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懂如何去驾驭自我的内心世界，却骄傲自大地乐于统治他的同伴。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在政治领导人当中，个人动机往往被投射到或合理化为公共政策。

    ——哈罗德·拉斯韦尔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几十年前提出了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领袖个性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在1930年一份开创性的研究报告中显示，政治领袖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在把心理困境替代与合理化为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财富。换言之，心理不正常的领导人可能既感觉个人需要治疗，又发现将他们的内心冲突“外在化”具有强大的政治效力。当个人需要同国人的需要保持一致时，这种外化实际上可能相当有利于他本人。［1］

    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和公共活动表现了这一作用过程。在这一结论性的章节，我们想要对他的心理状态做出一种诊断，并探讨它是如何促成他的成功和失败的——他的病态人格（psychopathology）在事实上是如何帮助他获得政权并实施国家政策，而最终又是如何导致了他自身的毁灭和帝国的崩溃。

    哪种“神经症”？

    我饱受令人痛苦的自欺。

    ——阿道夫·希特勒

    我们很难对希特勒的心理疾病做出诊断，原因至少有三种。首先，甚至专业的心理学家都会感到，要对一个他从来没有与之说过话的人进行心理诊断是不太容易的。其次，诊断的标签可能意味着所有个性特点和行为模式都应该符合医学描述，而如果不符合，它们就必然无足轻重。第三，诊断可能也会引发另一个错误观念，即：这样被标示的个人就同另一个经过同样诊断的精神病人一样。当然，事实上，每个病例都是不同的。

    然而，对希特勒心理状态的医学诊断，对于我们理解他特殊的病态人格以及它如何影响他的政治领导具有重要价值。在试图做出这一判断的过程中，如果知道他是否接受过心理疾病方面的专家检查，对我们会有极大帮助。

    我们可以追查到几条线索。1945年5月，瑞士《新闻广播》（Balser Nachrichten）报道，“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曾在海德堡一家专治歇斯底里症的诊所接受治疗。1967年《纽约时报》讲述了一个来自法兰克福的故事，说一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弗里德里希·潘赛（Friedrich Panse）证实，1918年希特勒因为“歇斯底里导致失明”而正接受治疗。不过，潘赛博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向我保证，他“从来没有为希特勒治过病，而只是在远处见过他一次”。他还听说，希特勒在海德堡接受一个名叫威尔曼斯的博士的治疗。

    然而，海德堡的精神病和神经病学诊所的主任，里特尔·冯·拜耶（Ritter von Baeyer）博士说，希特勒根本没到过那里看病。拜耶写到，他的前任及老师，卡尔·威尔曼斯（Karl Wilmanns）博士在一次演讲中称希特勒是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为希特勒做过检查。希特勒一掌权，威尔曼斯就受到盖世太保的审查，并被解除职务。

    在海德堡那个诊所的其他医生也听说，希特勒“在20年代”因精神疾病在林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来自上奥地利健康中心主任的一封信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到这里看过病，也没有去过其他任何一家林茨的精神病机构。［2］

    我们可以假定，希特勒在1919年因中毒气导致暂时性失明而接受了医生检查；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进入兰德斯堡监狱时再次接受体检；“二战”期间，1944年炸弹阴谋后，他又一次进行了体检。但是，据我所知，在这些体检中，没有留下任何尚存的精神病学报告。1918年一位名叫埃德蒙·福斯特（Edmund Forster）的精神病医生在帕泽瓦耳克战地医院可能为他看过病。然而，如果这曾是事实，这次检查的记录也显然被销毁了，可能就是希特勒下的命令。福斯特在1933年自杀身亡。（注：约翰·托兰和鲁道夫·比尼恩都认为，福斯特博士不仅在1918年对希特勒进行了心理检查，而且实际上还给他采取了心理治疗。例如，托兰就称福斯特是“第一位给希特勒治病的心理医生”。不过，没有记录能证实。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位劳累过度的德国大学诊所的杰出主任在1918年10月紧张忙碌的日子里会抽时间专门给一个无名的普通士兵进行心理治疗，这个士兵只不过和他众多战友一样受到了“炮弹休克”。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比尼恩和托兰依据的是维也纳“神经科专家”卡尔·克罗纳（Karl Kronor）为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不合逻辑而又不准确的报告。克罗纳声称，当希特勒在1918年帕泽瓦耳克接受心理诊断时，他在场——比尼恩甚至直接说克罗纳是福斯特的“心理学助手”。但是，克罗纳本人并没有这样说。如果他真的负责照料希特勒，在他坚持认为希特勒1918年暂时的失明是因歇斯底里症导致的报告中肯定会这样说的。相反，克罗纳甚至声称他没见过希特勒——更别提担任治疗他的“心理医生助手”。［Dr.Karl Kroner, “Adolf Hitler's Blindness, ”OSS Document #3I963，National Archives; Toland, Adolf Hitler, xviii xix, picture facing125，925；Binion, Childhood Quarterly（fall, 1973），203-206，与Hitler Among the German（New York, 1976），6-14及全文各处。］）

    还有一份标记为1924年1月8日的“关于囚犯阿道夫·希特勒的精神状况报告”，签字人布林施泰纳博士，兰德斯堡的狱中医生。［3］但是，这份报告并不是精神病检查的结果。这位医生显然对他的著名的囚犯印象深刻，盛赞他是一个智商极高、知识广博而且善于雄辩的人。医生说，当希特勒被捕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沮丧，遭受着“极其痛苦的神经衰弱”。不过他并未给出任何细节。这份报告强调这一状况很短暂，而希特勒不久就进入绝好的精神状态。几个月以后，1924年4月2日，布林施泰纳填写了一份标准的囚犯“阿道夫·希特勒”的体检表：

    身体状况和健康水平：健康；身体十分强壮

    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证明[没有填写]

    工作能力[尚可]

    特殊评语[没有填写]

    1945年，希特勒的医生告诉美军官员，据他们所知，元首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病方面的治疗。［4］似乎没有理由改变这种观点。由于缺乏反面的证据，而且希特勒将心理学贬低为“犹太人的毒药”，加上他强烈地坚持他的头脑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说他曾因精神疾病而接受治疗是极不可能的。（注：战争期间出现一本很不寻常的书，据说是一位移居国外的精神病医生的回忆录。作者声称他从1919年8月到1934年7月一段很长的日子里对希特勒进行了分析。根据这一叙述，知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得出希特勒患有癔症型精神病（schizoid hysteria）的普遍分析结论。因为“克鲁格博士”的回忆录是骗人的，分析结果就受到影响。（见附录，“关于虚假资料的记录”）。实际上希特勒的确可能和一位真正的精神病医生有过短暂的会面。他的一位秘书，一般来说是可靠的证人，回忆起1943年“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被召到希特勒的总部。他断定，希特勒需要在一个疗养院休养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在医生征求了希特勒的意见后，他遭到了希姆莱的处置，“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见Albert Zoller, ed., Hitler Privat: Erlebnisbericht seiner Geheimsekret rin (Düsseldorf, 1949), 69。）

    因此，在无法与病人商讨的情况下，任何分析诊断都必须根据事实。这两方面的尝试在“二战”期间和结束不久后得以进行。1943年美国心理分析学者W.C.兰格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希特勒的心理分析报告。根据现有的资料，兰格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希特勒是个癔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5］而纽伦堡监狱中的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凯莱（Douglas Kelley），通过对希特勒身边22位纳粹党人的广泛询问，推断出这位元首可以列为一个“强迫型和癔症型的精神病患者……他还表现出妄想狂或迫害妄想狂患者的行为模式。……简言之，希特勒就是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6］

    有一种看法，认为希特勒的心理完全正常，而他的行为可以追溯到身体的原因。在尝试做进一步的详尽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此论点做出回应。

    神经学上的解释

    一些医生根据证人们对希特勒身体外观的叙述，尤其是对希特勒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的描述，推断他患上了一种伤害大脑和神经中枢的神经性疾病。几个仔细观察过他的人注意到，“他的左手和整个身体的左半边严重地颤抖”。一位来访的将军指出，“他的步态变得迟缓……行动起来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位党内领导人也惊诧地发现，他的元首现在成了“一个彻底垮掉的伛偻老人……一个浑身颤抖的绝望者”。有人回忆道：“他浑身被汗水浸透，口水挂在嘴角，简直就要流下来。……我感受到了一个充满憎恨的灵魂的爆发。”还有人记起，他曾经看到“一幕可怕的画面……他目光呆滞地瞪视着……两手苍白，指尖没有一丝血色。……他说话依然清晰有力，然而注意力却已不再那么集中了”。［7］

    根据诸如此类的描述，一些德国专家推断，希特勒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是由于患有帕金森症（震颤性麻痹）而导致的，这是一种病因无法确定、侵袭神经系统的病症，并且导致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行动缓慢、失眠、语言障碍、大量出汗、唾液分泌过多和兴奋等多种特殊症状。同时这一疾病还有发展为妄想的偏执狂（delusional paranoid）的趋势。［8］1945年春，一位著名的“神经科专家”，柏林的马克斯·德·克伦西斯（Max de Crensis）博士，在听取了关于希特勒行为的报告并检查了他的照片后，诊断出希特勒患有与震颤性麻痹相关的大脑损伤。［9］战后，汉堡一家精神病诊所的负责人，汉斯·贝格尔普林茨（Hans Berger Prinz）教授表示赞同，并坚决认为从“精神病学的观点看”，希特勒根本没有病。他的问题只是因为他患有帕金森症。［10］另一位德国专家“不仅是可能而且是肯定”地断言希特勒患有帕金森神经机能障碍。这位医生坚持认为，正是这种疾病导致了希特勒人格的显著变化，并且成为1942年以后纳粹暴行和政治与军事失败的原因。［11］

