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小节看人
想有些人自认为把意图藏得很深，其实他的言谈、表情和举止还是会露出端倪，只是或多或少罢了。聪明的人善于通过冰山的一角，发现背后的真相。
齐桓公早朝时与管仲商量要攻打卫国。退朝回宫后，一名从卫国献来的妃子看见了他，就走过来连拜了几拜，问齐桓公卫国有什么过失。齐桓公很惊奇，就问她为什么这样问，那个妃子说：“我望见大王进来的时候，脚抬得高高的，步子迈得大大的，脸上有一种强横的神气，这都是要攻打某个国家的迹象。并且，大王看到我，脸色就突然变了，这明显是要攻打卫国啊。”
第二天早朝散后，齐桓公冲着管仲一揖，召他进来。管仲问：“大王不想攻打卫国了吗？”齐桓公问：“你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大王上朝的时候，做了一揖，并且很谦恭，说话的声调也缓和，见到我而面有愧色，因此我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齐国攻宋，宋国派臧孙子向楚国求救。楚王很高兴，答应援救宋国，他和臧孙子谈得很开心。臧孙子在返回途中，面有忧色。他的车夫问道：“前去求救的目的已经达到，您还有忧虑，这是为什么呀？”臧孙子说：“宋国小而齐国大，楚国援宋就会得罪强大的齐国，可是我看楚王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顾虑，反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必定是为了坚定我们抵抗的信心。宋国坚决了，齐国就会受挫，楚国就会有利可图。”臧孙子回到宋国后，齐国相继攻占了宋的五座城池，但楚国的救兵却始终没到。
第三个故事是：春秋末期，晋国的智伯想讨伐卫国，就给卫国国君送去野马四百匹，璧一块。卫国国君十分高兴，朝臣们也都向他祝贺，只有大夫南文子面带忧色。卫国国君说：“大国与我们交好，是一件好事啊。你却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呢？”南文子说：“无功而受赏，没为人出力而得到厚礼，不可不察啊。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是小国向大国进献礼品的规格，而晋国这个大国却给我们送来这种规格的礼品，大王你要防备他呀！”卫国国君觉得有理，就把南文子的话告诉了边境上的守将。
以后，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卫国的边境，发现他们早有准备，只好返回。并说：“卫国一定有贤能的人，他能预先就猜到我的意图。”
想有些人自认为把意图藏得很深，其实他的言谈、表情和举止还是会露出端倪，只是或多或少罢了。聪明的人善于通过冰山的一角，发现背后的真相。
违背常情之人，必有非分之图
违背常情行事之人，多有非常之图。对这样的人要保持警惕。
齐相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去看望他，向他请教：“您生病了，有什么话嘱咐我吗？”
管仲回答说：“我希望主公您能够远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这一伙人。”
齐桓公不解地问：“易牙煮了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难道还要怀疑他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做父母的没有不疼爱自己儿子的，易牙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残忍，对国君又怎么能好呢？”
齐桓公又问：“竖刁不惜阉割自己来侍奉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难道还要怀疑他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对国君又怎么能好呢？”
齐桓公又问：“常之巫能够占卜人的生死，为我治病，难道还不能信任他吗？”
管仲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王不相信天命固守本分，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来胡作非为。”‘
齐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我都15年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能信任吗？”
管仲说：“以王储之尊，抛人君之位不顾，背父母之国而不回，可见此人别有所图，所以也绝不可用。”
齐桓公对管仲的话颇不以为然，问说：“既然如此，相国何不早除三人，反而让他们留在朝中呢？”
管仲叹了一口气说：“或许这是我的失策。鲍叔牙屡次要求我驱逐他们，我都不肯，因为我知道这三人善于服侍逢迎，能使国君欢心。如此一来，则可免国君喜怒无常，使臣下不致难测天威，并能将政事委任朝臣办理，不会过分干预。而且在我的防范下，他们还不敢乱来，可是我若不在，恐怕祸端就会萌生。所以无论如何，请国君万万不可任用这些人。”
尽管内心并不以为然，但桓公口头上还是答应了管仲。
过了不久，管仲病殁，隰朋、鲍叔牙等贤臣也相继逝世，齐桓公渐渐将管仲死前的叮咛忘得一干二净，宠任竖刁、易牙和开方这几个小人。后来果然引发了齐国的内乱，堂堂一代霸主，最后竟不得善终。
被人遗忘的介子推
一般来看，自卑、内向、含蓄、保守、封闭、缺乏自信的人多会隐藏自己真正的欲望，这种人不容易和别人心灵互动，要打开他的心灵之窗，需要一点一滴，长期为之。
在随公子重耳出亡的从臣中，介子推是毫不起眼的一位。他身材矮小，沉默寡言，不像狐偃、赵衰般善于智谋，也比不上魏犨、先轸的勇武能战。介子推只是默默地追随重耳，从不刻意表现自己。
有一回重耳一行停歇于荒野之中，仅得野菜充饥。重耳面对野菜委实无法下咽，执意要吃到肉。但荒僻的田野中那里去找肉呢？属下们只好劝重耳暂时忍耐，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再作打算。可是重耳却发起脾气，坚称没有肉吃，就不继续前进。面对主公无理的要求，狐偃和赵衰的智计全然派不上用场，魏犨与先轸的勇力更是丝毫没有助益。百般无奈之下，众人只好不断苦苦劝说。
过了不久，平时不声不响的介子推竟然端来一碗香喷喷的肉汤，放在重耳面前。重耳闻到肉香，顾不得滚烫，三两口就把肉汤吃得一干二净。众从臣面面相觑，不晓得介子推从那里弄来这肉汤。
忽然有人发现介子推的大腿上渗出血水，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割了自己大腿的肉，做成肉汤给公子重耳食用。对于介子推的牺牲，众人无不佩服，重耳更是感动得说不出话。介子推却一副没事的样子，只等重耳吃完，请他继续步上旅程。
经过十九年的流亡，晋文公重耳总算回到晋国，即位为君。看到一起流浪的同伴们开始争权邀功，介子推很不以为然地说：
“公子得国，乃上天眷佑，而跟随流亡的人却以为是自己的功绩。偷窃财物已令人不齿，更何况是窃取上天的功劳呢！”
于是他不争功，不言禄，暗自离开了朝廷。众人对介子推都不了解，对其离开也不以为意。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提起他的名字，晋文公也就忘了介子推这个人。
介子推则偕老母一同隐居深山，自食其力，过着清苦的生活。数年后，有个认识介子推的人发现了他，特将此事向晋文公禀报。晋文公想起了介子推，想起了他割股事君的忠心和功劳，立刻亲自前往相见，要大大地报答一番。
但晋文公到了介子推隐居的山林，命人围着山大叫介子推的名字，一连三天，介子推都避不见面，不愿出来接受晋文公的封赏。于是晋文公采用臣下的建议，放火烧山，想要逼出介子推。山林转眼间变成一片火海，却依然不见介子推出现。待大火熄灭之后，晋文公派人找寻，只发现了两具相拥的焦尸。原来介子推和老母坚决不肯出山，竟活活被烧死了！晋文公十分难过，下令厚葬介子推母子，说：
“希望以此来记录我的过失，同时表旌善人。”并将这座山林命名为“介山”，永世封为介子推的祭田。
也许介子推真的是个不求富贵利禄的人，但也有可能他只是不善于去争取，并不是真的不在乎！以他追随重耳那么久，又割股事君而无悔，他是有资格得到重耳的封赏，也应该得到封赏的！但他却不争取，还把那些争取富贵的人教训了一顿；后来不但拒绝了重耳的封赏，还宁可被大火烧死也不愿出来和重耳见面！这样的态度到底是真的清高，还是根本在赌气呢？
我不愿意说介子推是在赌气，但介子推的例子却也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一般来看，自卑、内向、含蓄、保守、封闭、缺乏自信的人多会隐藏自己真正的欲望，甚至特立独行，表示自己不同于“流俗”，并且进一步严厉批判别人的价值，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人格特质。这种人不为人注意，但在一个团体里，他也不可能一直做个没有价值的人，因此有时也会做出别人不太可能去做的石破天惊的事情，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并标示自己的位置及存在。不过由于个性使然，他还是不会利用这石破天惊的动作为自己争取什么，时间一久，就自然而然的被人遗忘忽略。而如果你想起他、注意到他，甚至要对他有所“表示”，他的反应多半是拒绝，因为他若接受，则违背了他表现出来的价值，虽然他心里想的不是这个样子！
这种人不容易和别人心灵互动，要打开他的心灵之窗，需要一点一滴，长期为之；而且动作还不能太大，否则他会像探头出来的地鼠，一感受到地面震动，会立刻再躲回地洞，而一躲回地洞，就再也不出来了！
狐偃给重耳“打预防针”
重耳结束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即国君之位。狐偃看穿了他丢弃旧衣物的小动作，敏锐地感觉到他忘记过去的潜意识。于是，及早给他打了一支“预防针”。
晋国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余年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秦穆公在将女儿嫁给重耳后，又派出军队，协助重耳返回晋国即位。
大军不一日来到黄河。渡河之际，重耳见手下将过去流亡时的旧衣旧物搬到船上，不禁哈哈大笑说：
“我即将入国为君，这些破旧东西，留之何用？”便命手下将旧物都丢入河中。
重耳的谋臣狐偃见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见重耳尚未入国，已将过去的困苦抛在脑后；若一朝登基为君，是否会对这些过去随他一起流亡的臣下弃如敝屣？轮到狐偃上船的时候，他却留在岸上，没有要离开的样子。众人催促声中，狐偃走到重耳面前跪下，手里捧着一块玉璧，说：
“我跟随公子周旋天下十余年，过多于功，尤其当初在齐国之时，趁着公子酒醉，强带公子离开齐国。狐偃待罪之身，不敢再忝颜相从。而且公子此去为君，晋国如云良臣，尽属公子；狐偃庸才，对公子已无助益，所以想留在秦国。临别之际，想将这块秦君赐赠的玉璧送给公子，望公子留作纪念。”
重耳急忙扶起狐偃，说：
“若非当时你勉强我离开齐国，我哪有现在的成就？这不但无罪，反而是大功一件。”然后接过狐偃手中的玉璧，投入河中，说：“今天请河神做见证——我若能登大位，一定不忘与狐偃共富贵。”
狐偃大喜，拜谢再三，遂与众人登船。
后来重耳即位，果然拜狐偃为上大夫，封赏居冠，与赵衰同功。
或许你会认为，丢掉旧衣物是很自然的行为，狐偃会不会反应过度？
狐偃的观察及担忧其实是正确的，因为重耳的动作是潜意识的反映。也就是说，重耳要把过去的苦难日子彻底丢弃遗忘，这种自我暗示会让他在未来的日子只看到眼前的富贵及逸乐，而拒绝看到任何过去苦日子的有形象征。虽然不至于把追随他流亡的臣子杀了，但也会因为“不愿回首过去”的自我暗示，而慢慢把臣子过去的辛苦忘掉！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也可看到，有些人会在遭遇刻骨之痛后，毁弃能引起这段痛苦回忆的任何东西，以强迫自己遗忘。狐偃从重耳丢弃衣物的小动作，看穿了重耳的心态！然而狐偃毕竟也需要功成之后的富贵，可又不能直接挑明说，因为直说等于向重耳要求富贵，格调便低了！而且重耳尚未登位，这么早就要求富贵，重耳会怎么想呢？因此狐偃以退为进，尤其挑在未渡河之前表明——若是渡河之后再提，就显不出自己的磊落了！重耳能不有所表态吗？如果他接受了狐偃的说辞，把狐偃留在岸边，其他的臣下怎么想呢？重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呀！
看看狐偃那一段话说得多漂亮！不但情感充沛，而且不卑不亢，令人动容，狐偃不愧是谋士呀！
自污的含义
从萧何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刘邦并不是粗人，虽然他放手让文臣武将各展所长，也不计较名位的给予，但对权臣的防范，他还是有他细腻的一面。
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战争中，经常出现缺粮的窘境，所幸萧何都能从关中源源不绝及时补给；汉军也常因战败损失太多士兵，而萧何一样能在关中调度，适时地予以补充。所以当天下统一，汉朝建立后，刘邦表萧何为首功，位居最高官职的丞相。
萧何不仅功高，声望也高，而且长期坐镇大本营关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刘邦的疑忌，好在他都能听从好的意见，巧妙地化解。
当楚汉战争在荥阳僵持不下，陷于胶着之时，刘邦虽处围困之中，却时常派遣使者回到后方慰劳萧何的辛苦，请他保重身体。有个名叫鲍生的人提醒萧何说：
“汉王被围荥阳，身处危境，餐风宿露地与楚军交战，竟还能想到派人慰问你的衣食，注意你的健康，看来必是对你起了疑心，怕你在关中自立为王。我建议你将亲族中年轻力壮的晚辈送去前线打仗，以解除汉王的疑心。”
萧何照鲍生的话去做，刘邦果然很高兴。
后来萧何协助吕后平定韩信的逆谋，汉高祖刘邦即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派了一支五百人的卫兵保护他。朝中官员知道了都前来道贺，只有一个名叫召平的隐士为萧何感到忧虑，好心地来提醒说：
“如今皇上率兵在外讨伐乱贼，朝中空虚，怕你和韩信一样造反于关中。派卫兵并不是为了保护你，而是在监视你啊！你若是懂得避祸，就不要接受封赏，并把家财捐出去劳军，这样皇上必定十分高兴。”
萧何也采纳了召平的建议，果然刘邦对他大为放心。
后来淮南王英布在南方造反，刘邦御驾亲征，萧何一样留在后方抚恤百姓，并悉以家财助军。
萧何的一位门客对他说：
“你不久就要被灭族了！你经营关中之地十余年，甚得民心，若有意在关中称王，百姓一定附和响应，这才是皇上最担忧的。”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萧何于是依仗权势，以贱价向百姓收购土地田宅，惹得关中怨声四起。刘邦讨平英布凯旋回来时，关中百姓纷纷上书告萧何侵剥民利；刘邦虽然责怪了萧何，但心中其实非常高兴。
刘邦去世后的第二年，萧何也死在相国任上，算是汉初诸功臣中获得善终的一位。
从萧何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刘邦并不是粗人，虽然他放手让文臣武将各展所长，也不计较名位的给予，但对权臣的防范，他还是有他细腻的一面。
说实话，刘邦若完全放心权臣，就算夺得了天下，也不一定能保有天下呢！任何动物得到了食物是不容许别的动物来抢的，总是要张牙舞爪护卫；刘邦若不展现防人这一面，就形同暗示或鼓励别人来抢食！因此防人是人的本性，也是生物的一种本能，不能只怪刘邦！只是刘邦的做法极为隐密细腻，没有相当的政治警觉，很容易把刘邦的忠诚考察当成刘邦的善意体贴。
萧何的做法是——不用口头表态效忠，而用行动断后，表示无二心！
萧何的“断后”就是毁掉被怀疑可能有二心的“根本”，包括人力、财力和声望。真是难为了萧何呀！
也许你会说，就算刘邦无所不用其极的考察，只要没有二心，刘邦又奈我何？说是这样说，但权力场中的法则却不是如此！只要刘邦接收不到可让他放心的有力讯息（哪怕是假的讯息），他就有可能会有所动作，至少也会继续怀疑，而这种怀疑的时间一拉长，变量就会增加！
伴君如伴虎，光是忠心还不够啊！
第一印象不可忽视
在仪表、举止、谈吐等方面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会提高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分数，有助于你的事业。赢得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心理学上讲“首因效应”，意思是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往往会形成印象的定格。虽说瞬间接触只能认识他人的表层而已，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内涵，可是现在这忙碌的时代，人与人会面时间很短暂，一个人的内涵怎能充分展示呢？也许你只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失掉这次机会就输了。
三国时的张松留给曹操的第一印象就不好。当时曹操统一北方，声威比吴、蜀要大得多，此时的他志得意满。益州牧刘璋害怕张鲁讨伐自己，派张松到曹操那里陈述利害，希望曹操攻打张鲁，以解自己的危难。
张松这个人非常聪明，见识通达，就是模样惨了点儿，个头儿矮，前额像锄头，头尖，鼻塌，牙齿外露。这副尊容无论谁见了，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曹操对待张松很冷淡，而张松挺有个性，还把曹操抢白一番，曹操把他轰了出来。
识人难，用人也难，要用人必须能辨识人才。曹操以知人善任著称于世，然而这一次他却看走了眼。本来张松暗地里绘了益州各处的地图，准备献给曹操，曹操的狂妄，使张松改变了主意，后来他把地图给了赏识他的刘备，使刘备能三分天下，否则，三国历史会改写。
张松不得志，不仅在于曹操，还在于他自己形象太差，如果他像周瑜那样，雄姿英发，仪表堂堂，曹操准会奉为上宾。
和他境况相似的是庞统。《三国志》中说庞统被鲁肃推荐于孙权面前，孙权一看这个人“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悦”，于是轻视庞统。庞统求职失败，来到刘备这里，刘备看他相貌丑陋，也不喜欢他，只是让庞统做个县令，真是大材小用。
第一印象如果给人聪明、稳重的感觉，下次见面时即使与对方发生激烈的争执，对方会认为这个人对工作投入、认真；如果第一印象留给人的是穿着随便、气质差、散漫，第二次见面双方发生争执，对方会认为此人固执己见、目中无人。
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麦克尼尔曾说过：“对一个外表英俊漂亮的人，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或她的其他方面也很不错。”
看来，“漂亮者生存”这话有一定道理。据统计，外表漂亮的人收入要高于平均收入水平。
不过，外表并不是一切，外表普通的人也可以从仪表、举止、谈吐方面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
例如，与人接触时目光要平视对方，显出坚定和热情，目光不要游离不定。
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口齿要清楚；服装要整洁，不要装奇异服；发型必须和头型、脸型、体型相协调。等等。
通过着装、服饰、发型、化妆等方式可以使自己形象大为改观，从而多一些自信。我们要时刻注意，也许我们精心掩饰了自己的缺陷，别人可能依然感觉很明显。如果别人有意或无意提及你的缺陷，就坦然面对，能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会更好，比如相声大师马三立曾说：“模样长得惨了点，对不起老几位，还让您花钱买票。”他的幽默反而让人觉得他的缺陷也显得可爱。
和人打交道时，适度地把自己“包装”，等于强化了自己的“产品形象”。他人的青睐，证明你已成功地推销了自己，别人接受了你这个人，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就会很容易获得。
不经意间最露本质
在不经意问表现出来的，才是最本质的。以小见大，或许失之偏颇。但观察一个人时，注意一些感性的细节，还是很必要的。
不知道如何识别人，就肯定不知道如何使用人。而识别人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他在不经意所表现出的诸多细节。
我们来看几个细节：
燕王朱棣率兵进逼南京时，建文帝的大臣王艮准备以身殉国，不愿向朱棣屈服。于是他在与妻儿诀别时说：“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我不能再活了。”当时朝中大臣解缙、吴溥、胡靖与王艮一家为邻。在南京城被燕军攻陷的前一天晚上，几个人相约来到吴溥家。谈到目前的危险和个人的出路时，解缙陈说大义，胡靖慷慨激昂，都决心死节，只有王艮独自流泪不止。当解缙、胡靖、王艮离开吴溥家后，吴溥年幼的儿子吴与弼感慨地说：“胡叔能为国而死。”
吴溥说：“错了，我看只有王叔能死节。”
话音未落，就听隔壁胡靖在家里大喊：“外边很乱，要看好家里的猪，别让它跑了。”
吴溥转过头对儿子说：“你听见没有，胡靖连一头猪都舍不得，难道他能为国殉身吗？”
过了一会儿，吴溥听到王艮家里有哭声，原来王艮誓死不降朱棣，已饮毒酒死了。
再一个故事是关于洪承畴的。洪承畴系明末重臣，在松山战斗中为清军所败，被俘。皇太极极想收服洪承畴为己用，命范文程劝降。起初，他坚决不降，还骂不绝口，范文程仍善言安抚，并与他谈论古今事。恰巧房梁有积尘落到洪承畴的襟袖上，范文程发现他几次轻轻将尘拂去。
范文程回来报告皇太极说：“承畴不会死的，他如此爱惜衣服，更何况对自己的生命呢！”于是，皇太极亲自劝降，洪承畴果然归顺清朝。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列宁识人的。有一次，列宁发现人民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的上衣口袋上掉了一颗钮扣。列宁看到了，没有出声，走了过去。碰巧第二天列宁又遇见了这位同志。一看，他上衣口袋上还是没有钮扣。到第三天也还是没有。到了第四天才看到钮扣缝上了。“总算缝上了。”列宁很高兴。
后来，委员会推荐那个掉钮扣的人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列宁有些犹豫不决。人们对列宁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个有功之人”、“是个勤勉可靠的人”……列宁想要提钮扣的事，但没有出声。那位工作人员带了粮食征集队出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列宁接到报告。说那位工作人员不胜任工作，粮食征集工作一团糟。人们说：“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可他没有预先提防，漫不经心。”也有人庇护这位同志，说：“列宁同志，这是偶然事故。”
列宁听着，他自己则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东西。别人颇感兴趣：列宁在那里画什么？往纸上一看，只见纸上画着一颗钮扣。
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才是最本质的。以小见大，或许失之偏颇。但观察一个人时，注意一些感性的细节，还是很必要的。
二、洞悉人性，方可知人恩怨必报
落难公子重耳当上国君之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丝不苟。看来，对落难的人就算不愿相助，至少也不必落井下石，因为这只会让你增加敌人。
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之前，曾在国外流浪了十九年。在流亡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对这位落难公子十分冷淡，甚至还无礼羞辱。
重耳在曹国的时候，曹国国君听说他天生具有异相，胸前的肋骨连成一块，便好奇地在重耳沐浴之时偷偷窥视，然后大笑而去。重耳甚感羞怒，立刻率从臣离开曹国。曹国的大夫僖负羁知道了这事，连忙追上重耳一行，为国君的失礼请罪。僖负羁恭敬地送重耳出境，临别之际，并奉赠美玉为礼。虽然重耳婉拒了僖负羁的礼物，但对他的殷勤礼敬却是铭记在心。
又有一次，重耳等人想经过郑国前往秦国。晋国的君主惠公担心重耳会得到外国援助，回来夺取君位，因此传书各国，警告不得接纳重耳。郑国国君不想得罪大国，便拒绝重耳入境。
这时上卿叔詹谏说：
“公子重耳出亡，不少晋国世家子弟委身相从，随之颠沛流离而毫无怨言，可见此人具有过人之处，日后必将成就大业，国君为何不趁现在结好于他呢？”
无奈郑君并不听从，依然不许重耳入关。叔詹又说：
“郑国若不礼遇重耳，必因此结生仇怨，若他日重耳登基为君，定会起兵报复，不如及早诱人国中杀之，以绝后患。”
