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螺号”劈波斩浪地前进。三个半月来它大概航行了10000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还多。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
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后，一进入海洋，“鹦鹉螺号”就浮出了水面。这样，我们又恢复了每天在平台上散步的习惯。
那天，在康塞尔和尼德·兰的陪同下，我登上了平台。在距离“鹦鹉螺号”12海里处，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西班牙半岛西南端的圣维森特角。这时，一阵南风强劲地吹过。海水上涌，波涛澎湃。“鹦鹉螺号”也跟着颠簸起来。看来，巨浪随时都可能袭来，不能再待在平台上了。于是，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我们就从平台上下来了。
我回到了房间。康塞尔也回到他的房间里。但加拿大人忧心忡忡地跟着我走进房间。大概“鹦鹉螺号”快速地穿过地中海，使逃跑计划无法实施，所以他失望透了。
当我把房门关上时，他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尼德，”我对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不需要自责。在‘鹦鹉螺号’当时的行驶情况下，想逃跑是愚蠢的。”
尼德·兰没有回答。他紧抿着嘴唇，蹙着眉头。这说明，他正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
我又说：“并不是没有希望了。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北行驶，不远处就是法国和英国。在那里我们更容易找到逃脱的机会。瞧，如果‘鹦鹉螺号’离开了直布罗陀海峡，向南行驶，把我们带到没有陆地的地方，那我现在就会和你一样忧心。但现在我们知道，尼摩船长并不避开那些文明的海域，而且我相信几天后你完全可以更安全地实施行动。”
尼德·兰更是愣愣地看着我。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就在今晚。”他说。
我猛地站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我本想答话，可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经说过了要等待机会，”尼德·兰说，“机会，我等到了。今晚，我们将到达距离西班牙仅几海里的地方。月黑风高。阿罗纳克斯先生，你有言在先，我相信你。”
看到我一直默不做声，加拿大人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说：
“今晚9点。我已经通知康塞尔了。那时，尼摩船长应该在他自己的房里，他可能上床睡觉了。机械师和船组人员都不会发现我们。我和康塞尔走上中央扶梯。你呢，阿罗纳克斯先生，你就留在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图书室里，等待我的信号。桨、桅和帆都放在小艇里了。我甚至还放了一些食物。而且我已经弄到了一把扳手，用来拧掉将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上的螺丝。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今晚见。”
“海上情况很恶劣。”我说道。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但值得冒险。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结实，在风浪里航行几海里没有问题。谁知道明天我们会不会到百里之外的海里去呢？但愿情况对我们有利，在晚上10至11点之间，我们不是在陆地上某一处登陆，就是死亡。愿上帝保佑我们吧，今晚见。”
说完，加拿大人离开了，我几乎愣住了。我曾经想过，在必要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争论的。然而现在，我那固执的伙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还能说什么呢？尼德·兰说的很有道理。这也许是一个机会，他要抓住它。难道我能反悔，为了一己私欲而损害我的同伴的前途而背负背叛的罪名吗？再说，明天，尼摩船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吗？
这时，一阵刺耳的笛声响起，我意识到潜艇的储水器又装满了水，“鹦鹉螺号”再次潜入大西洋底了。
我待在房间里。我想避开船长，不让他发现我内心的波动。在恢复自由的渴望和离开“鹦鹉螺号”而使我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的遗憾之间徘徊，我就这样度过了忧愁的一天！就这样离开这个海洋--“我的大西洋”--我喜欢这样称呼它，还没有观察它的海底情况，没有揭开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底揭开的那些秘密！煮熟的鸭子就要从我的手里飞掉，我的梦想在最美妙的时候破灭了！多少难熬的时光就这样流逝了。有时，我希望我和我的同伴能一起平安地回到陆地上，有时又不顾自己的理智，希望出现某个意想不到的情况阻止尼德·兰实施他的计划。