    另有一位德国医生也赞同希特勒患有疾病，但是他认为是“晚期的帕金森症”，最初是由幼年流行的脑炎引发的。他指出，年轻时的希特勒曾经传染上了他的弟弟埃德蒙的病，1900年埃德蒙死于麻疹，当时希特勒11岁。他认为这种病潜伏了许多年。从1914年到1918年，病症开始有所减轻，而从1919年到1933年又间歇性地发作；后来彻底发作成帕金森症。［12］最近，一位研究流行性脑炎的美国权威医生认可了这些发现，把这一疾病后来发作的时间确定在大概1916年流行病期间。正如他的德国同人一样，这位医生认为希特勒的病得到了缓解，直至这一疾病突发成震颤性麻痹，而就是这一疾病引起了“悖德症”（moral insanity）（注：“悖德症”这一概念由英国精神病医生普里查德（Prichard）于1837年提出，被视为一种精神紊乱的类型，患有此症的人的智能很少或完全不受损害，失调主要表现在情感或习惯方面，他们的道德观念和正义原则是高度扭曲和败坏的，自控能力丧失或受严重阻碍。——译者注），并且“改变了他的人格，从而导致了第三帝国的灾难和恐怖”。［13］

    事实上，希特勒的确表现出了一些可能是帕金森氏病的症状，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病的其他症状。尤为显著的是，证人们所见到的颤抖或抖动并不是逐渐加重的；它是间歇性发作的。1923年他的左臂和左腿开始抖动，接着这一症状就消失了。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然后又消失了。1944年6月它开始猛烈地发作，但是那年以后，当他计划开展“阿登攻势”时，症状又都表现得不很明显。在帕金森症中，颤抖并不是间歇性的；它是“残酷地逐步加重的”。我们并没有发现希特勒的手腕、双手、手指和拇指的活动有什么运动方面的障碍，而且也无证据表明他具有那种病特有的“滚药丸”（pill rolling）式的动作。［14］

    还有人对希特勒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做出不同的解释：它是由于希特勒的那个庸医特奥多尔·莫勒尔的玩忽职守而引起的。在一本名为《希特勒：人格的毁灭》（Hitler: Die Zerstörung einer Persönlichkeit）的书中，一位内科医生坚持认为，除了具有一切伟大的天才人物共有的古怪特征外，阿道夫·希特勒完全是个正常的人，直到他落入莫勒尔的“魔掌”，然后被他慢慢地用奇异而不负责任的药物治疗所毁掉。实际上，任何有责任心的医生都一定会为莫勒尔开的药而震惊。从1935年到1945年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药包括了大剂量的维生素和性激素；3000针剂的纯糖浆；每日大剂量的兴奋刺激药和镇静药；上千粒“克斯特博士研制的防止胀气的药片”（为元首的慢性肠胃胀气开的药），成分是颠茄和士的宁的混合物；还有一种莫勒尔用从公牛睾丸里提取出来的物质研磨成粉做成的增强体力的药丸，显然是用来抵消所开的女性激素的作用。因此，争论出现了，即认为如果希特勒不是被莫勒尔弄得丧失能力，德国本可能赢得那场战争，从而阻止深入欧洲的共产主义的威胁。［15］

    一位研究希特勒的德国著名传记作者也确信希特勒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突然的人格变化。直到1942年前后，他一直都是相当正常而且明智的。而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正是莫勒尔博士采取的有害的药物治疗造成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变态）。而我们所知的主要病因是“严重的头部伤风”（eine schwere Kopfgrippe）。由于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伤风疾病，希特勒与历史都发生了转变：元首突然间变得“多疑而不信任他人”；他突然“开始不自觉地重复”；开始编制“荒谬而不切实际的计划”；接着他“对那种令他不满的形势做出了强硬的反应”。他下令屠杀犹太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16］

    莫勒尔的药物治疗很可能造成了他的病人身体和精神的恶化；然而不管他的疾病多么严重，绝不可能追溯到头部伤风。

    战后美国军事情报局根据希特勒的病历以及他的医生们的书面证词而作出了分析诊断，现收藏于国家档案馆，对此我们必须认真看待。这些报告包括四张心电图，日期分别是1940年1月9日、1941年6月14日、1943年5月11日和1944年9月24日，清楚地显示了希特勒患有“急剧恶化的冠状动脉硬化”。［17］这一医学证据提出了关于证人们对希特勒描述的又一种解释，因为一般的动脉硬化可能产生颤抖、失眠、行动缓慢以及思维混乱。它也可能带来人格的改变。迄今为止，心理稳定的人也可能表现出庞大的幻想、妄想狂的趋势和精神失常等症状。［18］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其他亲近的随从都赞成另外一种解释。他们猜测元首状况的恶化是由梅毒的侵害造成的，这种疾病是在维也纳的青年时代或者在“一战”期间感染上的。根据希姆莱的瑞典男按摩师和听告解的神父费利克斯·克尔斯滕（Felix Kersten）所说，1942年的一天，心情烦躁的希姆莱传唤他到他的办公室。在要求对方绝对保密之后，他让克尔斯滕翻译从一份秘密的盖世太保档案中拿来的一份“26页的蓝色手稿”。据称，这里包括了从希特勒在帕泽瓦耳克住院以来的病历记录。记录使克尔斯滕“毫无疑问地”确信，希特勒当时经受着与神经梅毒相关的进行性麻痹。［19］有一个相当令人惊异的事实可以支持关于希特勒曾经患上了梅毒的推测，那就是他挑选了一位性病专家特奥多尔·莫勒尔“教授”做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对梅毒的强烈兴趣在他的自传中多处都明确地提到，这也是有关的。那时德国医学界也是谣言盛行，说希特勒在1932年间因为患有和梅毒有关的精神紊乱在耶拿的一家诊所接受波多·斯皮特霍夫（Bodo Spiethoff）博士的治疗。当然，我们所知的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的希特勒恰好符合深度神经梅毒的某些症状。梅毒能够产生颤抖、失眠、行走困难和人格变化等症状。病人可能会变得暴躁易怒，良知逐渐泯灭，记忆力进而衰退。他们可能阶段性地感到沮丧，同时心中充满宏大的幻想；具有妄想狂的倾向也是很正常的。［20］

    可以想象，希特勒或许曾经染上过梅毒。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克尔斯滕坚持认为证明这一事实的神秘的蓝色手稿从来没有露面，而克尔斯滕本人既不是内科医生，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证人。1932年希特勒也有可能因梅毒在耶拿的一个诊所接受治疗。然而，耶拿的官方医学机构来信强调指出，他们无法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希特勒曾在那里接受治疗。此外，希特勒的病历记录显示，1940年1月15日为他做的瓦瑟尔曼氏试验（注：1960年德国免疫学家、细菌学家瓦瑟曼（August Pawl Wassermann）与德国皮肤病学家A.L.S.奈瑟尔一同设计了检测梅毒患者体内抗体的补体结合试验，即瓦瑟曼试验，至今仍为梅毒诊断方法之一。——译者注）呈现的阴性反应并不支持他患有梅毒这一推测。［21］

    近来对人脑的研究已经呈现对希特勒生理和情绪问题的另一种解释途径。神经科学家现已得出结论，并提出有关希特勒以及所有其他人的人格的令人困扰的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我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意识和一种人格。然而，那种旧有的令人确信的假设可能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可以具有两种人格（做两类人）。对那些大脑两半球被切开的病人所做的分离大脑研究实验不容置疑地证实了人脑的两个半球（不像其他动物的大脑）是分离运转的。而且，它还表明“两半球中每一个都具有独立意识。也就是说，每一个体都存在两种分离的思维意识”。人们可以在一种思想或是两种思想的同时作用下有效地生活。

    两个独立的脑半球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活动模式。左半球专门管理细节。它善于驾驭单独孤立的要素，但几乎不能理解或识别整体。比如，左脑受到严重损伤的病人可能相当明理而聪明，但是在镜子前面却无法认出他们自己。最重要的是，左脑半球的功能是存储细节和语言。相比之下，右脑半球则不具备处理不同数据的能力。它擅长综合与解释方面。它关注整体、模式和形状[Gestalt]。它凭借表象思考，强调直觉；它在视觉和音乐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每个脑半球的专门功能都已清楚地加以确定，神经科学家“还是无法确切地知道两个脑半球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和谐共处的”。［22］

    一个由大学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在一篇名为“希特勒：历史神经的陈述”（Hitler: A Neurohistorical Formulation）的文章中，尝试用这些关于人脑的神经学上的发现来解释希特勒的行为。他们认为，因为他的左脑有缺陷并且发育不健全，所以他的右半脑反常地活跃。他们指出了一个证明他的左脑有缺陷的证据：左侧睾丸的遗失；左臂和左腿的虚弱和颤抖。他们列举他的家族史中子女早夭、畸形和头脑迟钝的事例，表明了他们认为他的右脑更发达的看法：他无法忍受事实和逻辑推理；他相信直觉并且酷爱各类音乐作品和建筑物。另外，根据这一观点，他那极度活跃的右脑对历史有着深刻影响，因为希特勒有两个重要政策都源于它：征服空间和仇恨犹太人。二者都“可以被视为起因于神经失常（neurological abnormality）”。由于发达的右脑要求他支配庞大的空间并把犹太人视为狡诈残暴而又明智讲理的人，而犹太人的这些特征都是他右脑所排斥的。因此他力求征服苏联，并消灭犹太人。［23］

    假设希特勒的左脑可能受到损伤，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然而，证据是间接而不确定的——神经学无法通过接触病人和他的大脑加以证实。此外，一些数据也与他的左脑受损伤的理论不大吻合。我们尤其注意到希特勒驾驭语言的出色能力，他对细节的沉迷和他那令人惊讶的信息存储能力。而且，希特勒左臂和左腿的无力和颤抖反映了他的右脑存在问题，而不是该理论所指出的左脑的问题。

    由于许多提到的疾病都显示了相似的症状，从而加深了做出任何明确的神经学诊断的困难。起因于帕金森症的不自主的颤抖、失眠、发脾气、注意力不集中、人格变化、幻听幻视和妄想狂倾向等诸多症状同样可能出现在患有神经梅毒和一般的动脉硬化的病人身上。许多这类症状也有可能是由于莫勒尔采取的不负责的药物治疗导致神经损伤而引起的。

