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现实的开端。

    ——威廉·莎士比亚

    精确的学术成果能够揭露从路德到现在促使一个文明走向疯狂的全部罪行。

    ——W.H.奥登

    我认为历史学家既不应为历史寻找借口，也不应谴责历史。他们的任务应该是解释历史。

    ——A.J.P.泰勒

    没有历史学家能指望“披露全部罪行”——因为他无法非常公正地看待历史，所以当他开始发掘德国历史的工作时，必然要产生不适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预先知道他要寻找的东西；而且无论他如何谨慎地进行学术发掘，他仍会意识到：史实是可以挑选的。大量丰富的领域不可避免会被忽视。

    本书也不例外。关于1933年之前的德国历史的评论显然没有公正地揭示历史的复杂全貌，因为它仅集中在某些发展的方面，这些发展有助于解释一个极具天赋的文明民族是如何接受阿道夫·希特勒为他们的领袖，并且追随他走向毁灭的。德国人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希特勒以某种巧妙的方式，将他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自相残杀的运动同德国历史上某种有害的趋势联系在一起。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体系，而这一体系将一种文明带入了疯狂的境地。

    也许有人会抗议：为了阐明现在的问题，这一章里所采用的有选择性的历史著述“利用”了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但是现实总是与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塑造现实，而现实可以测定历史或至少决定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从其中获取之物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事情之所以如此发生的原因，找寻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就要查找过去的经验——无论我们是躺在沙发上分析，还是坐在图书馆里研究，抑或是去参加“星期一清晨研讨会”（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s）。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就从历史的特定时刻选择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即“利用”了历史。

    我们还以另一种方式“利用”历史。既然我们预先知道了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宣布哪些趋势和运动是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强调这些发展而忽视另外一些很可能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发展时，我们就歪曲了他们生活时代的本来面目。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梅特兰（Maitland）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人们很难记住这一点：发生在过去的事也曾一度是非常遥远的未来。”这句话看似愚蠢，实则意义精妙而深远。

    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不但是事前清楚，而且是事后孔明，其实在描写历史时受到了原有先见的影响。例如，著有关于18世纪法国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书的现代历史学家认识到：18世纪末发生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如果接下来的发展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描绘此前的几十年：如果路易十六接受忠告，如果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有着截然不同的个人习惯，如果税收体系能够更好地运作。……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而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大革命既塑造了法国的未来也形成了我们对此前法国历史的看法。同样，那些研究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的聪明的史学家们也清楚1917年发生的一切。他们的历史著述显示了这一点。如果列宁没有被准许在那年4月到芬兰火车站，或者他从涅瓦河的冰窟窿中掉下去——他真的差一点掉下去——或者如果克伦斯基能够在夏秋两季巩固俄国共和国的政权，那本名为《俄国自由传统的源泉》的教科书也许就会取代《19世纪俄国革命思想》，分发给大学生。

    随着事态的进展，希特勒的口述帮助构成了这一章的内容。他本来很容易丧失那个机会。如果魏玛共和国非常成功，而且如果这个维也纳的流浪汉在试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挫败后，在1924年被永远驱逐到奥地利（如同法律明确要求的那样），对德国历史上那些重要趋势的讨论也许将会完全变样。讨论将会集中在人道和自由的传统。这些传统为德国第一个成功的民主实验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但是事情并不是那样发展的。魏玛共和国失败了；希特勒建立起了一个冷酷的但是备受欢迎的独裁政权，而历史将不可避免地被要求解释那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历史充满了解释。事实上，如果知道“未来”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可以回顾历史并发现如此之多的解释，并且能够非常自信而令人信服地描述历史，从而极易使自己相信：希特勒的出现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人们可以借用一段非常流行的历史著作中的话来得出结论：“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只是德国历史进程的合乎逻辑的延续。”［1］

    大多数历史学家对这种逻辑表示怀疑。但是他们很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当德国历史上有一系列事件导致希特勒现象发生的同时，“也有一系列事件并非如此”。［2］也许是这样。然而，我们永远无从得知其他所有事件将会趋向何方。我们知道的是这一确定的事实，即：到1933年，德国历史已经进入希特勒独裁时代。我们回到试图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问题上。希特勒既不是历史的必然，即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也不是一个完全脱离德国历史的偶然事件。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在几个不同的层次上被记载。有一种纯粹的历史，在全部内容和细节记载上都是“事实上发生什么”的完整故事。然而只有上帝——或许还有克利俄（Clio）（注：克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主管历史。——译者注）——才知道这样“完整”的历史。它是人类所无法接近的。有一种保存于精深博学的专论和合作研究中的历史，专业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种历史接近于第一种历史。然而，大多数同行认识到，他们拥有的历史知识永远是不完整的，而他们的见识也是有限的。

    还有一种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最大、影响最大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多数人认为（believe）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因为信念——不论是正确或错误——有时比事实更强大，比真理更吸引人，比博学者更有影响力。一部颇有意思的作品《1066年及其他一切》（1066 and All That）描述了人们印象深刻的历史。“必读前言”中有一段尤其值得牢记——可能也是正确的：“历史并不是你所思考的，它是你所记忆的。其他的所有历史都是自欺欺人。”［3］

    接下来的是，重点与其说是放在了事实上，不如说是放在了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记忆上——这段记忆帮助希特勒走上权力的巅峰。正因为他非常清楚如何利用大家所熟悉的历史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我们的注意力也将集中于思想和行动的结果：路德和尼采思想的遗产，而不是他们原来实际的思想和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第一帝国，800-1806

    德国通向独裁的道路是漫长、曲折而且出奇的拥挤。

    ——弗里茨·斯特恩

    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中世纪的历史是一片模糊的微光，一团浪漫的迷雾。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一重塑民族信念的短语被学校的学生广为传诵。当然，伏尔泰的问题是正确的：“先生，它在哪些方面是神圣的？罗马人？或是帝国？或是民族？”从历史事实看，这些都不是，但是它留下了一个辉煌的记忆，一个恒久的神话和一个对未来的渴望——在将来某时会出现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和一个强大的帝国。难以翻译的“帝国”（Reich）一词几个世纪以来对德国人都有着持续的号召力。对浪漫主义者、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甚至纳粹主义来说，它表达了一个“永恒”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民族特性）的主题。

    “帝国”不仅是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喜欢的字眼，也进入了大众文化领域。一位研究德国历史上神话力量的学者写道：帝国的信仰“通过学校教育和对这一主题反复进行的专题探讨，如此深深扎根于德国人民的思想中，以至于德国人开始凭借习惯性力量将之视为真理”。为了理解它吸引人的魅力，我们必须牢记，起源于凯尔特人语言的这一美妙词语在德国人听来充满着神圣的宗教意味。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是同样，“帝国”在他们最熟悉的祈祷里面也是一个受珍视的词语：你的帝国将要到来，你的意志将要实现。（Dein Reich komme，dein Wille geschehe.）……这个词总能使人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神话故事中的浪漫辉煌。“当人们读到这个词时，”一位德国人写道，“他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几个世纪以来令人沉醉的画面。”［4］

    希特勒，以他非凡的能力回应着那些神话和德国人民的渴望，他已经打算在1919年写作的《人类不朽的历史》一书中委婉地表达他的意志，并指出，德国人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种族纯正的帝国：“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不过1919年的书没有完成。但是他的帝国成为现实，而且以“德意志民族第三帝国”的名称保持了这一古老词汇的韵律。

    学校教科书的作者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的概念时比伏尔泰要严肃多了。例如，1913年一部广为使用的地理学著作宣称“第一帝国”是“俾斯麦和我们的皇帝的第二帝国”的先行者。它列举了第一帝国期间所有“归属德国”的土地，尖锐地指出瑞士、列支敦士登、尼德兰和卢森堡都是由讲德语的人占据，虽然“现在他们几乎全部脱离了他们曾一度归属的旧德意志帝国”。希望在1871年取得阿尔萨斯洛林和将比利时、荷兰归并入新帝国，都是以它们曾是“旧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作为理由。［5］

    最值得纪念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不像其他国家的君主，如英国的威廉一世、亨利二世、爱德华一世或法国的路易九世（IX）和菲利普·奥古斯都一样是立法者或政治家。那个时期最伟大的德意志英雄便是作为十字军战士、骑士和勇士而享有盛誉的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那位长生不老的英雄领袖巴巴罗萨的传奇故事被德国人世代传颂。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传说，说他依旧坐在一个神秘洞穴中的一张巨大的橡木桌边——或大理石桌边？——陷于魔幻的沉睡状态。当德国遇到麻烦，陷入分裂或遭受蔑视时，他的红胡子就不断生长。但是，有一天当他的胡子长得已经能缠绕整个桌子——并且当德国迫切需要他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袖就会从数世纪的沉睡中苏醒，辉煌地站立起来，建立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一些人说，那个洞穴位于哈茨山脉边缘的屈夫霍伊瑟山；还有人认为洞穴位于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中。希特勒选择了第二种说法。

    路德的遗产

    我们历史上最杰出的事件仍是马丁·路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与弗里德里希并肩站立的还有伟大的马丁·路德以及理查德·瓦格纳。

    ——阿道夫·希特勒

    历史巨人马丁·路德主导了以德国改革而著称的那个时代，他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一般的德国历史倾向于忽视他的理论成就，而把他作为一位国家英雄加以缅怀。路德打破了西方教会的统一，几乎独自创造了德语，他提倡对国家的服从，主张将犹太人从德国领土上驱逐出去。

    海因里希称路德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海涅认为，他具有强烈冲突的人格，他是国人的代表：

    他是幻想型的神秘主义者，同时又是实干家。他的思想不仅有翅膀而且还有手……他既能像泼妇那样咒骂又能像少女般温顺。经过一天工作获得了严谨的学者殊荣后，他会在晚上吹起长笛，在星空下沉醉于音乐和思索中。他常常像连根拔起橡树的风暴那般狂野，而后又像轻抚紫罗兰的微风一样温柔。他能变得完全被精神性的东西所吸引；……他的座右铭是这样的：“不爱美酒、女人和歌曲的人，一辈子都是蠢人。……”他的性格是以最奇特的方式综合了德国人全部的优点和缺点。［6］

    几乎没有哪位思想家被如此推崇又被如此诋毁。他被称为纳粹主义的先行者，或是如一本关于战争的书的书名“马丁·路德——希特勒的精神先祖”所显示的那样。这个书名纯属诽谤。一种精神上的世界将基督教领袖与种族主义煽动家分隔开来。如果路德在世，第三帝国会令他大为震惊；出于高尚的道德精神，路德会谴责希特勒对基督教的反对；他也许会成为第一个被盖世太保杀害的人。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无意间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首先，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宣讲的——而且他以后几代的信徒也重复的话——基督徒必须对国家绝对服从，“无论它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路德不仅要求对国家权威的服从，而且要求Staatsfrömmigkeit（字面上的意思是对国家的虔诚）。他对统治者的尊敬是伴随着他对平民百姓的不信任一道增长的：

    这个世界的君王是上帝，而百姓是撒旦。上帝有时会借助百姓做出他在其他时候直接通过撒旦做的事，即反叛成为对人民罪孽的惩罚。……我宁愿承受君王做错事带来的痛苦，也不愿选择一个民族正常的反叛。［7］

    这种服从国家思想的必然推论就是认为个体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仅有政治义务。路德的反犹主义也有着持久的后果。这一点在一本名为《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的低劣的小册子中做了清楚的阐述。事实上，直到1971年以前，英语世界一直不知道，这本小册子几个世纪以来在德国广为流传，并被著名的反犹主义者特奥尔多·弗里奇、古多·冯·里斯特和理查德·瓦格纳等写的数十本小册子广泛引用。路德作品集的美国编辑看了这篇文章而产生的困扰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呈现给读者忠实而准确的翻译之前，他们非常惋惜地评论道：“无论是路德所使用的粗野语言还是他提出的残酷建议都令人难以置信。”

    在希特勒之前的几世纪，路德就确信，犹太人是剥削、奴役诚实的德意志人的恶毒的寄生虫。“当德意志人正辛勤劳作，任汗水打湿他们的脸庞，犹太人却正在狂吃海喝，围坐在火炉旁……放屁并烤梨子（fart and roast pears）（注：英语中表达懒惰的谚语。——译者注）……他们还骗取我们的钱财。”关于如何对付“这一该死的堕落种族”的问题，路德有着具体的想法。后来被希特勒详加执行的路德计划在1543年得到公布：

    首先，放火烧毁他们的教室或学校。……

    第二，建议把他们的房子铲平并摧毁。……

    第三，建议从犹太人那里没收那些诱导人通奸、撒谎、咒骂和侮辱的犹太人书籍和法典。……

    第四，建议今后禁止犹太拉比布道，违者将被处死或断肢重罚。……

    第五，建议完全取消犹太人拥有的道路安全通行证。……

    第六，建议……剥夺犹太人所有的现金和金银财宝。……

    第七……建议允许任何人向他们身上投掷硫黄和沥青，越多越好……如果这还不够，就应像赶疯狗一样将他们驱逐出这块土地。……［8］

    1938年9月9日深夜，也就是路德生日那天，希特勒实施了名为“水晶之夜”的反犹行动，放火烧毁了犹太人的教堂和学校。“水晶之夜”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反犹计划，是与时代不和谐的事件之一。

    就德国未来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言，路德最大的遗害就是他的“人的两面性”的概念。他认为人有两面性，相应地也就需要两个政府——一个世俗政府，一个精神政府。人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有“外在”又有“内在”。外在的人屈服于自然环境和世俗权力。在这个世界上，人永远不会自由。而精神世界的“内在”的人通过信仰能够获得自由、公正并被拯救。政府不应干预信仰世界和内在的人。

    在德国，随着这一理论被路德教派的传教士世代相传，并被信奉路德理论的政治家们所实践，这个二元论导致了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分离。基督徒个人在他的私人领域和个人生活中应该祈福，应该博爱、仁慈、宽容和诚实。但是还有一种外在的公共道德：国家，出于“国家的原因”应该变得狡诈、无情、严厉和残酷。只要国家不干预“内在的人”的精神生活，人们就必须服从国家。一位研究抵制希特勒运动的学者论断，这一理论具有使反纳粹暴政的路德教徒放弃反抗的作用。当然，如同天主教徒一样，在德国的新教徒中也有许多反抗法西斯的个人英雄行为。但是，当纳粹党执行那些影响生活中大部分领域的邪恶计划时，路德教派并没有抗议。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些行动只影响“外在的人”。而且据说，那是世俗王国（the Secular Kingdom）——这个词再度变为“帝国”——的合法的关注领域。希特勒第三帝国的问题是这个世俗王国宣称极权主义。因而，新教徒以路德的名义倡导对国家的服从，而且发现他们自己根据那种十分怪异的道德立场默许了纳粹党对人类的上千种残暴行径，即：他们认为纳粹的迫害、残暴和屠杀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内在精神生活无关。

    作为一名基督教理论家，马丁·路德为西方世界的宗教生活和思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人们目前所认可的那些。但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德国人指出，路德留给人们的东西还有另外一样。在希特勒的大屠杀过后，他著书断言，“毫无疑问，路德思想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德国的政治、精神和社会发展史。而无论怎样的深思熟虑，这种方式也只能说是命中注定的”。［10］

    三十年战争和对领袖的呼唤

    我会唤醒一位德意志英雄。

    ——格里美豪森（1669年）

    在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中，德国人听到的第一声清晰的呼喊就是对一位新的巴巴罗萨的渴望，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他将会拯救处于痛苦和分裂之中的祖国，建立起一个德意志民族的强大帝国。

    在那可怕的30年中，德意志各诸侯国（the Germanies）一直是来自西班牙、丹麦、法国、法兰德斯和波希米亚的侵略军队厮杀的战场。当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签订时，家园被毁，农田荒芜，曾经繁荣的市镇已经完全从地图上消失。死于战争、饥饿、疾病和严寒的人不计其数。事实上，三十年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比因黑死病死亡的人数还多。

    所有德国人都饱受战争折磨，但是中产阶级遭到最严重的打击。而在荷兰、英国那些较为幸福的土地上，中产阶级正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化进步，构筑起反对独裁政府的强大政治堡垒。在那些强悍的中产阶级统治之下，尼德兰人繁荣强大起来，弗兰茨·哈尔斯（Franz Hals）（注：弗兰茨·哈尔斯（1581或1585-1666），荷兰肖像画家。——译者注）和弗美尔（Vermeer）（注：弗美尔（1632-1675），17世纪荷兰绘画大师之一。——译者注）的油画呈现了那些中产阶级的安闲生活。17世纪以“其神圣强大[Hooge Moogende]而著称的联省三级会议（The Fstates General of the United Province）（注：16世纪初，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属地。16世纪下半叶，北方各省掀起反对西班牙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1579年，北方各省和南方部分成立“乌特勒支同盟”，1581年，由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式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联省共和国的范围包括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相当于今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此后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进行长期战争。1609年，国王腓力三世同联省共和国缔结十二年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译者注）广为人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之骄傲。他们打败了外国侵略者，建立了稳固的代议制政府，缔造出大概是那个世纪里最文明的社会。

    英国也在享受她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中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开始向斯图尔特王朝傲慢的权威挑战，提出建立自由政府的纲领并且取得了和平革命，即“光荣革命”的胜利。克里斯托福·雷恩（Christopher Wren）先生的建筑、牛顿的天才智慧、弥尔顿和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书信以及哈利法克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给这个年代增添了无限光彩。哈利法克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在那一世纪末指出了建立契约政府的道路，也激励了新大陆的宪法制定者。

    越过英吉利海峡和莱茵河，17世纪的政治遗产是完全不同的。（注：在那些岁月以及后来的年代里，不少有影响的德国人写下了许多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然权利的东西，这是事实。但是那些作者，如萨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对发展宪政以保护那些权利不感兴趣。事实上，他们认为自由只有通过对国家的服从才能获取，人们要把绝对权力赋予国家。伊曼纽尔·康德不喜欢暴政，但他又蔑视民主。他无法将他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与他对君权专制主义的效忠统一起来。这样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政治思想终结于事实上的“政治麻痹”[详见Leonard Krieger,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History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 （Boston），1957，50-53，65-66，87-90，124]。）三十年战争使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而各小国君主通过运用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断权力，加上长期执着于分裂性的冲突，建立起独裁政权。

    战争助长了人们对一位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这位领袖能给受苦受难的国家带来稳定与秩序。汉斯·克里斯托弗·冯·格里美豪森（Hans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1622-1676），这位备受欢迎的作家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渴望。他的故事和侠盗小说在后来的几个世纪再版了数十次，售出了上千万本。他的小说《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库拉舍》（Die Landstörzerin Courasche）激发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母亲的勇气》（Mother's Courage）和杰西·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i）的《上了漆的鸟》（Painted Bird）的创作。他的小说描写的是在中欧地区（“二战”中纳粹占领区）后期的大屠杀和恐怖中，一个小男孩在这一地区的流浪经历与痛苦磨难。

    格里美豪森的最著名的作品《痴儿历险记》（1664年），以写实的手法和猥亵的幽默口吻描写了抢劫、强奸、苦难和死亡的场面。作者在童年都曾亲眼目睹这些场面。在这部书中，懵懂无知的英雄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一直靠这样一个信念支撑，即德国的苦难总有一天会结束。只有出现一位民族领袖，苦难的日子才会结束：

    我将唤醒一位德意志英雄，他将用他的利剑完成一切任务；他将铲除恶人，庇佑好人。

    在这一版的巴巴罗萨式的传奇故事中，格里美豪森对元首神话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德意志英雄是有着超凡魅力的人，他能使这个世界服从他的意志。“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将在他面前战栗……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领导者，管辖所有的陆地和海洋。”灾难将会降临到那些拒绝服从这位德意志领袖的人们的头上，“他将除掉（ausrotten）”这些人。他将建立起一种天然的社会主义，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将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内。他的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帝国将远远超出德意志人居住的边界，因为他将是一个强大的征服者。中欧和东欧的全部领土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西部的土地也会感受到他的力量：“英格兰、瑞士和丹麦的国王拥有德意志血统……他们将成为德意志国家的诸侯，而他们的领土将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封地。”为了巩固他的广阔领土，这位德意志英雄将会建立起辉煌壮观的首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这个地处德国中心的城市面积比美国的玛挪亚（Manoah）还大，比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还要富庶”。［11］

    一位研究格里美豪森的英国权威在1931年自鸣得意地发现，当德意志共和国正在为生存而斗争时，格里美豪森的神话和他的征服美梦实在令人欣喜。不过，他说：“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臣服于德国的想法，人们只能一笑置之。”［12］只是十年之后，他就会发现那一前景既不荒诞，也不可笑。

    普鲁士国王的贡献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统治的普鲁士王国时期，这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深谙文化，另一位对文化怀有敌意。

    ——弗里德里希·梅内克

    在希特勒出现之前的两个世纪中，两位普鲁士国王——父亲和儿子——正在致力于确立社会制度。这给那个奥地利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发现这些对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就他们为希特勒的成功做出的贡献来说，如果这对父子在世，很可能会为之惊骇，但是他们的确为德国提供了一个“秩序良好的警察国家”的早期样本。一位学者对他们的政府的描述可以一字不差地用来形容第三帝国。如同希特勒一样，他们要求对“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实施严酷的控制与监督”，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完全一致的是，“当社会为统治者个人专有时，为了支持这个社会，个人的价值需要不断被贬低”。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为日后系统确立的军事化社会奠定了基础。他是普鲁士军队的创始人——换句话说，正如米拉波（Mirabeau）（注：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政治活动家。——译者注）在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国王所要求的忠诚与元首要求那些在1923年的血旗前对他进行神圣宣誓的人的狂热效忠并无太大差别。1726年的军队规定中阐述的对弗里德里希·威廉的誓言成为一次预演：

    当一个人面对旗帜宣誓时，他就是在宣布放弃自己，把他的全部以至于生命都交给了君主。……通过这种不顾一切的服从，人们得到的是对战士头衔的肯定和荣誉。

    国王的官僚机构在一般历史中记载得并不多，但至少与军队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事实上，这两个机构无论在宗旨与形式上都是相互联系的。公务员系统完全像军队那样运作，有同样多如牛毛的纪律，实行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中央集权。两大机构都是用来消除所有的个人意见和动机，使官员们只服从于国王一人。［14］

    国王对属下的私人生活的控制似乎经常是在实践皇家的自我标榜。“上帝负责拯救，其他一切都归我管”。国王强化这一声明的主要工具就是他的那些“穿着国王外衣”的无处不在的国家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军队”。这些官员将他的专制体系推行到国土上的每一个村庄。推行这一工作的还有军队的退伍老兵和小学教师（通常也是退伍军人），他们将“正确的态度”与后来的以“普鲁士美德”而著称的服从、纪律、勤奋和节俭联系在一起，灌输给人们。（注：君主实践了他所宣称的美德。例如，他在对金钱的申请上写的批注，以及他爱写打油诗和对排泄物的爱好表明了皇帝的节俭。有一次，他指出，他不能随便满足一个请愿者的要求，因为他得养活10万人口。）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影响波及以后的历代德国人。1914年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写道，德国“至今仍带有……无法抹去的他的个性印记”。1933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这位国王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人把他们父子视为精神先驱，并奉他们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良心”。［15］

    伟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对德国历史和希特勒的影响比他的父亲还要大。当然在这个奥地利人出现之前，德国历史上没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赞颂。他就是独一无二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不仅是“德国的神圣守护神，也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在德国的瓦尔哈拉殿堂（英烈祠）里，在路德、歌德、康德、贝多芬和俾斯麦的身旁有一席荣耀之地”。从1890年到1914年，纽鲍尔（Neubauer）那本颇受欢迎的教科书《教科书》（Lehrbuch）再版了很多次。该书教导孩子把弗里德里希大帝作为理想中的领袖来崇拜，他是“屹立于人民之上”的完美之人，他是“战争之主、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完全将自己奉献给国家的最强有力的典范”。［16］

    这个著名的国王的统治继续和强化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态度和制度。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领导下，军队和官僚机构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甚至都不断增强。但是也有显著的不同。与父亲不同的是，儿子酷爱战争。1740年老国王签署了有“普鲁士神圣誓言”的文件，即他的国家不会入侵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萨（Maria Theresa）统治的西里西亚省。老国王过世后，弗里德里希大帝便进攻了这一省。他无缘无故地入侵邻国领土所使用的借口很值得阿道夫·希特勒学习：

    让那些无知者和嫉妒者去胡言乱语吧；他们从来不能制造出我将操纵的罗盘。……我的目标就是荣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衷于这一点。［17］

    这次“入侵西里西亚”导致了七年战争。七年战争给弗里德里希带来了作为一名战场指挥者所有的不朽荣誉。他在罗斯巴赫（Rossbach）、曹恩道夫（Zorndorf）和洛伊滕（Leuthen）的辉煌胜利，被当作杰出将才的范例在世界各个著名军事学院加以研究。拿破仑将洛伊滕之战称为绝对的“经典”，“这一役足以使弗里德里希永垂不朽”。长久以来，大众给予他更多的赞美，把他当作一个无畏的民族英雄加以纪念。虽然他面对的力量比他强大12倍，并且时而被“恶女人”玛丽亚·特雷萨（Maria Theresa）、俄罗斯的伊丽莎白和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s）（注：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1745年起），颇有权势，是文学和艺术的著名赞助人。——译者注）所包围，但他亲身证明，哪怕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对他，他仍能征服他们。

    1945年灰暗的春天，希特勒在防空洞最后的日子，当他坐在弗里德里希的蜡像前，这一记忆支撑着他。他疯狂地阅读德文版的卡莱尔的多卷本传记，希望能得到鼓舞并等到拯救的迹象出现。之后，简直是奇迹，它真的出现了。4月12日，突然传来富兰克林死亡的消息。在柏林，人们喝香槟酒庆祝，希特勒的追随者同元首一道共同庆祝，因为1762年当弗里德里希处于绝境时，女皇伊丽莎白（Tsarina Elizabeth）的暴亡挽救了他。希特勒也希望通过敌人的死亡得救。

    除了认同在七年战争受到包围的弗里德里希外，希特勒认为他与这位伟大的普鲁士国王有许多其他的共同点。两个人在孩童时代都有充分理由去尊重和痛恨那曾经伤害、侮辱他们的父亲。（注：弗里德里希大帝永远不会忘记他童年时代的一件事，那是他父亲对待他的典型方式。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晚上就寝前，会把他的家庭成员召集起来，让他们亲吻他。一天刚刚被他父亲不公地野蛮鞭打过的小王子在犹豫了一下后，老国王抓住了他的头发，把他扔到地板上，命令他去亲吻国王的靴子。这样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当众被鞭打，又被迫目睹了自己最亲密的好友被他父亲下令斩首。在小王子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的父亲又使出了更加残酷的做法，命令他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两点在被斩首的尸体倒下后一直站在那里，小王子站在那里，凝视尸体数小时之久。）希特勒还确信，两人的头骨结构和手指形状惊人地相似。他认为，他们两人的眼睛也很相像；1934年他购买了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绘制的弗里德里希身着蓝色军装的肖像画，画面上“那双闪亮的蓝眼睛透出一种令人惊撼的明澈”。无论希特勒住在哪里，他都把这幅肖像画带在身边，当作一种特别的护身符。而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他下令销毁一切带有他的痕迹的东西，除了这幅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画。［18］

    他和普鲁士国王还有许多其他的相似之处，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相同；他们都精通政治、音乐和战争的艺术。而且，据希特勒所说，他们的智力也惊人地相似。“一次又一次”，希特勒评论道，他非常高兴地发现，他自己的思想“与老弗里茨（Der alte Fritz）的思想发展过程非常相似”。作为一个例子，希特勒指出，他实际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他信赖相互容让的坦白思想，而且相信真理最终会获得胜利。在“餐桌谈话”中的一段读起来非常像弗里德里希写的文章的谈话里——甚至更像是J.S.密尔的《论自由》那本书——这位纳粹独裁者评论道：

    我认为真理是一刻也不能镇压的，真理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我预见到有一个绝对宽容的时期。像弗里德里希大帝一样，我只能说应该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挽救自己。

    这个建立了历史上范围最大最残酷的秘密警察制度之一的人说道，他同弗里德里希一样不喜欢监视他人。在一次晚间谈话中，他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关于大帝如何拒绝使用秘密警察去探查臣属的想法。元首断言，他也发现监视他人的想法极其“令人厌恶”（abstossend）。不过，希特勒将自己与弗里德里希做比较，不仅仅是在夸耀他自己。在一次闲谈中，他评论“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伏尔泰在无忧宫（Sans Souci）的谈话如此之高明，以至于让人为今天谈话的浅薄而感到羞愧”。（任何一位经历了希特勒的“餐桌谈话”的人都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希特勒也间接暗示了弗里德里希更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家。1942年1月28日，在总部狼穴，他评论道：

    当一个人回忆起弗里德里希大帝面临比他强大几倍的力量时的壮举，他将意识到自己是什么狗屎脑袋。现在我们自己有许多优势！很坦白地说，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19］

    1945年希特勒隐藏在柏林的防空洞里，也许回忆起弗里德里希也预见过他的国家的崩溃。1757年当那位普鲁士国王发现自己在七年战争中身陷绝境时，他写道：“如果一切皆崩溃，我会平静地将自己埋于废墟之下。”［20］

    早期霍亨索伦王朝建立的王权专制产生了高效的政府。事实上，它对这个民族未来政治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各民族有理由以感激的心情回顾它们在历史中曾有过的糟糕政府。美国人万分感谢乔治三世和北方大地主；法国人对路易十六的错误判断也不胜感激。英王约翰一直庇佑英国人，给了他们大宪章（注：大宪章（拉丁语：Magna Carta），又称《自由大宪章》，是英国贵族胁迫英王约翰于1215年订立的拉丁文政治性授权文件；但在随后的版本中，大部分对英国王室绝对权力的直接挑战条目被删除；1225年首次成为法律；1297年的英文版本至今仍然是英格兰威尔士的有效法律。大宪章是封建贵族用来对抗英国国王（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约翰）权力的封建权利保障协议。订立大宪章的主因是教皇、英王约翰及封建贵族对王室权力出现意见分歧。大宪章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大宪章是英国建立宪法政治历史过程的开始。——译者注），詹姆士二世激起了光荣革命，而第一批汉诺威家族的四位乔治（Hanoverian Georges）创立的政府也为英国人做出贡献。有这样的统治者，议会政府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是绝对的必要。

    普鲁士国王给德国历史留下了一笔与众不同的遗产：最好的政府是独裁政府和必须服从掌权者这两个信念。宗教要求对政府的服从，而经验也已经显示家长制政府是好政府——非常好，非常有效率，而且极其公正，以至于既没有革命的需要，也没有政治参与的需要。因而这一切在普鲁士成为事实：路德主义者的宗教宣言成为政治忠诚的表白，并在未来回响：“一切都由上级决定。”（Alles kommt von oben herab.）

    这是希特勒非常看中的政治遗产。

    非帝国的德国，1806-1871

    拿破仑与“解放战争”

    这是德国背离欧洲政治思想主流的时期。

    ——哈乔·霍尔本

    德国人对占领他们国土，肢解他们的第一帝国的拿破仑，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憎恨这个“马背上的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他将西方自由平等的观念、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外来的与德国毫不相干的东西带到了德国。然而，他们也多少有些称颂拿破仑的权力和政府。“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弄响链条，”歌德说，“他对你来说太强大了。”黑格尔称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上的英雄”。而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冯·缪勒（Johanners von Müller），称赞拿破仑为“历史上无人可比的英雄”。缪勒在法国受到这位统治者的亲自接见后，欣喜若狂地写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凭着他的天才和平易近人征服了我。”［21］

    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注：1813-1815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译者注），证明了历史神话产生的坚韧精神和力量：在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东西——就像在人的成长历程中——不一定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发生过。德国人相信他们的解放战争是美好的，这和德国大多数受欢迎的历史学家告诉他们的一样。“德国的校长”，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注：至于特赖施克对德国思想其他方面的影响，见第272-286页。），所拥有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对于后来的许多代来说，德国学校所教授的历史就是特赖施克的《德国史》。事实上，他的著作受到广泛的欢迎，经常作为德国历史资料被引用。在每所学校和大学的课堂里，都有这样的训导：普鲁士和“北部的德意志血统的民族”，通过反抗拿破仑的辉煌胜利，已经赢得了统一祖国的道义上的权利和历史授权，并按照普鲁士的体制建立起一个新的、富有战斗性的强大的德国。特赖施克在令人难忘的文章（即使文章不太确切）中，这样歌颂普鲁士的强大力量：