可是郑君怕事，不采纳这个建议。然而叔詹却私底下派人去杀害重耳，希冀免除郑国日后的灾难。但暗杀没有成功，重耳反从刺客口中知道了叔詹的阴谋。
后来重耳到了秦国，借由秦穆公出兵相助，取得了晋国君位。不久后他起兵攻破曹都，俘虏曹国君臣，惟独特赦僖负羁，以报答往日相敬之德；晋军后来又围困郑都，郑君惧而求和，晋文公请杀叔詹而后许之。在成就霸业的同时，晋文公也对其他过去礼敬相助，或侮辱迫害他的人，一一进行了报恩和报仇。
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对这个话题进行了绝佳的演绎。邓蒂斯受人陷害入狱，出狱后就开始逐一地报仇或报恩，长久的屈辱在他心中积蓄的力量是可怕的。这也给我们警醒，对落难的人就算不愿相助，至少也不要落井下石，因为这只会让你增加敌人。
先知往往是寂寞的
李白有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先知的远见卓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所以他们往往不被大众理解。
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有一次他路经蔡国，蔡桓侯知道后，便派人以宾客之礼接待他。
一见到桓侯，扁鹊立即对他说：
“据我的观察，您已经生病了，不过好在病症只起于皮肉交会之间，若能及早医治，就不会有危险。”
可是桓侯笑了笑说：
“我没有疾病。”
等扁鹊离开后，他还对左右说：“没想到扁鹊这个名医，竟为了想谋利，而诬指一个健康的人有病。”
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请见，向桓侯说：
“您的疾病已蔓延到了血脉，如不医治，会十分严重。”
但桓侯不信，还是回说他没有病。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度向桓侯说：
“您的病变已经侵入内脏了，若再不医治，恐怕将十分危险。”
这时桓侯有点不高兴了，认为扁鹊又来危言耸听，于是不理睬他。
再过五天之后，扁鹊前去求见桓侯，一见到他，扁鹊一句也不多说，急忙告退。桓侯觉得很纳闷，便派人去询问扁鹊退走的的原因。
扁鹊说：
“病情在皮肉之间时，用推拿就可以治好；病情在血脉之中时，用针砭就可以治好；若病情进入脏腑之内，用药方慢慢调理，也可以治好。但如今桓侯的病情已深入骨髓里，就是连掌管生命的神，也要束手无策，又何况是我呢？因此索性也不劝他再做医疗了。”
果然五天后，桓侯卧病在床，使人赶快去请扁鹊来救治时，扁鹊已经离开了蔡国。最后桓侯就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了。
真正有功力的中医，从一个人的气色、声音、眼神、动作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状况。可是真正高明的医生很少，因此人们一旦遇到了，对医生的“危言耸听”往往不能相信，因为我们已习惯与一般的医生或平庸的医生互动，而这种医生有的缺乏功力，只能见病医病，甚至还医不了病或医死人！有的好一些，还能察知一些隐藏的身体危机，但却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怕病人不能接受；也不愿意先行用药或做其他方式的治疗，宁可见病再医，因为不如此不能显现他的“医术”。
扁鹊真是神医，只是蔡桓侯是个平庸的病人，无法相信扁鹊所言。其实不只蔡桓侯，其他一般人有几个能接受扁鹊的说法呢？扁鹊好比先知，好比是个有远见的人，这种人在很多时候注定是个寂寞者，因为他所见人皆未见，所言因而成了一派胡言！
保护自己的谋略
小人很善于保护自己，他们会因人而异地采取一些与其本心相违的方法行事。小人的这种复杂性和欺骗性，人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才可拨云见日，令小人无可遁形。
上官安是汉武帝重臣上官桀之子，他本是个骄纵浮乱之徒，做事也不知忌讳，上官桀便多次教导他说：
“欲成大事，必欲克已有惧。似你任性胡为，恶名远播，又怎能让人拥戴以增人望呢？这是每个成事者的大忌啊。”
上官安虽是顽劣，人却极为聪明，从此他换了一副面孔，极力和有贤名的人交结，对人也客气多了，故意干些扶贫济困的事。
上官安的名望日增，上官桀便撮合他娶了霍光之女为妻，两家联姻。上官安先是不愿，上官桀就教训他说：
“我和霍光同为重臣，你娶了他的女儿，我们上官家的富贵就多了一层保障，起码也不会和他闹翻了，对你更有天大的好处。”
上官安心领神会，不仅马上答应成亲，婚后他更百般讨好妻子。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他的姐姐盖长公主留居宫中，照料昭帝。盖长公主年轻寡居，私下和他儿子的朋友丁外人相好。上官安知道这件事后，于是全力和丁外人结交，不惜重金陪丁外人寻欢作乐。上官安的心腹手下日久看不下去，便对上官安说：
“大人一家权贵无比，为何对一个丁外人如此恭维呢？”上官安说：
“正因我家势力显赫，我才要处处小心，多结善缘啊。丁外人受公主私幸，人又聪明过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我只能增长见识，受益非小，这不是一般人所能预见的。”
上官安女儿6岁时，他为了能让女儿当上皇后，遂求请霍光促成此事。霍光认为外孙女年纪幼小，没有答应。上官安并不气馁，他找到丁外人，讲了自己的愿望；为了让他全力相助，他还颇为诱惑地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人若是相助我女当上皇后，我们父子在朝执政，再倚重皇后权位，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你深得公主欢心，到时我们父子再提议封你为侯，汉朝有个惯例，列侯可以娶公主为妻，你的心愿不也会达到？你是个聪明人，自知此事对你我都大有好处。”
丁外人心中大喜，便多次在盖长公主面前提及此事，他还故作忧心之状说：
“上官桀父子同为重臣，此事若不应允，就会因此而得罪了他们，结下仇怨。我们固然不怕他们，可对我们终无半点好处，弄不好我们的事就再无结合的希望，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啊。”
盖长公主一心想和丁外人早日结成夫妻，她也怕上官桀父子从中作梗，无端生事，一想到此事对自己并无害处，她便自作主张召上官安之女人宫为婕妤，一个月之后又册封她为皇后。
上官安心愿得偿，又被封为桑乐侯，升任车骑将军，一时自认为无需伪装，便开始恢复本相，放纵胡为起来。他受到皇帝的赏赐，出宫后就向门客吹嘘不止；酒后裸体闹事，与他父亲的姬妾也敢打情骂俏。
上官安的这番举动被霍光得知，他怒不可遏地把他召来，当面训斥他说：“你一日富贵，就荒淫至此，这是败家灭身的前兆啊，如何不慎呢？从前我看你是个君子模样，这才将女儿嫁给你，莫非你本性难移，这会就无所顾忌了吗？”
上官安表面认错，心中是十分怨恨。他不思己过，却是暗中唆使燕王告发霍光。此计不成后，上官桀父子又阴谋造反，拥立上官桀为帝。事情败露，上官安并不有悔，他反是遗憾地说：
“怪只怪我操之过急了，我若再忍耐一时，也许大事必成。”因此事牵连，盖长公主、燕王都自杀身死，上官宗族也被诛灭。
知人堪难
王莽为了篡汉，可谓处心积虑，一开始他还真蒙蔽了大众的眼睛。看来，一个人的言行和本质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放言》诗，其中说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考察一个人的是非善恶，不能看一时一事，至少要用七年时间。这里以王莽为例，说明知人之难。
古人囿于封建正统观念，对于篡汉自立的王莽一笔抹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但是，王莽为了篡权的需要，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有迷惑世人之处。我们体察《放言》一诗本意，借此说明知人论世之难。
王莽（前45－公元23年）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氏家族显贵。因为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未及封侯，王莽在王氏子弟中算是比较寒微的一个：“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给人以恭敬、笃慎、勤恳的印象。大司马王凤（王莽的伯父）病重，王氏子弟只知享乐宴游，惟独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蓬面，不解衣带连月。”因此，王凤对他很有好感，有名望的大臣也纷纷上书称扬王莽。汉成帝顺水推舟，封王莽为新都侯。王莽参与朝政后，待人更加谦躬，处事更加谨慎，不久，升为大司马尚书事，总揽朝政。
王莽秉政期间，做过一些好事，使他的声名大噪。一是搜罗人才。他征集天下通晓古今文经及天文、历算、文字、兵法、方术、本草的士人到京师，分别任用；又扩展大学规模，学舍可容万人，博得天下士人的拥护。二是推让爵禄。由于王莽甚得人心，当时有48万吏民联名请求太皇太后重赏王莽的功德，王莽坚辞。太皇太后封以“安汉公”，王莽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甚至请了病假，极力推让。太后不肯收回成命，王公大臣又劝王莽接受。王莽不得已接受封号，但坚持把封地辞退掉。三是严惩亲子。王莽的儿子王获无辜杀死奴婢，王莽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原则，责令王获自杀。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奴隶供人驱使，过着非人的生活。王莽以人道为名，令子自杀，显然博取了奴婢和贫民的好感。四是，示俭助贫。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原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建议减税节支，要公府节省衣食，王莽全家带头吃素，又献钱100万、田30顷赈济灾民；官员富民也纷纷效法，有230人捐献田宅。王莽又废除皇家苑囿，设置安民县（今甘肃华亭县），募贫民迁居新县给予安置，还免费提供饮食。同时在长安城内建造住宅，以安置贫民。
王莽的上述行动，不但得到统治阶层的赞扬，也博取了民众的好评，甚至被誉有尧舜之德与圣人之行。尽管王莽已露出沽名钓誉、笼络人心的端倪，但人们并没有怀疑他、指责他。
王莽的矫作伪饰是在篡权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他为了进一步操纵平帝，将自己未成年的女儿纳入后宫，立为皇后，同时杀死平帝生母卫姬一家。他诱逼平帝喝了毒酒，却又模仿周公的故事，向天祈祷保护皇帝平安，还将自己愿以身代的祷文密封匣藏，告诫大臣不要传扬。平帝不久病死，王莽号啕大哭，通令天下官吏600石以上皆守孝3年。他拥立年幼的孺子婴即位，却恶毒地指令保傅不得与孺子婴说话，将孺子婴终日禁闭屋内。他做了摄皇帝后，刘氏宗室起兵反对，王莽为了安抚人心，指天发誓要将政权还给孺子婴，但起兵失败后，又食言自肥，终于篡汉自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能以篡汉自立将王莽一棍子打死，至于王莽改制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但王莽个人品质遭人非议的确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按照白居易的说法：“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如果王莽在刚刚成名、众望所归的时候死去，人们就永远会将他作为圣贤敬仰。这说明，一个人的言行和本质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从实践的观点看，王莽并非自始就是野心家和小人。换一个社会环境，在另外一种历史条件下，王莽亦有可能扮演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和开国君主的角色。《汉书·王莽传》评论说：“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盗之祸。推世言之，亦天时、非人力致矣。”
败坏风气的往往是“大人物”
小人决不仅仅是“小人物”的代名词，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能看他的基本德性。实际上，一些“大人物”的小人习性、小人意识、小人行为，有时一点也不比平民百姓少，甚至更多。封建专制下的居高位者，由于其升迁和依据并非品德好坏，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谋取了高位，多是凭着媚上功夫所得，这就决定了世风的败坏，带头的正是这些“大人物”。
东汉末年，孔融被征召到司徒杨赐府上，秘密核查百官中有贪污行为的人。杨赐对孔融说：“纠查百官，这是我的职责，既为荣耀，也会招来祸事。你不要过于认真，只将一些小官小吏的丑行报上即可。”
孔融为当时名士，他对杨赐的话语十分不屑，他故作一笑说：
“若是这样，岂不失去了整治贪污的根本？小官小吏故然该惩，可他们毕竟是为恶不多，惩之也不足以警天下。那些高官重吏就不同了，只有惩治了他们中的不法者，才能显示朝廷的肃贪之心，亦可昭示王法的威严，他们怎么能放过呢？”
杨赐苦苦一笑，不耐烦道：“你乃一介书生，怎知此中学问？你只管照我的吩咐做便可，否则，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聪明人是不会做的。”
孔融接下差使，心中郁闷。他对他的朋友抱怨说：“我先前敬佩杨赐的为人，本指望他能干些惊天动地的事。不想他欺软怕硬，毫无君子气节。”
朋友听了孔融的描述，忙道：“你为天下名士，连这个你也看不透吗？官场向来不容气节高贵之人，否则似杨赐等人也爬不上如此高位了。何况地位愈高之人，他们所有的顾虑也就愈多，为了升官保身，他们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犹恐不及，气节自然无存。和他们谈论气节，你真是大错特错了。”
孔融失望之极，许久方道：“纵是这样，我也愿尽微薄之力，以整乾坤。”
孔融明察暗访，重点调查了朝廷高官和当时极有权势的宦官的亲戚族人，结果他们无一例外都贪污受贿，且是数额巨大。孔融面对事实，哀叹说：
“这些人都位居显位，竟全是宵小之徒，贪心之辈，国家怎会有希望呢？小民小偷小摸尚要惩罚，和小民相比，这些窃国大盗若是逍遥法外，天理何在？”
孔融开列了他们的罪证清单，拟上报给杨赐。他的朋友知道后，连夜上门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且苦口婆心地说：
“杨赐都不敢干的事，你又何必较真呢？那些人个个位高权重，又有宦官撑腰，纵是事实俱在，谁又能奈何了他们？再说他们品性极差，仇隙必报，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你千万不要引火烧身了。”
孔融镇静地说：
“我是孔子的后代，幸有一些虚名，如你所说，我岂不是辱没了圣人的名声？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孔融的朋友叹道：
“你不识时务，违逆世情，这不会给你带来幸运，你好自为之吧。”孔融的检举令杨赐惊恐，他召来孔融责怪不止，还附声说：
“宦官势大，连他们的亲族你也敢招惹，此事若是传出，你我都要获罪。好在现在别人不知，你就不要再言了。”
孔融据理力争，杨赐仍是不肯上报，他撕毁孔融的清单，愤愤说：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容得你胡为呢？你是说的没错，可这才是你的大错，你还不知吗？”
孔融至此对杨赐更是失望，心中不禁对他十分鄙视。后来河南尹何进升为大将军，杨赐派孔融带着名片向何进祝贺，孔融不耻杨赐的媚上之举，对他彻底地绝望了。他以何进的手下不给按时通报为由，没有进见何进，仅是递上自劾罪状的辞呈，离开了杨府。
所以说，带头败坏世风且影响最烈的，往往是那些“大人物”。贫贱之人由于生活所迫，自身难保，他们虽也会使出小人行径，但和“大人物”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迷惑世人的王衍
在历史上，西晋的王衍以清淡著名。他屡居要职，善于惺惺作态。迷惑了当时的朝野上下，人们对他无不敬慕，称他为“一世龙门”，纷纷效仿他。其实，他清谈误国，枉称君子，最后被石勒压死于墙下。
封建官场中的显达者，一个重要的戒律便是要有上司的宠信，不能让上司怀疑自己的忠心。这不仅是保官之道，也是常胜不衰的要诀。与此相对立的是，若要做到这一点，难免要干些谄媚违心的勾当，有时甚至还要伤天害理，背亲卖友，不仁不义。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抉择，也正是封建官场泯灭人性，黑暗凶险的一个突出表现，过不了这个关口，纵是荣耀一时，也难保长久。俗话说“为富不仁”，显达者也是如此，这是由封建官场的腐朽本质所决定的，透过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人们总能找到他们的斑斑劣迹和见不得人的东西。
在历史上，西晋的王衍以清淡著名。他屡居要职，善于惺惺作态。迷惑了当时的朝野上下，人们对他无不敬慕，称他为“一世龙门”，纷纷效仿他。
王衍有此声望，仕途又是极为通畅，有人便向他求教此中的诀窍，王衍告诉他说：
“做官和做学问是不同的事，学问可以空谈，海阔天空，做官却要脚踏实地，不能丝毫马虎了。”
他回答得模模糊糊，却是绝不提及做官的真谛。私下，王衍只对自己的独生子说：
“心善和坚持主见的人是当不了官的，不会见风使舵和爱惜名声的人也不会荣耀长久。你不要相信我对别人说的话。”
王衍的“君子”之名愈加响亮，他就愈加极力卖弄。他自号不爱金钱，从不言及“钱”字。一次他的夫人郭氏故意让婢女用钱串子把床绕起来，使他走不开。王衍早上起来看见钱，反是微微一笑说：
“把这东西拿掉吧。”
王衍的女儿嫁愍怀太子为妃。王衍每以此事引为自己的最大快事。后来太子遭到继母贾后的诬陷，王衍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他惶恐地对夫人郭氏说：
“惟今之计，保命紧要，我要让女儿和太子离婚。”
郭氏哭着说：
“贾后生性残忍，这样她就会放过女儿吗？再说，你英明一世，若是做下这等事来，天下人又会怎样看你呢？”
王衍急道：
“我们为官的，最重要的是要能赢取主子的欢心，这才是我们的立身之基，别的还算什么呢？顾不了许多了，我就上书奏请此事，迟则大祸临头。”
王衍用这种手段逃过一劫，心有余悸，从此他更专营自保之计，对国家大事却不闻不问了。
八王之乱时，王衍胆战心惊，不是装疯卖傻，就是畏敌如虎，有人提出让他整顿朝纳，他竟吓得闭门不出，且说：
“虚名害人啊，他们把我举出来，不是成心要害死我吗？”
为了讨好诸王，王衍还向东海王司马越献计说：
“国家蒙难，乱象迭出，王爷应当依靠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做支柱，且要选用文武兼备者。”
他还推荐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司马越闻言一愣，随即阴声说：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你就不怕损及你的清名？这似乎不像你之所为吧。”
王衍忙陪笑道：
“我们王家对王爷忠心，于此可见啊。别人我怕坏了王爷的大事，这才让我的两位兄弟为王爷独挡一面，誓死效力。”
王衍如此安排，更多的还是出于他自保的私心。他事后对王澄、王敦说：
“荆州有长江汉水环绕，地势险固，青州背负大海，实为要地，我在朝中，你们二人在外，遇事时可相互策应，这足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
后来，王衍被石勒所俘，王衍为了开罪脱身他竞对石勒说：“我无心为官，年轻时就不参与政事，晋室的败亡当是天意吧。”
石勒气愤地说：
“枉你人称君子，怎可至此还敢胡说？你名盖四海身肩重任，少壮时就登上朝堂，到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可你竟说不参与政事，岂不可笑！破坏天下的，正是你的罪过。”
石勒命人推墙把王衍压死，石勒还以王衍为例对部下说：
“晋之所谓君子，无过王衍了，他的德行若不亲见，谁会相信他实为小人之辈。我们消灭晋室，大功必成了。”
奸诈过人的李林甫
在错综复杂、陷阱遍布的社会里，如果认不清好人坏人，甚至把坏人误为亲人，那么一切祸患便由此而生了，何谈事业的成功和改变命运呢？小人对人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和体察，由此对症下药，个个击破，也就成了小人们最有杀伤力的利器。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为相共十九年，至死都受到玄宗的宠信。考察李林甫得宠的秘诀，他的奸诈之术和识人之能是不容忽视的。
李林甫在担任刑部侍郎时，他见玄宗特别宠幸武惠妃，便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示，愿意协助武惠妃之子寿王当上皇太子。李林甫的密友源絮对此不解，他对李林甫劝告说；“你太短见了，我知道你是想讨好武惠妃，可这么一来，你却得罪了皇太子，不得不偿失？有朝一日皇太子即位，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李林甫蔑然一笑，冷静地分析说：
“皇太子为人忠厚，皇上又不喜欢他，再加上朝中大臣意见不一，我料定他前程凶险。与其取悦这样一个无用之人，还不如另寻他路，以为依靠。”
源絮摇头，难以置信地说：
“此乃国家大事，哪是你我所能测度的？你要知道这关系重大，走错了一步便悔之晚矣，不可不慎啊。”
李林甫认定自己所见无失，他连番多次向武惠妃进言。武惠妃当时正愁无人相助自己，李林甫的毛遂自荐顿时令她心花怒放，她兴奋地对身边人说：
“天下能知我心意的人，除了李林甫，还会有别人吗？这个人有如此之能，绝非简单人物，我该扶植与他，好为我用。”
武惠妃对李林甫心有感激，于是多次向玄宗皇帝推荐李林甫。不久，李林甫便升迁为礼部尚书，后来终于做了百官之首。
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便把全部心思用在玄宗皇帝之上。一次李林甫退朝之后闷闷不乐，源絮陪他饮酒时有意相询，李林甫便苦声说了他的烦恼：
“张九龄每每和我做对，这总不是一件好事，也许皇上会因此疏远我。”
源絮谄媚地献计说：
“大人料事如神，又怎会束手无策呢？以我愚见，大人如今有权有势，大可和他真刀真枪地干了，不必如此费心。”
李林甫斜视了他一眼，鼻子一哼道：
“你了解张九龄这个人吗？如此一来，吃亏的一定是我。他素有忠正之名，朝野皆知，皇上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方让他高居相位。我若和他表面上都水火不容，撕破脸皮，皇上和群臣一定会说我心胸狭窄，不能容人。这只能让张九龄捡到便宜，我怎会这样做呢？你太无知了。”
玄宗一次要给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听闻这个消息，张九龄对李林甫说：
“只有为朝廷立过大功的名臣才能有此封赏，牛仙客平庸无奇，一个边关将领而已，根本无此资格，我要据理力争。”
李林甫心头一亮，便积极鼓动了张九龄速奏此议，他故作气愤之状说：
“大人为国为民，所言极是啊。如果此风日长，岂不坏了朝廷制度？”
张九龄见他没有异议，信心又增加了不少，他拍着李林甫的肩膀说：
“我们同为宰相，为国分忧，为皇上尽忠，关键只要同心同德。你能有此高见，我还担心什么呢？”
他们一同面见玄宗皇帝，张九龄引经据典，力谏不可：李林甫却冷眼旁观，不发一言。事后，李林甫还对群臣散布说：
“张九龄也管的太多了，皇上行事自有玄机，有什么不可以的？我真为皇上感到不公啊，张九龄莫非也想当皇上不成？”
此言传到玄宗的耳朵里，玄宗更恨张九龄的直言上谏了。他恨恨地道：
“张九龄说三道四，朕一忍再忍，谁知还是李林甫深察我心。这个张九龄，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不久，张九龄便被罢免宰相职务，朝廷大权遂落人李林甫一人之手。
在错综复杂、陷阱遍布的社会里，如果认不清好人坏人，甚至把坏人误为亲人，那么一切祸患便由此而生了，何谈事业的成功和改变命运呢？小人在此的敏感和技能是令人不可小视的，他们对人的了解和研究尽管出于绝对的自私，但他们的良苦用心也使他们比别人多了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由此对症下药，个个击破，也就成了小人们最有杀伤力的利器，成就了他们的功名富贵。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做事要留有余地