    最为重要的是，希特勒从幼年起的心理发展否定了那些支持运用神经学来解释他的行为的主要观点——即神经和脑损伤决定了在希特勒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人格产生戏剧性的突然变化。我并没有发现存在突然的转变。实际上，关于希特勒行为模式的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并不是它的变化，而是要追溯到他幼年倾向的继续和强化。

    某种形式的神经问题，当然可能使希特勒的精神状态恶化，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它们引起这一状态的出现。

    希特勒的行为模式——“临界人格”

    自从1945年希特勒自杀身亡后，两方面的进展使得对他的精神疾病做出诊断成为可能。首先，纳粹党档案的发现、研究机构的工作以及出版的许多专著和专门研究提供了早先的作者得不到的关于希特勒的大量信息。其次，在临床心理学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我们可以假设，被称为“临界人格”（又译边缘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的这一状态最恰当地描述了希特勒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不要试图使他的所有行为恰好符合这一描述。我们原本的目的是要较深入地理解希特勒，而不是把他的经历简化为一种诊断。

    一般来讲，那些心理上有问题，但仍旧能够在一些领域高效地发挥作用的人被界定为临界人格。他们的病状区别于神经（官能）症，同时比精神病要轻；他们处在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有关这些病人的专著相当专业而广泛［24］，因为他们的心理问题非常复杂，以至于要详细探讨这一应用于希特勒的诊断，必须参照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正准备进行的研究，他是一位既研究临界人格又从事希特勒研究的严谨学者。（注：诺伯特·布洛姆贝格（Norbert Bromberg），医学博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药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已经为精神病学住院医生多次举行了关于临界人格的研讨会。他现在正忙于写作一本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一项心理分析研究》的著作。这里非常感激博士对本章内容的批评指正。）然而，为了当前的目的，即理解影响希特勒做出政治决策的人格，我们可以提出临界人格的主要特征。通过这一举措，我们将注意到奥托·凯恩伯格（Otto Kernberg）、罗伯特·耐特、诺伯特·布洛姆贝格与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的明确症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在希特勒身上发现的那些特征。［25］

    临界人格的病人特别表现出妄想狂倾向。他们不信任，甚至非常怀疑其他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独有特权的人”；他们幻想着他们是“魔力般的全能者”；他们相信他们有权剥削他人以满足自己的目的。［26］所有临界人格者都存在性质各异的俄狄浦斯问题。在希特勒身上，这一问题由于他的单睾丸和“初境创伤”而得到加强。（注：同这些经历相关的症状与临界人格的症状是一致的，并且会起到加强它们的作用（见第三章第170-190页）。）自毁的冲动——我们后面必须涉及的问题——与某些形式的毁损（mutilation）已经被提及。

    病人具有幼稚化倾向。他们表现出对“孩子似的口头攻击（oral aggressive）的苛求”。由于自私和自恋的缘故，他们经常显示出“徘徊在自我膨胀观念和过度要求他人赞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当他们表达自己全能的幻想时，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显示出深层的不确定、自我怀疑和不安全感。临界人格的病人也倾向于对污物、粪便和污染产生病态的恐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易于产生与污秽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性变态：“通过排泄的行为（排尿和排便）实现生殖目的的原始替代……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临界人格。”［27］于是，这让我们联想到据说希特勒有涉及尿和粪便的性变态。

    临界病人的典型特征是有种混乱的自我认同感。因为他们无法充分地整合自我，他们便产生了埃里克森所说的“同一性扩散”（identity diffusion）。他们对抗由这样的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模仿他人的行为，以“再饰演他们偏爱的角色”。（下面将要探讨希特勒喜好扮演各种角色而产生的政治影响。）

    临界人格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分裂的自我”（splitting of the ego）。引人注目的是，病人们都显示出相对立的人格特点：他们既残忍又仁慈，既多愁善感又冷酷无情，既富创造性又具破坏性；他们在极端的爱的宣言和疯狂的憎恨的爆发之间激烈地摆动。凯恩伯格博士注意到，经常的情况是，每个病人似乎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同样强大，而且彼此完全分离”。施佩尔形容希特勒一方面是个“残酷、褊狭、冷漠、反复无常、自怜而庸俗”的人，同时又几乎具备“所有恰好相反的性格特征……是一个慷慨、亲切、克己并且热衷于美好而伟大事物的领袖”。［28］这与凯恩伯格博士的描述非常吻合。

    当临床医学家评论临界人格行为存在的矛盾方面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存在任何矛盾或不一致性。如果医生固执己见，病人就会变得极度忧虑。显然，临界人格的病人并不想调和他们身上存在的两个“同样强大”的自我。凯恩伯格断言：“那么，分裂似乎就不仅仅是自我的缺陷，还是一种积极而又相当有力的防御机制。”［29］需要保持一种双重身份的主要原因是临界人格病人的自我太软弱，难以应付关于调和爱与恨的那种激烈的极端问题；相反，它力求通过接受两种形象而使自己免于承受在两者间抉择的痛苦焦虑。不过，分裂的防御机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通过加强同一性扩散而进一步造成了自我的削弱。

    人格分裂以及所承受“痛苦的自欺”的感觉似乎困扰着希特勒的一生。一种对自己身份产生的困惑而矛盾的意识，伴随着对他男性气质的怀疑，使他在克己和控制方面出现令人苦恼的问题。因此，对他来说，不断申明他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总是可以完全控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永远都在强调他的“坚强意志”，他一直坚持说他在压力之下非常沉着。他还感到被迫要操纵和控制他人。实际上，他的整个政治体系基本上是一个控制他人的体系。

    临界人格病人通过心力投入（introjection）和投射（projection）加剧了人格的分裂：病人将好的事物融合到自身；将不好的投射到他人身上。（注：译者注：心力投入，指使他人态度或外界事物形成内心形象；投射，指）希特勒进行了这种融合，把所有他认为是好的品质都称为自己的品质：雅利安人的坚韧、坚强意志、刚毅和创造性。同时把不好的品质都投射到他人，特别是犹太人身上的堕落、软弱、女性化。正如投射总是在临界人格的患者身上引发的情形一样，它使希特勒产生一种矛盾地割裂于好坏之间的可怕的世界观，而邪恶的力量经常图谋对抗正义。他感到被迫要战斗，并且在包围他的无处不在的力量威胁他之前，把它们摧毁。尽管在自我形象（own image）中产生的分裂世界是危险的而且不断地威胁他，但它还是发挥了重要的防御作用，因而充当了一种疗法。它使他能够将冲突具体化，如果将之控制在内部，就可能导致精神分裂和崩溃。

    将希特勒诊断为临界人格，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他可能经历了许多精神病患者的体验，但从来没有跨越这个边界而成为完全的精神病患者。（这是因为）他能够将自己的“神经症”加以投射和具体化，使之合理化，并公然宣布它们是“世界观”和政府政策。

    上面所提到的理论，即希特勒的一个脑半球的神经可能受到损伤并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有着深度自我分裂的临界人格患者的结论。实际上，它可以补充并支持这一分析结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神经学也许就能够显示分裂人格在生理学上的根据。然而，它还无法解释这种人的特殊行为。一位同时受过精神病学和神经学训练，专门进行分离大脑（split brain）研究的医生，指出一个简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进行得还不够深入，从而无法概括出分裂的大脑与分裂的精神之间的关联。”

    当然，一个人的完整人格和生活经历也是不可能用神经学来“解释”的。［30］

    关于阿道夫·希特勒右脑半球极度活跃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如此疯狂而强烈地憎恨犹太人；为什么他想将他们根除；为什么他需要发动侵略战争；为什么他如此喜欢狼、乌鸦和龙虾，并对斩首如此着迷；为什么他害怕马并畏惧性交的想法。分离大脑研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分裂的自我呈现出特殊的形式或模式。简言之，神经学的研究结果深化并补充了历史心理学的解释；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并不能取而代之。

    希特勒思想意识的心理学根源

    我的信念就是我的运动

    我的信念就是我的武器

    ——希特勒一次演说的笔记（约1928年）

    希特勒古怪的世界观常常被认为与外部现实几乎毫无关系，但是它却充分迎合了他自己的精神需求。在这方面，他的幻想与其他遭受心理困扰的人们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希特勒没有得到心理治疗，而是得到政治权力，从而能够把个人幻想转化为客观现实。

    希特勒独特的政治观念将他本人塑造成一个英勇的领袖，接受命运的召唤，把祖国从犹太人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他的政治理论将不信任与憎恨制度化；它把侵略战争宣扬成生活的准则，赞颂残酷，要求对种族主义独裁者完全效忠。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形成这种思想。而一个基本的解释是，这样做帮助他满足了深植于幼年和童年体验的个人心理需要：与父母冲突的苦涩回忆；初境创伤；对童年遭到挨打和遗弃的怨恨；作为单侧隐睾患者而感到的极端不适；怀疑父亲可能有犹太血统，害怕因此“玷污”了下一代的纯洁；对他深爱的母亲最后生病，在一个犹太医生的看护之下去世的强烈记忆。

    母亲与祖国

    希特勒思想体系的基础是，认为德国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当然，社会有机体（Organismus）的概念并不新颖——它至少与浪漫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希特勒不寻常的比喻和措辞的变化显示出一些极具个人化的东西：他将对自己母亲的爱转移到了德国身上，并且把自己视为“犹太危险”威胁下的祖国的拯救者。因此他那被初境经历（the primal scene experience）大大强化的幼年欲望，即要拯救他那被淫荡的父亲蹂躏的母亲，以及自己占有她的欲望，就得以投射。对他而言，已经支离破碎的德意志王国就像他母亲一样是有血有肉的：

