想，我弟弟出来，这是国王的恩赐，那老头白白地拿了我那么多的黄金，这还了得。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就登门去取那钱财。
他来到了庄先生家，庄先生大吃一惊，“你还没走？”庄先生问。
范家大少爷说：“我有点事还没来得及走，我听说国王准备大赦，我的弟弟马上就要出来了，我特地来向您老辞行。”
庄先生明白他的意思，就对他说：“你把带来的黄金带回去吧。”他也不客气，就到后屋里取走了黄金。他驾着牛车，乘着月色，口中哼着小曲，心里高兴极了，我的事办成了，但是一分钱又没有花，回去后，爹娘不知怎么夸我是好呢。这回他算错了，范家大少爷走后，庄先生感到心里很窝囊，我活了这么大，被这小子辈耍弄了，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于是他又去面见楚王，对他说：“我上次说了星象不好那件事，大王果然要用做好事来破这坏星象，这太好了，但是我在外面到处听到人们这样说，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我们楚国，他家拿了许多钱来贿赂我们楚国的大臣，你知道陶朱公是一个多么富有的人，所以人们都说，大王你不是为了怜悯同情人民才实行大赦的，而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
楚王一听大怒：“陶朱公再富，与我何干，我们楚国难道稀罕他那两个钱？”就下令将范家的二儿子先杀死，然后再实行大赦。
这位一向精明的范家大儿子这时可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他踏上了归程，有气无力地驾着牛车，父亲给他的黄金当然如数在，但是他的车里又多了一件东西，这就是他弟弟的尸体。
他到了家，他的母亲和远近邻居看到范家二儿子的尸体，都很悲痛，惟有陶朱公一人不但不哭，反而大笑不已。人们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知道他这一去，他的弟弟一定会死，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他舍不得花钱。他小时候和我在一起，我们吃尽了苦头，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他生活非常节俭。至于他的小弟弟，他出生以后就看到我万贯家财，他只知道尽情地享乐，出门乘好车，骑良马，花钱就像流水一般。我派小儿子去，就是看他舍得花钱。而大儿子硬是要去，并以自杀相要挟，而只好让他去。他这一去，我就一直在等我二儿子的尸体回来。这是事情的常理，没有什么好悲痛的。”
对于陶朱公的家庭而言，千金绝对算不上一个大数目，而且千金的目的在于救人，那么这千金更算不得什么了。然而，陶朱公的长子由于过分看重金钱，结果害了自己的弟弟的命，这就是因小失大的恶果。
范蠡的大儿子确实不够精明。我们不管他有多少策略可以选择，也不论他的优势策略在哪，只要他按照其父给他安排好了的最优策略去做，一定可以救出自己的弟弟。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选择的策略是劣势策略，这是稍微用上一点脑子就能看出来的。黄金已经送出，弟弟只是等待大赦，但尚未出狱，而在此时去向庄先生索要贿金，难道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来分析一下范蠡大儿子做出这样选择的理由。首先，他追求的目标是救出弟弟，然后是拿回黄金。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大儿子分析当时的情景，自己已经具备实现这个完美结果的时机：一、弟弟将要被楚王赦免；二、庄先生没有出力却收了黄金，此时去索要定然能够拿回。基于这两点理由，他去索要黄金是个优势策略。
但是我们之所以要说这是一个劣势的策略，一是因为他做出这个决策的时机不对，他的弟弟还没有被放出来，情况还有变化的可能。二是他低估了庄先生的影响力。虽然他在朝中多方打点，但庄先生是影响楚王决策的关键因素，在这一点上范蠡大儿子判断有误。
找不到优势策略并不可悲，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决策大师，但是如果你发现不了劣势策略，那么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庸才。
魏国在夹缝中求生存
当我们无法找到最优的策略的时候，博弈论教给我们决策的首要选择就是寻找自己的劣势策略，然后剔除劣势策略。
当我们无法找到最优的策略的时候，博弈论教给我们决策的首要选择就是寻找自己的劣势策略，然后剔除劣势策略。当我们把一个个劣势策略都剔除掉，我们需要选择的策略选项就变少了，于是我们的选择难度也就随之降低。如果你只有两个策略，当你找到一个劣势的策略，那么显然剩下的就是你的优势策略；如果你有很多的策略，你一步步地剔除那些劣势策略，或许在剩下的策略中，你仍然不知道如何选择是好，但是此时你至少可以相信，无论你在剩下的策略中如何选择，你选择的都不是最差的。
战国时期，有一年，秦国约赵国联合攻打魏国并向赵王许诺，若是胜利之后，秦国将把魏国的邺城作为谢礼让给赵国。魏王怕受到赵、秦东西夹击，十分惊慌，赶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魏国大臣芒卯说：“我们如果和两国同时作战，即使倾全国的兵力，也必然会遭到惨败，因而我们绝对不可与他们死战。秦赵原本不和，现在联合起来不过是为了利益，想瓜分我国，各讨得点好处。他们都各有各的盘算。秦国是想灭掉我国，而赵国只不过想获得我国的邺城。
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联盟就会解散。秦国野心大大，是我们的敌人，而赵国只不过贪图一个城池，大王可以许诺送给赵国邺城，换取赵国和秦国断交。秦国缺少了赵国，是不敢再攻打我国的。这样我们就以最小的代价解除了危机。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魏王想想，觉得芒卯说得有理，便说道：“只要能解除他们的联盟，一座邺城也顾不得了。”于是魏王让张倚依计去游说赵王。