    百姓在不幸和痛苦中，已经重新萌发了对祖国的爱。他们的灵魂被唤醒……他们发出无法抗拒的怒吼，然后轻而易举地打破了旧的德国的愤怒（furia tedesca），激起这些北方暴徒们疯狂的怒火。……在哈格尔山（Hagelberg），农夫冲进法国步兵密集的方阵，怀着无比的愤怒，默默无声地前进，多么壮观的景象；当步枪噼啪的射击声停止时，那里出现了一座堆得与墙头一样高的尸体堆，脑浆从击破的头颅中慢慢流出来，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22］

    这是德国历史上将被重演的一幕。

    德国的浪漫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融合并转变了……普鲁士主义和浪漫主义。它是它们的非法后裔。

    ——汉斯·科恩

    粉碎拿破仑军队的胜利，成了浪漫主义产生的前奏。虽然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文学艺术领域的运动，但是随着它在德国的发展，它必将产生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影响。汉斯·科恩（Hans Kohn）在他的格言中阐述了其中一种影响。

    在人类繁衍的所有活动中，父亲（普鲁士主义）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只凭他自己是不能生养孩子的。因为普鲁士主义太清醒、杰出、冷僻而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纳粹主义以激情、渴望和神话——这种浪漫主义母亲所提供的东西——将大众凝聚在一起。根据科恩（还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她是孩子的孕育和早期发展时期的更为重要的亲人。

    在其他表达了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人中，爱国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被纳粹党接纳，同时又遭到诋毁。（注：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者是理查德·瓦格纳，他对阿道夫·希特勒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他对希特勒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见第二章，第103-113页。）阿恩特阐述了诗歌对于产生和形成一个民族的态度所起的作用，他自诩：“让我写下一个国家的诗歌，我不关心谁制定了它的法律。”直到《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注：这首诗歌由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弗勒塞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44），创作于1841年。189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将其选定为德国国歌歌词。第三帝国期间，这首诗歌也成为纳粹德国的国歌歌词。——译者注）出现为止，阿恩特一直是那个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爱国诗歌作者。对于德国人来说，阿恩特的赞美诗《德意志人之歌》（Das deutsche Vaterland，1813）成为德国民族主义扩张的动力。它提出并回答了一个关于祖国的反问，主张在所有说德语的人们被统一到一个繁荣、崭新的德意志帝国之前，德国人决不能满足：

    德意志人的祖国是什么？

    是普鲁士，还是斯瓦比亚式的？

    莱茵河的葡萄在何处缀满枝头，

    波罗的海的海鸥在何处振翅飞翔？

    啊！不！不！不！

    他的祖国必须成长壮大！

    阿恩特和他以后的浪漫主义者要求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民族主义形式。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强调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优势超过其他国家；阿恩特主张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所用的非常特殊的术语“人种纯洁”“私生子”和“杂种”将在德国反复出现。例如，阿恩特坚信，在希特勒出生前的一个半世纪里，“德意志人没有受到外族的玷污，没有变成杂种，他们比其他人更好地保持了他们种族根源的纯洁性”。他鼓吹这个种族所担负的救世主的使命：“德意志民族是世界的主人，上帝已经将整个地球给了它作为家……”

    阿恩特在纳粹之前就颂扬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是一个将民众与“民族无形的权力”结合起来的神秘权力的化身。同时他赞同希特勒关于战争的积极作用的观点：“战争与反抗，是生命的存在方式——是我的渴望、我的存在、我的上帝，我的君王。”

    阿恩特的爱国诗歌被收录在12本诗集中，这些诗歌在帝国、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成为德国学校的教材。例如，众多学生读物中就包括接下来的这首诗，在1900-1914年的希特勒少年队中，它是孩子们必须牢记的：

    我们将用鲜血染红钢铁

    用刽子手的血

    用法国人的血

    噢，快乐的复仇之日！［24］

    海因里希·威廉·冯·克莱斯特（Heinrich Wilhelm Von Kleist，1777-1811）和其他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在对“更高尚的和平”的渴望中与对战争和屠杀带来的狂喜之间痛苦地挣扎。他是那些后来被特赖施克称作“任何种族都引以为自豪的最美的政治诗歌”的作者之一。1809年的一首诗被命名为“我亲爱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 an ihre Kinder）。母亲德国鼓励她的孩子们要重视对付敌人的态度，在《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中进一步得到明确：

    给所有的牧场、所有的利益染色

    它们的骨头是白色的

    那些连乌鸦和狐狸也鄙视的人

    拿他们喂鱼；

    用他们的尸体筑起莱茵河的堤坝……

    齐声朗诵：

    打猎的乐趣在于猎手沿着狼的足迹追踪它！

    打死它！当最后审判时，不要求你做任何解释。［25］

    克莱斯特关于报复西方的主张不仅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提出，而且在1918年德国战败后也反复出现。在魏玛共和国知识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克莱斯特的主张重新复活并流行起来。在这一时期，“克莱斯特奖学金成为一种强烈渴望、民族崇拜与改革运动”。［26］克莱斯特和阿恩特说的比这里引用的要多得多。而这些他们所强调的东西就长久地被人们记住。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浪漫主义者都对征服与屠杀感到高兴。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就是其中一位。1834年在倾听了克莱斯特和阿恩特的“优美的政治诗歌”之后，他发出警告并且宣布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在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几乎准确地得到应验：“这些学说已经发展了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只是在等待向外扩张并且使世界充满惊恐的那一天。”几个世纪以来，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使“德国人对战斗的喜爱”逐渐消减，但是海涅推断，如果令人克制的护身符——十字架断裂，那么昔日获胜者的狂野和北方诗人吟唱出的狂暴斗士的激愤不安将会喷涌而出。这种护身符是脆弱的，终有一天它将被可悲地打破。古老的石头神像，将从历史遗忘的废墟中重生，擦去它们脸上的千年灰尘；雷神托尔（Thor）将获得生机，用手中的巨锤砸碎哥特式的大教堂。［27］

    那时，几乎没有德国人相信海涅的话。他具有强烈的世界博爱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巴黎的家中。而且他是犹太人。

    有一位浪漫主义者，他对后代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当时的社会，他就是德国民族主义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作为德国的爱国主义者，他被人们铭记在心，是因为他那鼓舞人心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1808）。在里面，他宣称德意志民族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土著民族（Urvolk），并且赞同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具有德意志人的特征毫无疑问就意味着是德意志人……所有的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之间的比较都是无意义的、无用的……我们是精选的人。上帝挑选的……拥有通过各种手段和力量去实现我们使命的道义的权利。

    费希特不仅在对民族（Volk）崇拜和日耳曼人救世主即将降临的信仰方面做出贡献，而且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也很大。他在1800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著作《完整商业场所》（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中，抨击当时西方的自由经济，主张德国应建立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由政府控制的经济，并且为了给民族提供“生存空间”而向外扩张。［28］

    在所有的浪漫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是神话故事的收集者，著名的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两人。他们是杰出的学者和文学家。然而，他们的声望来源于典型的浪漫主义冲动所产生的成就，即想要通过收集德国人民的古老故事和传说，对遥远的过去进行重新挖掘。他们那些民间作品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1815年，除了路德典籍外，没有任何著作比它的销量更大。在一百五十多年里，德国的孩子们是伴随着这些深深烙印在他们小脑袋里的故事的教训而进入梦乡的。现在的儿童心理学家已经知道席勒是十分正确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我少年时代所知晓的神话故事，而不是在生活中被告知的真理。”［29］

    格林童话的第一个教诲是小孩子必须尊重权威并且服从它。它体现在一个令人恐惧的故事“无手女孩”中。在这个故事里，恶魔命令父亲砍下他的小女儿的双手。父亲问女儿是否明白他的尴尬处境：他确实不想砍下她的手，但是权威者已经向他下了命令。女儿孝顺地回答：“亲爱的父亲，既然我是你的孩子，那就做你要做的事吧。”于是，她伸出手，让父亲砍下了她的双手。

    在那些睡前故事中，有一个最短并且最值得记忆的故事，因为它表明了服从和纪律在家庭中也同样存在，这个故事名叫“任性的孩子”：

    从前，有一个很任性的孩子（她不听妈妈的话），而是她不做妈妈让她做的任何事情。为此上帝不喜欢她，就让她生病，没有医生能使她病情好转，不久她就死了。当她被放进坟墓，人们开始往她身上撒土时，她的胳膊突然又伸了出来，一直向上伸。当人们把她放进坟墓并重新埋土时，她的胳膊又伸了出来。后来，女儿的母亲被迫进入坟墓，用鞭子抽打孩子的胳膊。这样做以后，胳膊垂了下去，最后孩子终于长眠于地下。［30］

    可以肯定，确实是有一些甜美迷人的小故事，但是也有一大部分内容充斥着对肉体和精神进行残酷折磨的古怪神话，令人毛骨悚然。让我们认真思索一下接下来的场面，这是从一打或更多的故事中节取的，并且特别注意它们在孩子心目中产生的影响：一个女王将她自己的孩子煮着吃；一个年轻人被迫与一具尸体睡觉，为了给它保暖；一个国王的女儿被一群大熊撕碎，而王后则被活活烧死；一个邪恶的继母（格林笔下的继母们都是邪恶的）在大桶里装满毒蛇；一个小女孩的舌头和眼睛被挖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被砍成碎块后投入一个装满腐尸的桶里；一个小男孩被剁成块，放到一个盘子里，做成给他父亲吃的布丁；一个继母打算吃掉孩子的肺和肝；一个老女人割掉她美丽的继女的头，用从女孩头上滴的水滴来计时。在“灰姑娘”的版本里，故事并非迪斯尼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她的姐姐在没能穿上舞鞋后，被砍掉了脚趾和脚跟，她们的眼睛则被鸽子啄去。我们可以回忆起，汉塞尔和格莱特即将被烧烤和吃掉的命运。［31］

    许多代的德国儿童也都从这些故事中学会了赞颂种族的纯洁性，并且不信任犹太人。对于外来者的态度——就像对继母一样——通常都是充满怀疑或憎恨。但是把犹太人作为外来者仇恨是如此的普遍和强烈，以至于格林兄弟认为它是一种“本能的情绪”。在他们的故事中，英雄经常是农夫、骑士和贵族。坏人往往是那些中产阶级商人，特别是犹太人。他是外来者，是非日耳曼文明的产物；他衣着破烂，牙齿发黄，笑容邪恶。他是个喜欢骗取善良无知者的钱财的吝啬鬼，天生的土包子；当他被惩罚时，他是个只会抱怨的懦夫。弄清楚这些睡前故事的内容和教育，就不会奇怪希特勒特别选择一本童话作为对希特勒少年队的年轻孩子们的奖励。

    这时期另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就是德国国民训练团的创立者和1813年的一个自由军团的组织者，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他被人亲切地称为“体操之父雅恩”（Turn vater Jahn）。作为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他竭力鼓吹民族性（Volkstum）的思想，即在整个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神秘的种族力量。同时1813年他提倡推出一位国家领袖，“一位伟大的领袖，是由钢铁和烈火打造而成的……整个民族将尊称他为救世主，并且宽恕他所有的过错”。［32］

    当然，不要以为浪漫主义是拿破仑时代德国人生活和文学中唯一迅猛发展的潮流。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全世界最富创造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作品在那个时代广为传诵；歌德（1749-1832）和席勒（1759-1805）通过对人类精神的绝妙表述，给世界文学增添了无限光彩；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他的同伴虔信派教徒宣扬人性的崇高；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为公民权利和宪法而进行斗争。但是这些作者中没人能产生像政治浪漫主义者那样的影响。没有人产生那样大的历史性力量，推动德国从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向着侵略好战、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赞颂权力和战争的方向发展，而这恰好与希特勒所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吻合。

    1848年：民主选择的失败

    1848年那一代德国人依靠对浪漫主义的追求来挽救自由。他们退回到了与权力联姻的境地。

    ——杰弗里·布戎（Geoffrey Bruun）

    德国没能从独裁政治转换到民主政体是希特勒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德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事件比1848年革命对议会制政府的命运影响更大。正如两句口头禅所讲的那样，它是“决定性的一年”和“德国历史的转折点，在那里德国历史拒绝走回头路”。

    打败拿破仑之后，社会处于恢复和复苏时期，贵族们与梅特涅伯爵合作，重新建立旧的政府机构并且镇压民族主义运动。梅特涅的政体需要普鲁士权力机构的支持。他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因为普鲁士贵族政府、军队、官僚、军阀和梅特涅一样渴望保存普鲁士的专制主义统治。他们是核心阶层的特殊人物，根本不在意公民自由、议会或者民族统一。特赖施克可能在编造关于普鲁士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生动谣言，但是实际上，普鲁士人嘲笑这种想法。他们拘禁或追捕普鲁士改革者，连同那些具有情感政治（Gefühlspolitik）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一起流放。

    在普鲁士的帮助下，到命运攸关的1848年为止，梅特涅在德国一直极具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已被革命风暴所席卷。在法国，二月革命和街巷大屠杀的余波，使得路易·菲利浦国王和他的宰相，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逃亡在外。“一旦法国打喷嚏，整个欧洲都要感冒”，于是不良影响蔓延到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甚至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旧的制度也突然变得摇摇欲坠。各地的自由主义者，都迫切希望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能在古代贵族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许多德国的爱国志士看到了一个良机，可以将祖国统一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致力于实现民主、自由和法治。

    一代人的期待、诚意和纯真被年轻的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1829-1906）表达出来，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对革命过程的深刻诠释。作为波恩大学的学生，和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他确立了革命的目标。革命失败后，他被普鲁士统治当局驱逐出境。1850年，他回来营救被监禁的年迈的老师；1852年，再次被驱逐出境，于是他和妻子——连同其他几千名意志消沉的德国自由主义者一起——移居美国。在美国，在遭到自己国家拒绝的情况下，他找到机会将自己的才智贡献于民主政治理想的实践。他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尊重和著作丰富的公民之一。

    但是，1848年，他还是一名德意志大学生，着迷于革命，并且对他的祖国充满期望：

    所有人都在谈民主……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感觉最终德意志人民将被赋予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德意志祖国将实现统一和强大，现在每一个德意志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行动，为这个神圣的目标作贡献。我们是庄严的、诚恳的、真挚的。……［33］

    这就是1848年的精神——德国历史学家夸张地认为这一年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是可以理解的。［34］

    它确实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一年。在德国历史上，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自德意志各地的代表举行会议，为了在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而努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爱国者在1848年的失败，是德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因为他们把建立统一国家的任务留给了那些蔑视人权思想的人。

    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已经有12部学术专著对此进行阐释。然而，对于德国的未来而言，自身失败的赤裸裸的事实比原因更重要。类似群体自卑的感受困扰着德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尝试过，但失败了。他们认为中产阶级不可能担当政治领导。在政治方面，通过讨论和议会什么事情都无法完成；只有军事力量可以解决德国问题。这样，在进行了美好的、人们期待已久的“挽救自由的浪漫主义探索之后，他们又回到了与强权结合的道路”。［35］

    尤利乌斯·弗勒贝尔（Julius Froebel），一位失望的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失败后，充分地把握了这种情绪，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德意志民族在原则和教义方面存在缺陷……它需要的是强权、强权、强权！谁给它强权，它就要尊重谁，比它想象得更高的尊重。”19世纪中期德国民主制度的墓志铭，是由一位自由主义者F.T.费舍尔（F.T.Fischer）撰写的。他追忆起同伴在法兰克福的失败，断言：“自由和统一无法同时到来。必须先进行统一，而且统一只能由一位独裁者实现。……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自由便会实现。”［37］

    这是1848年的悲剧：相信专制能给德国人民带来统一与自由。

    第二帝国，1871-1918

    俾斯麦

    来吧，救世主，如果你已经降生

    前进吧，我们将跟随你！

    您，最后一位独裁者，来吧，实现最后的独裁使命！

    ——J.G.费舍尔（J.G.Fischer），1848年

    在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第二帝国的过程中，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实现了1848年的民主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幻灭的梦想。1862年秋，俾斯麦被普鲁士国王传召到柏林去废除议会的主张，在施政纲领中，他阐明了自己的计划：他预言，德国的统一将不是通过议会而是通过强权与铁血来实现。他不是“最后的独裁者”，但是他将强化传统，并且给那位有一天被称颂为救世主的神化的独裁者留下有用的遗产。

    普遍的看法是俾斯麦是政治天才的楷模，现实政治（Realpolilitik）的铁血宰相。事实上，这个形容是适合俾斯麦的，没有人阐述的观点比他更好。俾斯麦的崇拜者亨利·基辛格对他的看法非常恰当：

    出于神的旨意，而不是感情的相通之处。……感激和信任不会使一个人投奔我方，只有面对恐惧他们才会那样做，如果我们小心谨慎，巧妙地运用它。……政治是胜利者的艺术，是关系的科学。［38］

    希特勒喜欢幻想他和俾斯麦十分相像。他发现他们两人都有一双精巧的艺术家的手、蓝色的眼睛，而且他们头盖骨的结构十分相似。经过一系列智力、文化和政治才能的测试，结果是这两位德国的统治者存在巨大的差别。但两人的性格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俾斯麦远不是他的一贯形象所显示的那样情绪稳定。他也是内心深处有着激烈冲突。

    这位“铁血宰相”，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是个爱抱怨的抑郁症患者（注：在他的一大串真实的和假想的病里包括痛风、偏头痛、失眠、胆结石、神经痛、腹泻、便秘，而最严重的就是“不良神经体质”（bad nerves）。），神经高度紧张，经常无法抑制地哭泣。可能有片刻的心灵宽容与关切，接下来内心就充满邪恶的复仇念头。他看不起知识分子，把“教授”当作形容词来用，然而他自己曾经在大学开过关于歌德和莎士比亚的讲座，而且他可以用六种语言写作。他很放纵自己，经常喝几加仑的“黑色天鹅绒”（Black Velvet），一种基尼斯（Guinness）黑啤酒和香槟酒的混合物；他也会约束自己，一年中只是靠吃生的鲱鱼过活。他吹嘘自己的威严仪态（Herrschernatur），但只有在他的私人医生将他紧裹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入睡，医生握着他的手，“像母亲握着惊慌的孩子”。安抚这位铁血宰相，使他入睡，已经成为晚间的惯例。［39］

    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觉察出他与俾斯麦的心理状态十分相似；他确实被这个铁血宰相的政治功绩深深打动，并且对他的残酷意志表示钦佩。他认为俾斯麦在1870年围攻巴黎时下令屠杀法国市民和主张扩大死刑范围等方面是“绝对正确”的。不过，元首还是不禁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比他的先辈要优秀。他认为，俾斯麦不能理解天主教；他对奥地利太仁慈了；他在操纵社会主义方面是无能的；他缺乏“真正的精神基础”。总而言之，“俾斯麦没有意识到”经济唯物主义、“对财富的信仰”和犹太银行家的邪恶阴谋的“紧迫危险”。［40］

    总之，希特勒表现出慷慨大度，断定两位政治家有许多共同点。在这方面元首是错误的。他们之间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其中两方面最明显。与希特勒不同，俾斯麦对发展、变化、成熟具有包容力。他还知道如何加以限制，并认识到政治实际上就是“可能的艺术”。他喜欢引用的歌德的一句话，是希特勒从来也不会理解的，更不要说去实践了：“天才就是节制的艺术。”

    俾斯麦在外交政策方面体现了这种艺术。在凭借战争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的目标达到以后，他宣布“我们已厌烦”并且运用所有的外交手段维护和平，巩固他的帝国。这样，他建立了他的复杂的同盟体系，他喜欢称之为“和平同盟”。俾斯麦不像希特勒，他知道什么时候退出，就像一位玩扑克牌的高手。

    俾斯麦的内政政策也体现了这个统治者的某些特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他成功地控制了四个企图质疑他的权力的组织：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社会民主党和保守主义者组织。通过组织之间的平衡并满足每个组织的基本需求，他巧妙地把反对者变成了对他的帝国及家长式的独裁统治体系的支持者。自由中产阶级的敌对情绪被狂热的爱国主义所取代，他们为俾斯麦取得的军事胜利和创立统一德国的声明高声欢呼。俾斯麦也对经济改革、稳定货币、工业特许权（减免税）方面作出了承诺，这些使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大陆无可匹敌的头号经济强国。在与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中央党进行了一次不明智的冲突之后，俾斯麦不像希特勒那样，而是像个出色的扑克牌玩家，承认他的错误而巧妙地适时退出，重获天主教对内政外交政策的支持，后来的历史显示，一直以来天主教会对独裁政权的支持都胜过民主制。在1933年，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来决定新首相阿道夫·希特勒是否将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天主教中央党对“授权法案”投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票，这个法案为希特勒独裁统治提供了法律基础。这样，在第三帝国，和在第二帝国一样，天主教中央没有明显表现出它对民主制的捍卫。

    其他对俾斯麦帝国有影响的反对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俾斯麦对他们采取的手段和他已经成功地对自由主义者使用的手段十分相似。他给予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慈悲地杀死他们。在当时的世界上，他通过国会进行最为全面的社会立法。于是，这一自夸的保守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锋，从而维持了独裁政府（Obrigkeitsstaat）的家长制传统，这一传统将延伸到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中。马克思主义者在帝国各处继续发展其成员，但是他们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他们的语言是马克思的语言，但是他们的行为是爱国者的行为。

    在巩固他的帝国当中，俾斯麦还面临着保守的普鲁士特权阶层的反对。为了使他们放心，他保证普鲁士的利益和意志将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的权力部门——军队、官僚机构、工业、农业、银行和教育系统。他遵守着他的承诺。结果，马克思主义劳动者、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中产阶级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转变。普鲁士保守派第一次成为帝国观念的支持者。民族的爱国主义变得受人尊重。实际上，当时许多形形色色的有影响的组织都认为它很快必将死亡。

    俾斯麦留给德国人民的遗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估。的确，在他建立的仁慈政府的体制下，几百万人生活在相对舒适、安全和他们想要的自由环境中，德国工业发展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艺术、文学和科学在和平的环境中繁荣起来。如同这位统治者所宣称的那样，这些日子确实是辉煌的时代。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同意《政府与人民的意志》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即他们的国家拥有目前为止现代人设计得最好的政府体制。［41］

    然而，公平地说，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也是付出了代价的。两位敏锐的德国评论家精辟地指出了德国人民的政治损失。历史学家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认为俾斯麦“打断了这个民族的政治脊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俾斯麦留下了一个缺乏政治教育根基的民族：“他教导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42］俾斯麦应该会老练地微笑着赞同这两位评论家的观点。而他也是那么想的。臣民应该了解到，政治统治的艺术与谋略的学问是如此复杂难懂，因而只有少数伟大的领袖能够精通它们，并且运用它们来管理国家事务。他直接继承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观点：“统治者统治，臣民服从。”这是一句切合希特勒的领袖原则的箴言。

    德国状况：形成中的影响

    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体现了一种长期存在的传统……它们并非不幸的意外事件，不是德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思议的出轨；正如康拉德·海登所说，它们是“德国状况”。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从1890年到1910年这20年间，是第二帝国的鼎盛时期。一代人在这一时期出生和成长，并将在希特勒通往权力宝座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形成性影响的状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一代人曾经被普遍称作“德国状况”（Terman condition）——一种敌视民主政治，并欣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具体讲，它包括对独裁政府的赞颂和对民主政治的贬低；相信犹太人对文明是真正存在的威胁；认可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以德国使命为名义的侵略扩张；坚持认为“共同体”的主张高于个人的权利；同时高扬军事强权。这种“状况”在德国历史上已经存在很久，但是在第二帝国鼎盛时期变得严峻起来，形成了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那一代人的生活环境。

    一种颂扬国家权力和嘲笑议会政治的思想态度对于德国政治传统特别重要。这种态度培养了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称的“反自由主义”，并且使它形成对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种习惯性反应”。记载于历史当中的独裁统治者个人生动的历史功绩激励着对于这种政府的称颂，如独裁者弗里德里希和俾斯麦。在政府的神圣化方面，政治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3］

    德国的国家理论在两个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明显不同。西方思想的一个永恒特征，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是强调中立，不相信政治上的极端。从中世纪的伟大思想家，17世纪的哈利法克斯，18世纪的洛克和杰斐逊，到19、20世纪政治上的开拓者——无论他们的党派是什么——英国和美国的领袖接受了议会政治，并且公开承认政治中立。与此相反，德国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都走向极端——从黑格尔思想中发现的对国家的赞颂，乃至奉若神明，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那种要毁灭一切传统政治组织形式的革命理论。

    德国人在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对于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政治思想家来说，政府是人民确立的，并且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一个特殊方案的实施没有达到契约中的预期效果，人民有权废除这个政府，重新确立新的政府。主宰者是人民，而不是政府。这种思想在以下这些优美而熟悉的谈话中清楚地表达出来：

    为了保卫这些权利，人民建立了政府……无论何时、何种形式的政府，如果它开始否定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变更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政府……在这些原则上……而它们非常有可能对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构成影响。

    整个19世纪，德国思想家拒绝对西方传统起到普遍和根本影响的民主思想。对他们来说，国家是如此神圣，如此伟大，它不可能仅仅是人的杰作；它一定是自然之中深不可测的力量或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创造出来的。因此，亚当·米勒（Adam Müller），这位浪漫主义政治哲学家主张——与洛克和杰斐逊的思想形成明显的对比——“国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建立的”，而是为了它自己的神秘目的。［44］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他在19世纪初写作和授课，但是他的影响在第二帝国达到高潮，那时，他的国家哲学变成了所有德国政治思想家的官方信念。黑格尔主义在每个思想领域都占据着重要位置：政治理论、伦理学、哲学、美学、史学。在普鲁士的所有大学里，黑格尔的原理占据哲学、政治经济学的交椅长达几十年之久。［45］

    黑格尔的著作深奥难懂，经常是只有专门研究他的学者才能理解。然而，他有一个观点确实是很清楚的：所有机构必须敬畏国家。它不仅仅是人类的杰作——它还是神的行为。事实上，它是“上帝经由历史的运动”，是“上帝的制度化”。在黑格尔的特殊表达，即黑格尔辩证法中，国家是更高级的综合体，它是从命题与非命题的冲突中演化而来的。国家综合了个人的意志和集体的意志、权力和公正；它将道义权利与物质力量、自由和权威相结合。事实上，据黑格尔所说，自由只能完全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并且只有在这个国家的道义目的达到后才能实现：“国家是理性与灵魂的真实化身。只有在它里面……个人才能够拥有真理，感受真实的生存和民族的身份。”

    国家不是通往终极的手段，像洛克与杰斐逊认识的那样；相反，它有自己的道德目标。这个目标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想从黑格尔那里得出结论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导致了神秘化：

    国家是道德思想的现实——显露的道德精神将会彰显丰富而充实的自身，它思考并了解自身，同时在它所知的范围内实现它所知晓的东西。

    正如拉尔夫·达伦多特（Ralf Dahrendort）所提出的，所有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国家是谁，是什么？它很难讲明白的，因为国家超出了理解的范围，因此也就超出了理性的评判范畴。从这一点出发，不久黑格尔派哲学家就得出结论：“国家是不会做错事的。”［46］

    黑格尔对“共同体”的强调，体现出他深深地受惠于政治浪漫主义者。一旦脱离国家，民众就丧失了道德意义和政治形式。直到进入“国家共同体”之前，他们还是一群乌合之众。

    黑格尔的风格和他对国家的强烈崇拜，在他自己的话里有着最好的表达：

    国家是上帝神圣的意志……因此国家知道它想要什么，知道它的大部分想法，因此就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

    所以人民应该把国家当作人世间的神（irdischgöttliches）来敬畏，而且如果说感觉很难了解自然界，那么把握国家就更加困难了。

    黑格尔反复坚持申明国家是不可知的，人们根本不该试图了解它，他们只应该服从它的指挥：

    人是国家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它想要什么。因为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和观察不是人的工作……为了国家的革新而牺牲自己是……一种普遍的责任。［47］

    对黑格尔来说，人民（Volk）则比国家（State）更重要，因为人民是他的历史辩证法的主要代表，或者说个人的自由是与国家权威相妥协的。

    黑格尔不信任议会，“它是无能和无知的”，他相信的是伟人。他关于伟人的看法在以后的许多年中经常被提起，直到它在“领袖原则”中达到最终的堕落和悲惨的顶点。“在公众的看法中，谎言与真理被包容在一起，而伟人的任务就是去发现真理。说出并且实现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要求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他认识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内在本质，然而如果他不知道如何轻视公众的意见……那么他将来绝不可能成就任何伟大的事情。”［48］

    像其他每一位尽责的德国哲学家一样，黑格尔也会惊骇于希特勒残暴的独裁统治。而他的“世界历史的领导者”“世界精神的化身”“世界的灵魂”（他是这样称呼拿破仑的）的思想帮助德国建立了一种崇拜政治英雄的传统，这与希特勒的元首观念是一致的。

    研究黑格尔思想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作家是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赖施克，他也宣扬“俾斯麦的现实政治的思想基础”。在柏林大学，已经耳聋的特赖施克一次又一次在他颇受欢迎的演讲中对着狂热的学生们吼道：

    强权，不管是对内对外，是国家的真正实质……

    既然国家就是强权，那么它显而易见地能够在它的领域之内控制所有人的活动……实际上国家能够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国家的职能不受限制。［49］

    特赖施克背离了他早期信奉的自由主义，转而赞颂俾斯麦的强权政治（Machtpolitik）。“自由主义，”他认为“仅仅是社会利己主义的化身”；现在他相信“伟人的神秘力量”。在论证国家应该控制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他补充道：“除了服从命令之外，不要提出意见……服从是国家的根本要求；它主张应在默许之上行事；它的真实本质就是实现它的意志。”［50］

    阿道夫·希特勒基本上无须对这个服从的思想进行任何扩展。

    弗里德里希·里斯特

    在德国，经济理论与政治思想和历史实践一样，承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因此，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先例。弗里德里希·里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19世纪无人能比的最有影响力的德国经济学家，激烈地直接抨击史密斯的《国家的财富》，而史密斯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个体主义理论在英语国家却被接受为正统学说。

    里斯特在他的一本颇具影响的书《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emie）当中，支持国家介入和控制经济。这本书于1841年第一次出版，它对德国的重要性相当于史密斯无所不在的经典著作对英美国家的影响。到1890年，它已经再版了12次，并且已经成为数以千计的著作与文章的主旨。

    对于史密斯所有的观点，里斯特都表示质疑。史密斯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而里斯特坚信，对朝气蓬勃的德国的发展而言，国际主义思想是非常危险的。针对史密斯强调自由放任主义，里斯特力图探索处于个人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某种东西，并在民族当中发现了它，他认为它比个人或人类更重要。

    20世纪德国扩张主义者的语汇中，有两个短语颇为流行：“向东推进”（Drang nach Osten）和它的推论“中欧”（Mitteleuropa），这是一种深入纳粹地缘政治学者内心的观念，他们认为谁控制了中欧心脏地区，谁就能控制整个欧洲。这两个短语不是在19、20世纪发明的，也不是里斯特最早使用的——这一思想的某些成分和日耳曼武士们东征使命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里斯特的体系包含了这两个观念。他补充了“向西推进”（Drang nach Western），声称只要德国不扩张至“越过从莱茵河口到波兰边界的整个海岸，包括荷兰和丹麦”，它就没有完成使命。“这种联合的自然结果必定是，这两个国家承认……加入德国国籍……这两个国家在它们的世系和整个国家特性得到尊重的情况下，都归入德国。”所有这些国家必须合并成“一个强大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德国将通过在大陆上建立一个和平的德意志国家（Pax Germanica）来进行控制。［51］

    亚当·史密斯主张所有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里斯特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全国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对这个区域内的德国各邦征收低关税，在内部形成一个高关税的壁垒以保护德国不受来自四周的经济威胁。针对史密斯主张解放殖民地，里斯特要求“额外领土”（Erg nzungsgebiete）。当被问到为什么德国要在经济上、政治上控制那么多的国家时，他用一种认为德国的使命是促进世界文明的人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毫无疑问，上帝是根据德意志民族的本性与特点而选择他们来担负领导世界事务的伟大使命。……”［52］