小人做事往往不留余地，极度张狂。恶语道尽的他们常常得意忘形，既使对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刻薄寡恩，颐指气使。这样做难免天怒人怨，一旦小人身边的人有了反心，小人的危险才是最致命的。
759年，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史思明将杀父自立的安庆绪杀死，自称应天皇帝。第二年。史思明率大军西进，其子史朝义进攻陕州失败，退守永宁。
大败之后的史朝义忧心忡忡，他惟恐遭到父亲的责罚，一时彷徨无计。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许季常等人深知史思明治军严厉，他们也是十分害怕。他们聚在一起，骆悦便对史朝义说：
“我军一时失利，原不足为怪。将军乃是皇上的亲子。只要将军求情，我们或可活命，万望将军美言。”
史朝义苦道：
“我亦知皇上性格，他决不会轻饶我们。不过眼下用人之际，我想皇上还不至于斩杀你们，你们就放宽心吧。”
史思明听闻败讯，果然咆哮如雷，震怒之下，他召来史朝义及其部将，连声痛骂之后，竟命将他们推出斩首。史朝义不料至此，他哭着说：
“我等力战，已然尽力，部卒人人奋勇，其败本不当怪。父亲不念亲情，不恤将士，竟言斩杀，儿死不瞑目。”
史思明左右苦劝不止，有人更直言说：
“安禄山父子相残，遂致败亡，此事不远，陛下当鉴。”
史思明闻言一颤，勉强放了他们。他当即宣布任用幼子史朝清做了他的副手，实际上已将史朝义排除在接班人之外。史思明的一位谋士惟恐有变，私下进言说：
“大敌当前，陛下当隐忍施恩，不计小过。纵是有心惩戒，也要有所保留，不把话言明说尽。现在军心不稳，将领皆怀惧心，又何况朝义乃一员虎将，又是陛下长子，不该把他责罚太过了。”
史思明一听即怒，不屑道：
“无知小辈，他们还敢造反不成？一群胆小鬼，我真恨不得杀了他们。”
史思明怒气不减，遂命史朝义修造土缄以备储粮，且要求天黑前完工。史朝义忍气吞声，天还未黑便见史思明前来视察，史朝义惶恐请求说：
“时间太紧，士卒们又太疲乏了，恳请父亲宽限时日。”史思明开口便骂：
“你爱惜手下，自充好人，就不服从我的命令了吗？”
史思明又骂了一通骆悦等人。亲自监督兵士们筑城。天黑之后，史思明离开之际又骂史朝义说：
“明早攻不下陕州，晚上我定杀你这个逆贼！”
史朝义的部将骆悦等人一待史思明走远，就愤愤地来到史朝义的帐中，骆悦当先说：
“将军贵为皇子，尚且为陛下不容，苦苦相逼，何况我们呢？陛下这般无情，出语恶毒，相信将军的性命早晚不保，将军可要早作打算啊。”
史朝义一时无语，骆悦等人就进一步进言说：
“皇上喜爱幼子，将军纵是立有大功，也是徒劳。若是明日再败，将军更必死无疑了。将军不忍，我等只好改投唐军，以保活命。”
史朝义心知他们所言非虚，于是点头应允。
夜深，骆悦等人率众杀人史思明的住处，骑马欲逃的史思明中箭落马，被生捉活擒。他问何人造反，骆悦等人便说是史朝义，史思明立时醒悟，遂颤声说：
“我白天讲的话太重了，请他不要见怪。我只是说说而已，怎会真的杀他？”
骆悦等人只是冷笑。他们先把史思明关在柳泉传舍，向史朝义复命，接着便把史思明缢死，拥立史朝义当了皇帝。
安史叛军是乌合之众，是一群豺狼，处在这样一个道德薄弱的圈子里，每一个人都是危险的。
小人的本质
看不清小人本质的人，总是陶醉在自己一帆风顺时他们的巴结谄媚上，甚至轻信小人的信誓旦旦和所谓“良心”，一旦自己遭殃，他们的面目彻底暴露，悔恨．已然不及，其中的痛处又添小人的落井下石，尤难忍受。在这方面，不能对小人抱有任何幻想，小人爬上高位、赚取利益，靠的就是这种卑鄙伎俩。
寇准做宰相时，他手下的丁谓对他毕恭毕敬，做事也十分勤劳。寇准对他印象不错，时有赞誉之词。
一次，寇准又提到丁谓，朝中的另一位重臣李迪就对他说：
“大人如此嘉许丁谓，可有何根据？”
寇准一一列举丁谓的表现，他还特别强调说：
“丁谓敬畏长官，言语谨慎，惟命是从，从未有失当之处。”
李迪微微一笑说：
“你贵为宰相，谁敢逆你之意呢？丁谓身为下属，做到此节应是当然，大人何必独对他看重？”
寇准哈哈一笑说：
“丁谓深知我心，才堪大用，难得他又进退知趣，这可不是不深敬我的人可以做到的，我能不喜欢他吗？”
李迪脸色凝重起来，只道：
“察人当察心啊，大人看人还是慎重为好，不要轻下断言。”
寇准有些不快。李迪事后对家人说：
“寇准忠正无私，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他虽说不喜谄媚，内心还是喜欢让别人感激他，让别人惧怕他的权势。我看丁谓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抓住了寇准的弱点了。”
家人向李迪说：
“大人既是看出此节，为何不直接对寇准说呢？你们交情不错，你应该提醒他啊。”
李迪为难道：
“寇准为其迷惑，丁谓的为人也没有暴露，此事留待他日吧。”
寇准有意提拔丁谓做参知政事，李迪知道后，他于夜间拜见寇准，直言劝他说：
“丁谓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大人不该重用于他。如此之人倘若掌握权柄，定会干下忘恩负义之事，大人到时悔恨是小，只怕反受其害啊。”
寇准眉头紧皱，目光闪烁不定，最后，他仍是自信地说：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依我看来，丁谓决不致此啊。再说我身为百官之首，他终是我的部属，量他也不敢胡为。”
丁谓当了参知政事之后，对寇准事若父母，更为恭敬小心。一次在政事堂的宴会上，丁谓不小心把菜汤溅到寇准的胡须上，丁谓不避众人，急忙起身为寇准擦拭，寇准亦觉不妥，遂笑着说：
“你是国家大臣，不该为官长擦拭胡须。”
丁谓嘴上称是，心里却恨寇准让他难堪。李迪又以此事劝寇准防备丁谓，他重声说：“丁谓此举，分明是小人行径，大人不可再轻信他了。”寇准听之一笑，轻轻摆手说：“他也是好心，只是行为不雅，我已提醒他了，还能怎样？”
澶渊会盟之后，因王钦若进谗，寇准被宋真宗解除了宰相之职。面对失势的寇准，丁谓全没有了伪装，公开上奏书弹劾他，以至让寇准一贬再贬。
乾兴元年（1022年），寇准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不久之后，丁谓也获罪被流放南方。丁谓经过雷州时，寇准派人把一只蒸熟的羊放在他途经的边界上，说是给丁谓吃。寇准的家中仆人却愤愤地说：“丁谓狼子野心，害大人如此，大人应该报仇雪恨，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呢？我们不服啊！”
寇准眼里含泪说：“我悔不该重用此人，不听人劝。丁谓小人一个，又遭如此报应，真是苍天有眼，我哪里会和他一般计较呢？”
不可自暴自弃
受过小人伤害和打击的人，如果心志不坚定的话，也极易沦为小人。清楚了这一点，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小人的认识。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国册封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刘豫是怎样由宋王朝的高官而沧为金国的走狗的呢？让我们看看他的经历吧。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他被任命为殿事侍御史，执掌仪法，纠举百官违失。刘豫少年时品德不佳，曾经偷窃同学的白金孟和纱衣。后来刘豫虽是悔改，可攻击他的人还是揪住这件事不放，一再向皇上弹劾他。
刘豫十分气愤，他直接找到皇上说：“少年愚劣，以致干下错事。这些年我每思前事，痛悔难已。现在朝臣以此攻击我，我除了伤心之外，更觉他们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啊。谁没犯过错呢？他们为何抓住我不放？分明是我在其位，多有得罪他们，他们要将我赶下台。”
宋徽宗听之一笑，安慰他说：“你的那点错处，不提也罢。这件事我知道了。”
刘豫走后，宋徽宗暗笑不止，他对自己的妃子说：“刘豫原是小贼，群臣不说，我哪里知道呢？”
妃子亦笑，口说：“陛下还想重用他吗？”
宋徽宗收敛了笑容，良久方道：“重用此人，岂不招天下耻笑？他的丑事虽不为大，可一旦人人知晓，就另当别论了，我不能落个重用贼人的名声。”
刘豫自觉有了皇上的支持，对那些弹劾他的大臣便寻找他们的错处，那些大臣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只说：“凭你一个小贼出身，皇上会相信你吗？我们个个都出身高贵，断不能受你的侮辱。”
两者较量，刘豫总是败下阵来，反遭皇上屡屡指责。刘豫心中更恨，他对家人诉苦说：“我本不是个君子，现在我更知做小人的好了。他们道貌岸然，哪个干的坏事不比我年少时的劣迹要坏上千倍呢？皇上却偏袒他们，可见为恶须为大，恶小反是殃啊。”
不久，刘豫上书谈论礼制问题，宋徽宗一见便怒，口说：“一个小贼出身的河北老头儿，也敢妄谈礼仪制度，可是笑我朝廷无人吗？”
他不容刘豫分辩，就将他贬为两浙察访使，后又被贬为河北提刑。
刘豫连遭打击，小人性情渐渐暴长，他总是怨恨皇上和群臣对己不公，他甚至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来。
金国南犯之时，刘豫不恨反喜，他闻讯饮酒不止，且快活地说：“报应！这是上天的报应啊！皇上昏庸，群臣奸小，这样的王朝怎会有好下场呢？”
刘豫的狐朋狗党于是在旁附合说：“大人久受压抑，时下当是大展鸿图之日，朝廷不仁，大人自没有理由尽忠报国，我们该好好地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啊。”
建炎二年（1128年）冬天，金军围攻济南。金人派人劝降，对刘豫百般引诱。刘豫犹豫之际，他的死党张浃便对他说：“大人忘了昨日之辱了吗？你屡遭贬斥，群小仍不放过你，你若不另寻他路，只怕日后祸事更大。”
刘豫脸上铁青，怯声道：“我非恋主，只因此事关系太大，故难决断。”
张浃阴声一笑，低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只要大人位尊权重，天下人还敢胡言乱语？”
刘豫主意定下，于是决定谋反。他杀了将领关胜，欲带全城百姓投降金国，只因百姓皆不听命，他才只好自己亲自援绳索缒下城来和金人缔结和议。金人十分赏识他的奴才相，于是让他当了伪皇帝。
人性的堕落
事实上，封建官场的君子少之又少，固是与君子的不仕有关，也与官场的不容和排挤密不可分。官场的“染缸”作用更不可低估，许多人正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和怀着善良的心理而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甚至丧失了人性。犯下滔天罪行。
封建时代的为官者，不乏满怀壮志雄心之人，他们为民请命、忠心为国，其结果却往往志不得伸，有的还被奸人所害，背上种种罪名。有鉴于此，认清封建官场黑暗的君子才会拒不入仕、辞官不做、隐居修身。在他们看来，当官不仅会败坏他们的清名，更会腐蚀他们的思想，动摇他们的意志，这与他们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官场的君子少之又少，固是与君子的不仕有关，也与官场的不容和排挤密不可分。封建官场的“染缸”作用更不可低估，许多人正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和怀着善良的心理而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甚至丧失了人性，犯下滔天罪行。
阮大铖是明末的大奸臣，他迫害忠良，依附魏忠贤，干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探究阮大铖的发迹史，初入仕时的一次经历，令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巨变。
天启初年，阮大铖在京为官，在其居丧归家期间，他仍和同乡人御史左光斗多有书信来往，互相唱和。一天晚上，魏忠贤的死党上门求见阮大铖，对他神秘地说：
“左光斗乃魏公公的死敌，听闻你与他素来友善，特来规劝。”
阮大铖此时一脸正气地说：
“左御史为人光明磊落，堪称仁人君子，和这样的人交结，阮某一直引以为幸，倒不知此事与魏公公何干？”
那人冷冷一笑说：
“你文才卓著，想不到也是这般愚钝。魏公公能看上你，自是希望你能和他联手，共同对付左光斗等人，这对你的前程大有好处。”
阮大铖亦是一笑道：
“大丈夫焉能干出卖友求荣的勾当呢？我们君子之交，绝非你等所能想象的，我劝你就别废口舌了。”那人却不生气，只道：“你入仕为官，可是为何？”阮大铖冷眼相对，却不回话。那人接着长声说：“你素有抱负，想必要博得声名卓著，可你现在身在官场，当是大错特错了。官者重利不重名，重亲不重贤，这是千年不变的事，你能改变它吗？再说，若是你站错了方位，跟错了人，你的命都将不保，又何来声名呢？”
阮大铖愤然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阮某一心向善，最重刚义，焉能和你们同流合污？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若是让我不仁不义，却是万难。”
那人气极色变，恨声道：
“如此说来，我这就告辞了。”
他怒冲冲地离去，阮大铖仍是心潮血涌，连道无耻。
天启四年春季，吏部都给事中空缺，阮大铖依次应当迁任，左光斗便招他回朝。二人相见甚欢，畅饮夜深方散。
当时，朝中掌握荐举大权的是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他们素有君子之名，都和左光斗十分友善。令阮大铖想不到的是，赵南星等人对他并无好感，他们想要任用魏大中，便把他补任于工部。
阮大铖探知此中来由，十分愤恨。他上门去找左光斗求助，左光斗便劝他说：
“此事我亦不知，不过事己既此，你就暂且宽心吧。朝廷有朝廷的法度，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我怎好出面周旋呢？只要为朝廷尽忠，相信你不会过多计较。”
阮大铖悻悻而归，其家人见他长叹不止，阮大铖便苦声说：
“我原指望左光斗为我说句公道话，却不想他也推三阻四。赵南星等人都是他的密友，此事他能不知？君子之名，原竟如此吗？”
其家人在旁道：
“官场本来这样，只怪你单纯幼稚啊。你是做官的，就不该要什么虚名。你前时拒绝了魏公公的美意，如今只有他能帮你。”阮大铖似被点醒，却又一叹说：“和那些小人交结，终非我之所愿。”他一夜未寐，第二天仍在犹豫。三天过后，他对家人说：“我想通了，没有了官做，我还有什么呢？非我不仁不义怎奈身不由己呀。”
他亲自上门拜见魏忠贤，卖身投靠。魏忠贤大喜过望，遂命太监搁置任用魏大中的奏疏。在魏忠贤的运作下，阮大铖得偿所愿，进入了吏部。从此，阮大铖依附于魏忠贤，成了他的死党。
屡受挫辱的韦昌辉
小人的忍耐和君子的忍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暂时屈从只是为了他日的报复，他们的谄媚也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心中的仇恨。这一点，纵然许多奸诈之辈也被瞒过，可见他们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心计亦毒，正人君子更要认真识别，严肃对待了。
韦昌辉是太平军的北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后，他成了仅次于东王杨秀清的实权人物。在天京事变中，他嗜杀成性，致使天京血流成河，最后祸及自身，落得身首异处。
韦昌辉的凶残，是他长期忍辱之后内心仇恨的总爆发。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初，韦昌辉主管军事，立下不少战功。杨秀清见其功大，惟恐难以驯服，于是将军事指挥权转交给了翼王石达开，为此韦昌辉深恨东王。
韦昌辉的手下曾劝他找天王理论，韦昌辉总是大声喝斥他们，严加阻止；有人为他鸣不平，他也是从不支持。且说：
“东王知人善任，非凡人可比。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天国的大业，我拥护还来不及，又有何不平呢？”
杨秀清曾因追查北王失职之事，将韦昌辉杖责数百，令他几天都不能起床。他的心腹手下气之不过，泣泪说：
“东王假公济私，欺人太甚，王爷甘心受辱，我们也蒙羞啊。只要王爷说一句话出来，我等愿为王爷赴死。”
韦昌辉奸险过人，他自知东王势大，此时若是不做忍耐，只有凶多吉少。他咬紧牙关，不仅不做任何抗辩，还处处对杨秀清表示恭顺，装出十分惧怕的样子。每见杨秀清的轿子一到，韦昌辉总是第一个抢先上前，扶轿迎接，陪笑垂首。杨秀清无论说了什么，他都是跪下谢恩，口道：
“四兄言语高妙，启人心智，小弟愚钝无知，听之何幸！还望四兄严加教诲。”
一次，韦昌辉的兄长为房屋之事，和杨秀清的妻兄发生争执。韦昌辉得知此事，忙教兄长给人赔礼，他还十分惊慌地说：
“东王势力熏天，为人严厉，他若生气怪罪，连我都要遭殃。和身家性命相比，区区房产又何必计较呢？”
他的兄长不服，争辩说：
“你身居北王高位，却如同东王的奴仆，这点小事你也怕成这样，我真为你感到羞耻啊。我没有理亏之处，自不会向他认错。”
杨秀清想杀韦昌辉的兄长，韦昌辉一句争辩之词也没有说出。杨秀清让他亲自给他哥哥治罪，韦昌辉恨得牙根直咬，嘴上却说：
“如此小人，杀之也不足以泄愤。他罪恶滔天，合该五马分尸，只怕这样也不能警示众人呐。”
韦昌辉的表现，杨秀清十分满意，他自以为韦昌辉完全被自己压服了，对他便放松了警惕。
曾有人劝杨秀清不可轻视北王，还分析他的用意说：
“以北王的个性，他决不会如此真心乖巧的，北王向来奸险，这其中必有图谋。”
杨秀清蔑然一笑，自负道：
“算他知趣，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啊。他若有异，焉能骗过我的眼睛？”
韦昌辉迷惑住了杨秀清，更不忘在天王洪秀全面前以表忠心。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时，韦昌辉嚎啕痛哭，乞求“天父”让自己代受刑罚。洪秀全向“天父”认错，韦昌辉抢先说：
“二兄何错之有？都是我们做弟弟的错啊。我们自知错处太多，请天父重罚。”
洪秀全也认为他忠诚可靠了。
咸丰六年六月，杨秀清逼封万岁，韦昌辉表面赞成，背后却对洪秀全说：
“东逆目无天王，妄自尊大，狼子野心已然昭昭，此贼不除，天国必毁其手。二兄若能颁下诏旨，臣弟定能诛杀之。”
洪秀全没有立即应允。后来韦昌辉被东王派往江西，他接到天王密诏回京救驾时，韦昌辉多年的积怨不可遏制，他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残忍好杀的本性，不仅把东王杨秀清全家杀光，而且还残杀了两万多无辜将士。洪秀全意识到韦昌辉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全体天京军民也认清了韦昌辉的凶恶面目，在洪秀全的带领下，韦昌辉终被铲除，他的尸体被分割成碎块，挂在天京城内示众。
小人的忍耐和君子的忍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暂时屈从只是为了他日的报复，他们的谄媚也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心中的仇恨。这一点，纵然许多奸诈之辈也被瞒过，可见他们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心计亦毒，正人君子更要认真识别，严肃对待了。
求人不如求己
曾国藩给受太平军围困的弟弟写信说：“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总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曾国藩曾经教导部下说：“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本事，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以为自己有本事，只能反受其害。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从自身出发，靠自己的本事打天下。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帮助和扶持上。曾国藩自己虽然强调人多好办事，曾说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因为自己立得住，别人自然而然就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是无济于事。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子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在宦海浮沉的一生中曾国藩也饱尝了人情冷暖。他与左宗棠、沈葆桢都由挚友而变成竞争对手，互相攻击，形同陌路。即使是对他铁心不二的李元度，兵败后也背离他投奔王有龄。饱经世态炎凉，曾国藩也越来越明智。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一天晚上，他与好友冯树堂在一起谈论人际关系，他在日记中写道：“夜与树堂谈人情世态，言送人银钱，随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轻重，父不能以代子谋，兄不能以代弟谋，譬如饮水，冷暖自知而已。”在危急的时刻，不仅亲朋无法真正帮助自己，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能代替自己，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在曾国藩经历的事情中，有一件事让他对此领会最深。
同治元年（1862），曾国荃孤军进驻雨花台，打算围困天京，夺得头功。但他手下仅有两万人，要夺取这座坚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不久，李秀成奉命率30万大军来到城下，将曾国荃团团包围，血战四十多天。以两万人对十几倍的对手，眼见要遭受灭顶之灾。曾国荃一天发十几封信，四处求救。曾国藩见亲弟弟马上就要被吃掉，心中忧急万分，急令鲍超、多隆阿等部速来救援。但鲍超被杨辅清阻在宁国一带，正在激战之中，自身难保。多隆阿则对曾氏兄弟久怀不满，拒绝赴援。湖广总督官文正准备让多隆阿入陕平定另一股农民军。曾国藩闻讯急得直跺脚，他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说入陕之敌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足矣，天京之敌比陕西何止百倍，请其将多隆阿追回。官文却置之不理。
曾国藩虽贵为统帅，却也莫之奈何，只好写信给自己的兄弟，让他顶住。九月一日，他在信中说：“军事呼吸之际，父子兄弟不能相顾，全靠一己耳。”九月十三日，他又写信说：“危急之际，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仅隔十余日，又写信重申了两遍：“危急之际，惟有专靠自己，不靠他人为老实主意……总之，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着。”
从其急切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无可奈何的情态。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也只有真正面对、承认这样的事实，才有可为。在他的激励下，曾国荃发了狠劲，硬是顶住了李秀成的猛攻，激战四十多天，最终迫使李秀成撤兵。当太平军撤退时，曾国荃转守为攻，尾随追击，大获全胜。曾国荃因为顽强，被太平军称为“曾铁桶”。他一战成名，从此飞黄腾达，势不可遏，终于把天京城攻了下来。
经过这件事，曾国藩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之所以不敢自立称帝，除了忠心之外，对部下的反复有疑虑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不过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求人不如求己，的确是人生的铁则。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引用郑板桥的题画诗说：“还将竹作篱笆，求人不如求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其实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世人多不足信，凡事要靠自己。”自己的命运不可寄托在别人身上，如果你自己是软泥，没人能把你扶上墙。想做成不一般的事业，就要有不一般的意志，要比一般人更坚强。三、古圣先贤观人的术孔子与鲁哀公论辨识人才
孔子对于人物的品评，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人能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识大体。以此为根据，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五个层次。