    谁能相信只有德国不受制于所有其他人类有机体所遵循的相同法则？

    恢复1914年边界的企图将导致我们的国家肌体进一步流血。

    “波兰走廊”……就像从我们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块肉。

    法国正在从我们国家肌体上被一块块地割下来。［31］

    他目睹她得病和死亡。在《我的奋斗》和此后的演说中，他不断重复着这样一个幻象：身为外科医生的他，正在为和克拉拉·希特勒一样患癌症濒死的祖国做手术。祖国也和他的母亲一样，病情一度似乎要好转，但随后就“明显越来越衰弱了”。只有希特勒医生激烈的治疗措施才可以救她，因为“对付不可治愈的肿瘤”需要“残酷的意志”。没有别的人能够“挑战……恶性肿瘤”或“切开癌变的溃疡”。

    希特勒所用的其他比喻证实了一种猜测，即他可能极其错误地相信，医生为了试图消除疾病，曾用三碘甲烷（碘仿）治疗他母亲的癌症。（第三章，第213页）。1933年2月15日，在斯图加特的一次演说中，他确定了自己执掌政权后的任务，他说：“我们要清除（burn out）整个文化中……腐朽的病症；我们要清除渗入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流毒。”1934年7月13日在国会大厦前的一次狂热的长篇演说中，他试图以这样的说法证明“清洗罗姆（冲锋队）”是正当的：

    我下令彻底清除（burn out down）我们国内生活中涌动的毒害人类的新生弊病（the raw flesh）。［32］

    年轻的希特勒对母亲去世的反应直接影响到他关于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意识。就像他为她的濒临死亡感到狂暴激愤，他对德国命运的感觉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两者都必须活下去，即使她们已经死亡，也一定会复活。他无法挽救母亲的生命，但是如柯尼斯堡（Koenigsberg）所说，当他“重新将德国视为他的母亲”，他的信念就有了归宿。

    他会彻底消灭那些试图伤害、毒害和谋害祖国的家伙——犹太人，使她免于死亡。他会将他们根除。德国必将被拯救：

    因此不准任何人反对，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没人能够——没人敢这样——对我说！……这必定是可能的，因为德国必须生存。

    他会施行奇迹来保证德国的生存，或是使她复活。令人吃惊的是，他在1933年拯救了她之后，会如此频繁地需要重复这种复活。因此，两年以后，1935年2月，他说：

    我们庆祝德国骄傲的复活。

    1935年9月：

    通过我们的努力国家在我们心中再次崛起。

    1937年9月：

    今天德国已经再次真正地崛起，而且正如我们所设计的那样再次崛起。

    1938年10月又一次：

    恍如奇迹一般，在如此短的时间我们能够经历一个全新的德国的复活。

    1940年10月还有一次：

    我确信是上帝指引我到这里，并保全我脱离重重危险，因而使我能够领导我们的民族完成……一次新的复兴……我们将重建一个强大、繁荣、辉煌的德国。无论如何，德国必将重新崛起。［33］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幼年的初境创伤和之后母亲遭到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攻击的幻想，似乎至少部分地造就了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在谈及祖国遭受强暴时，他反复使用性的隐喻，或者将柔顺和默许等所谓女性品质归因于民族或民众。他问道，“什么阴谋致使德国的灵魂被强暴？”要么就痛苦地评论道：“我们德国的和平主义者会在沉默中漠视国家遭受最血腥的强暴。”大众总是被视为弱者；她们就是女人，屈从于强大而蛮横的男人。民众，就像女人——特别是像他的母亲一样——“让性的物质进入体内”，因此受到毒物的玷污而变得不纯洁。［34］联系到他母亲的身体曾经遭到犹太人的玷污——无论是性接触还是医学治疗——于是，众多的演说和著述表明，祖国的肌体显然正受到种族的毒害。在此仅举出几个例子：

    犹太人像毒脓疮一样侵蚀着民族。……一股连续的毒流正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驱使，注入曾经英勇的躯体的外部血脉中。

    在最后一丝毒物没有从我们民族的躯体中清除掉之前，我们不会停止战斗。

    犹太毒流能够畅通无阻地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发挥它的毒害作用。

    犹太人成为了民族和种族分裂的发酵剂。［35］

    在谈及自己和祖国的关系时，希特勒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措辞，在无意识中似乎表明了想要占有自己母亲的欲望。他不仅提起在德国“掌权”，而且还将阴性形式用在国家身上，说他已征服了她。因此，1942年1月16-17日，在狼穴的司令部，他讲述了一个不知名的英雄如何来到这个国家以期“征服她”（Um eine Nation zu erobern）的传说［36］。这是他第一百次讲这个故事。

    几年前他告诉一个朋友，他不能结婚是因为“我的祖国就是我唯一的新娘”。［37］

    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基础

    反犹主义者希望自己是无情的岩石、暴发的山洪、毁灭的雷电，乃至任何非人之物。

    ——让保罗·萨特

    当第三帝国的辩护者们说“希特勒都是对的，他只是在犹太人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了”的时候，他们完全把问题曲解了。反犹主义并非是他的思想体系的外围，也非它的“过剩物”之一，而绝对是它的本质。这恰恰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合理性所在。正如特奥尔多·豪斯总统观察到的那样，反犹主义对于希特勒就像经济学之于马克思一样重要。二者都声称发现了“铁的历史定律”。对于马克思，历史是阶级斗争；对于希特勒，则是种族冲突。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希特勒称犹太人是民众的敌人。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希特勒的目标是种族纯洁的共同体。

    在希特勒的头脑中，反犹主义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三位一体的神秘的意识形态。他在早期的演说中提到：

    社会主义只能与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一起开展实施。这三个概念紧密结合，不可分割。［39］

    希特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对许多事情都愤世嫉俗，但是反犹主义除外。他对犹太人憎恨之深之强，可从1922年的一次谈话中看出来。在谈到犹太人时，希特勒突然“兴致大发”，许诺当政后将消灭德国所有的犹太人。屠杀的方式表明希特勒本人对污秽、恶臭、腐烂和窒息仍旧关注：

    一旦拥有权力，我将立起一排排的绞刑架，就像慕尼黑玛利亚广场上那样……然后把犹太人一个接一个吊起来，就这样一直吊到发臭为止。只要不影响卫生，就让他们吊着。他们被解下来后，下一批就步他们的后尘，如此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掉。事实上，其他城市也会跟着重复同样的过程，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在德国被清除掉！［40］

    反犹主义是一种思想信念和顽固观念。但还不仅如此。如希特勒所说，这是“一件私事”。他本人很想参与迫害犹太人：“我很遗憾自己是帝国总理。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年轻的冲锋队员或是党卫队员，能够用双拳和大头棒对付犹太人。”［41］正如我们所见，“犹太人”一词就足以引发激烈的情绪反应。

    希特勒试图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恐惧外在化，但是他未能达到目的。他所说的许多颇有启发性的话表明他感到犹太民族是存于他体内的罪恶，是要清除的毒物，是要驱除的恶魔。因此，在1920年4月17日的演讲中，他说迫切需要清除“我们体内”的毒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他对此感到绝望。他说犹太人是“看不见的魔鬼”，无法斩草除根，希特勒痛苦地断言，因为“犹太人总是在我们当中”。［42］

    德国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希特勒个人反犹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仍不能作出解释。当然希特勒信奉“反犹主义”有“实际”而“理性”的原因：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极其准确地看到，战后在德国反对犹太人是一个明智的政治策略。但是希特勒个人反犹主义的问题比这些答案所揭示的更为微妙复杂。作为名人，希特勒为什么会受到反犹主义的吸引？为什么他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事业的基石？

    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个人动机、非理性和病理学，我们有必要注意精神病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治疗过反犹太人的病人，结论是这些反犹分子表现出明显的临床综合征。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被描述为“反犹人格”（anti Semitic personalities）的数百个美国病人来充分理解希特勒的人格和个人的反犹主义。

    这些人表现出许多比典型的临界人格更强烈的症状，即我们在希特勒身上所见到的那些。反犹主义者也有着个性幼稚的倾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存在不成熟的想法，也为“同一性扩散”而烦恼；他们视自己是全能而脆弱的，摇摆于自我怀疑与狂妄的自信之间。他们赞颂强权而鄙视弱者。他们善于防御，但主要依靠投射与心力投入——他们把自己身上最感恐惧的一些特性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拥有一个纯洁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精英人物所具有的品格。正如临界人格的病人，反犹主义者认为因为犹太人搞了一个直接针对他们和其他所有好人的邪恶阴谋，世界被分裂成了全善和全恶两部分。［43］具有代表性的是，反犹主义者的人际关系不尽如人意；男性的反犹主义者常与异性有不正当的关系。

    精神病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都对我们理解反犹主义做出了贡献。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最为透彻明白地叙述了这种情况，实际上，他对希特勒做出深刻的描述：

    我们现在站在理解反犹主义者的立场，他是一个感到恐惧的人。可以肯定，令他恐惧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他自己。……他是一个不敢正视自己懦弱的胆小鬼；一个只是抑制并责难杀人的念头却无法制止自己这么做的凶手。……犹太人的存在只不过使反犹主义者抑制了他的焦虑。……反犹主义者希望自己是无情的岩石、暴发的山洪、毁灭的雷电，乃至任何非人的事物。［44］

    那么，似乎很清楚，希特勒表现出一种情绪紊乱的症状，把对犹太人的憎恨作为他的主要防御手段。但是仅仅把希特勒看成具有“反犹人格”的人并不能解答我们的问题。世界上有成千上万这种褊狭的人。这一诊断即使在临床上可以接受，也太过宽泛，而不能解释他特殊的病状及其造成的历史后果。

    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恐惧主宰着他的生活，甚至在死亡的那一刻也纠缠着他——直到他最后一次公开声明的最后一个字眼。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位反犹主义者。他建立一个致力于反犹主义的政权，试图消灭欧洲的每一个犹太人。传记作家有无可能去解释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或许不能。历史不是科学，有许多史实无法得到解释。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依赖传统的历史分析工具不可能解释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让我们正确地认识困难，尝试应用心理分析技术来探讨希特勒个人憎恨犹太人的缘由。