    史密斯和其他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始终坚持认为政府不应侵犯个人权利，并尽可能少地调整社会和政治的秩序。里斯特主张政府不仅要控制经济，还要控制教育、艺术、音乐、文学和文化。他提倡通过“一种君主独裁统治”（königliche Diktatur）来实施他的计划。［53］

    拉加德与朗贝恩

    拉加德和朗贝恩的名字今天不再是家喻户晓，但在帝国鼎盛时期，他们对一代人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凭借自身的才华去污蔑民主，赞颂种族的民族主义，呼吁德国人需要一个强大的元首。［54］

    保罗·安东·德·拉加德（Paul Anton de Lagard，1827-1891）是一个多产的学者（注：在他创作的十年当中，其他的作品如下：25本关于哲学的著作，22本关于希伯来人的作品，3本关于拉丁文的作品，6本关于阿拉伯文化的作品，9本关于古代叙利亚语的作品，2本关于波斯人的作品，5本关于科普特人与埃及语言的作品。他的其他兴趣包括从尖锐的反犹主义到烈性苹果酒的起源，从对路易·菲利浦政府的批评到数学概念x。），他被托马斯·曼称作“我们民族的巨人”，与其并列的还有尼采和瓦格纳。拉加德最有影响力的一本神秘主义的超自然著作《德国人作品》（Deutsche Schriften）。自从1878年第一版以来，这本书已经再版了几十次，并且被广泛收录。从他的著作中摘选的“充满爱国主义的精彩段落”也出现在邮政明信片上。

    拉加德排斥民主和整个自由主义的合理前景。他十分准确地看出它们是议会制政府的重要基础。诸如“民主和文明是相互排斥的”这些声明，成为德国知识分子当中备受欢迎的金玉良言。

    拉加德的政治著作的主旨是号召建立一个种族纯洁的共同体的新帝国。人民，一旦从犹太人的有毒影响中脱离出来，就将经历一个文明和精神上的惊人复苏。他相信只有在一个宣扬强权和神秘的民族主义的新信仰的领袖出现后，这个帝国才能建立。拉加德毫无保留地表达出对领袖的渴望，“他能够感知民族的意志……预见它的需求——或者更好地——通过某些神圣的直觉，引导民族的需求。……只有……一位伟人的强烈意志才可以帮助我们……既不是议会或法则，也不是缺乏权力的个人野心”。随着他对俾斯麦的德国失望的加剧，他便更加强烈地渴望一个新的巴巴罗萨的出现，“一位完全代表民众的领袖，民众将团结在他的周围，而他的命令正是他们的意志”。1878年的第一次书写的声明是对希特勒关于元首和民众的关系理论的精确描述。［55］

    根据一部普及的德国百科全书记载，尤利乌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1851-1907），因1890年初版的著作《教育家伦勃朗》（Rembrandt as Erzieher）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的确造成了深刻影响。他的著作惊人的流行是令人迷惑的，因为它的文字单调而且命题荒诞。设想一下，通过一种朦胧的思考，朗贝恩得出了这个古怪的观念，这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荷兰画家是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根源。（注：他称伦勃朗是“所有德国画家中最德国化的人”，而哈姆雷特是“德国精神最杰出的代表”。见Rembrandt als Erzieher（Luinzig，1800），9-44。）我们根本不清楚为什么朗贝恩这么有影响。或许，正如弗里茨·斯特恩所指出的，那是因为“混乱和荒诞可以表达不可思议的深度，而不断的重复就可以使读者在疲惫中相信它”。

    无论什么原因，这本书卖出了无数册，并且在德国人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19世纪90年代出版业的统计，它在最初的两年中再版了40次。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青年运动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当时它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一样流行。销量后来逐渐减少了，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复苏，当时它成为“德国人生命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朗贝恩尤以他对犹太人极端的痛恨而闻名。同时，他也作为一座桥梁以另一种方式为希特勒做出了贡献。和拉加德一样，他使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圈中受到尊重。和许多有影响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在自己的畅销著作中蔑视政治和嘲笑民主。他坚持认为只有一个独裁者能够将德国从它正挣扎于其间的公民权利的种族污染和文化平庸中拯救出来。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全新的巴巴罗萨……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天才的领导者……一个独裁的艺术家，他火一般的精神和有力的翅膀将实现我们先辈对于胜利的渴求。”［56］

    弗里德里希·尼采

    就在希特勒出生前一年的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他的日记本中草草地写下了一个预言，它将在第三帝国得到实现。“我知道我的命运，”尼采写道，“有一天，我的名字将会同荒谬（Ungeheures）的记忆联系在一起。”［57］

    19世纪最辉煌、最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被纳粹分子所滥用——他们极大地歪曲了他的思想——这是知识文明史的悲剧之一。人们可能赞同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观点：“我们决不要停止要求弥补对他的不公正做法。”［58］然而，尼采自己也要为这种不公正和帮助创造了一个他本会厌恶的怪物承担重要责任。他被误解是因为他显然很容易被误解。

    正如他所说的，尼采的真实意图经常被“隐藏到面具后面”——被歪曲地陈述或借助诗歌中的形象表现出来。然而，他文章中的意图有一部分很显然已经实现。他极其厌恶基督教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在一本名为《反基督者》（The Antichrist）的书中，他自豪地写道：“我认为基督教是最大的祸根，是人类内心的堕落。……我认为它是人类永远的污点。……人们在读《新约》时最好戴上手套——人们不得不这么做以避免与如此肮脏的东西接触。……我认为基督教是现时存在的诱惑人心的最致命的谎言。”对他来说，基督教是那些宣称温顺是美德的无能懦夫所采用的一种防御手段。他认为，那是“弱者对强者的复仇方式……奴隶的德行”。谁继承了尼采的世界，谁就不是弱者；它是强权、冷静、坚毅。他不仅诋毁基督教的美德，而且还指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是在散播“毒药”。［59］

    尼采对其他许多受西方世界珍视的事物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正面攻击。实际上，这个绝顶天才，从西方文明的入口开始对所有思想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他采用明显的侮辱方式，对那些相信通过宪法和法律的统治能够获得自由的人们进行抨击：“已经自由的人……唾弃那种令人蔑视的幸福类型，而这却是健康的店主、基督教徒、母亲、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党人心目中的榜样。自由的人是战士。”［60］

    对于尼采而言，整个民主思想是一场灾难。它显示出愚蠢的观点，即“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我们都是一样，大家都是利己主义的自私牲畜和暴民”。他指责民主就是承认堕落，因为它使高尚的人变得低贱（Verkleinerung）、平庸（Vermittelm ssigung）、价值萎缩（Wert-Ernie drigung）。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无聊的议会”（Blödsinn）这个词。［61］

    尼采要求德国青年要超越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成为超人（bermenschen）。因为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表明这个概念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形形色色的有野心的人都要求成为这个精英组织的成员。他有一段后来不幸被纳粹分子盗用的言论：“雄壮的碧眼兽，任性地徘徊在猎物和胜利之间。”尼采的拥护者一直急切地强调他的观念并不是种族的，而胜利也是指文明而不是军队的胜利。但是，这些话本身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虽然，他几乎肯定是没有这个意图，但是他提供了一种侵略和剥削的伦理学。与软绵绵的可怜话语相比，他那激烈的长篇演说，连同强硬与残忍的主张，为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提供了作为侵略依据的基本理论。尼采不应被诋毁和错误引用；但是，正如格奥尔格·卢卡斯（Georg Lukcs）所写的，他也不能被任意修正和美化。“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不是伪君子或骑墙者［Schleicher］”，他有时所说的就是他的明确意图。卢卡斯指出，在文章中，尼采直接而明确地表示赞同剥削和残忍的野蛮行径。这一点能够从尼采言论中找到：

    捕猎的碧眼兽和制造灾祸的丛林证明了邪恶［Bösheit］可以很有益于身心，并使身体健康发展。……

    他们将变成更厉害的碧眼兽，狡猾得更像人类的兽［Menschen hnlicher］；因为人是最出色的捕猎者。［62］

    希特勒的新秩序将使尼采的部分预言实现。为代替“无聊的议会”，尼采明确地呼唤一种新秩序……一种要支配和统治欧洲的意志——一种令人恐怖的个人意志……将使各个小国的长期延续的彼此周旋的滑稽状态结束……和许多民主意志［V: elwollerei］的结局一样。无能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下个世纪将带来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战争[Erd Herrschaft]；这是一个宏大的政治愿望［den Zwang zur grossen Politik］。

    尼采渴望一位权威的领袖出现，他将成为“大众的领袖”，并将阐述权力和统治的“新哲学”。尼采断言：“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位新型的哲学家和指挥官［Befehlshaber］。”［64］

    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和尼采的许多其他的拥护者已经明确地强调，他是坚决反对纳粹思想的。他蔑视自己时代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痛斥特赖施克和瓦格纳拿犹太人作诱饵。他高度赞扬犹太人，对他们唯一的重要评价就是：他们创造了基督教。他的日记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他的感受：

    格言：不和任何一个进行种族欺骗的人进行接触。

    犹太人与反犹分子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如果一个犹太人说谎，他知道自己正在说谎；反犹分子则不知道他总是在说谎。［65］

    他与反犹分子的疏远是如此巨大，以致和他们接触都令他身体痛苦，正如在给他姐姐（她嫁给了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并且随意篡改了他的著作）的一封信中痛苦地指出：

    ……你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对你和我来说：你和一个反犹分子的头目结合令我的整个生命一次又一次充满愤怒和忧郁……与反犹主义划清界限是有关我的名誉的问题，正如在我的著作中讲的那样，我反对它……被用在每份反犹主义书信报纸上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几乎总是令我恶心。……［66］

    尼采不去吹捧政府，而是对政府侵犯人类自由深感忧虑，并坚决反对。他震惊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与工业结合体的力量，并且蔑视对日耳曼王国（Germandom）的整体崇拜：“看德国人，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最低级、最愚蠢、最平庸的种族，现在则是受霍亨索伦王朝统治，开始憎恶意志和自由。”［67］

    最后，在心理、性格、目的方面，尼采有着一个与希特勒不同的世界。尼采破坏旧秩序是为了建立更好的秩序；他梦想新的开端和更高的创造性目标；他“永远是正直的”，他勇于进行自我检讨并且追求事实真相。而希特勒除了用种族独裁来残酷迫害和统治他人的欲望外，没有什么远见。尼采是一位勇敢的天生异端者。当他高呼上帝死了的时候，他的意思只是所有的独裁体系死了。如果在世的话，他可能会和路德一道成为纳粹暴政的第一批受害者。［68］

    所有这些都需要证据说明。但是，他的崇拜者不能举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证明尼采是“一个好的欧洲人”，与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尼采说过他自己是一个“好的欧洲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把自己同那个时代过分渲染的民族主义隔离开来。当他力图破坏欧洲的传统遗产时，他就不算是一个好的欧洲人。这些传统包括：公民的权力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坚信人民通过议会制政府能塑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未来的政治；根据犹太基督教所共有的教义与人道主义原则来制定伦理和道德规范。所有的这些都是尼采蔑视和嘲笑的。他的确提出在废弃的瓦砾上建立新的秩序，但是破坏的欲望比创造的愿望更加强烈。

    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尼采无意间对纳粹主义的出现做出贡献。在世纪之交，他所号召的“成功的否定”被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当阿道夫·希特勒和他那代人在1914年参战时，他们把尼采的著作装进背包，带到身边——与尼采始终看不上眼的一本书，路德的《新约》译本放在一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战时版本专门以灰白的耐用纸张装订和印刷，然后卖给了德国成千上万的士兵。（注：此刻，我读到的这本书的扉页上就写着：141-150千册（Tausend），战争版（Kriegsausgabe）。）有多少年轻的志愿者包括希特勒在内都阅读并且记下尼采欢呼否定和宣布“最后之人……最卑劣之人[der ver chtlichste Mensch]”的段落？

    啊，最卑劣之人即将出现

    他无法再轻视自己

    看啊！我向你们呈现这最后之人

    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

    什么是明星？

    那么询问这个最后之人，然后闪光吧。

    又有多少年轻的心同意尼采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富有挑战性的拒绝，他对残酷行径和破坏的赞扬，他对怜悯和耶稣教义的嘲讽？

    你说，一个好的理由甚至能使战争神圣？

    我对你说：一场好的战争可以使任何理由都变得神圣。

    你应该热爱和平，将它作为通向新的战争的手段。

    而短暂的和平比长久的和平要好！

    因为一把剑想要饮血，并且闪烁着欲望。[funkelt vor Begierde]

    我歌唱并且嘲笑所有的软弱……

    上帝死了……

    “人是邪恶的，”因此谈到所有最聪明的人

    令我鼓舞……

    “人必须变得更坏更邪恶，”因此我教授。

    最大的邪恶是最棒的超人的需要。

    [Das Böseste ist nötig zu desbermenschen Bestem]

    它或许对弱小民族的传教士有好处。

    他承受并容忍着人类的罪恶。

    而我欢呼大罪恶是我极大的乐趣……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69］

    尼采对不存在的东西的强调符合战后席卷德国的幻灭情绪。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十年内，尼采对一切政治和道德体系的猛烈抨击无疑使他成为德国青年最关注的哲学家，青年们阅读他的著作远远多于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尼采同任何一位作家一样，竭尽全力抨击针对政治极端主义的中庸选择。因为他无法容忍不彻底的措施，他要求完全—彻底的毁灭，彻底的重建，他鄙视海因里希·海涅的“令人克制的护身符——十字架”；他拒绝歌德的克制与约束；他嘲讽政治中庸；他鼓吹“极端的魔力”。他鼓励人们以危险的方式生活——“把城市建筑在维苏威火山脚下……在战争中生活！……做劫持者和征服者！”于是1933年那个时代的人满怀激情地接受了他的鼓舞。

    尼采对于人们接受希特勒也起到积极作用。他最有说服力的号召是意志的力量和“权力意志”——一种自我判断，无须参考任何现成的外部标准的意志。他的草稿搜集整理后命名为“权力意志”，结尾一句发出了危险的呼喊，这声音在整个第三帝国回荡。在探讨了他的“充斥肉体快感的……神秘世界”，一个“没有目标……不分善恶”的世界之后，尼采得出结论：

    你想给这个这个世界命名吗？给它所有的谜团找出一个解决办法？给你一点启示，你是最善于隐藏的，最强大、最勇敢、最阴险的人吗？——这个世界是权力意志——而不是其他！你自己也是权力意志——而不是其他！［70］

    他把生活归结为单一原则，就是非理性的权力意志，一个他本意并非是政治性的口号，但是极易被希特勒的残酷政治所扭曲和利用。查拉图斯特拉给他的追随者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是：“啊！我的兄弟们，我命令你们：变成铁石心肠！”［71］

    毫无疑问，尼采和希特勒使用同样的文字表达了不同的含义。但是文字是一样的。有时，尼采也能通过描述一名党卫队官员的品味来给残酷套上光环。也许还会有人说他所写的并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他的意思被纳粹分子曲解，那只能怪他自己：

    目睹受苦是一种快乐，施加苦难甚至更令人兴奋……

    没有残酷，就没有欢庆；最古老的人类历史这样教育我们。即使是惩罚中也有某种令人非常愉快的东西！

    像纳粹党人一样，尼采也采用两套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来评论两个“类别”的人：主人与奴隶。事实上，他当时既不是在种族也不在社会理论范围内进行思考，但是他对待“劣等人”的态度似乎不会令一名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哨兵感到陌生。尼采心目中的作为精英的“超人”有着对“下等人”的轻蔑。在他眼中，劣等人种只是那些达不到他的标准的人。他们应该像奴隶一样被对待。［72］希特勒认为对波兰人、苏联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就应采取这样的方式。

    在尼采死后出版的笔记里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这段话需要注解。任何一个仰慕尼采的人都会发现这一思想令人震惊，但是，如果文字表达了某种意思，那么就是表明有时这位敏感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思维模式与残忍的煽动家和独裁者没有什么两样。在思考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时，尼采写道：

    伟大的政治[Die grosse Politik]力图把生理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首。她将产生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强大到足以用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schonungsloser H rte]去哺育一个更彻底、更高级的种族，反对堕落的寄生生命——反对那些腐化、施毒、诽谤和破坏他人的种族……而在消灭这种生命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灵魂的更高尚形式的标志。［73］

    可以预见到，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举这段话来证明他的论点：纳粹党人和尼采是“精神上的兄弟”。［74］

    有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即尼采所寻求的“新秩序”是要由一名哲学家而不是煽动者指挥的；他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谈到生理学，他也不是指种族问题。然而，希特勒则会运用同样精确的语言来阐发他的第三帝国的意识论：他也要求他的追随者“残酷无情”地粉碎他认为是“堕落和寄生”的群体——他指控那些家伙共同合谋“腐化、毒害、诽谤和毁灭”高级人种。

    尼采生活和思想中最大的讽刺是由一位最有名气的仰慕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提出的。在托马斯·曼的最后几篇文章当中，在一篇名为“从近代历史看尼采哲学”中，他总结了尼采对希特勒帝国的贡献。他首先回忆了这位哲学家是怎样批判他的德国同胞，并蔑视他们的传统，然后他又问道：

    但是，谁又比他更德国化；他依旧作为另一个榜样为德国人效力，而这一榜样带有这样的特点，使它们成为世界的灾难和恐怖并最终自己毁灭：浪漫主义激情；不断扩展自我空间的冲动，没有任何预定目标；因为没有目标而向往无限的自由意志。……从多重意义上看，尼采已经成为历史性的人物。他创造了历史，可怕的历史。当他把自己称为“复仇者”时一点也没夸张。［75］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注：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是那个想要最高，渴望不可能之事，却违背了他的意志，成为释放我们所有来自地狱的魔鬼的强大力量的人吗？［76］

    令人遗憾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其他反民主的知识分子

    甚至那些批判德意志帝国的知识分子对议会制民主有的也只是轻蔑。他们将“非政治化”引以为豪，在政治游戏中输给了别人。许多人明确地呼唤一位元首将德国从他们憎恶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因为民主对于改变这种混乱无能为力。年轻的托马斯·曼表明了他对拉加德、尼采和瓦格纳的仰慕，他说那是因为他们履行了证明“民主不适合我们”的职责。托马斯·曼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长篇文章《一个非政治人的思考》（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该文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在这本颇具影响的书中，托马斯·曼鼓励他的德国同胞成为非政治人；因为政治与民主相连，而民主在根本上对非德国人是陌生的东西。他坚持认为，脱离政治的自由构成了德国文明的基石。下面有一段典型的叙述：

    我宣布我深信不疑的想法，德国人将永远不会热爱政治民主，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他们不可能爱政治，而备受谴责的集权国家（Obrigkeitsstaat）现在是、将来仍是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它适合德国人民，对德国人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讲，它是德国人向往的政治形式。［77］

    为了公正地看待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和人类学家，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后来的托马斯·曼后悔他写过这篇文章。当他认识到希特勒的威胁时，他鼓励国人参与政治，支持魏玛共和国，但是为时已晚。他最有影响力的宣言，在共和国诞生时就被广泛传播，表达了在前希特勒时代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的情感。

    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充当了另外一种阻碍德国民主进程的典型力量。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经常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事实上，就在“一战”后，他还愿意帮助德国的民主党建立。但是他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很特别。在1918年德国失败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时，他直接对鲁登道夫将军说，将军应该签署一份和平条约，并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鲁登道夫：那么你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韦伯：在民主社会中，人民选择一位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这位被选上的领袖说：“闭嘴，听从我的命令。”此后，大众和政党再也没有干预领袖的自由了。

    鲁登道夫：我可以接受这样的民主。

    当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他用他的巨大影响力去削弱它的效力，因为它没有产生他向鲁登道夫提到的“选举的领袖”，这时韦伯在上面谈话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变得明显了。1919年当韦伯给慕尼黑的学生做题为“政治作为职业”的演讲时，他特别称赞了那种要求大众信奉一位“有权威气质的领袖”的政体。他用这样的话来结束演讲：德国人将在一个有作为的领袖和目前乌烟瘴气的民主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个民主创造了一个“狂欢节”，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政权。［78］

    第二帝国的反犹主义

    坦白地说，犹太人一直是我们国家中的腐坏成分……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海因里希·特赖施克（1875年）

    从根本上说，只有让犹太人彻底消失才称得上是解决犹太问题的根本办法。

    ——欧根·杜林（1880年）

    下面是来自18世纪的一篇简评，从中可以了解到德国反犹主义漫长而又悲剧性的历史中的某些东西：

    1473年，一个只有14岁的驼背男孩站在柏林城的城门口，恳求让他进去。他不得不为进城而恳求，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不仅要通过一个专为他们设计的门进入城市，而且在德国的道路上行走还要有许可证。这个驼背的犹太男孩是在犹太居住区受管制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仅知道几个德国词。其中一个是“Dessau”，是他出发的城市，他只身来到柏林；另一个词是“Lernen”——他旅行的原因——“去学习”，跟柏林的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学习犹太法典。当天守城的士兵，尽职地在日志上写道：“今天通过罗森塔尔（Rosenthaler）城门的有：六头公牛、七头猪和一个犹太男孩。”［79］

    后来这个男孩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被人尊称为“犹太人的苏格拉底”。他的好友莱辛（Lessing）创作了戏剧《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以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剧中中心人物，使他永垂于世。

    几个世纪以来，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犹太人一直受到迫害。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普鲁士爱国者商讨将犹太人连同其他外来影响势力统统赶出波兰。在1848年民主革命中，群众的反犹主义开始兴起；例如，当时在巴登（Baden）流行的一本小册子，呼吁处置国王并驱逐犹太人。“夷平城堡和掠夺犹太人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已经司空见惯。”［80］

    然而，明显属于纳粹主义期待的种族化的反犹主义，仅是在第二帝国才开始发展。帝国建立后，席卷德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极大地鼓舞了强调德意志文明和将犹太人视为“外来者”的倾向。在任何一个国家，也许在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就产生了反犹主义——如15世纪的西班牙和德雷福斯事件（注：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引起左拉等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抗议，并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译者注）中的法国——但是这种联系在德国尤为强烈，自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民族主义就开始强调生理区别。对两性关系的迷恋和对“血统污染”的重视都极为显著。颇具影响的反犹主义宣传家特奥多尔·弗里奇在他1893年的小册子《反犹主义问答手册》（Anti Semiten Katechismus）中阐述了新的十戒。从第三条戒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关注的典型表达：“你们应该保持血统纯洁。与犹太人种通婚将被视为玷污高贵的雅利安人种的罪恶。……”［81］

    反犹主义也是由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发起并支持的。在1873年的经济大恐慌时，一位名叫威廉·马（Wilhelm Marr）的知名记者出版了一本充满歇斯底里意味的小册子《犹太教对日耳曼主义的胜利》（Der Sieg des Judentums über das Germanentum）。六年内该书发行了12版。托马斯·曼的胜利鼓舞着他于1879年建立了第一个组织，名称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接受的“反犹主义同盟”。他是第一个将反犹主义介绍给德国的人，也是第一个坚持认为“犹太问题”不是宗教问题的人；他认为那是种族问题。他要求“日耳曼王国”（Germandom）团结雅利安人起来反对“国际犹太人主宰世界”。防止“社会的犹太化”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大屠杀。［82］

    双目失明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利用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尊敬来加深对犹太人的憎恨。他的那本1880年首次出版的书，书名就概括了书的大部分内容：《作为种族特性问题的犹太人问题与它对民族生存和文化的威胁》（Die Judenfrage als Frage Rassecharaklers und seiner schdhchkeiten für Existenz und kultur der Völker）。在“一战”后发行的第6版中，杜林坦白道，他过去对那些引起战争而导致德国失败的犹太人态度太温和了。现在他认识到“只有让希伯来人彻底消失才能称之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有效办法”。而且只有一位独裁者才能为拯救日耳曼王国（Germandom），建立起一个血统纯洁的共同体。［83］

    保·德·拉加德也借用他自己的名声来努力使这种盲目的偏见从精神上被接受。他的特殊贡献就是提出许多口号和恶意的比喻，后来被弗里奇、瓦格纳和希特勒、戈培尔等许多的种族主义者广泛引用。他警告道，德国正在被“犹太化”（verjudet）；犹太人是“腐朽的寄生虫”“患病的”和“放高利贷的害人虫”。他特别紧张地指出“一个人不能与旋毛虫和细菌妥协；旋毛虫和细菌也不能接受教育；应该尽可能快速全面地根除他们”。希特勒贯彻了这一指令。1944年，在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时，纳粹分子出版了拉加德的反犹主义宣言的文集，并急迫要求进行大屠杀。这本文集出版时，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我警告并宣布》（Ich Mahne und Kunde）。

    拉加德以其远见卓识预见到了希特勒的中欧政策。与他之前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鼓吹“向东推进”（Drang nach Osten）并创造一个庞大的“中欧”。然而，他实行殖民化的具体纲领比希特勒之前许多人的纲领都要野蛮。他要求驱赶或屠杀波兰犹太人，以便有一块供德国人主宰的“无犹太人”的中欧领土。如弗里茨·斯特恩指出的，“几乎没有人能如此准确地预见到希特勒的作为，却又如此赞同他”。［84］

    尤利乌斯·朗贝恩的那本畅销书《教育家伦勃朗》（Rembrandt als Erzieher）也可以看作对将来的预言。他提议，血统证明（Ahnenprobe）在德国应成为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之一；这个想法被希特勒实践。他也要求根除犹太人：“他们是我们的毒药，必须被这样对待。”他在1891年呼吁“一位神秘君王，愿意积极插手……干预犹太人问题。”到了1892年时，他列出了他的帝国的敌人名单是“犹太人和白痴，犹太人和无赖，犹太人和娼妓，犹太人和教授，犹太人和柏林市民”。到那时，朗贝恩已达到人们认为的反犹主义的最后阶段：细菌战阶段。犹太人已经成为必须消灭的“霍乱”。［85］

    那个世纪下半叶德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在他的小说《负债与借贷》（Soll und Haben）中，也强化了反犹主义观念。这部小说1855年初版之后重印了数十次。在这本小说中，弗赖塔格介绍了伊齐希（Veitel Itzig），一个后来成为所有的反犹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犹太人”典型的人物。伊齐希邋遢，呆滞，头发油腻，牙齿发黄；衣着肮脏、蓬乱，行为懒散随便。他声音嘶哑，鼻音很重。弗赖塔格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不排斥“好的犹太人”。他同那些拒绝被同化或接受“德意志的基督教方式”的“坏犹太人”作战。他说，不能让“我们人民中有病的这一部分”，“传染”健康的德国人。［86］

    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也是著名的反犹主义者，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在他受到狂热欢迎的演讲中得到表述：“坦白地说，犹太人一直是‘国民的组成部分’；无论何时，德国人发现他的生活被肮脏污秽的犹太人所玷污，[他]就应该摆脱它，并大胆地讲出事实真相。”特赖施克似乎是第一个提出成为第三帝国战斗口号的标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87］

    散播对犹太人恐惧和憎恨的最有影响的团体之一就是闻名于世的影响深远的泛德意志联盟（Alldeutscher Verband）。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它强有力的宣传使希特勒那一代人密切注意到“犹太人威胁”，它阐述了解决“犹太问题”的办法。它要求对“犹太新闻界”进行严格限制（包括《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杂志》）：制定法律，禁止犹太人从事重要职业，把他们当“外国人”对待，收取他们的税收数目应该是“真正德国人”的两倍；颁布种族法律，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种族”通婚。［88］

    反犹主义理论家的理想与泛德意志联盟的警告受到帝国社会机构的极大重视。他们对犹太人做出了正式和非正式的限制。例如，犹太人几乎不能指望在德国的大学中谋求职位。1910年犹太教授的比例远远低于3%；在柏林大学，帝国最大的、最有声望的大学里，20世纪前10年中没有一名全职教授是犹太人。学生组织，德意志学生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Studenten，也以Kyffh userverband著称），1896年采纳了这样一条原则：帝国的犹太公民不能被视为德国人。［89］

    不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都没有兴趣反对反犹主义运动。路德教徒更是遵循创始人的倡议，直接支持政治上的反犹主义。除了臭名昭著的迫害犹太人的宫廷牧师阿道夫·施托克（Adolf Stöcker,1835-1909），反犹分子还有国会里的其他四名路德教派的牧师，以及一位普鲁士国会的成员。［90］

    犹太人很难在帝国军队中谋得职位。与“一战”前夕其他有犹太人管理的欧洲国家相比（注：在奥匈帝国，有2000多名犹太军官，包括一位陆军元帅；在意大利有500名；在法国尽管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仍有720多名军官是犹太人。），1910年帝国军队里没有一名犹太军官。甚至为他们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犹太人也不能进入和平时期的军队。比任何人对德国战争做出的努力都多的是著名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他在1917年12月给兴登堡将军的夫人写信说：“即使我的祖先和我都为这个国家服务……如同你很清楚地了解到的那样，我身为犹太人仍是二等公民。我既不能做一名政府的公务员，也不能在和平时期做一名军队的中尉。”［91］

    第三帝国的反犹主义实践因而有了可供它借鉴的第二帝国的恶毒先例。

    种族化的民族主义与崇尚武力

    在欧洲的惯例中，每件伟大的事情，每件细致的事情，每件持久的事情都是德国人的作为。

    ——亚当·米勒（约1810年）

    我们种族加上它的文化比地球上其他所有的民族和种族都要优越。

    ——《泛德意志联盟宣言》（约1910年）

    在“一战”前的几十年中，德国人并没有垄断爱国主义。我们可以想到，沙文主义是法国人的，侵略主义（jingosim）是英国人的。但是，四个相互联系的倾向结合在一起使德国的民族主义尤为强大，对于希特勒来说特别容易接受。

    首先，纳粹主义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鼓吹德意志人优越性的种族主义和信仰有着悠久历史传统。19世纪初浪漫主义者所阐述的种族优越论，如同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所指出的那样，为“民族论，即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原则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92］整个19世纪，种族优越论一直在流传。1914年，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发表了一份极不科学的声明：“一个受过较高教育的德国士兵，表现出比几百个未受教育的来自英、法、俄、意的反对他的人们更高的智力水平和道德价值观。”［93］至此种族优越论的宣传达到了某种高潮。

    第二，种族优越论的一个结论就是，德国人确信，征服并控制广大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东欧地区是德国人的天赋使命。尤其是在东欧，德国文明注定取代劣等的斯拉夫人文明。例如，拉加德曾宣称，德国应吞并奥地利并将所有中欧地区变为殖民地，并认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其他类似民族都是历史的负担”。而且，波兰犹太人应被“连根铲除”。［94］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朋友谴责政府针对波兰人民的政策是对人权的侵犯时勃然大怒。韦伯的回答很值得希特勒借鉴：“只是因为我们，波兰人还能算是人！”（Wir haben die Polen erst zu Menschen gemacht!）［95］

    德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相区别，并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希特勒的第三个特征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受到了德国先祖神话的很大影响，并试图通过在无宗教信仰的史前史所发现的东西激发民族主义冲动来证明它自己的合法性。德国神话里都是像沃坦和齐格弗里德那样的无宗教信仰的圣人和像巴巴罗萨那样的拥有超人力量的半传奇式圣人。在大众的想象中，这些圣人和准圣人都已成为民族英雄。这种强调神话、神秘和魔力的民族主义，与纳粹理论和它赋予元首的那些神秘力量如人民、血统和土地，只有一步之遥。

    德语词“Mythos”对德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与英文的“myth”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英语中，“myth”这个仅表示比一个虚构故事或是不存在的人或事更悬一点的东西。在标准的德文字典中，定义则完全不同：“神话（Mythos）：一种具有使生命再生的力量的象征性观念。”这肯定是许多代颇有影响的德国作家的观念。像他们的浪漫主义先祖一样，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夸耀他们献身于神秘而不是理性。1920年，他们中有一人写道：“神话是表述人民和上帝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事实（von wirkhehem Geschehen）的词汇和观念。”1923年又一位作家在他的名为《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的书中提醒他的读者，关于未来帝国的想法充满着“神话和神秘色彩……表达的是关于来世而非现世的情感”。［97］希特勒将这种对神话和神秘的强调利用到了极致。事实上，他把这些思想转化为制度，并使他自己成为许多德国思想家曾预言过的“神话式人物”。