张倚见了赵王，说：“邺城这地方，依照现在的形势看，我们是保不住了。大王和秦国联合攻打我国无非就是争夺土地，为了避免战争，我们大王有意把邺城献给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赵王听说魏国要把邺城献给自己，自然很高兴，但又怕魏国玩弄什么花招，便试探地问道：“两军还没有交战魏王就主动献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想你们大王不会那么糊涂吧？”
张倚解释道：“两军交战，兵凶战危。大军过后，荆棘遍地。战争之后，必然有荒年，尸骨遍地，百姓遭殃。我们大王从仁慈出发，不愿生灵涂炭，故有此举。”
赵王又问：“你们大王恐怕不会白白地送我一座城池吧？他要求我做什么？”
张倚说：“这是自然。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投降的。赵魏两国曾经多次结盟，是友邦。与其将土地沦落于夷狄的秦国手中，不如交给朋友管理，也希望大王从友邦的利益出发，与秦国断交，与我国恢复友邦关系，我们奉上邺城作为报答。如果大王不愿这样的话，我国就只有全国动员，拼死一战了。请大王仔细考虑斟酌。”
赵王想了一番，说：“我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定然给你答复。”
张倚走后，赵王找来大臣们商议。相国说：“与秦联合攻魏，胜利了也不过得到一个邺城。现在不动手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再说秦国本来就是虎狼之国，其目的绝不是仅仅灭掉一个魏国，一旦攻灭魏国，它的势力更为强大，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赵国了。不如答应魏国，让他们在西边抵御强秦，这才是长久之计。”于是赵王答应了魏国，宣布与秦断交。
秦王一听大怒，但是光靠自己一家攻打魏国肯定占不到多少便宜，于是赶忙撤兵。回去谋划报赵国背盟之仇。
话说魏王这边见秦国已经撤兵，正准备把邺城送给赵国，这时芒卯又站出来说：“大王真的要把邺城送给赵国吗？”
魏王答道：“不愿意又能如何？”
芒卯又献上一计说：“依臣的看法，我们可以拒绝把邺城送给赵国。现在秦国因为赵国背弃盟誓正在寻找报仇的机会，我们不给赵国邺城，赵国也不可能再与秦国结成联盟了，因而无法威胁到我国，所以臣愿意带兵到边境挡回赵军。”魏王一听，同意了他的计谋。
赵王见秦撤兵，急忙欢天喜地地派兵前去接管邺城，在到达魏赵边境的时候，正碰上芒卯在边境上陈兵等侯。赵将说明来意，芒卯一听大怒：“我们的土地为什么好端端地送人？”赵将说这是张倚许诺下的。芒卯仍在发脾气：“张倚是什么东西！我们大王亲口答应过此事吗？我只接到大王让我镇守此地的命令，没接到交出此地的命令。你想硬夺，问问我的将士们同意否？”赵将一见魏军列阵以待，自料不是他们的对手，忙回兵报告赵王。
赵王一听上了当，又气又恼，准备发兵攻魏。可这时又传来消息，说秦国为报背盟之仇正在游说魏王联合攻赵。赵王闻听大惊，赶忙和魏国谈判，最后以割让五个城池给魏国达成一个联合抗秦的协议。就这样，魏国不仅解除了秦赵联合进攻的威胁，还获得了赵国的五个城池。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言语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就随之转变，看似简单，实际上背后隐藏着国家利益的考量。在这种三国博弈中，魏国巧妙地利用了各国之间的利益需求与斗争，使自己在三国博弈中获取了最大的收益。在魏国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我们是很难找到它有优势策略的，而最后魏国的成功也并不是因为找到了优势策略，而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地根据形势剔除劣势策略。
在开始的时候，魏国面临着诸多选择：它可以和秦赵一战，结果是必然惨败；它也可以向秦国求和，但是秦国的欲望太强，要满足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它也可以向赵国求和，当然需要损失一座城池。除了这些策略外，当然它还会有其他的策略，例如向其他诸侯求救等等。在这些策略中，显然与秦赵作战是最劣势的策略，因而需要剔除它；在剩下的策略中，向秦国求和，又是个劣势策略，因而也需要剔除它。经过两次剔除后，现在剩下的诸多策略中，魏国选择了向赵求和，我们无法确定这是优势策略，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结果。
在秦国撤兵以后，魏国又进行了一次策略选择，这次只有两种策略选择，一种是把邺城送给赵国，另一种是拒绝把邺城送给赵国。现在是如果选择第一种策略，魏国的收益是负的，因为它少了一座城池，而如果选择第二种策略，魏国的收益至少不是负的，因而很明显，第一种策略是劣势策略，那么剔除掉，剩下的就只有第二种策略了。最后的结果是，魏国采取第二种策略的收益大大超过了预期收益，它还获得了另外五座城池。
赵匡胤快夺清流关
当轮到你决策的时候，你需要迅速做出选择，任何犹豫不决都将让你决策的价值降低，甚至是毫无价值。在博弈中，从来就是快者的效益，慢者的代价。
时间就是效益。这一原则在所有的行动中都是适用的，在博弈论的决策中，它依然是一项重要原则。在同时行动的博弈中，时间是限定的，博弈的参与者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在非同时行动的博弈中，决策时犹豫不决常常会增加你的成本。
五代时期，南唐李从珂昏聩，吏治腐败，国内很不稳定。公元956年，周世宗命赵匡胤为先锋，进攻李从珂盘踞的淮南。赵匡胤在涡口大败唐军，斩杀南唐督监何延锡等人。南唐大惊，慌忙命皇甫晖、姚凤以十万重兵扼守清流关，阻止周军前进。
清流关在滁州南面，倚山负水，形势很是雄峻，现又有十万重兵把守，固若金汤。周世宗心中十分为难，以为此关不容易破。
赵匡胤闻之挺身奏道：“让臣下前往攻取，夺下清流关。”
周世宗说道：“爱卿虽然英勇非常、足智多谋，但这清流关极其坚固，用什么办法可以攻取呢？”
