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逊不拙
与人相处，一定要注意顾及别人的心理，不要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必要自损形象，把自己的聪明归于别人，做出一副“大智若愚”的形象来，既显示自己的谦逊，又不致使对方相形见绌。
古语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过于精明，过于完美，常常会带来麻烦，为此，聪明人有时要装作糊涂，并表现出有人格的缺陷，这样才能保全自己，达成目的。怎样来表现自己的“不完美”呢？这也要因时而定。
第一，可以通过贪图小利来显示自己的胸无大志。
例如，战国末期王翦奉命出征，出发前，向秦王请求赐给大量的良田房屋，秦王说：“将军放心出征，何必担心呢？”
王翦道：“做大王的将军，有功最终也得不到封侯，所以趁大王赏赐我临别酒饭之际，我也及时地请求赐给我田园，作为子孙后代的家业。”
秦王大笑，答应了王翦的请求。
王翦到潼关，又派使者回朝请求良田，连续派了五人，而秦王爽快地一一应允。
心腹爱将私下劝告王翦。王翦支开旁人，悄悄说：“我并非贪婪之人。因秦王狡诈多疑，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交给我一人统率，心中必有不安。所以我请求赏赐，名让子孙安居乐业，实以安秦王之心。”’
无独有偶，像王翦这样用心良苦的侍君者，萧何也是一个。
第二，可以通过有意地“不得人心”来显示自己毫无野心。有野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宏图大业，一般都会收买人心，因此，常言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人皆知，它也就成为了检验你是否有野心的一项标准。
例如，汉高祖时，吕后采用萧何之计，谋杀了韩信。人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祖正带兵征剿叛军，闻讯后派使者还朝，封萧相国，加赐五千户，再令五百士卒、一名都卫做护卫。
百官都向萧何祝贺，唯陈平表示担心，暗地里对萧何说：
“大祸由现在开始了。皇上在外作战，您掌管国政。您没有冒着箭雨滚石的危险，皇上却增加您的俸薪和护卫，这并非表示宠信。如今淮阴侯（韩信）谋反被诛，皇上心有余悸，他也有怀疑您的心理。我劝您辞封赏，拿所有家产去辅助作战，这才能打消皇上的疑虑。”
萧何依计而行，变卖家产犒军。高祖果然喜悦，疑虑顿减。这年秋天，英布谋反，高祖御驾亲征，其间派遣使者数次问候萧何。回报说：“因为皇上在军中，相国正鼓励百姓拿出家财辅助军队征战，正如上次所做。”
这时有个门客对萧何说：
“您不久就会被灭族了，你身居高位，功劳第一，便不可再得到皇上的恩宠。可是自您进入关中，一直得到百姓拥护，如今已有十多年了；皇上数次派人问及您的原因，是害怕您受到关中百姓的拥戴。现在您为何不多买田地，少抚恤百姓，来自损名声呢？皇上必定会因此解除疑心的。”
萧何认为有理，又依此计行事。
高祖得胜回朝，有百姓拦路控诉相国。高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异常，也没对萧何进行任何处分。
第三，要聪明一些，但不可显得过于精明，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人生活在社会中，面对的是纷繁多变的世界，与之打交道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要想立身于世，不得不精明些。但是，精明、技巧要因人因地而异，有时候就不能太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样的人屡见不鲜；过于方正，深得人心而引来杀身之祸者，史书上不胜枚举；善辩者不能信任，这已是很多人心中十分牢固的观念。
因此在谈话时，一定要注意顾及别人心理，不要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必要时不但要把自己的聪明归于别人，而且要善于自损形象。要做出一副“大智若愚”的形象来，既显示自己的谦逊，又不致使对方相形见绌。
世界上没有不爱听赞美话的人，这是由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弱点所致。人活在世上，需要同情关心、爱护和尊重，没有这些，人类的心灵就会像沙漠一样干枯寂寞。
赞美别人，就是给予别人同情、关心和爱，就是对别人劳动和创造的尊重，因此，赞美对于人类心灵的重要性，犹如阳光和生命。
学会赞美别人，会使你成为处处受欢迎的人，甚至能帮助你逢凶化吉。深谙赞美之道，能使你顺利地消除与他人的隔阂，铲除顾忌和疑虑，助你走上成功之路。
秦国有位能言善辩之士名叫中期。有一天他应召入宫，和秦王讨论政事，结果秦王被驳得体无完肤。
秦王大怒，心想：你怎能一点不顾全我这一国之君的脸面！而中期却不理不睬，缓缓走出宫去。秦王恨恨地说：“不杀你这贼子我誓不甘心！”
中期回去后，明白秦王不会为此事而放过自己，便托一位朋友进宫对秦王说：
“中期真是个粗人！刚才他是遇到圣明的君主了，大王您没有责怪他。假如换了夏桀或商纣那样的暴君，早把他杀了。我要向人们宣传此事，让大家都知道大王的豁达大度，礼贤下士。”
秦王顿觉飘飘然：“先生过奖了。中期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还要奖赏他呢！”
中期的高明在于：原则上毫不让步，但懂得在危险关头如何想方设法，运用赞美之辞使自己逃避灾祸。
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需要别人的称誉和赞美。因为身居高位，难免产生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心理，同时，由于属下的敬而远之，也会使身居高位者感到寂寞孤独。
因此，学会对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予以赞美，分担他们那份沉重的孤独，用你的爱心去关心和温暖他那包裹着冰雪的心灵，他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倍加重视。
与其练达，不如朴实
一个刚刚涉足社会的人，阅历不深，受到不良习气的影响也少；而阅历丰富的人，各种奸谋技巧也很多。所以，一个坚守道德准则的君子，与其练达，不如朴实；与其谨小慎微，不如心怀坦荡。
在当今，潇洒与酷成了最时髦的词语。何为真正的潇洒7．许多人认为衣冠华美，腰缠万贯，出有香车，伴有美女，就春风得意了；有些人以为用尽机巧，左右逢源，就趾高气扬了。但这是极为表面的，不能代表潇洒的实质。诚如《菜根谭》所说的“涉世浅，点染亦浅”而已。所以，无论是练达还是拘谨，如果你内心挂牵太多，瞻前顾后，亦步亦趋，倒不如率性而为，放开膀子纵情狂放。这样才能真正地潇洒在骨子里，令人倾倒。
郦食其是秦末陈留高阳人。他从小喜欢读书，但是家贫无业，乡里称他是“狂生”。沛公刘邦率领起义军经过陈留，郦食其闻讯赶来，送上自己的名帖说“高阳小民郦食其，听说沛公率兵讨秦，想和您见面亲自谈一谈天下事。”侍者通报。刘邦正在洗脚，便问来人的长相。侍者回答：“长得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穿戴也确实是儒生打扮。”刘邦说：“我不想见这样的人。说我没空接待儒生。”侍者如实转告。郦食其改变战略，瞪着大眼，按着剑喝叱：“去！再转告沛公，我乃高阳酒徒，绝不是儒者！”侍者听到这句话，惊惧得名帖落地，慌忙捡起，连忙跑回禀报：“来客真算得上是天下壮士！自己说自己是高阳酒徒，拿着剑威胁我，臣恐惧得竟至名帖失落！”刘邦顿时脸色大变，连忙擦足，扶杖起身，叫道：“快请快请！”
而被人认为气量局促，成不了大事，与其苦心孤诣设计机巧，反而被人视为居心叵测，招人疑忌，倒不如率性而为。无论拙鲁，无论狂放，只要能使人家了解你是性情中人，是真实自然就行。无牵无挂，无阻无碍，这才是真正的潇洒。
别弄巧成拙
学别人的风流潇洒容易学走样，弄巧成拙；但学习别人的温良敦存比较保险一些。这一点，对做人、教子都很有启发。
东汉名将马援为国带兵打仗，屡建奇功，光武帝刘秀封他为伏波将军。他不仅治兵严谨，打仗有方，还非常重视自己家族中子弟的教育，以免他们走上邪道。
有一天，他听说侄儿马严和马敦结交侠客，认为这样下去会耽误学业，就写信劝告他们说：希望你们听到别人说坏话，就要像听见自己父亲的名字一样，尽管别人在叫，但自己不能跟着去叫。龙伯高这个人厚重谨慎，谦逊廉俭，为人正派，是我最敬重的，我希望你们学习他。杜季良豪侠行义，能为人解忧，也是我敬重的人之一，但我不希望你们学习他，因为你们很难学到。学龙伯高不成功，还不失为一个谨慎忠厚的人，“刻鹄不成尚类鹜”；如果学杜季良不成，就会成为轻薄之徒，那就成了“画虎不成反类犬”。
马援的意思是说，学别人的风流潇洒容易学走样，弄巧成拙；但学习别人的温良敦厚比较保险一些。这一点，对做人、教子都很有启发。
教子弟学文习武，应当严肃、明理，尤其是对他们结朋交游应更加谨慎处之。古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确实能造化人，也可损毁人。刘宗周的母亲章氏教导她的子女时就考虑到了这个因素。
明嘉靖三十年，章氏出生在山阳县的一个书香之家。章氏读书过目不忘。她特别喜欢诗词和历史，十几岁就学会了写诗，家人读了她写的诗都为她的才气而感到惊异。成年后，章氏嫁给了同县的一个秀才刘坡。她二十七岁那年，丈夫病死，抛下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和遗腹子刘宗周。由于家境的困顿，宗周降生后，章氏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已经败落了的娘家。她一面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一面培养刘宗周，使他成才。
刘宗周小时候很贪玩，经常与邻里小孩子摸鱼虾，捉迷藏。于是章氏腾出一间小屋来，每天早晨在机杼旁亲自替宗周讲课。为排除外界的干扰，章氏把他关在屋内，让他专心读书。
起初，刘宗周读书很认真，但是没过多久，便有点嫌苦怕累，学习也懒散了。章氏知道后，便将他拉到织机前，严厉地说：“你读书心猿意马，我织布还有什么意思呢！”说着拿起凿子就要断杼。宗周连忙说：“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三心二意了。”从此，刘宗周养成了自觉读书的习惯。他年未弱冠，即考取秀才，接着又在乡试中名列前茅。然而章氏对宗周的希冀和督促仍是没有放松。
因为章氏教导有方，刘宗周二十三岁那年考中了进士，终于成为一位学贯古今、声震中外、富有气节的思想家。章氏教子的成功之处，就是让儿子谨出入，严交游，不与游手好闲之徒同流合污，刻苦精进，严于律己。
傻一些未必是坏事
做人傻一些，未必是坏事。历史上许多人遭遇横祸，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愚钝不足。
以愚人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能减少人们的戒心和敌意，特别在自负多疑的当权者眼中，愚人往往最能得到他们的重用。北魏的于烈就是一例。
北魏孝文帝时，于烈在朝做官，从不主动进谏。一次，孝文帝问他说：
“你身为大臣，难道没有一点主张吗？”
于烈回答说：“臣自知愚钝，所以不敢妄议国家大事，臣只听陛下号令。”孝文帝一笑，说：
“议论国家大事，乃是做大臣的职责，你不发一言，可谓失职了。”
于烈并不申辩，主动请罚半年俸禄，还一再自称有罪。
有人替于烈感到羞辱，对他说：
“百官嘲笑，皇上责罚，你不感到难堪吗？你应该好好读读书，和贤人结交，这样你才能聪明一点啊。”
于烈反驳说：
“我只有一些傻气，但我对皇上忠心，我问心无愧。你们可以笑我愚钝，而我却不能听任你们的摆布。”
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时，文武百官反对迁都的人很多。他们提出种种理由，听起来倒也合情合理。
有的大臣问于烈的态度如何，于烈只回答说：
“你们说得头头是道，我是万万不能的。只有一样，我听皇上的，不管皇上是对是错，我都坚决赞成。”有人说他愚忠，于烈也不生气，他笑着大声说：“只要皇上圣明就行了，我们做臣子的用不着太聪明了。”一次，在朝堂之上，孝文帝当面问于烈是否赞成迁都之议，于烈说：“陛下天资过人，做这样的决断自有道理。我这个愚人虽猜测不出，但我并不想多言。”
孝文帝十分感动，说：
“文武百官反对者不在少数，他们自恃聪明，实际上只有你最了解朕的心意。”
迁都洛阳时，于烈被委以重任，全权处理留守政府的大小事务，不少人感到惊愕，孝文帝却对皇室宗亲说：
“留守故地，责任重大，非大忠者不能用之。于烈虽愚，但忠心耿耿，不会聪明自作主张，这样的人才让朕放心呐。”
495年，朝廷大规模选拔官吏。于烈的儿子于登，依照法令也要求升官，他对于烈理直气壮地说：
“我为官清廉，并无过失，父亲这次也该帮帮孩儿了。”
于烈眉头不展，说道：“我身在朝廷，一旦你升迁，总会有人说我假公济私。依我之见，不如以后再说吧。”
于登争辩说：“父亲如此顾忌，难到就不顾孩儿的前程吗？”
于烈坚持不准，于登索性直接上书，要求升职。
于烈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他痛斥于登一顿，又给孝文帝上书说：
“陛下圣明，做臣子的更应谦让守礼。我儿于登求官心切，都是我教训无方，请陛下将我免职。”
不少人认为于烈傻气，有的劝他说：“做父亲的纵是不为儿女将来打算谋划，也不能阻碍他们的升迁。你的儿子求迁并不违制，你不应反对啊。”
于烈气呼呼地说：“我和我的儿子现在已是很好了，他不该不满足啊。如果他现在把心思只用在升官上，我担心以后他会不务正事了。”
孝文帝看到于烈的奏书，感慨万分，他对百官说：“选拔官员，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子侄能够升迁而绞尽脑汁，独于烈不为己谋，朕甚感欣慰啊。”
孝文帝于是加授于烈为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开国子，食二百户。
做人傻一些，未必是坏事。历史上许多人遭遇横祸，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愚钝不足。
犯而不校的智慧
在武则天时代，娄师德能出将入相数十年，以功名相始终，他也是朝臣中唯一一位没被酷吏们罗织罪名的人，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器识厚重以及犯而不校的道德。
武则天执政时期，夏官（原兵部）侍郎娄师德和凤阁（原中书省）侍郎李昭德约好一同上朝，娄师德身躯肥胖，走路很慢，李昭德先到了殿门，左等右等娄师德不到，心里焦急万分，惟恐迟到会遭重罚。好不容易才等到娄师德气喘吁吁地赶到，李昭德性子急躁，脱口骂道：“乡巴佬”。
两旁一同上朝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娄师德官职夏官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职位要比李昭德高，李昭德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上司，这些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娄师德喘息了一会儿，才迎面笑道：“大家都是贵人，我不做乡巴佬谁做乡巴佬。”大家哄然一笑，都佩服娄师德的雅量。
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前娄师德把他叫到面前，问道：“我现在贵为宰相，你又是一州的长宫，我们家权势荣宠过盛，别人一定要嫉恨我们，千方百计挑我们的毛病，你认为怎样做才能免除祸患呢？”
他弟弟深知哥哥的脾性为人，咬咬牙发狠说道：“从今以后，即便有人唾到我脸上，我自己擦掉就是了，绝不让大哥为我担心。”弟弟以为如此说必会让哥哥满意，却不料娄师德面现痛苦不堪神色，捶胸顿足说道：“这正是你让我担心的地方，错了，错了。”
弟弟不知所以，只好向哥哥请教。
娄师德正色告诫他说：“人家唾你，那一定是生你的气了，你却自己把唾沫擦干，人家不就更生气了吗？唾沫在脸上自己就会干掉，你何必去擦呢？所以有人唾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笑着承受，而且让唾沫自己干掉。”
弟弟恍然大悟，铭刻于心。
“唾面自干”向来是无耻的代词，但也要看是何时，何人，“唾面白干”，不可一概而论。在武则天时代，酷吏横行，冤狱不断，告密陷害如家常便饭，搞得人人自危。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娄师德却能出将入相数十年，以功名相始终，他也是朝臣中唯一一位没被酷吏们罗织罪名的人，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器识厚重以及犯而不校的道德。
厚黑大师安禄山
安禄山在发动兵变之前，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进行“卖傻装憨”，可谓用心良苦。他因此可称得上是一位厚黑大师。但是由于“厚脸黑心”还不彻底。修炼的境界还不够高，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平卢节度使安禄山貌似憨厚，内心狡诈之极。他故意装出憨直、笃忠的样子，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待。
有一次，他竟乘机上奏说：
“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飞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如此谎言，本十分可笑，但由于安禄山善于逢迎，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相信他憨直诚笃。安禄山是东北混血少数民族人，他常对玄宗说“臣生长若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以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与安相见，安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玄宗感其“朴诚”，大加赞美。
公元747年的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以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禁宫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更加宠信他，竟把天下一半的精兵交给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卖傻装憨”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作是对安禄山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等要职。
安禄山的计策得手，唐玄宗对他已只有宠信毫不设防，便紧接着采取“乘疏击懈”的办法，搞突然袭击。他的战略部署是倾全力取道河北，直扑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这样，安禄山虽然只有10余万兵力，不及唐军一半，但唐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对安禄山毫不防备，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8万人，河南河北更是兵稀将寡，且平安已久，武备废弛，面对安禄山一路进兵，自然是惊慌失措，毫无抵抗能力。因而，安禄山从北京起程到袭占洛阳只花了33天时间。