    在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民族主义产生了第四个特点，即对权力和战争的推崇。当然，人们也能在其他国家发现对民族权力的极力鼓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么多有着完全不同生活轨迹的受人尊敬的领袖宣布强权即是公理，并宣扬对战争的道德证明；他们的言论在希特勒将权力、残酷和战争视为生存法则的号召中得到回应。例如，德国19世纪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坚信，“战争有着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民族的血统纯洁才得以保持下去……如同刮风使大海免于污染，而持久的平静则使海洋肮脏的道理——战争防止一个民族腐化，而持久的和平则使其堕落”。［98］

    尤利乌斯·朗贝恩最受欢迎的观点之一就是，对文化发展来说，战争是有创造力的并且是必要的。特赖施克在几十次的激情演讲中，用某种狂热的东西给战争套上光环，很值得希特勒借鉴：“战争是出色的政治科学……只有在战争中，一个民族才可称为真正的民族。……希望持久和平的想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战争正是我们能从中最清楚地探寻人类理性胜利的领域。军队，而非国会，是国家最有价值的机构。”［9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也同样满怀热情地看待战争的益处，他发现战争“是更高种族生存的外在形式”，并得出结论“国家是为了进行战争而存在”。［100］

    年长的冯·莫尔特克（Von Moltke，1800-1891）是著名的普鲁士参谋部的长官，尽管对政治不感兴趣，但通过他极高的威望来支持这一教义，即战争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有益的原则，他从侧面影响了政治的发展。他的话被牢牢记住和广泛地引用：“永久的和平只是个梦想，而且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梦想。战争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它展示了人类最崇高的美德[Tugenden]：勇气和自我牺牲，忠于职守和甘于奉献生命。没有战争，这个世界就会沉沦为物质至上的世界。”［101］

    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几年，德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就是冠以预言色彩的《德国与下一次战争》。此书1911年首次出版，随后大规模迅速印刷了七次。该书作者，曾经是特赖施克的学生，阐明了一个简单的主题：“战争是第一位的生理需要。……试图消灭战争的努力既是愚蠢的，又是绝对不道德的……不值得人类去做。……”在标题为“发动战争的权利”的第一章，他引用歌德的“豪言壮语”结尾：

    梦想和平的一天？

    随他去做白日梦吧！

    “战争”是我们共同的呐喊，向胜利前进！［102］

    皇帝本人也对力量崇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沉醉于如此残酷的劝告。他在战争前夕发表的演说成为日后希特勒发布命令时借鉴的杰出典型。例如，在发动导致“二战”的波兰战争时，元首告诉他的指挥官们：“关闭同情之心门……残酷地行动。”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当德军被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威廉二世发布一些命令，将“野蛮人”（Hun）的称号赋予“一战”当中的德国士兵：

    不要饶恕，不要俘虏。无论谁落到你手里，结束他的生命！

    一千年前，阿提拉（Attila）国王领导下的“野蛮人”为他们自己起了这个名字。直到今天，这个名字在传统和传说中一直保持着魅力；这个德语名称可以成为一件能够施魔法的东西。……

    正在希特勒之前，皇帝已经提到屠杀那些反对他的人，并将征服战争视作保持德意志民族身心健康的良方。例如，1905年圣诞节期间，他向他的总理表达了如下的情绪：

    首先射杀、斩首和消灭社会主义者，如果必要的话，发动一次大屠杀，然后进行一次对外战争。但是提早发动，只能选择在最佳时刻。［103］

    泛德意志联盟在整个帝国社会传播民族主义和武力的狂热中，尤为活跃。联盟热衷于战争的程度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无论威廉二世如何努力，他也达不到泛德意志人联盟的好战水准。从1911年开始，他们的宣传机构一直称他为“胆小的威廉”（Guillaune le timide）。［104］

    联盟的计划与希特勒的并无实质区别。在克拉拉·希特勒正在哺育未来的元首的同时，泛德意志联盟成员正在宣扬他们关于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原则和征服东方并将“劣等种族”当作奴隶劳工的权利。他们也呼吁一位领袖的出现，确立独裁统治并排除祖国中的“犹太人的威胁”。

    当然，在“一战”前夕，在其他国家也有民族主义团体。但是没有任何社团宣扬一个带有鲜明的纳粹主义成分的纲领，也没有任何社团具有泛德意志联盟所产生的影响。在俄罗斯，泛斯拉夫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微不足道；在法国，德鲁莱德（Déroulède）被流放，他的爱国者联盟被宣布为非法。相比之下，正如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所指出的，泛德意志联盟的纲领和战争目标已成为帝国政府官方的战争目标。

    泛德意志联盟是在1890年9月由颇有影响的政治家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创建的。在帝国期间，它的成员总数从未超过4万人；但是成员的名声都非常显赫，就像一个包括了德国的学术、实业和政治生活各领域的“名人录”。在国会中有60位成员，包括最重要的编辑和出版商，大地主和大实业家，著名的科学家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aeckel），还有历史和社会学家如卡尔·兰普雷茨（Karl Lamprecht）、迪特里希·舍费尔（Dietrich Sch fer）、马克斯·韦伯和其他许多人。1906年名单显示地区组织成员中有36%从事教育事业，而其中几乎60%的人都是教授。因而成员完全有资格完成联盟所认定的基本职责：用种族化的民族主义来“教育德国人民”。［105］

    当等待已久的战争终于到来时，德国知识界的领导人起草了“知识分子请愿书”（Intellektuelleneingabe），这份请愿书彻底地支持德国扩张主义（annexationist）计划，连联盟主席都说该计划与他的战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其中要求：德国应该保留它所征服的法国北部领土，德国军队应占领比利时；应“毫不留情”地要求那些战败国支付高额赔偿；德国应控制东欧的大片领土。在很短的时间内，1347名知识分子在请愿书上签名。共有352名大学教授（这些人组成了当时最大的独立教授团体）、252名记者和作家，以及158名牧师和教师。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的确也发动了一次较为温和的请愿，但是他只得到141人签名。德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和精神领袖都支持泛德意志联盟的扩张主义要求。［106］

    当然，在德意志帝国不只可以看到对武力的推崇，也有相当规模的和平主义者运动，它还是该国最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在理论上阐述了它对侵略战争的反对。然而，这么多年来进行军事扩张的要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它的支持者们又是如此顽固而强大。一位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在描述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的侵略倾向的发展方式时，问道：“连续性的意图和期望，连续性的风格和目标不都是很令人惊异吗？”［107］

    的确如此。

    社会军事化：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

    19世纪……在西方，军队是一种必要的魔鬼；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民族最大的骄傲。

    ——格哈德·里特尔

    理解德国人世界观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军队的整个精神已经完全深入到民间生活。

    ——维尔纳·布鲁克

    德国人生活中残酷而全面的军事化只有在第三帝国才成为现实。然而，过去的一切是希特勒时代的序幕。因为帝国军队在影响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时，对“德国状况”起到重要而有害的推动作用。1933年，希特勒提到，没有军队和它的传统的帮助，他不可能掌握权力，他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

    普鲁士军队的辉煌业绩，以及从弗里德里希大帝到布吕歇尔（Blücher）、沙恩霍尔斯特（Scharnhorst）和莫尔特克这些英雄人物一直受到德国人的称颂。但是随着第二帝国取得的显赫的军事胜利，1871年以后军队施加于全社会之上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变得更加明显。

    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施克极力支持对军队价值观的褒扬。他给那一代人做的演讲都是关于“战争的崇高”，绝对服从的义务，和“德国军官团”是“从地球上精选出来的人类最卓越的部分”之类的内容。威廉二世皇帝夸张地说，他从未读过德国宪法，而是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名望来赞扬军队并污蔑国会：“士兵和军队，而不是国会的决议，使整个德意志帝国聚合在一起。我信任军队。”在谈及非军事化的人们时，威廉习惯使用一个独特的短语：他们是“懒散的公民”（schlappe Zivilisten）。他相信，禁卫军的任何一名军官都是“美德和知识教育的完美典型”。［108］

    为强调它本身在社会上备受推崇的地位，德国军官团进行了独特而且成功的努力。在德国军官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键区别就是“荣誉准则”，荣誉准则主要通过决斗体制和它所提供的“令人满意”（Satisfaktionsf higkeit）的特权保持下来。人们感到，一个拥有那种荣誉的军官必须捍卫这种荣誉，相反，一个没有荣誉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去捍卫。这意味着，比如，如果一个工人不“令人满意”，一个军官就可以侮辱他而不受惩罚。到世纪末，尽管出现了对愚蠢而残酷的决斗的抗议活动，但是决斗仍然在大学和军队里风行。决斗的伤疤——无论是真的还是自己弄上去的——一直是荣誉的标志，并持续到“一战”以后。

    那些掌权者实施的训练和公开发表的言论导致的后果是，帝国军队的军官们被鼓励相信他们高居于国民政府之上。他们既不是向国家，也是不向宪法，而是向他们的最高统帅宣誓。据说，军队是“国中之国”，但是不止于此。帝国将军汉斯·冯·席克特（Hans von Seeckt）也许更清楚地表述了军队的地位。这位将军曾经担任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中过渡时期的司令官。他在他的《战士的思想》（Gedanken eines Soldaten）一书中总结道：

    我试图从一种纯政治角度来论述我的题目。从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看，“军队”一定是“政治的”，即应该领会国家的理念。但是从党派政党的通常观点看，军队一定是非“政治化的”。我呼吁所有的党派“不要干涉军队！”。军队服务于国家，而且只有国家，因为军队就是国家。（注：希特勒掌权后出版的席克特的一本书的一个版本中，“我呼吁所有的党派‘不要干涉军队！’是我对所”（“‘hnde weg vom Heer!’ich rufe allen Parteien zu”）这句话被删除，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比较第一版（柏林，1921年）和评论版（莱比锡，1935年），116。）

    军队领导成员对国会的蔑视，国会自身也用辛辣的词语表达出来。老冯·奥登伯格雅努强（von Oldenburg awf Januschau）老先生告诉他的国会追随者们说：“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总是会对任何一个中尉说：‘带上十个人，摧毁国会。’”他的那些保守派的追随者立即站起身来对他的演讲回敬以热烈的掌声。［109］

    军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整个德意志帝国社会以多种方式传播。例如，军队确保，老兵在行政机构中享有优先位置。1897年司法部一半的职位都给了老兵，外交办公室尤其倾向于录用有前途的年轻军官。英勇的价值观和经验通过几十个老兵社团加以保持。屈夫霍伊瑟同盟（注：屈夫霍伊瑟同盟（Kyffhauser bund），是一个退伍军人和预备役人员协会在德国的组织。它得名自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巴得弗兰肯豪森附近屈夫霍伊瑟山473米顶峰上建的一座纪念碑。——译者注）到1900年也拥有成员250万，它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与民主作战。

    军队要确保德国的儿童学习军队的价值观。以类似于后来希特勒确立的青年组织的方式，帝国的少年儿童在12个军事化青年组织中接受教育。一位军事史学家总结道：“大约有五百万德国人与军队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10］

    除了通过单纯增加军队成员外，军队还通过在社会建立军队舆论来施加它的影响。在那些似乎是最不可能培养英勇的军队价值观的机构，如帝国的大学和各个会馆店堂，军队的价值标准也被体现出来。从柏林到慕尼黑的德国团体中，人们效法的偶像、学习的榜样都是军人和普鲁士军官。大学团体竞选的标准就是军事标准：决斗的能力。决斗被称为“Mensuren”，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标准就是他使用武力让人满意的能力。那些不能提供这种满意的人被称为“做工贼”（Finkenschaft），并受到歧视。

    军事的标准和价值观通过帝国社会的社会礼仪、等级、军阶和身份制度深入到市民生活。军国主义甚至进入了家庭厅堂，那里丈夫军衔最高的妇女就有坐沙发的殊荣，而那些丈夫头衔较低的妇女只能坐在小一些的椅子上。一位德国社会史学家就断言：“军队这部机器的观念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军国主义被恰当地称为将整个社会结构联结成一个实体的粘合剂。”在学校，在酒馆，在街道清扫中，在市长办公室里，人们会发现同样高的效率，同样严格的纪律，同样的等级意识。［111］

    强化德国人军事意识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建立预备役军官团。传统上，军官团一直为普鲁士农业容克地主所独占，在帝国期间，他们一直为军队提供军官。但是，现在从中产阶级中挑选的人有加入“民族的最大骄傲”，成为预备役军官的特权。社会地位具有相当重要价值，许多中产阶级父亲即使倾家荡产也要让他们的儿子加入一个享有盛誉的预备役军官团，以便成为“一个有特权的人”（Vornehmer Mann）。而自由主义者，犹太人或其他“不可信任的社会成员”是不能进入预备役军官团的。

    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注：楚克迈耶（1896-1977），德国剧作家，小说家。剧作有描写莱茵河畔农村生活的《欢乐的葡萄园》，描写一个侠盗集团首领劫富济贫、为保护老百姓同拿破仑占领军战斗的《绿林义盗汉斯》和嘲笑德国军国主义的《科佩尼克上尉》，后者以魏玛共和国时期为背景，描写一个囚徒出狱后走投无路，偶然得到一套军装，穿着它到处畅通无阻的故事。——译者注）的戏剧《科佩尼克上尉》（Der Hauptmann Von Köpenick）中对市民对预备役军官的态度做出了经典的描述。英雄倾听一个裁缝的评论，并赞同他的看法：

    不，您已经成为一名预备役中尉了——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是这年头非做不可的事——无论是在社会上混，还是干好你自己的事，无论干什么，博士头衔只是邀请信，预备役军官委任状才是敞开的大门——这可真是这年头最要紧的事！［112］

    德国名人生活中的两件小事就可说明一份预备役军官的委任状对他们的重要性。一位教授在他75岁高龄生日那天，即将被授予学者的荣誉。当被问及什么样的礼物会令他最快乐时，人们猜想他希望得到真正的“私人顾问”（Wirklicher Geheimrat）的头衔，但是教授先生根本没有考虑这一荣誉。这位博学的老绅士最想要的是从预备役的一级中尉被提升为上尉。第二个例子是，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认为，当他首次出现在国家议会面前时，身着预备役的少校制服最为合适。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市民都体现了一名帝国参谋军官评论的正确性：“市民的思想充斥了军国主义。”［113］

    英国和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态度的对比可以通过两个国家试图效仿的不同阶级显示出来。19世纪英国的贵族和皇室已经接受了中产阶级的标准和生活方式。维多利亚女皇成为“大英帝国头号资本家”。她的儿子爱德华也竭力做一名资本家。然而在德国，中产阶级既没有这样荣耀的地位，也无这样的自信。他们在本阶级之外寻求他们的社会准则，他们热衷于学习军队和德国贵族。

    帝国军队对德国人生活的影响跨越了社会价值观，进入外交政策领域。军队领导人完全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有权独自决定帝国的外交政策”。［114］1917年当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将军建立起事实上的军事独裁之后，军事精英成为德国实际的统治者。尤其是鲁登道夫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政治权力，日后在1923年与希特勒合作夺取政权时，他又试图削弱这一政治权力。当时在1917年，他决定了外交政策——授意同苏联签订条件苛刻的和平条约；他解雇了大臣和法官，并取而代之；他决定工资和工时；他选择皇帝的个人激励。简言之：“军队，如今的国中之国，俨然已经成为国家。”［115］但是军队为希特勒掌权做出的贡献远不只是树立一个专制政府的一般先例。最高司令部成员希望有一种特殊的独裁统治。他们的想法是如此鲜明的“原始—法西斯主义”（proto Fascist），使得希特勒的思想意识对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说似乎很熟悉。（注：最高司令部似乎赞同种族化的反犹主义和原始的民族主义以及最高司令部自己最终的统治权。他们要求一个以“民族共同体”为名的极权主义国家——一种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吸引大众但保留实业界和军界人士及农业贵族的特权。详见Martin Kitchen, “Milita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scist Ideology; The Political Ideas of Colonel Max Bauer, 1916-1918，”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8（September, 1975），216-219。）

    战争年代的军事独裁标志着俾斯麦第二帝国的实际终结，而且在很多重要方面，为第三帝国更为邪恶的军国主义铺平了道路。

    希特勒那一代人的家庭生活和教育

    德国人总在寻找父亲，事实上，[他们]对国家的理解，普遍来自于对家庭模式的理解。

    ——沃尔夫冈·绍尔（Wolfgang Saner）

    家庭生活和人们接受的公共教育在塑造希特勒那一代的思想观念和态度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德国人在第二帝国的全盛时期出生和长大，经受了“一战”德国失败的苦难，成为希特勒运动中庞大的核心力量。希特勒运动对这些康拉德·海登所称的“无根无祖的一代”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那一代人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家庭经历惊人地相似。一位高高在上的父亲主宰家庭；母亲则像克拉拉·希特勒那样被限制在厨房、教堂和孩子身上，当她努力去保护孩子免于令人敬畏的“父亲大人”的要求和惩罚时总是徒劳无功。

    尽管概括任何一个国家的家庭生活模式显然都是很不可靠的，但是对德国家庭，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两个观察性的结论。研究比较家庭生活方式的学者们认为德国的家庭比其他国家的家庭更倾向于专制主义，而且这种专制主义价值观持续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长。通过对许多童年经历了帝国、共和国和纳粹党统治时期的不同年龄段的群体的访问，一项缜密的社会学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76年间（1870-1946），德国家庭生活的基本前提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116］

    “Ehrfurcht”，用来表达传统上对家庭中的父亲的恰当态度的德语词，现在被正式译作“尊敬”。但是它的含义并不止这些，因为很严格地讲，它综合了两种含义“敬重——恐惧”。这种观点的持久力量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即使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瓦解之后，1946年受访的两千名德国人中的73%还是同意下面的说法：“父亲的话仍然是家庭不可变更的法律。”

    人们期望顺从的母亲将她的一生献给“Three K's”，即孩子、厨房和教堂。（注：Three K's（Kinder, Küche, Kirche），德国谚语，用来形容19世纪妇女的社会地位。——译者注）她应该显示出对孩子的爱护与关心，但是她不能干涉父亲决定家庭事务和控制家庭成员的特权。“二战”后，70%的德国妇女都形容“在父亲惩罚儿子时进行干预的母亲”是“坏妻子”。

    德国家庭生活的另一些特征也应特别提及。德国人有种倾向，即坚持固定模式，而当被迫离开曾经所处的位置时，会感到不适。德国父亲感到很难承认错误，或在讨论中放弃自己的观点。如果那样做，就会被大家视为女性般的软弱。通过坚持让孩子达到他所要求的期望，父亲在表明他的男性权威。由于孩子害怕失败，他们便不断反复而强迫性地做好自己的家务事以免犯错。

    服从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美德，但是它也是一种防御手段。在幼年时期，德国人就知道，顺从是和父母建立安全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他往往会在服从权威时感到惬意而在拥有太多自由时反而感到不自在。鲁道夫·赫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是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司令官，他强调了服从在家庭训练中的重要性。他在对同辈的许多人讲话时强调清洁的美德：

    我总是坚持洗衣服，洗澡……我对水的热爱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的父母教导我要尊重和服从所有大人……我必须立即服从我的父母、老师和神父们的愿望和要求，这种强有力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重复。……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我是在这些基本准则熏陶下长大的，它们已成为我血肉的一部分。……从童年时代起，我就被灌输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每一件家事都要求尽心尽力去准确地完成。……我的父母尤其注重要求我严格地遵从他们所有的命令和愿望。

    赫斯提供了他遵从指令的资料证据：

    在1941年六七月间到1943年年底，我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我个人安排了……200万人的毒气死亡。［117］

    “Ordnung”（秩序）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德语词。对秩序的尊重不仅要借助惩罚的威胁，也要通过礼仪教给孩子。孩子学习时要一直将手放在桌子上，而不要不礼貌地放在大腿上；要仰着睡觉并将手放在被子外面。与秩序密切相关的是清洁，而孩子们被教导要将纯洁与清洁紧密联系起来。他们要记住，肮脏（schmutzig）就是不好。因而便产生了这样的关联：秩序与清洁，邪恶与肮脏。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得出的推论，即认为金发碧眼的白皮肤德国人比其他人种更纯洁——因而比那些混血的人种，那些不纯洁的、肮脏的、劣等的坏蛋要优秀。

    家庭经历特别看重身份与等级。军事传统强化了对等级秩序的尊重，但这种秩序很早起源于家庭生活。一个孩子在家庭中获得的地位不是依据他的年龄、相貌或身高体重，而是看他是否赢得“可爱孩子”（Lieblingskind）的称号。当他入学时，学校会根据他的表现安排他的座次，从后往前排，最高等级在最后一排。十岁时，决定他一生社会地位的时刻到来：他或者成为精英集团的一员，将来上大学并拥有体面的职业，甚至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博士头衔，或者成为“群众”，领取国民学校结业证书而结束他的学习生涯。

    德国人等级意识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似乎是因为它能极大地鼓舞人心。父亲知道他能对他的家人要求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是父亲。妻子和儿女确切知道他们的义务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为妻子儿女。

    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强烈感情都在家庭中得到发展。儿子对待父亲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但是他知道当他成年以后，他可能会采用专制的父亲曾经对他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孩子。因而这一方式长期延续下来。最初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态度，反映了德国人生活和文学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四分五裂”（Zerrissenherit）是在描述德国人性格特征的文章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被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弄得内心矛盾、四分五裂的感觉。许多德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都对这种对立的冲突产生兴趣。歌德曾谈及“哎呀，我的胸膛中有两个灵魂”；这种矛盾论点的冲撞也推动了黑格尔体系的发展；尼采则根据阿波罗神的和谐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乱对比来思考问题，并高呼“极端的魔力”。德国的政治理论倾向于嘲弄中庸，不是号召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就是号召起来革命推翻它。人们所熟知的典型德国人，是既具有情绪化的浪漫主义，又有冷静的高效率特点，早期的家庭经历通过强调父母对待子女的不同态度，似乎很可能促成了这些特点。父母态度如此迥异，以至于孩子很难把自己的两位家长同一化。然而，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会导致冲突情感的激化。一个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方式就是在两者之间轮流交替，以至“有时[孩子会]像他那专横好斗的父亲，有时又会模仿他那温顺慈爱……的母亲”。［118］

    希特勒对德国人有号召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利用了在传统的专制家庭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尤其是，他许诺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这是在德国人普通家庭中人们习惯遵守的同样原则的典型。他许诺，如果他们授予他权力，他会给他们带来安全、工作、食物和衣服。他将让自己变成能激发敬畏（Ehrfurtcht）和服从的德国人的父亲形象；他承诺建立一个血统纯洁的清白的大家庭，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会联合所有德国人，把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因此，他那具有独特吸引力的口号是：帝国的收容所（Heim ins Reich）。同许多德国人并不喜欢的自由相比，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希特勒提供了权威性的安全保障。“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既不荒谬也不危险，只不过是在领袖与民众之间自然而然的安排；一种从家中的童年时代、校园时代、工作阶段、军队服役时就早已习惯的情况。”［119］

    强调这种父亲式人物的吸引力，不仅仅限于社会学研究。一位政治史学家沃尔夫冈·绍尔（Wolfgang Sauer）已经注意到，他的德国同胞是怎样被一种祖国的家长式思想所深深吸引。“从俾斯麦到阿登纳，德国人总是在寻找父亲，的确，德国人的国家理念普遍是依据家庭模式而确立起来的。”［120］

    德国的教育体系强化了在家庭中首先学到的基本的价值体系。训练倾向于专门化，几乎并不在意如何教育“完整的人”。例如，只有“对公民义务的最基本的准备”。［121］

    公立小学倾向于强调路德关于两个王国的二元论：诚实、节制、顺从、同情与合作等个人的美德并没有转化为对自治政府来说很重要的公共价值观和公民义务。相反，在家庭，孩子们被教育去服从权威，而不是参与决策。

    极其挑剔的人本主义的文科中学（Gymnasium）也鼓励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的冷淡。人本主义课程确实强调普及文化教育和“全面人”（universal man）的理想，但不是有公共精神的人。事实上，文科中学的研究生认为他自己是文化精英中的一员。他使注意力的焦点远离肮脏的政治世界，而集中于德国精神的崇高之处。

    在鼓励非政治性态度的时候，帝国的教育体系也培养了对权威的服从和当时任何西方国家的学校里所能发现的最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确，当时，年轻的法国学生也被灌输了关于法国历史的荣誉感和丧失阿尔萨斯洛林的民族耻辱感。一位来自美国的法德教育评论家发现，在1914年前的十年间，法国教育中没有他在莱茵河以东所发现的那种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他的结论在著名的历史学家为公立学校编写的广泛使用的教材中得到证明。的确，拉维斯（Lavisse）的《法国史》（L'Histoire de France）鼓舞学生不要忘记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并说法国人应该准备好应付来自德国的进一步侵略，但是其基调并不是好战的。奥拉尔（Aulard）和德比杜尔（Debidour）在他们写的普及的教科书《普遍历史观》（Notion's d'histoire générale）中更低调。在强调自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光辉历史时，作者们提醒军国主义的危险，并认为民族主义是好战主义的危险化身。他们说，未来的战争将会非常恐怖，而人们则应该培养一种1789年的伟大原则所倡导的国际兄弟般的友爱精神。因此，法国的爱国主义受到力量很大的绥靖主义的彻底制衡。［122］

    相形之下，德国学校的儿童更倾向于接受民族主义和战争的刺耳宣扬。同一位美国评论家总结道：“在德国教科书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接近和平主义的东西。……相反有一种培养军国主义和夸大的种族主义意识的倾向，这一种族意识是德国教育体系的特征之一。”公共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和阅读材料选取了阿恩特、克莱斯特和特赖施克等种族主义者著作中的情感激烈的部分。“日耳曼王国”（Germandom）的思想将远远传播到欧洲以外，申克科赫（Schenk Koch）写作的《历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e）一书，被广泛应用，其中对美国内战的分析中显示了这一点。该书教导德国儿童，北方胜利的原因是因为“北方人的祖先是德意志人”。德国人也鼓励孩子们相信，在美国内战之后的几十年间，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仍旧认为他们是德国人，而且“更深切地意识到他们的德国精神（Deutschtum）的根源，以及他们与统一的祖国的关联”。［123］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德国年轻人都欣然接受德意志帝国的家庭、学校、社会灌输给他们的价值观。事实上，最影响“一战”前十年出生的那一辈人的个性发展的经历是参加青年运动。这场运动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对人们所接受的传统价值观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对民主政治取代独裁政府并未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它鼓吹对神秘的民族主义的信仰，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血统纯洁的“民族共同体”，并坚信即将出现的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

    1897年，当一位名叫卡尔·菲舍尔（Karl Fischer）的教师开始了每周带他的学生去边远偏僻乡村游说的活动后，青年运动便不声不响地开始了。菲舍尔被称作“领袖”，他的年轻追随者们都以“万岁！”（Heil!）问候他。自1901年这个小团体扩展为候鸟协会，十年之内，该运动席卷了德国。

    一幅描绘德国青年运动的最引人注目的画面表现了一群被晒黑了的北欧人穿着皮制的短裤在丛林里游荡，高唱“海盗之歌”（Landskechtslied）。对这些漫无目的的探险队（Fahrten ins Blaue）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时节是夏至。朗贝恩是该运动的赞助者之一，认为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独特的日耳曼人气息。

    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情景：经过一天的跋涉之后，在黄昏时分，领导人发出信号，于是他的队伍停了下来，燃起一堆篝火。他们静坐下来，聆听“来自森林深处的声音”，感受人类灵魂深处神秘的震颤。当有人开始背诵某位受人喜爱的作家的篇章，他们紧绷的年轻面孔便容光焕发。这些作家包括朗贝恩、拉加德、尼采，或许还有斯特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他早在1907年就申辩道，“民众和高级委员共同期盼此人！——他的行动！……也许多年来睡在你们监狱里的杀人犯中间会有人脱颖而出，实现伟业。”群体中那个清楚地听到远方召唤的人，会一跃而出。像他的同伴那样，他坦白自己对政治的鄙视，因为他也以“非政治”为荣。然而他的演说肯定了两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带有青年运动和纳粹主义的特征：服从领袖的渴望和行动的欲望——只是为了行动而采取行动。他高呼：

    领袖，领导，那是我们的需要；还有服从和无以言表的伟大行动。……领导应围绕在会议之火旁进行讨论。……新的宗教应是无声的。……信念一定隐藏在黑暗中。……

    我想战斗，赤身裸体做人，手中仗剑泰然自若；身后，有流星向西坠落；身前，有风吹草动，兄弟们，这就足够了，行动吧！话已出口。［124］

    正如他们之后的纳粹主义者一样，青年运动者发现，很难清楚地表述“领袖原则”的概念。当时的一本小册子做出如下描写，可以获悉神秘主义的部分内涵：

    领袖就意味着要指出目标，引领道路，唤醒意志和力量，完满地实现它所渴望的理想。[Führer sein heisst Küder des Zieles, weiser des Weges, Wecker des Willens und der Kr fte und ein Vorbild seines Wollens.]［125］

    战前青年也强调与个人权利相对的民族的神秘关系。在有关该运动的文学中反复吟唱的片段就是后来为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用的词句：个人什么也不是，民族才是一切。对民族共同体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争取在帝国得到表达的民主秩序的抨击，进而导致了种族主义。

    渴望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年轻人，并不能精确地给这个词下定义，但是有几点很明确。这种“新秩序”不会是自由民主式的，也不会是马克思主义式的。相反，它是一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强大的领袖才能把所有的德意志人联合到“真正社会主义的种族社会”中；而犹太人则被排除在外。［126］

    在营火旁回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词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国”（Reich）一词。年轻的崇拜者们不想用一个定义来玷污这样一个神圣的概念。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们梦想的“新帝国”（Das neue Reich），“既不是路德的上帝的国度，也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德国，尽管它包含了二者的元素。相反，它只是新一代德国人的新观念的象征。……”战后，这个词又被拾了回来。20世纪20年代，一个青年组织将它的期刊命名为“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另一个青年团体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作者期待从令他窒息的民主中解脱出来：“我们用慧眼寻觅，以心灵效忠，凭誓言担保。……我们执着地深信：清算的那一天终将到来。……”［127］

    公正地讲，我们必须指出战前的青年运动也有其他倾向。一个倾向是以高度的理想主义和宽仁的善意为特征的。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斯特（Fredrich Wilhelm Foerster）对这一倾向给予了精确的表达：

    青年运动是盛开在德国冬天冷硬的雪地上的雪花莲。……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是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复归，德意志民族的灵魂又回到它最优秀的传统中。［128］

    然而从史实看，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追逐权力的好战分子，而不属于成为德国冬天坚硬的冰雪地上的雪花莲的那些人。在令成千上万德国人记忆深刻的年轻时代里，影响他们的并不是运动的温和方面。

    一个在候鸟协会表现活跃，后来参加纳粹组织的年轻人显示了他童年经历与他后来参加纳粹党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都知道，高中时代我们都参加的青年运动是革命性运动的开端……这一运动在希特勒更为无情的革命运动中达到极致。”［129］

    然而，那残酷的革命还在等候着希特勒。同时，希特勒那一代人将开始他们年轻时代最惊心动魄的经历：一战中的“挖战壕战争”。

    第三帝国的诞生，1918-1933

    所有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德国需要的人都在等待救世主［Erlösor］，千万颗心灵带着最强烈的渴望，在想象他的模样，千万个声音在呼唤他；唯一一个德意志魂魄在寻找他。

    ——库特·海塞（Kurt Hesse）（1922年）

    那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你们已经发现了我。在数百万的人群中你们已经发现了我！我也发现了你们！那是德国的好运！

    ——阿道夫·希特勒（1932年）

    德国在“一战”中的经历与战争后果对后来希特勒在政坛上的崛起具有重大意义。战后德国社会处于混乱和充满仇恨的状态，整个社会渴望复仇，并在寻找一位救世主，他将取代被唾骂为叛徒和无能者的共和国政府。希特勒将他在维也纳那些日子开始产生的、以憎恨和种族化的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植根于这个社会的肥沃土壤中。战争中的战役和战后年月，为希特勒提供了“新人”，他们成为了纳粹主义的先锋。