    希特勒的仇恨可能是幼年和童年的创伤性事件促成的。如我们所见，这些创伤包括初境创伤，关于犹太祖先的谣传，以及母亲在犹太医生诊治下遭受的病痛与死亡。1918年，当他认为祖国遭到背叛和犹太叛国者的玷污，他对1907年的痛苦回忆就变得更强烈了。他要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历史性决定与他想要消灭犹太人并拯救祖国的愿望是直接相关的。

    母亲很重要，而父亲也一样。一位美国心理分析学家的观点阐释了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儿子的反犹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投射，是源自临界人格的自我分裂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由于他自视为耶稣基督，至纯至善的象征，他就需要一个相对的恶的象征，魔鬼的化身。对他而言，犹太人就成为极恶的象征，绝对的否定。在把犹太人提升为威胁与迫害者——自己和祖国的共同敌人的过程中，希特勒的仇恨达到了一个疯狂迫害的境地。据经典的心理学分析，这种狂热、这种偏执狂表现有奇特之处。弗洛伊德认为，当偏执狂把任何人抬升到唯一的迫害者这样一个水平，“他就是把对方提升到父亲的地位；把他放到这样一个位置，就可以将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他”。

    因此，在企图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同时，希特勒也企图摧毁他的父亲。他能实现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细节部署的问题，也是主观的问题。如哈里·斯洛科沃（Harry Slochower）所写：“无论希特勒把多少犹太人送进他的地狱火坑，犹太人——即父亲的形象——也无法根除。……”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个犹太人的魔鬼般的影子都跟随着他。［45］因此，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说，“犹太人总是在我们当中”。

    一般认为，希特勒把犹太人当作祖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从心理学来看，替罪羊有助于减轻不适、自我憎恨和负罪感。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对于乱伦或性变态有负罪感，他可能会把对自己的罪责转嫁到犹太人身上，这样会使他感到好受一些。但是这种投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实际上，它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遭到憎恨的替罪羊只是对未被承认的持续的自我憎恨的掩饰。……病人越是恨自己，就越是恨替罪羊。但是他越是恨替罪羊，他对自己的逻辑和无辜越是没有信心；因此他不得不把更多的负罪感投射出去。”［46］

    负罪感越强烈，替罪羊的处境就越悲惨。由于希特勒极端仇视犹太人，他的负罪感和自我憎恶一定是相当强烈。他对犹太人的特别谴责尤其具有启发性。在公开演讲和私人谈话中，他针对他们的主要谴责是罪恶的性事。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几乎对人们已知的每一项罪行均负有直接责任，但是当他严词谴责犹太人的性变态时，“他变得从未有过的情绪激烈、武断和荒谬”。比如，他说犹太人与他们的母亲有乱伦关系。［47］

    希特勒与他自己母亲的性关系问题显示了历史学家与临床心理学家在研究问题时的不同之处。历史学家所接受的训练和职业本能会使他们集中在一个问题：真有此事吗？真的发生过乱伦吗？而心理学家更感兴趣的是不同的问题：病人确实有这样的幻想吗？——他相信发生这样的事吗？希特勒是否与他年轻的母亲有性关系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心理学的证据表明他有俄狄浦斯满足（Oedipal fulfillment）的幻想，而且他为此感到内疚。他如此频繁地使用“乱伦”这个词，表明他心里在想这种事情；他在所有卧室的床头悬挂母亲的肖像；他为她写的一首诗令人联想到性与死亡的愿望；他说他唯一的新娘是祖国，又谈到“征服”她。与他有性关系的所有女人，都是母亲的替代者；她们的年龄、身体、家庭关系或昵称等特征都使他想到母亲以及她与丈夫的关系。人们还能猜测到希特勒有乱伦的幻想，并对此感到心神不宁，因为他觉得否认他有这种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乱伦的是犹太人，不是他。

    由于自己对性变态的不安，希特勒需要谴责其他人，而犹太人满足了这种需要。有一个事件可以说明。1938年，当发现国防部长勃洛姆堡（Blomberg）将军娶了一个从前的妓女，他声称这完全是违背道德。他让盖世太保搜集了可以给勃洛姆堡夫人定罪的证据。他们提供给他的照片显示她的职业主要是从事各种非正常的性活动。（一位看过这些照片的人士撰文说它们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堕落”。）我们所关心的是希特勒在检视这些照片时立即做出的反应。他马上说照片中男的性伴侣“一定是犹太血统”。事件的报道者相信，希特勒随后“绝对出于一种甚为疯狂的反犹情绪的爆发而备受震动”。［48］同样激烈的反应使人们相信，希特勒自己的性变态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和自我憎恨，导致他迫切需要将此投射出去。

    我们说过，有强大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相信他的祖父是犹太人（第三章，第143-149页）。他不断谈到遭犹太人玷污的血统；他力图清除他自己的血液；他摧毁了与他祖母和生父有关的那个村庄。简而言之，他惧怕自己可能是“半个犹太人”的想法。仅是怀疑就这么令他难以承受。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经把他的内疚、不安和失败的情绪一同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并以此作为他的个人认同的基础。从政治学角度看，他把整个事业植根于雅利安人优越，而“低等人种的犹太人”（sub human Jews）低劣，以及“犹太人危险”是可怕的威胁等原则上。他确实不得不摆脱可怕的猜测。首先，我们想到，为了从正面证明他不可能有犹太血统，他命令他的私人律师，接着是秘密警察去调查他的家系。但是由于无法确定他的祖父，他们就无法提供证明。于是，我们将简单提及，这就是为何他试图以另一种方式确立自己的清白，从而导致了可怕的历史后果的一个原因。

    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历史后果

    我的敌人就是德国永远和唯一的敌人——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

    个人替罪羊的政治价值

    希特勒对于替罪羊的个人需要，证明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资产帮助他掌握了权力。因为希特勒的恐惧马上被分担到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头上，他们想方设法为众多灾难找出一个简单的解释。的确，其他政党也推出了替罪羊；但是他们的没有希特勒的好。共产主义者提出“剥削的中产阶级”“封建地主”“社会法西斯分子”“文人走狗”。但是他们的太多、太含糊。此外，他们试图分裂离间德国人。希特勒的替罪羊是单一的、可辨别的和毫无防备的。在反犹主义的号召下，德意志种族的各个阶层和行业因对德国文明的传统敌人“犹太人”的普遍仇恨而走到一起。“犹太人”是所有问题唯一而直接的症结所在。谁在战争中从背后给了德国一刀，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谁签署了停战协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微妙。希特勒说是埃尔兹伯格，但他并不是犹太人。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希特勒发现他的祖父母中有犹太人。）谁接受了“屈辱的条约”？谁是引发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的既得利益者和剥削者？答案清楚而又不容辩驳：“始终都只是犹太人！”

    他的私敌作为一项有用的政治资产，也帮他协调了纳粹意识形态中的冲突部分，增强了它对不同社会团体的吸引力。他向有产的中产阶级保证，他只对“犹太资本家”作战；他告诉工人们，他只反对“犹太人的社会主义”。1922年7月28日，在慕尼黑的一次娴熟的演说中，他指出，把犹太人当作利益冲突者的公敌在政治上对双方都有好处：

    我们总是能够一次次地看到他们合作起来是多么好，一个是从事股票交易的犹太人，一个是工人领袖。……当商务代理摩西·科恩说服他的公司对工人的要求强硬拒绝时，他的兄弟艾萨克·科恩，那位工人领袖，站在工厂的空地上，聚集人群，并高呼：“……摆脱束缚你们的枷锁。”而楼上，他的兄弟则竭力关注使这些锁链锻造得更加结实。

    在攻击犹太人是所有德国人的敌人时，希特勒满足了个人的心理需要，同时极大地扩展了他的政治吸引力。

    他的反犹主义还有其他的政治优势。在不可能与外部敌人进行战争的情况下，犹太人便充当了仇恨和侵略的一个安全的发泄出口，因此给了德国人一个机会去捍卫他们的“德意志王国”（Germandom）免遭“外部”势力的侵犯，而这一切则是通过在国内攻击作为“外来者”的犹太人实现的。在国力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坚持基本的种族优越也是利于稳定的。此外，过去犹太人被称为知识分子，而现在许多德国人发现，谴责他们则为否定久已受到怀疑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途径。反犹主义也缓解了道德与宗教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不仅是一段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的时期，也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发生危机的十年。众多德国人都为电影、戏剧、餐馆里歌舞表演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堕落情形所震惊。当得知这种堕落完全是因为“犹太人的影响”，他们感到比较宽慰。在许多鼓动人心的演讲中，希特勒俨然以一位“虔诚的宗教执事”自居，响亮地抨击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暴行，呼唤着他们的良知。

    在战后，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并珍视的永恒真理的信仰受到了三位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挑战，他们都是犹太人。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是决心颠覆整个社会、经济、伦理体系和科学秩序的危险的激进分子。而许多大众作家极为有效地传播着他们的思想。于是反对“颠覆性的犹太思想家”的情绪化反应增强了希特勒的煽动言论的吸引力，因为他痛斥“犹太人观念”，并赞扬一种纯粹的“德意志信仰”。

    反犹主义的制度化

    在希特勒掌权以后，他个人对犹太人的憎恨实际上“投射到并合理化为公共政策”。他的反犹主义变成了国家的法律。

    希特勒最初采取的对付“犹太人危险”的措施是禁止犹太人参加他们许多代为之做出贡献的公民社会与文化社会。1933年4月7日公布的《文官任用法》中有一项“雅利安条款”，将所有犹太公务员排除在外。这一条款不久就扩展到包括律师、医生，然后还有作家、艺术家、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后来的法规要求所有犹太人给他们的名字标上“Sara”或“Israel”。1939年夏，战争爆发时，犹太人不被准许驾驶汽车或参加德国的文化活动。