唐朝毕竟比安禄山实力雄厚，惊恐之余的仓促应变，也在潼关阻挡了叛军锋锐，又在河北一举切断了叛军与大本营的联系。然而无比宠信的大臣竞突然反叛，唐玄宗无比震怒，又被深深地刺伤自尊心，变得十分急躁。而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安禄山的计谋足已使唐玄宗失去了指挥战争所必须的客观冷静，又怒又急之中，忘记唐朝所需要的就是稳住阵脚、赢得时间以调精兵一举聚歼叛军之要义，草率地斩杀防守得当的封常青、高仙芝，并强令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击叛军，哪有不全军覆灭一溃千里的呢？
安军占领潼关后曾止军十日，进入长安后也不组织追击，使唐玄宗安然脱逃。可见安禄山目光短浅，他只想巩固所占领的两京并接通河北老巢，消化所掠得的财富，好好享受大燕皇帝的滋味，并无彻底捣碎唐朝政权的雄图大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无赖之徒，竟然把大唐皇帝打得溃退千里，足见“卖傻装憨”计谋的效力了。
弱者的成功
由弱致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等待是必须的。以弱者的身份诚心对人，更容易打动别人。不玩弄小聪明，是弱者成功的第一步。
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王曾、吕夷简做宰相，宋绶、蔡齐、盛度任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是副相，因为王曾喜欢蔡齐，吕夷简欣赏宋绶，而盛度遭二人冷落，所以盛度并无实权，也为百官轻视。
盛度的朋友一次对他说：“你虽位居高位，却有名无实，你该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啊！王曾、吕夷简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应该多和他们交结才对。”
盛度说：“我知道自己并不讨二位宰相欢心，但这是事实，我只有耐心等待了。他们对我存有偏见，很难一时得到改变。”
盛度并无怨气，他对王曾、吕夷简仍是十分恭敬。在百官面前，他也曾毫不掩饰地对他们说：“我这个人能力有限，担当不起太大的责任，如有要事，你们不必问我，可直接向二位宰相报告。”
一次，宋绶约上蔡齐去拜见王曾，而对在旁的盛度未置一语。盛度心中十分难受，他对家人说：“同为参知政事，而我竟遭宋绶当面轻侮，可见弱者难堪啊！”
盛度的家人气愤说：“大人何不找皇上理论？你这样被他们看轻，他们不是一手遮天了吗？他们结为朋党，不利朝廷，皇上不会不闻不问的。”
盛度说：“无凭无据，皇上不会轻信，何况他们要是反咬我一口，我就危险了。此等时候，我什么都不能做啊。”
盛度对宋绶、蔡齐也恭恭敬敬，全似他们的属官一般。遇有大事，盛度从不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只以他们二人的意见为准。宋绶、蔡齐感觉盛度乖巧听话，心中十分受用。
一日，王曾想上奏罢免盛度的官职，不想宋绶和蔡齐都表示反对。他们说：“大人不喜欢盛度，却不一定非要赶他下台。他这个人很识趣，从不和我们争权，这样也给大人少了许多麻烦。倘若换上来的人不听大人摆布，大人生气不说，恐怕于事多有阻碍，何苦呢？”
王曾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盛度转危为安。盛度闻知此事，心头震颤，在外表上对他们更恭敬了。
有人替盛度打抱不平，对仁宗说了盛度被排挤的事。仁宗把盛度召来，当面问他说：“你是国家重臣，凡事要坚持道义，听说有人压制于你，有这样的事吗？”
盛度一口咬定说：“绝无此事，皇上不要听信人言。我自知能力不济，所以凡事都要与同僚相商，这也是怕逞强误国啊。如果说这也有什么不对，那只怪我愚钝了。”
仁宗放下心来，转而称赞王曾等人勇于任事。
尽管如此，王曾、吕夷简对盛度仍无好感。盛度担心惹上祸患，有心求退了。
一天，他对家人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不能保全家小，那么就是最大的失败。我现在处境困难，不如引退自安吧！”
家人鼓励他说：“大人能力过人，只因遭人排挤才会志不得伸，切不可为了我们而放弃啊。你已苦熬多年，相信用不多久，大人定会出头。”
后来，王曾和吕夷简关系紧张，二人都各拉援手。盛度都不得罪，私下却为朝廷担忧，他对家人说：“朋党之争是朝廷大患，这样搞下去，不仅两败俱伤，更对朝廷不利啊。我当适时劝谏皇上。”王曾、吕夷简越斗越凶，最后，二人竟向仁宗递上奏章，请求退职外任，以示不能并立。仁宗十分惊骇，心中生疑。
一日，盛度一人在中书省吃饭，仁宗突然宣召他，说：“二位宰相不知为何，都提出外任之请，你知道其中的原故吗？”
盛度见仁宗一脸不快，自度时机已到，遂开口说：“宰相大人心中的秘密，臣也不大清楚。不过臣有一法，只要陛下肯做，宰相大人的隐秘便马上得知。”
仁宗催他快快说来，盛度做出迟疑的样子，吞吐道：“听闻二位宰相大人各有朋党，他们的争斗也与此有关。臣也不敢轻信这些传言，陛下何不询问他俩谁可做他们的继任，这样就真相大白了。”
仁宗更为不快，说道：“果真如此，他们真是太让朕失望了！”
仁宗先后向王曾和吕夷简提出这个问题，二人不加防备，一一作答。王曾力谏蔡齐，吕夷简推出宋绶。同时，二人又不约而同地对对方赞许的人加以攻击。
仁宗一眼便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朋党关系，一怒之下，同时罢免了这四个人的职务。
仁宗命盛度主持朝政，他对百官说：“盛度不依附朋党，长期为人压制，这并不是他的错。难得他志向不失，仍尽心为朝廷效力。朕重用他，一来可以弥补朕的过失，二来也是褒奖他啊！”
在这场官场混战中，看似最弱的盛度却笑到了最后，好像这个相位是“捡”来的。这正应了《道德经》里的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心底无私的魏成子
魏成子举荐的都是真正的贤才，有的甚至超出了自己。而翟璜举荐的都是略逊于自己的人，为的是拉帮结派，巩固地位。二人高下立判。
战国时期，魏文侯尊敬贤人，广行仁义，魏国上下团结，各诸侯国都敬畏魏国。
魏国大臣魏成子很有声望，魏文侯让他推荐贤人，魏成子马上举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并且说：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博学多识，主公如有疑难，尽可向他请教。”魏文侯惊讶道：“你的才学令寡人敬佩，难道还有比你更有见识的人吗？”魏成子自惭说：“臣无法和子夏相比，主公只要见了子夏，便会感觉出臣的浅陋。”说到田子方，魏成子道：“田子方胸怀开阔，仁爱天下，而臣喜怒不定，不免偏私，田子方是臣最仰慕的，主公一定要重用他。”
魏文侯听之一叹，说：“你把田子方说得这么好，就不怕显示你的缺处吗？”
魏成子回答道：“治国非同等闲，臣不敢因私误国，只好实话实说了。”
段干木是子夏的弟子，深通谋略，魏成子评述他说：“从前臣以智自负，但见了段干木，方知臣实乃井底之蛙了。段干木若得重用，当是主公之幸。”
魏文侯越听越奇，啧啧赞叹道：“以你的才能，竞对三人如此嘉许，他们必是不凡之人，寡人定当重用。”
于是，魏文侯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为师，时常向他们请教。
大臣李克对魏成子的荐举感到不解，他对魏成子说：“一个人声望的建立是很难的事，你不该为了荐贤而自毁声望啊。子夏等人来到朝中，不是显出你的诸多短处了吗？”
魏成子道：“国有贤才才能兴旺，我个人的声望微不足道。如果因为我而埋没了人才，我岂不是魏国的罪人了？”李克感慨万端，对魏成子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发现。
一日，魏文侯召见李克，问他说：“寡人想在魏成子和翟璜二人之中选相，你看谁更胜任呢？”
李克推辞道：“选相实为大事，臣不敢妄言，请主公自决。”
魏文侯一再让李克表态，李克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委婉地说：“主公可依靠自己的判断行事，自然无误。平常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有时看他交结什么人，升官后看他荐举什么人，困窘时看他不干什么事，贫困时看他不贪求什么东西，凭这五点就足以判断一个人了。”
魏文侯连连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寡人的相国人选已经选定了。”
李克前去拜访翟璜，翟璜问起选相之事，李克说：“我想主公一定会选中魏成子为相，你就不要奢求了。”
翟璜不服，大声道：“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子呢？西门豹治理邺邑有功，他是我推荐的。攻打中山国，我举荐了乐羊。让你留守中山国，是我的主意。主公的儿子没有老师，我提出了屈侯鲋。这都是我的功劳啊！”
李克一笑说：“你举荐的人都是不如你的人，包括我自己。何况你又有私心，想以此拉帮结派，巩固地位。而一国之相是不允许谋私的，所以你并不适合为相。魏成子推荐的人，主公以师礼待之；你荐举的人，主公却以臣下对待，仅凭此节，你也比不上魏成子啊！”
翟璜思虑多时，诚心叹服。不久，魏文侯果然任命魏成子为相。
路留一步，与人行
《菜根谭》说，“径路处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主动让人一步，不会损害你的尊严，你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
有时候，退让不是懦弱，而是一种雅量。战国时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就被传为佳话。
蔺相如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最后既羞辱了秦王，又完璧归赵。接着，在渑池大会上，蔺相如又力挫秦王，为赵国挽回面子。他因功被赵王尊为上卿，地位超过了老将廉颇。
廉颇觉得自己血战沙场，立下了汗马功劳，地位却不如蔺相如，心里不平衡，便发誓道：“我要是见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顿！”蔺相如得知后，尽量避免和廉颇见面，并推病不上朝，避免和廉颇争执。
有一次，蔺相如带着随从出行，远远地望见廉颇的车马，便让自己的车子驶到僻静处躲起来。蔺相如的仆人们都发牢骚，认为主人过于软弱，纷纷请辞。蔺相如说：“诸位看廉颇和秦王谁更厉害？”大家说：“当然是秦王厉害啦。”蔺相如说：“叱咤风云的秦王我都敢当众斥责，难道我会害怕廉将军？我不过是想：秦国那么强大，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我们俩人在。如果我们两虎相斗，必然会两败俱伤，就会让秦国有机可乘。我就是以国家为重，才这样忍气吞声呀。”
后来，廉颇知道了蔺相如的初衷，十分羞愧，便光着膀子，背上荆条，到蔺相如家谢罪。蔺相如看见之后连忙跪下，与廉颇畅谈心意，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蔺相如的忍让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他如果对廉颇斤斤计较、针锋相对的话，不但会使双方面临绝境，而且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抛弃个人恩怨，宽宏大量，既造福自己，也能让人家体会到你的雅量，因此你更为人家所钦敬，真可谓是“忍三分心平气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贵有自知之明
范冉终生安守贫穷，生活虽苦，但精神愉悦，无灾无难。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没有大本领不要紧，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不妄为，不奢求，就可以一生从容。
东汉时，范冉在陈留郡外黄县担任小吏，穷困不堪。闲暇的时候，范冉的朋友总是鼓动他捞些钱财。
范冉长叹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事关不义之财，我就不能做了。现在我们虽穷，但尚能糊口，如果惹事生非，那么便是走向绝路，你的想法是不对的。”
范冉平日无言，有人欺侮他，他也默默地忍受。一次，一个富家子弟当众谩骂他，他不与之争辩，还不停地向他认错。
范冉的朋友感到羞耻，说：“你无端受辱，竟甘心屈服，你太没有骨气了。”范冉苦笑说：“我和他拼命，又能怎样呢？真的较起真来，我想没有人会相助我这个穷人。我现在自顾不暇，实在不愿多惹是非了。”
范冉举止端正，办事勤勉，却不得升迁。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说：“按照法度，你应该有所升迁，你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
范冉反问说：“法度需要人来执行，既然上司不喜欢我，我争就能争到吗？上司会有一百个理由，何必自讨没趣？”
范冉屡受排挤，他自知官场不容于他，最后索性逃走了。
王奂是范冉的朋友，王奂后来做了考城县令，多次写信请范冉去做官。王奂在信中强调说：
“我们曾一同受穷，今日我幸有出头之日，不敢忘怀旧友。你这个人实有大才，不能再过贫穷的日子了，有我在，相信我们能都富贵起来。”
范冉接到来信，感叹说：“王奂顾念旧情，已属难得，我怎敢再麻烦他呢？”
范冉不去就职，他的家人埋怨说：“我们这样贫穷，幸有王奂并不嫌弃你，你应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啊！”
范冉平静地说：“穷富有别，事情并不像你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我若再入官场，势必要与人勾心斗角。我没有余财，用什么打通各个关节？与其争无所争，不如不去的好。”
范冉给王奂回信说：“穷人多艰，奈何我并不是当官的材料，所以只能谢谢你的好意了。官场复杂玄奥，你也要处处小心。”
王奂对范冉的拒绝深感意外，他对自己的下属说：“没有人甘受贫穷的，可我的朋友范冉却穷不为官。他这样做有他的深意，想来我不能不佩服他了。”
后来，王奂升任汉阳太守，临行前范冉带着弟弟范协携带麦酒，在路边设坛等候王奂的车马。
见到王奂，范冉自责说：“你当县令时，我本应该在你的身边相从，但我自感卑贱，生怕给你带来负担，所以贸然不受命了。”
王奂连道无妨，又劝他随己同去汉阳为官，他说：“为了生计，有时勉强的事也要做啊，你别太固执了。”
范冉摇头说：“我不是固执，只是有些自知之明罢了，你现在也未必了解我了。”
范冉终生安守贫穷，生活虽苦，但精神愉悦，无灾无难。184年，范冉老死家中，终年74岁。
永远不要对自己绝望
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情绪低落，容易失去自信，低估自己的能力。要善于驾驭你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哪怕你遭遇第一百次挫折，也要像遇到第一次挫折时一样，平静地去接受。
曹操在与吕布争夺濮阳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军队困于此地，局面很久都没有改观。恰在此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蝗虫灾害铺天盖地而来。而此时吕布军也在困境之中，双方都有了退兵的打算。
这时侯，在一旁隔岸观火的袁绍派人来到曹营，给他捎信说：“老曹啊，一个人单打独斗太不容易了，还是与我联合吧。你可以举家迁到邺城，我都为你安排好了。”这时曹操刚刚失去兖州，军粮无存，情绪正处于低谷，就准备听从袁绍的“忠告”。正在这时，东平相程昱出使回来，曹操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程昱说：“将军是否因为目前的局面而产生了自卑感呢？要不然决不会出此下策。那袁绍占据燕赵地区，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又岂能容忍您在他营垒之中？况且袁绍这厮，是个小人，您又能安心屈服做他的部下吗？您是龙中之龙，不应该依附于人。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还有三城在我掌握之中，还有万余忠贞的将士。凭将军您的神武，有荀彧和我程昱及诸将领，收拾余部，发挥他们的力量，称霸立业的机会不是没有的，希望将军三思而后行。”
程昱的话，犹如一记警钟，击醒了绝望中的曹操。是啊，与虎谋皮，投靠袁绍，我曹操又岂能心甘！从此，打消了与袁绍联合的念头。
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情绪低落，容易失去自信，低估自己的能力。而当你开始否定自己或怀疑自己的能力时，心中自会产生“理由”认同你的否定。怀疑、不相信、潜意识认为一定会失败以及并不真正渴望成功，是大部分人失败的原因。
所以，当你处在逆境时，一定要自信，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用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自信心好比是左右我们一生成就的调温器。一个平庸、原地踏步的人，他相信自己没有什么本领，所以获得成就也少；他相信自己成不了大事，所以他也就没成什么大事；他相信自己不重要，所以他扮演的始终是可有可无的小角色，而且从自己的谈吐、走路、行为等，都显示出他缺乏信心，除非他往上调高他的调温器，否则他会畏缩，妄自菲薄。同时，自轻者人必轻之，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人，别人更不会相信他了。
有一段格言正好说明了自信心对人生的影响：“思其败则必败，思其殆则必殆，思其难则必难，思不成则难以成。信其能是可能，信其行则可行，信其成则可成，成败自在人心。”
碰上困难时，如果你花过多的时间去设想最糟糕的结局，这等于在预演失败。就像一个高尔夫球员不停地嘱咐自己“不要把球击入水中”时，他脑子里将出现球掉进水中的映像。试想，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打出的球会往哪里飞呢？
缺乏自信是事业不成功的主要原因。那么怎样才能拥有自信呢？
首先，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同时正确地认识周围的人。
你周围的同事并不比你强。他们之所以每天都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强，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并能够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如果你勇敢地承接了挑战，但很不幸你把事情弄糟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不是故意捣乱，你的上司仍然会喜欢你，你的同事们也不会嘲笑你。对自己的能力坚定信心，必要时可以把自己的优点列在一张纸上，以时时勉励自己。
其次，在头脑中导入积极的思想。