    “一战”的遗产：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新秩序”

    在为我们的民族生存而战的斗争中，1914年的新思想诞生了，它是德国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观念，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

    ——一名德国士兵（1918年）

    就在希特勒死后不久，在“二战”废墟中，当时在世的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写下了一篇思想深邃的文章，试图回答自己提出的令人痛苦的问题：“每个人都能完全理解在第三帝国的12年间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恐怖灾难吗？”［130］梅内克断言，希特勒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把“一战”的两大遗产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他以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自我标榜，这两种主义是当时欧洲历史中最强大的力量。

    在20世纪前叶，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在欧洲崛起。长期战争总动员的要求和战争后果导致的社会和经济混乱，产生了极为庞大和复杂的问题，以至于19世纪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均以“战时经济”或社会主义，或者战争状态中出现的异常为名加强了政府的支配与控制。无论是在战胜国，还是在战败国，对战争的狂热与对和平的失望所强化了的民族主义决定了当时的内外政策。

    凭借他对那个历史时刻民族情绪的显著洞察力，希特勒给心神不定的德国人提供了某种无论是政治上的右派还是左派对手都无法提供的东西。共产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宣称他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党是战后德国唯一承诺要为两个派别提供好处的群众政党。他以一种既极端又保守的计划把整个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综合起来。他给他的运动确定的名称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敏锐力，他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

    早期的极权主义是战争的另一个遗产，希特勒对其加以利用并把它发挥到可怕的极致。20世纪的极权主义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之一是拒绝中庸而酷爱完全（彻底）的思维习惯。当人们倾向于以确保“彻底胜利”的“总体战争”和“总动员”来思考问题时，这一传统在“一战”中被发扬光大。然而，《凡尔赛条约》带来的似乎是彻底的灾难而不是希望的胜利，于是德国经历了一次可怕的思想真空——极权主义理论努力去填充的真空。希特勒，本世纪最著名的“极端简化者”（Simplificateur terrible）对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吁巧妙地做出了回应。

    极权主义也专门研究了通过对群众情绪的有计划操纵来控制群众的技巧。在战争期间，民族国家再度发现了来自修西底德斯（Thucydides）的古代智慧：“战争中，理性是第一损失（casualty）。”所有国家都大规模地运用非理性的力量去号召民众。各地战争宣传都强调民众精神上的忠诚：热爱国家，毫不犹豫地献身于国家，强烈地憎恨敌人。

    随着死亡和毁灭的可怕代价的增加，在年复一年的痛苦经历后，每一个好战分子试图通过宣布自己理由的完全正确性和敌人的绝对邪恶来为屠杀寻找借口。人类亲眼目睹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憎恨总动员”。这是“全国范围内对民族情绪进行系统控制的第一次现代尝试”。［131］

    希特勒沉迷于这一过程。在《我的奋斗》中，他显示了他认真研究操控群众中学到的东西。他专门为“战争宣传”写了一章，并总结道，“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显示出正确运用宣传会导致怎样无比重要的结果”。［132］他打算有效地利用那些经验教训。

    对民众情绪的系统控制还存在另一种方式，该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帮了极权政府。因为与专制政权的古老形式不同，现代极权的特点之一即是从群众的支持和赞同中获得政权的合法性。［133］战争呈现了一个在第三帝国将得到完善的观念在早期的清晰发展：群众的“自愿强制”（voluntary compulsion）。在战争时期，这一短语与实现爱国主义的责任感相关，在希特勒时代，当国民被迫对一种专制形式表达自愿而狂热的赞同时，这一短语就变成了对压迫的一种预示性的委婉表达方式。被希特勒制度化的“自愿强制”混淆了人们区别自愿与强制的传统看法。通过熟练运用恐怖手段和“高超的宣传技巧”，他获得了对民众的强有力控制，以至于他们不仅顺从压迫，而且以高声呼喊来表示他们的赞同。

    “全民总动员”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它使政府规范了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尽管所有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政府的干预那么全面和有效。在德国，这种体系被称为“战时经济”或战时社会主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写道：“从1914年相对自由的经济状态起，1918年德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政府的控制与支配覆盖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先例对未来是重要的，纳粹党的经济体系主要是从战时经验获得了重要启迪。［134］

    因此，从1914年到1918年，德国人体验了纳粹极权主义政治的三个本质要素：全体效忠；强制并支配公民生命财产的国家权力；以及将合法性建于民众意志基础之上的全新形式的独裁政府，该政府用高明的技巧控制着民众意志。

    此外，在每一个好战国家都曾盛行的极端主义，似乎在德国产生了特别的毒害，其表现是，在德国已有一种屈从于“永远的非此即彼（不是/就是）”的倾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它导致的直接后果中，异性相吸尤其能被体会。伴随摧毁一切社会体制的冲动，拼命挣扎和绝望的感觉与过分自负的期望，即一个“新秩序”会解决德国所有问题的希望相互斗争。哪种态度也无益于正在挣扎中的年轻共和国。

    1918年德国惨败之后，许多德国人开始期待由尼采所描绘的毁灭的实现。他们从失望转为愉快地期待：革命会建立一个爱国者梦想的、长久期待的帝国。在失败和革命的那段黑暗日子里，人们以不平常的热情重述一位新的巴巴罗萨即将到来的不老神话。战争的经历也以其他方式培养了这种孩子气的想法。只有一个辉煌的新社会的到来，才能证明战争带来的绝对恐惧和巨大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个新社会将继续保有战争时代同志般的奉献与合作。战时的经济动员推动了爱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人们希望在新秩序中有这种爱国的社会主义。在新秩序中，“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为一个新德国的经济和道德大厦奠定了物质基础”。

    回顾起来，战壕中的士兵，也为树立所谓的“前线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秩序，起到精神上的促进作用。因为据说在前线，士兵经历了一种“彼此之间亲密而温暖的感情。民族（Volk）的所有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感觉……一个所有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差别变得完全消失或者毫无意义的共同生活”。一位作家将这种“战壕里的社会主义”视为一次真正的革命——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回应：“在为我们的‘民族’的生存在而战的过程中，1914年新的思想诞生了，它是关于德国人的组织，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135］

    对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秩序、新帝国和“民族共同体”的确立来说，信念是伴随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建立起来的。1918年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极像从前的浪漫主义者——渴望一个新宗教的诞生：“德国民众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组织：日耳曼圣体（the corpus mysticum Germanicum）”。在这个新宗教里，罪和责任的概念将被集体化。“我们不是作为个人在上帝面前接受裁判，”一位新浪漫主义者写道，“而是作为一个命运的整体，种族和血统的整体去接受裁判。”［136］

    当希望与期望的呼声越高，魏玛共和国的苍白现实似乎越来越令人唾弃。诞生于失败与民族耻辱中，踯躅于经济和心理重担下的魏玛共和国太软弱而无法承担重任。

    “新人”与“十一月罪犯”相比

    “一战”促使希特勒的极权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它也为他的运动提供一种特别的人才：新人，他们像希特勒一样在西线作战，形成纳粹党领导集团中压倒性的大多数。［137］

    1914年一个很快就牺牲在马恩河畔沙隆的年轻法律系学生，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

    啊！我终于接到了命令。明早八点，我就去报到……我们一定会赢……在志在必得的意志面前没有其他可能。我亲爱的家人，自豪吧！你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家，你们有权送自己所爱的人参加这场辉煌的战斗。［138］

    因而，那个不为人知的奥地利志愿者，充满着狂热的激情，跪在地上，为战争的到来感谢上帝，并不是个例外。数以千计德国青年欢呼战争的到来，并热切地抓住保卫祖国的战斗机会。人们深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即使是和平主义诗人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那时我感到骄傲，我终于成为一名士兵，一个有权为祖国而战的人。”［139］

    当欢呼歌唱的人群出发去前线时，只有一个想法在困扰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将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结束，他们也许来得太迟而无法分享这一光辉时刻。当战争年复一年拖下去时，年轻的激情消失殆尽。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战地日记记录了一个可怕的转变。作为一名敏感的理想主义志愿者，当看到散发着臭气的腐烂尸首时，他感到恶心不已。在一个可爱的四月天里，他用诗写下他的同情：

    我相信，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天

    本打算让我们做些比杀戮更好的事

    在两年的战斗生活中，那个19岁男孩被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刽子手，一个身有20处伤口的老兵，一个功绩勋章（Pour le Mérite）（注：功绩勋章，英语作Order for Merit, 1740年弗里德里希大帝所设置的普鲁士功勋勋章，分为军功章和科学及艺术成就勋章两种。——译者注）的骄傲佩戴者和风暴大队的指挥官。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后这本回忆录出售了数万册）：

    愤怒、酒精、嗜血召唤起我们情感的骚动。我被一种愤怒燃烧着，这愤怒抓住了我——抓住了我们所有人——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一种无法抗拒的要杀人的欲望使我胁生双翅。愤怒使我眼中淌出更痛苦的泪水……只剩下最原始的冲动的力量。

    而且他宣称他所说的“新人”（New Man）在西线战斗中诞生。既然我们在自由军团和纳粹主义中一再看到“新人”，我们最好也介绍一下：

    这就是新人、风暴战士、中欧的精英。一个全新的种族，狡猾、强壮、极富目的性。远在他们背后等待的……国家内部已被新人的攻击弄得四分五裂——新人是为战争所证明的勇敢的人，既对自己也对他人无情的人。战争不是结局，它只是对权力的呼唤。它是一个熔炉，将世界打造成新的形状，组织成新的团体。新的形式要用鲜血来锻造，权力必须用武力来争夺。［140］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新人”的态度是“一战”德国士兵态度的代表。在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Qn the Western Front）中，可以发现用来挽救荣格尔的解毒剂。但是雷马克在以后的时代才流行起来。他不是在战争刚结束那些年里德国老兵的代言人，他是从相对和平的1928年开始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代言人。［141］

    面对1918年的战争失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德国人毫无准备。爱国者四处散布这样的故事，即军队从来没有真正在战场上被打败过。相反，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一样，祖国被出卖，中了“十一月罪人”的暗箭，即被那些国内的犹太叛徒和其他革命者出卖。这个故事很神秘。有些事情一再被指出，早在革命之前，最高指挥部便已认输；在战争年代，它施加了对文官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最终，是鲁登道夫将军强迫一个不愿意这么做的文官政府去追求和平。然而传奇历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错的，而是因为它被认为是真实的。在诞生于耻辱和受伤的自尊中的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德国的爱国者相信，或开始彻底地相信，军队从未失败过。除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即士兵们不顾一切地希望人们相信这是事实外，另有两个因素也支持了爱国神话的制造者们：由军队设置的遍布各地的有效的宣传机构；共和政府试图通过谄媚来博得老兵支持的拙劣尝试。

    新政府颁布的一本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册子告诉士兵：

    一个新德国向你致意！……也许你没有作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胜利者返回……但是，你也不是被征服者，因为战争是按国家领导者［Reichsleitung］的意愿而停止的……所以请高昂你的头。［142］

    我们不难预测前线战士返乡之后的态度。他深信，在这场残酷战争中战斗了四年的军队，在背后受到了懦夫和国内和平主义者的攻击。

    “耻辱条约”

    在军队爱国者看来，通过签署令全体德国人唾弃的《凡尔赛条约》，共和国再次继续了它的叛国行为。1919年5月当该条约的条款公布时，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哀悼期，电影院、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被迫关闭。在“凡尔赛条约日”那天，全德国的学校都悬挂了黑旗。

    回顾这段历史，在德国民主失败和战后数年之内军事独裁崛起的根本的政治原因是德国人对这个“耻辱条约”（卖国条约）的反应。有着准确政治直觉的希特勒，在数百次激情演讲中，重复着这一不变的主题：祖国被出卖；“十一月罪人”对《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负有直接责任。“多少次，哦，多少次，”后来他苦想到，“我讲过关于《凡尔赛条约》的事情”。

    有一点也经常被指出，事实上，该条约并不像德国爱国者痛述中所说的那样苛刻，如果德国赢得“一战”，施加于协约国的条约会更极端地苛刻。在1918年2月德国抛给俄国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 Litovsk）中，可以发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根据该条约，德国控制了从北极到黑海的广大地区。德国甚至计划确立对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或许还有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统治。通过该条约，俄国丢失了25%的领土，40%的人口，70%还多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一位成员承认，“比这次更伟大的政治吞并”，很少有条约受到这样的广泛的欢呼。一家基督教权威报纸，《全国路德新教教会报》（Allgemeine Evangelisch Lutherische Kirchenzeitung），反映了举国的热情，摒弃了没有吞并的和平想法，并将该条约作为上帝对德国有着特殊意志的例证：

    没有吞并和赔款的和平！这是人的解决办法……但是，上帝要求另外一种方法……而且俄国最终不得不放弃那无数的战利品：800部机车和800辆装满商品和物资的车，上帝也知道我们需要这些。所以出于他最慷慨的恩赐——因为上帝是富有的——他给了我们2600门加农炮，5000挺机枪和200万发炮弹。他还给了我们来复枪、飞机、卡车和更多的东西。

    德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宣布的战争目的也证明，一个胜利的德国从失败的盟国中本应得到那种条约。战争目的不仅是征服东欧，还要主宰西部。比利时、低海拔国家和工业法国都会进入德国控制之下，英帝国和非洲的大片领土也会遭受同样命运。

    但是德国人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失利，指望能把威尔逊的调停和“无胜利的和平”的想法严格地加以应用。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胜利者信誓旦旦地表示保护“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实际上却忽视了德国居民的愿望，将土地让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答应公正解决对殖民地的所有权问题，但是德国的殖民地却被胜利者夺走。该条约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组织，而德国被排除在外。条约计划裁军，但是只有德国被迫裁军。条约最可恨的部分是231条，这一条要求德国承认很明显并非事实的东西：只有德国为挑起“一战”负责。德国受到封锁的威胁，直到她签署该条约。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德国人——全体德国人——认为他们被出卖了。如果有一个演讲能传达全国的态度，那个演讲就是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Count Brockdorff Rantzau）在接到《凡尔赛条约》的条款时所做的演讲。他拒绝做一名站在被告席上的忏悔者，仍旧坐着发表如下特殊的言论：

    关于我们失败和无能的程度，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我们知道德国军队的力量垮了。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憎恨有多么强烈，我们已经听到了胜利者愤怒的要求，作为被征服者，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作为有罪的人，我们必须受到惩罚。

    胜利者要求，我们要承认独自对挑起战争负责。从我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将是谎言。我们绝不是试图推脱要为“一战”而承担的任何罪责，因为它已发生——但是可以说，战争的发生，并不是德国一国的错误。……我不想用指责来回应指责。战争中的罪行也许不是不可原谅的，而他们是在为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犯下的……当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狂热之中，我们的良心变得迟钝了。那些因为封锁而在十一月事件中死去的成千上万的非战斗人员，是在我们的对手赢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之后被冷酷而有预谋地杀害的。当您谈及罪行和赎罪时，请别忘记这些。

    威尔逊聚精会神地听着演讲，克里孟梭愤怒得面红耳赤，劳合·乔治放声大笑，博纳·劳连续打着呵欠。［144］

    近代历史一个较引起人们兴趣的心理现象是德国人对待“战争罪责问题”的不寻常看法。德国人似乎完全沉迷于这个问题。在西方历史学家和盟国的政治家们放弃那个认为德国是唯一的罪魁祸首的站不住脚的观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人仍旧对这个问题痛骂不止：他们不断书写、思考、讨论它。［145］例如，1925年，一位德国图书出版商公布了一个书单，指出共有2300多本书的书名与“一战”起因有关。有一份名为“发动战争罪责问题”（Die Kriegsschuldfrage）的德国杂志，唯一的目的就是否认德国的“罪责”，通过控诉条约为德国辩解。这本杂志创刊于1923年，一直出版到1934年。对于那些愿意读一些轻松一点的作品的人来说，大众化的噱头使这一问题受到他们的关注。一位出版商为出售一种可以一页页撕掉的日历，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份日历每日用文字和图片显示，德国的掠夺……‘战争罪责’的谎言遭到日常标语激烈的反驳。”另一位企业家投资于使战争罪责问题大众化的事业，他出售玫瑰珠链，每一颗珠子都献给一位宣称德国无罪的“祈祷者”。为什么在每一位尽责的盟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不再谈及这一问题之后很久，德国人还一直纠缠不休？有一点应该强调，即德国人他们自己坚持用一种更刺耳的道德腔调来述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明显的难题再三带来问题并引发人们的深思。关于战争罪责的争辩具有一种惊人的大众化和长期化，其根本原因很可能出于心理因素。就像关于匕首刺背的传说一样，这一争论也不是通过理性论证来支持的。深切地执迷于这两个神话暗示了它们具有转移民族耻辱感和震惊感的重要心理功能。德国人并不为引起战争而感到耻辱，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是无辜的。相反，他们的耻辱来自于战争的失败。突如其来的、从未预料的、令人蒙羞的失败使德国人产生强烈的混乱、震惊和自责感，通过讨论关于战争罪责的指控和对它的公然否认，德国人转移了上述那种强烈的情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被热烈地讨论如此之久是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焦虑的真正原因——个人和国家的失败——转移走了。与面对失败的现实和失败的耻辱相比，去证明一个道德指控的错误是最容易也最令人舒服的。因而，战争罪责神话成了“匕首刺背”传说的一部分，成为维护民族自尊心的一种手段。它使德国爱国者深信，他们是这场无缘无故的侵略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和背后中了叛徒暗箭的英勇胜利者。

    所以毫不令人惊讶，返乡的老兵——战壕中的“新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充满了对共和国的憎恨。在众多的例子中，可以举出两个。一位在1914年还是十几岁的志愿者士兵，现在已变得内心坚强，他在1919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会在日记中记下……我不会忘记那些充斥着罪行、谎言和兽行的日子。……总有一天，我会把真相告诉人们，撕下所有脸上写满可怜和同情的人的面具。……［146］

    另一位加入埃尔哈特旅（Ehrhardt Brigade）的老兵，在波罗的海战斗，后来随希特勒在1923年行进到慕尼黑的统帅礼堂（Feldherrnhalle），在他激情似火的散文中表达了他的忠诚：

    从革命中诞生的政府——无论它给自己制定什么宪法，而且无论谁做政府首脑——永远是我们的敌人。它第一年的力量就是卖国、怯懦、撒谎、腐败、软弱和自私。……从革命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想法，我们未来十年的任务是：为了帝国！为了民族！打倒政府！结束民主共和国！［147］

    这就是那些在心理上还不能“复原”的老兵的看法。历史记录中几乎没有比这还要辛辣的讽刺：魏玛共和国竟然雇佣这些人去拯救它于危亡之中。

    革命——共和国——独裁统治

    这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产生了一个几乎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

    ——佚名

    德国第一次民主实验开始于1918年革命。如同革命一样，这是一个令人相当失望的事件，几乎缺乏民主这一思潮的所有特征。困扰其他政府的腐败低效，在革命前夕并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特点。而且德国的知识分子与其他思想家，如洛克、罗斯福、杰斐逊、赫尔岑或毛泽东不同，他们并没有背弃政府，仍然认同政府。通常情况下，革命往往是急速转向极左。但是这次革命却是逐步向左转。这是一次没有喜悦、没有歌唱的革命——或许是历史上唯一没有歌声欢呼的革命。

    一般而言，成功的革命要有革命者，然而新政府的领导人中没有这样的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行为举止看起来仍像过往成功的小商人——是革命共和国的领袖。1918年11月9日共和国被宣布违背他的意愿。五天前，他恳求军队去挽救君主政体。因为他相信这是革命的唯一选择。五天后，他又开始痛恨这个想法：“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做。”他在事件前夕说过：“我憎恨它，如同我憎恨罪恶一样。”［148］

    从真正意义上讲，1918年没有发生革命。确切地说，政治变化发生在最高层，毕竟总统取代了皇帝。但是基本的社会制度和价值模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注：当德国人拒绝将新政府称为“德意志共和国”时，他们表明了自己力图避免变化和保持一个词语的魔力的深切愿望，因此，他们选择“德意志帝国”。因而正统的宪法主义者认为第三帝国实际开始于1919年，那时确立了一部新的宪法，而认为第三帝国并非始于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控制着帝国和极力促使“德国状况”出现的力量仍旧困扰着共和国；军国主义思想仍旧在全国盛行；革命没有动摇容克贵族和鲁尔财主的地位，这些贵族仍然控制着工业、银行和农业；在中央和地方，在外交和法律部门，帝国的官僚机构未被触动；知识分子们仍旧“唾弃政治，嘲弄国会”；专制家族和学校继续向孩子、学生灌输不利于民主而利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

    总之，从革命肇始，民主前途堪忧。即使在常规军队被解散后，艾伯特总统认为必须召集充满种族仇恨的战士——自由军团——去保卫他那并不稳固的政府，以免受左翼叛乱的攻击，情况也并未好转。当时左翼叛乱分子席卷德国，并在德国一些主要大城市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作为纳粹主义前锋的自由军团

    到1919年夏为止——当时希特勒还是无名小卒——“自由军团”已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未来纳粹人才和精神的最大源泉。大约50万名强壮的、具有自己风格的“海盗”以疯狂的暴行粉碎了从鲁尔到波罗的海，从汉堡到慕尼黑的左翼分子运动。经过战斗磨砺的老兵和因为年纪小而未能参加“一战”的种族主义青年，之所以为共和国服务，并不是因为他们敬重政府——事实上他们蔑视政府——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钱、食物和同志友谊，以及战斗和破坏的机会。他们当中一人这样说：

    人们告诉我们，战争结束了。这令我们大笑。我们本身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使我们沉迷于进行破坏的诱人冲动。我们一进入战后世界的战场，如同我们过去在西线作战：当我们开始向前进攻时，我们歌唱，不顾一切，充满冒险的喜悦；战斗中，我们是沉默的、致命的、冷酷的。［149］

    自由军团的主要特征毫无例外地与希特勒的冲锋队相一致。首先，“领袖原则”在战前青年运动中发展起来，如今体现在两个层次。每个军团的指挥者通常被称为“领袖”（Führer）并成为体现所有英勇美德的偶像。“领袖”也是巴巴罗萨传奇的20世纪版本，一个抽象的象征。因而，1919年在波罗的海战败的黑暗日子里，一位自由军团成员写信告诉他的姐姐：“将来一天会有一个人出来领导我们——一个统一德意志精神和力量的人！相信我……那时，一切都会好转！”［150］

    第二，他们有一个不计后果的轻率愿望，即进攻，粉碎整个平庸的中产阶级世界。该运动公认的领导人对这一态度做了最为明确的阐述：

    “我们信仰什么？”你问。除了行动之外，别无其他。……我们是全身洋溢着世界所有热情的一群斗士；充满了行动的强烈欲望，为行动而欢欣鼓舞。过去我们想要什么自己并不知道，而知道的东西，我们又不想要！战争与冒险，激动与破坏。一股不确定的澎湃的力量在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涌动，推动我们冲向前去。……［151］

    第三，如同纳粹党人一样，自由军团成员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将自己献身于他们所谓的“种族的民族灵魂”（Volk soul of the race）的事业。他们是疯狂的种族主义者。

    第四，正如同代人一样，自由军团的战士们也梦想着一个新的德国，第三帝国。不过他们并没有对这样一个政府进行明确的政治规划。事实上，他们有意不这样做，他们的一个钦慕者暗示了理由：

    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第三帝国思想更具有高地居民（Oberl nder）的相关精神的了……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实现这样神话的强烈意愿——只要有人试图将其精确地定义，这一神话就可以转化成一个具体的政治纲领。

    同一位作者还对这个神话进行了部分解析：“在高地居民的歌唱中，常重复两个主题：神圣的民族根基和英勇的领袖阶层。这些主题一定是被这一共同体（Gemeinschaft）作为一种力量加以接受，这种力量能实现所有成员驯服的目标。”［152］

    从一个不那么抽象的层次上，一位自由军团领袖阐发了他的政治纲领，在这里举他的例子不是为了文字的优美，而是因为这些话是一个关注政治问题的“海盗”思想的真实反映：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去打败这些千夫所指的革命败类，让他们的头扎进他们自己的粪堆呛死他们。［153］

    那些“海盗”为希特勒的德国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消极作用是，他们极大地削弱了德国第一次民主实验的基础并摧毁了它。毫无疑问，他们把他们中数千名成员送上第三帝国权力的宝座。事实上，纳粹党领导集体中48.6%的人出身于士兵，他们积极参与了“一战”和战后的那些战役。［154］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发展完善的种族主义领导准则，建立劳动集中营和青年纲领的想法，以及政治宣传队的构想。

    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精神领域。他们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蔑视和他们对权力暴行的热爱是他们为希特勒帝国提供的主要财富。

    1919年瓦尔特·梅林（Walther Mehring）观察到自由军团的行动，写下一首著名的预言诗，后来成为德国最有影响的讽刺作家。他用《圣经》韵律，以讽刺手法描写了“海盗”的心理状态，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暴行：

    来吧，男孩们，让我们在……

    嗬、嗬、嗬中开始集体屠杀……

    气运丹田，把犹太人扔出去

    用我们的徽章和毒气……

    让我们出发到大众中去谋杀吧［155］

    反民主的机构的设立

    早期建立的机构，或是通过拒绝支持民主选择，或是以更积极的方式做出反应，为希特勒夺权之路扫清了障碍。

    军队支持希特勒，因为它将希特勒视作将群众军事化的有力工具。一位更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后来坦白地讲起他们在希特勒身上发现的价值，并暗示，纳粹军国主义思想，与军队的思想并无什么实质的不同：

    军队……认为希特勒正是能激起民众……对《凡尔赛条约》产生激愤的那个人，事实上，他的大力鼓吹与他们对权力的呼唤并无二致。……［156］

    当然，毫无疑问，无论指挥部产生什么想法，它都可以命令这个从前的一等兵执行它的命令。

    同时，希特勒得到军队下层更热情的支持。如前所述，纳粹党一半领导人员都是参加过“一战”或之后战斗的老兵。一位未经任命的军官在为数千名士兵阐明他们追随希特勒的理由时，指出：

    我们……既不是在进行了许多理性思索之后，也不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加入冲锋队的。是我们的感觉指引我们追随希特勒。我们心中自然思考的问题是：希特勒，您是我们的伟大人物。您的言谈像一个上过前线的[人]，像一个经历过我们曾经遭遇的人，您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不知名的战士。……［157］

    如果非要比较的话，那德国海军反对共和国的立场比陆军更坚定。一个偶然事件反映了它的态度。就在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他们是用纳粹标志来装饰头盔的——在1920年卡普暴动（Kapp Putsch）期间开进柏林推翻共和政府之后，海军立即收编了这个旅。［158］

    文官系统，过去曾忠心耿耿地支持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对待共和国却没有同样的忠诚。在政府各个部门，官员们继续酝酿民族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想。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这种人员和观念的延续性是引人注目的。例如，1929年在德国外交部的15个重要驻外使团中，只有一个（伦敦使团）控制在魏玛共和国任命的人手中——其他的都是由曾宣誓效忠于国王的人掌管，因此希特勒认为，无须变更人事安排来执行他的侵略政策。1933年，在赞同希特勒战争的九个外交使团的地区最高长官中，只有一个是后来纳粹政府任命的。［159］司法部内也未有任何变化。共和国接收了帝国的全部法律和它的法官。就像在这一时候德国著名法学权威指出的那样：“在新的政府（共和国）和老帝国之间，司法关系不是一种继承关系，司法系统仍是同一实体。”［160］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当时一些重要的官员认识到了希特勒的危险，但是他们的上级拒绝采取任何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例如，1924年，巴伐利亚警局建议：希特勒应被当作有危险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他们的报告是预言性的：

    一旦希特勒获得自由，他会……再度成为新的严重的公众骚乱的罪魁。他仍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持续威胁。

    该报告的结果就是，巴伐利亚国家律师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反对希特勒获得假释。但是巴伐利亚司法大臣弗兰茨·居特纳（Franz Guertner）干预此事，并命令撤销所有抗议。通过假释，希特勒被释放，也没有被引渡。居特纳在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的司法部长，并一直在任至1942年逝世。［161］

    事实证明，帮助希特勒掌权的官僚机构对他建立独裁政权也是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上万文官的技术支持和上百万民众的默许……共谋与沉默，而非拒绝与异议”（这正是希特勒独裁统治早期的关键年月里德国官僚机构的特征），希特勒根本不可能巩固他对德国的控制。［162］

    宗教机构也帮了希特勒。新教教会普遍敌视共和国。牧师们在讲坛上高喊反对“耻辱条约”，认为只有出现一位强有力的全国领导人才能废除该条约。随着希特勒的到来，他们继续他们的传统说法，将宗教宣讲限定到狭隘界定的个人忠诚，强调“内在的人”的义务，并从路德那些著名的重要言论中寻求启示，“政治不是教堂的关注所在”。许多基督徒开始毫不怀疑地接受希特勒的宣言，他的运动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布罗伊尔（Breuer）神父的话代表了许多基督教教友的看法，他说他加入纳粹党是因为教堂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支持者。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纳粹主义”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163］路德信徒发现很难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提出异议，因为它与路德关于犹太人的明确观点是如此相像。

    同新教徒的伙伴相似，天主教领导者也基本上是保守的，大部分是君权论者，对自由民主不信任。同新教徒一样，他们无法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而当面对他时，他们也无能为力。天主教教区传教士法尔坎（Falkan）神父的话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纳粹党上台执政，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能够为了教会同共产主义作战。……纳粹的反犹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对教会很有吸引力……是对在1920年不断发展起来的异教徒挑战的平衡。［164］

    有一点必须强调，在希特勒实行独裁统治之后，许多基督教神职人员个体——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反对纳粹党的残酷暴行，并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难。然而，在希特勒掌握并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基督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宗教史最可悲的一页。

    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新闻媒体是反对共和国而欢迎希特勒的。最突出的是，无论如何也称得上是魏玛共和国最有影响力的时事评论家就是这样做的。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一直对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立场进行持续的、辛辣而有力的抨击。胡根贝格曾是克虏伯的总经理，兼泛德意志联盟的创建者之一。在战争中他支持德国最富有侵略性的战争计划；失败之后，他把他的财产、组织能力用于推翻民主的使命。他购买了柏林一份重要的报纸、新闻影片制片权，以及一个为省一级新闻机构发送消息和政策社论的新闻机构。他以某种方式控制了拥有数百万读者的1600多种报纸。他还拥有德国最大并且最具影响的电影公司，UFA（Universum Film Aktiengesellschaft）。这家公司控制着电影播放权以获得剧院的收入分成。1928年希特勒陷入财政困境时，胡根贝格成为他的资助者。1933年经济危机时，他帮助希特勒提高了支持率。他答应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内阁工作，以使这个“波希米亚下士”提出的政府理念更符合权力机构和不大情愿的总统兴登堡的心意。［165］

    其他具有影响力的记者也为希特勒提供了帮助。《莱比锡新闻报道》的编辑和出版商在与希特勒长时间谈话后都深深地被他打动。他们相信，任何“毛刺”都会被轻易去除，而像兴登堡、冯·巴本（von Papen）和胡根贝格这样的人也会停止愚蠢的行动（用理智思考办事）。《德意志共同杂志》赞同并且支持希特勒是个反社会主义者，强烈要求他“凭借他的能力和热情进入掌权者的行列”。所有人都认为过于严肃看待他的反犹主义是不明智的，并且都发现他对魏玛共和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合宜的选择，他们把魏玛共和国称为“政党老板们令人作呕的统治”。［166］

    德国教育体系仍旧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并且与民主不一致。从学校教师欣然欢迎并支持希特勒的行为中，一定可以推断出来他们带到共和国教室的课堂上的态度。在所有纳粹党徒从事的职业中，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成为远远超出其他群体的最大群体。大约有97%的学校教师成为纳粹党成员或被其接纳，他们中许多人占据了第三帝国颇有影响的位置，这其中就有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以及纳粹党的3000名地方领导人。总之，纳粹党的领导集团中有30%的人曾做过魏玛共和国的学校教师。［167］