于是，我两次回到客厅里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的航向是靠近，还是远离海岸。但两者都不是！“鹦鹉螺号”在葡萄牙领海里，沿着海岸向北走。
那么，应该下定决心准备逃走。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我的笔记本，我一无所有。
至于尼摩船长，我揣摩着，他会怎么看待我们的逃跑呢？这可能会引起他怎样的不安，给他带来怎样的危害呢？而且，在逃跑成功或失败这两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呢？不可否认，我是丝毫不埋怨他的，相反，我要感激他，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热情地待客。但离开他，并不能说我们是忘恩负义，因为我们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契约。他那种公开承认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的船上的奢望，更证明了我们的各种逃走的意图是合理的。
自从我们参观了桑多林岛后，我一直没见过船长。在我们逃走之前，总该让我见他一面吧？可是，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于是我仔细听着，试图听到他在我隔壁房间里走动的声音。可是没有任何声音传来。房间里应该没有人。
于是，我终于想到，这位奇怪的人物是否在船上呢？自小艇为了一项神秘的任务离开“鹦鹉螺号”的那个晚上起，对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的看法，我稍有改变。我想，不管尼摩船长嘴上说过什么，他应该还是跟陆地上保持着某种联系的。他难道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几个星期过去了，我都见不到他。在这段时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呢？我原本以为他是那样愤世嫉俗，而他现在难道不是到远方去实施某项不可告人的秘密行动去了吗？
这些想法和其他各种想法苦苦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的奇特环境下，这样的猜测总是不断产生。我感到异常的苦恼。这一天的等待仿佛是无穷无尽的。我焦急万分，时间过得太慢了。
像平时一样，我在我的房间里吃晚饭。因为过度焦虑，我没有食欲。晚上7点钟，我离开了饭桌。距离我和尼德·兰会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我越想越激动，脉搏猛烈地跳动。我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轻我的烦躁。对于我们这次采取鲁莽的行动可能产生的死亡的后果，我毫不在乎；但只要想到行动之前被发现，被带到暴怒的，或因我的背信弃义而难过的尼摩船长的面前，我的心就忐忑不安。
我想最后一次看看客厅。于是，走过长廊，我来到了我曾经度过了许多欢乐和充实的时光的陈列室里。我看着陈列室里的财宝和珍藏，就像一个被判终生流放的人在被流放前的一夜一样。这些大自然的奇珍异宝，这些艺术的杰作，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中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离开它们。我本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环视一下大西洋的海水，但嵌板紧闭着--一块铁板把我和这个海洋分隔开。
我就这样环视了一遍客厅，然后走向那扇精心设置在墙隅的、通向尼摩船长房间的门。门是半敞开着的，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不情愿地往后退。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的话，他一定会发现我。然而，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凑前一点，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的布置还是像苦行僧式的简朴。
这时，墙壁上的几幅铜版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没有见过这些画。这是一些肖像画，都是一些忠实地终生为人类奋斗的历史伟人的肖像画，有在“波兰完了”的喊声中倒下去的英雄哥斯修斯哥，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的波特扎理，爱尔兰的捍卫者奥康尼德尔，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者马宁，倒在黑奴制拥护者的枪下的林肯，最后是为黑人解放运动而牺牲的约翰·布朗--他被绞死在绞刑架上，就像维克多·雨果笔下描绘的悲惨场面一样。