不要一遇到难题就在脑中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失败，以及设想如果失败了自己该如何收拾残局。你应该把它当做一件平常事来对待，或者告诉自己，完成它不过是“小菜一碟”。告诉自己一定可以成功，并在头脑中设想事情成功以后你如何受到上司的重视和同事的羡慕，以及随之而来的加薪升职。凡事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只要善于运用这些积极的方面，你就可以轻松建立起自信。
最后，把过去成功的例子放在脑海里。
用自己过去的成功例子不断地鼓励自己，你就更容易建立起信心，也就有勇气去承担较有挑战性的任务了，成功的例子可以与眼前的这个任务有联系，也可完全无关，只要能让自己感到，自己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就可以了。
要善于驾驭你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哪怕你遭遇第一百次挫折，也要像遇到第一次挫折时一样，平静地去接受。
美名不独自享受
《菜根谭》说：“完名关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
独孤皇后是隋文帝的妻子，颇有德名。她身为皇后，而且家族世代富贵，但她却并不仗势凌人、爱慕虚荣，而是努力做到以社稷为重。突厥与隋朝通商，有价值八百万的一箧明珠，幽州总管阴寿准备买下来献给皇后。皇后知道后，断然回绝，她说：“明珠不是我急用的。当今敌人屡犯边境，我军将士疲劳，不如把这八百万分赏有功将士。”
皇后喜爱读书，待人和蔼，百官对她敬重有加。有人引用周礼，提议让皇后统辖百官妻室。皇后不愿开妇人扰政的先例，没有接受。
大都督崔长仁是皇后的表兄弟，犯了死罪，隋文帝碍于皇后情面，想免他的罪。皇后却能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顾全大局，她说：“国家大业，焉能顾私。”崔长仁终于受到律法的严惩。
我们不妨细细分析独孤皇后这些举动的高妙之处：独孤皇后不收明珠，却把它分赏将士；表兄弟违法犯罪，她却不因权徇私，确实做到了不露锋芒，因此，她也远离了许多祸害，同时也保持了名节，难怪文帝临终时对她念念不忘了。
东汉时，有个叫甄宇的人被人称为“瘦羊博士”，就是因为他办事留有余地，不过分求满求盈，淡然放宽，不苛求于人，因而受人尊敬。
据载，每逢腊月，东汉光武帝便下诏书赏赐每个博士一只羊。但是所分的羊大小肥瘦不等。当时，一些主持分羊的人提议把羊屠宰之后分肉，后来又有人主张通过拈阄，靠运气来决定所分的羊的大小。博士中有个叫甄宇的人对这种做法感到很讨厌，每次都是先要了一只瘦羊。他带了头，其他的人也就不好意思再争论不休了。一次在朝廷上，光武帝问：“瘦羊博士在哪儿？”甄宇“瘦羊博士”的美名便传扬开来。甄宇深知做事留有余地的道理。为羊的肥瘦发生争吵，终归是缺少雅量；那些人虽然得到了肥羊，但人格被看轻了。甄宇自己挑选瘦羊，也给人们开了一个好的先例，别人再也无法中伤他了。
放开一步，乐得平安。虽是小事，但也蕴含着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领悟人生真味
长孙顺德仗着自己是皇亲，贪赃枉法，挥霍无度，遭到太宗的惩治。赋闲的日子，他变得谦和恬淡，领悟了人生的真味。
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长孙顺德有大功在身，被封为薛国公，任左骁卫大将军。
长孙顺德人极聪明，不仅打仗过硬，而且在官场上也游刃有余，仕途通达。他曾嘲笑一个久不升迁的同僚说：“我和你同时投靠皇上，为何有今日的天地之别？你不该反省一下吗？”
同僚说：“你和皇上是至亲，你又多有战功，这都是我无法和你相比的。”
长孙顺德摇头说：“在官场上最重要的是需要钻营，要用智，要敢为。我平日无时不在苦思，连说话的语气都要事先揣摩。看你埋头做事，却不思此中要义，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也就不奇怪了。”
唐太宗继位后，长孙顺德受封千户，还特别得到了宫女的厚赏，太宗为示优待，竟允许他经常住在宫中。在和唐太宗的闲谈中，长孙顺德总是劝谏说：“现在天下初定，陛下不可太仁慈，
当敢作敢为，不要顾虑太多的非议。天下是陛下的，陛下怎么做都不过分。”
唐太宗不赞成长孙顺德的说法，教训他说：“正因为江山稍平，朕才要顺应民意，以仁治国。个人的智慧不能取代民心，朕也不敢独断专行啊！你这个人强调自我，太过霸道，以后要有所改正才好。”
长孙顺德仗着皇上的宠爱，对朝廷法纪并不看重。一次，他和朋友聊天时说：“任何法纪都有它的漏洞，关键看你是否找出它的破绽了。有人说我违法，可他们查无实据，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长孙顺德贪赃枉法，挥霍无度，为了逃避制裁，他每次都指使家奴收受别人的贿赂，自己决不出面。他得意地对心腹说：“万一事发，我只推托不知罢了，大不了治我个管教家奴不严之罪。”
长孙顺德用尽心机，事情还是败露了。唐太宗又气又恨，他对大臣们说：“长孙顺德官高爵显，为什么干这种糊涂事呢？这是他自以为是、不敬上天的缘故。应该让他记住这个教训。”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唐太宗并没有惩罚他，而是赐他几十匹绢。
大理寺少卿胡进对唐太宗说：“长孙顺德已然犯罪，本该刑罚，陛下这样做不合法度，让人费解。”
唐太宗说：“长孙顺德是个聪明人，我这样做只想引发他的愧心。如果他不知羞愧，到时再惩治也不迟啊。”
长孙顺德见皇上不罚反赏，并没有深想，他只当皇上念及他的功劳，所以一点也没有悔改之意。
唐太宗见没有功效，立即将长孙顺德免职，并严加痛斥。
长孙顺德赋闲在家，一度怨气冲天，不可遏止。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骂家奴，浑似疯癫。一日，他的一位老友见他如此，叹息着对他说：“你心中不服，不甘如此，是这样吗？”
长孙顺德又吼又叫神情激动。
老友不听他的苦诉，打断他说：“你以聪明自居，不畏上天，鄙视他人，这是你的大病啊！你的心机用过头了，为什么不甘做一个愚人呢？你的祸患都是因为你的聪明而起，现在看来，你的聪明并不聪明，你要有勇气承认这一切了。”
长孙顺德苦思多日，终于想通了。他急把老友请来，诚恳地对他说：
“多谢你的教诲，否则我真是苦海无边了。我本凡夫俗子一个，却偏以圣贤自居，如此怎会心平气顺？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早该受此责罚。”
从此，长孙顺德性情大变，分外谦和起来。他在家饮酒赏花，心情也不压抑了。还常对家人说：“我有幸衣食不愁，有酒有肉，这都是上天的恩赐，而我从前不知道珍惜，想想真是无地自容。我本来就不算什么，要感谢上天厚待我啊。”
一年之后，唐太宗观看功臣图，又怜悯起长孙顺德了。他派人去观察长孙顺德在做什么，去的人回报说：“长孙顺德无怨无尤，饮酒赏花，快乐逍遥，和从前判若两人了。”
唐太宗又深入了解了他的言行，十分高兴，他不仅恢复了长孙顺德的爵位，还任命他为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在刺史任上，一改过去自我放纵的恶习，行事低调，谦逊勤政。从前，泽州地方的官员中很多人接受百姓馈送的礼品，已形成一种惯例。长孙顺德彻底纠正了这弊政，下令禁绝，他告诫下属官员：“我们为官的并不比百姓高人一等，为百姓做事本是应该，倘若自我骄傲起来，那么祸不可测啊！”
清廉自守的查道
不管什么时候，为官不贪都应该是荣耀的事，它的长远效益是短视者无法预见的。当官决不是个捞钱的职业，明智的人不会被铜臭熏倒。
北宋时，家境贫寒的查道刻苦好学，成绩优异。一次，查道的老师问学生的志向，学生中的多数人都回答说要当官，而查道却说：
“当官就要清廉守节，否则沦为贪官污吏，便不能为民造福，还要受万世唾骂，这样的人不是太没有见识了吗？”
端拱元年（988年），查道举进士名列第一，从此走上了仕途。
做官不久，查道的一位好友因病而死，好友的女儿被典押于人。为了救助好友的女儿，同样贫寒的查道一愁莫展了。这时，知道内情的一位富豪主动上门，对查道说：“我知道大人为救助好友之女而心急，做善事也要用钱，我的一点敬意你就收下吧。”
富豪献上重金，查道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查道对家人说：
“这位富人和我并无交情，他送上重金，分明是有意拉拢我。日后他若生事枉法，我还能秉公办理吗？这种恶例决不能开，否则我就会被拖下水的。”
查道向另一位友人借了一笔钱，将好友女儿赎了回来。
查道俸禄并不少，但因查道长年养着许多无依无靠的亲族老者，所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并不比寻常百姓家好。有人见查道家中陈设简陋，有时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禁不住劝他说：“你家中人多，用度不少，为什么不想点办法呢？只靠节俭是无济于事的。”
查道知道他的用意，笑着说：“你说我不会当官，是吧？”
那人也笑了，道：“当官也要穿衣吃饭，只要多些变通，何愁不富呢？”
查道突然变脸，怒声说：“你这不是关心我，而是要害我啊！我不是不知道当官弄钱容易，可后果呢？贪官是喝老百姓血的，他们虽然一时快活，但是没有好下场的。我就是穷死，也不想当那丧尽天良的贪官！”
一次，查道带着下属外出视察。时值夏日，天气炎热，一行人饥渴难耐。路过一片枣林时，下属摘了一些枣。
查道眉头不展，批评下属说：“为官者要注意自身形象，要不然何以治民呢？现在枣林主人不在，你们这样做就大为不妥。此事虽小，但可见你们律己不严，将来如不约束，是要出大事的。”
查道按照市场上的价格，把钱桂在树上，这才离开枣林。
当时，官场黑暗，官吏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事情十分普遍。查道对此十分愤恨，他专门上书给真宗皇帝说：“有些人为了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如此之人是不配在朝为官的。他们把当官视为一条发财途径，以清贫为耻，鱼肉百姓，如果任其横行，那么陛下的江山就危险了。”
朝中奸小知道了查道的上书，纷纷指责他危言耸听，他们对真宗皇帝说：“查道官小职微，为了邀功求宠，竞不惜诽谤朝廷，污蔑百官，他是别有用心的，陛下切不可相信他。”
真宗皇帝冷笑着说：“朕虽不出宫门，却也对天下事略有所闻。依朕看来，查道所言切中时弊，他才是真正为国分忧啊！”
真宗皇帝嘉勉了查道，又按他的建议，给朝廷派出的转运使和副使，增加了对郡县官吏的考察职责。
查道最后病逝于虢州知州任上。死讯传来，当地百姓同声哀泣，自发地前来悼念。看着人潮涌动，一位朝廷派来参加葬礼的官员感慨地说：“万民拥戴，千古留芳，这是对查道最好的回报啊！”
聪明过头遗憾
智计没有万全的，再高明的智者也有失算的时候。智者是痛苦的，他们整天盘算，用尽心机，孰不知有些事是人无法测度的。更可怕的是，智者的自负往往使他们背上沉重的包袱，一旦遭受挫折，他们脆弱的心理便难以承受，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毁灭。在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世界里，一个智者如果心态不正，那他的命运注定是不妙的。
北宋真宗时，契丹侵犯河北，真宗亲征澶渊。丁渭为真宗献计献策，颇有功效，真宗于是任命丁谓做了郓州知州。
丁谓文才出众，善使计谋。一次，契丹入侵，百姓纷纷向杨刘渡逃难。渡口摆渡之人索取重财，否则不肯助人过河。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带人将那摆渡的人在河边斩首。他又把难民组织起来，布置疑阵。契丹兵不知虚实，很快退去了。
丁谓由于才干出众，不久就升迁为右谏议大夫，代理三司使。他用心尽力，真宗十分欣赏他，后来又加官为枢密直学士。
丁谓一路升迁，很是得意，他曾大言不惭地对人说：“我天生聪明，这是寻常人所没有的，他们哪能和我相比呢？”
丁谓身在朝堂，开始挖空心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他并不满足眼前的地位，他也公开宣示说：“做官当为相，我自信远过常人，现在所差就是谋划了。”
为了达到目的，丁谓千方百计地讨好皇帝。一次，真宗想要封禅，又担心国库用度不足，于是他把负责管理钱财的丁谓找来，向他询问说：
“封禅之议有许多人反对，朕也忧心花费太大，你看可以吗？”
丁谓不顾当时国库空虚的实情，连忙谄媚道：
“封禅乃是国之大事，岂可废之？陛下圣明，如今国库充盈，花费再大也足以支付。何况陛下敬天为民，完全是造福之举，花些钱财又算得了什么呢？”
真宗于是下了决心，盛赞丁谓理财有方，为国分忧。
结果，封禅之举劳民伤财，天下非议，而丁谓却因此赢得了真宗的厚爱。
宰相寇准看不惯丁谓的狡诈，他曾当面对丁谓说：“为国尽忠，为皇上出力，关键是要用真心。你太讲究智计了，别人看你聪明，而我却看你华而不实，这不是做人的根本啊。”
丁谓心里怨恨寇准，他暗地里对心腹说：“我久居寇准之下，早就不耐烦了。我苦思良策，还望尔等相助。”
丁渭指使心腹频频参奏寇准的过失，终于将寇准扳倒，由他做了宰相。
丁谓一旦得志，更加骄狂。他对大臣李迪看不顺眼，拼命在真宗面前诋毁他。
一次，两人在真宗面前发生争吵，李迪怒对丁谓说：“你机关算尽，不怕有报应的那一天吗？我不如你狡诈，相信皇上自有明断。”
丁谓更是破口大骂，真宗都制止不了。真宗一气之下，把两人都降了官职。
仁宗即位后，丁谓百般献媚，又获重用。这时，有人对他说：“大人手段高明，罕有对手，现在强敌既去，大人当收敛智计，在实事上让皇上感受大人的忠心。”
丁谓咧嘴一笑，说：“干实事而不会讨取皇上欢心，又有何用呢？我只动动我的脑子就行了。”
丁谓的心腹雷允恭做山陵都监时，倚仗丁谓的权势为非做歹。有人劝丁谓约束一下雷允恭，不想丁谓说：“我想百官没有人敢和我做对，否则他们跳出来好了。”
后来，雷允恭擅自变换皇家的陵地，被人告发，惹得皇上大怒。丁谓百般狡辩，终因他包庇雷允恭事实俱在，终获大罪。他被一贬再贬，最后死于光州。
侠心交友，素心做人
《菜根谭》说：“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侠”是坦荡无私、患难与共的精神，就是要勇于奉献自己，为朋友为百姓共赴险难，共度艰危。这里所谓的“素心”是朴实无华、纯净无私的境地。
《菜根谭》所说“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其主旨在“忠肝义胆、正义无私”这八个字上。“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实质上可以用“忠肝义胆走江湖”概括之，“侠”是尊崇坦荡无私、患难与共的精神的，就是要勇于奉献自己，为朋友为百姓共赴险难，共度艰危。这里所谓的“素心”是朴实无华、纯净无私的境地。
撇开侠的本性不提，我们先举一个朋友之间坦诚相见的例子。北宋时有个叫唐肃的人，他和丁谓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是邻居时，常常凑到一处下棋聊天，后来丁谓入朝当了宰相，唐肃就把家搬走了。同伴们都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们二人产生了隔阂吗？
唐肃说：“我是为了巩固我们多年的友谊啊！丁公现在当了相国，我每天见到他都得施以相国礼，双方都不自在。如果我不去见他，我们疏远了，相国一定会起疑心。要是我仍然和他来往很亲切，不熟悉我的人就会说我趋炎附势了。现在我住得远了，十分想见的时候，就跑来拜访他。这样可以避免被人误解，我自己也可以问心无愧，同丁公的友谊也可以得以保全。”
唐肃事事处处为朋友着想，而且知道如何防范众人之口，的确算得上好朋友。对于小人来说，自己伙伴中出了个大官，必然是庆幸不已，巴结钻营，朋党为奸，惹出无尽祸害。唐肃这种退身自好的义举，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话说到“侠”字上来，“行侠仗义”密不可分。“侠”着重在于弘扬社会的正气。“正义”往往是“侠”的主旨。不管江湖多么凶恶，险象环生，有“正义”存在，“侠”就依然通行无阻，稳操胜券。在这里，义也是“素心”的体现之一。
“正义”是众多武侠小说的共同主题。无论金庸、梁羽生还是古龙的小说都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精神。
三、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不求独美
贪占下属功劳的上司是没有远见的，他们极力美化自身，损人利己，实际上是自我的大暴露，人人都可见其虚伪与无情。上司的最大成就是把人心都凝聚起来，有见识的上司是不求独美的。聚起来，有见识的上司是不求独美的。
章邯是秦朝大将，他之所以投降项羽，全是奸人赵高所逼。
秦二世时，赵高做郎中令，掌握着朝廷大权。赵高为人苟且，十分自私，他为了排斥异己，怂恿二世说：“李斯等人自以为立有大功，并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他们迟早要谋反的。天下功劳都该归于陛下，这毕竟是陛下的英明决策之果，岂能让人贪占呢？”
秦二世于是对李斯不满，终在赵高的鼓动下把他杀掉。
赵高当上了丞相，加紧信用私人；秦军赏罚不明，无人愿战，在和义军交战中连连失利，情况十分危急。
章邯是秦国的大将，战功显赫，赵高嫉妒他的功劳，没有丝毫奖赏，他反而向二世报告说：“章邯从前打了一些胜仗，那都是他听了臣的建议之故。如今他骄傲自负，臣的意见一概不听，结果无一获胜。陛下不要轻信他人的传言，此人当加以防范了。”
二世于是派人责备章邯，口气极其严厉。章邯手下的长史司马欣说：“这一定是赵高诬陷所致，他一向嫉贤妒能，我们纵是有天大的功劳，也会让他窃为己有。皇上被他蒙在鼓里，哪里会知道此中真情呢？”
章邯气愤已极，却又无处倾诉，他悲声对司马欣说：“我军舍命厮杀，不知死了多少人，到头来却是赵高一人得利，我们拼命不值啊！”
司马欣泣泪道：“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将军的性命就危险了，请允许我面见赵高，替将军疏通。”
司马欣来到都城咸阳，赵高听到通报，不禁阴冷一笑说：“章邯非我私人，他是一定要除的，他求我也没用啊。”
赵高拒见司马欣，一连三天都不露面。司马欣心中焦急，四处托人，知道内情的人便告诉他说：“章邯平日不交结丞相，丞相不喜欢他，现在疏通为时已晚。从前章邯有功自揽，丞相早就有气，时下他连打败仗，丞相更不会接受他了。”
司马欣拿出重金，请人转呈赵高，不想无人敢受，他们说：“形势危急，一点钱财有什么用呢？丞相为掩过失，定会找几个替罪羊出来，章邯是逃不掉了。”
司马欣惊慌离开咸阳，他向章邯报告说：“看来赵高定要惩处将军，将军应早作准备。
章邯问明情由，仍有幻想，他说：“我想给皇上直接上书，诉说冤屈，这样可以吧？”
司马欣摆手道：“朝廷上下全被赵高一人控制，上书更对将军不利了。”
章邯一时无计，愁苦万端。一旦上书，必为赵高截获，当时，章邯的军队驻扎在棘原，项羽的军队驻扎在漳河的南面。司马欣提议投降项羽。
章邯哽咽说：“我被赵高压制已很久了，之所以不敢决断，是因为我对皇上犹有信心。今日听先生所言，我忽有猛醒，皇上也是不恤臣下的，我是愚昧太深了。”
章邯派人向项羽求降，项羽将信将疑，项羽的谋士范增说：
“秦国将相不和，互相争功，秦国是一定会灭亡的。章邯不为赵高所喜，他害怕赵高会加害于他，我相信他投奔主公是真心的，主公万勿生疑。”
项羽于是接受了章邯的投降，立他为雍王。项羽的实力更强大了。
为奇不异，求清不激
《菜根谭》说：“能脱俗例是奇，作意尚奇者，不为奇而为异；不舍污便是清，绝俗求清者，不为清而为激。”意思是说，清高是一种美德，不要造作；脱俗也是一种节操，但不必矫揉，前者容易偏激，后者则容易怪诞。因此，清高与脱俗在于心中的感知，不必过分地夸饰。
魏晋时期，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特别尖锐，司马氏与曹魏贵族的两大集团为争权夺利，互相勾心斗角。很多士大夫因为依附了一方而遭到对方的仇视，最终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在这样特殊时期，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就成了许多人不得不追求的目标。