    在共和国时期，学校儿童以很多明显的方式被告知了过去的辉煌与现在的耻辱：皇帝、名将还有俾斯麦的画像，仍旧以严厉的目光俯视着悬挂帝国国旗和以帝国标志装饰教师先生们椅子的教室。即使到了1926年还需要国会的一名成员提议共和国的黑、红、金（黄）三色旗帜应被允许在德国学校的上空飘扬。没有与共和国的自由传统相关的节日。学校生活里两个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也不是用来培养民主观念的。在6月28的凡尔赛耻辱日，中小学校和大学都悬挂黑旗。1月28日仍然以壮观的激动人心的军事检阅来庆祝俾斯麦帝国的创建日。没有庆祝共和国建立的日子。事实上，在共和国建立的某个周年纪念日上，弗赖堡大学的校长却用这一时机去指责艾伯特总统，说他是“篡位者”“大卖国贼”。［168］同时，在大学里，那些决斗社团仍继续支配大学生的生活。学生们同爱国教授一起嘲弄共和国，培养了一种极端的种族化的民族主义，同时常常带有反犹主义的情绪。

    在一次重要的全国选举前夕，是纳粹党为最后夺取权力进行斗争的日子，来自德国所有大学的3000名教授签署一份宣言，表达了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任，并承诺他们支持他。这些签名者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学术声誉，但是事实上那些德国知识界受敬重的人也没有反对这份宣言。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希望被卷入任何像政治那样污秽的东西。如同在大学圈子里一句俗语说得那样，“谁关心政治，谁就没有文化；谁有文化，谁就不会关心政治。”［169］

    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

    魏玛共和国的文化生产呈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反常现象：就在德国正领受它在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文明成果时，危险的破坏性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努力进行创造活动的各个领域，如同几个有代表性的名字一样令人吃惊：在建筑学领域，瓦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和鲍豪斯（Bauhaus），在社会研究中，马克思·韦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弗里德里希·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和法兰克福学派；在音乐方面，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保罗·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库尔特·韦尔（Kurt Weill）；在神学和哲学中，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恩斯特·卡西雷尔（Ernst Cassirer）和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科学领域，马丁·普朗克（Martin Planck）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戏剧界，马克斯·雷曼（Max Reimann）和莱奥波德·耶斯纳（Leopold Jessner）；在电影界，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与G.W.帕普斯特（G.W.Papst）；在文学界，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s）和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还有奥地利的弗兰茨·魏菲尔（Franz Werfel）、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和赖纳·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然而所有这些文明成就对发展政治自由和民主体制并没有任何助益。事实上，在对革命的短暂热情过后，本来希望支持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转而反对共和国。恩斯特·卡西雷尔，一位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认为共和国“只是一个大骗局”。其他人，像当时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内克，至多也只是表示温和的认可，自称为“理性的共和人士”（Vernunftrepublikaner），他们对共和国既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念，只是将其视作理性的需要而容忍它。梅内克和一位朋友的谈话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对议会民主来说，德国人还不够成熟，尤其是在《凡尔赛条约》的压力之下。从一开始时，我就屏息自言自语地说了这些。”对1918年革命变化的鄙视被简化成一个短语，知识分子称之为“所谓的革命”。［170］

    1971年秋天，一群年轻时参与过魏玛共和国文化生活的著名的德国移民在纽约聚会，描绘他们的经历。那情景不无悲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回忆说，作为一名大学生，她感到“价值观的全面崩溃”和对某种新东西的普遍期待正在升起，但是这种感觉并未产生乐观主义：“魏玛共和国注定要衰落。”她和她的朋友们都“对魏玛共和国投以轻蔑的态度”。接着她又加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轻蔑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西德电台的伊沃·弗伦策尔（Ivo Frenzel）认为“空气中弥漫着启示录的味道”，并指出他那一代人对社会痼疾的病态着迷，这在托马斯·曼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和《马里奥与巫师》（Mario and the Magician）的畅销中得到反映。莱奥·勒文塔尔（Leo Loewenthal）发现魏玛共和国“从未真正明确地成为一个政府或凝聚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模式，学校孩子们脱离了过时的权威模式，却不确定要接受哪一个新模式”。时机已经成熟，德国需要一个发布命令和指引方向的新的符号体系，而“纳粹主义，尽管它可怕，但似乎是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171］

    在共和国的知识界中寻找“纳粹主义根源”，已经成为历史学家中一种流行的智力消遣活动。这样的根源必定可以找到。而一直作为“德国状况”的特征并促成它的发展的那些反民主观点，至少在推翻议会政体和削弱自由社会精神中同样重要。事实的讽刺和可悲之处在于，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轻视希特勒，然而——经常在无意中——在推动摧毁共和国的行动时，却与他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以两位自认为是希特勒仇敌的著名记者，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和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为例。尼基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充满激愤的反纳粹主义的宣传小册子而日后饱尝盖世太保迫害，他痛恨希特勒；但同希特勒一样，他想摧毁共和国。他也谈到用一种“新的野蛮精神”（new barbarism）去剥除“魏玛共和国”的伪装的必要性。他也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一些像“自由”和“人类价值”这些术语上加引号。图霍尔斯基，一位杰出的辛辣讽刺家，他是重要的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bühre）的创始编辑之一，他对共和国和致力于平等与和平的自由人道的社会有着真诚的信念。但是既然他没有发现值得他支持的政党，他就一个也不加入，并且批评所有的政党。因为魏玛共和国不够理想，他就利用聪明的讽刺漫画去痛骂他们。然而事实上，通过可能并非有意的行为，图霍尔斯基对他所反对的独裁者的成功起了促进作用。当几个知识分子联合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斗争时，“图霍尔斯基却在一旁嘲笑他们。他们本应得到一些帮助，但他们从他那得到的却是轻蔑和嘲讽”。［173］

    由于魏玛共和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反对中间派，所以不能明确地将其区分为左派和右派。两个极端派别也存在共同点，年轻时是社会主义者的亨利·帕赫特（Henry Pachter）坦言：“我们也对国家抱有太浪漫的想法；我们也赞同共和国没有灵魂（Geist），我们也缺乏与民众的真正联系。我们也把自己视为精英分子，我们也把共和国评价为一个丑陋的东西。我们一致认为：共和国没有个性。”［174］

    左派和右派的相似之处颇为重要并能充分扩展。两个群体都是强烈的反西方论者，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强国要为可恶的《凡尔赛条约》负责，但也是因为德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悠久传统的继承者。这个传统是将德国文化与西方堕落的文明相比而言的。许多人把目光转向东方，左派关注沙俄，计划征服并重新“向东推进”（Drang nach Osten）。左派和右派都倾向于驳斥知识分子，颂扬生存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一种强调情感、本能和激进的爱国主义的浪漫主义欲望。这种态度的特征就是：再度表现对早期浪漫的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极其浓厚的兴趣。各个立场明显不同的团体都拥护他。纳粹党称他为一个种族化的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称他为革命者。托马斯·曼赞赏他的幽默，宗教复古主义者被他的“禁欲的基督教”所吸引。所有人一致认为，“忠于克莱斯特的才是德国人！”为什么这种早期浪漫主义被这么多人推崇如此之久，解释这种现象时很可能会发现一个可怕的原因：“克莱斯特使长期郁积于德国人心头的性生活与死亡这样的东西登上大雅之堂……关于克莱斯特改革运动只有三件事情很清楚：它的强度、它的混乱和它对非理性的高扬——它的兴奋赴死的愿望。”［175］

    一个浪漫的社会幻想吸引着左右两派，无论它是无国家、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者的神话，还是民族主义者的第三帝国的神话。这个新帝国是人们所热切期盼的，它回应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三个愿望，即建立一个没有明确形式但是由一个英雄领袖支配的新秩序；通过某种独裁式的德国社会主义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凭借一种生动强烈的日耳曼人的忠诚信念来回应精神危机和传统宗教的衰落。［176］

    左派和右派都拒绝政治个人主义，并且时常带着无法比拟的强烈热情赞美政治共同体的构想或共同体本身。事实上，这件事有着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即无论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极端的革命者都支持社会主义和共同体，暂且不论他们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在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中，还是希特勒的种族社会中才能实现的。两派都认为，个人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群体的需要。对保守派和革命派这种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合作互助的德意志人社会的精神渴望，希特勒做出了精彩的回应。弗里茨·斯特恩非常正确地指出，希特勒崛起中的这一重要因素既被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也为用心理分析学解释希特勒运动的人所忽略。［177］

    纳粹党对社会优于个人的强调（这体现在戈培尔提出的口号“公益胜于私益”中），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德国知识分子会加入纳粹集团。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写道，“如果没有在纳粹狂潮之前的反民主的知识分子运动，正是这场运动蔑视一切自由的做法使人们对个人的不可忽视的权利和保持人类尊严的感觉变得迟钝起来”，［178］他们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普遍的主题可以从三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的想法中得知。他们是阿图尔·默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这三位列举了德国著名理论家和散文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在1922年总结出德国人意识中有一种奇怪的二元性时，他所指的意思。他说，德国人头脑中有着丰富的浪漫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主义；但也有一种接近犬儒主义和对理想与道德漠不关心的某种形式的现实主义：

    但是你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倾向，即两种元素令人惊异的结合——总之，使浪漫主义变得残酷无情，而使犬儒主义浪漫化。［179］

    像同时代的千万年轻人一样，默勒也参加过战前青年运动，并积极自愿加入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期和西线炮战中，他写下他的第一本书，《普鲁士风格》（Der preussische Stil）。最初书的花点封面上有一幅画，画面上是弗里德里希大帝与帝国（后来的纳粹）的黑、白、红三种颜色的组合。这本书是献给“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的灵魂”。他的中心论题就包含在第一章里：“普鲁士是没有神话的”（Preussemist ist ohne mythos）。尽管普鲁士的伟大是无与伦比的，它还是缺少某种东西：它太实际、太冷漠、太理性。德国需要一种火焰般热烈的浪漫主义驱动，一种振撼灵魂的原动力。总之，德国人需要神话，“一种令生命复活的力量”。这令人想起科恩（Kohn）的评论：“纳粹主义是普鲁士精神和浪漫主义联姻的产物。”

    默勒将停战视为同西方国家进行圣战的暂时休战。停战后，默勒成为六月俱乐部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这个俱乐部是以签订“耻辱条约”的那个月命名的。他将自己的生命和才华都奉献给摧毁民主和建立“新秩序”的事业。1923年他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这本书在共和国的政党政治中，比其他任何一册单行本，包括希特勒上台之前就被广泛传阅的《我的奋斗》，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默勒受到了各个团体的尊重。尼基施，国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称默勒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紧紧抓住我们的情绪”；从纳粹党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奥托·施特拉瑟集团赞颂默勒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的书是“黑暗前线的基本教科书”，而克贝尔斯（Koebbels）1925年在他未出版的日记中也写道，他被默勒的作品深深地打动。［180］

    1923年发表的对这本书的简短书评传达出它的某些精神。第一章关于革命，暗示背离共和国，并承诺德国一定会从失败和耻辱中胜利地站起来。第二章叙述默勒本人是怎样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但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国际主义，他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倡导一种与德国传统相协调的社会主义，一种权威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必须成为第三帝国的基础。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他对自由民主主义进行了连续的抨击，并且变换着名称来称呼它：“思想痼疾”“骗子”“出卖年轻人的人”。他对共和国的憎恨是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口味的：

    我们只能面带轻蔑地谈到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把德国民众引到这样一条路上，现在面对他们的理想导致的结果，却只能傻着脸呆站在那儿！……这些知识分子傻瓜仍旧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仍在宣传他们原则的永久作用：世界民主、国家联盟、国际仲裁、结束战争、全球和平。他们既不愿看，也不愿听，也不愿承认，由于他们的罪恶，我们国家正处于异族主宰的苦难境地。……

    结尾一章，“第三帝国”充满着魔咒和神话。“记住，”1923年他祈求，“那几个词本身就是未知的神秘……充满着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下一个世界的感觉。”

    1925年，当德国似乎正在恢复经济和政治稳定时，看起来好像总是受人鄙视的共和国将会继续存活下去，默勒自杀了。后来，《伟业》（Die Tat）杂志发展了他的思想。1929年，该杂志宣称最后危机和一个新的独裁将会到来。新的独裁政治将会建立某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从而实现默勒的神话。［181］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一直是默默无闻的高中教师，直到1918年的两部不大名誉的巨著之一《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出版。这部书的英文版（The Decline of the West）很有名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惊人的欢迎，但是在德国，人们却以某种近乎病态的迷恋去读它。在德国，它出版后一年左右即成为最被广泛研讨的书。［182］

    斯宾格勒的书中阴郁的气氛开始不断凝聚，深化成某种类似于渴望赴死的东西。当时斯宾格勒宣称西方文明必然灭亡的命运，“无休止的斗争只有一种结果：死亡，个人会死，民族会亡，文明会消失。……”然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有一线希望，尽管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会消亡，冷酷的征服者中一个新的人种会崛起在祖国。根据古老神话的提示，一种新的秩序将建立起来，这种新秩序被称作第三帝国，“第三帝国是德国的理想，一个永远崭新的黎明”。

    书中最后发出了进行斗争、夺取权力的号召，被希特勒在上百次讲话中加以回应：

    有史以来，从来都是生命，也只有生命——种族质量，掌权力的意志胜利，而不是真理、发现或金钱的胜利——起着决定作用。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的决定从来都支持强者。……它总是为了权力和种族而牺牲真理、正义。……［183］

    1914年夏，斯宾格勒完成了一部后来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受青年人喜爱的著作底稿。事实上，研究魏玛共和国青年运动的一位历史学家称这部书为《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是那些在1933年左右已达至成熟的年轻人奉为“神圣经典中的一部”。［184］斯宾格勒开始了对1918年革命和魏玛共和国“十一月革命”的残酷控诉，他如此描述革命：“历史上最无意义的行为。……在德国民众的心中，魏玛共和国只配遭到蔑视。人们无法不嘲弄它……未来肯定会以无限的鄙视看待这个时代。”他坚持认为，在德国建立一个议会制共和国的所有思想都是一个可笑的时代错误，与德国整个历史毫不相容。“德国的议会政体不是愚蠢，就是背叛[Unsinn oder Verrat]。”

    后来斯宾格勒阐发了他的主题思想：德国人需要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即普鲁士—德意志社会主义。“是弗里德里克·威廉一世，而不是马克思，才是第一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马克思是一个对德国精神一无所知的唯物主义者，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英国式思想家”。斯宾格勒在1919年凝视着一个有暗影的水晶，预测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崩溃：“今天，马克思主义在试图成为现实的喧闹的狂热行为中正趋于彻底崩溃……《共产党宣言》只是作为珍品而存在。……”未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而属于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德意志民众：“我说德意志人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其他社会主义……我们德意志人是社会主义者，其他人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德意志社会主义。……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相同，根本就是一体。”

    与其后的希特勒一样，斯宾格勒很崇尚塑造历史的“血的力量”，并以一种奇异的富有侵略性的方式把它同世界上其他思想混合起来：“思想已经变成血要求血，战争是高级人类生存的永久模式，国家为了战争而存在。”

    这本造成重要影响的小册子的结尾提出了对德国年轻人的令人激动的挑战：

    我求助于青年人。我呼吁所有有血有肉的人……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空谈，不要再谈论文化和世界大同。……

    我们需要坚强，需要勇敢的怀疑论，我们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超人[sozialistische Herrennaturen]，再说一次：社会主义意味着权力、权力和永远的权力[Sozialismus bedeutet Macht, Macht, und immer wieder Macht]。……［185］

    马丁·海德格尔，可能是20世纪德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对民主也只是讥讽。在政治上，他寻求在两种方式无法协调的力量——在俾斯麦的权力与尼采的精神之间，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结合方式。像他的许多同伴一样，他相信，只有事实上的强权政府即新帝国从上施加压力，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才能完全结合起来。1932年海德格尔的一个崇拜者写道：“一个帝国将会出现，赐予这个世界最终的秩序。在这个帝国中，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和德国人的歌德将会成为一体。在俾斯麦和尼采之间不可能的、长期被阻滞的汇合会得到实现，与此相反，敌国的每一轮进攻都会被粉碎。”［186］

    纳粹党徒的元首实际上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所想的那样。（即使是斯宾格勒也会感到震惊和梦想的破灭。）不过，他们珍视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大部分体现：领袖原则、民族共同体、德意志社会主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武力的信仰、英雄实践主义、新秩序的神话、第三帝国的承诺。确切地说，希特勒比他们所想象的要粗野，而知识分子“证明了是他们自己梦想的囚徒”。因而在现实中，许多德国最优秀的思想人物不仅默许希特勒上台，而且还鼓掌表示欢迎。

    海德格尔就是那些热心人之一。1933年5月，作为弗赖堡大学的校长，他利用自己的就职演讲来向希特勒致敬，认为希特勒会实现他最渴望的德国梦，一个思想和行动的综合体。他贬损理性询问，并号召学术界致力于种族和英雄领导的神秘崇高的要求。他把学术界自由加上引号，又赞扬某种他含混而又骄傲地称之为“强给德意志民族的命运留下历史烙印的精神命令的冷酷性”。当埃德蒙·胡塞尔被纳粹党诬蔑为非雅利安人和叛徒时，他没有为他伟大的老师胡塞尔说上一句话。然而，他能够毫不费力地表达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完全赞同。他说，希特勒的权力应该超越道德和人类法律的约束。他向学术界演讲：“这些论文和思想不是你们生存的法则！元首本人，也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与未来的道德和法律。”这位哲学家运用直接从希特勒宣传机器上照搬下来的语言，公然宣布：“大学最基本的目的是为元首和民众提供三种服务：劳动服务、军事服务和知识服务。它们处于同等地位。”他总结道，整个学术界必须和其他民众一起加入这场共同的战争：“人类全部的意志和思想的力量，身心的全部力量必须在斗争中发展、提高并继续保持。”凭着那种精神，他使自己、同事、自己的学生都参加并致力于一个“战斗共同体”（Kampfgemeischaft）。

    当然，纳粹党认识到了这种支持的价值，他们把海德格尔的演讲印刷并散发了上千份。他们还专门将他的名字和照片印在官方的《元首词典》（Führer Lexikon）中。海德格尔没有表示任何反对。［188］

    普鲁士学术界也予以支持。学术界有人称希特勒是人们等待已久的“克里斯玛式的权威领袖”。还有人形容他是“多利安式德国人”，有着弗里德里希的个性；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在他的房子上还插了一面字旗帜；戈特弗里德·本，德国当时最杰出的诗人，在1923年2月鼓励他的学术界同人欢迎这个“民族思想胜利……伟人出世的全新版本”，他在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国家中发现了“对自由与必需的……权力和灵魂的完全认同”。［189］

    而知识分子却从未给过共和国领导者同样的称颂或支持。

    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的后果

    两次经济危机帮助人们预测到共和国的崩溃与希特勒的崛起：1923年通货膨胀与1930-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

    德国货币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持续贬值，而1923年1月法国对鲁尔的入侵又给德币币值造成了一次严重的灾难性下跌，以致到夏季末一直稳定的马克竟然不如印刷货币的纸值钱。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表达人们的绝望，但它呈现出某些使德国人深受其苦的经济萧条现象。1977年美国人开始认为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一磅牛肉从50美分涨到1.5美元。1923年德国1磅牛肉已经涨价到10000美元。1918年花12个芬尼就能买1磅土豆，而到了1923年夏天要花200万马克。事实上，人们无法支付吃、穿、医疗的费用，或出钱为亲人办个像样的葬礼。一个学生拿着一张支票去上大学以支付新学期食宿费用，刚到学校就会发现，他全部的钱用来买一本旧书都不够。

    那些依赖于固定的收入、适度投资和救济金生活的人经历的不仅是经济灾难，而且是价值观的深刻危机。因为随着“钱币的死亡”，对个人人生哲学的信心也会随之死去。思考一下这种经历，例如，一位自豪的街角杂货店老板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有着童年饥饿的恐惧回忆，如1916-1917年可怕的“萝卜冬天”（turnip winter）、1918-1919年的封锁；他们也经受到了失败、革命和《凡尔赛条约》的震动。但是历经生活的混乱后，他们在父亲的权威中发现了稳定和保证。他们相信他的价值，父亲的许诺使他们感到宽慰。他告诉他们，他们的未来是安全的。由于他努力工作、节制、守纪和节俭，他能把生意扩展到克劳斯（Klaus）。他在银行里有6万马克的存款，那意味着弗里茨（Fritz）可以上大学，而且可能成为一名医生；希尔达（Hilda）也能确保拥有她自己的服装店。然而，1923年秋季的一天，施密特先生接到一张来自当地储蓄银行的条子，说他一辈子的存款6万马克不再值那么多，已没必要登记在册。一枚邮票就抵得上他储蓄的全部数目。钱，作为安全的标记、符号和保证已失去它的价值。施密特先生关于节制、节俭、沉着、努力工作和服从的说教都是胡说，孩子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要求解决——立即的解决办法。因此，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口号是“激进主义是大好人”。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成千上万年轻人都加入到希特勒的军队。

    同其他德国人一样，施密特的家人要求对席卷他们的经济灾难做出解释。共和国，更具体地说是“那些投机者”，做出了反应，但那些解释都是抽象的。还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谴责对象，于是他们发现：犹太人应受到责难。赛珍珠（Pearl Buck）提起了一次与一位有教养的德国朋友的谈话，这个朋友回忆她的家庭第一次与希特勒富有煽动性的宣传政策之间的故事。断送她父亲生意的通货膨胀就是由“投机者”引起的。但是有人问道：

    谁是投机者？犹太人。……妈妈突然在知道如何做生意的犹太人和并不精通此道的德国人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是反犹的国家社会主义宣传在我的家庭的第一次反映。它把一组词语烙印在上百万民众脑海里：“货币——交换——通货膨胀——和犹太人”。……当通货膨胀结束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准备就彻底实现了，人们的思想也就为接受纳粹主义做好了准备。［191］

    接着德国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震撼，这次震撼增加了他们无助和绝望的感觉，使曾经稳定的中产阶级进一步极端化。这就是1930-1933年的大萧条。它对希特勒的成功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没有这次萧条，不管智慧、武力再强，也不可能使他登上权坛。但是非常时代需要非常解决办法。对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来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独裁主义的领导方案比民主或马克思主义都富有吸引力。即使那些不能容忍纳粹主义的人，在确认无须太认真看待希特勒“宣传”的部分成功时，也支持希特勒。因为重要的是他能解决经济困窘。

    德国经济大萧条对年轻人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还没有在战争中被杀害，1930年德国步入成年的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多。“从人口学观点看，”当时一位研究者观察到，“经济萧条在最糟糕的时刻袭击了德国；此时就业正在萎缩，恰好就业人口达到战后高峰。”德国学徒制体系更进一步增强了年轻人的挫折与愤怒感。能进入各个行业的人数急剧减少。例如，在制铁业，在1925年对那些年轻学徒来说有13.2万个空缺。到了1932年，只有1900个空缺了。大学毕业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大萧条产生了一批高学历的失业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指望国家社会主义带给他们救助和地位。［192］

    大萧条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事实上，它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中间阶层的极端化，这被认为是希特勒成功的根本原因。1930年9月国民议会的选举毫厘未差地证明了经济危机与政治极端化之间的联系。如同菲利浦·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所举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这些选举说明，魏玛共和国是“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在选举中，依附于中产阶级的温和政党，丢掉了他们的一大半的支持者。到1932年，所有这些政党得到的选票加起来只有11%。左派的共产党受益了，但是希特勒成为民主选举历史上最富戏剧性发展的主角之一。在1928年他的党只是一个拥有2.6%选票的分离小党，在1932年它就赢得了37.4%的选票，成为全国最大的党。［193］

    希特勒对中产阶级下层的魅力

    纳粹主义不是一场阶级运动。它成功是因为它是“现代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整的运动”。它是第一个得到社会所有阶层支持的政党，而且它在争取选票和领导人两个方面尤其依赖于中产阶级下层的支持。像施密特先生和他的孩子那样的德国人占整个政党成员的将近60%。

    为什么如此多的普通德国人抛弃魏玛共和国，而去支持一个公然宣称要扼杀民主的政党？这个答案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取决于德国中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它在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的一本最有价值的书中得到精确的描述，他的命题包含在书的标题《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之中。弗罗姆认为历史学家过分强调了西方人对自主、个人和自由的渴望。在当代世界中面对生活的复杂性，人民对权威的渴望胜过对自由的渴望。毫无疑问，当面对可怕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时，他们渴望从自由的责任与重担中解脱出来。这些基本上是战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实境况。在俾斯麦的帝国，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乐于不必承担进行政治决策的责任的安全；它的成员自豪地将自已与独裁体制的权力和荣誉联系起来。随着帝国的崩溃，他们突然获得了管理他们政权的自由；然而自由只是给他们带来了失败和耻辱；民主政府被迫签订了一个令人憎恶的条约；在通货膨胀中它毁灭了自已；在对付经济萧条中它又显出非常无能。

    两位文学家揭示了中产阶级的绝望与迷惑：在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1932年的畅销书《小矮人——现在做什么》（Kleiner Mann—Was Nun?）的标题中，和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悲哀的呐喊——“假如生命不再要求我们给出更多的解答，那该有多好！”无权的人通过一条途径能够获得权力：他们能以替代方式得到它。希特勒的制度体系培养了激动人心的妄想。只有把希特勒当作元首，才被赋予“一种与全部权力来源的神奇的关系。”［195］

    “小矮人”顺从是因为他拼命地想获得一种曾经拒绝个人的它的权力地位。弗罗姆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某种类似于有组织的施虐受虐狂得到发展：“小矮人”想要受统治，但是他也想控制他人，也想憎恨与破坏。他能与阿道夫·希特勒有非常强烈的认同，希特勒自己的施虐受虐冲动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切合了这个时代的情绪。

    希特勒也提供了以信仰而不是推理为基础的解救方法。曾经无法承受的个人观点的负担就这样被从“小矮人”的肩头卸下。因为他正在加入一个信仰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他能通过对信仰的愚蠢的表白进行参与：“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在第三帝国时期，这个口号取代了第二帝国的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神！”（Ein Volk! Ein Reich! Ein Gott!）

    德国成千上万像施密特这样的家庭渴望摆脱以往无法忍受的自由负担。他们渴望权威的保护——不过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权威。传统的保护主义死了；共产主义几乎没有带来好处，却令中产阶级下层沦落成（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并且要求民族主义情绪让路于国际团结。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在战后受到德国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发现个人失败的思想是如此的令人痛苦。他们乐于把这种责任转嫁到民族身上。实际上，他们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失败和失去的自尊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耻辱，而是也是民族灾难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问题只有在民族觉醒时才能得到解决。他们在心理上需要民族主义，既然希特勒的体系是民族主义的极端体现，他们便狂热地响应他。对受伤的自我来说，得知德意志民族和其他民族不只是不同，而且还是主宰的优秀种族，这也是一种慰藉。

    希特勒的运动和它的“怨恨的动力”也预示了另一件事：根深蒂固的不安情绪和恐惧能在原始的仇恨和侵略中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正如弗里茨·斯特恩指出的，“它是纯真的……假设侵略必须从征服的渴望中迸出。恐惧大大地推动了侵略行动。”

    1930-1933年的德国中产阶级被一位作家所谓的“极度焦虑”（die grosse Angst）所控制——一种普遍存在于许多事中的“非常恐惧”，包括经济的崩溃、个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道德的沦丧、共产主义的威胁和犹太人的危险。到处都是恐惧和疏远。希特勒明白这一点。他从自身上感觉到了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也是一个被疏远、自我怀疑和焦虑所折磨的“小人物”。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他人的恐惧，并且使他们相信拯救的方法来自于仇恨和侵略。［196］

    阿尔倍特·施佩尔回顾他在施潘道（Spandau）度过的监狱时光，他试图努力去了解这位曾经使他着迷那么久的男人的奇怪性格，最后，他得出结论，希特勒除了“病态的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作为一个自己被仇恨毁掉的人，希特勒知道它在左右其他人方面的力量。1933年他在政治上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运用他的原则产生的惊人效应……这是早在10年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已经确定的原则，当时他写道，仇恨比爱更有力量，并且轻蔑地指出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培养最有价值的政治优点——“愤怒的仇恨”方面什么都没做。希特勒承诺，在他的领导下，“仇恨将变成唯一燃烧的火海”。他遵守了那个诺言。他的亲信约瑟夫·戈培尔在他早期的日记中记载了元首最出色的格言之一：“因为我们的斗争，上帝赐给我们他最美好的祝福。他最美的礼物是对敌人的仇恨，我们同样全身心地仇恨着我们的敌人。”许多年以后，一位瑞士的外交官指出“希特勒主要的力量是仇恨的力量”，并且显示出他是怎样运用这种力量来实现他的政治优势。这个瑞士人指出；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之所以被他所迷惑，是因为他们太需要仇恨了，而这个人满足了这种需要。他认为，他“从来没有遇到哪个人能够促成如此可怕的嫉妒、咒骂、怨恨的凝聚”。［197］

    希特勒对中产阶级下层的魅力被一位颇有思想的德国观察家很好地概括了出来：

    纳粹主义包含了一种群众需要的所有那些心理因素的无可匹敌、无法超越的组合……希特勒不能立即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失业者以工资，但是他把疲乏的人、自暴自弃的人、陷入困境的人从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中解救了出来。他允许他们……获得希望并且感受到优越性。他使他们从理性、责任和道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他让他们回归不负责任的天堂，并且有了坚定不移的信仰。他让他们放松于一个先于文明、先于社会的早期阶段。他允许他们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去仇恨，去信仰，去斗争，去服从，去前进，去感受。

    希特勒还采取周密计划的行动来捕捉中产阶级下层的兴趣。他在数以千计的打动人心的演讲中，逐条地认真强调了他恰恰支持那些困扰德国“小人物”之事的每一样对立物。民主政体失败了，因此他主张独裁政府；阶级特权和剥削受人憎恨，因此他承诺“民族共同体”；他不采取同《凡尔赛条约》有关联的国际合作与国家联盟，而是承诺军国主义。总之，他了解民众对英雄领袖的渴望，这个渴望同巴巴罗萨的传说一样古老，就像同时代的一位高中教师写的1934年学术论文一样流行：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唯一一个人，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拯救德国。这一观点被其他人所接受，因为当一块纪念碑的基石被埋在了我的家乡时，接下来的内容被刻在了它上面：“看到这些话的后代们，知道我们急切地盼望这位英雄的到来，他强有力的大手可以令秩序复兴。”［198］

    希特勒还明白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对成千上万家庭的吸引力。通货膨胀和大萧条已经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渴望，而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有很强的魅力。因为它帮助中产阶级下层摆脱绝望的窘境：经济崩溃已经阻碍了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但是社会传统阻止他们沉入流氓无产阶级。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允许成千上万个汉斯·施密特成为一个没有无产阶级化或者国际主义化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体系是一个种族社会：在这个体系内所有种族的德国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这样一个种族社会中，社会差别被模糊化并且被描绘成不重要的。

    通过引人注目的巧妙手段，希特勒调整着社会主义者的口号，使它们适合中产阶级下层的需要。他把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转变为对共和国和犹太人的仇恨。他同意德国人是剥削的受害者——但是受到犹太人的剥削。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他提出了一个未来乌托邦的想法——但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一个种族平等的民族共同体。这个世界将不会是被无产阶级而是被“正在前进的褐色大军”征服。这场革命将会进行得十分彻底——不是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而是元首的独裁统治。希特勒还没收和更改了社会主义的象征：红旗被保留在他的纳粹党的党徽中；“战友”（comrade）变成了纳粹分子的致敬语；他的党的名称里仍保留着“社会主义”和“工人”的字眼；他组织群众示威，赞成进行曲，并提倡采取举手礼；而5月的日子也变成了纳粹党的节日。［199］

    人们猜想，希特勒之所以如此受中下层阶级的欢迎，是因为他们把他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分子。用一位德国评论家的话来说，希特勒的吸引力在于“他是愚笨的中产阶级的一面镜子”。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者（Kleinbürger），举止庸俗，演讲中夹杂着受雇人的陈词滥调，然而他的那种独特风格的平庸却极具吸引力。他是一个“属于大众的人物”，与其说他征服了大众，不如说是大众认同于他。［200］