赵匡胤回答说：“兵贵神速。我军刚刚攻下涡口，敌人一定不会想到马上会进攻清流关，况且皇甫晖、姚凤大军才刚刚调来，还没做好防御准备，此时突然发兵迅速推进，攻其不备，便可一鼓作气拿下清流关。”
周世宗赞许道：“朕也想用此计夺取清流关，现在听到你的意见与我一致，我想只要爱卿前往一定稳操胜券。既然如此，事不宜迟，爱卿立即领兵前往，不得延误，朕在此静候佳音了。”
赵匡胤奉了命令，点齐2万人马连夜向清流关疾奔。当时周军距清流关有200里地，按照正常行军速度需要两天才能到达，可是周军全部是骑兵，连夜快进，等快要到天亮的时候周军已经抵达关下。赵匡胤一声令下，周军把一座清流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关上守军还在睡觉，直到鸡叫三遍、旭日东升守军们才起床，派人出关侦察。不料门一开，侦察的骑兵还未出去，突然涌入一员大将，猛吼一声，跃马横刀，逢人便杀，锐不可当。紧跟在他后面的周兵也一窝蜂似地跟着闯进关来，赶杀守军。这些守军没想到周军会这么快到了清流关，个个手足无措、魂飞胆丧，哪里还敢抵抗，只是鼠窜般地四散奔逃。
皇甫晖、姚凤两人刚刚起床，听说周兵已入关，慌忙出屋，飞身上马，向滁州逃去。可怜这10万唐军被周兵大刀阔斧地杀得奔逃无路、躲避无门，早死伤了一大半，仅有一小半逃得快，侥幸留下性命，跟着他们主帅逃到滁州城里，十万唐军只剩下四万人。
赵匡胤深知兵贵神速。当周军攻下涡口时，周军就面临着下一个决策选择——攻打清流关的决策选择。依照当时的形势，镇守清流关的南唐军队推测周军即使不停下来休整，也得需要两天的时间才可到达清流关，因而他们自认为自己还有两天的决策时间。正是南唐军队决策的怠慢给了周军快攻的机会。
我们假设南唐军队在皇甫晖、姚凤到达之后，马上做好临战准备，开始积极防御，如派人四处侦查周军的活动，在城外驻扎军队等等，这些都可以避免周军的偷袭。但是由于南唐军队的懈怠，终于给了周军以可乘之机。周军的目标是要夺下淮南地区，在攻下涡口后，目标并没有实现，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拿下清流关，因而可以看出要拿下清流关是目标的一部分。赵匡胤敏锐地觉察到，攻打清流关时间拖得越长对周军越不利。如果犹豫不决，那么南唐军队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经营清流关。
赵匡胤确实是个领兵的高手，他和敌人打了一场时间战，一夜之间突然降临清流关，用区区两万兵马夺得了十万南唐军队把守的雄关。
寻找替罪羊
博弈是有风险的，野心越大失败的概率就越高。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只好放弃鱼而取熊掌，这才是合理的决策。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今南京）后，天王洪秀全志得意满，完全醉心于天父、天兄的神话当中，深居内宫过着豪华的生活，逐渐很少见人。在他临朝的时候，只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以直接觐见，其他的文武官员则只能在大门外按照仪式跪拜，口呼“万岁”。
公元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打败了清军对江宁的围攻。这年的七月，钦差大臣向荣忧急成疾，病死在丹阳。江宁城内的太平军闻讯，举杯相贺，并争相为杨秀清庆功。这时候杨秀清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居功自傲，甚至以为他有代天父立言的权利，总揽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这以后，所有军政大事他都要求先报到他的府中，一切刑赏、任免都要由他一人决定。同时，他已不能平等地对待与他一同起义、战功卓著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竞将二人视为自己的下属。
这年八月，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用武力胁迫洪秀全到东王府，让洪秀全下轿呼他为“万岁”，交出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对杨秀清的这一行为，洪秀全实在无法忍受，便秘密派人通知正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让他速回江宁议事。韦昌辉接到洪秀全的密令，立即率亲兵赶回江宁。
九月，韦昌辉赶到江宁城下。杨秀清以韦昌辉在江西督战不力为由，不许他人城。在韦昌辉的再三恳求下，杨秀清才答应放他入城。韦昌辉入城后，直奔天王府，拜见洪秀全。洪秀全一见韦昌辉，心中暗喜，却假装斥责韦昌辉擅离职守，催促他赶快去东王府请罪。韦昌辉领会洪秀全的意图，就奉命到东王府拜见杨秀清。杨秀清见韦昌辉前来请罪，非常高兴，便将自己已被洪秀全封为“万岁”的事情告诉了韦昌辉。
韦昌辉一听，装作高兴的样子，立即跪下，呼杨秀清为“万岁”。杨秀清见状，更加高兴，让人摆上酒席，留韦昌辉在东王府欢宴。在酒桌之上，韦昌辉极力奉承杨秀清。酒过三巡之后，见杨秀清已有醉意，韦昌辉突然拔出佩刀，从座位上跃起刺向杨秀清。杨秀清毫无防备，被韦昌辉一刀刺穿了胸膛，倒地而死。
接着，韦昌辉率人血洗了东王府，将杨秀清的家属全部杀死。第二天，韦昌辉又派兵在城中大肆屠杀杨秀清的余党及部下，共杀了三万多人。一时间，东王府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江宁内外人人震惊。
十月，石达开闻讯从湖北赶回江宁，进城后所见所闻，残酷无比。因此，他一见韦昌辉，便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一听大怒，就预谋杀掉石达开。当天夜里，韦昌辉率人突然包围了翼王府。因石达开事先有所察觉，早已离开王府，逃出江宁。韦昌辉见没有抓到石达开，就杀死了他的全家。