孙登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就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家属，就在北山上挖了一个窑洞隐居下来，准备不与社会发生任何联系，逃避一切是非。他平时不管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也不敢生气，有的人便想找个机会试验他是否是假装的。有一次，几个人商量好了，就故意把他抬起来丢到水里，看他会不会真发脾气。过了一会，孙登湿淋淋地从水里爬起来，他果然如传言所说一样，不但不生气，反而大笑起来，好像自己被人故意丢到水里是件十分开心的事。这下子，大家都无话可说了。
当时的名士嵇康同他一起生活了三年，问他在追求什么，他也不回答，嵇康只得叹息说：“唉，真没有办法。”后来嵇康要回去了，告别的时候对孙登说：“先生难道就真的没有任何话要讲吗？”
孙登这时才开口说：“你认识火吗？火生起来就有光焰，但不一定非要用光焰来做什么，而一旦用了光焰就必然产生或好或坏的结果；人一生下来就有才能，但最好不要使用自己的才能，因为最后结局的好坏就在于你当初使用了才能。因此，用光焰在于得到木炭，所以能保持光明，用才能目的就是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真的认识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现在，你才能很多但还没有认识到保全生命的重要性，在当今的社会上，你想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很容易招惹是非，难道除了让别人知道你的才能之外，你就没有别的可追求了吗？”嵇康没有听孙登的话，后来终于应了孙登的预言，被司马昭以不忠于朝廷等罪名给杀害了，死时只有三十九岁。临终之时，他才后悔不迭。
孙登可以算是清高脱俗的，他与嵇康的对话也体现了《菜根谭》上述的精神。而嵇康清高脱俗过激，结果被杀也是无可奈何的。性格决定命运，确实如此。
伪善不会打动人心
地位高的人偏爱为自己树碑立传，如果抱着这一目的做些善事，他们是很难如愿的。善是发自内心的，夹杂功利的善不会打动人心，也不可能持久。
南梁的开国皇帝萧衍以礼佛行善著名，他为此念念不忘，总是问别人说：“朕做了那么多善事，数不胜数，谁能和朕的功德相比呢？”
满朝文武吹捧他说：“陛下一心向善，天下受益，陛下就是在世的佛祖啊。”
大臣沈约是萧衍的旧部，早在萧衍担任南齐朝雍州刺史时，沈约便陪伴左右。沈约对萧衍的行为并不看重，他对萧衍说：
“陛下执掌天下，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现在天下混乱，陛下不该因为礼佛而忽视了百姓的甘苦。礼佛有功，救助百姓功德更大，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梁武帝不高兴，他夸耀说：“朕建宝刹无数，必将传诸后世，这是人人可见的。你说的那些功德，后世哪里能看得见呢？”
都城建康有座同泰寺，是当时南梁最大的寺庙，有僧侣数千人之多。公元527年，梁武帝到同泰寺进香，竞穿上袈裟，当了二天的和尚。
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梁武帝对大臣们得意地说：
“自古帝王，有朕这样虔心礼佛的吗？朕是为天下百姓求福，百姓还不会感念朕的大功大德吗？上天也会因朕的缘故而保佑梁国，世世昌隆。”
公元529年，梁武帝又一次到同泰寺舍身，一住多日，拒不回宫。大臣们劝他说：
“陛下礼佛爱民之心人皆可见，自不必真的做个佛家弟子。现在天下政务急需陛下处理，陛下不能撒手不管啊。”
梁武帝表面上十分坚定，他说：
“世上多灾多难，都是人们不敬佛的缘故，朕自求辛苦，侍奉佛祖，本为天下人消灾，有谁能了解朕的苦心呢？”
这件事轰动了朝野，不少人都加入到了劝谏皇上回心转意的行动中。
沈约也苦劝梁武帝说：
“陛下的善心天下皆知，然陛下不理国事却是不善了。此时倘若敌国来攻，而我军不备，朝廷无主，岂不酿成大祸？”
梁武帝对沈约的话也不理不睬，随口拒绝道：
“有佛祖佑护，敌国若攻也是有来无回，卿不必担心。”
僵持了两个多月，大臣们无奈捐出钱一亿，这才把梁武帝从同泰寺中“赎”了出来，闹剧收场。为了显示仁慈宽厚，萧衍对皇亲国戚特别优待，无论他们有多大的罪也不予追究。他对大臣们说：“朕笃信佛教，不是假的，朕不追究你们的罪过，只希望你们感恩报国。从前帝王多有杀戮，朕不忍那么做啊。”
有人担心法度废弛，上书反对说：“刑罚是治国的方略和措施，如果没有刑罚的威慑，人们便会行奸作乱，岂能一言废之呢？陛下这么做不是仁慈，这无异是纵容犯法害国。”
梁武帝见书便笑，他对大臣们说：“朕的宽厚，只对士大夫而言，而对暴民贼盗，则要加力打击。暴民贼盗没有感恩之心，朕不会对他们手软。”
当时梁朝法律规定：普通百姓一个人被认定犯罪时，父母妻子都要受到惩罚。一个人逃亡，全家都要逮捕下狱。
有鉴于此，沈约私下对其家人说：“皇上好大喜功，贪恋虚名，皇上做的善事都是做给别人看的。皇上这样收买人心，用意太过明显，其实哪里管用呢？”
侯景之乱时，建康城被侯景叛军所围，梁武帝把皇帝诏书系到风筝上，命令各路勤王大军攻打叛军。各路统帅都不听命，建康城很快陷落，萧衍也困饿而死。
贪财成癖终害己
君子身处高位，应该造福于人，而不是为自己谋利。如果把为官当作巧取豪夺的阶梯，老百姓就要遭殃了。
唐朝的德宗皇帝李适十分贪财，他贮存在内库的财物堆积如山，许进不许出。建中年间田悦、李正己等人率部造反，朝廷平叛军需不足，德宗皇帝也舍不得拿出自己的库存钱。
大臣陆挚对德宗的行为感到不解，他直对德宗说：
“陛下拥有万里江山，富有四海，这才是陛下的最大财富，如果江山有失，那么陛下的钱财又有何用？”
德宗怪罪陆挚多言，想要惩治他，多亏一位服侍德宗的太监替陆挚求情，陆挚才逃过一劫。
事后，那位太监对陆挚说：“皇上爱钱，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人们怕招来灾祸，都不敢言，你为什么要惹恼皇上呢？你太不识趣了。”
陆挚谢过太监，认真地说：“如果计较个人得失，那么我是不会犯险的。现在情况危急，百姓受难，我们做臣子的都不出头，朝廷还能存在吗？为国为民，都值得我冒死进谏啊。”
德宗皇帝后来变本加厉，他竟暗谕各地藩镇给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
宰相李泌认为德宗荒唐，他劝谏德宗无效，伤心地对陆挚说：“皇上财迷心窍，看来是不可救药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陆挚心急如焚，道：“我不能眼见江山一步步走向消亡，我还要死谏。”
李泌摆手说：“我和皇上争辩几句，皇上便大为不快，何况你呢？我们是无能为力，还是不去惹祸的好。”
陆挚心潮激荡地说：“我能位列朝班，辅助天子，图的不是个人富贵。时下皇上处处胡为，我不进言规劝便是小人一个，这比杀死我还要难受。”
陆挚谢绝了所有人的劝阻，他当面对德宗说：“让皇上不高兴，绝不是我的本意，可让皇上自坏根本，就是不忠的小人了。皇上命藩镇进贡，藩镇势必会加紧榨取百姓，百姓被逼急了，他们没有活路，只能走上造反一途，难道这是陛下所希望的吗？”
德宗无法作答，只是拂袖而去。朝中奸小想借此铲除陆挚，他们进谗说：“陆挚和陛下作对，表面上是为了朝廷，可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捞取名誉啊。他对陛下不敬，不能让他如此嚣张。”
德宗总算没有彻底糊涂，他止住了进谗的人，意味深长地说：“陆挚几次险遭杀身之祸，为了名誉谁会这么干呢？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朕也拿他没有办法啊。”
陆挚担任宰相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为讨取德宗欢心，竞谎称从粪土中挖出银子13万两，献给了德宗。
陆挚找到裴延龄，怒斥他说：“你身为朝廷大臣，为了升迁竟欺君害民，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裴延龄说：“让皇上高兴，也是臣子的职责，你为何认真呢？”
陆挚写了篇《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七大罪状，准备呈给德宗。陆挚的亲友一致反对说：“裴延龄若没有皇上撑腰，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件事极不光彩，你若揭发，皇上为保颜面，一定会加罪于你，此事凶多吉少，断不可行。”
陆挚坚定地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纵有万险，又有何惧？”
陆挚毅然上书，结果德宗大怒，将他贬为忠州别驾。陆挚并不后悔，他说：“我最看重君子的名声，我视之为生命，如今所幸生命犹在，其他的不足虑也！”
完美的本相
有缺陷是世界的本相，这就决定了追求完美不仅不智，而且不会成功。处处追求完美，无异于枷锁缠身，人是难得自由的，生命也会随之枯萎了。
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但他的勤勉却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崇祯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常常焦劳成疾。
崇祯即位之初，朝廷内外都被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17岁的崇祯不露声色，暗中运作，一举铲除了魏忠贤及其阉党，赢得了天下臣民的称颂。
当时明朝已走向末路，乱象横生，兵祸不断，崇祯决心治乱，他对群臣说：“世之祸变，全在用人不当，治心不切。朕不会容忍你们骄纵无为，无心国事，朕是有过必罚的。”
朝廷积弊已久，群臣也懒散惯了，对崇祯的话并不放在心上。
一日，崇祯亲自到朝房中巡视，发现有一位大臣没有当值。崇祯大怒，立即命人将那位大臣抓来斩首。有人求情说：“陛下图治，也不能操之过急，何况此人平日勤勉，实属偶犯。”
崇祯没有听从，又将求情之人杖责痛打，他恨恨地说：“你们事事辩驳，难怪有诸多祸难，朕不想当亡国之君，首先要清除你们这些亡国之臣！”
崇祯二年（1629年），天下大旱，崇祯忧心更重，他对群臣说：“上天降灾，必是你们有过所致，你们还要推托吗？”礼部侍郎钱象坤上奏说：“天有天灾，人有人缺，这并不奇怪，陛下不要过于深责了。陛下当务之急乃是设法救灾，惩治大臣只会人心浮动，更不利于成就大事。”
崇祯训斥钱象坤一顿，遂命群臣自我反省。群臣心中不服，私下议论说：“皇上苛求于人，揽功推过，他是要求我们人人都是圣贤啊！朝廷祸患已非一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对群臣心存猜疑，谁也无法让他满意。他常哀叹无良臣可用，以致极有才干的袁崇焕也得不到必要的信任和权力，最后蒙冤惨遭杀害。
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对于他频频换人，有的大臣曾劝谏说：“治乱非一日之功，陛下不要对大臣要求太高了，各方面都完美的人并不存在，陛下如果这样求贤，那么只会误事，无人可用了。”
崇祯自大独断，坚持说：“朕求治心切，岂容庸人久占禄位？现在是多事之秋，非大贤难以救之，朕不敢有所疏漏了。”
群臣惶惶不可终日，都在苦思明哲保身之策。
一日，前方战事紧急，崇祯召集群臣问计。崇祯连问数遍，群臣并无一人作答。崇祯于是大怒道：“国有危难，刻不容缓，你们就是这样尽忠吗？”
群臣回答说：“臣等愚钝，一切还请陛下明示。”
崇祯怒不可遏，只得自作主张。事后，崇祯身边的太监对崇祯说：“陛下从来对群臣不满，他们哪里还敢说话呢？陛下若能得群臣相助，还应对他们宽容一些。”
崇祯冷笑道：“臣子无能，是国之不幸，朕只好自挑重担了。
崇祯至死都在责备其大臣，他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277年之天下，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四、容人忍事不树敌小心驶得万年船
身处困境的弱者孤立无援，很容易产生极端的想法。他们处处受制，央告无门，一旦情绪失控，违法乱纪的事便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在困境中不生邪念，不是圣贤难以做到，但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让它泛滥成灾，有理智的人都能为之。
西汉时，朱建曾是淮南王黥布的相国，黥布准备谋反时，朱建一再劝他说：
“汉皇帝刘邦待你不薄，我们的实力又远比不上朝廷大军，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大王一旦反叛，不仅会落下不仁不忠的名声，还会有性命之忧。”
黥布不听，说：
“刘邦步步紧逼，无端猜忌，我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与其坐以待毙，何如倒戈相击呢？”
朱建流泪说：
“正因我们处境艰难，大王才要事事慎重，勿起反念。倘若大王举旗造反，不是正中了刘邦的圈套？大王若能请罪表忠，刘邦便没有了剪除我们的借口，这对我们更有利啊。”
黥布执意反叛，结果兵败身死。
朱建因为劝谏在先，汉高祖刘邦便没有治罪于他，反而封他为平原君，让他迁至长安居住。
朱建有职无权，是个闲差，又兼他为人正直，不置家财，所以日子十分清苦。
一日，朱建的亲友从家乡到长安来看他，见他每日食粥，惊讶地说：
“我以为你当了大官，必定是锦衣玉食，怎会是这个样子呢？”
朱建回答说：“官与官不同，你用不着大呼小叫了。我能大难不死，已属万幸，还求什么呢？”
朱建的亲友说：“既然为官，总要讲究体面，否则会让人笑话。”
朱建叹气说：
“我也有过不好的念头，但一想关乎名声，牵扯乱法，我便只能不敢为之了。穷困可以捱过，犯罪却是难逃，还是平安无事的好。”
朱建的母亲死时，由于家贫，朱建竞无钱发丧。他对天大哭，自责不已。
辟阳侯审食其同情他的遭遇，送他黄金百斤，让他为母亲治丧，且说：
“你穷不丧志，不贪不占，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敬佩你的君子之风，请务必收下我的一点心意。”审食其是吕后的宠臣，名声并不好，朱建有些犹豫，咬牙说：“谢谢大人的关心，我虽穷，但终有办法的。”朱建不要审食其的馈赠，审食其有些急了，大声说：“我并不有求于你，也无一点私心，你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你是大孝之人，难道忍心不为老母亲办丧吗？”
朱建见他至诚，遂打消疑虑，接受了他的黄金。
这件事让朱建永不敢忘，他常对家人感叹说：“我安于贫穷，不想欠下了审食其的人情，我们不能不还啊！审食其人多非议，可这件事我们能不感谢他吗？”
后来，审食其和吕后的奸情被人告发，汉惠帝大怒，准备杀掉他。危急时刻，审食其派人来见朱建，求他设法相救。
朱建不肯与来人相见，却登门求见汉惠帝的宠臣闳籍儒，说：“皇上宠幸于你，天下皆知，如今太后的宠臣审食其下狱，都说是你进谗言的结果。如果审食其被杀，太后会饶了你吗？倘若你主动出面营救，太后必会感激你，如此，皇上、太后都对你垂爱，你就再无忧虑了。”
闳籍儒一听有理，连忙去向汉惠帝说情，审食其得救了。
审食其当初听说朱建不与他派去的人相见，曾骂朱建忘恩负义。后来他知道朱建用计将他救出，顿感羞愧。他亲自登门向朱建致谢，问道：“先生做事如此神秘，为什么呢？”
朱建沉重地说道：“我一个穷困之人，若让人知和大人结交，岂不让人猜疑？我救你是报恩，我是不想救你不成，反遭灾祸啊！”
要有仁恕之心
宽恕他人必须发自内心，不能抱着功利的目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才能换来他人的将心比心；对他人的真正理解，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身处困境不应成为不能恕人的理由，此时不失仁恕，尤能助人摆脱困境，获得意外的惊喜。
南北朝时，西魏的权臣宇文泰掌握朝政，文帝元宝炬只是个傀儡。时任大行台左丞的苏绰是宇文泰的心腹，他协助宇文泰治理西魏，进行了许多变革，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给他加了不少罪名。
宇文泰相信苏绰的为人，对所有人的控告不加理会，他对苏绰说：“我是信任你的，你如果想惩治他们，我一定为你出气。”
苏绰开口道：
“变革举步维艰，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个时候惩处反对我的人，只会使人心惶惶，发生动荡。我请求宽恕他们。”
宇文泰摇头说：“你太仁慈了，这只能让他们越闹越欢，增加对你的诬陷，你甘心这样吗？”
苏绰平声道：“我以仁恕之心待人，不是向他们示弱，而是想感化他们啊。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为难他们，我这样做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
苏绰没有任何报复举动，大出反对他的人的意料。这些人相信苏绰此举不是假做，遂生愧疚之心。
一天，一位反对苏绰最强烈的大臣拜见苏绰，对他说：“你不和我们计较，可见你大人大量，难道你真的不记恨我们吗？”
苏绰道：“我非圣贤，生气总是有的。不过我能宽恕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大臣连连陪罪，不解地问：“你太客气了，你给我们恩典，如何是为了自己呢？”
苏绰诚恳地说：“我报复你们，你们必记恨在心，寻机泄忿，如此冤冤相报，无尽无休，只能是两败俱伤。我现在得势，你们奈何不了我，一旦我失势，你们还会饶了我吗？眼下我们不结仇怨，我也没有担惊受怕的那一天了。”
大臣听完更受感动，他对其他大臣说：“苏绰有心宽恕我们，却毫不居功，他这样大仁大义，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作对吗？”
反对苏绰的人一时纷纷反正，成了苏绰的坚定支持者。
夹缝中生存的投机家们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
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三个乱世奸雄相继登台表演。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倾轧。一些卑劣厚黑人士乘时而出，因缘竞进，在三奸勾心斗角的混战中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大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政局的混乱。吉温正是这些卑劣厚黑人士当中表演最为充分、也最为丑恶的一个。
吉温是个手辣心狠的酷吏，而这又与他贪图功名且急于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权势之欲太强，所以他才会沦落成为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成为一个不问是非、不计亲疏、见风使舵的小人。
天宝初年，吉温担任了万年县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辖境之内。当时高力士经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宫还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里，吉温必然要亲往其府拜访探望，极尽殷勤。高力士对他十分喜欢，两人“握手呼行弟”，又“爱若亲戚”。吉温靠着高力士的关系，不仅化解了与顶头上司的旧怨，而且还被“引为首官，荐之于林甫”。