在《荀子·哀公》篇中，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讨论辨识人才的问题。
孔子说；“人可分为五品：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
鲁哀公问孔子道：“请问如何行事才算是庸人呢？”
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庸人，嘴里说不出有道理的话，心里不知思虑，不懂得选择贤能善良的人来分担自己的忧困；行动没有目的，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每天都在忙于选择事物，却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贵，盲目跟从外物的驱使，却不知自己应该有个什么归宿，放任利欲浸害自己的本性，心情日趋败坏。像这样行事，就算得上是庸人了。”
哀公说：“好。请问如何行事算是士呢？”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士，虽然不能穷尽各种道术，但总要有所遵循；虽然不能事事做得尽善尽美，但总要能够落实。所以士对于知识并不求多，而是追求所掌握的知识达到精的程度。他们对于言语也不求多，而是追求使自己讲的话精当。他们还不妄求多做，而是追求用最恰当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对于他们，知识既然已经取得了，言语既然说出来了，行为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好像是性命、肌肤不可改变一样。因此，富贵并不足以替他增加什么，卑贱也不足以损害他什么，能够这样行事的，就称得上是士了。”
于是哀公又问孔子如何行事才算是君子。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君子，说话讲求忠信，但内心并不以道德高人一等自居；行为讲求仁义，但并不露出得意的神色；思考问题明白练达，但言辞并不锋芒毕露，这样就让人觉得谁都能够比得上他似的。这就算是君子了。”
尔后，孔子又向哀公讲了贤人的标准，就是“行动合乎规矩，又不觉得本性受压抑，言语足以为天下效法但却能保证自己不为人言所伤，掌握着天下的财富，但却没有不义之财，恩惠遍及天下而自己又不用为贫困所忧虑，能做到这些，就算得上贤人了。”
接着孔子又向哀公讲述了大圣的标准，他说：“我所说的大圣，是通达大道、有无限的应变能力、明了万物情性的人。大道，就是借以变化而造就出万物的法则；情性，就是生来如此，难以变换的本性。所以，他要做的，是辨别天地间的万物，他对事物的明察洞悉就好比是日月，他还要像风雨一样普施于万物。他的态度虽说足平平和和，但他的行为是不可仿效的，就好像是天的儿子，他的行为是人们不可理解的，百姓们浅薄，所以不可能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事情，这样的人，就叫做大圣了。”
孔子对于人物的这段品评，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人能不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识大体。以此为根据，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五个层次。应当看到，在这些层次之间固然有精有粗的差别，更有大道与小道的差别。其实，在孔子看来，鉴别人的标准，与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标准是一致的。孔子树立起这个一般的对人的衡量标准实际上是期望人们对于人生都有一种理性的自觉。
李克“识人五要”
辨析人物的五个要点是：平居时与谁亲近？富裕时与谁共享？显达时举用何人？困苦时何事不为？穷乏时是否苟取？
魏文侯为宰相人选所苦，请教宾客李克：“先生曾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如今要立宰相，您认为魏成子与翟璜，谁比较适合呢？”
“‘位低者不应插手位高者之事，外人不应干涉主人的家务事’。因此我不能回答公侯的问题。”
“请先生不要如此客气，给我一些指点。”
“我并不是客气，而是希望公侯能自己判断后加以决定。辨析人物的五个要点是：
1．平居时与谁亲近？
2．富裕时与谁共享？
3．显达时举用何人？
4．困苦时何事不为？
5．穷乏时是否苟取？
对照这五点，决定人选，又何必问我的意思呢？”
文侯道：“我懂了，先生回去吧！寡人的宰相决定了。”
李克退出后，经过翟璜的家，说起文侯问宰相选任之事，翟璜急急询问：“文侯决定用谁？”
“当然是魏成子。”
翟璜很生气地道：“我到底哪一点输给魏成子呢？当初就是我把你推荐给文侯的呀！”
“你推荐我给文侯，是想借此形成派系，培养势力，全出于私心。文侯问我该选谁当宰相时，我只告诉他判断人物的五大要点，请他自行判断。我也由此知道魏成将当宰相。原因很简单：魏成将俸禄的9／10用在礼贤下士上，只留1／10作为家用，所以能礼聘到卜夏、田子方及段干木三人，成为君主的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都不过是普通的臣子。你怎能跟魏成相提并论呢？”
翟璜愧疚无比，并为自己的私念陪罪。
辨才识真不为其惑
“欲先知人，必先自知”，要取得较为准确的考察结果，首先必须精心选择考察人员，如系领导者自己亲自参与考察，尤其需要自我反顾，评价一下自己的考察业务是否熟悉，考察方法是否正确，思想方法是否端正等。
知人之难，难就难在人之才德往往表里不一，名实不副，常常外拙内秀而寓奇才，貌似精明却又未必有真才实学。即使是众口一词，褒誉有加者，也可能是虚负盛名，其实难副。孟子就曾经对齐宣王说过：“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末可也，国人皆日贤未可也，然后察之，见贤也，然后用之。”又说：“左右皆日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也，然后去之。”不管左右的人怎么说，也不管国人怎么说，都必须决定取舍于考察之后，只有“先望实而后资考”，才能识其真貌，不为其假相所迷惑。所以，古人说：“德必核其实，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实，然后授其事；功岿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事，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那么，怎样核其真，避其惑呢？
一戒“爱恶之惑”。
在对人的考察中，受个人情感的影响经常发生。它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情绪效应，即考察者当时有情绪状态可以影响到对考察对象的评价。比如，考察者心情舒畅、愉快，则容易对对方形成良好的印象；反之，则可能对同样的人产生不同的印象，甚至产生不可思义的评价差异。二是投射效应。即在认识他人或对其形成印象时，以为他人也具备与自己相同的情形，亦即“以己度人”，尤其是当对方的某些身份特点，如年龄、职业、籍贯、性别、社会地位与自己相仿时。人们经常看到，富于攻击性的人，通常认为别人也生性好斗；疑心很重的人，觉得别人也不怀好意；而心地善良的人，往往不相信有人要加害于他。这些都是投射效应的表现。三是心理相容效应。即过分地肯定个人的本质、事件和行为，常常按照“勿忘友情”的原则办事，轻率地给工作马虎的人作出良好的鉴定。四是需要偏好和迎合效应。即下属根据领导者的好恶，投其所好；根据领导者的需要，送之以礼；根据领导者的偏好，趋之以行，以取得领导者的好感。五是接近吸引。即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喜欢生活在自己周围的人，而不怎么喜欢距离较远的人。其原因就在于“相同刺激的反复接触会导致对对方的极大吸引力”。通俗地说，和某一个东西接触多了，自然就会产生好感。六是移情作用。即他人之爱若与己同，即移爱乎人。亦所谓“爱屋及乌”；他人之爱若与己异，即恶乎人，心存反感。
这种“爱恶之惑”对知人、察人是极其有危害的，它不仅看歪了一个人的才德，而且极容易形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常现象，更为那些钻营拍马者造成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戒除。
二戒“偏颇之缪”。
察誉偏颇，在日常对人的考察中多有发生。一是从众效应。即不加调查分析，单纯听取“群众反映”。二是人际障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在群众推荐这个层次上，由于人与人之间是直接的利益关系，群众反映的主观随意性就特别大。二是在组织考察这个层次上，考察者与被考察者之间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由于群众反映所产生的成见效应，以及考察者主体的障碍，使其判断往往具有主观性、盲目性和从属性。三是先人为主。即在与他人接触中，初次见面所产生的印象；或是在考察中，最初听到的“群众反映”所产生的印象，往往非常深刻，并由此而占主导地位。四是传统习惯。即由于考察对象的行为违背历史习惯或地区习惯，而得不到群众理解，因而在考察中多受贬责，而得到较差的评价。五是宗法观念。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宗法一体化的独特结构，尤其是在宗法观念较强的地区和单位，族长、家长、大师傅、老领导的观点对群众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在对人的考察中，“群众”反映的情况常受其制约，形成某种“一人评价众人随”的状况。
“知人者，善于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为防止“察誉偏颇”，必须根据考察对象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具体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重事实。暂时实在摘不清者，可稍缓时日，多听多看，再作了解。
三戒“同体之嫌”。
“同体之嫌”在人才考察工作中，是经常碰到的。具体表现为：一是文人相轻。因才学相同，职务相同，境况相同，而在工作中或个人的奋斗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一旦有人来考察对方，则乘机贬责。尤其是产生过矛盾者，更是乘机攻击，大讲坏话。二是同类相护。因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遭遇，共同的爱好或共同对“敌”需要，常在考察中扬善抑恶，相互吹捧，以达“一荣俱荣”的目的。三是仁慈效应。因考察对象在同类相争的“两派”中保持中立，因而得到“两派”在攻击对方的同时对“中间人”的赞誉，这种赞誉不是出自对考察对象的内心敬佩，而是出于攻击对方，寻求支持的目的。另外，由于某些同伴长期得不到任用，也有出于同情而过分褒扬考察对象品质者。
“同体之嫌”不可避免，但需正确对待。尤其是在考察中，必需确实掌握人际之间的亲疏关系，结合其矛盾背景，分析评价考察对象的才德。
四戒“申压之诡”。
“申压之诡”在现实考察工作中应予以特别注意，尤其是下述四种情况更应高度重视。一为只见“松柏”，不见“丰草”。原因显然，松柏枝叶茂盛，遮天蔽日，阳光和水分尽为其收。而小草“不见天日”，“穷途潦倒”，当然无法生长。人亦同理。二为社会承认危机。名人声赫，片言千金，捧扬者愈多；而许多不知名者，自呈机会难得，即使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也难为社会所承认。加之，商品意识的影响，多有假借名人投机盈利；而不知名者，其名值低，难以称名盈利，更无人问津。三为庸俗势利眼光。由于荣耀备至，趋就者益多；由于权势可用，攀附者争先；由于盛名可借，推崇者比肩。之所以如此，无非借名沾光而已。一旦其身败名裂，附就者便树倒猢狲散。而对于那些不知名者，更是无人一视，任其“自生自灭”，因其实在是无推崇附就之价值。四为社会刻板印象。由于某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知名度，而“一好遮百丑”一；由于某团体出了一两个知名人物，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那些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便“毫无”可褒之优，即使有一点小小成就，人们也习惯于归结于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与其本身似乎无多大关系。
上述种种“申压之诡”，是知人识人的重重弊端，它使名人名声更响，使遭受压抑者处境更抑，甚无出头之日。所以，对于一个精明的领导者和考察者，更应善于冲破“名人”光圈，从“流沙”中淘出真金，从“污泥”中捧出明珠。
五戒“言无不疑”。
这种“言无不疑”的现象，完全是由于考察者主体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具体来说，它取决于考察者三方面的素质：一是品质素质。品质素质是指考核者由于思想品德的原因而造成的对考核结果的多疑。如考核者带有个人好恶或者秉承某些领导的主观意志去考察，凡不符考察者本身看法的反映，或不符某些领导者的主观意志的反映，一概予以怀疑，甚至否定。二是专业素质。专业素质是指由于考核者自身专业能力弱而造成对考察对象专业能力强的怀疑。他们不理解专业工作中发现、发明的艰险，不理解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常常看低或怀疑考察对象的专业水平。三是业务素质。业务素质是指考察者本身的考察工作业务能力。由于考察者对本职工作业务生疏，加之思想水平较差，既无好的考察方法，又无好的分析研究水平，任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怀疑一切考察结果，似乎患了一种“多疑症”。
由此可见，“欲先知人，必先自知”，要取得较为准确的考察结果，首先必须精心选择考察人员，如系领导者自己亲自参与考察，尤其需要自我反顾，评价一下自己的考察业务是否熟悉，考察方法是否正确，思想方法是否端正等。
识才不可太心急
有些人才暂时没有显露出才干，做领导的不要急，要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耐心等待一下。小聪明随时都可以表现出来，但大智慧却要有特殊的时机才能显露。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看中的人绝对错不了。”
战国时，齐国的靖郭君田婴有个门客，名叫齐貌辨，此人平时大大咧咧，不拘小节，门客们都讨厌他。可是靖郭君格外器重他，以上等宾客待他。
几年以后，齐威王驾崩，由田婴的异母兄宣王即位。田婴跟宣王合不来，于是就离开首都到自己的封地薛地来住，齐貌辩也跟他一同到了薛城。没多久，齐貌辩对田婴说：“我想去晋见宣王。”
田婴说：“君王既然很讨厌我田婴，那你此去岂不是找死！”齐貌辩说：“臣根本就不想活，所以臣一定要去。”田婴也无法阻止，于是齐貌辩就去见宣王。
齐貌辩到了齐国首都临淄，宣王很早就知道他来，他满心怒气地等着齐貌辩。齐貌辩拜见宣王后，宣王首先问他说：“你是靖郭君手下的宠臣，靖郭君是不是一切都听你的呢？
齐貌辩回答说：“臣是靖郭君的宠臣并不错，但要说靖郭君什么都听臣的那倒未必。例如当君王还是当太子时，臣曾对靖郭君说：‘太子长一副不仁相貌，下巴太大，看起来好像一只猪。让这种人当国王，施政必然违背正道，所以不如把太子废掉，改立卫姬之子效师为太子。’可是靖郭君竟然哭着对臣说：‘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不忍这样做。’假如靖郭君是一切都听臣的话，那么靖郭君也不会遭受今天这样的迫害，此其一。
当靖郭君到了薛城，楚相昭阳要用几倍的土地来换薛地，我又向靖郭君说：‘一定要接受这个请求。’靖郭君说：‘从先王那里接受薛地，现在即使与后王关系不好，如果把薛地交换出去，将来死后我向先王如何交待呢？况且先王的宗庙就在薛地，我难道能把先王的宗庙交给楚国吗！’又不肯听从我的。这是第二件事。”
齐宣王听了不禁长声叹息，脸上颜色变了，说：“靖郭君对寡人的感情竟然深到这种程度啊！我太年轻了，很不了解这些事情。您愿意替我把靖郭君请回来吗？”齐貌辨回答说：“好吧。”
靖郭君穿戴上齐威王赐给的衣服帽子，佩带赐给的宝剑，齐宣王亲自到郊外迎接靖郭君，望着他哭泣。靖郭君到了朝廷，齐宣王就请他做国相。靖郭君表示辞谢，不得已才接受了。七天以后，又以有病为名坚决要求辞职，三天以后齐宣王才答应了他的要求。
此时此刻，应该明白靖郭君有知人之明啊！自己能够了解别人，所以即使有人非议那个人，他也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这也就是齐貌辨之所以置生死于度外、乐于解忧患、急于救人危难的原因。
齐貌辨果然不负靖郭君的器重和信任，以卓越的口才与谋略使自己的主人挽回了一切。齐貌辨对齐王先是沉默，这样可以先揣摩齐王的心理，静候齐王开口以找到机会。当齐王开口就说到靖郭君是否对齐貌辨言听计从时，齐貌辨终于找到机会，把自己一番丑化，从而衬托出了靖郭君的忠心和伟大来。这实际上是游说中的苦肉计，通过污损自己来换取信任，来达到目的。
让一个人甘心为自己赴汤蹈火、肝脑涂地是很不容易的，这既需要物质上的接济帮助，更需要心灵上的肝胆相照、心心相印。“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
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有些人才暂时没有显露出才干，做领导的不要急，要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耐心等待一下。小才随时都可以表现出来，但大才、奇才却要有特殊的时机才能显露。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看中的人错不了。”
诸葛亮知人七法
“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日，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日，穷之以词辨而观其变；三日，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日，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日，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日，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日，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诸葛亮认为鉴知人才首先要鉴知人的本性。考察本性要从人的外貌内情两方面进行。两才一致，善也易辨，恶也易辨。但人的外貌与内情往往不一致。“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
因此，诸葛亮提出了知人的七法。“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日，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日，穷之以词辩而观其变；三日，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日，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日，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日，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日，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知人性》）。
这就是说，知人之法有七个方面：一是用是非来考察他，看他意志是否坚定；二是用言辞来为难他，看他应变能力是否强；三是拿策略向他咨询，看他识断是否对；四是把灾难告诉他，看他的勇气是否大；五是用酒色来迷醉他，看他是否失常态；六是让他处理财物，看他为政是否廉；七是交任务让他完成，看他信用是否好。如果志向、变通、学识、勇敢、品性、廉洁、信用七个方面兼备而且皆优，可委以重任。
此外，《歇冠子·道端》以“量人”为题，提出“富者观其所予，足以知仁。贵者观其所举，足以知忠。观其大伴，长不让少，贵不让贱，足以知礼达。观其所不行，足以知义。受官任治，观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惧，足以知勇。口利辞巧，足以知辩。使之不隐，足以知信。贫者观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贱者观其所不为，足以知贤。测深观天，足以知圣。”这既考察德，又考查才智和办事能力，也是考察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
“六正六邪”观人法
为了改变这种表象化的、浅层次的考核人才的方法，有人提出了将官员进行“六正、六邪”的分类。这个分类方法，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
唐代选拔人才，有自己特有的一套办法。据《资治通鉴》载：“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在唐代，选拔人才只有四项标准，即身、言、书、判。“身”这个条件，主要是“取体貌丰伟”，要求的是以貌取人，堂堂仪表。“言”这个条件，主要是“取其言词辩证”，要求的是口齿伶俐，谈吐条理，“书”这个条件，主要是“取其楷法遒美”，要求的是笔力深厚，书技高超，“判”这个条件，主要是“取其文理优长”，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至少执笔可书，文通字顺。
在这套选拔人才的办法中，不仅规定了身、言、书、判这些具体条件，而且还设置了若干必要的操作程序。“始集而试，观其书判”，这大体应算做“笔试阶段”；“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这大体应算做”‘面试阶段”吧。如果说，前面考核的身、言、书、判，只是对人的一般性、表面性的了解的话，那么，“已铨而注，询其便利”的考核已经开始深化了。在这里，注重的是被考核者的反映是否敏锐，思考是否深刻，所要了解的已是人才的内在素质。
经过这样的考核而进入人才队伍的，只能算是领到了“入场券”，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抑或称职的人才，并不是不取决于这种基本上属于静态的考核。任何一个人才的成长历程都说明，这个历程是动态的、复杂的、曲折的。任何将这一过程简单化，以“首因效应”、一定型效应”、“晕轮效应”、“近因效应”等等，来判断人才的做法，都会产生可能的错误。正是为了改变这种表象化的、浅层次的考核人才的方法，才有人提出了将官员进行“六正、六邪”的分类。这个分类方法，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
什么是“六正”？一是事情还没有萌芽，兆头还没出现，就率先清楚地看到危亡的迹象、得失的机要，预先把祸害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的人才，就是“圣臣”。二是竭尽心力操劳国事，每天进献好的意见，用礼义来劝勉领导，把良策告诉领导，领导有好的想法就顺势助成，领导有过失就及时匡正，这样的人才，就是“良臣”。三是早起晚睡，举贤荐才，经常称赞古圣先贤的行为处事，用它来激励领导的意志，这样的人才，就是“忠臣”。四是能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成败，提早防备，设法补救，堵塞漏洞，切断祸源，转祸为福，这样的人才，就是“智臣”。五是遵法守纪，居官处事，不接受馈赠，不追求俸禄，主动辞让赏赐，饮食节简，这样的人才，就是“贞臣”。六是领导昏庸，国家发生混乱，没有阿谀奉承的行为，敢于当面批评领导的过失，这样的人才，就是“直臣。”