十一月，石达开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掉韦昌辉。洪秀全听到这个消息，也责备韦昌辉做得太过分。韦昌辉因替洪秀全杀了杨秀清，自以为有功，受到责备后，心中很不服气，便率人围攻天王府。这时，韦昌辉已失去了人心。洪秀全便率领江宁的太平军进行反击，两天就打败了韦昌辉。韦昌辉见大势已去，就逃出江宁，结果在江边被巡逻的太平军抓住。于是，洪秀全下令将韦昌辉斩首示众，以平息事态。
韦昌辉可算是洪秀全的一枚棋子，洪秀全利用他铲除了异己，巩固了地位，接着韦昌辉也因滥杀而自取灭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面临困境时，舍车保帅是明智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曹操有一次军中缺粮，将士很不满，曹操就以军需官贪污粮饷为由将其处死，将士见斩了“仓老鼠”，怨愤逐渐平息。其实军需官贪污的事纯属子虚乌有，曹操只是想借他的脑袋平息众怒而已。
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多是动态的博弈，也就是说，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进行完一次博弈后就不再有博弈的情形，而且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和相同的博弈对手进行连续性的博弈。正是由于博弈的动态性和连续性，我们在决策时需要实际一点，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目标，或降低标准，或提高标准。那种企图追求卓越的人往往会因为求胜心切不懂得灵活应变，也不知道规避风险，结果只能是败下阵来。
六、博弈中的均衡
均衡是一种稳定的博弈状态，它带给参与者双方的效益虽然是不一样的。但这种稳定状态对双方参与者都有利，是博弈双方追求最佳、避免最差的一种理想的策略选择。历史上的博弈高手们往往在不能消灭对手下的情况下主动地选择了这一策略。
张之洞的折衷方案
张之洞内心是反感捐官的，他知道这是吏治败坏的根源。但捐官是当时的风气，自己同意捐官并不算违规，于是他作出了让步。同时，在票号题字这件事上，张之洞不能替他吹牛皮，这就需要孔老板作出一些让步了。这样的方案双方都能接受，实现了均衡。
人们常称赞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举措，是因为这些举措排除了举措触及各种人际关系后所产生的负面效果，直接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有人询问诸葛亮的后人：“孔明经纶世事有何优处？”答曰：“也没有什么，只是妥帖罢了”，此妥帖二字可使我们思考许多。在博弈中，妥贴的意思就是追求均衡。
晚清名臣张之洞曾就任山西巡抚，即将启程时，有一个山西籍富商，泰裕票号的孔老板，表示要送一万两银子给他。他对张之洞说，他深知张之洞为官清廉，手头并不宽裕，出于对张之洞的敬慕，他送“一点薄礼”，是为张之洞解决些差旅费。
张之洞当时婉言谢绝了孔老板的好意。可是当他来到山西，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之后，深为山西罂粟的种植之多而震撼，他决心铲除山西罂粟，让百姓重新种植庄稼。而改种庄稼，需要帮助百姓买耕牛、买粮种，但山西连年干旱、歉收，加上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拿不出救济款发放给老百姓。他深感世事多艰，有时太坚持原则会把人难死，他决定向商号老板募捐。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他想，孔老板很有实力，他拿银子贿赂自己，无非是为了日后得到关照。如果说服孔老板把银子捐出来，为山西的百姓做善事，以银子换美名，他或许会同意。
经过商谈，孔老板终于表示愿意拿出五万两银子，但前提是满足他的两个愿望，一是请张之洞在他票号大门口的匾上题写“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八个字。第二个愿望是张之洞为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刚开始张之洞觉得孔老板的这两个条件都不能答应，因为自己连泰裕票号诚信不诚信都不知道，又怎么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呢？第二他向来讨厌捐官，认为捐官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自己厌恶的事自己怎么能做！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仗着有几个钱居然伸手要做道台！人家千千万万读书郎，数十年寒窗苦读，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顶子哩！可是不答应他，那么又到哪里去弄五万两银子呢？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子耕牛，他们地上长的罂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在这些地方就成了空话。
五万两银子毕竟不是个小数目，这对张之洞的诱惑太大了。经过反复思考，张之洞决定采用折中迂回的手段，答应为孔老板的票号题写“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这跟孔老板所要求的那八个字相比，不仅仅是少了“票号”两个字的问题，而是意思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着：天下第一等重要的是诚信二字，并不一定是说他们泰裕票号的诚信就是天下第一。