    他看上去就是大众的一分子。他的无能是他力量的来源。这个忧虑而无能的“小男人”只能和希特勒认同，因为他期盼权力和伟大，有着类似的灵魂。他是其中之一。他们“可以看到伟大来源于一个比你或我更小的生命——也就是希特勒成为上百万人经历的东西”。［201］

    桃乐茜·汤普森（Dorothy Tompson），是少有的几个被允许单独采访希特勒的外国新闻记者之一，她在1939年春写道：“对这个令世界兴奋的大人物的惊人庸常感到惊奇而又失望。……他是‘小男人’的典型。”一想到他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我就“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啊，阿道夫！阿道夫！你不会那么走运！”［202］但是，汤普森小姐错了。正如众多他人一样，她低估了这个极为普通的政客，没有认识到这个矛盾的现象，即他的部分力量就存在于他那“令人惊异的无价值中”。

    但是，那仅仅是一部分。因为尽管他是大众的一分子，但由于自身具有的政治天赋而与他们区别开来。他是特定时代和地点的产物，这仅仅是部分事实。的确，他的崛起极大地得益于1930-1933年的经济、政治、心理恐慌。然而，他已经为自己的出场做好了准备，因而他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时机。历史的洪流将他举起，但是他能够成功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准备的泳者。［203］

    想想看他是如何发表演讲和处心积虑地组织蛊惑人心的煽动性攻击来对付其他的演讲者。他建立了特殊的纳粹党演讲学校，训练成千上万的演说者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老练的风格和辩论技巧，但是他们使整个德国的人相信，他们找到了解决国内一切紧迫问题的办法，而且党关心和理解社会大众的需要，并会想办法使之实现。希特勒个人的演讲有种深思熟虑的自发性，反映出社会大众的渴望。他的竞争对手没人能显示出丝毫可以同他相比的能力，即将意识形态和宣传调和起来或者感知听众心理需要的能力。贾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希特勒机敏的财政部长，得出了正确的判断，他在小资产阶级当中扮演的角色就像一个娴熟的古钢琴师在拨弄琴弦，激发着中产阶级的情绪。在他上千次的演讲中有两次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多么紧密地与社会大众认同。他曾经也是普通的劳动者、前线的士兵，他也懂得饥饿和贫穷。他为他是民众的一员而骄傲：

    今天我在这里对你们讲话，也是对上百万其他德国劳动者讲话，我比别人更有权利这样做。我是在你们当中成长起来的。四年半的战争我都待在你们当中，现在我正对这个我曾从属的、直到今天我才感觉我要相伴的、在最后一刻的决断我决心为之坚持斗争的群体讲话。……

    年轻时，我像你们一样是普通的劳动者，我是充满渴望地一步步辛勤努力，奋斗出来的。

    而他的话又像利箭刺穿人们的心扉：

    我们如此高兴，能够生活在这个民族当中，我以成为你们的领袖而自豪。我是如此的自豪，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期望什么。我宁愿上千次地成为我的同胞，而不愿做别的地方的国王。此刻当我穿越街道，我可以看到来自各行各业、工厂和公司的成百成千的，乃至上百万的民众站在街道的两旁，我的心跳不由加快，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的德国！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光荣的德意志民族！我们热爱的德意志帝国！［204］

    希特勒与“德意志民族特性”

    希特勒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中产阶级，而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众。关于他受到的非同寻常的欢迎，必须将他本人的个性和德意志民族的特性结合起来考虑。因为曾经关于马丁·路德的说法同样适合希特勒，“如果不是成功地表达了千万民众潜在的无意识情感并且为他们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那就难以想象他竟然能引起如此强烈的欢迎。”［205］

    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者与文化人类学家都认为，到1933年为止，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群体（as a group）饱受心灵创伤，因此他们特别渴望某种权威型领袖的出现。埃里克·弗洛姆称他们为“克里斯玛饥渴”（Charisma Hungry），并发现他们具有施虐受虐狂的特征，而埃莉萨·弗伦克尔不伦瑞克（Else Frenkel Brunswick）将他们形容为一种“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凯奇凯梅蒂（Kecskemeti）与列特斯（Lietes）提到过德国人的“强迫性格”（compulsive character）。当然，人们对于都带有一点风趣幽默的群体特性与民族秉性应该进行总体概括。然而，希特勒的个性显然与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做出精确描述的群体的个性特征相一致。

    例如：弗伦克尔不伦瑞克医生在阐述“权威人格”的行为模式时，其实已经精确地描述出阿道夫·希特勒最富个性的特征：对强者极度崇拜，对弱者极端蔑视；倾向于要求对权威毫无质疑的完全屈从和强制性服从；对“自己派系”赞美，而对“外部集团”排斥，包括弱者、无能者、品行不端者、敌人或者腐化堕落者的集团；认为自己是拥有权力欲望和坚强决心；有着“处于无法缓和的残酷中”的牢固观念；自我理想是成为粗暴、倔强、刚强的，有一种大男子主义和女性气质的决然而夸张的分裂。这样的人们往往走向极端，在冲突中不断呈现相反的个性倾向。投射对他们非常重要。他们感到软弱，内心产生的焦虑驱使他们投射，即把他们认为是邪恶的东西具体化。通过对其他人定罪，特别是对“外部集团”定罪来“获取优越感。”他们不能养成对弱者的同情，因为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恐惧，而那便成为了侵略的靶子。［206］

    在“二战”期间和以后，由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组成了多个小组与一千名来自各个地区的德国战犯进行面谈，从士兵到陆军上校，从博士到文盲。这个调查揭示了他们相似的人格特征并且特别指出，在“纳粹”或“亲纳粹”士兵之间确实存在相同的特征。研究希特勒性格的学者熟悉所有这些人格特征。德国战俘的性格显示，他们在全能与无能的感受之间，在相信他们自己意志的神奇力量和担心不能与冷酷无情的命运抗争之间游移不定。每一位被访谈者都表达出对权力和统治的某种需求，“恰恰是因为个人的自我感觉软弱无助，于是就需要内部或外部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深度分裂的人格，强调在顺从或支配上的一致。［207］

    另有两位研究“德国人性格”的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它的（两极）分化特征：被访问的人显示出极端思维的倾向——全胜或全败，严谨的组织或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他们不希望做决定，相反，他们想要逃避责任，并且经常以一句德国谚语表达这一思想，暗示做决定可能带来多么大的痛苦：谁做出决定，谁必将承受痛苦。在那些被调查者中表现出诸如对焦虑感和罪恶感的补偿性的侵略癖性；他们都表达出一种对传染和中毒的恐惧；他们总是顽固不化并且发现一旦方针确定就很难背弃它；他们喜欢非理性和绝对主义而不是理性；他们自认为有着非凡天赋，是独一无二的，并且相信神秘力量、神话和命运。他们特别容易被言语的神秘意义所迷惑。最终，他们是用析取性言语（disjunctive）进行思考的，例如，他们说对整体服从的唯一替代就是绝对背叛。［208］所以毫不奇怪，希特勒能成功地吸引那么多人。实际上，正如他所说，“他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抛开心理上的亲和力不谈，希特勒也是成功的，因为他对于政治上的反对者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并且在他那样做时，他给历史提出了一种引人注意的自相矛盾的论点：他的运动是保守与革命并存，他许诺既维持现状又要做根本变革。这样，他既赢得了保守派的好感，他们认为他将加强旧有的传统；同时也获得了激进派的支持，他使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参加一场席卷一切的革命。他进一步许诺打败两派的敌人，同时，他又尽力调解在一个爱国联合的“民族共同体”中所有的对抗。作为一个政治谋略家，希特勒的确不应该被低估。

    父亲和孩子：纳粹青年冲锋队

    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的希特勒的同龄人，不论是商人还是记者，士兵还是农民，神父还是教授，都给予希特勒以广泛的支持。但是那些狂热支持他的人是这代人的后代——那些出生于“一战”之中或“一战”刚刚结束时，1930-1933年的激进青年。这些年轻人对希特勒的崛起是极其重要的，他如此有效地回应了他们的要求，因此一位研究魏玛共和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学家断言：“国家社会主义掌权赋予青年党派以权力。”统计数字显示：18-30岁加入政党的所有德国人中，到1932年超过42%的人加入了纳粹党，相比之下，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只有22%左右。在汉堡，66%的纳粹党成员小于30岁；在哈雷（Halle），这一比例是86%。在国会，国家社会主义者中的60%都小于40岁；在社会民主党成员中那个年龄段的只有10%。

    纳粹党崛起的趋势在希特勒投票获胜之前就出现了。官方的德意志学生协会（Bund Deutscher Studenten）在1931年推选了一位狂热的纳粹分子做它的主席。希特勒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异乎寻常的。1932年的一个星期天，大约超过10万年轻人来柏林听他演讲，并且跟在他后面游行了七个半小时。［209］

    年轻人的绝对数字令人记忆深刻。他们的侵略性也如此。正如一位作家所断言的那样：“很明显，纳粹运动是幸运的，在世代兴衰起伏中它成为一场巨大的毁灭性浪潮的主要受益者。”［210］为什么希特勒和他策划的仇恨与侵略的原始计划对这些年轻人有独特的吸引力？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变成了德国历史上最狂热的一代？为什么在1930-1933年有那么多学生倒向希特勒一边？受过历史和心理学两方面训练的彼德·勒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指出，结合我们在两个学科的知识就可以找到答案。一是精神分析，提供一种对人格功能的理解，另一个是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所形成的属于时代变迁的“集群理论”（cohort theory）。

    确实，外部的历史力量——包括一种威权主义传统，一种玷污民主的社会风气，还有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对于理解希特勒的崛起是重要的。这些也是对个人性格形成和心理发展的理解。通过研究那些宣称希特勒是他们的元首和救世主的年轻人，勒温伯格发现了在大萧条期间，焦虑与仇恨，和与“一战”及其后果相联系的幼年经历之间存在一种直接而重要的关联。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大萧条被描述成是一种“永久的混乱”，它触发了对儿童时代精神创伤的回忆。在这个例子中，精神创伤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还是儿童的这一代所经受的恐惧、饥饿和被遗弃的感觉，以及对出现一位理想化的“战士—父亲”的渴望。1930-1933年重新出现的精神创伤在“纳粹青年团”中唤起了欢迎希特勒的政治要求，因为他满足了早期的儿童经历和重新出现的青年期危机这两者的心理需要。［211］

    “集群”（cohort）比“同代人（一代人）”（generation）一词更经常使用，是因为一个团体实现认同与精神凝聚不是因为他们出生年代相同，而是因为共有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体验。R.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对广岛生还者的研究中指出，所有的人——不论什么年龄——都经受了相似的心理反应。同样，集中营里的经历在所有幸存者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一个重大灾难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影响，但是它对年轻人将产生最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个性的可塑性最强。对以后投向希特勒的那些人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一个事件。众所周知，战争对两个年龄群体影响最大：我们已经探讨的在1890-1900年间出生的人，他们投身于战前的青年运动、战争经历（Fronterlebnisse）和自由军团运动；还有他们的孩子，纳粹青年团的成员。孩子太年轻，不能参加战斗，但是他们足以被战争所伤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饥饿记忆犹新。这一代人的大多记忆进一步被唤醒，漫长而令人痛苦的饥饿则被作为童年第一个可怕的回忆。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德国朋友栩栩如生地告诉赛珍珠的事。她清楚地记得，当她还是一个姑娘时，在1916-1917年中她们家采摘荨麻当蔬菜煮着吃，有一次，在她生病的时候，她有了美妙的——但是有罪的——喝牛奶的经历，一整杯牛奶都被她自已慢慢地喝光了。［212］

    饥荒在停战后进一步加剧，同时同盟国继续对德国进行封锁，直到德国接受了《凡尔赛条约》。婴儿的出生体重令人担忧地降低。母亲不能喂奶，而且能够得到的牛奶也是缺乏脂肪和维生素的。那些年里，学校的学生中出现尿床和“精神错乱”的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一位顽强的英国战争记者在1919年从科隆发回报道：“虽然我已经在战争中目睹许多可怕的情景，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那些排着队疯狂地渴望得到食物、被穷困折磨的孩子那样可怜的人，他们的手像细木棍，表情绝望而充满痛苦。”［213］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回忆到他在1912年在德国学习时，曾经被反复询问：“你，一个文明的人，怎么能在战争结束后拒绝给我们食物呢？”［214］饥饿，混合着焦虑和恐惧，使这些孩子心中产生了——正如在早年的希特勒心里产生的一样——敌意、仇恨和侵略的情绪。一般来说，社会要求孩子们压抑这些情绪，然而这种战争环境实际上鼓励了摧毁一切的冲动。

    孩子们容易反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态度。例如，美国轰炸机和机枪的销售在1971-1973年的圣诞节呈现下降趋势，因为当时父母们逐渐认为美国正在犯罪，欺凌越南和柬埔寨的人民。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北爱尔兰的战争游戏和枪支销售却出现上升势头。在“一战”期间的德国，孩子们形成一种“单纯的思想”，世界要么都是好的（如德国），要么都是坏的（如敌国）。敌人是要被仇恨、畏惧、杀死的。因此，孩子们开始“用原始的冲动去对待他们”而不是压抑摧毁一切的冲动和摆脱恐怖与仇恨。［215］

    纳粹青年团，在战时他们还是孩子时，当他们的母亲，成千上万的，离开她们传统的在缝纫和教堂事务中的角色，而进入军工厂工作时，他们一定感到遭到遗弃。德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事例是，据普鲁士的统计数字，1917年在工厂工作的女性是1913的5倍，而在铁路上工作的女性是1913年的10倍。

    战争期间，还是孩子的纳粹青年团成员倾向于对他们不在身边的父亲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父亲们被当作英雄崇拜，必定会拯救德国，并且使之重获辉煌。但同时也存在对丢下孩子、使其单独与母亲长期生活的父亲所怀有的愤恨和敌意。儿童心理学家指出，当父亲长期不在时，俄狄浦斯欲望就会上升，并伴随着对不在身边的父亲的罪恶感和愤怒感。这种罪恶感混杂着分离的焦虑，经常导致暴行和侵略，可能在以后的人生中爆发：目睹自由军团的壮大，成千上万的年长的军人加入了它，许多同时代人都看到了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疯狂的侵略趋向。

    当然，在其他交战国中也存在父母离家而忽视了孩子们的感受（孩子感到被遗弃）的事实。但两个事实在德国人的经历中产生了重大的差异并且在纳粹青年团成员的孩提时代，就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他们遭受了协约国没有经历的长期饥饿；第二，德国人的父亲，即使最终回到家里，也是作为失败者而不是作为英雄回来的。而且，在德国，传统的实行独裁统治的帝王的父亲形象已经消失，他抛弃了他的人民。革命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取代他的地位的人。

    还有其他的经历使青年团的孩子们记忆变得冷酷无情：失败过后随之而来的饥饿和革命。《凡尔赛条约》又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因为它使所有德国人——包括年轻人——都要对战争造成的一切灾难负责。1923年的通货膨胀更加深了他们的认识：父亲没能提供秩序与安全。大萧条中产生的挫败、恐惧和饥饿重新唤醒了1919年和1916-1917年间对饥饿的童年记忆——而这种饥饿唤起了攻击和摧毁一切的冲动。

    这些不足以得出德国年轻人被希特勒所吸引的论断，因为他是“提供了一种激进方式的威权人物”。年轻的德国人受希特勒所吸引是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在战后所有政治领导人中，只有希特勒一人对青年们内心深处的特殊的精神需求做出了反应。他是他们在幼年动荡的年代里，脑海中想象的完美的“父亲—元首”的化身；他的样子就是他们希望自己父亲所成为的样子——“战壕中的无名英雄”佩戴着铁十字一等勋章光荣地返乡。他是士兵的领袖，允诺建立起一个军事国家，那里成人和儿童都身着制服，以受过训练的步伐，按着等级次序行进。他们发誓绝对效忠于这位被奉若神明的冷漠元首，并帮助他建立一个复兴的强大德国。希特勒看起来如此平凡而没有什么特征的形象以及人们对他私人生活所知甚少的事实，强化了人们头脑中这位父亲替代者的形象。因为他们自己的父亲就是普通的德国人，长期以来一直不在孩子身边乃至对孩子来说已成为陌生人。

    战后德国青年渴望拥有一个值得信任和追随的父亲式元首的希望是如此强烈，很难表达出来。1924年1月一个全国学生杂志的刊首文章发出“呼唤元首”的号召，这位元首要忠于自己，忠于我们和他的使命。早在1920年6月，格廷根大学的学生们就宣布：“对一位伟大领袖的渴望已令我们精疲力竭[wir verzehren uns]。……”大学生基督教联盟也表达了同样的希望：“以发自内心的呼喊回应那被压抑已久的人所共有的要求……为我们民族领袖的到来而高声欢呼。”［216］

    青年团的年轻女子也发觉希特勒是他们梦想中的父亲模样。一对1913年和1915年出生的姐妹回忆起他们最初的记忆是，母亲身着黑衣为他们逝去的父亲而哭泣。他们在1931年亲眼见到希特勒之后心中的激动是难以言表的。她们情绪高涨，激动得夜不能寐，整晚一直讨论这位神奇的元首，因为他身上有她们所渴望的每一样东西。她们一起祈祷希望不要有什么伤害他或把他从她们身边带走，她们一起祈求宽恕那些对元首曾经持有的怀疑。她们加入纳粹党，自愿服务，为纳粹冲锋队队员提供餐饮和照料。［217］

    在反思阿道夫·希特勒的令人惊讶的成功时，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想知道，为什么德国人会追随这位本性上如此幼稚的奇特领袖，他问道，对这个在许多方面都很荒谬的尚未成熟的人，他们内心的反应是什么？［218］很可能是，希特勒吸引纳粹青年团的正是他的孩子气，他显示的特点与他们自己的特点很相似。他也用后退作为自己的保护伞；他们相信，他也经历过饥饿和贫困的苦难；他也是满腔愤怒，并且也能大发雷霆。像他们自己一样，他也是防御性的和脆弱的，但是他在实现他的要求时也能做到残酷和专制；他既是一个对《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进行报复的破坏者，亦是新秩序的缔造者。他也实践了“原始理想”；世界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好人世界，一个是恶人世界——雅利安人是创造性的好人，犹太人是破坏性的恶人。

    青年团追随希特勒的最重要原因是他的运动把憎恨制度化，把侵略神圣化。而童年时代经历的那些在成年之后即在大萧条中被强化的愤怒和挫折是青年团员需要对付的东西。希特勒运动的绝对暴力有助于使敌对的情感转变方向。因为父亲式元首，不仅仅是遥远的理想化的父亲的替代者，他还作为对付破坏性的憎恨的心理防御而存在。他们对那遗弃了他们的父亲仍怀有这种憎恨。［219］总之，青年团的心理问题，使希特勒获得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把同样塑造他自己童年的无意识冲突投射到德国民众，如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在这个例子中他自己的病状与德国的相同。［220］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是又一个吸引德国年轻人的重要地方。因为他的种族主义理论正中他们偏见的下怀，反犹主义是魏玛青年运动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自由军团和大学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例如，几乎所有的决斗团体在他们的纲领中都有“雅利安人条款”，最大的大学生天主教联盟同样也有这种条款。

    马丁·王格（Martin Wangh），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调查了灭绝犹太人的心理根源。他在纳粹青年团员“一战”期间的童年经历中发现了根源，他认为，在战争中的孩童时代，他们就发现自己的恋母情结在父亲长期不在的时候不断增强。因为他们这种对母亲强烈的乱伦渴望是不被容忍的，这种渴望就被投射在其他人的身上，并被归咎于其他人。而他们运用的这种心理防御与年轻时阿道夫·希特勒运用过的一样：他们把乱伦归罪于犹太人，犹太人试图摧毁德意志民族。犹太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种族敌人，作为“乱伦罪犯”和“种族玷污者”应被铲除掉。因而，确实同希特勒一样，“自卑感”被置换到犹太人身上……这样就安抚了那种被拒绝而产生的无价值的情感和强烈的自虐倾向。按照王格博士的看法，这种自我毁灭的强烈幻想导致一种更邪恶的错置，此时，（自杀性的）绝望被转换成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计划。［222］

    对希特勒掌权来说，反犹主义也许真不如1930-1933年的经济危机那么重要，不过那么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有助于加强业已存在的反犹主义，尤其是青年团中的反犹主义。因为憎恨犹太人是将仇恨、攻击和毁灭这些原始冲动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对青年团有号召力，也是因为它提供一种减轻因背弃传统基督教教义产生的罪恶感的方式。如同埃里克森提醒我们的那样，年轻人寻找某种信念和承诺。在这个充满着民族耻辱、仇恨和《凡尔赛条约》的年代，千万年轻人发现基督教与他们的需要无关。他们想要的是憎恨与复仇，而不是爱与调和。但是放弃童年的宗教信仰仍旧让他们感到不安。对这些人来说，就像莫里斯·萨穆埃尔（Maurice Samuel）在《强烈的憎恨》一书中所暗示的那样，反犹主义是对基督教错置的憎恨，一种通过攻击基督教的传统敌人——犹太人——来减轻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因而对奥伯阿梅尔高耶稣受难剧（Oberammergau passion plays）（注：1634年，耶稣受难剧在德国巴伐利亚南部小镇奥伯阿梅尔高首演，此后每隔十年就上演一次，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传统。1930年，希特勒亲自前往观看，1934年已成为纳粹领袖的希特勒利用该剧发表仇恨犹太人的谈话，进行反犹宣传，备受争议。——译者注）的强调在那个时代发挥了很大作用：仇恨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杀了耶稣基督。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提供了“官方复原的仇恨”。［223］

    有一种仇恨的需要，而希特勒满足了这一点。但是单纯认为希特勒以消极的言辞来发挥他的吸引力也是错误的。相反，他是积极高效的，因为他既讲述了人类最基本的冲动，也讲述人类最高尚的情感：有憎恨、残酷、侵略和恐怖，同时也有忠诚、希望、爱和牺牲。希特勒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完全领悟了一个深奥的心理定律：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不能只依靠面包而活。二者都需要理想的支撑。如果单纯从实利主义、自我利益和贪婪的心理出发号召民众，政治计划肯定不会成功。希特勒的青年团非常愿意相信，他们的领袖能用奉献、牺牲和爱国的理想去鼓舞他们。

    希特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也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他发现穿上正义的盔甲确实很容易的：他将会把德国人从自私、利己主义、派系主义、道德堕落和种族败坏中拯救出来。他的宣传的有效作用最终体现在这一点——他使他的政党的虚无主义看起来像理想主义，即它的残酷力量，它的利他主义的邪恶“意识形态”。［224］慕理想主义之名而来的皈依者是大批军团。特莱佛罗珀尔提醒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即希特勒所有的追随者都是罪恶的反犹分子，残酷成性的野兽、暴徒和神经病患者。“许多被时代的混乱无序弄得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他写道，“受到了希望的讯息以及如水晶般单纯澄澈的具有感染力的保证的鼓舞”，即一个被挫败和束缚的民族能够通过信念和意志的力量的实践而重新崛起，获得独立和荣耀。［225］

    曾经积极参加希特勒运动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在回忆录中都滔滔不绝地谈及这样的希望和理想主义。年轻人尤其受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允诺所吸引，在那个国度里，公众的利益优先于个人的利益，而一个受神感召的领袖的兄弟般的关怀和支持能够解决德国人的问题，结束个人孤独和个人责任的可怕感受。许多被民族失败和《凡尔赛条约》的耻辱激怒的人按常理本来会加入传统的民族主义政党，但诸如保守党和德国民族党这种政党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青年团，青年团认为这些保守党派只是单纯谈论爱国主义而同时又试图确保世袭特权。那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想要一个统一、合作的共同体，而不是旧的社会秩序。他们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们寻求的东西。一个学生写道：

    来自希特勒宽厚慈悲之心灵的大胆建议与那些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他的想法不是用国家的资源帮助实业家和地主，而是马上利用它们去解除上百万失业的德国人的困境！

    一位年轻的工人被希特勒所吸引，因为他相信希特勒和他有着共同牺牲的意愿与对祖国的忠诚：“忠诚一直引导我们，忠于德国，忠于我们纯洁的民族，忠于我们的领导。”一位年轻战士的自传同样突出忠诚和牺牲的主题：“描述我们所做的牺牲是多余的。……[这些]都是按照‘共同体’的精神做出的。”［226］

    有一点永远不应被忘记，希特勒是大众心理的主宰。早在1923年，他表示出，他知道号召进行奉献和牺牲的力量，渴望“共同体”的力量，对“期盼统一整体”的力量，呼唤伟大民族的力量。

    他对一个好友透露了他的秘密手段：“当我倡导牺牲时，第一个火花便打在人们心上。人们越是卑微，就越是渴望与一个比他们伟大的事业认同……从而成为了容纳所有阶级的一个无法抑制的运动。”［227］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一些公开演讲中，他阐述了他的原则。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观众最渴望的呼喊：

    我们决心缔造一个由德意志民族组成的新社会——一个由各种地位、各种职业和每一个所谓的阶级组成的社会。……所有的阶级必须整合为一个单一的德意志民族。

    而几个月以后他再次说道：

    你可以把我看作这样的人，不属于任何阶级，不属于任何团体，一个超越于所有这些因素之外的人。……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我只对德意志人感兴趣，我只属于德意志民族并为之而战斗。

    在他取得权力后，他又说：

    只有当整个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勇于奉献的单一共同体[Opfergemeinschaft]，我们才能希望并期待未来神明将会与我们同在。［228］

    无数德国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并相信他。

    希特勒——神话的实现者

    政治现实主义者曾说希特勒的号召是对幻想的号召——是不存在犹太人威胁的幻想，万能的元首的幻想。现实主义者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体会到幻想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尤其是当它获得了神话般的力量的时候。如同乔治斯·索雷尔（Georges Sorel）（注：索雷尔（1847-1942），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提出了关于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译者注）在许多年前就注意到的，幻想比现实更强大，神话塑造了人类和民族的生活。他写道：“由神话引导的社会已经为任何英勇的进取行动做好准备。”精神分析学者罗洛·梅（Rollo May）表示同意，他强调神话的力量：“给予一个人应付焦虑、面对死亡、对付犯罪的能力。……我们无法理解渴望神话的力量。”［229］

    充分理解这一点的有作为的政治领袖既能制造神话，又能利用它们实现自己的目的。例如，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1940年号召法国人时，便制造了一个神话，他说：“我在伦敦，你们在法国，我们在共同的反抗事业中团结在一起。”而事实上，那时不存在法国人反纳粹主义的行动。但是当时法国人开始相信，这种真实的错误是象征性的真实，反抗就成为事实上的历史力量。希特勒也知道他的人民是如何强烈地希望相信英雄神话。他将这些神话清晰地讲述出来，使它们成为他自己的东西。凭借他神奇的领导魔力和他的宣传力量，德国历史上最受珍视的神话，便被纳粹党加以利用，向千百万德国人发出了无法抗拒的呼唤。他是人们等待已久的巴巴罗萨，是将要实现几个世纪以来的愿望和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新帝国的人。

    希特勒不只是为古老传说提供新形式。他还提出了证明一种新道德的新价值体系。心理学家称之为“选择性超我体系”（an alternative superego system）。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拥有完整的救世主、一本神圣书、一个十字架、宗教盛典中的装饰、身着黑袍和施行涂油礼的神父、将异教徒逐出教会和处死异教徒的律令，以及建立第三帝国的千年诺言。

    因此，希特勒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许多德国人看来，他像一位神圣的救世主。在民族耻辱和绝望的历史背景下，他的宗教似乎是旧宗教的一种深远的发展。基督教号召爱与和谐的地方，希特勒便将憎恨与复仇神圣化；基督教要求人们从思想与内心都要爱戴上帝，希特勒免去了推理，要求人们只能忠于元首一人；基督教倡导个人责任和自由意志，希特勒则提供一种从自由逃逸到权威的方式。希特勒号召力的本质早在很久以前就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所写的宗教裁判官面对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对话中得到阐述：“我们也有权去宣讲神话；并教导他们最关键的不是他们心灵的自由判断，不是爱，而是他们必须狂热追随的神秘力量。……我们的确做了这些。我们已经纠正了你的工作，把它建立于奇迹、神话和权威的基础上。而且如果人们再次像绵羊一样被引领就会感到愉快。”［230］

    希特勒的“掌权”

    我们大获全胜，敌人就会失败。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3年）

    读了这一章，读者也许会认为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是预料中的结局。好像德国历史上一切都联合起来支持他；1930年以来开始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危机很显然把他推向前沿；而他的人格魅力则做了其余的补充。因而希特勒被一个走火入魔的民族欢呼为救世主，并大权在握。但是事情并不是那样。希特勒奇异的一生给历史上那些难以预测的行为提供了许多解释，其中一点就是：希特勒的成功并不是无法避免的。

    过去的历史、现实的危机和权威型的人格三者的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到1932年秋天时，希特勒会有如此大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不能解释事实上他是如何成为德国的元首的。他既不是通过选举获胜而掌权的，也不是如后来纳粹传说所说，用一种英雄的权力巨人（Machtergreifung）夺取权力。政治权力是在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中交给了他。

    他曾尝试用三种不同方式来达到目标。首先1923年他试图通过军事政变来夺取权力。在那次难忘的事件中他失败了。其次，他力求取得德国人民的委托；但是他也没有赢得他许诺给总统兴登堡的简单多数。他在1932年夏天所能取得的最好成就就是赢得37.4%的支持选票。即使是在取得总理职位，并受益于国会纵火案之后，同时利用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的花言巧语，加之他自己出色的煽动才能和冲锋队的威慑力量——即使有这一切之后，希特勒也只得到43%的选票，大多数德国人仍不信任他。当然，他们给他的信任比其他人都多，但是并不是大多数。

    这些努力失败后，希特勒决心通过阴谋和政治交易得到权力。A.J.P.泰勒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认为关于希特勒如何夺权的问题的答案，与其说是取决于希特勒和纳粹党，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其他政党和政客。［231］共和国每一个政党都为民主的丧失和希特勒的成功起到了作用。斯宾格勒对大肆宣扬纳粹胜利的尖锐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正确的：“没有胜利，也没有反对。”［232］例如，德国共产党，到1932年时已经发起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它未经抗争便屈服于希特勒。到1933年夏天时，德国共产党解散，领导人被捕入狱，资金被充公。这个令人惊愕的失败，原因之一是来自斯大林克里姆林宫的令人惊异的不稳定政策。从1924年到1928年，苏联的政策是与温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1928年之后转向将他们作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同他们进行战斗。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事实上是与希特勒合作来削弱资产阶级民主。这一策略就是：一旦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获得政权，进行最终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但是帮助希特勒掌权后，共产党根本未采取任何行动。“14年来只谈论革命的政党，当所谓适合革命的时机到来时，它却失败了。”［233］

    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作为共和国的奠基者，到1932年仍是国内最大的党，但它没有能力，也不愿采取有效行动。在近似于宿命论的冷漠控制下，他们不能也不愿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我们受到环境力量的驱使，”1933年8月一位领导人同情地说，“我们确实只是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客体。”［234］后来这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反驳道：希特勒掌权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联盟者，即共产主义者与希特勒合作并攻击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这指控里有真实的成分，但是它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社会民主党自己根本没有做过什么以实现它对社会的承诺。1932年7月总理冯·巴本（von Papen）和他的“男爵内阁”非法夺取占德国领土三分之二的普鲁士的政权时，他们依然未采取措施。此时，如同后来一样，中间分子始终缺乏采取有效行动的意志。总体上，由于误解了希特勒的本性，并低估了他的威胁，他们一直认为“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而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与传统相一致，他们把忠诚献给“一个具有潜能的大众化政党”，并不断地用空洞无形的口号来安慰自己。这一信仰产生的必然推论是，作为“反应部队”首领的希特勒会同他的支持者们自动解散，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235］

    右翼的保守党派把大部分精力用来贬低共和国，但是除了想出各种方式与希特勒相适应外，他们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到1932年德国保守主义派在智力上已江郎才尽，而在政治上也已经破产。

    从1930年到1932年这关键的几年中，共和国的首相是天主教中心党的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博士。有人把他描述为一个在纳粹潮流中英勇抗争的能干的政治领导人。然而，他的行为根本配不上那个名声。1930年他解散国会并试图采用紧急总统令进行统治，使他的政府依赖于任性的老总统兴登堡，结果犯下致命的政治错误。因为，军事反动力量的派系对总统的影响逐渐增大。他的缺乏远见而固执的通货紧缩政策加剧了大萧条，使工厂关闭，将上百万工人抛上街头。这位“饥饿总理”对民主也毫无帮助。他费尽心机使自己处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位置，制造了一则绝妙的黑色政治笑话：“为什么布吕宁像一把吉他？答案是：因为他被左派挟持，被右派玩弄。”

    但是，布吕宁也许不仅仅是无能，最近一些研究针对他声称的对民主的承诺和对希特勒的反抗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现在已经清楚的是，他做总理的主要希望就是赢得希特勒的秘密支持，为复活君主政体做准备；红衣主教帕切利（Pacelli），后来是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Ⅻ）敦促布吕宁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要特别迁就希特勒。布吕宁本人帮助希特勒撰写了元首的一次重要的演讲稿。无论这位魏玛共和国首相以后如何反对希特勒，此时他对希特勒的态度清楚地表达在一份声明当中，该声明显示了他当时对纳粹党领袖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在第三帝国建立的前夕，布吕宁说：“如果希特勒在正常情况下当选为总理[原文如此]，他就能够以相当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形势。”［236］

    这正是问题所在。在最绝望的时候，民主政治的领导人没有试图阻止希特勒独裁的威胁，也未能把他排除出政局；相反，他们费尽心思地帮助希特勒进入内阁——每一个政治派系都试图把他拉到自己这边来。每一个组织都希望希特勒提供选票，并保持他的“优势”中“受制于人的弱点”。所有党派都自信地认为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希特勒。人们还设想，一旦他加入政府，政治权力的责任就会教给他谦逊和节制。

    有人说希特勒掌权的历史就是他被低估的历史。有一点也必须提出：“如果没有那些杰出的人和强大的力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标而高估了希特勒，也就根本不会有希特勒的历史！”［237］

    空洞平淡的期望从未被这么有效地加以利用。因此德国被交给了这个奥地利人。这是完全合法的。1933年1月30日上午，阿道夫·希特勒许下一个伟大的誓言，守护共和国；然后他把他那柔软而毫无男子气概的手放入老迈的陆军总元帅戴着皮护套的手掌中，做出一种表达忠诚和信任的古老的德国手势。

    在狂欢的城市中，人们听到一位天主教修女说：“仁慈的希特勒先生掌权是上天多大的赐福啊！让我们赞美上帝！”也有一个抗议行动。一个犹太小男孩，由于看到冲锋队战士拿一段浇花用的胶皮管抽打他的祖母，而变得半疯之后，试图用他的小拳头捶打纳粹党人。不过他很快就沉默下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林茨和维也纳的失败者，现在能实现他儿时的诺言，他将成为祖国的主宰，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新帝国的奠基人。

    那天晚上，他把那些令人难过的死亡念头放在一边，激动地浑身颤抖，呆立在总理府的阳台上。他的双目熠熠生辉，脸上浮现出成就不可能之事的胜利者才有的光彩。他俯瞰着威廉大街。他的追随者手中挥舞着火炬，唱着《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注：霍尔斯特·韦塞尔是德国纳粹运动的殉道者，《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是歌颂他的作品，此歌被纳粹德国用作国歌。——译者注），一队队在他面前走过，整个大街成为跳动着火焰的海洋，红涛滚滚，无穷无尽。

    那夜的火焰成为他的象征。年轻时，他总是虔诚地讲“生命的火焰”；在成为街头运动者时，他渴求强烈的憎恨，直至它变成一片“燃烧着激情的火海”。以后，他点燃的大火将烧毁华沙、鹿特丹、考文垂（注：英国中部城市。——译者注）、伦敦，和列宁格勒；接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恶臭的黑烟从奥斯维辛的烟囱中升起。这以后，他甚至想让整个德国都燃烧起来。最后，在红军猛烈攻击的炮火中，他命令下属将自己的遗体用汽油焚烧，然而在1933年这个礼拜一的阴暗夜晚，燃烧油布的味道对这位精神错乱的神明来说便是缭绕的熏香。

    注释

    ［1］Willian L.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0), 90.