吉温依附李林甫之时，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阶段。他扮演着李林甫的心腹亲信与打手的角色。当时李林甫起大狱，诛逐贵臣，收张其势，吉、罗二人治狱案，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靠了这样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对他“掩以爪牙”。
吉温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他以为，只要抱紧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将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马后辛苦了几年却官职依旧，他既对李林甫不肯“超擢”自己而深怀怨恨，更为自己升迁太慢而忧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换门庭、另寻靠山的念头。当时杨、李二人“交恶若仇敌”，相对虎视，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吉温见杨国忠日益贵幸，步步高升，便毫不犹豫地“去林甫而附之”，成为杨国忠手下的一员战将。吉温反水之后，立刻就竭尽全力去为杨国忠建功立业。他一面“教其取思”，借玄宗之力压迫李林甫，一面协助杨国忠四处搜寻证据，接连把李林甫的党羽治罪贬官，赶出京城，使李林甫丧失了心腹亲信，元气大伤。他还出面游说安禄山，让安氏与杨国忠联手，诬告李林甫谋反。他的这一番活动，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动境地，在忧愁恐惧之中死去。由此，吉温就成为杨国忠跟前的大红人。
不过，吉温这次投靠杨国忠可与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边与杨国忠打得火热，一边又对安禄山暗送秋波，与安氏“约为兄弟”，呼之“三兄”。天宝十载，安禄山又加任河东节度使，吉温曾与他密谋说：“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此计后来虽然因故未行，但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安禄山因此宴请玄宗，委任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河东事悉以委之”。
吉温脚踩两只船，本是出于狡兔三窟的考虑。他同时受宠于杨、安二主，也曾经自以为得计，高兴一时。但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又成不能两立之势。杨国忠为了拢住吉温，便将他召回京师，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温却不领情，他以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宠，加上重兵在握，将来一定能取代杨国忠。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与杨国忠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安禄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天宝十三年正月，反心已决的安禄山入朝，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吉温的内应作用，他又奏请玄宗任命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杨国忠由此而知吉温已经叛他而去，又恼又恨。安禄山离京师不久，杨国忠就借故将吉温罢官，贬出京师。天宝十四年正月九日，吉温被杨国忠杖杀于狱中。这个一生都在梦想高官显禄的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最终也没有实现他出将人相的愿望。
隋唐之际的封德彝，所以能够有幸成为蒙蔽李世民的大奸臣，除了他“多揣虑之才”外，还得益于他的“附托之巧”，即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治投机。
隋炀帝时，权臣杨素病死后，封德彝投靠在权臣虞世基的门下，为他“密为指画”，教他“谄顺主心”。虞世基成了炀帝的宠臣，他也随之成为炀帝面前的红人。但当炀帝、虞世基等人困守江都、坐以待毙之际，封德彝却早有打算，一头扎进隋炀帝的“男妾”宇文化及的怀抱，成为江都兵变的积极参与者。
他唯恐宇文化及信不过自己，所以总想露上一手，以博得新主子的赏识。隋炀帝被抓获后，封德彝不待宇文化及吩咐，就气势汹汹地走上前来，指着炀帝开口欲骂，谁知炀帝抢先发问道：“卿是士人，何为亦尔？”意思是说，你是一个读书人，为何也这样趋炎就势，这么无耻呢？
做贼心虚的封德彝顿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赧然而退”。但不管怎样，总算给宇文化及留下了好印象。
封德彝跟着宇文化及没有多久，便看出此公难成大气候，于是找了个借口，拉着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转而投向反宇文化及的另一个大贵族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初见他时，连讽刺带挖苦，难听话讲了一大堆，封德彝厚着脸皮洗耳恭听，“殊无愧色”，又向李渊献上“秘策”以示效忠，终于哄动了李渊，被封为内史舍人。
封德彝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大唐朝臣，但仍然恶习难改，“资险佞内挟，数刺人主意，阴导而阳合之”，热衷于狡兔三窟的投机钻营。
唐初，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各植党羽，二虎相争，高祖李渊则态度嗳昧，摇摆不定。封德彝看出这父子、兄弟三人最终将成水火之势，便采取首鼠两端、阳奉阴违的卑鄙手段，一面向李渊父子三人分别表示效忠和亲附，一面在三人之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最初，他曾向李世民“效进忠款”，很快就骗取了李世民的信任。但他又看到李世民亲党太多，担心自己将来不受重用，于是暗中向李建成大送秋波，并在李渊面前竭力维护李建成。
“玄武门之变”爆发前的紧要关头，封德彝依然不肯放弃投机立场，居然一面力劝李世民抢先下手争取主动，一面则在李渊面前大肆攻击李世民“不服居太子之下”，鼓动李渊早下决心，除去李世民；同时又对李建成说：“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也。”挑动他及早动手。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但像封德彝这样胆大妄为的无耻之人，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冒险投机，正在于其自恃“所为秘隐，时人莫知”。
李世民夺取帝位之后，把封德彝当作功臣行赏，提拔他为尚书右仆射。封病死，李世民还“深悼之”，为他废朝三日，直至贞观十七年时才被迫劾其罪。以李世民之英明，尚且蒙受封德彝的欺蔽，“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难哉”。
民国时期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是一个善于隐蔽立场、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军阀。阎锡山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结合当时一些流行的思潮，提出所谓“中的哲学”。
1912年3月，袁世凯刚刚当上大总统，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为讨好袁世凯，阎便任命袁的门生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让与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任民政长。这时，袁世凯对阎锡山还是不放心，打算把阎锡山调任黑龙江省都督。阎锡山得知消息后，连忙派人进京，重金贿赂袁的亲信梁士诒，向袁转达他对袁的忠诚恭顺之意，总算打消了袁世凯将他调任的念头。
1913年3月，袁世凯主谋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开始，阎锡山既不敢得罪袁世凯，又不愿脱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关系，于是便双方都不得罪。他先是主张以所谓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又与黎元洪联系，请黎出面调停南北纷争。在南北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他还发电报给袁世凯，把袁世凯吹捧成英雄。等到战事爆发，阎锡山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便立刻抛开了中立的面目，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不过，他在依附袁世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整顿军队，积蓄力量。
为了取得袁世凯的信任，阎锡山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为了向袁世凯表示自己绝无二心，让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到北京居住，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开开眼界，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放在袁世凯眼皮底下。
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据守晋西南，无心对日作战。但大敌当前，只要他不真的投向日本人，共产党不会来进攻他，蒋介石也要笼络他。因为，如果把他逼向日本，对谁都不利。阎锡山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敢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在这桩交易中，阎锡山达到了缓和矛盾、稳定局势、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期间，他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又发动“十二月事变”；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他鼓吹“守土抗战”，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结，向日本人要人、要枪、要装备，就是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对各方采取什么态度，则完全取决于他生存及利益的需要。阎锡山确实是一位“平衡大师”，竟然在“三颗鸡蛋”上一直跳到了抗战胜利。
隐藏真实意图
君主身边常有小人，往往还深得宠幸。如何清君侧？这是一个问题。你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装作与小人利益一致，使他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掘坟墓。
宋真宗时的王钦若是有名的奸相，为人阴险奸诈，而又善于逢迎献媚，深得真宗信任。他常常在真宗面前进谗言，中伤其它正直的官员。而被中伤者却为他的假心假意所蒙蔽，多数不知自己已被他所中伤。
契丹逼进北宋时，王钦若借口局势危急，力劝宋真宗向江南逃跑，到他的老家去建立小朝廷。寇准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指挥若定的雄才，坚决挫败了王钦若的逃跑主义，簇拥真宗亲征，直抵前线。由于王钦若也跟随真宗到了前线，仍旧在真宗面前叨咕这，叨咕那，事事掣肘寇准，干扰他抗击契丹的军国大计。这个奸相从真宗身边赶走，以清君侧。
有一天，真宗正在为人事安排发愁。他对寇准说：“现在，契丹直逼城下，天雄军被隔绝在敌后。天雄军若有不测，河朔全境便会沦入敌手。你看，该让谁去镇守天雄军呢？”寇准回答说：“当前这种形势下，没有什么妙计可施。古人说，智将不如福将。参知政事王钦若仕途顺利，长得白白胖胖，真是福星高照。让这样一位有名的福将去镇守天雄军的话，定会吉人天相，可保万无一失。”
真宗历来看重王钦若，今天难得寇准也这样看重他，心中特别高兴，便欣然同意寇准的意见，命令寇准草拟诏书，通知王钦若上任。当寇准把真宗的旨意传达给王钦若时，王钦若吓得脸色惨白，说不出话来。他原本是个胆小鬼，只会溜须寇准一直在捕捉机会，想把王钦若拍马，挑拨离间，哪有深入敌后去固守孤城的本领？此去准是白白送死。
寇准见他可怜兮兮的模样，便对他说：“国家危急，皇上亲自挂帅出征，你是皇帝一贯倚重的执政大臣，现在正宜体贴皇上心意，为国效力。”并说：“护送你上任的部队已经集合待命，皇上指示免去了上朝告辞的礼节，让你马上出发，不可耽误军机。”说罢，举杯为王钦若饯行，祝他早日奏凯归来。
王钦若没法，只得硬着头皮到天雄军去上任。他来到驻地一看，田野全是契丹兵，王钦若哪有退敌良谋？只好堵死城门，固守待毙。
赶走了王钦若，上下齐心，一致对敌，迫使契丹退兵求和，解除了宋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危机。天雄也因契丹撤军而得以解围。
恕人即是德
宋英宗在位期间，虽没有大的作为，却是人心归顺，天下安定。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处在高位的人，他的人格力量可能比他的才能还要重要。
北宋英宗赵曙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当时，宋仁宗没有子嗣，便在宗室子弟中挑选皇位继承人。
有人推荐了赵曙，仁宗问道：“赵曙有什么特殊才能吗？”
推荐他的大臣摇头说：“没有。”
仁宗不满道：“治理天下者若无大才，何能称职呢？你的推荐太轻率了。”
大臣平静地说：“君主当以仁德为重，这样才能感召天下，治民化民。倘若君主自恃才高，随便施威，百姓不敬爱他，天下也不会太平啊。”
仁宗点头微笑，口道：“这么说赵曙必有大德了，你可说出一二，朕自有判断。”
大臣高声说：“赵曙性情诚实，对人怀有赤诚之心，虽为王子，但从不罚人树威。一次，有人借了他的金带，却还了他铜带，主事官吏想惩罚那人，不想赵曙却说：‘这确实是我的带子’。此事看似很小，却见赵曙恕人的美德。而这正是许多人所缺乏的。”
仁宗细细品味，肯定道：“天下得失，皆因天子仁与不仁而起，仁德之君不滥用权力，不滥施惩罚，这确是保有天下的法宝啊。”于是任命赵曙为皇子，做自己的继承人。
诏书下来之后，赵曙却惶惶不安，他对自己的老师周孟阳说：“我无德无能，难堪大任，请师傅代我推辞吧。”
周孟阳拒绝道：“王子仁德忠孝，不必自谦，王子若不奉诏，定会教皇上和百姓失臣绝不干这种大违人心的事。”
于是赵曙亲自上书推辞，奏书上了十多次，仁宗也没有准许，仁宗说：“皇子之位，哪有人会像赵曙这样多次谦让的呢？仅凭此节，他的仁德就可见一斑了，朕更加相信他了。”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去世，赵曙即皇帝位，是为英宗。有的大臣为了讨好他，草拟了一些新政，恳求他实行，大臣说：“陛下初立，不能不树立自己的威严，否则，臣担心有人会对陛下不敬啁。”
英宗把奏书扔在地上，未看一眼，他出口道：“朕未使百姓感受到一点仁德，哪里想到树威呢？你太不了解朕了，朕是要教化百姓，以仁为政。”
治平二年（1065年），京城下了大雨，造成了水灾，死于水灾的有1580人。有的大臣据此上奏英宗说：“京城长官防灾不利，有失职之责，陛下应予重惩。”英宗没有同意，他说：“天灾难测，京城长官也是尽力了，朕不能加罪于他。”英宗下令赐给死者家属金钱，安抚慰问，一时人心大定。
不久，京城再遇水灾，损失惨重。有人再次提议重惩京城长官，说：“陛下即位不久，连遭水灾有失陛下威信，如不惩处京城长官，陛下实难自处。京城长官有责在身，惩处他并不为冤。”
英宗见书不悦，他对群臣说：“朕若靠罚人立威，何异于暴君？天灾乃是上天惩戒朕的失德，与别人无关，朕不能推卸责任啊。”于是下诏书自责，把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
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感佩英宗的真诚，无不称颂他的仁德。英宗在位期间，虽没有大的作为，却是人心归顺，天下安定。逢迎之术
明代嘉靖年间的严嵩可谓是一位大大的名臣了，但何以为名呢？不在其功业，不在其才学，不在其韬略，而在其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为奸之道。
严嵩的为奸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一般特点之外，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套奉迎方法，使得他人阁二十年，擅权二十载，直到八十七岁高龄才因病死去。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地说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倍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兄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亦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这时的严嵩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反对者势力强大，世宗未能成功。一年之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且专门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还积极主持策划制订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人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这个仪式得以高质量高标准地实施。世宗对严嵩青睐有加，不仅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上了他。