那么这些英雄与尼摩船长有什么心灵相通之处呢？我是否能从这些肖像中发现他的秘密呢？难道他是被压迫民族的捍卫者，奴隶民族的解放者？难道他参加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政治变革或社会变革？难道他曾经是令敌人闻之丧胆、可歌可泣的北美内战的英雄之一？
突然，8点的钟声敲响了。钟锤敲在铃上的第一声声响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颤抖了一下，房间里仿佛有一双看不到的眼睛在窥视我内心的秘密，我匆匆地离开房间。
回到客厅里，我看了一下罗盘，我们的航向一直是向北，测速器显示我们的航速是中等速度，压力表指示在60英尺左右的深度。情况看来对加拿大人实行计划有利。
于是，我返回房间，穿上了保暖的海靴、水獭帽和海豹皮真丝外套。一切准备妥当。我等待着，仔细地聆听着，想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告诉我尼德·兰在实施逃跑计划时被发现呢？可是我只听到机轮的晃动的声音。我担心不已，我想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但事与愿违。
还差几分钟就到9点了，我把耳朵贴到尼摩船长卧室的门上。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
于是，我来到光线昏暗、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里面同样光线不足，一片沉寂。我站在正对着中央扶梯的门边，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这时，机轮的转动明显减慢，然后甚至完全停下来。“鹦鹉螺号”的航速怎么会发生了变化呢？这次停船对尼德·兰的计划是有利还是有弊呢？我说不准。
在“鹦鹉螺号”的沉寂中，我只听到我的心怦怦地猛跳。
突然，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撞击。我知道“鹦鹉螺号”在海底停了下来。尼德·兰还没向我发信号。我坐立不安，很想去找他，让他再重新计划一下。因为我感觉到我们现在是在不正常的条件下航行。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船长走了进来。一看到我，他就开门见山地亲切地说：
“啊，教授先生，我正在找您呢，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此时此刻，我精神恍惚，脑子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深刻地了解，也会说不出一个字来的。
“怎么了？”尼摩船长又说，“您听到我说的话吗？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不太了解。”我答道。
“许多学者都不知道，”尼摩船长说，“您请坐吧。”
他又补充说：
“那我来给您讲讲西班牙历史上的一段奇闻逸事吧。”
船长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我机械地坐在他身边的阴影中。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请听我说。对于这段历史的某一方面，您一定会感兴趣的，因为它解答了一个您可能一直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正听着呢，船长。”我说。我不知道我的谈话对象究竟想说些什么，我揣测着这件事是否关系着我们的逃跑计划。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接着说，“假如您愿意，我们就从1702年说起。您应该知道，在那个年代，路易十四国王，自认为只要一挥手就能让比利牛斯山脉缩到地里，于是他就让他的孙子安儒公爵到西班牙去做国王。这个年号，菲利普五世的王孙，对内把西班牙搞得一团糟，对外与强敌发生了冲突。
“事实上，在1年之前，为了颠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的统治，让一位将称为查理三世的奥地利亲王登基，荷兰、奥地利和英国三国皇室在海牙签订了一个结盟条约。
“当然，西班牙不得不抵制这个同盟，但西班牙缺乏兵源和海军。不过，只要那些满载从美洲运来的金银的大帆船一开进港口，西班牙就不缺资金装备军队。1702年底，西班牙正等待着一支满载着大量金银的船队的到来。由于当时有盟军的海军军舰在大西洋海域游弋，所以法国派遣了夏多·雷诺海军司令指挥一支23艘战舰的舰队为西班牙的船队保驾护航。
“这支船队本应该是开往加迪斯港的，但是当司令官夏多·雷诺获悉英国军舰在那一带海域巡逻，便立刻决定在法国的一个港口靠岸。
“西班牙运输船的船长们都一致反对这个决定。他们坚持把船队开往西班牙的港口靠岸，即使在加的斯港不能停靠，也可以停靠在位于西班牙西北海岸的维多港，因为那里还没有被封锁。
“夏多·雷诺海军司令官势单力薄，只好听从船长们的主张，把船队驶进了维多港。