    有两部法律尤其说明希特勒本人对种族纯洁的迷恋，对“劣等血统”和血统污染的恐惧。《预防患遗传性疾病后代法》（Gesetz zur Verhütung erkrankten Nachwuchses）规定要对患有诸如精神分裂症、先天失明和失聪等“遗传病”的人采取处死或绝育的措施。妇女可能因色盲而被绝育。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官员指出，“我们的士兵绝对不能有色盲。这种病只通过妇女传播”。确切地说，犹太人是“遗传病”的传播者。［50］

    希特勒对“犹太血统”的关注还促成了1935年9月纽伦堡种族法律的出台，里面的言论都经过他本人亲自审阅。这部法律正式命名为《德意志血统及名誉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将德意志人同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确定为犯罪行为，并明令禁止德意志妇女到犹太人家中做家务。

    但是大量限制性的国内立法并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正如希特勒所见，这种威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他极其担心，这个种族敌人玷污了自己的血统，并威胁到他的民族。“最终的解决办法”就隐含在对这一问题的叙述中：只有在所有犹太人都被消灭后，他和德国才能获得安全。

    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希特勒实施种族灭绝的另一个原因出自精神病理学的分析。由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是否是犹太人，而且也没有人能证明他不是，毫无疑问，希特勒不得不向自己证明他不可能受到犹太血统的污染。为了确认这样一种直接威胁到他的个人身份和生活的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了历史上犹太人苦难的最大罪魁。实际上，他就是在说：“看，我不可能是犹太人。我会证明这一点。我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因此，他高喊道，他会“将犹太人消灭至第三代”，也就是说，延伸到有血缘关系的那一层次，那也正是他如此拼命地证明他自己不具有的那种关系。

    他实施种族灭绝大概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它似乎与希特勒对死亡的奇特的关注有关联。（见第一章，第18-21页）他的自杀想法可能被种族灭绝的政治策略所替代；或许他是通过毁灭他人而缓解对自毁的个人焦虑。因而，当他提到正在散布的恐怖时，并说“重要的一点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死亡恐惧的突然打击”，这实际上就是说：“人们会因为恐惧死亡而退缩（就像我一样）；我能够控制他们，并且能以恐吓或处死的方式来决定他们的生死。”［51］

    种族灭绝也可能是我们在希特勒身上看到的深重的负罪感的副产品。R.J.利夫顿评论道，偏执狂的独裁者一般力求以自己存活而无数敌人死亡的幸灾乐祸的方式将罪恶感外在化。因此，希特勒是通过将它们转移到上百万的其他人身上，然后将他们处死，从而显示他可以免于死亡的特殊地位和能够控制它的力量。［52］

    希特勒使用“灭绝”（exterminate）这个词的次数在心理学上耐人寻味。德语中的这个词，“ausrotten”，比英语更“形象化”。因为它是一个有着可分离前缀的动词，重点强调的是介词“aus”（向外）：Ich rotte den Juden AUS!或Ich will den Juden AUS rotten!早在1920年，希特勒就公开承诺要根除犹太人的邪恶势力，并将它灭绝：mit Stumpf und Stiel ausrotten!［53］而在他掌权后，他又重复了自己的誓言——并且是用同样的话——以一种“着实令人惊骇”的“单调的坚持论调”。（注：这种耶克尔（J ckel）式的描述，来自下列出现“灭绝”（extermination）一词的演讲和谈话：1941年3月希特勒对他的军事顾问们的讲话；1941年10月对他的随从的讲话；1942年1月1日的新年文告；1942年1月30日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1942年2月24的演讲；1942年9月30日和11月8日的演讲；1945年2月13日的谈话。）显然，他担心人们不相信他要灭绝犹太人的誓言。在1942年1月30日的演讲中，他提醒众人说“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作出草率的预言”，同时他告诉听众，1939年9月1日（注：他竟然会弄错预言的日期，这的确令人惊讶，同时对我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他在9月1日做出的国会演说并没有提到犹太人。他所指的一定是1939年1月30日的演讲。他似乎是无意间犯了这个错误，因为通常他对演讲的内容和日期都记得相当清楚。），当他预言犹太人将会被消灭，人们都“嘲笑我的想法”。八个月以后，被嘲笑的一幕仍映在他的脑海中：“人们总是嘲笑作为预言者的我。而当时嘲笑我的那些人中，无数的人今天已经不再嘲笑，那些现在仍旧嘲笑的人，或许不久也不再嘲笑了。”［54］希特勒对被人嘲笑的在意似乎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他感到有种强烈的需要，要将个人内在的恐惧外化并通过犹太人加以消除。

    他选择毒气作为种族灭绝的方式大概是出于可行性和个人两方面的原因。毒气是一种可以消灭五六百万人的有效方式；同时，希特勒下令用毒气处死犹太人可能也是为了报复他自己在1918年遭受的毒气伤害，他把那归咎于犹太人。1924年《我的奋斗》中有一段显示了他的怨恨，并建议了他后来将要在种族灭绝中实施的毒气处决方式：

    如果战争开始和进行当中，12000或15000个希伯来（犹太）杂种被置于毒气中，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来自各条战线上的杰出战士在前线不得不忍受的那样，那么前线上百万的烈士就不会白白牺牲了。［55］

    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也是受到军事上失败的重大影响。不可否认，很难准确判定希特勒何时意识到他不可能赢得战争，因为在他不再相信能获胜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一直宣称胜利的不可避免。然而，珀西·施拉姆（Pecly Schramm）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指出，直到1941年年底，那个灾难性的冬天第一次挫败于苏联之后，希特勒就意识到了他所期盼的胜利是无法赢得了。［56］如果这样的话，1942年希特勒在汪西会议上做出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决定就不是偶然事件。或许他试图通过“战胜”犹太人而显示他个人的胜利力量并减轻他日益增强的怀疑感，即自己是个软弱的失败者。

    他一生都充满着对自己的男子气概和体力的怀疑——每当他坚持说他绝不是弱者和可怜虫的时候，这些怀疑就清晰表现出来。而在1941年之后，当这个肌肉松弛、大腹便便、步履蹒跚、双手微颤的男人已不再是他自己所描述的那个坚强不屈、残酷无情、所向无敌而又刚毅有力的元首时，怀疑就愈加明显了。事实上，每一次军事挫败都更进一步使他失去勇气，于是他就越发需要证明他是幻想中冷酷、刚强和无情的胜利者。他无法凭借征服苏联或西方盟国而扮演这个角色；因此，他制造了众多施加于犹太人的残酷无情的“胜利”，征服了庞大帝国的毒气炉中那些无助的敌人。W.C.兰格认识到希特勒人格中的这一软弱方面，并且预见到了它的后果。1943年在他和他的同事得知希特勒设立死亡集中营并屠杀犹太人之前，兰格博士就预测到希特勒将要通过日益无情的破坏和残酷行动来弥补自我疑惑和挫败感：

    每一次失败都更进一步摇撼着他的信心，限制着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他很可能要试图弥补他的脆弱感……通过持续地强调他的残酷无情……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向自己证明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而是拥有他认为一个胜利者应具备的素质。［57］

    最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还因为他的一个幻想。他确实相信犹太人是整个人类的撒旦，而且在消灭他们的过程中，正如他在20年前就承诺的，他是在“行使主的使命”。

    于是个人的幻想就演变成了国家的公共政策。

    种族灭绝的军事后果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的军事失败。正如阿尔倍特·施佩尔所指出的，德国没能研制原子弹的根本原因是元首不信任所谓的“犹太人的物理学”。而他亲自下令屠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则导致国家战争力量的严重削弱。聚集、运送和处置如此之多的“个体”——正如艾希曼（Eichmann）对人的称谓——的整个后勤部署工作是极其浩大的。而这一计划还要求其他方面做出牺牲。

    截至1944年，由于运送犹太人而引起的劳工短缺的数目已达到约四百万人；第三帝国战时损失的生产总值达数十亿德国马克。［58］

    单独地看，种族灭绝也达不到预期目的。从1942年到1945年军事上惨败的几年间，德国已没有能力实现对那个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希特勒却不那样看。他在国家危机时优先考虑的事极其可怖，却又明显：比起杀害犹太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更重要的。

    因此，一个人病态的恐惧和愤怒将上百万无辜的人送上死亡的道路，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身份混乱的益处

    元首本可以成为德国最伟大的演员。

    ——约德尔将军

    回顾起来，我根本无法确定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是他自己，也就是没有因为他的表演而扭曲的本来面目。

    ——阿尔倍特·施佩尔

    一个在许多场合都仔细观察过希特勒面孔的人断言，没有任何一张照片能够捕捉到这个人在外表背后的本来面目。他说，那张面孔“总是令我吃惊，因为它包含多种多样的表情。好像它是由整个系列的许多单独元素组成，但又不能综合为一个独立整体。……一位摄影师，如果不综合考虑整个背景，只选择一个瞬间拍照，就只能表现一个方面，因而就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而无法认识到它背后的双重性和多样性。……”［59］

    在并不懂临界人格是什么的情况下，这位观察者对临界人格的一个显著特征做出了精确的描述：一个完全无法“自圆其说”（add up）的人。这样的人缺乏完整的自我概念，并且经历了“同一性扩散”。于是，凯恩伯格博士得出结论，临界人格表现出一种“类似变色龙的特性”。他不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行动起来好像另外一个人”。［60］

    希特勒的确是个“具有多重性的人”。因为被种种对自己身份和稳定性的疑惑所包围，所以他需要一再确认他是一个冷静而有力量的人，能够控制任何个人或群体，就变得异常重要。这种自我说服（self persuasion）的最佳方式之一是角色扮演，这样他就成为——至少目前——他如此渴望成为的人。但是他并不总是确定那个人是谁。这种内心的混乱有助于解释令历史学家迷惑的关于他早期经历的两个事实：许多年来，他拒绝摆姿势拍照和他坚持使用一个假名。