这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这事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大有文章，对世宗来说，经过这么一搅腾，有许多朝臣借机求宠，世宗的羽翼也就开始丰满了。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太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着严嵩的歌颂文章，耳里听着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相同。
其实，在这以前，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只是成绩不够突出，未受重视而已。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入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高兴，严嵩不久就升了官。
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竞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进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留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稍远道教。
夏言的做法自然世宗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辞。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
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夏言也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一些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尤其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一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鄙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他罢了官，因为世宗早就看他别扭。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一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此人十分怪异，身体极好，显出风华正茂乃至豆蔻年华状，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弄得世宗都十分感动，越发受到世宗的宠眷，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如上所述，夏言是严嵩仕途上的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他就想方设法地除掉他。严嵩先是取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诬陷他，致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不陷害死夏言，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三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警。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杀了曾铣，严嵩又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
严嵩因趋奉世宗祟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此时，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世宗就罢了他的官，同时贬严世藩守戍边地。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当然又遭御史弹劾。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两年后（1567年），严嵩病死，年八十七岁。
慈悲心肠，繁衍生机
做人是需要一些慈悲心的，如果铁石心肠，那么世道冷漠，又谈什么欢乐呢？治家、睦邻、择友，有一点慈悲，则令人如坐春风，浑身温暖，以慈悲心肠融化心头的坚冰。清末兵部尚书彭玉麟就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彭玉麟（1816—1890年），字雪琴，是湖南衡阳人。他带兵打仗多年，执法很严格，在军中有副铁面孔，并以“刚直之名满天下”。似乎很难让人亲近。但是，他又以善待朋友、邻里而闻名，经常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亦多情人也”。彭玉麟的这种性格特点，与他在少年时代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十六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族人夺其田产”，逼得他和弟弟外出避难。这一切，既养成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同时也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他，使他领悟到邻里间和睦相处的意义。
彭玉麟做官之后，多年来与朋友、邻里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他和其他比他地位低的人交往，从未使他人有自卑之感。他几次回乡祭扫母坟，“皆布衣，青鞋，不设舆从”，与家乡父老亲切拉家常，甚至对他所管辖的百姓，他也是待之以礼，不让人感到他是一位朝廷大官。他外出时，经常是“衣服朴质类村叟，一奚奴随之，亦村童也”。
一次，他到镇上的一个茶店去听书，坐在普通老百姓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后来他惩办了一个在茶店中作威作福的水师管带，“阖镇无不骇然”，人们这才知道他的身份，不禁对他更加敬佩。彭玉麟当几十年父母官，“自府道至尚书，于交友，在卑位者未尝令依官礼，终身若布衣昆弟之好，当世称其高雅。”
彭玉麟友善待人，“人皆推敬”的是他的慈悲心肠和博大胸襟。
“成功”的太监
李莲英可谓是一个“成功”的太监，他既有权有钱，罪恶昭彰，又能得以善终，在中国历代太监中，实属少见。其实，他的秘诀就在谨慎和奉迎两点上。奉迎使他发迹，谨慎使他长保富贵，尤其在经营退路上，他和以往的权监都不相同。李莲英实在是一个大宫廷内部能够游刃有余的人。
慈禧太后最宠信大太监李莲英。李莲英是直隶大城人，早年吃喝嫖赌，无所不作。后来穷途末路，便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他在宫中得宠的秘诀，一是小心谨慎，一是善于奉迎。
一次，慈禧出宫，路过李莲英的府第，李莲英的府门上挂着“总管李寓”的匾额，慈禧凝望了片刻。李莲英虽是太监总管，但挂上这种牌匾，未免招摇。李莲英没有忽视慈禧的这一神情，等回到宫以后，即刻向慈禧请了一会儿的假，回到家中，摘下匾额，撕下上面的金字，跑到慈禧面前说：“奴才不常回去，小太监不知好歹，居然在我家门上写了‘总管李寓’的匾额，我这是头一回看见。我刚才回家一趟，摘下了匾额，撕下了金字，把那个混帐小太监狠打了一顿，送内务府查办了。”慈禧心里本来有点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说，便烟消云散了，就让他放了那个小太监，不必送内务府查办。李莲英之谨慎，一至于此。
一次，一位大臣买了一件西洋钟，想献给慈禧，又怕不中慈禧的意，就请来李莲英，让他先看看这钟到底如何，原来，这是一件做工精巧、价值昂贵的自鸣钟，每当报时之时，钟内神龛会自动开启，走出一个小人儿，展开条幅，条幅上写有“万寿无疆”四字。这钟的设计，不可谓不极尽巧妙了。但李莲英思索了一会，还觉不妥。他说：“万一这机器出点毛病，小人儿手里的条幅只展开了三个字，成了‘万寿无’字样，你的身家性命还保得住吗？”那大臣一听，即刻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去退了自鸣钟。
后来，李莲英又把自鸣钟弄来，把小人儿手中条幅上的字换成“寿寿寿寿”四字，即使发生任何故障，也不会出现“万寿无”的咒骂之语了。李莲英处处小心，时时在意，这两件事可见一斑。
至于奉迎，李莲英可谓是挖空心思了，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太监能够像李莲英那样奉迎有术的。他当了梳头太监之后，不久就把慈禧的喜恶摸得一清二楚，往往不待慈禧开口，他就能事先替她安排好，弄得慈禧十分舒服。在李莲英休假时，别的太监服侍慈禧，简直是动辄得咎，受够了责罚，以至许多太监跪请李莲英不要休假，那些对李莲英有怨恨的太监，见除了李莲英实在无人能使慈禧满意，也就不再想扳倒他了。
关于李莲英奉迎事例，那实在不胜枚举，兹举几件小事来看一下。
慈禧经常到太监值班的屋子去坐一会，慈禧走后，李莲英就把她曾坐过的凳子用黄缎子布包起来，从此再也无人敢用屁股去沾一沾这凳子。日子一长，屋子里的十二把凳子竞有八把包上了黄布，慈禧太后见了，觉得李莲英真是又细心又忠诚。
要说这是小的奉迎的话，那大的奉迎可就祸国殃民了。
颐和园的修建耗资三千万金，这些巨款，从何而来呢？原来，自从中法之战中国在马江失败之后，福建水师就丧失殆尽，清政府决定大办水师。这事由李鸿章主持，但李鸿章接连奏请朝廷，筹集军费，却是总不获准。李鸿章无奈，只得亲自到朝中打探消息。李莲英便传出话来，对李鸿章说：“太后近年，老想找个地方静居，要造个园子．只愁没有款项，时常感到烦躁，所以遇到各省筹款的奏折，往往不许。”李鸿章听了这话，知道李莲英的意思，两人就密商起来。
于是，他们两人定议，借建海军筹款的名目，责成各省每年定期定额输款，就从中提出一半，做筹建颐和园的经费。慈禧太后听说了这一消息，当然十分高兴，连连夸奖李莲英忠心能干。
李莲英也深深地知道，慈禧如果失去了权势，自己就首领难保。于是，他开始经营“三窟”。他见光绪帝即位，气象不凡，便想把自己的妹妹献给他，光绪帝看透了李莲英的用心，不加理睬，但慈禧却非常喜欢，竞昵称她为“大姑娘”。后来，李莲英又巴结上了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在光绪帝要处置他时，隆裕皇后从中劝阻，终于使李莲英老死家中。
李莲英可以说无恶不作，他干预军政大权，做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公开卖官鬻爵，肆意收受贿赂，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他死后，宫中的存银未及起出，很多人为侵吞他的财富而争得你死我活，后来被隆裕皇后据为私有。他历年来搜刮的财富，宫内宫外加起来，达上千万两银子之多。
李莲英可谓是一个“成功”的太监，他既有权有钱，罪恶昭彰，又能得以善终，在中国历代太监中，实属少见。其实，他的秘诀就在谨慎和奉迎两点上。奉迎使他发迹，谨慎使他长保富贵，尤其在经营退路上，他和以往的权监都不相同。李莲英实在是一个大宫廷内部能够游刃有余的人。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人人都喜欢奉迎，更何况有些奉迎并不仅仅是空口说白话。所以善于奉迎之人往往易于发迹，但善于奉迎之人又往往一旦发迹便得意忘形，所以不能保持长久。像李莲英这样以谨慎贯穿始终。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就显得弥足珍贵了。所以：李莲英能寿终正寝。
李莲英之善于奉迎，恐怕也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之一，也许只有能够不受奉迎之人，才能真正保持清醒的头脑，立于不败之地。
李莲英在慈禧与光绪的斗争中，是始终站在慈禧的立场上的，但在表面上，他对光绪深表同情。光绪被囚禁在瀛台时，慈禧派人送给光绪的食物，有时是馊臭的。李莲英常以请安之机，偷偷地在衣袖中藏些糕点带给光绪，使光绪感恩戴德。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皇室避难于西安的路上，李莲英见光绪衣着单薄，当着众人的面，马上脱下自己的外罩给光绪披上。一路上问寒问暖，照顾得尽心尽力，连下人都为李莲英的善良所感动。
李莲英为人机灵、嘴巧，善于取悦于慈禧，这种机灵常常为慈禧和下属解脱困境。
慈禧爱看京戏，常以小恩小惠赏赐艺人一点东西。一次，她看完著名演员杨小楼的戏后，把他召到眼前，指着满桌子的糕点说：“这一些赐给你，带回去吧！”
杨小楼叩头谢恩，他不想要糕点，便壮着胆子说：“叩谢老佛爷，这些尊贵之物，奴才不敢领，请……另外恩赐点……”
“要什么？”慈禧心情高兴，并未发怒。
杨小楼又叩头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不知可否赐个‘字’给奴才。”
慈禧听了，一时高兴，便让太监捧来笔墨纸砚。慈禧举笔一挥，就写了一个福字。
站在一旁的小王爷，看了慈禧写的字，悄悄地说：“福字是‘示’字旁，不是‘衣’字旁的呢！”杨小楼一看，这字写错了，若拿回去必遭人议论，岂非有欺君之罪，不拿回去也不好，慈禧一怒就要自己的命。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他一时急得直冒冷汗。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慈禧太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去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过来。旁边的李莲英脑子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出一‘点’呀！’"杨小楼一听，脑筋转过弯来，连忙叩首道：“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之福，奴才怎么敢领呢？”慈禧正为下不了台而发愁，听这么一说，急忙顺水推舟，笑着说：“好吧，隔天再赐你吧！”就这样，李莲英为二人解脱了窘境。
李莲英一生大量受贿于朝廷内外官员，但受贿的地点从不选在皇宫里，比如，白云观的后花园，就是他一个受贿之处。
据说，在皇宫里，有三间大屋存放着他几百万两白银，他因惧怕财产之巨而招来大祸，在慈禧死后他离开皇宫以前，全部捐给了朝廷。但在宫外，他仍有巨额存款。
李莲英为人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他连任了同治、光绪两朝内务府大总管，他得到的这一切全靠的是慈禧太后。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李莲英在料理了丧事之后，丝毫不再贪恋权势，离开了他呆了几十年的皇宫。三年后，李莲英一命归西了。
五、居安思危，深谋远虑接受现实
社会中存在着强弱之分、强弱之别，这是正常现象。弱者应该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现实，认清自己的位置，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相反，不顾客观现实、只知咒天骂地的人，只会让自己更加心浮气躁，无法安心做事，结果使自己变得更弱。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处在晋楚中间地带的郑国虽然弱小，但郑国国君郑襄公却不甘示弱。一次，在朝堂上，郑襄公对众臣子表明了心志，他说：
“从前庄公在位时，我们郑国地位尊崇，敢于向王室挑战，今日想来也是风光无限。我想重振郑国声威，再创霸业，你们当要用心助我。”
众人同声附和，脸上却无欢喜之状。
郑襄公十分得意，又侃侃道：“晋楚虽然看似强大，但是在我眼里却不足为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俗人太注重事物的表面了，而看不到事物的实质。只要我们君臣一心，郑国一定能打败晋楚，恢复祖宗的荣光。”
郑襄公唱着高调，却提不出一项具体主张，郑襄公的弟弟公子良眉头一皱，倒吸口凉气。他犹豫多时，终站出来对郑襄公说：“主公雄心图治，可喜可贺，但争霸之事臣以为不可。”
郑襄公不料弟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十分不快，他阴沉着脸说：“寻常百姓尚有光宗耀祖之想，何况一国之主呢？我这样做全为郑国着想，你还有理由反对我吗？”
公子良不紧不慢地说：“天道造就了强弱，这是事实，必须加以正视。身为弱者，可以在心里藐视强者，但绝不可在行动上轻视它。如今晋楚皆强，乃是人所共见，郑国避之尚恐不及，何能与之争锋呢？纵是百般不愿，郑国也要礼敬晋楚，否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呐！”
郑襄公心中有气，呵斥了公子良一顿，拂袖而去。
朝中百官都赞同公子良的说法，但畏于郑襄公的权威，他们都不敢坦露真言。郑襄公于是独断专行，先是和楚国结盟，后又背楚亲晋，公开向楚国挑战。
公元前598年春，楚庄王亲自领兵讨伐郑国。楚军大胜，郑军节节败退。
这个时候，郑襄公才慌乱起来，他急向群臣问计，说：“现在形势危急，你们可有退敌的良策吗？只要能保全郑国，尽管讲来。”
百官见郑襄公态度诚恳，方放下顾虑，有人说：“从前公子良曾劝谏主公，可惜主公不听。我们虽心急如焚，奈何愚钝无知，还请主公垂询公子良吧。”
公子良于是被请到殿上，郑襄公先自责道：“贤弟有先见之明，只怪我错怪贤弟了。无论为国为家，还请贤弟拯救危难。”
公子良心中感动，动容道：“主公知错能改，国之幸甚。时下当务之急乃是让楚国罢兵，纵是一时有损主公的颜面，主公也要接受啊。”
郑襄公心头一沉，说道：“退敌不能有伤国之尊严，否则不惜冒死一战了！”
公子良连连摇头，动情道：“楚强郑弱，岂可硬拼？我们不能抱怨上天不公，而只能设法周旋了。楚国现在以武力来犯，这是我们郑国无法抗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如果我们表示背弃晋国，亲近楚国，主动向楚王认错，相信楚国也就没有了再攻打的理由。这样做虽然让主公面上无光，但可避免亡国的大患，对主公而言是有小失而获大得，主公当马上去做。”
郑襄公心中赞成公子良的提议，面子上仍感到难堪，公子良于是开导他说：
“对强者保持必要的礼敬，是弱者生存的谋略，主公不要介意俗人的想法。为了郑国的基业和百姓的生死，主公就勉为其难吧！”
郑襄公疑虑顿消，马上派人和楚庄王讲和，态度十分恭敬。这一年夏天，他还亲自参加了楚国与陈国在辰陵的盟会，极力拥戴楚国的盟主地位。同时，郑襄公也没有断绝同晋国的交往。这样，夹在两强之间的郑国左右逢源，化解了重重危机。
信陵君的醒悟
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自恃有大功于赵国，渐露得意之色。幸亏一位长者及时点醒了他，他惭愧不已，连连称谢。
战国时期，魏国公子魏无忌被封信陵君，许多人都投奔到他的门下。
信陵君以礼贤下士著称，各诸侯国畏惧他的贤能，不敢轻易进犯魏国。
一次，魏王和信陵君一起赌博游戏，有人报告说赵国入侵。魏王闻之大惊，信陵君却不动声色地说：“那只是赵王在打猎，大王不必紧张。”
不久，消息传来，正是赵王在边境打猎。魏王惊讶地说：“公子莫非有先见之能？”
魏王对信陵君的本领十分忌惮，他对心腹说：“公子手下能人奇士众多，他的威望也令人仰止，这是对寡人的巨大威胁啊！寡人当防范在先，不能重用他。”
魏王于是不顾众大臣的敦请，始终不把治国大权交给信陵君。