什么是“六邪”呢？一是安于做官，贪图俸禄，不办公事，随波逐流，遇事左右观望，毫无主见，这样的人才，就是“具臣”（具位之臣，备位充数，无功德可言）。二是领导说什么话他都说好，领导做什么事他都说对，暗中注意寻求领导喜好的东西献给领导，以此来讨得领导的欢心，用此类投其所好、苟且迎合的手法，来保住自己的官职，与领导一起寻欢作乐，根本不管这样做带来的后果，这样的人才，就是“谀臣”。三是内心充满奸险邪恶的念头，表面上小心谨慎，满口花言巧语，做出讨好领导的脸色，暗地里妒贤嫉能。他想抬举谁，就大肆赞扬那人的优点，掩盖那人的短处；他想排挤谁，就大肆张扬谁的过失，隐瞒其优点，使领导赏罚不当，号令难行。这样的人才，就是“奸臣”。四是狡猾足以用来掩盖过错，诡辩足以用来进行游说，在内部离间骨肉之亲，在外部蓄意制造混乱，这样的人才，就是“谗臣”。五是手握大权，专横跋扈，颠倒是非，结党营私，伪造圣旨，以示尊贵。这样的人才，就是“贼臣”。六是用花言巧语哄骗领导，使领导不能辨别是非，将领导陷于不义，私结党羽，狼狈为奸。这样的人才，就是“亡国之臣”。
张居正选才六原则
张居正是明朝中期一位致力于经济改革的人，也是明朝政绩最为突出的宰辅。明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年）猝死，6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张居正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掌权。张居正重视用人，并且突出选才公平的原则。
张居正认为：“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口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于乏才，误矣！”指出了选才者往往以偏见与个人利益干扰选才，造成才不堪用，反而归咎世上缺乏人才的社会通病。
如何纠正这种偏差呢？那就是出以公心，执行公平选才原则，应当是“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这样，不论是否亲故乡里，也不管以前有无过错，只要是为国效力、为君尽忠者，都可以任用。就可以造成“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毁誉之说”的公平之氛。
张居正认为，要切实做到公平选人、用人，有六项原则是必须遵循的。
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声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
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局限，而要看有无实际才能，特别是不要忽视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
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弃取；
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爱恶的情感；
五是“毋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全面与发展；
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难免有过。不要因一个过错而全盘否定。
张居正在主持漕运整治河道时，了解到一个叫潘季训的人，是一位治水专家。潘季训曾两次受命治理黄河河道，因其主张与其他官员不一致，冒犯了一些权贵，隆庆五年（1571年）被弹劾罢官。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决定再次大规模疏理黄淮。他分析了当年潘季训的治河主张及成败教训，认定潘是治河的最佳人选。他不顾此前潘被弹劾免职，推荐潘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当时张执掌实权，以皇帝的名义“使节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责成。出帑茂及所留折科漕粟八余万斤，不问出入”对于潘季训这位曾被罢官的人，不仅重新起用，而且委以全权，还将八十余万金的治河经费全部交由潘支配。如此信用，使潘季训得以放开手脚，施展才干，由于潘熟悉情况，“确有定见”，终于使治河大获成功。这也是张居正坚持“六毋”选才的成功。
四、性格不同，行事各异奸诈果决的郑武公
郑武公牺牲了女儿的幸福，换来了领土的扩张。欲擒故纵，牺牲女儿与关其思，故可以成事功。由此看出郑武公是一个纯奸的人，这种人的特点是心机深藏与心胸豁达，由此去鉴别他们，即可知其成就。
春秋时期，郑国的郑武公是一个足智多谋、穷兵黩武的人，他要扩张地盘，便打邻邦胡国（即后来的匈奴）的主意。
但当时胡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勇猛善战，用武力固然不容易，想政治渗透也不可能，因为胡汉不相往来久矣。郑武公实施长远战略，派了一位使者到胡国去，说要攀个亲，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王。国王自然欢喜，立即答应了。郑武公就做了胡国国王的岳父，把女儿嫁到胡国。
这位新夫人到了胡国，很得国王喜爱，日夜亲爱，连朝也懒得上了，对国家大事置之不理。郑武公暗自高兴。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商议着要开拓疆土，向哪一方进攻。
大夫关其思说：“以目前形势看，要扩张势力，相当困难，各诸侯国都有攻守同盟，一旦有事，团结一致对敌。惟有一条路可以试一下，那就是向‘不与同中国’的胡国进攻，既可得实利，名义上又可替朝廷征讨外族。”
这个提议与郑武公不谋而合，也说到了他的心里。但郑武公一听，立刻反问：“你难道不知道胡国国君是我的女婿吗？你怎么敢挑拨离间？”
关其思继续大发议论，口沫横飞地说出一大套非进攻胡国不可的理由，特别强调，国家大事，不可牵扯儿女私情，国君应为国牺牲个人利益之类的话。
“狗屁！”郑武公发火了，厉声斥责他：“你要陷我于不仁不义吗？你想让我女儿守寡吗？好吧，你既然有兴趣叫人做寡妇，就先让你老婆尝尝滋味吧！来人！把这家伙斩了。”
其实郑武公心里早已不顾女儿的前途和幸福，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慈父心肠，而此不惜牺牲一位大臣。图大谋，舍亲利。郑武公纯奸如此，所做所为极具欺骗性，方放松警惕。
果然，关其思被斩的消息传到胡国，国王对这位岳父大人感激不已。更加纵情声色，渐渐地连边防都松弛下来，就是郑国的情报人员也可自由出入。
郑武公认为时机成熟，突然下令，挥军进攻胡国。郑武公向群臣解释：“兵不厌诈，这是欲擒故纵的计谋呀！我对胡国早有主意，牺牲女儿嫁给他，是为探其国防秘密，斩关其思是为坚定他的信心，使其防备松懈，一旦时机成熟，攻其不备，事成矣。”
郑武公牺牲了女儿的幸福，换来了领土的扩张。欲擒故纵，牺牲女儿与关其思，故可以成事功。
从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郑武公是一个纯奸的人，这种人的特点是心机深藏与心胸豁达，由此去鉴别他们，即可知其成就。领导识人很难克服的一个弱点是个人的喜好，因同性相悦的缘故，忠正刚直的看不到奸诈多变者的长处，奸诈多变者看不起忠正刚直的呆板迂腐，因此，欲成一番事业的人，必须正视“纯奸能豁达者”的特点。
“流氓”出身的汉高祖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刘邦也曾自己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其长处就在善于“将将”。
刘邦是个流氓，决不是今人的定论，西汉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为他“定性”。
刘邦之为流氓，可谓铁证如山。据说，刘邦是他的母亲与神龙交合而生，生有异秉，其父知道他不同凡响，就取名为邦。但长大以后，这位龙子龙孙却品行不端，不喜务农，整日游手好闲，哥、嫂不愿与其同过，刘邦的父亲只好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哥哥一样买地置房！”刘邦并未觉悟，还是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白吃。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
一次，刘邦一伙又赖在哥哥家蹭饭，嫂子急中生智，用勺子猛劲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以为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等他送走朋友，回头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腾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受了刺激，从此不再回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其后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但楚军紧迫，刘邦急于逃命，嫌车重太慢，竟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部将夏侯婴看见，急忙把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机，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刘邦竟然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无奈，再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车上，只好把孩子挟在腋下逃跑。俗语说“虎毒不食子”，也许因为刘邦非虎而龙，也就顾不得这条古训了。
楚、汉两军对峙时，项羽俘扣刘邦的父亲在军中做人质，想以此要挟刘邦。项羽此举虽不太正大光明，但两军对垒，似乎也情有可原。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煮成肉羹。”两军将士本以为刘邦会十分为难，情感也都倾向刘邦这一边，谁知大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刘邦根本就不在乎，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若把咱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面对这样的无赖，项羽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夺取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想起父亲当年指责他不如哥哥的话，一时气愤起来，居然当着群臣的面，厚着脸向父亲问道：“爸爸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刘邦历来轻视乃至侮辱儒生，更显出了他的流氓本色。书生郦食其的邻居是刘邦的卫士，郦食其要见刘邦，这个卫士对他说：“刘邦并不喜欢儒生，许多人头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他就当众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如此看来，刘邦是不能“礼贤下士”的了。
以刘邦之德，何以偏偏能成就汉朝大业？如果拿项羽和他相比，或许可以悟出一番道理。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确实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质跃然而出；但刘邦发出的叹息则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也溢于言表。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爽豪阔，塑造了西楚霸王这一令人敬畏的形象。但项羽又多妇人之仁，愿为士兵吸疮疗毒，但却舍不得封官设将，把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授印；对于贤士，更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败而何矣！刘邦却正相反，虽不善带兵打仗，却能从善如流。在攻克咸阳后，刘邦进入秦宫，他见到秦朝壮丽的宫殿、豪华的摆设和如云的美女，早已看花了眼，哪里还想出来。樊哙突然闯进去吼道：“你是想做个富家翁？还是想据有天下？”刘邦像呆了一样，没有反应，樊哙又厉声斥责说：“秦宫奢丽，正是败亡的根本，请您立即还军霸上！”刘邦竟然显出了其无赖的本色，央求樊哙说：“我觉得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樊哙见自己说不动刘邦，只好找来张良，刘邦经不住张良深明大义而又百折不挠的劝说，才出了秦宫。
曹操曾说：“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能否统率10万军队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说：“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
刘邦也曾自己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其长处就在善于“将将”。
在治国方略上也是如此。书生陆贾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高兴，大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犯颜直谏”：“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刘邦居然醒悟，对陆贾说：“那就请您总结秦朝失天下的教训，我得天下的原因。”这样，陆贾奉旨写了《新语》。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
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
精明强干的人，长于随机应变，短在缺乏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的人，深谙静默安处的道理，短在行动迟缓，缺乏机变。汉代李广和程不识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聪明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聪明外向和沉思内秀。
聪明外向的人说了就做，办事干脆利落，迅速果断，手段娴熟老辣，绝不拖泥带水。缺点是较少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思考、凭直觉、经验和性情办事的成分稍重，因本人有力量，也聪明，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但总的来说勇多于谋，深思熟虑较少。这样办事，难免有顾及不到处，也有可能忽略了某些轻微细节而埋下隐患。
沉思内秀的人长于思考，出谋划策兼顾方方面面，给人行事细密周全的感觉。他们做事不像聪明外向的人那样轰轰烈烈，但能按部就班地把事情推到胜利的台面上。缺点是机敏果断不足，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身手不够敏捷。可能会因过于求稳而丧失机会。事无巨细，都会留心，但又知道轻重缓急，虽比较小心，但大事情上不糊涂，能把握方向。
这两种人都有开疆拓土、勇力进取的能力，前者以勇敢闻名，后者以稳重著称，做事风格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独当一面、办事稳妥的将才。
李广与程不识都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祖上李信是秦国大将，曾率数千人攻逐燕太子丹（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并生擒之，后因夸口用20万人可灭楚国，失败而归。李广生得一双猿臂，精于骑射。一次率百骑突击于大漠之中，追杀三个匈奴射手。大漠沙盛雪，溯风挚凛冽，旷野驰骋，李广一马当先，独弓射杀二人，生擒一人，返回途中与数千匈奴兵不期而遇。汉兵一时大惊，立时想在大敌广漠前逃奔。李广急忙拦住说：“大漠旷野，如何逃脱得了性命？不如留在这里，他们反而会起疑，不敢贸然进攻。”
李广率百骑大模大样地进到离匈奴兵二里处，命兵士下马休息。匈奴兵素闻李广勇名，疑惧未定，不敢出击。有白马将走出匈奴阵列，李广飞身上马射杀之，归队后命兵士们歇马解鞍，卧地而息。
由日暮相持到半夜，燕山月似钩，旷野静默，匈奴兵终不敢击，又怕中埋伏，竟悄悄撤退了，李广将士全身而还。李广勇猛善战，又会用兵，而且体爱下属，所得赏赐全部分赠部下，领兵40余年，家无余资。行军打仗没有严格的命令约束，宿营时人人自便，不设哨岗，但从未遭到袭击。兵士部属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命。
与李广同时的程不识，也是边关名将，以治军严厉著称。行军打仗纪律严明，号令整齐，宿营时多设岗哨，兵士不得乱走，因而也不曾遭到袭击。程不识说：“李广治军很简单，但如果敌兵突然发难，恐难以自保。但军士却能因其宽松仁爱而死命以效。我军虽然严肃紧张，少了活泼气，兵士也不自由，但能团结凝聚，从不懈怠，听令而动，因此敌人也不敢侵。”相比之下，匈奴兵更怕李广，兵士们也以随李广为乐，而苦从程不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道：
治军以严为首，如无制度约束，就太凶险。李广让士兵自由活动，以他的才能胆识，可以这样，但其他人则不可这样。效法程不识，虽然无功，但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又无李广之才，则祸患暗生，不被敌人击败，就会因内讧而败。
看他们的行动风格可以判断，李广称得上聪明外向的人才，程不识属于沉思内秀之人。他们都是当时名将，都能建功杀敌。但二人结局并不一样。士卒苦于程不识，但程不识因严谨自律，最后官至太中大夫。李广骁勇善战，立功无数，名震天下，因不服老，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迷失道路，没能按预定计划与卫青合围匈奴，致使单于夜遁逃。按军法，失期当斩。回京途中，李广喟然长叹：“广年六十余岁矣，终不能复对刀笔吏。”于是拔刀自刎而死。士卒百姓皆为之涕泪。到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李氏一族名败声没。
忠直耿介的张昭
固执的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死抱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权变之术。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
三国时期，小霸王孙策把内部诸事都托付给长史张昭，临死之前，对弟弟孙权说，外事可问周瑜，内事可问张昭。张昭是吴国名士，为人清廉耿介，直言敢说，颇得吴国人敬重。
公孙渊被曹操打败后，派人向孙权俯首称臣。孙权大悦，封公孙渊为燕王，并派万名将士乘船循大海迂回中原（时为曹操控制中原和北方）去向公孙渊庆贺。群臣都反对，张昭说：“公孙渊反复无常，本不可信；他现在归降只因为受曹操攻击而已，如果公孙渊变卦，反投曹操，我们的使臣兵马怎么生还？”孙权反复责难张昭，张昭执意不让，弄得孙权很没面子，拔刀击案说：“东吴人士入宫就拜我，出宫就拜你，我敬重你也够深了。但你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反对斥责我，我就担心自己什么时候忍不住下令惩罚你了。”
张昭直眼盯着孙权说：“我虽知谏言不被采纳，但只愿竭尽忠诚，报太后临崩前，呼老臣到床边遗诏老臣顾命之恩。”孙权掷刀于地，与张昭对泣，但终没采用张昭的建议，派人到公孙渊处。
一气之下，张昭托病不出，孙权也因此恨他，叫人用土封了张昭家的大门。张昭又叫人从里边把门封上。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了孙权的使臣，归降曹操。孙权自知失策，多次派人向张昭谢罪，请张昭重持朝政。张昭坚辞不出。孙权又亲自到门前去请张昭，张昭仍称病不出。孙权用火烧张昭的大门，想逼张昭出来，张昭还是不出来。孙权又叫人灭火，守候在大门外良久，张昭的几个儿子才把张昭扶出来。孙权用车载张昭回宫，深自内责，张昭重上朝会。
张昭治理政事细致周密，直言耿介，秉性忠诚，但在胆略勇气上，却不是一位好将领，好军师。
甘宁投奔孙权后，向孙权献策：汉室日渐衰微，曹操盗国家之权，当率兵向西进；刘表占据荆江一带，但昏庸无能，儿子又不争气，不如早图之，否则被曹操先下手；要取刘表，先须攻黄祖，黄祖一破，乘势而上，可以渐渐夺取巴蜀之地，这样就可成霸王之业。
孙权很赞成甘宁的建议，张昭反对说：“现在东吴四处都还没安定，如果远征黄祖、刘表，恐怕国内会有叛乱。”甘宁对张昭说：“国家把你当萧何一样的信任，你却安守着怕叛乱，何以仰慕古人呢？”
当曹操率83万大军攻赤壁之时，东吴将士都惊恐不已。张昭对孙权说：曹操虽是狼子野心，但挟天子以令诸侯，动不动就是朝廷的圣旨，天子的口谕，与他抗争本属不顺；东吴可以抗拒曹操大军的只有长江天险，但曹操现在已占据了荆州，收编了刘表的水军，顺江而下，水陆并进，长江天险已不存在，如何与他争斗呢？不如暂时归降曹操。
后来孙权用鲁肃、周瑜，与刘备合力打败兵力强大的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战例——赤壁之战。
张昭死时81岁。史书评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吴王以下，举邦惮之”。
正谋之才荀彧
综观荀彧之谋，无奇谋、无邪谋、无忍谋，可以说他一生使用的计谋都是正谋。这与他的为人是一样的，他是一位敦厚之人，也就用敦厚之谋。即使是在曹操这样的奸雄手下，荀彧也能享受尊重。看来，谋并非都是阴谋，真正的谋略家是像荀彧这样的人。
荀彧（157—214年），字公达，东汉末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他出身于士族家庭，为人善良端正，富有智计。荀彧从小失去父母，是跟着祖父和叔父长大的。他外表愚钝懦弱，内心却机智勇敢。13岁的时候，祖父荀昙去世，过去荀昙手下一个叫张叔的官吏，主动找来要求为荀昙守墓。荀彧对叔父说：“这个人脸上的神色反常，我怀疑他要做什么奸滑的事情！”荀彧似乎明白了，就趁机盘问。果然张叔是因杀了人，逃亡在外，想以守墓隐藏自身。这件事传了出去，大家对荀彧都另眼相看。后来荀彧在朝廷做了黄门侍郎。董卓作乱，荀彧参与了谋划杀死董卓的事件，被关进监狱。董卓被除掉，荀彧才出狱。
东汉末年，荀彧任黄门侍郎，当时天下大乱，他有意寻找能够安定天下的人主。曹操迎献帝建都许昌后，听说荀彧是个十分有才智的人，遂征为汝南太守，旋又拜为军师。荀彧觉得曹操是个可以与之共事的人，便甘愿为其所用。曹操得到了他，经常高兴地对人夸奖荀彧说：“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这表现了曹操对他的嘉许和信任。
据史载，在曹操的众多的谋士中，荀彧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他在辅佐曹操的过程中，据说共奉献重大计谋12次，每次都能使曹军绝处逢生，或出奇制胜，成为曹操行必求计的重要谋士。
东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荀彧随曹操征讨张绣。荀彧看到当时的形势对曹操很不利，就对曹操说：“张绣与刘表联合抗我，互为犄角之势，但是张绣人马仰靠刘表供给，时间一久，刘表力不能支，必然与张绣分裂。我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这样即可诱而致敌。若急切进攻，刘表必拼死相救，我军不易取胜，到那时就会形成进退维谷之势。”曹操不听劝告，对张绣作战，刘表果然发兵相救，曹军失利，连曹操本人也几乎死在那里。后来，曹操十分后悔地对人说：“这都是不听荀彧的话的结果啊！”不久又设计谋诱敌，才获胜利。从此，曹操对荀彧言听计从，甚为倚重，再也不敢轻易否定他的意见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讨伐曹操，当时，袁绍的军队十分强大，与曹操相比，他有很大的优势。但袁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指挥无方，曹操和袁绍相持在官渡，一时胜负难分。后来，正当曹操粮草将尽、非常着急的时候，袁绍手下谋士许攸遭到袁绍的怒斥，一气之下决定投奔曹操。许攸一直往曹营而来，被曹军捉住，许攸说：“我是曹丞相的老朋友，快快给我通报，就说南阳许攸来见丞相！”军士到曹操寨中禀报，曹操正在休息，一听说许攸来了，知道他肯定对自己有所帮助，大喜过望，还没有穿好鞋就迎了出来，拉着许攸的手一起到屋里。