至于他的第二个要求，张之洞反反复复想了很久，最后给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台阶：一来，捐官的风气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二来即使孔老板做了道台，他依旧要做他的票号生意，并不会等着去补缺，也就不会去抢别人的位置，所以对孔老板来说不过是得了个空名而已。再者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便可得候补道台，孔老板要捐五万，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数目，给他个道台的虚名，于情于理，都不为过。还是答应他算了，要不，他五万银子怎么肯出手？为了五万两救民解困的银子，张之洞终于自己“说服”了自己，而孔老板最后也答应了张之洞的折中方案。
在第一个博弈中，张之洞和孔老板之间的博弈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张之洞为百姓筹钱心切，现在有个送上门来的财神自然不能轻易丢弃；孔老板也急于背靠张之洞这棵大树。这样一来，两人就有了合作的基础了。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呢？合作是有要求的，孔老板提出了两点要求。现在就是由张之洞来决定答不答应要求了。
张之洞内心是反感捐官的，他知道这是吏治败坏的根源。但捐官是当时的风气，自己同意捐官并不算违规，于是他作出了让步。同时，在票号题字这件事上，张之洞不能替他吹牛皮，这就需要孔老板作出一些让步了。这样的方案双方都能接受，实现了均衡。
无处不在的三方制衡
阎锡山是一个善搞制衡的高手。在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的三角争斗漩涡中，阎锡山本来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却把危机变成良机，取得了海陆空副总司令的位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化危机为良机的。
三国鼎立、三巨头、三角债、三角恋……生活中处处存在着三角关系。两方博弈还相对简单一些，一旦三方势力进行博弈，变数就要大得多了。在三方势力中如果你占其一，甚至还相对弱小一些，如何应对其他两方而保持不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值得借鉴。
东晋时期的大将殷仲堪，与桓玄、杨俭期相互牵制，形成三股势力。他虽才智和实力平平，但他很善于保持平衡，从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得以自存。
在这三方中，桓玄实力与野心最大；杨俭期为人骄横跋扈，常常自己抬高身份。每当杨俭期在人前夸耀自己出身如何高贵时，桓玄总是讥笑他不过是一介寒士。因此，杨俭期很想找机会割下桓玄的脑袋，看他的舌头是不是还那么顽固。后来，桓玄被推为盟主，更加志得意满，杨俭期就更不愿意经常看到这副令他头痛的面孔了，他打定主意，务必趁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盟主在登坛宣誓时叫他尸横就地。
殷仲堪虽然并不喜欢桓玄，但他同时对杨俭期兄弟的勇武过人也心怀顾忌，他可不愿意杨氏兄弟在杀了桓玄之后再来对付自己，所以他一得到杨俭期偷袭桓玄的消息，马上出面制止。杨俭期只得罢手。到晋安帝隆安年间，桓玄受命都督荆州（今湖北江陵）四郡，其兄桓伟又任辅国将军和南蛮校尉，权势扶摇直上，这下就连习惯于不动声色的殷仲堪也担心起桓玄可能对自己不利来了。桓玄、杨俭期都有兄弟辅翼，自己也不宜孤立无援吧！他想起杨俭期与桓玄实在称得上冤家对头，不如就把杨俭期纳入自己的声援体系，那样就可保万无一失了。他以婚姻为纽带，便将殷、杨两家的政治生命拴在了一起。
殷仲堪的判断很准确，桓玄的胃口确实大得很，因为不久他就向朝廷要求给他的权力加码，他首先看中的也就是杨俭期、殷仲堪碗里的肥肉。恰好朝廷也有意使他们彼此狗咬狗以利于控制，便将杨俭期的四个郡划到了桓玄名下。但朝廷的想法显然过于乐观，这些大权在握的军阀们不是那些啃啃肉骨头就心满意足的家犬，他们甚至比狼更凶猛。杨俭期被桓玄冷不丁敲了一闷棍，并没有立即狺狺狂吠着扑上去撕烂桓玄的裤管，而是借援救洛京危急、击退姚兴入侵的名义，意在趁桓玄不备一口咬断他的咽喉。
殷仲堪对这个亲家的野心了如指掌，时刻提防着他在微笑时递过来的毒酒，因此拒不参加亲家翁的这次不同寻常的会猎。杨俭期明白了殷仲堪的用心，也不想一枝独秀，引来桓玄的风霜摧残，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桓玄也在这时如法炮制，声称援救洛京，邀殷仲堪瓜分杨俭期。殷仲堪老谋深算，何以会不知道桓玄伐虢灭虞的如意算盘？他一直致力于保障桓玄、杨俭期双方的安全，使大家互相牵制，他周旋其中，不就稳如泰山么？因为桓玄、杨俭期任何一方有失，他借以保障自身安全的资本也就顿成泡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警告桓玄：你如果执意从沔水出兵，可能不会有一个人能活着进入长江！桓玄很清楚殷仲堪的话当然不是什么恐吓，他除了放弃消灭杨俭期的打算之外，确实别无选择。
殷仲堪就是这样通过微妙的三角关系，使他的稳固地位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阎锡山是一个善搞制衡的高手。在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的三角争斗漩涡中，阎锡山本来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却把危机变成良机，取得了海陆空副总司令的位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化危机为良机的。
蒋介石为统一天下，打算消灭阎锡山与冯玉祥。首先他选择了占有西北广大地盘的冯玉祥作为首攻的目标。没过多久，冯玉祥战败，被迫宣布下野。这时，阎锡山坐不住了，他知道一旦蒋介石收编冯军完毕，自己的处境肯定不妙。于是决定不再中立，而是与冯玉祥联手，以阻止蒋介石对西北军的收编，同时利用冯玉祥作筹码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这时，冯玉祥的亲信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以便借此重整旗鼓。阎锡山见冯的代表上门来，喜出望外，满口答应愿意与冯玉祥联合，但不明确反蒋。主要是怕不能从老蒋那里捞到好处。临了，他对代表们说：“希望你们回去转告冯总司令，我急切地盼望在太原与他详细地商讨联合事宜，请他速来太原。”