    通常情况下，积极的年轻政治家都不会特意隐瞒自己的身份或避开公众。但是在希特勒1919年做出从政的“重大”决定之后的几年中，他都拒绝别人为他拍照。我们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太不确定自己的形象，因而无法让摄影师“拍下来”。后来到1922年，希特勒的照片非常罕见，以至于一个美国摄影师机构为了得到他的一张照片付给一个德国专业摄影师100美元。（当时一张艾伯特总统的照片的价格是5美元。）那个美国机构对这一差异感到甚为惊讶，而当得知在德国为希特勒进行一次完整的快照的要价是30000美元，他们的惊奇毫无疑问更强烈了。至于希特勒摆姿势的照片简直无法得到。［61］另外，在这些年中，希特勒不愿使用他的真名。他让人们称他“沃尔夫先生”；他反复自称是西线“无名的战士”。只是在他掌握了党内大权后，那个默默无闻的时代才过去。他最终将自己的身份确定为德国人民的救世主和领袖。接着，他成为世界上照相最多的政治领袖，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摆脱那种塑造其他形象和进行角色扮演的需要。

    作为演员的希特勒

    尽管有时他会带点讥讽地嘲笑自己的表演，但这其中的强烈情绪毫不涉及个人心境。他根本不希望人们发现他的真实面目。但他感到他们可能接近真相时，他会改变自己的性格特征，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为了隐藏自己的个人想法，他还向同伴撒谎。他努力进行表演，有的时候在会见一个陌生人之前，为了给人深刻印象或是控制他人，他还会预演那个将要表现的角色：

    希特勒：他期望什么？

    赫斯：当然是权力。你可以最后说话。你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你规定了这个时代的法律。

    希特勒：那么我就用强硬的声音讲话。

    希特勒会试着说上几句话。赫斯则会仔细倾听，并加以评论：“不，不是像那样。安静。不要激怒，也不要居高临下。此刻说话的是命运之神。……”希特勒会以一种更强硬的声调再重复一遍。在六七分钟后，他会停下来，仿佛已经有点被自己的表演所打动。他会说：“好，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角色。”［62］

    希特勒的暴躁脾气是出了名的——不过，有时这也是精心的表演。因为他知道他发脾气会对某些类型的人产生惊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安静和好内省的人。［63］当庄重的行为更有效的情形下，希特勒可能会表现出适当的谨言慎行。

    他本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才能，并曾经自称“欧洲最伟大的演员”。当财政部长沙赫特在场时，他显示了他的这种才能。沙赫特曾同格林就经济问题发生冲突，威胁要辞职。希特勒把他叫到办公室，劝他留下来并极力恳求他，以至于泪水从希特勒那双咄咄逼人的蓝眼睛里涌了出来。沙赫特深深为之感动，于是再次同意听从元首的命令。但是就在部长身后的门关上的那一刻，希特勒马上转向他的同伴，邪恶地吼叫道：“这个家伙总是破坏一切计划！”［64］

    1939年8月23日，在另一个场合，当他发现一个可以恐吓英国大使尼维尔·亨德森的良机时，希特勒成功地表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德国外交事务大臣回忆起，“在亨德森离开房间之后，我意识到希特勒的表现是预先想好的，并且得以实现。就在门在大使背后关上的一刹那，希特勒突然拍打他的大腿，大笑起来，并冲我说：‘这次谈话后，张伯伦绝对不会死里逃生。他的内阁今晚之前将会垮台。’”［65］

    战争后期，1945年的1月24日的一份形势报告中，希特勒评论道：“我今天要执行一项令人不快的任务。今天我不得不‘催眠’（hypnotize）卖国贼。”［66］

    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他能投入而自信地饰演各种角色的能力是他独特的政治财富。对各种不同的人，他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他几乎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注：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外。希特勒戏剧性的表演天才在西班牙总司令弗朗哥身上不起作用。希特勒后来意识到，他没法给弗朗哥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就说，比起和他相见，他倒宁愿拔掉一颗牙——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对他来说是个恐怖经历。在那个西班牙人眼中，希特勒是一个“毫无真诚可言的做作的家伙……一个舞台上的演员，因而人们一眼就能看穿他的表演伎俩！”见George Hills, Franco: The Man and His Nation (New York, 1967), 363。）

    在老谋深算的法国大使面前，他是一个“充满经验和智慧的通情达理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就感觉他“很有魅力”，是一个具有“英语意义上的‘见识’”的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一次与希特勒的会面中感到完全“确信他渴望和平的真诚愿望”。优雅而谨慎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希特勒“潇洒，近乎高雅的外表”印象尤深，并发现他“娴熟”掌握了外交细节。［67］

    玩世不恭的赫尔曼·格林从来不敢挖苦希特勒。他最初向一个同僚诉说，后来又告诉英国大使，“每次我面对他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甚至在希特勒转而反对他，说他是叛徒，并且把他逐出纳粹党之后，当听说元首身亡时，他几乎要崩溃。他的妻子回忆道，他说：“他死了，埃米。我永远也不能告诉他我对他忠诚到底！”［68］

    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Admiral Dönitz），当处在元首的权威人格笼罩下，就感到精神上疲惫不已：

    我本人很少去他的总部，因为我感到那样我就会保有自己的主动权，而且还因为……我总是感到不得不使自己脱离他暗示性的权力。［69］

    戈培尔早年写的日记，从来没打算公开发表，反映出希特勒如何利用娴熟的手段争取并赢得这个聪明而脆弱的年轻人的支持，而他后来则成为希特勒的宣传和教育部的“邪恶的天才”。希特勒对他所有的心理需要都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回应。首先，戈培尔需要有人能控制他；希特勒就以“我的主人……我的父亲”的身份而出现。他渴望关爱；希特勒就热情拥抱他，送他鲜花。他需要憎恨；希特勒就向他显示“如何激烈地憎恨”。他需要奉承；希特勒就听从他的判断。他渴望一个救世主的出现；希特勒就令他确信“他是耶稣基督”。他希望体会做父亲的感觉；希特勒就转而充当了一个“亲切善良的乖孩子”。他赞赏诡诈；希特勒就变成“一只狡猾、机灵、精明的小猫”。他喜欢男性阳刚之气；希特勒在他面前仿佛就成了一头狮子，“咆哮的、巨大的……伟大的人！一个男人！”［70］

    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的建筑工程师阿尔倍特·施佩尔来说，希特勒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他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在1944年以前他主要负责德国的战时经济。施佩尔回忆起1931年他还是柏林大学的学生时，他就被希特勒所吸引。他总能记起希特勒那种语调适中的沉着声音，平静的性情，和南德人特有的魅力。“那对我来说就是希望。新的理想和新的理解在这里呈现。……”在回忆录中，回顾这一切和其他多次与希特勒的见面，施佩尔都想知道，为什么他有如此大的魅力：“我发现这些长篇的激烈演说竟然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71］

    施佩尔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很可能相信那是因为希特勒的那种非凡的能力，即能够感知别人的心理需要，并通过自己颇为令人信服的表演做出回应。但是，施佩尔也认为这是因为他和戈培尔都刻意地想要相信。这里，欲望的力量再次胜过推理的力量。出于对希特勒的着迷，他逐渐以敬畏的心理看待他。“他们都处在他的魅力支配下，盲目地顺从他，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不管这一现象的医学术语是什么。我注意到在我做建筑师的日子里，无论他在我身边待多久，我都会感到厌倦、疲惫和空虚。自由[思想]的能力被窒息了。”［72］

    临近战争结束时，施佩尔想要反对希特勒别有用心下达的毁灭德国的命令，但是他甚至当时就没能坚持反对他的权力：“面对面的时候，他施加于我身上的魔力太大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日子。……无法思考，也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便脱口而出，‘我的元首，我坚决支持您！’……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继续我的反对意见的所有迫切渴望。希特勒再次成功地在心理上麻痹了我。”［73］

    施佩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在精神上被希特勒“麻痹”的人。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戈培尔、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身上。很明显，一种解释就是：他手下那些头目感到他对他们有种强制性的感召力。因为正如希特勒本人一样，他们都显示出施虐受虐狂的倾向；他们既需要控制他人也需要被控制。他们所有人都渴望统治他人的权力，而希特勒则赋予他们所需的每种权力。戈培尔没能成为作家和剧作家，于是希特勒将举办大型政治盛典以及控制广播、新闻和宣传的大权交给了他，而他最终则凭借自己的口才和文笔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得以强迫人们执行他的意志。年轻而野心勃勃的施佩尔被赋予了分派上百万的“劳动力”和建造居高临下并有威压感的大型的无情建筑的权力。

    希特勒还满足了追随者的另一个欲望：他们为受到支配而感到兴奋，为元首的到场而激动不已。难怪，甚至到最后，当施佩尔知道希特勒对德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时，他发现自己仍旧顺从于希特勒的强烈意志——他自始至终都希望顺从。而20年以后，当他心目中的上帝死去以后很久，施佩尔的回忆录揭示了希特勒仍旧施加于他身上的力量。尽管他尽了极大的努力，他还是无法成为书中的英雄。英雄最终还是阿道夫·希特勒。整个600页的篇幅中，希特勒的确是“一种邪恶”（malignancy），但是他依然是那个令施佩尔着迷的人，那个满足他既想施加权力又想“盲目服从”主子的最深层需要而赋予他生命意义的人。［74］

    尽管希特勒确实是个演员，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断言他“只不过是在表演”，他只不过是个狡猾奸诈而又老谋深算的人。他的确是那样，但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一个真正的狂热者。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或许有所帮助：当希特勒扮演一个角色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有着坚定信念。毫无疑问，他有意识地预料到他的表演效果，但实际上他是有着一种想要成为他所饰演的神话式人物——即抉择的人物，或命运之神——的心理需要。他需要使自己确信他所扮演的角色是真实的。对于历史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迫使他人相信那是真实的。珀西·施拉姆教授在观察希特勒许多年后，做出的叙述是人们无法解释的：

    要把希特勒个人的影响力传达给那些从未感受过它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有时可能就像一种从他磁场般的身上辐射出来的心理力量。它可能强烈到好像都能真实触摸到。［75］