曹操开门见山地说：“你肯到我这里，我就有救了，愿意教给我攻破袁绍的计谋吗？”许攸问：“你现在粮食还能维持多久？”曹操附在许攸耳边低声说：“军中只有这个月的粮食了。许攸大声说：“别瞒我，你已断绝粮食了！”曹操大惊，拉着许攸的手：“既然你知道我面临危机，那就赶快帮我出主意吧！”许攸于是说道：“我有一个计策，保证不出3天，让袁绍的百万军队不攻自破。”
曹操大喜，催促他快讲。许攸说：“袁绍的军粮和其他军需物品都囤积在鸟巢，现在由淳于琼把守。你可以挑选一些精兵，假称袁绍的将领蒋奇领兵去那里守粮食，乘机会放火烧掉粮草和其他物品，这样，袁绍的军队不出3天就会大乱！”在多年的用兵中，断人粮道是曹操的惯用手段，他听了，正中下怀，隆重地招待许攸。第二天，曹操亲自选骑兵、步兵共5000人，准备去乌巢劫粮。曹操的左右张辽等人怀疑许攸，认为袁绍的囤粮场所不会不加防备，不要轻信许攸的话。曹操说：“不必疑心，现在我军粮草已供应不上，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这么做，倘若不采用许攸的计策，我们也是坐以待毙啊！”
当时，荀彧早就有这个看法，只是不知道袁绍的虚实，在许攸到来之后，就坚定地主张曹操亲自率兵去乌巢。于是曹操经过了周密的布置，成功地夜袭鸟巢。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就这样拉开了曹操胜利的序幕。
袁绍鸟巢粮草被烧，损失惨重，又失去了许攸、高览这些栋梁之才，军中士气低落，人心恐慌。许攸又为曹操出主意，他说：“今日袁绍残兵败将归去，人心不稳，应乘胜速取袁绍大本营，这样就可以消灭袁绍的有生力量。”曹操又依计而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这时，荀彧向曹操献计说：“现在可以乘胜追击，可以传假情报，说我军将调拨人马，一路作出攻邺郡（今河南安阳市）的样子；另一路作出攻打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样子，断袁兵归路。袁绍如果听说了这个传闻，以他的多疑的性格，必定会信以为真，就会分出兵力阻击我军。我方可乘他调兵拔寨之时，急攻袁寨，袁绍的军队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定能破敌。”
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立即采用荀彧的计谋，出动二路人马，四处扬言，散布迷惑袁绍的消息。袁军听到消息急忙报告袁绍：“曹操分兵两路一路取邺郡，一路去黎阳了。”袁绍信以为真，急忙派兵10万人，分别去援救邺郡和黎阳，连夜急行军走了。曹操立即集中大队兵马，乘虚而人，冲向袁绍营寨。袁军本来已无斗志，官兵四处逃散，抵抗不住。袁绍连盔甲都来不及披上，带着幼子袁尚逃奔而走，曹军在后紧追不舍。袁绍为了渡河逃命，把金银财宝、图书车辆全都丢弃，只有随身骑兵800多人一同逃往黎阳，曹军获得全胜。
在曹操征伐吕布时，荀彧随军。吕布在曹军和刘备等各路军队的围攻下，败退后固守下邳，虽经过多次进攻，曹军仍攻不下城池，这时曹操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曹操就想撤兵回宛城。荀彧坚决反对，他劝说曹操：“吕布虽然勇敢，但无计谋，如今他三战三败，锐气大减，虽在固守，军队已没有奋斗的意志了，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敌人就会不攻自败。吕布手下虽然有陈宫那样的谋士，但他设谋迟慢，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应当赶在吕布的锐气尚未恢复、陈宫的计谋尚未设定的时刻，想法紧急攻击，这样，吕布一定能被攻破。”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问荀彧说：“有什么好办法呢？”荀彧说：“可以先摧毁城墙，即可一举进攻。”于是，曹操指挥曹军引沂水和泗水灌进下邳城，大水冲垮了城墙，吕布军队不战而垮，吕布被活捉后杀掉了。
对于这次战斗，曹操觉得自己完全是依仗荀彧的计谋才成功的，连连称赞荀彧：“即使是颜子、宁武这样古代大圣贤也无非如此啊！”袁绍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了私利相互争斗。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荀彧随曹操讨伐袁谭、袁尚，到了黎阳。第二年曹操又去征伐刘表，正在这时，袁谭、袁尚兄弟二人为争夺冀州发生内讧。为了打败自己的弟弟，袁谭派人到曹操军中乞求归降，请曹操援助自己。曹操请谋士大臣商议，大多数人认为应当先讨平刘表，刘表强大，而袁谭、袁尚不仅不团结，相互之间争斗不息，而且没有智计，也没有得力的将领、谋士辅佐，是不足为虑的。只有荀彧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刘表父子如同豚犬一样，只是看门守家而已，并没有征服天下的雄心壮志，要不然正当天下混乱大有作为的年头，他却守在江、汉之间稳坐不动。袁绍曾占据四州地盘，拥有精兵10万，基础十分雄厚，经过了多年的经营，已经赢得了人心，现在他们兄弟相争正是我们灭掉他们的大好时机，如果我们不接受袁谭的投降，使他感到无路可走，再去和他的弟弟讲和，到那时，他们两人和睦相处，子承父业，那么天下的苦难就不可能平息了。如今他们兄弟相残、势不两立，如果其中有一人被兼并，那么他们的力量就强大多了，会不易对付。应该趁他们内部战乱的时候攻击他们，天下就平定了。可不能坐失良机啊！”
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茅塞顿开，说：“好，就采纳你的意见！”他答应了袁谭的要求，出兵打败了袁尚。袁尚被消灭以后，果然不出荀彧所料，袁谭立即反叛曹操，这样一来，他就势单力孤了，荀彧随从曹操在南皮将袁谭杀死。
曹操对荀彧极为器重，评价很高。曹操认为荀彧不仅是个智谋出众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忠厚长者。在收复冀州后，曹操封荀彧为陵树亭侯，称赞他说：“军师荀彧，自初佐臣，无功不征，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他想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荀彧，就告诫儿子曹丕说：“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曹丕对曹操的话铭记在心。荀彧生病，曹丕拜在床下问候，像对父亲一样地尊敬。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荀彧任中军师。魏国初建，任尚书令。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荀彧随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享年58岁。
综观荀彧之谋，无奇谋、无邪谋、无忍谋，可以说他一生使用的计谋都是正谋。这与他的为人是一样的，他是一位敦厚之人，也就用敦厚之谋。即使是在曹操这样的奸雄手下，荀彧也能享受尊重。看来，谋并非都是阴谋，真正的谋略家是像荀彧这样的人。
郭嘉远见识孙策
郭嘉从分析孙策的性格入手，明确指出了孙策在为人处事中有狷狂之象，并预见他有不测之祸。而孙策的命运也正如郭嘉所料，在引兵北上的前夕，去郊外打猎时，不设防，被昔日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死。
郭嘉，字奉孝，曹操的著名谋士，素有济世安民之志，多谋善断。最初，投奔割据北方的袁绍，但很快看出袁绍徒有虚名，是一个优柔寡断、难以成大业的庸主；于是便毅然离开当时在军事上还占有很大优势的袁绍，转而投奔曹操。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郭嘉来到许昌，经人引荐，见到曹操。曹操慧眼识人，对郭嘉的才情志向极为推崇，赞叹说：
“使我成就大业的人，必定是郭奉孝！”而郭嘉对这位乱世的雄杰也深表叹服，说：“曹操是我郭嘉千里寻觅的人主！”曹操当即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自此之后，郭嘉尽心竭力地为曹操平定汉末群雄的大业出谋划策。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相持不下。孙策便准备率军渡江北上，乘虚袭击曹操的老巢许昌。这给久战官渡不下的曹操带来了一道难题：
如果现在舍去袁绍，来日再兴师征讨，势必要耗费更大的精力，因此不能丢弃眼前这个歼灭袁绍的大好战机；但是，如果继续屯兵官渡，而孙策果真渡江北上，许昌守备空虚，很可能失守，许昌一失，则根基动摇。
这时，郭嘉洞察了曹操的心思，说：“孙策削平了江东五郡，占了不少地方，也诛杀了不少江东豪杰；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暂时笼络住了几个为他拼死效力的人。但是孙策为人张狂，处事轻率，甚少戒心，这是他致命的弱点。因此，目前他虽然拥兵数十万之众，由于这种性格的支配，他仍然像一个奔走在旷野之上的独行者。他在江东攻城略地，兼并群雄，肯定结下了不少仇家，假如身边骤然兴起刺客，他不过是一人之敌罢了。因此，孙策不足忧虑，我料定他必将死于匹夫之手！”
郭嘉从分析孙策的性格入手，明确指出了孙策在为人处事中有狷狂之象。狷狂之态不忍，别人就会看不顺眼，言谈过于狂妄，别人就会记恨在心，而这一切，孙策都没有忍耐克制，所以郭嘉断定孙策将有不测之祸，坚决主张曹操继续屯兵官渡，削平袁绍，暂时不考虑孙策的北犯；他还分析袁绍有十条必败的弱点，断定曹军必胜。
这些细微精到的分析和预见，解除了曹操对孙策的忧虑，鼓舞了曹操平定袁绍的决心。尔后，曹操果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大捷，巩固了北方的统治。而孙策的命运也正如郭嘉所料，在引兵北上的前夕，去郊外打猎时，不设防，被昔日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死。
五、观人典故，可资借鉴看人要多看优点
作为领导者，看人要看优点，如果下属有一点过错就严加追究，那后果只能是下属循规蹈矩，责任心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团队只能是一个平庸的、缺乏活力的团队。
春秋时期，秦穆公有一次问伯乐：“你是天下第一等的相马名家，有没有可以继承你的子弟？”伯乐微笑着说：“我的子弟都很平庸，只能从马的筋骨辨别一般的马。但是天下良马的相法却是似有若无，令人无法捉摸。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有鉴赏马的特殊才能，超过我很多。他的个性淡泊，常常替人做工或是自己砍柴为生，但是他特别喜欢相马。如蒙应允，我倒很乐意为您引荐这个人。”
穆公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请伯乐把九方皋带来。
穆公接见九方皋后，就命令他出去寻找天下的良马。过了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见穆公，穆公问他说：“先生找到的是什么颜色的马啊？”
九方皋愣了一下，才说：“嗯！是匹黄色的雌马吧。”
穆公带着侍卫去看了看，结果马厩中站的不是黄色的雌马，而是黑色的雄马！穆公觉得非常失望，马上把伯乐叫来问：“你推荐的九方皋甚至连马的色泽、雌雄都分不清楚，哪里有什么本事去识天下良马呢？”
“其实您批评九方皋不认识马的地方，正是他识马的才能啊！他所看到的是一匹马内在的美好才能，而不是外在的形态。他的相马法是超越马的躯壳，直接认识本质的高妙境界啊！”伯乐说道。
果然，九方皋带回来的马，经过审试后，证实是匹超越群马的天下良马！
看问题要抓住本质，不要被一些表象所迷惑。相马是这样，难道看人不也是这样吗？
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当时，匈奴王郢支单于认为跟汉朝相距遥远，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便羞辱汉朝使节，杀害汉朝大臣，与康居王国结盟，攻击乌孙王国，为害西域。陈汤为人勇敢，能深思熟虑，富有计策谋略，渴望建立奇功。他向自己的上司甘延寿说：“边境各族畏惧匈奴，如果我朝听之之任之，不出几年时间，西域各部都会被匈奴吞并。如果我们征发屯田的军队，并率领乌孙王国的军队，足以把他消灭，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甘延寿认为，这事应该先向朝廷请示。陈汤说：“圣上知道这事以后，一定召集公卿商议。可是这种大事，不是那些平庸的官僚所能了解的，让那些文官议事，什么事也干不成！”但甘延寿不肯听他的话，让他很郁闷。
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便决定自己干！他假传圣旨，征发各城邦国家的军队和屯田部队。甘延寿想加阻止，被陈汤按剑斥退，只好顺从。陈汤两次上奏自我弹劾，并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陈汤勇敢而有智谋，彻底消灭了郅支单于的势力，将郅支单于的人头送到长安。陈汤威震西域，巩固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另一支匈奴呼韩邪单于因此进一步接近汉朝。
陈汤以极小的代价做出了如此大的业绩。但是陈汤的缺点亦显而易见，他假传圣旨，擅自调发军队；他还乘机掳掠了敌人的许多金银财富据为已有，带入关时，被守关人员发现扣留，陈汤被关进了监狱。陈汤该立功还是该定罪？这可让朝廷犯了难。官员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陈汤立下的是天下奇功，应予升官封爵。而执政的宰相特别厌恶陈汤擅自行动，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罪当伏诛。
最后汉元帝折中了一下，总算肯定了他们两人的功劳，封两人为侯，食邑三百户。赏赐与功劳相比，是小了点，但毕竟是一种肯定。
作为领导者，看人要看优点，如果下属有一点过错就严加追究，那后果只能是下属循规蹈矩，责任心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团队只能是一个平庸的、缺乏活力的团队。
宋人吴奎说过：“赏罚难并行。”或赏或罚，既赏而又罚，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是非的表现。只能赏大功，不能同时又罚小过。这样，才能鼓励下属想尽一切办法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子产用人
要想使一个人在其位置上做出最大的贡献，一定要先清楚此人的性格、能办等各个方面，如此，才能人尽其才。这是每一位领导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
用人，先要知人，知人越详，任用也就越恰当。知人就要了解人，了解人的长处短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其长，避其短，所谓知人善任，就是这个道理。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出于公心，如此，才不怕别人说长道短，才能名副其实地做到人尽其才。
春秋时期的子产在用人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态度与精神。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很有才干，精通政事，善于治理国家，因此被委任管理国家大事。
有一次，子产因有一件国事需要伯石去办，在交给他任务之前，子产先给了他一座城邑作为领地。另一个官员太叔对子产说：“事情是国家的事情，国家是大家的国家。大家都为国家办事，为什么单单送给伯石东西？”
子产说：“人和人不一样，像伯石这样的人，让他没有个人欲望是困难的。满足他的欲望而让他成功地办成所办的事情，这不也是国家的成功吗？城邑有什么值得吝惜的，难道它还会被搬走不成？”
后来，伯石害怕众人议论，要交回封地，但子产还是坚持把城邑给了他。
不久，郑国的公卿伯去逝，郑王让太史命令伯石做公卿。伯石假意推辞，说自己无能无德，不堪重任。太史无奈，只得退出。太史走后，伯石又派人去请求太史重新发布他的命令，等到太史发布命令后，伯石又假意推辞，就这样一连反复三次，伯石才接受任命。这就给人一个假像，似乎伯石很谦虚，三次任命才接受。子产对伯石的虚伪很反感，所以在自己当政期间，始终让他处于次于自己的地位，不过分倚重。
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水清了，缺少鱼类赖以生存的微生物和养分，鱼就无法在这样的水中存活；一个人对下属要求过于严苛，不允许他有一点毛病，一点缺点，他也就没有下属可使用了。子产用人，允许他有私欲，并适当地满足他的私欲。因为他知道，人而无欲，难为其人。但子产决不容许贪得无厌，不容许虚伪，像伯石接受公卿任命的过程，不但求位，还要求名，实属贪得无厌，以假意辞让掩饰其对公卿位的欲求，求其虚伪？子产对他的压制真是太应该了。水至清则无鱼，但水至浑则鱼亡；人至察则无徒，但人不察则徒乱。
如何把握清与不清、察与不察之间准确的度，确实是一门用人的学问。因此，要想使一个人在其位置上做出最大的贡献，一定要先清楚此人的性格、能力等各个方面，如此，才能人尽其才。这是每一位领导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
使功不如使过
“使功不如使过”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用人之道。对有过者，宽容之，信任之，使用之，就可使之以一种感激之情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功补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一般用人者，都希望手下之人有功，不容其有过。然而善于用人者，却能利用手下人的过错，化消极为积极，充分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唐高祖李渊便是如此。
李靖青年时就颇有文才武略，他常对亲近的人说：“大丈夫若生逢其时，遇到明主，必当建功立业，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号称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军事，都连声称赞，抚摸着他的后背说：“能和我在一起谈论孙子、吴起兵法的，只有这个人啊！”
李靖初仕隋，任长安县功曹，后任驾部员外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都与他很好。杨素曾经抚摸着自己的坐椅说：“你终究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大业末年（618年），李靖任马邑君丞。适逢唐高祖李渊在塞外攻击突厥，李靖访察高祖的行动，知道高祖有夺取天下大志，便要向隋炀帝密告李渊预谋造反的事。他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到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因道路阻塞而停滞。高祖攻破京城长安，擒获了李靖，要将他斩首，李靖高喊道：“您起义兵，本来是为天下人除暴乱，想成就大事业，却因为个人恩怨而要斩杀壮士吗？”高祖认为他的言辞雄壮，李世民又坚持为他说情，于是高祖就虎恕了他。不久，李世民将李靖召入幕府。
武德二年（619年），李靖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因立下大功授开府之职。当时，萧铣占据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高祖派李靖前去安抚他。李靖率轻骑兵抵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遇到南方少数民族首领所率领的数万义军驻扎在山谷，庐江王李瑗率军前去讨伐，屡次被义军击败。李靖为李瑗设计攻击义军，多次取胜。李靖率军到达硖州（一作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被萧铣领兵阻遏，长久不能前进。高祖因为李靖在中途长时间滞留而大怒，暗中命令硖州都督许绍将李靖斩首。许绍爱惜李靖的才能，为他请命，于是李靖才得以免除死罪。适逢开州（治所在今四川开县）义军首领冉肇则造反，率领义军进攻夔州（治所在四川奉节县东），赵郡王李孝恭与义军交战失利。李靖率领八万精兵，突袭义军营寨，然后又在地势险要之处设下埋伏，义军果然中计，交战中，李靖将义军首领冉肇则斩首，俘获义军5000余人。高祖闻讯，非常高兴，对众朝臣说：“我听说，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然发挥了他的重要作用。”于是，高祖降旨慰劳李靖说：“你竭诚尽力，功劳极其显著。我远在都城，已看到你的至诚之心，特予赞扬、奖赏，请勿担忧不得富贵。”又亲笔给李靖写书信道：“我对你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我早就忘了。”
李靖接到嘉奖诏书及高祖的亲笔信之后，深受感动，更加竭忠尽智报效国家，以谢高祖知遇之恩。
“使功不如使过”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用人之道。对有过者，宽容之，信任之，使用之，就可使之以一种感激之情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功补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当然，信任使用有过者，是过而能改的君子，对于那些文过饰非的小人，万万不可行此道！
唐太宗慧眼识马周
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办事又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马周，茌平（今山东茌平县东南）人。自幼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年过而立，尚未取妻。但刻苦好学，精通书史，志气谋略，样样过人。他曾应聘做过博州的助教，后因酒后失言而受责，愤而出走，西游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食客。
时值唐太宗李世民广开言路，令百官上书批评时政。中郎将常何因出身行武，带兵打仗堪称英杰，而论经书则一窍不通。为落实太宗旨意，他只好下商马周，请其代笔。马周凭其雄才大略，连夜挥毫，竟代常何言论二十余事。次日，当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章，件件言简意赅，有根有据，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图，真是又惊又喜。但他突然意识到：常何是位武将，读书甚少，是写不出这剖析入理、文从字顺的奏章的。于是，便问常何：“此等见识议论，非卿所及，卿从何得来？”常何急忙从实禀报。太宗大喜，忙宣马周上殿。太宗向马周提了几个问题，马周都对答如流，句句令太宗满意。太宗断定他是位人才，就令他在门下省供职。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太宗想明确规定长孙无忌等14位功臣的职位可以世袭。马周即上书阻谏说，“尚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收回成命。不久，太宗想去离长安数百里远的九成宫避暑。马周得知后又上书阻谏，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太宗看后，深以为是，于是罢行。
久而久之，太宗认为马周识大体、顾大局，敏感性强，办事又公平，且勇于发表意见，于是先后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最后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要职，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武则天相人有术
武则天识人有术，既重视内官，又不忽视外官，使中央与地方能形成一股正气，对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自己的统治，都起到重要作用。