但是，冯玉祥听说后并不急于要见阎锡山，他怀疑阎锡山有诈，因此不敢贸然入晋。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蒋介石窥知阎、冯有交往，为了拆散他们刚刚搭起的独木桥，他召开中央常会，做出革除冯玉祥职务及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要求冯玉祥出洋。为了尽快赶冯出走，蒋介石又致电阎锡山请他敦促冯玉祥出洋，并委任阎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山西出兵配合他对西北军发动五路进攻。精明的阎锡山从电报中立刻意识到自己现已占据主动的地位，可以公开打出冯玉祥这张牌了：利用拒蒋来赢得冯玉祥的信任，然后再用冯玉祥来压蒋。
第二天阎锡山即回电蒋介石，称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还表示愿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以显示自己倡导和平的诚意。随后还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房，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
冯玉祥看到阎锡山的行动如此坚决，心中的疑虑顿时消解，决定入晋与阎商讨大计。
见到冯玉祥，阎锡山所谈的都是些闲杂事务，每当冯玉祥提到联合抗蒋之事，他总是有意地回避不谈。会谈不果而散。会谈一结束，阎锡山就抓紧着手实施他的策略。他一边向南京再次发电表示坚决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一边又派人四出活动，造成阎冯要一起出洋的假象。蒋介石一看急了，他知道，如果阎、冯果真并肩出洋，无疑会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他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于是，他紧急采取措施，极力劝阻阎锡山出洋，同时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但阎锡山认为蒋介石给他的好处还不够多，于是决定继续利用冯玉祥这张王牌向蒋介石要高价。因此，他以强硬的态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不批准，他就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急忙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慰留，还决定亲自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阎锡山深为自己身价倍增而暗暗高兴，更决心把“戏”演下去。
蒋介石为了彻底地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继续孤立冯玉祥，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太原，再次挽留阎锡山，请他切勿出洋。这三人见了阎锡山之后，第二天又到晋祠见冯玉祥，并面交蒋的信函，请冯玉祥与阎锡山到北平，共同商讨冯玉祥出洋考察实业的问题。
但阎锡山并不理会，而是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并到晋祠见冯玉祥，佯称到北平见蒋之后即回晋与冯一同出洋。但是，他到北平后却另行一套，用冯玉祥与蒋介石做起交易来了。经过讨价还价后，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了。作为交换条件，阎锡山答应协助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
阎锡山凭借自己的圆滑手腕，在蒋、冯、阎三角争斗中巧妙地游移，以冯为筹码来威胁蒋，又以蒋来压迫冯，最后，不仅摆脱了危机，还变坏事为好事，猎获了最大的利益。的确，阎锡山的手腕之高明，不是轻易可以学到的，但是，把危机变良机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这对博弈者有很大的启发。
皇帝与权臣的较量
博弈并不是单纯的对抗，虽然在很多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因素。我们研读历史中的博弈，不是为了学习如何与人冲突，而是要探寻怎么与人合作。当然这是需要智慧的。
不要以为皇帝权力无边，其实做皇帝是一种“危险职业”。中国历史上的235位帝王中，在位期间被杀害的有45人。如果包括下台以后（亡国之君）被杀以及史书隐讳而普遍被史家认为死于篡弑的皇帝，就有60多人。
杀掉皇帝的是那些权臣，他们想取而代之。
发生在两汉的皇帝与外戚之间的冲突，东汉章帝与宦官郑众等诛外戚窦宪、安帝与宦官江京等谋划杀了外戚邓氏家族、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灭了外戚梁氏之势，各自夺回了本属于皇帝的权力。然而，西汉平帝与外戚王莽冲突，被王莽用毒酒结束了性命；东汉质帝由于年幼缺乏策略，与掌权的外戚梁冀敌视，被梁冀毒死。