公元前257年，秦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魏王派兵救赵，却因害怕秦国报复而令大军停留在了邺城，坐以观望。信陵君为了救赵，偷走了魏王的兵符，杀了统帅魏军的将领晋鄙，指挥魏军大破秦军。
信陵君不敢回到魏国，于是便在赵国留了下来。赵孝成王感激信陵君的恩情，打算拿出五座城池封给信陵君，作为酬谢。
信陵君听说了这件事后，十分得意地对手下人说：“难得赵王知恩图报，五座城池我是受之无愧的。”
信陵君一副居功自傲的样子，跟随他的宾客都感意外，他们议论说：“公子虽有大功，但贪取回报，终不是君子所为，公子让人失望啊。”
宾客开始责怪信陵君，有人竟想离他而去。这时，一位年老的宾客对众人道：“你们只因一件小事而责怨公子，这对公子不公道啊。”
众人听他出语不凡，好奇地说：“明明是公子有错，你难道还有为他开脱的理由吗？”
年老的宾客道：“公子不惜冒死解救赵国，这份胆量和义气天下罕有，谁可与之相比呢？公子现在有国难归，但他并不哀怨，这份真情更让人敬佩了。公子现在表现出了一点骄傲，确是他的不对，可这只是他的小节，我们怎能揪住不放，进而反对他呢？公子的错处只怪无人提醒，我们应该体谅他呀。”
一席话说得众人面红耳赤，他们中没有一人站出来和年老的宾客争辩。
年老的宾客于是拜见信陵君，他先对信陵君说：“公子救赵之时，可曾想到要贪取赵国的五座城池呢？”
信陵君道：“生死关头，谁也不会在乎城池啊，何况是我呢？”
年老的宾客又说：“公子救赵，不避生死，乃是出自大义，如果为了五座城池而影响公子的名声，那么谁都会说公子不智。公子以为呢？”
信陵君严肃起来，请教道：“先生若有赐教，我一定遵从，不知先生所教为何？”
年老的宾客正色说：“有的事情可以忘掉，有的事情却不可以忘掉。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掉；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公子应该忘掉它。公子对赵国有功，而对魏国就是不忠，公子怎能沾沾自喜呢？我希望公子不要接受赵国的五座城池，更不能把功劳挂在嘴上。”
信陵君惭愧不已，他对年老的宾客连连称谢，说道：
“你说得太对了，这确是我的大错，若无你的指点，我悔之不及啊。”
信陵君坚持不受赵王的封赏，人们对他的敬意更深了。
不要居功自傲
有了功劳要谦虚一点，不要骄傲自大，不要把功劳独占，以免引起别人疑忌。西汉的侠士郭解很懂其中奥妙。
郭解是西汉的一位侠客，为人行侠仗义，在当时很有声望。有一次，洛阳某人因与他人结怨而心烦，多次央求地方上的有名望的人士出来调停，对方就是不给面子。后来他找到郭解门下，请他来化解这段恩怨。
郭解接受了这个请求，亲自上门拜访委托人的对手，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好不容易使这人同意了和解。照常理，郭解此时不负人托，完成这一化解恩怨的任务，可以走人了。可郭解还有高人一着的棋，有更高明的处理方法。
一切讲清楚后，他对那人说：“这个事，听说过去有许多当地有名望的人也来调解过，但都没有调解成。这次我很幸运，你也很给我面子，我把这件事解决了。但我毕竟是个外乡人，占这份功劳恐怕不好。本地人出面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我这个外地人来解决了，未免会使本地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感到丢面子啊。”他进一步说：“这件事这么办：请你再帮我一次，从表面上让人以为我没办成等我明天离开此地，本地几位头面人物还会上门，你把面子给他们，算是他们调解成的，好不好？拜托了！”
郭解很懂得照顾别人的面子，因为他知道，那些当地的头面人物是爱面子的人。如果得罪了他们，以后还怎么在这里混？所以自己还是当个幕后英雄，成全他们的美名吧。
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以后，权奸江彬等人忌恨他的功劳，散布流言蜚语说：“王守仁以前是与朱宸濠同谋的，等到已经听说各路大军开始征伐了，才擒拿了朱宸濠以自脱。”王守仁听了这种传说，于是把朱宸濠交给了监军的宦官张永，使正德皇帝能够亲获朱宸濠，满足自己御驾亲征、生擒逆首的虚荣心。后来张永也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赤胆忠心和谦逊让功的美德，皇帝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于是赦免了王守仁。
龚遂是汉宣帝时代一名善良能干的官吏。当时渤海一带灾害连年，百姓不堪忍受饥饿，纷纷聚众造反，当地官员镇压无效，束手无策，宣帝派年已七十余岁的龚遂去任渤海太守。
龚遂轻车简从来上任，安抚百姓，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垦田种桑，规定农家每户种一株榆树，一百棵茭白，五十棵葱，一畦韭菜，养两口母猪，五只鸡。对于那些心存戒备，依然持刀带剑的人，他劝道：“为什么不把剑卖了去买头牛，务点正业？”经过几年治理，渤海一带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有余，龚遂名声大振。
于是，汉宣帝召他还朝，他有一个属吏王先生，请求随他一同去长安，说：“我对你会有好处的！”其他属吏却不同意，说：“这个人，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又好说大话，还是别带他去为好！”
龚遂说：“他想去就让他去吧！”到了长安后，这位王先生还是终日沉溺在醉乡之中，也不见龚遂。可有一天，当他听说皇帝要召见龚遂时，便对看门人说：“去将我的主人叫到我这儿来，我有话要对他说！”一副醉汉狂徒的模样，龚遂也不计较，还真来了。王先生问：“天子如果问大人如何治理渤海，大人当如何回答？”
龚遂说：“我就说任用贤才，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这位王先生连连摆头道：“不好，不好！这么说岂不是自夸其功吗？请大人这么回答：这不是小臣的功劳，而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
龚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的话回答了汉宣帝，宣帝果然十分高兴，便将龚遂留在身边，加官晋爵。
还有一个例子：唐朝元和年间，大将李想平定了蔡州叛乱，将叛将李元济活捉，为国家立了一件大功。他的上司、招讨使裴度来淮西检查工作，李愬让军队列队整齐，十分庄严地出城迎接，他还跪拜于道路边。裴度正想谦躬避让，李愬阻止说：“蔡州人野蛮强横，不知道尊卑之节、上下之礼已经有几十年了。请裴公借此机会让他们看一看，让他们了解朝廷的尊严。”裴度这才接受了李想的大礼。
李想立了大功以后，态度谦虚，心里装着领导，领导能不喜欢这样的干部吗？
准确给自己定位
不能准确地给自己定位，是人们常犯的大错，由此而导致的后患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弱者，如果盲目自恃，势必要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事来，碰壁的结果就会一个接着一个，再无出头之日。弱者并不是耻辱的代名词，只要敢于正视，勇于奋发，便不会永远是弱者。相反，极力掩饰自己的弱者身份、爱慕虚荣、不自量力的人，到头来只能害了自己。
隋朝建国之初，功臣梁士彦被隋文帝杨坚冷落，没有受到封赏。梁士彦牢骚满腹，他对家人说：“我追随皇上多年，屡建奇功，如今皇上这样待我，太让人寒心了，我要和皇上理论一番。”
梁士彦的家人怕他惹祸，忙道：“你的功劳太大了，皇上不封赏你，分明是防范你啊！这个时候，你岂能还去找皇上说理呢？”
梁士彦不听，向杨坚哭诉了一番，杨坚表面上安慰他，事后却解除了他的实职，只让他在京赋闲。梁士彦又感委屈，整天喝酒消愁，他的一位好友规劝他，说：
“所谓功高震主，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啊！我们做臣子的，在君主面前始终是弱者，如果你认不清这一点，非要和君主争个高下，岂不糊涂之至？你还是安心认命吧。”
梁士彦行伍出身，做事鲁莽，他认为自己无错，便四处大吐苦水。对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不仅不敬，反是多有讥笑，朝中上下对他顿生嫌恶。
梁士彦的家人担心地对他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你不要再活在从前了。现在皇上疏远你，你又无官无权，做事说话不能不收敛了。你现在只求无祸，便是最紧要的事。”
梁士彦痛骂家人，谢绝所有人的劝告。他和不得志的宇文忻、刘防等人勾结在一起，竞想杀掉杨坚，率众造反。
梁士彦的阴谋被他的外甥裴通察觉，裴通为他痛心。一次，裴通侧面规劝他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那么他就会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来，这岂不是很可怕吗？所以说凡事要量力而行，否则就是可笑可悲了。”
梁士彦听不出裴通的弦外之音，仍自我吹嘘说：
“我当年统帅千军万马，什么事情我做不到呢？可惜皇上不重用我了，这是皇上的大错啊！”
裴通试探几次，见劝他无望，于是向朝廷告发了梁士彦的谋反阴谋。
杨坚始终观察着梁士彦的一举一动，为了不背上滥杀功臣的罪名，他决定先稳住梁士彦，待他反形毕露时，再行诛杀。
不久，梁士彦突然被任命为晋州刺史，杨坚还让他重掌兵权。梁士彦不知这是杨坚的计谋，于是更加紧了谋反的步伐。他对同党刘防说：
“皇上不敢不安抚我啊，只可惜皇上醒悟得太晚了。似我这等大才之人，又岂能长久甘居人下呢？”梁士彦野心疯长，于是上书杨坚，请求批准同党薛摩儿做自己的长史。他在奏章中辩解说：“薛摩儿才气过人，有他相助，我可以给陛下建更大的功劳。从前我没有辜负陛下的厚爱，今后我更要给陛下一个惊喜。”
杨坚看罢梁士彦的奏章，轻蔑一笑说：“无知狂徒，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杨坚批准了梁士彦的请求，梁士彦更加自信。他暗中命薛摩儿四处联络，只等时机成熟便公开起事。
梁士彦的二儿子梁刚劝父亲不要谋反，他哭着说：“皇上对父亲纵是千般不对，父亲也不该不忠。何况父亲人单势孤，又怎会成功呢？父亲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家人着想啊！”
梁士彦的三儿子梁叔楷和梁士彦一样热衷权势，他对父亲说：
“父亲能征惯战，无人能敌，何必委身侍人？做猛虎必须称王，难到皇上都是天生的贵人吗？”
梁士彦反迹日显，杨坚这才决定收网。一次，趁百官朝见之机，杨坚命人将梁士彦、宇文忻、刘防等人一举抓获。至此，梁士彦方知自己被杨坚玩弄于股掌，但已是追悔莫及了。梁士彦和他的同党美梦不成，一一丧命。
如履薄冰的徐铉
徐铉以前朝遗臣的身份在赵宋为官，他真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样，“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效忠宋室，兢兢业业，不敢怀私。着实不易啊！
徐铉是南唐后主李煜手下的忠臣，他曾多次直谏李煜远离小人，励精图志。李煜曾派他到宋朝求和，他便进言说：
“宋室早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我朝一再退让，本是不该，今番求和，也只能是喘息一时。为长久计，陛下当立足一战。”李煜不听，徐铉空有报国之志，也只能徒然叹息了。
南唐灭亡之时，徐铉和李煜一起被俘。宋太祖赵匡胤一见徐铉，气不打～处来，他严厉地指责他说：
“你屡劝李煜顽抗，不识时务，你可知会有今天吗？如你早劝李煜投降，事情也不会到了这个地步，兵士也少有死伤，你和天朝为敌，今可知罪？”
徐铉抱定殉国之心，反驳道：
“臣为唐臣，为国效力是很自然的事，臣何罪之有？我恨不能保家卫国，令我主蒙羞，今日一死，也是应该。你不要多说了，快快动手吧！”
赵匡胤见他正气凛然，心生敬意，他不仅没杀他，还好言安抚，让他在宋朝任职，且对他说：
“忠臣之义，朕今日尽见了。所谓四海一家，你为大宋尽力，应当同对李氏一样，你就安心做事吧。”
徐铉自此一心效忠宋室，兢兢业业，从无半点差错。
宋太宗登基后，李煜在他四十二岁的生日之际，抚今追昔，大发感慨，信笔写成了他的那首千古名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赵光义见词大怒，他不能容忍一个亡国之君如此深情地思念故国，为免后患，他当晚便派人毒死了李煜。
宋太宗为了掩人耳目，待李煜一死，他便赠李煜太师衔，追封其为吴王，以王礼厚葬于洛阳北邙山。
在商议由何人撰写墓志铭时，徐铉的一个仇家便向宋太宗建议说：
“徐铉乃吴王旧臣，他对吴王的事知之甚详，此事非他莫属。”宋太宗准奏，徐铉领命后却倒吸口凉气。他对自己的家人说：
“这是有人要害我啊，此计可谓毒辣至极了。”
家人不解，对徐铉说：
“皇上命你撰文，分明是对你的信任，怎会是祸事呢？”徐铉连声叹息说：
“你们知道什么？我乃唐之旧臣，贬责先主，就是以臣斥君、以下犯上，有违纲纪不说，也为人所不耻。我今日身为宋臣，若是称颂先主。皇上和群臣自不能容我。这事我说好不行，说坏也不可，荐举我的人成心害我致此，哪里是什么好事呢？”
徐铉既知利害，随后便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他直接面见宋太宗，诚恳道：
“臣一生忠义，不敢怀私。陛下若能体谅臣的难处，请允许臣保留一点对故主的情义，否则臣不敢从命。”
宋太宗怜其有情有义，遂答应了他的请求。徐铉解除了隐忧，于是如实写就了《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对李煜作了中肯的评价。后来果有人指责徐铉的墓志铭有溢美之词，只因徐铉防范在先，宋太宗才没有深究此事，徐铉仇家的图谋自然落空了。
吕夷简远谋纾大祸
有的事情很隐晦，祸机的发生也在很久后，难以发现，只有见识高超的人才能敏锐地察觉到，预先作好应对，在很久以后收到奇效。吕夷简在处理仁宗生母李妃的葬事上，显示出人所难及的深谋远虑。
宋真宗时，后宫李妃生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当时正得宠的刘皇后无子，宋真宗便命刘皇后认仁宗为子。
仁宗长大后，以为自己是皇后亲生，宫中人畏于皇后威严，没人敢对他说明真情，仁宗对刘皇后也极为孝顺。
宋真宗去世，仁宗即位，刘皇后垂帘听政，大家更没人敢对仁宗讲明，李妃身处真宗的众多嫔妃中，对仁宗也不敢露出与众不同之处。
后来李妃病死，刘太后想把葬礼办得简单些，以免引起别人的疑心，万一传到仁宗耳中，就拆穿了这副西洋镜了。
宰相吕夷简却反对，在帘前争执说：“李妃应该厚葬。”
当时仁宗正在太后身边，刘太后吓了一跳，忙把仁宗领出去，然后厉声问吕夷简：“李妃不过是先帝的普通嫔妃，为何要厚葬？况且这是宫里的事务，你身为宰相，多的什么嘴？”
吕夷简平淡地说：“臣位在宰相，所有的事都该管。如果太后为刘氏宗族着想，李妃就应厚葬，如果您不为刘氏着想，臣就无话可说了。“刘太后沉思许久，想明白了吕夷简的用心，便下旨厚葬了李妃。
吕夷简出宫后，找到总管罗祟勋，告诉他：“李妃一定要用皇后的礼仪厚葬。丝毫不能有缺，棺木一定要用水银实棺，可别说我没告诉你。”
罗祟勋见宰相少有的庄重与严厉，唯唯听命，于葬礼用物丝毫不敢轻忽。
刘太后死后，燕王为了讨好皇上，便告诉仁宗：“陛下不是太后所生，而是李妃所生，可怜李妃遭刘氏一族陷害，死于非命。”
仁宗大惊，忙传讯老宫人。此时刘太后已死，宫人才敢于如实禀告。
仁宗知道后，痛不欲生，在宫中痛哭多日，也不上朝，他一想到亲生母亲朝夕在左右，自己却不知道，母亲从生至死，自己从未孝养过一日，最后竟然不得善终。
他越思越痛，下罪己诏，改封母亲为皇太后，并准备为母亲以后礼改葬。待改葬后再查实，清算太后一族的罪过。
然而宫闱秘事本来就是无法查实、也无法说明的，刘氏宗族的人知道后惶惶不可终日，既无法申辩，只能坐待灭族大祸了。大臣们见皇上已激愤到极点，便没人敢为太后一族说上一句话。
改葬李妃时，仁宗亲自抚棺痛哭，却见李妃因有水银保护面目如生，肌体也完好，所用的葬器都严格遵照皇后的礼仪。
仁宗看到后，大喜过望，哀痛也减少许多，他对左右传臣说：“小人的话真是不能信啊。”改葬完后，仁宗非但不追究刘氏一族的罪过，反而待之更为优厚。
吕夷简在处理仁宗生母李妃的葬事上，显示出人所难及的深谋远虑。李妃去世时，他已预见到此事必将真相大白，他预想到了会有小人借机大进谗言，以及仁宗的反应，所以借李妃的葬礼把此祸预先消除。刘皇后执政多年，也可谓有功于国，然而她的家族却在一件难以预料的事上在鬼门关上绕了一个弯。祸与福就是如此难料，令人在钦佩吕夷简之余，也不禁令人心悸。
才高遭忌的解缙
解缙是统治者的忠实犬马，最后却被统治者残忍地处死，这是非常可悲的。究其原因，是他直言无忌，屡犯禁忌，引火烧身。解缙才高八斗，却看不懂权力斗争，看不清利益格局。智商很高，情商太低。
解缙是明初著名才子，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喜爱他的才能，让他每天在自己身边，朝夕谈论不倦，待之如家人父子。宠遇一时无比。
解缙受宠日深，便想到“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古训，又自负才高，敢言人所不敢言。他给朱元璋上了一封万言书，指出朱元璋“御下严苛”，滥诛大臣，以喜怒为赏罚等诸多毛病，又首次提出分封亲王的权力的过大，恐后世会危及朝廷。
解缙所言无不击中朱元璋的弊病，所言分封当时虽末见弊端，后来燕王朱棣起兵，夺去侄儿建文帝的皇位，解缙可谓有先见之明。然而这些都是朱元璋的大忌，前前后后群臣应对奏章中哪怕有暗示隐喻这些弊病的意思，都会被严刑处死，甚至灭族，解缙尽言无隐，言辞也犀利无比，朱元璋却体谅他的忠心，虽然并不采用，也不怪罪，对左右侍臣连声夸赞解缙“高才”。
解缙受此鼓励，越发敢言，明初宰相李善长因受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朱元璋借“星变”之名杀死，举朝无人敢言其冤。解缙却想为李善长鸣不平，恰好工部侍郎王国缙也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以王国缙的名义，由解缙草疏，上章为李善长鸣冤。
朱元璋看罢奏章后大怒，本想重惩王国缙，后来知道奏章出自解缙之手，只好置之不理；却也怕解缙再闹下去，令他无法收拾，便让解缙的父亲把他领回家，再读书十年，然后再回朝做官。朱元璋对群臣从不姑息，稍有过错便严刑立至，独独对解缙爱护备至，解缙屡触忌讳，还能保全首级，也算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解缙回家乡读书只有八年，朱元璋病逝，建文帝即位。不过建文帝欣赏重用的是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些人，并不起用解缙，解缙在建文帝时期只能默默度日。
朱棣起兵燕京，经四年血战，攻取南京，大臣不是逃走，便是自杀殉国，依附朱棣的人很少，解缙却率先到宫中朝拜朱棣。朱棣早闻解缙的才名，又知他是父亲最喜欢的人，况且他又最早归附自己，可为群臣表率，马上重用。让他和杨荣、杨士奇、胡广、黄淮、金幼政，胡俨等人组成内阁，充当自己的顾问，而以解缙为主，这就是明朝内阁制度的由来，解缙便是明朝内阁的第一任首辅，只不过此时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一个智囊团，权力也没有后来内阁那样大。