武则天对权臣的任用上很慎重，对地方官的选择任用也十分重视，她深知地方官乃民之父母，事关她统治的基础。
唐长安四年（704年）三月，宰相李峤、唐休璟向武则天说：“都是因为我们做宰相的没把政事办好，才使战争没能止息，百姓生活困苦，国库也很空虚，还有一些官吏贪赃枉法，致使陛下常临朝兴，为国事担忧，我们心里也很惭愧，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也曾在一起议论过，以为当今头等大事，是富国安民，为此，必须选择和任用好的地方官。可是，臣见朝廷议事多重内官，轻外职，每次任用地方官，谁都不愿前往就任。近来所任外官，多是有罪被贬之人，现在风俗不纯，都是因为外官不得力。希望陛下在朝内百官之中，认真挑选有能力的人，前往大州任长官，以便把地方的吏治搞好，实现国富民安的大计。臣等请求停止内侍，带头去外地任职。”
李峤、唐休璟都是武则天信任的宰相，他们的话引起了武则天的深思。她突然记起当年太宗皇帝把刺史、县令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细看的情景，越发感到选择地方官的重要。但她却不忍将这两个身居要职的官员派到外地去。
武则天正在犹豫，凤阁舍人韦嗣立主动请求前往。这韦嗣立是宰相韦思谦之子，幼年好学，颇有文才，中进士。他先是做双流县令，在蜀地的地方官中较为突出。继而入京为内官，此时为凤阁舍人。
武则天觉得韦嗣立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又见他主动请求去地方，很满意，遂令韦嗣立到汴州去任刺史。
裴怀古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官。长寿年间（692—694年），姚州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发生反叛，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去招抚。裴怀古到了姚州，宣布法纪，申明赏罚，对参加反叛的人区别对待，结果每天都有许多被胁迫反叛的人前来归附。裴怀古只把叛首押回洛阳，其余一概不问，准其还乡，当地百姓感激涕零，立碑以颂功德。
长安三年（703年），始安僚族欧阳倩率众数万攻打州县，朝廷命裴怀古任桂州都督，前去镇抚。裴怀古在前往桂州的路上，派人给欧阳倩送去书信，申明利害，规劝降服，使欧阳倩终于率众归降，并说，他们是受地方官欺压，无法生活才不得不起事的。裴怀古见其话出自真心，亲自前去抚慰。反叛者交出所掠财物，表示愿意悔过自新。从此，岭南得以平定。
一天，武则天把担任起草诏书工作的崔神庆叫到面前说：“并州是我的故乡，北方的要地，驻有重兵，需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前去做长史。我反复考虑，没有人能胜过你，我决定派你前去。”说罢，又拿出一张并州的地图，同崔神庆一起看，商量治理并州的大政方针，还亲自为崔神庆选择动身的日子。崔神庆到并州后，一个富豪假造诏书，说要取缔旧币，改用新钱，使市场上粮价飞涨。百姓们很是不安。崔神庆立即上奏武则天，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国计民生，因此才发现诏书是假的。武则天感到崔神庆有胆有识，下令予以褒奖。
薛季昶，绛州龙门人，武则天即位后，薛季昶还是个普通百姓。只因他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武则天的称赞，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派侯味虚统率军队攻辽，战争很不顺利，侯味虚怕受处分，上奏武则天，说辽军声势很大，交战时常有蛇虎给他们打头阵，以此推卸责任。为弄清实情，武则天派薛季昶任河北道按察史前去查看。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了侯味虚的头，然后上表揭发了侯味虚畏敌欺君之罪。同时，薛季昶又对一些政绩较好的官吏，给予不同的奖励，使河北吏治大为改观。因此，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前去。
武则天识人有术，既重视内官，又不忽视外官，使中央与地方能形成一股正气，对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自己的统治，都起到重要作用。
知人善任的宋太祖
自古以来，一切在上位的人，凡能知人善任者，其事业基本有成。如果用人不分贤愚，不辨臧否，不知当用不当用，而随意用之，或恂私情而用之，势必导致事业衰败。
在历史上一提到知人善任，很少有人能想到宋太祖赵匡胤，其实他也是知人善任先贤行列中难得的佼佼者，甚至有些方面，是任何帝王所不及的。最值得称颂的是，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看风使舵、阿谀逢承、谄媚取宠的人，在赵匡胤面前，只能受到鄙视，而得不到重用。
赵匡胤自陈桥驿返京后，当日便举行禅位大礼。百官就列于崇元殿，诸事齐华，只待周恭帝宣读禅位制书。周恭帝早晨还好好地当着皇帝，哪曾想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得让位了，哪里能想到预备禅位制书。事情匆匆，又怎能来得及撰写禅位制书。可是没有禅位制书，怎么行禅位礼？再简单，也不能周恭帝只说句“帝位让给赵匡胤了”就算了事，总得有个典礼的样子。典礼的中心内容是读禅文，无禅文怎能成礼？然而正当需要宣读禅文的时候，才意识到忙中出错，没有禅文。就在这紧张的关键时刻，翰林学士陶谷在一旁从怀中掏出禅文从容进上。尴尬的局面顿时烟消云散。禅让大礼告成，一切举措尽皆如意。
在禅位礼中，陶谷可谓立了一个大功，如以雪中送炭、雨中送伞来形容他的功劳，未免太轻了。禅文对赵匡胤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甚至使人听了感到肉麻。陶谷善于看风使舵，很善于说听者愿听的话。他预料到必行禅位礼，行禅位礼，必有禅位文。他也估计到这突如其来的禅位礼，不会有谁先撰好禅位文，于是他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也觉得在急需而没有的情况下献出来，才更显得可贵。禅位礼像预想的那样过去，陶谷非常得意，他觉得他为赵匡胤在开创帝业上立了一桩奇功，他认为赵匡胤一定会给他满意的报答。群臣都以羡慕或忌妒的眼光看着陶谷，觉得陶谷在关键时刻给自己立好了向上爬的阶梯，无疑，日后会高升，遗憾这样的窍门自己为什么没想到。
赵匡胤知道陶谷有非凡的才华，更知道陶谷在禅位上的重大贡献，他由衷地感谢陶谷在那尴尬时刻帮了大忙。可是如何使用这个人呢？是根据他为自己帮了大忙而赏个高官呢，还是根据他的德才，按需而用呢？赵匡胤在用人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后者。赵匡胤觉得陶谷多才少德，是一个投机取巧、谄媚取宠的人。他今天能对自己看风使舵，明天又不知对谁看风使舵，对这种人是不能重用的。所以赵匡胤对陶谷，既感谢他，又鄙视他。
在历史上，有的人因善于投巧而被重用，可赵匡胤用人要看真才实学，不看那些赏心悦目的投巧。有个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善于骑驴击球。当他来朝时，赵匡胤令他做表演，郭从义非常高兴，想乘此机会取悦于太祖以便获得高升。他换了衣服，跨在驴上，手持球棍，驰骋击球，用尽技巧。太祖看得很高兴，击毕，赐给座位休息。郭从义见太祖高兴，以为一定会得到提拔。可是没想到太祖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球技确实精彩绝伦，但是这种事，不是将相所应干的。”郭从义听了大失所望，非常惭愧。
用人好坏，是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大事，宋太祖在用人上，可称得起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明君。
赵普荐人有术
赵普在两次荐人上，触怒了赵匡胤，但他不畏龙颜大怒，不虑自己得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终使赵匡胤改变了态度。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二是他的耿耿忠心和秉公处事的精神打动了赵匡胤。
赏罚制度，历代都有，但实施起来，却受到帝王个人意识的严重干扰，该罚不罚，该赏不赏之事屡有发生，围绕着这个问题，也就时常出现君臣之间的争论。至于争论的结果，那就很难说了。
宋初，赵普在官员的任命和提升上，也和宋太祖赵匡胤发生过这样的争论，结果又如何呢？
赵普是宋初著名的政治家。年轻时他与赵匡胤相交流，彼此引为知已。后来赵匡胤升任后周殿前都检点、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普便出任赵匡胤的幕僚、掌书记，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谋士。在陈桥兵变中，赵普积极谋划，使赵匡胤成功地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朝。入宋之后，为了宋朝的长治久安，赵普向赵匡胤建议削夺地方藩镇的权力，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加强中央集权。赵普的建议很快被赵匡胤采纳，不仅成功地削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而且为宋代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赵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深谋远虑地决断，使得他与赵匡胤形成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君臣关系。连宋太宗赵光义也说赵普与他是故旧之友，能决断大事。
赵普年轻时活跃于官场，书读的很少，后人曾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赵普的经历及他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使得他有一套独特的为人处事的方法。
赵普性情耿直，深沉豁达，但言语之间却时常盛气凌人。他曾多次同人谈到赵匡胤在微贱之时的不足之处，弄得赵匡胤只好对他解嘲地说：“倘若在山野之间能分辨出谁是夫子，谁是宰相，那么人们就都去物色了。”
虽然赵普性情耿直，言语直率，但他能以天下事为己任，忠心耿耿地辅佐赵氏兄弟。宋朝初年，任宰相的范质等人是后周旧臣，这些人多心胸狭隘，对赵匡胤唯唯诺诺，墨守成规。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范质等人同日罢相，赵普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赵普任宰相后，一改唯唯诺诺的风气，他的刚毅果断，厚重有识，是前任宰相所无法比拟的。
一次，赵普荐举某人担任某官，赵匡胤不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赵普再次上奏荐举，赵匡胤还是不采纳。第三天，赵普仍荐举这个人，赵匡胤大怒，将赵普的奏章撕碎扔到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在地上将撕碎的奏章一片一片拣起来，拿回家中，将碎片拼贴在一张纸上，过了几天，赵普拿着粘贴好的奏章，照旧上奏荐举某人担任某官。赵匡胤为赵普的固执所折服，也为他的耐心所打动，终于批准了赵普的请求，任用了这个人。
还有一次，有许多官员应当提升，奏章报到赵匡胤那儿，赵匡胤一看，准备提升的官员中有一个人平素就让他很讨厌，便打算不提升他。赵普听说后，认为这个人应该得到提升，便坚持请求赵匡胤提升这个人。赵匡胤见赵普固执己见，便赌气似地说：“朕决心已定，就是不给他升官，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用来惩办作奸犯科的，封赏是用来酬劳有功绩的，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而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岂能以陛下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赵匡胤闻听此言，心中大怒，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赵普见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去，便跟在赵匡胤的后面。赵匡胤进了后宫，赵普就站立在宫门外，久久不肯离去。后来，赵匡胤怒气消了之后，觉得赵普的话有道理，同时也为赵普的一片苦心所感动，便同意了赵普的请求，给这个人升了官。
秉公敢谏，不虑生死，这是古代诤臣的一大特点。
赵普在两次荐人上，触怒了赵匡胤，但他不畏龙颜大怒，不虑自己得失，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终使赵匡胤改变了态度。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二是他的耿耿忠心和秉公处事的精神打动了赵匡胤。
赵普如此荐人，在历史上虽有，但并不多见。
不计小过，量才为用
一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确有不凡的才干，如若埋没十分可惜，应该给他们机会，量才使用。
宋朝的时候，奸臣秦桧当权，有个书生模仿他的笔迹，以他的名义写了封信去拜谒扬州太守。太守发现这是一封假信，就将这封信送给了秦桧。秦桧见了这人，反给他一个官当。有人问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此人有胆量以我的名义写信，就不是一般的人物。如果不用一个官职将他束缚住，他就会逃到北方，或者逃到南方去为我们的对手效力。”
宋仁宗时，韩瑜任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共同抵御西夏。有姓张、李的两个青年，想为韩瑜和范仲淹出谋划策，又不好自荐，就刻了一个石碑，将自己的才干德行吹嘘了一番，让人抬着这个石碑从韩、范二公面前经过。韩、范二人见了，反而起了疑心，没有重用他们。后来，这两个人就逃到西夏去了，化名张元、李昊。西夏国主元昊听说了此事，十分好奇，就请他们去面谈，发现两人果然有才。元昊非常高兴，将他们视为谋臣，后来这两人成为大宋西部边境的大患。由此看来，奸臣秦桧的做法，远远超过韩范二公。
北宋时，有人伪造韩魏公韩琦的信去拜谒福州知府蔡襄，蔡襄虽然很怀疑他，但见那人颇有豪侠之气，就给了他钱三千并写了回信，派士兵送他回去，还带了一些果物送给韩魏公。那个人到了京城，拜见了韩魏公，立即请罪，韩琦缓缓地说：“蔡襄权力有限，恐怕不能完全解决你的问题，夏太尉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随即为他写了书信。魏公的属下十分不理解，认为不惩罚他已经够了，何必再写书信。韩魏公说：“这个人能伪造我的信，又能感动蔡襄，可见他的才气不凡。”那人到了关中，夏太尉竞让他当了官。
又比如宋哲宗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刚上任时，商税务官押来了一个偷税的人。原来是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他带了两个特大的包袱，封皮上写着苏东坡的名字和官衔，送给苏轼。东坡询问他包袱里是什么东西，他愁眉苦脸地回答道：“我今年秋天有幸承蒙乡里推荐，朋友让我参加省试，送给我钱百千，我就置办了建阳纱360个，考虑到路上所经过的乡镇，都要抽税，到了东京就剩不到一半了。我暗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而又爱褒奖后进的，只有翰林学士您了，即使事情败露，也必然会同情我。我就借先生的名义，封了包裹带着走。不知道先生已经到达这里来做知州了，实在罪责难逃。”苏轼将他审视良久，大笑，叫掌笺史把那两包东西原来的封面换下来，换上他亲笔所题的新封皮，上面写着他的新官衔，并写了一封给他弟弟苏辙的信交与吴味道，告诉他：“这回你就是上天也没有妨碍了。”
不久，吴味道进士及第。
宗泽慧眼识岳飞
领导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重用什么样的人。从他的识才用人上，能看出他的德行和品位。宗泽发现岳飞，其实是两位主战派的惺惺相惜。
岳飞是南宋时的抗金名将。他能够被朝廷发现并能受到重用，是与宗泽分不开的。
靖康二年（1127年），宗泽率军转战开德府，接连同金军大战13次，均都取得了胜利。在一次两军对阵交战过程中，岳飞见金军两个旗手在阵前摇旗呐喊，鼓动厮杀，便立即弯弓搭箭，两发两中，人倒旗落。顷刻间，敌军乱成一团，岳飞率军乘势发起攻击，金军死伤无数，溃败而逃，岳飞获胜，并缴获了大量兵器。
不久，宗泽又率领部队分兵北上。岳飞所率一部在北上途中与金军在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相遇。金军凶猛扑来，岳飞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与金军展开激战。由于岳飞英勇顽强，指挥得力，士卒个个拼命同金军战斗，最后大获全胜。经过开德、曹州两次大战的胜利，宗泽对岳飞的英勇善战非常钦佩。
有一天，宗泽把岳飞召去说：“你的英勇与智谋，武艺与才气，就是古代的良将也不能超过你，但是只擅长野战，还不是万全之计。”宗泽非常喜爱岳飞的才华，因此有意对其栽培，为使其了解、精通更多的作战方法，便送给岳飞一张作战的阵图。岳飞接过阵图仔细看了以后，便对宗泽说：“古今时代不同，平原和山地不同，怎么能按一定的阵图用兵？”宗泽反问道：“像你这样讲，阵法岂不是没有作用了？”岳飞回答说：“列阵而后战，乃兵家的常规，但其运用之妙，却存乎一心。”宗泽听了岳飞的议论，心中十分佩服，认为岳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
南宋建立后，岳飞向皇帝宋高宗赵构多次上书，要求北上抗金。但是，宋高宗却认为岳飞官小职微，越职上奏，便把他革职。然而，岳飞抗金报国之心毫不动摇，于是便投奔张所，被任为武经郎，充中军统领，在都统制王彦部下当偏裨将。岳飞随同王彦渡过黄河抗金，因为岳飞同王彦的意见有分歧，便脱离了王彦部去投奔宗泽。这时，宗泽已调任东京留守。岳飞到东京后还未见到宗泽，就被王彦的部下捉住，正当王彦要按军法处斩岳飞时，宗泽正好赶到，并发现王彦将要处斩的人就是在开德、曹州大捷中建立奇功的岳飞，立即让王彦将其当场释放，并留军前听用。
不久，抗金前线传来急报，说金军又要进攻汜水关（今河南汜水镇西），宗泽立即命令岳飞率500名骑兵出征迎战。岳飞接受命令后星夜兼程赶到前线，他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奋力拼杀，经过激战，大败金军，凯旋而归。宗泽立即擢升岳飞为统制官，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宗泽慧眼识奇才，而岳飞没有辜负宗泽的提携与期望，建立了抗金的奇功异勋。宗泽去世后，岳飞随从杜充南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杜充投降金军。岳飞在广德、宜兴一带坚持抵抗。次年，金军被迫北撤。岳飞乘机率军袭击金军后队，收复建康（今南京），并被提升为通泰镇抚使。绍兴二年（1132年），任承宣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屯鄂州（今武汉市武昌）。他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让金兵闻风丧胆。岳飞曾多次上书宋高宗，屡请北伐，反对屈辱求和。
绍兴九年（1139年），宋高宗和秦桧与金议和，岳飞上表称“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次年，金军兵分四路，大军南下，侵入河南。岳飞出兵迎击，节节胜利。后又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拒绝高宗班师诏，继续率部抗击，在郎城大败金军，收复颍昌（许昌）、郑州、洛阳等地，继而又在朱仙镇大败金军。这时，两河义军纷纷响应，收复河北指日可待。但因高宗、秦桧一心求和，连下12道诏书，催命岳飞班师，使大好形势毁于一旦。
岳飞回到临安后，被解除了兵权，改任枢密副使，不久，被秦桧诬陷谋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同其子岳云以及部将张宪一同惨遭杀害。
忽必烈用人重德行
择官是唯德，或唯才，或德才兼备，这不能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使用，任其所能所适做的工作。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负有重任的领导，两者不可偏废。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领导其所属成员做好工作；德才兼备的，才能团结人，发挥众人的积极性，作出正确的决策，成功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
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其与赵孟頫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頫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頫传》）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己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頫是不同的：孟頫认为留梦炎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蒙古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人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83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遣。”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人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入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既自知又知人的刘基
身为一个领导，在知人的同时，也要做到自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识别、使用人才。关于这点，明代的刘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是明朝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明朝建立之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明朝的许多重要事务特别是起用人才等用人问题几乎都是由他和朱元璋一起处理的。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责备丞相李善长，并流露出罢用他的意向。刘基对朱元璋说：李善长是有功勋的旧臣，他能够协调好诸位将军之间的关系。朱元璋说：“这个人几次说你坏话，欲加害于你，你还维护他的地位吗？我想要你做丞相呢！”刘基叩头，一边拒绝，一边解释：“更换丞相有如更换房柱，必须用大木，如果用一束束细本条捆绑一起替代，房子顷刻就会倒坍。”
不久，李善长罢相，朱元璋准备以杨宪为相，杨宪与刘基过从甚密，朱元璋以为会得到刘基的支持。不料，刘基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这个人难以做到像水那样公平，以义理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这个人器量狭小浅薄，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胡惟庸怎样，刘基比方说，犹如一匹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把车驾翻了。