外戚较之大臣更容易干政，而权臣才是皇帝在朝中真正的政敌。权臣的权力大到能够废立皇帝的时候，皇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见权力掌于司马昭之手，不胜其忿，召大臣王沉、王经、王业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认为应讲策略，王沉、王业却奔走向司马昭告密。曹髦拔剑升辇，率殿中的人鼓噪而出。追随司马昭的大臣贾充毫不迟疑地率众护军，在南阙下迎战皇帝的小队人马。司马昭的亲信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还问什么！”成济便一马当先，抽戈刺向皇帝，20岁的曹髦死于车下。皇帝死后，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杀了成济，然而从本质上说，杀害皇帝的正是司马昭。同年，被权臣孙琳废为会稽王的吴国皇帝孙亮突然死去，年仅18岁。
权臣废掉皇帝之后，能否与废帝共在一个苍天之下，安然无事？为了防止时有可能发生的不测，权臣定会用或明或暗的手段将废帝除掉。例如东汉董卓废少帝刘辩之后，又派人给他送去一壶毒酒；南朝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徐羡之等人废为营阳王，一个月后死于徐羡之派来的特使之手；南齐15岁的萧昭文只做了三个月的傀儡皇帝，被废后仍免不了一死。北魏后期权臣尔朱兆连续废杀了两个皇帝，继尔朱氏掌权的高欢紧接着又废杀了两个皇帝，北魏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权臣宇文泰鸩杀。北周的五位皇帝中，有两位被权臣宇文护所杀。
权臣之所以能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凭借的是智谋和勇力，这种本领远胜于昏狂无知的少年皇帝。欲图篡位的权臣经常使用的伎俩是，先废杀在位的成年皇帝，然后拥立幼主，再图禅位。例如唐代就落入这样一种结局：同样以军事起家的朱全忠杀了38岁的唐昭宗，另立其13岁的幼子，三年后朱全忠禅位为帝，幼帝被毒死，谥为哀帝。
臣属之间的博弈实质上和君臣博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封建人治的政治环境中，上级官员对于下级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小皇帝。虽然这种关系也是错综复杂，虽然归结起来也依然是权力的纷争，但是权力的邪恶在于，它的背后是一切的一切，因此，中国的封建官场上总是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权力博弈。
当然，中国历史中的博弈并不只在战争与官场中演绎，博弈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伸进了历史的每一个空间。
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使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总是纷繁迭起，几个最主要的有：君王与属臣之间的博弈，君王与其人民之间的博弈，官吏之间的博弈，官吏与平民之间的博弈，平民之间的博弈。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官场上的博弈，战场上的博弈，商场上的博弈等等，不一而足。
博弈并不是单纯的对抗，虽然在很多的情况下，博弈双方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但是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因素。正如上面的那场皇帝和权臣的博弈，虽然冲突迭起，但最后达成的结果还是要合作。我们研读历史中的博弈，不是为了学习如何与人冲突，而是要探寻怎么与人合作。当然这是需要智慧的。
吕夷简的妙计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怎样突破博弈均衡带来的困境呢？办法是有的：通过改变博弈的参与者的收益来达到改变均衡状态的目的。当然改变后的博弈并不是没有均衡，打破了原来的均衡，产生的是另一个新的均衡。
博弈均衡带来的困境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人都有自私的本性。只要博弈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困境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困境牢不可破。在很多的时候，只要改变博弈的条件，均衡就可能随之改变，当然也就走出了困境。
例如，在囚徒博弈中，如果允许两个囚犯可以互相沟通，那么两个囚犯完全可以达成一个攻守同盟，约定都不背叛。当然仅凭口头约定还是不行的，因为囚犯是理性的自私的人，在审讯的时候，甲可能会这样想：“乙是否会遵守我们的约定呢？如果不遵守，那我不背叛岂不是很吃亏？如果他遵守了约定，那么我背叛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于是聪明的甲会倾向于背叛。同样的，乙也会这么想，于是两个人最终还是背叛了。但是若两个人在约定的时候，还定下了惩罚措施，如规定谁要是背叛，在将来出狱以后将遭到报复，而且这种报复是很现实地存在的，那么显然原来的纳什均衡就被打破了。
之所以出现囚徒困境是因为博弈的第三者施加了影响。警察是精明的，他把两个囚犯关押在不同的囚室并且进行分别审讯，这样实际上已经把两个囚徒放进了一个非常单纯的博弈之中。警察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知道条件改变，博弈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而博弈的结果可能就难以达到自己的要求了。
事实上要改变博弈的均衡主要方法也就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激励，另一种是惩罚，也可以说是奖励和报复。两种方法的区别也就仅仅在于手段不同，但是影响均衡的途径却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改变博弈的参与者的收益来达到改变均衡状态的目的。当然改变后的博弈并不是没有均衡，打破了原来的均衡，产生的是另一个新的均衡。