解缙深得朱棣赏识，又犯了在朱元璋手下的老毛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隐讳，应该说朱棣对臣下的宽容比他父亲要强的多，朱元璋把手下功臣杀得一干二净，朱棣对手下功臣却是一个不杀，个个富贵天年，解缙在相对宽松环境下，越发放言无忌，无事不敢为，却为自己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一次朱棣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位朝廷大臣的名，让解缙品评其短长，解缙直言无忌，把这些人的毛病揭示得淋漓尽致。朱棣也认为他说得很对，这些大臣知道后，却恨解缙入骨，一有机会便在朱棣面前指摘解缙的过失，大进谗言。众口铄金，久而久之，朱棣也不能无动于衷，况且解缙才高气傲，不拘小节，本就是容易犯小错误的人，积累到一起，就成了大毛病了。
解缙又在随后朱棣更换太子的“易储”风波中死保太子，联络群臣，大造声势，维护太子的地位。朱棣虽迫于群臣的压力，最终没有更换太子，但一想到要让自己厌恶的儿子承继江山，心里就堵得慌，罪魁祸首自然非解缙莫属。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因没当上太子，更是恨不得吃解缙的肉，天天寻找机会置解缙于死地，先是诬陷解缙向外泄露宫廷中的秘密，朱棣也不管是否属实，便把解缙贬官为广西布政司参议。
永乐八年，解缙从广西回京述职，朱棣正领兵出塞攻打蒙古，解缙没见到朱棣，便向当时监国留守京师的太子禀报事情，然后就回广西了。朱高煦知道后，便诬陷解缙趁皇上不在时，私自朝见太子，图谋不轨。朱棣蓄怒于心很久了，再加上朱高煦的诬陷，身边大臣的挑拨，勃然大怒，派锦衣卫把解缙捉回京师，投入大狱，严刑拷问，所牵连的人无不下狱。五年后便命锦衣卫指挥纪纲在狱中把解缙处死了。一代人杰就此陨灭，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解缙是统治者的忠实犬马，最后却被统治者残忍地处死，这是非常可悲的。究其原因，是他直言无忌，屡犯禁忌，引火烧身。他一心为公，但直击朝中弊政，戳到了帝王的痛处；他力阻朱棣易储，这事弄得朱棣不高兴，想当太子的朱高煦更是恨之入骨。皇帝的家事，你何必费力不讨好？这说明解缙才高八斗，却看不懂权力斗争，看不清利益格局。智商很高，情商太低。
不要恃才傲物
读书人不要自恃有才而目空一切。你是一个有智者，人们可以尊敬你，却不一定畏惧你。在势利之人的眼里，他们只认权势，对学问之类的东西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许多读书人盲目自大，不承认权力的重要，是浅薄无知的表现。
明朝洪武年间，大学士宋濂智谋出众，文才过人，皇帝朱元璋十分赏识他。
宋濂为官廉洁，不贪财物，他曾在自家门上贴一对联：“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正人君子都很敬佩他。
一次，一位朝中贵人请他写字作文，并送来黄金千两。宋濂以身体不适推托，一口回绝了来人所请。宋濂的家人感到奇怪，对他说：
“来人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他又没有亏待你，没有必要得罪他呀！万一他心中忌恨，不是对你不利吗？”
宋濂说：“此人品格不佳，我岂能贪他一点钱财而供他驱使？此人不学无术，只会奉迎皇上，他只能让人讨厌。”宋濂傲气十足，只要是他不满意的事，他都会当面指出，不留情面地责备他人。他常用读书做话题，对他人说：
“读书多了，还用得着趋炎附势吗？权势不会长久，也不值得人们真正尊重，有了学问用不着害怕权贵。”
宋濂对朱元璋也不那么客气，别人不敢说的话他都会直接讲来。一次，因与朱元璋意见不和，宋濂口无遮拦地说：
“我自知读书不少，行事也按圣人的教诲，皇上纵是责罚我，我也认为自己无错。”
朱元璋对宋濂心中有气，外表上却不加责怪，无奈作笑。
事后，宋濂的好友提醒宋濂说：
“皇上读书不多，在皇上面前你不该以读书多少论事。我们毕竟是臣子，这样不是大不敬吗？皇上虽然对你忍让，但你切不可不知进退了。”
宋濂告老还乡后，每到朱元璋生日的时候，他都要到京城给皇上祝寿，参加朱元璋的恩赐宴会。这一年宋濂又给皇上祝寿，他陪同朱元璋登文楼时，差点摔倒。朱元璋说：“先生年纪大了，难得年年给朕祝寿，明年还能来京城吗？”宋濂不假思索地说：“臣一定前来。”第二年朱元璋生日将至，宋濂却改变了主意，他对家人说：“我现在老朽不堪，每年此时进京都十分劳累，今年我就不入京了。”
家人不同意他的打算，说：
“我们的一切都是皇上所赐，岂敢对皇上不敬呢？你如果今年缺席，皇上定会有很多猜疑，说不准还会麻烦上身啊。”
宋濂自信地说：“皇上怜我老迈，怎会怪罪我呢？再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早厌烦那些俗礼了。”
朱元璋生日的前几天，朱元璋见宋濂没来，心中不快，派人到宋濂家探望。正巧，宋濂此时闲来无事，正和几位同乡饮酒赋诗。朱元璋得知此情，立时翻脸，他恨恨地说：
“宋濂自恃有才，朕已忍他很久了，想不到他变本加厉，竟敢轻视于朕？这样的人不知天高地厚，还想活吗？”
朱元璋马上命人前去杀掉宋濂，以泄其恨。马皇后在旁劝阻，苦苦央求，宋濂这才得免一死。从此之后，君臣关系彻底破裂，宋濂傲气顿消，整日心惊肉跳了。
六、尊重规则，得道多助学会知难而退
违背天下之公意，与天下人为敌，是很不明智的，也是很难不失败的。楚庄王在问鼎不成之后，咽了唾沫，打消了取代周王室的念头。
春秋时期，楚庄王打败晋国，称霸的野心越来越大。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领兵北征，攻打陆浑戎人。经过周王室的地界时，楚庄王传下号令，就地驻扎。
人们对楚庄王的决定感到突然，有人便对楚庄王说：
“行军打仗，重在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我军在此逗留，怕是要影响战局。”
楚庄王面带微笑，道：
“陆浑戎人岂是我的对手？他们是必败的。如今我们在周天子地界，不趁此张扬我军军威，岂不可惜吗？”
人们似懂非懂，楚庄王遂严肃地说：
“我就是想让周天子看看我军的强大，令其感到畏惧。周天子虽有名无实，但他拥有至上的地位，不慑服他，楚国称霸的事便会困难重重。”
楚庄王的一位谋臣不同意他的做法，他出口说：
“天下有礼法在先，天子有天子的威仪。楚国虽强，在礼法上毕竟是诸侯臣子，公开挑战天子实属不妥。这件事传扬出去，楚国就要背上不敬天子的罪名了，于楚国称霸大为不利。”
楚庄王把手一挥，长笑道：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天下以强者居之，谁会在意什么礼法呢？”
楚庄王执意在此停留，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演习。弱小的周王室又恨又怕，无奈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
临行之前，周天子问王孙满说：
“楚王无礼，我又无力相抗，你将如何应对楚王呢？”
王孙满回答说：
“楚王不敬天子，臣只能以礼法和他据理力争。楚王也怕天下人非议，臣自有方法令他屈服。”
王孙满见到楚庄王时，见他一脸傲气，目光向上，于是说：
“天子怜恤下臣，派我前来慰问楚军，这是天子的盛德啊。”
楚庄王不得不寒暄道：
“天子关怀，楚军十分感激。”
楚庄王气势受挫，继而他不甘如此，便问道：“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象征九州天下，不知鼎的轻重如何？”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刨根问底，分明是不怀好意。王孙满知其心意，借此警告楚庄王说：
“天子有德方能拥有天下，德比鼎更为宝贵。一些人只见鼎而不修德，他们的见识太短浅了。”
楚庄王听出了王孙满的弦外之音，重声威胁说：
“在我看来，鼎也是寻常之物，何贵之有？楚国士卒折断敌兵的戈尖矛头，便足够铸成九鼎了。”
王孙满也提高了语调，说：
“以强力行事，是不能拥有鼎的，更不能拥有天下了。从前夏朝实行德政，九州百姓主动把青铜贡献出来，这才铸成九鼎。九鼎是代表天下民心啊。后来夏桀无道，九鼎失去，为商所有。如今天子拥有九鼎，是天下共知的礼法，所以无人异议，倘若它无端被夺，天下诸侯会答应吗？一国之强总强不过诸侯合力，你说呢？”
王孙满句句在理，楚庄王哑口无言。事后，楚庄王的手下说：“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但还没有到消亡的时候，大王不能有取而代之之心。大王若和天下人为敌，我们就孤立了，楚国反有不测之忧。”
楚庄王仔细思量，亦觉难以和天下人相抗，于是打消了灭掉周王室的念头，他悻悻地说：
“周王室唾手可得，而我却不能图之，这绝非我之所愿啊！”
功大而身灭
卫青、霍去病、李广均因攻打匈奴名垂青史。窦宪的功勋比这几人加起来还要大得多，却无人称颂，只因为前几人是君子，而窦宪却是小人。《道德经》说“强梁者不得其死”，信乎！
窦宪是东汉章帝窦皇后的哥哥，因窦皇后得宠，窦宪年纪虽轻，却担任了黄门侍郎，这是天天在皇帝身边，显赫而又亲近的官职。
章帝很喜欢窦宪，不久又提升他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并任命他弟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二人倚仗皇帝的宠爱、皇后的声威，无所不为，不要说朝廷大臣，就是皇子公主对他也畏忌三分。
窦宪利令智昏，居然把主意动到章帝的女儿沁水公主的头上，他看中公主的一块园林，派人去要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沁水公主贵为帝女，却很害怕窦宪，既不敢不卖，也不敢论价，便以窦宪所说的价格卖给了他。
章帝一次经过这片园林，便问左右是谁家的。窦宪怕事情败露、使眼色吓唬左右人不许直说。章帝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怒不可遏，痛责窦宪说：“这事我越想越害怕，前些日子我问起公主的园林，你居然敢用指鹿为马的手法欺骗我，你是想当赵高吗？我女儿的地你都敢抢夺，其他人还会在你眼里吗？我杀掉你，不过杀死一只出壳的小鸡，一只腐烂老鼠，何难之有！”
窦宪见章帝动了杀机，吓得浑身筛糠，说不出话来。窦皇后听说后，急忙跑来，在章帝前叩头与哥哥谢罪。章帝正宠爱皇后，不忍伤她的心，便饶过了窦宪，但也不重用他了。窦宪失去了权势，倒是因祸得福，章帝在世时，他小心谨慎，没再惹出别的乱子来。
章帝去世后，和帝即位，窦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处理国家政务，窦太后因是女主，不能到外廷与大臣们商议国政，便任命窦宪为侍中，所有事都和他商量。窦宪在内与太后共定国策，在外宣布诰命，又成了朝廷中第一人。
窦宪又任命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瑰为中常侍，兄弟分别占据朝廷显要位置，内倚太后为靠山，无论什么事，自己让亲信的大臣上奏，然后到宫中与太后商议，事无不成。窦宪得志后，又犯了无所顾忌的老毛病，齐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因到京师奔赴章帝的丧事，打通门路见到了窦太后，并和太后私通。窦宪害怕刘畅得宠后．会分夺自己的权柄，便派刺客杀死刘畅，然后扬言说是刘畅的弟弟利侯刘纲所为，并派大臣拷问刘纲，准备屈打成招，找个代罪羔羊。
不料有大臣向太后揭发了此事，太后心痛情夫之死，一定要查个明白，自己派人调查，结果真相大白。太后一怒之下把窦宪关押在宫内，准备重重的责罚他。
窦宪自知触到太后的伤心处，害怕被杀死，便上书请求率兵讨伐匈奴来赎罪。窦太后思前想后，终究不忍自残手足，使同意了窦宪的请求，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带兵攻打匈奴。
窦宪仓猝之间并无完善的准备，便纠合京师和十二个郡的几万兵马、边境一带少数民族的军队，又会合南匈奴，然后攻击北匈奴，却不料一举扫灭了北匈奴。出塞三千多里，追亡逐北至燕然山，立碑刻铭，宣扬大汉功德，耀武扬威，班师而回，匈奴就此一路不振。从秦始皇以来，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祸患的匈奴，居然就在窦宪手里画上了句号。
窦宪建此不世奇勋后，权势一下子膨胀至极点，班师回京后他被封为大将军，位居群臣之上，并被封为冠军侯，同门兄弟一日之间四人封侯，窦宪在外手握重兵，兄弟亲戚党羽则在京师掌握禁军，盘踞朝廷内外，表里呼应，朝廷大权尽落窦宪手中。
窦氏四侯在京大修府邸，国库为之空虚，其他如掠人财物、抢劫妇女的罪过更是多不胜数，大臣稍有反对，立见诛灭，人人噤不敢言。
窦太后年少寡居，不安于室，多招外宠入宫，和帝既不满窦宪之跋扈，对太后的淫乱也记恨于心。窦太后知道后心有不安，便和窦宪秘密商量想要废帝另立。
和帝不甘坐以待毙，便趁窦宪班师回京，大军驻扎城外之机，与宦官郑众密谋除去窦宪。和帝深夜赶到北宫，招集南北宫禁军，在夜里关闭城门，囚禁太后，然后发兵包围窦宪府邸，在城内搜捕窦宪党羽，一夜之间将窦氏家族一网打尽。
窦宪兄弟四人被捕自杀，家属部被赶回老家，党羽们除畏罪自杀外也均被处以死刑。当了几年傀儡皇帝的和帝才开始亲政。
卫青、霍去病、李广均因攻打匈奴名垂青史。窦宪的功勋比这几人加起来还要大得多，却无人称颂，只因为前几人是君子，而窦宪却是小人，尽管有功勋，有才干。
抬高自己很危险
尊贵不是自封的，它虽然荣耀，但也暗藏杀机，没有实力的人不要随意染指。人的虚荣心使人目光向上，总有自不量力的人极力抬高自己，这是很危险的。
东汉末年，割据淮南的袁术有了一些力量，便想称帝为君。
一日，他召集手下人说：
“从前的汉高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屡战屡败，像他这样低微的人都能为君，可见皇帝人人都可当得。我现在拥有淮南，地广粮多，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应该顺从天意，正位为君。”
袁术的手下贪鄙者很多，他们也想再进一步，于是不少人附和说：
“主公英明，百姓拥戴，这是众望所归的。一旦主公继承大位，天下有主，名正言顺，主公要统一天下就不是什么难事。”
袁术听来舒心，眉开眼笑。
主簿阎象没有附和，他站出来反对说：“皇帝乃是天下至尊的名号，人们夺之不惜杀亲断义，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只有天下最强者才能据为己有，而其他人无不是白白送了性命。时下天下大乱，诸侯标立，主公虽强，但还不是独占鳌头，这个时候如果贸然称帝，那么只会引火烧身，招致天下诸侯的围攻，主公仍需等待时机！”
袁术把眼一瞪，气道：
“众人皆说可行，独你横加阻拦，难道只有你最高明吗？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了．你不要再说了！”
阎象被无情斥责，心中郁闷。他回到府中，连声哀叹，几日都食不下咽。
阎象的一位好友前来探问病情，不解地对他说：
“主公袁氏四世三公，乃世代贵胄，主公如今又兵精将广，称帝未尝不可。你在殿上当众反对，而且言辞激烈，好像大祸临头一般，为什么会这样呢？”
阎象苦泪流下，凄然道：
“主公贪图皇帝的名号，众人又攀附富贵，这样下去只有灭亡了。其他诸侯比主公实力强的不在少数，他们为何不称尊呢？这就是他们的见识了。我们并不强大，却偏偏好名重利，这不是大祸临头吗？”
好友被阎象说动，立刻紧张起来，他急促地说：
“此事关系我军兴亡，我等不能坐视主公自毁，合当冒死进谏呐！”
阎象见好友仗义，马上有了精神，他们一同求见袁术，劝他改变主意。
袁术不待他们把话说完，便翻脸道：
“你们串通一气，就是要说这些废话吗？我掌控大局，做事岂能随意，你们不知深浅。还不速速退下！”
赶走了阎象二人，袁术气犹未消，他对自己的宠妾说：
“遍观天下诸侯，有资格称帝者非我莫属，正所谓当仁不让，我为何要落在人后呢？阎象他们是杞人忧天啊！”
宠妾艳羡富贵更切，她怂恿道：
“大王所说极是，皇帝之位哪有让人的？此事宜速速实行，一旦既成事实，别人就不会烦扰大王了。”
袁术于是匆忙称帝，乘龙凤辇，立台省等官。
消息传出，天下诸侯同声指责袁术僭称帝号，大逆不道。袁术不以为然，接着贸然和吕布开战，遭到惨败。
袁术派人去江东向孙策借兵，不料孙策开口便说：
“一个无德无能的人竟敢自称皇帝，他只会被天下人鄙视。孙策不屑与无耻之人交往，恕难从命。”
袁术听使者回报，暴跳如雷；他还要讨伐孙策，长史杨大将苦谏说：
“我军刚败，不可再战。主公既已称帝，当广布仁德，不能只靠打杀了。”
袁术称帝之后，日益孤立，实力不断削弱。汉献帝建安四年，袁术走到穷途末路，兵败吐血而亡。
尊贵不是自封的，它虽然荣耀，但也暗藏杀机，没有实力的人不要随意染指。人的虚荣心使人目光向上，总有自不量力的人极力抬高自己，这是很危险的。尊贵人人欲得，树起了尊贵的大旗，就意味着要接受各方面的挑战，而弱者是经受不住冲刷的，只能沦为别人的祭品。聪明的人会审时度势，利欲熏心的人才自取其辱。
令人鄙视的曹吉祥
历史上有很多窃取权力的人，他们不在其位而握其权，这些人尽管风光一时，但结局多是悲惨的。权力需要正当的名义来执掌，超越了正常途径，即使抓住了权力，也会为人轻视，终会失去。
明朝景泰末年，宦官曹吉祥因参与宫廷政变、迎奉英宗复位有功，被任命为司礼太监。
曹吉祥没有子嗣，却养着千余宾客，他和宾客高谈阔论，常以古时孟尝君自比。
一日，曹吉祥和一位李姓宾客谈话，曹吉祥说：
“我有大功于国，皇上信任，群臣敬畏，我真不知有何忧患了。”
李姓宾客说：“大人的忧患正是在此啊。”
曹吉祥惊问原由。李姓宾客答道：
“自古凡掌权者，都要有适当的身份与之相匹，不然就有越权之嫌，人们便很难敬重他了。大人如今权势虽大，但出身宦官，终是一弊，一旦失去皇上宠幸，大人的权力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为大人忧虑。”
曹吉祥心跳加剧，他认为李姓宾客言说在理，于是问道：
“你既看出结症，必有破解之法，请当面相告。”
李姓宾客摇头说：
“我若说出，大人未必肯听，还是不说的好。”
曹吉祥急不可待，大声道：
“性命攸关，我真心向你请教，无论何言，我绝不怪你便是。”
李姓宾客最后说：
“司礼太监有自己的职掌，大人若安于分内之事，不揽他权，忧患便不复存在。大人的忧患不是权力太小，而是权力太大了。”
曹吉祥热衷权力，自不肯交出权柄，他对自己的党羽说：
“我的权力若是赶上皇上，还怕有人对我不利吗？李姓宾客劝我放权，他这是书生之见，实在可笑。”曹吉祥专权横行，文武百官都鄙视他，设法想扳倒他。一些谏官多次对英宗说：
“朝廷有朝廷的制度，曹吉祥只是陛下的家奴，如今竟权过宰相，势压百官，人心不服啊。陛下重用此人，于礼不合，令人心寒，陛下当革除此弊。”
曹吉祥面对百官的抗争，自知理亏，于是极力打压。他利用权力把他们贬出朝廷，还诬陷他们说：“这帮人表面上攻击我，实际上却是指责皇上昏庸无能，他们用心歹毒，岂能放过他们呢？”
御史杨瑶、张鹏弹劾曹吉祥，曹吉祥欺骗英宗说：“杨、张二人，思念旧主，反对陛下复位，这才会无端发难。杨、张二人怨言不断，实为祸根。”
英宗最怕人们说他夺位之事，于是马上下令将杨瑶、张鹏下狱，内阁大臣徐有贞、李贤也被牵连其中，一同被捕。
曹吉祥的侄子曹铎担心众怒难犯，他对曹吉祥说：
“叔父连惩百官，一一治罪，他们势必和叔父死拼到底，长此以往，如何收场呢？叔父如此树威，皇上会不会起疑心呢？叔父还是平和安抚他们为上啊。”
曹吉祥连连摆手，气极道：
“事已至此，不是他死，便是我亡，他们是存心和我为敌，岂有他法？”
曹吉祥越是疯狂，群臣越是冒死上谏，英宗渐渐被说动，他对左右道：
“曹吉祥若无异志，何以那么多人弹劾他呢？这个人需要提防了。”英宗渐渐疏远曹吉祥，曹吉祥一下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对心腹说：
“一旦失去权力，接下来必是大祸，现在皇上逼我冒险，就要怪他自己了。”
曹吉祥反意已决，安排同党准备起事。他的同党马亮向英宗告密，于是曹吉祥一伙纷纷落网。三日之后，曹吉祥被游街示众，处死刑场。
历史上有很多窃取权力的人，他们不在其位而握其权，这些人尽管风光一时，但结局多是悲惨的。权力需要正当的名义来执掌，超越了正常途径，即使抓住了权力，也会为人轻视，终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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