    ［2］Geoffrey Barraclough,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 (November 2, 1972).

    ［3］W.C.Sellar and R.J.Yeatman, 1066 and All That: A Memorable History of England Comprising All the Parts You Can Remember, Including One Hundred and Three Good Things, Five Bad Kings, and Two Genuine D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31), vii;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4］Jean F.Neurohr, Der Mythos vom dritten Reich: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57), 20-22.

    ［5］Daniel, Lehrbuch für Geographie, cited in Jonathan F.Scott, Patriots in the Making: What America Can Learn from France and Germany (New York, 1916), 177-179.

    ［6］Heinrich Heine, Smtliche Werke (Leizig, n.D.), 4: 190.

    ［7］Martin Luther, “Treatise on Good Works,” in Luther's Works, 54 vols., ed.Jaraslav Pelikas (St.Louis, 1955-1975), 44, 92, 96,105,113.

    ［8］Luther, “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in Works, 47: 135, 285, 266-267, 269-292.另见Walter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1950), 139。

    ［9］Birger Forell,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The Third Reich , ed.Maurice Baumont et al.(New York, 1955), 825.

    ［10］Wilhelm Röpke, The Solution to the German Problem, trans.E.W.Dickes (New York,1946), 117.

    ［11］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 Der Abenteurliche Simplicissimus (Zurich, 1967), I: 196-199.English Version: 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 trans.from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of 1669 by Weissenborn and Lesley MacDonald（London, 1961），178-183.

    ［12］Kenneth C.Haynes, Grimmelshausen (London, 1932), 152.

    ［13］Marc Raeff, “ The Well Ordered Police State,” America Historical Review 80（December 1975）: 1226-1229 （后面这本期刊引作AHR）。

    ［14］Walter L.Dorn,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Scientist Quarterly 46 (1931): 408; 47 (1932), 75-94;另见Carl Heinrichs, Friedrich Wilhelm I.König in Preussen: Eine Biographie (Daarmstadt, 1968); R.A.Dorwart, The Prussian Welfare State Before 1740 (Cambridge, Mass., 1970).

    ［15］Otto Hintze, Die Hohenzollern und Ihr Werk: Fünfhundert Jahre vaterl ndeischer Geschichte (Berlin, 1915), 319-320; Oswald Spengler, “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in Politische Schriften (Munich , 1933, first publiched 1919), 31; Robert Ergang, The Potsdam Führer: Frederick William I, Father of Prussian Militarism (New York, 1941) 8-10.

    ［16］George P.Gooch,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Rule, the Writer, the Man (New York, 1947), 343; Neubauer's Lehrbuch , quoted in Scott, Patriots, 169.

    ［17］Frederick the Great, in Oeuvres, 17: 83-84, as quoted in Erang, Potsdam Führer, 251.

    ［18］Heinz Linge, “Kronzeuge Linge,” Revue (Munich), 26 December, 1955.

    ［19］引言出自Hitler's Tischgespr 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2nd ed., Percy Schraamm (Stuttgart, 1965), 335, 186, 195, 148, 171 (后面引作Tischgespr che)。

    ［20］Gooth, Frederick the Great, 45.

    ［21］Gordon A.Craig, “ Johannes von Müller: The Historian in Search of a Hero, ” AHR 75 (June 1969): 1498-1499.

    ［22］Treitschke's History of German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7 vols.trans.Eden and Cedar Paul (London, 1915), I: 508-511, 566.

    ［23］Hans Kohn, “Arndt and the Character of German Nationalism, ” AHR 54 (1949): 790, 796, 800-803.

    ［24］Lesebuch, as quoted by Scott, Patriots, 186-187.

    ［25］Rohan D.O.Butler,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783-1933 (London, 1941): 790, 796, 800-803.

    ［26］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New York: 1968), 61.

    ［27］引自Peter Viereck, Metapolitics: From the Romantics to Hitler (New York, 1941), 30。

    ［28］Johaann Gottlieb Fichte,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R.F.Jones and G.H.Turnbull (Chicago and London, 1922), 208 and passim; Viereck, Metapolitics, 6-7, 192-194, 45; Neurohr, Mythos, 142-143.

    ［29］Joseph Campobell, “ Folkloristic Community,” in The Complete Grimm's Fairy Tales (New York, 1944);另见Louis L.Snyder, German Nationalism: The Tragedy of a People (Harrisburg, Pa., 1952)。

    ［30］Grimm's Fairy Tales, 534-535.

    ［31］Ibid.，全文各处。

    ［32］引自Viereck, Metapolitics, 73。

    ［33］Carl Schurz, Reminiscences 3 vols.(New York, 1907), 1:112-114，116-117.

    ［34］Velt Valenti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 Revolution von 1848-49, 2 vols.(Berlin, 1930-1931),序言；另见他的演讲集，1848: Chapters of German History, trans.Ethel Talbot Scheffauer (London, 1940), 426-470; 447-452 and passim。

    ［35］Geoffrey Bruu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60), 85.

    ［36］转引自Louis L.Snyder,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6 (December 1954)：393 。

    ［37］引自Roy Pascal, The Growth of Modern Germany (London, 1946), 42。

    ［38］Henry A.Kissinger,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s on Bismark,”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97 (1969): 906, 907.

    ［39］除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信件以及普通的传记，另参见Otto Pflanze, “Towards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of Bismarck,” AHR 77 (April 1972): 419-444。

    ［40］Adolf Hitler, Mein Kampf (New York, 1939), 147, 191, 223-224, 317-318; Tischgespr che, 346.

    ［41］Hans Delbrück, Regierung und Volkswille: Eine akademische Vorlesung (Berlin, 1914), 186.

    ［42］Max Weber, Politische Schriften (Munich, 1921), and 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引自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1958), 33; Mommsen ,引自Fritz Stern,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1972), 198。

    ［43］引语出自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 trans.Jeans Steinberg (New York, 1967) , 4。关于德国历史延续和变迁问题的精彩讨论，见Stern, Illiberalism。

    ［44］Hans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 (New York, 1960), 63-64.

    ［45］Snyder, Nationalism, 132.

    ［46］Dahrendorf, Society, 199-201.

    ［47］G.W.F.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Law,”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ed.Carl Friedrich (New York, 1963), 283, 293, 309, 323-324;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48］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318.

    ［49］Heinrich von Treitschke, Politics, 2 vols.(London, 1916), 1: 34, 35,63; 2: 389, 399。另见Andreas Dorpalen, Heirich von Treischke(New Haven, Conn., 1957), 227.

    ［50］Treischke, Politics, 2: 123; Dorpalen, Treischke, 229; Fritz Nova, The National Socialist Fuehrerprinzip and Its Background in Germ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3), 19-23, 46-47.

    ［51］ Friedrich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5; reprint ed., New York, 1966), 177, 191, 414.

    ［52］List的话，引自Snyder, Nationalism ,75。

    ［53］H.Gollwitzer, “Der C sarismus Napoleons III.im Widerhall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Deutschlands,” Hitorische Zeitschrift 173 (1952): 58.

    ［54］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40-1945, 3 vol. (New York, 1969), 2: 281; Helmut .Krausnick,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 in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trans.Richard Barry, Marian Jackson, and Dorothy Long (New York, 1968),7; Bracher, Dictatorship, 38-39; Peter G.J.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 Semin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50-51; Massing, Rehearsal, 7-8.

    ［55］Paul de Lagarde, Deutsche Schriften, 5th ed.(Gttingen, 1920), 23, 33, 38-39, 349, 348。另见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35, 49, 58, 72, 87; Jean Jacques Anstett, “ Paul de Lagarde,” in The Third Reich, ed.Baumont et al., 161。

    ［56］Julius Langbehn, Rembrandt als Erzieher (Leizig, 1890), 219-223, 258-259, 309。另见Stern, Despair, 117, 137-138, 153-173; George L.Mosse, Germans and Jews: The Right, The Left and the Search for a “ Third Force” in Pre Nazi Germany (New York,1970), 121-122。

    ［57］除非另有提及，来自尼采的引语摘自下面的作品：（1）Gesammelte Werke, 23 vols.(Musarion Verlag, Munich, 1923),后面引作MusA; (2)现在正发行的新版本；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Gio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and New York, 1972),这里引作KGW;与（3）Walter Kaufmann, ed.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1968),引作PN。

    ［58］Albert Camus, The Rebel, trans.Anthony Bower (New York, 1954), 75.

    ［59］见The Antichrist, conveniently available in PN;还有Kaufmann, ed., Will to Power (New York, 1967), 117。

    ［60］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PN, 541-542。

    ［61］例如，见MusA, 16:369, 370, and passim; and Fritz Nova, The National Socialist Fuehrerprinzip and its Background in Germ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3), 22。

    ［62］Georg Lukác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Berlin Spandau, 1962), 312-313; Nietzsche, MusA, 13: 268.

    ［63］Nietzsche, MusA, 15: 149; MusA, 16: 366;另见KGA 8（3）：459.

    ［64］Nietzsche, MusA, 15: 132.

    ［65］Nietzsche, MusA, 16: 374; KGA, 8 (3) : 386.

    ［66］Nietzsche, PN, 457.

    ［67］Nietzsche, KGA, 7 (3): 215, 458.

    ［68］Karl Jaspers, Nietzsch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Philosophic Activity, trans.Charles F.Wallraff and Frederick J.Schmitz (Tucson, 1965), 458.

    ［69］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Kriegsausgabe, Leipzig, [1941]), 67, 359, 420, 476.

    ［70］Nietzsche, MusA, 19: 374;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71］Nietzsche, PN, 326;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72］Arthur C.Danto, Nietzsce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1965), 158-159, 177.

    ［73］Nietzsche, KGA, 8(3): 452;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74］Alfred Rosenberg, “Friedrich Nietzsche: Commemorative Speech of 15 October 1944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Nietzsche's Birth,” (Zentral Verlag, NSDAAP, Munich, 1944), p.14.

    ［75］Thomas Mann, “Nietzsche's Philosophy in the Light of Recent History,” in Last Essays, trans.by Richard and Claraa Winston (New York, 1959), 175.

    ［76］引自Neurohr, Mythos,272。

    ［77］Thomas Man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Berlin, 1919)。另见Ernst Keller, Der Unjpolitische Deusche: Eine Studie zu de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von Thomas Mann (Munich, 19650), 46-49;引言出自Bracher, Dictatorship, 498。

    ［78］S.D.Stirk, German Universities: Through English Eyes (London, 1946), 42.

    ［79］J.Thomas Leamon, sermon, 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Williamstown,

    Mass.,12 November 1972.

    ［80］Paul W.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 Semitim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1949), xvi.

    ［81］Ibid.，306。关于弗里奇对希特勒的影响，参见第二章，第97-98页。

    ［82］关于朗贝恩（Langbehn）和拉加德（Lagarde）的声望，见Holborn, Germany, 3: 411。

    ［83］ Eugen Dühring, Die Judenfrage als Frage des Rassencharakters und seiner Sch dlichkeiten für Existenz und Kultur der Völker, 6th ed.(Leipzig, 1930), 281; Massing, Rehearsal, 7-9。Pulzer, Anti Semitsm, 62, 82, 84.

    ［84］Stern, Despair, 60-63.Pulzer, Anti Semitism, 62, 82, 84.

    ［85］Ibid.，242；Stern, Despair, 138, 141, 168.

    ［86］Gustav Freytag, Soll und Haben, 70th ed.(Leipzig, 1908), passim; Mosse, Germans and Jews, 70.

    ［87］Treitschke, Politics, 1: 299-302; Dorpalen, Treitschke, 243-245.

    ［88］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1914, trans.Marian Jackson (New York, 1975), 283-284.

    ［89］Pulzer, Anti Semitism, 255-256.

    ［90］Ibid.，273-274.

    ［91］Walter Rathenau, Biefe,引自Martin Kitchen,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1890-1914 (London, 1968), 43。

    ［92］Bracher, Dictatorship, 24-25.

    ［93］引自Richard M.Brickner, Is Germany Incurable?(New York, 1943), 169。

    ［94］Lagard, Deutsche Schriften, 33-37; Stern, Despair, 56, 69.

    ［95］引自Kohn, Mind of Germany, 283。

    ［96］Bracher, Dictatorship, 29.

    ［97］ Neurohr, Mythos, 93; Art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 dritte Reich, 3rd ed.(Hamburg, 1931); S.D.Stirk, “Myths, Types and Propaganda,” in The German Mind and Outlook, G.P.Gooch et al., eds.(London, 1945), 131.

    ［98］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Law,” 322.

    ［99］参见H.W.C.Davi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New York, 1915), 150-153; Treischke, Politics, 1: 29-50, 67-68; 2: 599, 390。

    ［100］Spengler, “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quoted in Ergang, Postsdam Führer, 5.

    ［101］引自Gerhard Ritter, 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 Das Problem des “Militarismus” in Deutschland, 4 vols.(Munich, 1965), 1: 246, 271。

    ［102］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New York, 1912), 31.

    ［103］关于1900年对德国士兵的指示，引自Ludiwig Reiner, 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 trans.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1955), 30;与德意志帝国总理冯·比洛（von Bülow）的谈话，引自Fritz Fischer, World Power or Deline: The Controversy Ov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Lancelot L.Farrar, Robert Kimber,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1974), 8.

    ［104］Fischer, Illusions, 92.

    ［105］Alfred Kruck, Ge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890-1939 (Wiesbaden, 1954), 13-17.

    ［106］ Ibid.，63-64，183；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1967), 156-172.

    ［107］Stern, Illiberalism, 154-156.

    ［108］Ritter, Staatskunst, 2: 159; Ergang, Potsdam Führer, 2.

    ［109］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9: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ss., 1955), 168.

    ［110］Kitchen, Officers Corps, 132, 142.

    ［111］ W.F.Bruc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William II to Hitler:1888-1938 (London, 1938), 39; Kitchen, Officers Corps, 125.

    ［112］引自Gordon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1955), 237。

    ［113］Karl Demeter, The German Officer Corps in Society and State, 1650-1945, trans.Angus Malcolm (New York, 1965), 247.

    ［114］Craig, Prussian Army, 298.

    ［115］Hans W.Gatzke, book review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5 (September 1972): 279.

    ［116］Bertram H.Schaffner, Fatherland: A Study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German Family (New York, 1949), 13.这里的报告得益于沙夫纳（Schaffner）的重要研究。

    ［117］Rudolf Hoes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 1959), introduction and 31-32.

    ［118］Schaffner, Fatherland, 51.

    ［119］Ibid.，76.

    ［120］引自Stern, Illiberalism, xix。

    ［121］Holborn, History, 3 :813.

    ［122］Scott, Patriots, 135-140.

    ［123］Schenk Koch's Lehrbuch,出处同上，183。

    ［124］Robert G.L.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1918-1923 (Cambridge, Mass., 1952), 17-21。

    ［125］Mario Damandi,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Ph.D.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0), 365-366.

    ［126］Mosse, Jews, 127-130; Pulzer, Anti Semitism, 309.

    ［127］Domandi, “ Youth Movement,” 288.

    ［128］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 Jugendseele, Jugendbewegung, Jugendziel (Munich and Leizig), quoted in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21.

    ［129］Hermann Rauschning, Revolution of Nihilism: Warning to the West, trans.E.W.Dickes (New York, 1939), 63-64。这里非常感谢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提供参考书目。

    ［130］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Wiesbaden, 1949), Preface i.

    ［131］Jack J.Roth, ed., World War I: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1967), 109.

    ［132］Hitler, Mein Kampf, 227.

    ［133］参见Aryeh L.Unger, The Totalitarian Party: Party and People in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England, 1974), 263-264。

    ［134］ Koppel S.Pinson, Modern Germany: I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54), 322-323; Gustav Stolper, Karl H user, and Knut Borchardt, The German Economy:1870 to the Present, trans.Toni Stolper (New York, 1967), 110.

    ［135］Neurohr, Mythos, 79, 121.

    ［136］Ibid.，246.

    ［137］对他们的人生素描，见the “who's who” of the Party, Das deutsche Führer Lexikon (Berlin, 1934)。

    ［138］Professor Doktor Witkop, ed., 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 (Munich, 1928), 7-8.

    ［139］Ernst Toller, Eine Jun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 1936), 53.

    ［140］Ernst Jünger, In Stahlgewittern: ein Kriegstagebuch, 16th, ed.(Berlin, 1926), 152, 257.

    ［141］见Neurohr, Mythos, 76-77.

    ［142］Waite, Vanguard, 31.

    ［143］Pinson, Modern Germany, 335; Fischer, German War Aims, 247ff.

    ［144］Henry Cord Meyer, ed., The Long Generation (New York, 1973), 105ff.

    ［145］这一讨论的基础是Richard M.Hunt, “Myths, Guilt and Shame in Pre Nazi German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34 (Summer 1958): 355-371。

    ［146］引自Ludwig F.Gengler, Kampfflieger Berthold (Berlin, 1934), 123-125。

    ［147］Friedrich Wilhelm Heinz, Sprengstoff (Berlin, 1930), 26, 29;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148］与巴登（Baden）的麦克斯（Max）王子的谈话，收录于Prince Max's memoirs, Erinnerungen und Dokumente (Stuttgart, 1927), 592, 600。另见Herzogin Vitoria Louise, Im Strom der Zeit (Göttingen, 1974), 93。

    ［149］Heinz, Sprengstoff, 7.

    ［150］Waite, Vanguard, 51.

    ［151］Ernst von Salomon, Die Ge chteten (Berlin, 1930), 72-73, 294, 307; Nahe Geschichte: Ein Ueberblick (Berlin, 1936), 30;“Der Verlorene Haufe,” in Krieg und Krieger, ed.Ernst Jünger (Berlin, 1930), 116。

    ［152］Ernst H.Posse, Die politischen, Kampfbünde Deutschlands, 2nd ed.(Berlin, 1931), 46-47。

    ［153］引自Waite, Vanguard, 267。

    ［154］Hans Gerth, “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5 (January 1940): 530-531。

    ［155］这首诗歌1919年最初发表于George Grosz and Karl Einstein, eds, Der blutige Ernst,引自Richard Hanser, Putsch!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1970), 238-239。

    ［156］Peter Bor, Gespr che mit Halder (Wiesbaden, 1950), 101.

    ［157］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 (New York, 1938), 69-70; Joachim Rmak, ed., The Nazi Years: A Documentary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J., 1969), 26,引用的资料出自the Abel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dord, California。

    ［158］Waite, Vanguard, 140-141; Holborn, History, 3: 589.

    ［159］Paul Seabury, The Wilhelmstrasse: A Study of German Diplomats Under the Nazi Regime (Berkeley, 1954).

    ［160］Gerhard F.Kramer,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on the Courts of Justice and Police,” in The Third Reich, 599。.

    ［161］参见Robert M.W.Kempner, “ Blueprint of the Nazi Underground — Past and Future Subversive Activities,”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13 (June 1945):130-133。

    ［162］Stern, Illiberalism, 203.

    ［163］David Rodnick, Postwar German: An Anthropologist's Account (New Haven, 1948), 189.

    ［164］Ibid.，189；另见Guenther Lewy,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12-16。

    ［165］ Erich Eyck, A History of the Weimer Republic, 2 vols., trans.by Harlan P.Hanson and Robert G.L.Waite (Cambridge, Mass., 1963), 2: 219, 476.

    ［166］参见Edouard Calic, ed., Secret Conversations with Hitler: The Newly Discovered 1931 Interviews, trans.Richard Barry, foreword by Galo Mann (New York, 1971)。

    ［167］参见“Erzieherschaft und Partei,” Berliner Tageblatt, no.210 (May 1937);另见Der Schulungsbrief, nos.8 and 9 (1938), quoted in Gerth, Journal of Sociology (January 1940) 55: 525。

    ［168］Fritz K.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ss., 1969), 216.

    ［169］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的评论，“Weimar Germany 1919-1932: Intellectuals, Culture and Politics,”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29-30 October 1971（后面引作New School Conference, 1971），根据我的笔记。

    ［170］Gay, Weimar Culture, 10, 23.

    ［171］New School Conference, 1971,根据我的笔记。

    ［172］Kurt Sontheimer, “ Anti Democratic Thought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The Path to Dictatorship: Ten Essay, trans.John Conway, introduction by Fritz Stern (New York, 1966), 36-39; Klemens von Klemperer, 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 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57).

    ［173］Paul Sethe, quoted in Gordon Craig, “ Engagement and Neutrality in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67): 59。关于图霍尔斯基，特别参见Harold Poor, Kurt Tucholsky and the Ordeal of Germany (New York, 1968)。关于对《世界舞台》的同情观点，见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 Wing Intellectual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Berkeley, 1968)。

    ［174］New Schook Conference, 1971,根据我的笔记。

    ［175］Gay, Weimar Culture, 62-63.

    ［176］Neurohr, Mythos, 25, 243-246.

    ［177］Stern, Despair, 293.

    ［178］Sontheimer, “Anti Democratic Thought,” 47.

    ［179］引自Kohn, Mind of Germany, 321。

    ［180］Stirk, German Universities, 138; Stern, Despair, 265-266.

    ［181］Ibid.，263-265.

    ［182］Holborn, History, 3, 657。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83］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Form and Actuality, 2 vols, trans.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1926), 2: 507;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另见Stirk, “Myths,” in German Mind and Outlook, 138。

    ［184］Domandi, “Youth Movement,” 285;另见Holborn, History, 3: 658。

    ［185］Spengler, 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104-105.

    ［186］Franz Schauwecker, quoted in Lukács, Zerstörung, 297.

    ［187］The phrase is Carl Schorske's;见“The Weimar Intellectua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 (21 May 1970): 20-25。

    ［188］Martin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 t (Breslau, 1933); Das deutsche Führer Lexikon (Berlin, 1934).

    ［189］Gordon Craig, “ Engagement and Neutrality in Weimar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1967): 49-63; Harry Pross, “On Thomas Mann's Political Career,” Ibid.，75.

    ［190］参见Kritz K.Ringer, ed., The German Inflation of 1923 (Oxford, 1969); Hanser, Putsch!, 305-307。

    ［191］Pearl S.Buck, How it Happens: Talk About the German People, 1914-1933 (New York, 1947), 124.

    ［192］Peter Loewenberg, “ Psycho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zi Youth Cohort,” AHR 76 (December 1971); 1468, 1472.

    ［193］Dieter Petzina, “German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 (October 1969): 67-68.

    ［194］Michael Steinberg, Sabres and Brown Shirts: The German Students' 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1918-1935 (in press).

    ［195］Else Frenkel Brunswick, “The Role of Psychology in the Study of Totalitarianism,” in Totalitarianism, ed.Carl J.Friedrich (Cambridge, Mass., 1954), 173.

    ［196］民众恐惧与希特勒吸引力之间的关系首度受到注意，始于弗兰茨·纽曼（Franz Neuman）1954年的文章“Angst und Politik,”转引自Stern, Illiberalism, 96, xxviii。约阿西姆·费斯特（Joachim C.Fest）在Hitler: Eine Biographie (Vienna, 1973)一书中讨论了“大众愤怒”（die Grosse Angst），并在1975年10月17日哈佛大学的一个研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

    ［197］与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谈话，见Diaries and Letters: The War Years, 1939-1945 3 vols.(New York, 1967), 2: 39; Hitler, Mein Kampf, 468, 920; Joseph Goebbels, The Early Goebbels Diaries: 1925-1926, ed., Helmut Heiber, trans.Oliver Watson (New York 1963), 91;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98］Eva G.Reichmann, Hostages of Civilization: The Social Source of National Socialist Anti Semitism (London, 1950), 193; 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t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600 of His Followers (New York, 1938), 149-150.

    ［199］见John Snell, ed., Nazi Revolution: German's Guilt or Germany's Fate? (Boston, 1959), introduction, xiii.

    ［200］Hermann Glas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als Spiesserspiegel,” Aus Politik und Zeigeschichte 9 Jahrgang (24, July 1963), 130-22; Hans Kohn, “ The Mass Man: Hitler,” Atlantic Monthly 173 (April 1944), 100-104.

    ［201］Konrad Heiden, Der Fue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trans.Ralph Manheim (Boston, 1944), 377-378.

    ［202］Doroghy Thompson, I Saw Hitler! (New York, 1932);汤普森小姐拼错了他名字的第一个字。

    ［203］这一比喻来自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trans.by Leila Venewitz (New York, 1966), 373。

    ［204］Gordon W.Prange, ed., Hitler's Words (Washington, D.C., 1944), 105, 109.

    ［205］William L.Langer, “The Next Assignment,” AHR 63 (January 1958): 302.

    ［206］Frenkel Brunswick, “Role of Psychology,” 178-184.

    ［207］Henry Dick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A Wartime Study of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Human Relations 3 (1950): 111-153.

    ［208］Powell Kecskemeti and Nathan Leites, “Some Psychological Hypotheses on Nazi Germany,”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28 (1947-1948).

    ［209］Gerth, “Nazi Party,” 528-530; Richard Grunberger, The Twelve Year Reich: A Social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33-1945 (New York, 1971), 234, 306; Fest, Hitler, 386; Moose, Germans and Jews, 23; Baldur von Schirach, Ich glaubte an Hitler (Hamburg, 1967), 160; Steinberg, Sabres and Brown Shirts.

    ［210］Peter Merkl, unpublished paper quoted in Loewenberg, “Nazi Youth Cohort,” 1473;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211］详见勒温伯格(Loewenberg)的重要文章，出处同上。我也大大得益于同勒温伯格的谈话。

    ［212］Buck, How It Happens, 51, 66.

    ［213］引自Loewenberg, “Nazi Youth Cohort,” 1477。

    ［214］William L.Langer, comment at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Colloquium, Washington, D.C., May 1971(后面引作APA Colloquium, 1971).

    ［215］Loewenberg, “Nazi Youth Cohort,” 1484.

    ［216］Hans Peter Bleuel and Ernst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auf dem Weg ins dritte Reich: Ideologien, Programme, Aktionen, 1918-1935 (Gtersloh, 1967), 119-120;黑体部分是我做的标记。

    ［217］Loewenberg, “Nazi Youth Cohort,” 1499.

    ［218］Martin Wangh, M.D., in APA Colloquium, 1971.

    ［219］Loewenberg in APA Colloquium,1971.

    ［220］Andreas Dorpalen, “Commentary,” Childhood (Fall 1973): 241.

    ［221］Bleuel and Klinnert, Deutsche Studenten, 145.

    ［222］Martin Wangh,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enocide of the Jews: A Psycho Analytic Study of an Historical Ev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 Analysis 45 (1964): 386-395;另见Loewenberg, “Nazi Youth Cohort” 。

    ［223］这一短语出自Reichmann, Hostages, 201。

    ［224］见Fritz Stern, Illiberalism, 23。

    ［225］H.R.Trevor Roper, in The Listener (25 January 1973): 103.

    ［226］Abel, Why Hitler Came, 128-129, 146, 218, 261.

    ［227］Ernst Hanfstaengl, Unheard Witness (New York, 1957), 283-284.

    ［228］Norman H.Baynes,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1922-1939, 2vols.(London and New York, 1942), 1 : 261-263；Prange, Hitler's Words, 106, 108;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23-1945, ed.Max Domarus (Munich, 1965), 1767.

    ［229］Georges Sorel,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New York, 1961), 17; Rollo May, in New York Times, 25, November 1968.

    ［230］ Fyodor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Constance Garnett (London,1912), 305;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231］A.J.P.Taylor, “The Seizure of Power,” in The Third Reich, 523ff.

    ［232］Oswald Spengler, Jahre der Entscheidung (Munich, 1933), viii..

    ［233］Alan Bullock,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in Third Reich, 515.

    ［234］引自Erich Matthias, “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Government Power,” in Path to Dictatorship, 51.

    ［235］Erich Matthias, “The Downfall of the Ol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1933,” in Republic to Reich: The Making of the Nazi Revolution , ed.Hajo Holborn, trans.Ralph Manheim (New York, 1972), 72-73, 96.

    ［236］Heinrich Brüning, Memoiren: 1918-1934 (Stuttgart, 1970);另见E.W.Bennett's review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 (June 1971), 180-187;与Holborn, History 3: 673。

    ［237］Nolte, Three Faces,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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