我们还是用例子来说明吧。
宋仁宗康定年间，西夏国主元昊率兵入侵延州（今陕西延安），大将刘平、石元孙等合兵抵抗，打了两次大胜仗。后来由于担任监军的宦官黄德和不懂装懂，多方钳制，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阵亡。
消息传到朝廷，朝中舆论认为宋军之所以大败这是因为朝廷委派宦官作监军，主帅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所致。大臣们早就对宦官任监军十分反感，于是借机要求宋仁宗废除各主帅军中的监军，仁宗下令诛杀宦官黄德和。
在军中设监军从宋太祖时就开始，以后一直延续下来，这是因为宋朝皇帝害怕各将领拥兵自重、威胁皇室。现在要求废除祖制，宋仁宗有些举棋不定，于是向吕夷简征求意见。吕夷简回答说：“不必撤掉，只需选择为人忠厚谨慎的宦官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仁宗委派吕夷简去选择。吕夷简又回答说：“我作为一名带罪宰相不应当与宦官有私下交往，这又怎么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希望皇上命令宦官总管去推举，如果他们所推举的监军不能胜任职务的话，与监军同样治罪。”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
诏命下达的第二天，宦官总监们怕受到连累，于是就在仁宗面前叩头，请求撤掉各监军的宦官。朝中大臣们都称赞吕夷简有谋略。杀一个监军，其他监军依然存在。全部撤掉了他们，以后军中再有过失时，他们就会为不该撤掉他们找到口实，所以让他们自己请求撤掉最好。
这是用惩罚和报复的手段来改变博弈的典型案例。
故事中，宋朝皇帝最怕武将了，担心手握兵权的将军们不听话，因而要派几个自己人在军中监视各军队元帅。皇帝的自己人当然就只有那些宫中圈养的家奴了，这些宦官们总比那些成天在外面领兵的将领让自己放心。而那些宦官们呢，去监视将军，这自然是个好差事，比宫中快活，而且有权势。因而自宋初以来，宦官在军中不懂装懂，尽瞎指挥。而皇帝在家里也比较安心，想着这些将领都有人在管着，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均衡。
遇到吕夷简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他借刘平事件向皇帝建议以后要实行责任制了。宦官们本来就没什么能耐，这一实行责任制，他们没那么好活了。在军中管事吧，出了问题还要惩罚加株连；不管事，出了问题也要惩罚加株连。这一下原来的均衡就打破了，宦官们发现设监军他们的收益会很小，于是理性权衡一下，觉得还是不设的好，所以主动向皇帝提意见了。皇帝正在犹豫的头上，现在家奴都有意见了，那就撤了吧。于是，旧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建立了。
封官不能一步到位
这是个讲激励改变均衡的故事。郡缉对封建官场中的升官应该说是洞察得很是深刻，如此理性地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让我们感到寒心的。
南宋初年，面对金朝女真族的大举入侵，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浚等人只会一味地避敌逃跑，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官职已经达到了顶点，以为即使是立了大功，也没有更大的升迁，他们便安于现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占什么地位。
当时岳飞入伍不久，虽然已崭露头角，毕竟还没有太大的名望和地位，只有他在和金人进行着殊死搏斗。当时有个叫郡缉的人上书朝廷推荐岳飞，那封推荐书写得很有意思，大意是：
“如今这些大将都是深享富贵荣华，他们不再肯为朝廷出力，有的人甚至手握强兵威胁控制朝廷，很是专横跋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重用呢？”“驾驭这些人就好像饲养猎鹰一样，饿着它，它便会为你搏取猎物；喂饱了，它就飞掉了。如今这些大将都是还未出猎就早已被鲜美肥肉喂得饱饱的，因此派他们去迎敌，他们都掉头就跑。”
“至于岳飞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拥有数万兵众，但他的官爵低下，朝廷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宠，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这正像饥饿的雄鹰准备振翅高飞的时候。如果让他去立某一功，然后赏他某一级官爵，完成某一件事，给他某一等级的荣誉，就好像猎鹰那样，抓住一只兔子，便喂它一只老鼠，抓住一只狐狸，就喂它一只家禽。以这种手法去驾驭他，使他不会满足，总有贪敌求战之意，这样他必然会为国家一再立功。”
后来宋高宗大约是听进了这位郡缉的话，接连提拔了岳飞。
这是个讲激励改变均衡的故事。故事中的这个叫郡缉的人说的一番道理精辟透彻，只不过这一番话要是传到岳飞耳中，不知我们的民族英雄将做何感想。郡缉对封建官场中的升官应该说是洞察得很是深刻，如此理性地分析，得出的结果总是让我们感到寒心的。
在这个故事中，郡缉向我们揭露了封官到位所造成的一个恶性的均衡。为了改变这种均衡，郡缉向皇帝提出了两个策略，第一个就是封官要慢慢地封，要始终都让下属尝到甜头，但都不会让他满足以丧失进取心。另外封官最好是永远都不到位，官封到位了，他就不会再有努力的动力了。如果把这两个策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让下属永远都有努力的动力。对于下属来说，只要努力进取带给自己的收益比停滞不前要高，他们自然选择前者。如此一来，让人困惑的恶性均衡就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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