“不幸的是，当时这个港口是一个没有设置任何防御的锚地。如此，他们必须在盟军舰队到达之前，赶紧把货物卸下。当时，如果不是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纠纷，卸货时间还是充裕的。
“您能理清这一连串事件的关系吗？”尼摩船长问我。
“完全可以。”我说，我还不知道他给我讲这段历史的目的。
“那我继续说下去。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加的斯港的商人享有一种特权，只要是来自西印度的所有商品都要由他们接收。然而，在维多港卸下这些金条银条，就与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于是，这群加的斯港的商人就跑到马德里去申诉，并从昏庸无能的菲利普五世那里得到了恩准，不准船队在维多港卸货，并把船队封停在维多港里，等到敌军的舰队解除对加的斯港的封锁后，再运回来。
“而正当菲利普五世做出这个决定时，英国的舰队已经于1702年10月22日到达维多港了。夏多·雷诺海军司令官不顾敌众我寡，英勇战斗。但当他看到一船船财富即将落到敌人的手中时，他便下令将这些装满财富的帆船烧毁、凿沉。”
说到这里，尼摩船长停了下来。老实说，我还没听出这段历史有什么地方会令我感兴趣。
“后来呢？”我问他。
“后来？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说，“我们现在正在维多港，您可以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秘密了。”
船长站起来，示意我跟着他走。我已经恢复了平静，站起身来跟在船长身后。客厅里光线很暗，但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水波。我放眼望去。
在“鹦鹉螺号”的四周，半海里范围内的海水仿佛浸在灯光中。海底的沙层干净剔透。潜艇上的一些船员穿着潜水服，正忙着在黑糊糊的船骸中间清理一些腐烂的木桶和已破损的木箱。在这些木桶和木箱中，散落着一根根金条银条，以及数不胜数的银币和珠宝。沙上铺满了财宝。水手们背着这些贵重的战利品回到了船上，卸下包袱，又回去打捞这些取之不尽的金银财宝。
此时，我明白了。这里是1702年10月22日那场海战的战场。西班牙政府的运输船队就是在这里沉没的。在这里，尼摩船长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敛集了许多金银财宝，装进了他的“鹦鹉螺号”里。美洲将这些珍贵金属运出来，仅仅是给了他一个人。他是印加斯和费尔南多·哥尔戴（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财宝的直接继承人！
“教授先生，”他微笑着问我，“您知道大海蕴藏着多少财富吗？”
“我知道，”我回答，“有人估计海水中处于悬浮状态的银有200万吨。”
“也许吧，但提炼这些银的成本比利润还大。而在这里，恰恰相反，我只要去收集人们丢弃的东西就可以了，而且不仅是在维多湾，在其他数以千计的在我的航海地图上标出的海难地点上，我只要都这样操作就行了。现在您明白了吗？我是个千亿富翁。”
“我明白，船长。请恕我冒昧说一句，您这样开发珍贵的维多湾，只不过比您的竞争对手公司先行一步罢了。”
“哪个公司？”
“一家得到西班牙政府授权特许寻找沉船的公司。公司的股东们对这笔巨额财富垂涎三尺，因为他们估计这些沉没的财宝价值5亿法郎。”
“5亿法郎！”船长回答说，“过去这里有5亿法郎，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数字了。”
“确实如此，”我说，“因此，最好先给那些股东发一个通知。这或许是个仁慈的举动，说不定他们会很感激呢。因为那些赌徒们最悔恨的就是他们疯狂美梦的破灭，而不是金钱的损失。总之，我一点也不可怜他们。我可怜的是那些贫苦的人，如果能把这么多的财富分给他们，本可以得到好好的利用，但现在对他们将永远毫无用处。”
我想我或许不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会伤害尼摩船长的。
“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激动地说道，“那么，先生，您以为我收集了这些财宝，就会把它们挥霍掉吗？照您的估计，我费尽心机收集这些财宝，难道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吗？谁告诉您我没把它们好好利用呢？您以为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人们和被压迫的种族，还有急需救济的穷人和要报仇的牺牲者吗？难道您不明白？”
说到这里，尼摩船长便打住了，他也许在懊恼自己说得太多了。我猜对了。不论是什么原因迫使尼摩船长到海底寻找自由，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的心还在怜悯着人类的苦难，还为受奴役的种族和个人送去他的仁慈。
于是，我明白了当“鹦鹉螺号”航行在发生起义的克里特岛海底时，尼摩船长把那几百万财富送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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