朱元璋想了想说：“我选相才，实在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刘基说，我这个人嫉恶如仇，性情太刚，又缺乏处理繁杂事物的耐心，让我任丞相会有负皇帝的恩宠，“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只诚未见其可也”。
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得到不同程度重用，胡惟庸还任丞相8年，但都相继败亡了，原因正如刘基早年预言的那样。
刘基是一个智者，十分善于辨识人才，对于几位丞相人选的才德洞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自己是丞相的合适人选，对人对己把握得准确而公正。
知人容易，自知困难。但是，只有做到自知，我们才会更好的知人、识人。因此，领导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不足和优点，努力地做到公正地对待人才。
用人多疑的崇祯帝
思宗猜忌大臣，自毁长城，使其不论是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抵御清军的进攻都没有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思宗鸣钟召集百官，竞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身死煤山，还说什么“然皆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不悟用人之失，诚为可悲之至。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思宗朱由检于崇祯元年至十七年（1611—1644年）在位。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勤于王政，旰食宵衣，生活也不奢华。他17岁时曾以果断与睿智，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宦官魏忠贤的问题，被称“沈机独断、刈除奸逆”。然而朱由检却扮演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可悲角色，落得个自缢的下场。其原因，除了明皇朝代表的封建制度已近末世外，朱由检在用人方面政策失当、用人多疑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犹疑不定，选人失准。
朱由检疑心颇重，不断变幻任才标准。表面上希望忠良辅政，实际上不知怎样，算忠良才俊。他曾用出题测试的办法考察廷臣，企图以对策考试选拔良才，但这种考试拘泥于文论，不能考出真实水平，在明末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急迫的客观环境下，非但难出应变之才，甚至给奸巧之人提供了弄假作弊的条件。陈演本是一个“庸才寡学”善于拉拢奉承的人。在朝廷廷试之前，他勾结买通宦官，窃得皇帝考试题目，做好准备，考试之时“条对独称旨”，合于皇帝口味，被选人阁，不久任内阁首辅。他对国事“无所筹划”，却贪污受贿，臭名远扬。朱由检又改为从六部和地方大员中各选一人入阁，采取平均主义凑数办法，结果人非其才。如张至发以外僚人阁，不懂朝廷制度，“诸翰林多不服”，“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朱由检也发现他不能胜任，匆匆将他撤换，理由是身体原因，其实张至发结实得很，遂让他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说是皇帝命令他生病回籍调养的。后来，朱由检又以圣人之后为理由，选孔贞运为首辅，孔贞运是孔子六十三代孙，不尚实际，只务虚名，也匆匆而去。
朱由检采用枚卜的方法决定内阁成员，先让廷臣推荐一批候选人，然后“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决定人选与次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皇帝已失去判别人才决定人事的能力，更谈不到知人善任。在这种心存疑惑、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崇祯一朝的阁辅大臣走马灯似地更迭。内阁与六部，始终没有涌现出一位杰出人物。朱由检掌权17年中，内阁成员50余人被更换。其中，10人被削职、革职，25人离职回乡，正常致仕或卒于任所的只有6人。刑部尚书易17人，兵部尚书凡14人，亦罕有善全者。
二是刚愎自用，猜忌忠贞。
明朝阁臣并非都是无用之辈，只不过皇帝多变多疑，使他们无从施展才干而多有后顾之忧。如孙承宗曾以首辅身份视师辽东，颇有成效。刘鸿训处事果敢，颇有魄力。钱龙锡协心辅理，朝政稍清。文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这些人物的素质是不错的。但他们同情东林党人，朱由检便不分清红皂白一律猜疑，怀疑他们朋比为奸，将他们相继罢免。
朱由检的一个战略错误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就是因猜忌错杀了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他单骑出关赴东北考察军事、政治，回京后自告奋勇守御辽东。袁崇焕筑宁远（今辽宁兴城县）等城池抗御努尔哈赤的后金军进犯，宁远一战击伤努尔哈赤，获宁远大捷，接着又在宁锦挫败皇太极，被思宗任命为兵部尚书。但思宗对他的信任没有维持多久便开始怀疑。聪明的皇太极认为击败明军的惟一办法是除掉袁崇焕，而除掉袁崇焕的最好策略便是反间计。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联络蒙古部南侵，因害怕山海关、锦州一带的袁崇焕，便绕道长城喜峰口入关，攻克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在山海关闻讯大惊，急率大军驱驰赶回北京，正遇后金军到，两军相峙，后金军战不能胜。皇太极此时派人买通明廷中阉党，制造谣言，说袁崇焕与后金早有联络。思宗心下怀疑，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正好有两个赴通州传旨的太监，中途为后金俘虏。皇太极见天赐良机，便安排二宦官在军帐中看管，看管者则是原明朝降清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先我三人。三人夜里窃窃私语，说后金大汗昨日单独出营同北京来的骑马者谈话很久。又说他们不愿与袁崇焕兵戎相见，又说袁崇焕大帅与大汗已定密约。两太监偷听谈话之后试着逃跑，竟无人发觉，逃回京城，密告思宗。当此危急之秋，思宗不加思考，认定袁崇焕通敌。他假装召袁崇焕进宫议事，将袁崇焕拘捕，继而处死。思宗制造了冤案，还自作聪明以为除了内患。天下正直者都知其冤。直到后来清太祖皇太极死后，其实录中纪录了他施反问计的过程，真相彻底大白。
思宗猜忌大臣，自毁长城，使其不论是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抵御清军的进攻都没有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思宗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身死煤山，还说什么“然皆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不悟用人之失，诚为可悲之至。
康熙坚持考察起用人才
康熙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君王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特别重视识人、用人。而在众多的帝王中享有善识人、用人美誉的帝王却没有几个。但是，清代的康熙大帝却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
康熙帝（1654—1722年），康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他是清朝很有作为的皇帝，非常懂得举贤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始终坚持在考察之中擢用人才。
康熙帝在位期间，噶尔丹叛乱，他三次率军亲征。在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战争中，他对随军将领和官吏的实际能力亲自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他从西路军主将费杨古巧设伏军大败噶尔丹，取得重大胜利的过程中，发现费杨古有勇有谋，具有统帅三军，领兵作战的指挥才能。回来后，便给费杨古晋升一等公（即封爵名称）。在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发现绿旗总兵王化行，队伍整齐，战功卓著。因此，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便破格提拔王化行为军中统领。同时，对于那些无能的官吏如户部侍郎思格色等予以罢免。有一次，康熙帝命思格色去塞外负责挖井供水。他问思格色一口水井大约能够供多少人马饮用，思格色迟迟回答不出来。于是康熙帝立即革去他的官职，并当众指出：“思格色为官昏聩无能，心中无数，令其居官何用？”
康熙帝曾多次巡行外地，查访吏治，体察民情。他在巡行江南时，路经河南某城，当地官吏为了迎接圣驾，整顿交通，作出临时规定，凡是皇帝经过的道路，以划线为界，分左右三路通行。左右两路，官商百姓可以自由往来行走，中路作为御道，只供皇帝专行，任何人不准走动，并贴出布告，命令官民皆知，家喻户晓，不得违犯，否则依法严惩，同时还派出典吏沿路巡视警戒。布告贴出的当天中午，一个官员冒犯规定，骑马沿中路行走。典吏对其进行劝阻，他非但不听，反而鞭打典吏，并声称他是当今皇帝的太监。这位典吏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立即喝令左右将这位太监拉下马来，狠打50大板。府台大人听说此事后，认为一定大祸临头，忙令左右给典吏带上刑具，等候皇帝处置。康熙帝进城得知此事后，马上召来典吏，亲自为其取下刑具，并备加赞扬。当即宣布，破格提拔典吏为四品巡抚。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张伯行考中进士，经康熙帝面试后，授予内阁中书职务，不久又调中书科任中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行政长官，张伯行上任时，正值当年闹饥荒，百姓穷困潦倒，无法生计。张伯行立即把自己家里的钱粮运到灾区，并赶制许多棉衣，救济灾民。康熙帝下了分道救灾的命令，张伯行分管汶上（今属山东）、阳谷（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两县。他给灾民发放了22600多石救济粮。为此，布政使责备张伯行擅自作主，并提出罢免张伯行职务的弹劾奏章。张伯行对布政使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驳斥，使弹劾风波得以平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南下巡视，赐给张伯行“布泽安流”的金榜，不久，提升张伯行为按察使。
次年，康熙帝再次南下到苏州巡视，他对随从大臣们说：“朕听说张伯行为官十分清正廉洁，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啊！”当时就命令苏州所在地的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是这位督抚却没有推荐张伯行。康熙帝于是召张伯行说：“我早就了解你，他们不举荐，我自己来举荐。以后，你居官而善，天下的人就会明白朕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给他“廉惠宣猷”的金榜。
张伯行德才兼备，为官清正廉明。他在救灾中，能够为灾民着想，独自作主发放了大量救济粮，这本是件大好事，却遭到布政使的弹劾。他刚正不阿，毫不畏惧，可谓有胆有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贤能之才，却得不到他的上司苏州督抚的举荐。如果不是康熙帝具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慧眼，那么，张伯行这个人才也就只好被埋没了。
康熙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善于“相面”的曾国藩
曾国藩看人，不重履历，看重这个人的潜力和前途。他亲自为李鸿章挑选了部下，这些人不但为李鸿章打开了局面，还保全了曾国藩的后路。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卜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有一次，李鸿章的淮军收罗了不少猛将，想让曾国藩给他们“相相面”，看看他们的潜力。
这些将领来到安庆集中后，第二天曾国藩就亲自接见，以表示重视。当时大概共有十余名将领，其中张树声个子最高领头，刘铭传身材短小殿后，鱼贯而入进了曾国藩的议事厅，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曾国藩在屏风后面来回踱步，就是不出来。结果张树声最有耐心，而刘铭传则暴跳如雷，口中骂声不绝。曾国藩在幕后观察的结果，对这两个人尤为满意，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还有一种说法，一天傍晚，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悄悄来到淮军的营地，看到淮军的将弁们，有的赌酒猜拳，有的倚案看书，有的放声高歌，有的默坐无言。其中“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持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曾国藩在回来的路上对李鸿章说：众位将领都可以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就是那个裸腹读书人。此人即是后来成为淮军名将的刘铭传。
曾国藩去世后，刘铭传又多次担任要职，他是中国近代提议兴修铁路的第一个政府高级官员，说明他是有远见的。而他在中法战争和保卫台湾中所做的贡献，也的确证明了曾国藩对他的鉴别和期待。
曾国藩看人，不重履历，看重这个人的潜力和前途。他亲自为李鸿章挑选了部下，这些人不但为李鸿章打开了局面，还保全了曾国藩的后路。
曾国藩言谈识陈兰彬、刘锡鸿
曾国藩以言谈识人，居然说中十之八九。陈兰彬、刘锡鸿的未来果然被他说中。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西洋，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竞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会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旧友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也正在曾氏预卜的不差分毫。陈后来虽经许伟推荐来到曾氏幕下，但因为过于正直不肯随俗，且为人处事勇气不足而终无大的建树。
曾国藩识鲍超之勇
鲍超为湘军猛将，曾国藩格外倚重。曾国藩曾对慈禧太后极言鲍超之勇。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果然，到了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之争再起，俄军多次起衅，鲍超被任命为湖南提督，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津，护卫京师，国中上下莫不称颂。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流落湖南时以善游水，投入湘军水师，充当哨长，后以作战勇猛，为胡林翼赏识，调入陆军，升为营官。鲍超遂又以行军迅速，神出鬼没，连建奇功。曾国藩遂乃命之统率3000人，专为游击之用，军中俱以虎将称之。
鲍超聪明多思，他自创多套操法、战法，甚为曾氏看重。曾氏赞曰：“湘军平时多不操枪矛，鲍军则多大操队伍。扎营打仗，须学鲍军规矩。”还说过：“鲍军临阵，队伍整齐，逢山过山，逢水凫水，实为群贼所惮，有非楚勇淮军所能及者。故欲存此一家法门。”又训淮军云：“如鲍之两层大，一字阵，打进步连环，皆宜深思而善学之。”
鲍超的军旗中间为一“鲍”字，四周涂墨，成一墨旗，众人皆识。传说，太平军中的陈玉成虽然双眼近视，却也识得此旗，一见此旗，便自遁逃。甚至曾国藩也对手下军兵说：在适当的时候，不妨可以大呼“鲍军来了”，可以起到吓退敌人的作用。以左宗棠那样的英明神勇，有时因为兵力不足，也会扯起鲍军的墨旗子，吓退敌人。可见鲍超的悍勇神威、急中生智、世人皆惧，其名闻于天下。百年之下，犹可想见。
有一次，鲍超被敌军重重围困，情势危急。如果让文书准备加急信件，外出求救，则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鲍超急中生智，‘取一小纸片，上面写上“鲍”字，围绕着画三圈，命一勇士冲营而出，送去大营。湘军大营的诸人拿到这张纸片，但见一“鲍”字，外围三圈，并不会意，此时曾氏赶到，一见纸片，遂大呼：鲍超危矣，速发兵救之，鲍超之围始解。帅将之默契尽现其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丰城之捷，曾国藩奏云：“记名提督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久，立功最大。”同年，铅山之捷，曾国藩奏云：“鲍超骁勇罕匹，转战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所向克捷。是年正月，破黄文金大股于洋塘；四月，破刘琳大股于安庆，厥功甚伟。此次克复铅山县城，连解抚州广信两郡重围，当此口粮久缺之候，行烈日骤雨之中，竭力奔驰，不得少休，未满两月，将江西腹地各城，一律扫除，全省肃清，实属劳苦功多，恳请补授提督实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皇帝出走热河，清廷无兵可调，由军机处诏谕曾国藩，指名要调鲍军入京，护收京师。这时曾国藩以江皖战事吃紧，鲍超万不可调，如果一定要调，乞将臣与胡林翼择一调之。曾国藩之重视鲍超，自此可见。可是鲍超认为曾国藩有意扼之，阻其前途，大为不满，几至决裂，胡林翼闻之，驰函婉劝，始勉强从之。
后来，太平天国被剿灭后，鲍超与刘铭传争执起来，后来竟聚讼于朝。当时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因与刘铭传宿交之故，刻意袒护，鲍超则只能大叫其屈。这时也是曾氏出面，全力为鲍昭雪。鲍超又对曾氏感激不尽。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因事陛见慈禧太后，慈禧问及卧病的鲍超。曾国藩则极言鲍超之勇，国有缓急，随时可以征调。果然，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之争再起，俄军多次起衅，鲍超被任命为湖南提督，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津，护卫京师，国中上下莫不称颂。
识人也需要气度
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国藩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旱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湘军猛将，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王珍为“斑虎”，斑虎一吼，是人都要为之三抖。
曾国藩最早编练的湘军，只有三营团勇，分由罗泽南、王珍、邹寿璋统管，罗统中营，王统左营，邹统右营，一营三百六十人，三营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的时候，并无王珍的编制，但是王一来湘军即光芒大显。王珍著有《练勇刍言》一书，湘军后来的规矩制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话。
湘军军纪极严，而最严者，当首推王珍一军，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言王珍军纪，“士兵怀银十两者斩”，人多不解其故，实则王军中士兵饷银，皆由营部直接拨交其家，兵士身怀十两，不是抢劫，便是赌博，故杀之也。其他还有吃饭不给钱，买物不给钱，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谓其待部下过于严劾，即以此也。
曾国藩素来讨厌夸大之人，王珍一日谓曾国藩曰：“招兵三千，即可灭此（指太平军）大敌！”曾国藩闻之大骇，曾至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为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可是这样的信，对于王珍，并没有发生效力，曾国藩至骆秉章书：“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侍所之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间，业已闹翻。
但是尽管如此，曾氏仍然对王报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从，性质已经是背叛，曾氏却不是小肚鸡肠之辈，在关键时候仍然不忘时时关照王珍，丝毫没有暗中排挤之举。后来江西林头山大战，王珍大破太平军二十万，为湘军大树声威，名扬天下。曾氏随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积劳成积，暴死军中，世人无不痛惜。
曾国藩收服陈国瑞
陈国瑞这样的人物虽然无多才干，偏有勇力，曾国藩能待之以诚苦用心思，收服此人，为己之用，实在是因为有惜才之心。
陈国瑞是湘军以蛮悍著称的“刺头”，平时即是除曾氏外无人能管的人物。他原为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大将，不仅从未读过书，不知礼仪道德，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不过此人有一个好处，除了骁勇强蛮外，想做的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15岁投太平军，再降清军，几经辗转归入僧格林沁部下，传说骁勇异常，于炮弹如雨中端坐营外喝酒，炮弹击碎他手中酒杯，他则返向敌阵高呼：向我开炮！手下都十分敬畏他。
知道僧格林沁的人都知道他的粗蛮无礼，动辄殴击，无人可以在他手下而不畏之如虎，难以忍受。但是独独这个陈国瑞在僧手下时，不仅不怕僧格林沁，而且十分敬佩他，引为同道。
曾国藩接替僧格林沁剿捻，便接手了陈国瑞这个“刺头”。不久，陈国瑞与刘铭传各率属军发生械斗。曾氏深明此人，知道惟有设法使陈国瑞真正臣服于己，将来才可为己所用。曾国藩主意已定，先以凛然不可侵犯之阳刚正气震慑陈之嚣张，继而历数陈的劣迹暴行，使其明白自己的过错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陈始变作一副垂头丧气相，急欲偃旗息鼓。而曾氏话锋一转，始而表扬其勇敢无畏，不好色贪财，未来前途无量等等，不过，如果他只因为一时莽撞就毁了自己的前途，就太可惜了。这时，陈又振奋起来，移座到曾氏面前，静听教导。曾氏接下就与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之章约法，一时间陈国瑞心服口服，再不争辩。
但陈国瑞劣性难改，后来又拒受曾氏的命令，曾氏只好对之施硬，马上请来圣旨，撤去陈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并言明，如果陈再不服命则立即撤职查办，发配边地。陈哪里能够忍受得了那种枯燥无味、无权又无酒的生活？遂即表示愿听将令，再不违抗。
陈国瑞这样的人物虽然无多才干，偏有勇力，曾国藩能待之以诚苦用心思，收服此人，为己之用，实在是因为有惜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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