    事实上，希特勒根本就不具备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力量、诚实和毅力。然而他给人们造成了他拥有那些品质的错觉。这就足够了。他打动了众人，因为他能够——用海登的措辞说——“演戏式地表现出自己的伟大”，使他从一个犹豫不决、缺乏自信的小男人变为一个具有非凡历史影响的人物，制服了反对派并支配着上百万人都听从他的意志。

    因此，这种对他而言是心理需要的“行为表演”（act out），变成了他的一项最重要的政治财富。

    妄想的力量

    我走的是上帝指引的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通常被肯定地说成是个有着许多妄想的人。正如其他的临界人格一样，他沉浸于“全能的妄想……认为自己拥有权力、伟大和完美”。［76］在希特勒身上，诸多妄想是他政治效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自从1918年，当他在帕泽瓦耳克的医院病床上想象他听到了一个奇异的声音呼唤他，他就产生了幻觉，相信命运选择了他作为德国的拯救者。这一幻觉支撑着他度过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并且帮他令众人确信他是上天派给他们的救世主。

    这种幻觉在心理上很有可能与他扮演的能够有效赢得追随者的角色相关。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他的自我分裂——临界人格的另一个标志。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自我的一部分以一种并无实体的“声音”方式对另一部分说话。他没有认为自己神志昏迷；而是坚信他在自己与命运或上帝，或是祖国的灵魂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属于生命延续和拯救的绝对保证。多年以后，他说：“我走的是上帝指引的道路，拥有梦游者的所有自信。”由于确信他体验到命运召唤，希特勒也能够在别人身上激发起同样的反应，而只有此时他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强硬声音才成为德国命运的“外部”声音。而当他的追随者要在理智的要求与个人观念或非理性信念的召唤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也像面前的希特勒一样选择了幻觉。

    阿尔倍特·施佩尔，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相当清晰地显示出这一过程是如何作用在他自己和他的同胞身上——实际上，在理智告诉他们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还保有那种信念。施佩尔写道：

    希特勒的强迫信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随从。在某种程度上我当然意识到了现在一切都接近终点。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更频繁地谈起“扭转形势”。奇怪的是，这种信念是与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认识相脱离的。［77］

    行动的残忍和顽固

    在两种人生观念的斗争中，只有不断用无情的残忍力量当武器才能作出决定。

    ——阿道夫·希特勒

    对于希特勒而言，避免任何女性的柔弱同时表现强硬的男性气概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的一种方式就是角色扮演；另一种就是通过重复他认为是描述男性优点的形容词。对陆军元帅格林的赞颂揭示了希特勒个人的男性理想：

    帝国元帅同我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的危机，证明他是冷酷（ice cold）的。在紧要关头没有比帝国元帅更好的顾问了。他在危急关头总是表现残忍而冷酷。……不管是屈服还是决裂，他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冷酷的人。他们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好的人了。他同我一起度过困难岁月，总是保持着冷酷的性格。无论现实情况有多糟，他最终都保持着冷酷的本性。［78］

    一位参加过多次“餐桌谈话”的人回忆道：“我从来就没听到从他口中说出那些表明他的亲切热情的话语。”［79］

    强硬和残忍的培养贯穿希特勒的整个政治生涯。早在啤酒馆政变之后对他的审判当中，他就提出解决1923年法国占据鲁尔地区问题的方案，他说：“只有激烈、残忍、不顾一切的狂热者才能挽救时局。”审判时在场的一个证人回忆说希特勒的长篇大论都“集中到一个词——‘残忍’（brutality）上”。［80］

    许多年后，在1940年10月8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宣称：“我是德国几十年以来，或许几个世纪以来最强硬的人（hardest man）。”希特勒的秘书们也曾说他在第三帝国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注释的一篇演讲特别揭示了他深层的个人思想。1942年5月20日元首给年轻的陆军军校学员做了一次演讲。在几个段落中——在许多弗洛伊德式的失误中——他展现出个人对坚强的关注：

    斗争导致对最强硬者（hardest）的选择。……它使强者愈强。……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进行一场痛苦而严酷的战争。……这是一次许多人都无法理解的更为严酷的考验。……一场流血的严酷战争……必须运用强硬才能创造强硬。……通过强硬……压力被制造出来……我们内心坚强，则德意志民族更坚强。［81］

    在他对男性阳刚之气的冗长叙述中使用的所有词语中，他最喜欢的是“残忍”（brutal）。希特勒在许多场合都赞赏残忍的优点，例如：“残忍（brutality）和体力受到大众的尊重。在街上，普通人只尊敬残忍和无情的力量——女人也是如此，女人和孩子。……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提到残忍，而且对痛苦感到愤慨？因为大众需要。他们需要某种带给他们恐怖的刺激的东西。”［82］希特勒头脑中不断涌现的柔弱的女性化与强硬的男性化之间的冲突在他的自传中被浓缩为一句话，他说，他的政治信仰“将一个软弱而怯懦的防御口号换成了一个勇敢而残忍的进攻口号”。［83］

    从心理学上看，元首觉得有必要创造并不断确认残忍、绝无过错和刚强意志的形象，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像其他的临界人格一样——是一个深度分裂并有着不确定的同一性扩散感觉的人。但是，他也明确提出了关于性行为的暗示，以及对男性阳刚之气的刺耳宣示（正如他的定义），表明了他在抵御自己对于缺乏男性气质的焦虑。他确定，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性无（inadequacy）、女性化或同性恋倾向。

    希特勒个人对强硬和残忍的沉迷变成了第三帝国的一个规范价值。残酷并不是体制的一个“过剩物”，而是它本质的一部分。比如，它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所有理想化的纳粹领袖们的显著特点。党的地区领导人，青年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文学的和医学的社团领导人——都培养了属于他们主子的那种坚韧、残酷和弥补性的男性气质。残忍与对其他人的羞辱当然是希特勒集中营的流行声调。

    然而，残忍也是在希特勒的精英组织党卫队的训练中要培养的一个品格，下面来自一个党卫军（Waffen SS）成员的回忆录摘录反映了这一点：

    有一种特殊的贬损人的方法。如果有人给子弹上膛时，掉了一颗子弹，那他就不得不用他的嘴捡起来。我下定决心不那样做。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事，我说，但我不会用嘴捡起子弹；我会用我的手捡起来。当然，我非常小心地防止子弹掉到地上。然而，有一天，它还是发生了。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发出命令；军士只需把拇指向下一指，当事人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当然，在我出现这一失误时，他也是做出那个手势——然而，我弯下腰，用手把子弹捡起来。他像一只疯狂的野兽冲向我，拿他的脸贴近我的脸，以致他和我的鼻子距离几乎不到一英寸，然后肆无忌惮地冲我咆哮。当然，我一句也没听明白，因为他的吼声震耳欲聋，连他自己都被噎住了。最终，我推断，他是在大喊：“你忘了要做什么吗？”在他结束了对我的吼叫之后，他把我移交给地区代理司令官。……

    [这个新兵被强迫进行体能锻炼直到耗尽体力；然后他又被命令做50个屈膝下蹲动作，同时还要把他的步枪举到胳膊那么高。]

    在做了20个屈膝动作后，我停止了计数。我简直无法继续。再多做一个屈膝动作，我就会放下步枪，站起来。我知道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我听到他再次冲我咆哮，但我已失去知觉。突然我无法控制自己，忍不住要哭泣，尽管我知道那不是一个男人或战士的作为。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抽泣着说不出话来。我不再愤怒也不痛苦。我已受够了那些。当他看到这一幕，他吼叫道：“看看吧！”然后又喊道：“懦夫！母亲的小可爱！哭泣的孩子！有谁听过一个党卫队员号啕大哭！我们死去的战友在坟墓里也会感到不安！这就是我们竭力带到战争——还有其他事物中的东西。”接着，“集合”号吹响，训练结束了。他命令我去打扫一层的所有厕所一个星期，再向他报告以便检查。然后，他立刻命令道：“把这颗子弹扔掉。”我照做了，而且甚至没有等待或指望他做出手势，我就用嘴把子弹捡了起来。……［84］

    希特勒控制他人的需要也反映在他对民族的评价上。他以羞辱和消灭其他民族的能力来界定一个民族的伟大，例如他告诉丹麦外交部长：“如果德意志民族不变得足够强大……它就很可能衰落下去或是被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消灭。这样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和它在这一时期征服的地盘。”［85］

    1939年8月22日他向他的将军们做的演说，讲述了他计划进攻波兰的战争实质，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意图。一位出席会议的将军在日记中简要记述了这一精神：

    我们的目标是摧毁波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采取什么方式并不重要。永远不要问胜利者他的动机是否正当。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这边是否拥有正义；而只在于我们是否获胜……冷酷无情的。钢铁般的我们可以对抗一切不幸。［86］

    然而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侵略并不代表着冷静、自信和实力。相反，它出自一种不适的情绪。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评论的，“暴力是无能的表示”。心理分析学家罗洛·梅对此表示赞同，并对阿克顿勋爵的那句关于权力导致腐败的著名格言做了补充：“软弱趋向堕落，而无能导致堕落。”［87］

    希特勒认为顽强和残酷一样，是男性气概必备的特点，并以他充分地具有这一特点而自豪。一位研究这种情况的精神病学家并不赞同他的说法，并显示，顽强并不是来自男性气质，而是根源于个人焦虑；它是对不适和无能的恐惧感的防御。［88］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坚韧和顽强的意志”有时候可能有力地支撑着他。当他说在1936年莱茵地区危机时，他是靠着他所声称的“我的坚定不移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而得救的，这一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军事史学家普遍相信，在1941年冬进攻苏联而出现第一次惨败时，他那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使他迅速摆脱了危机。然而，最终，元首的顽强对于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则意味着军事灾难和死亡。

    希特勒的个人心理问题从另一个侧面影响到帝国的军事成果。他的男性气质的观念逼迫他不断地发动进攻，因为摆出防御姿态是女性的特征。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显示了这一态度产生的关键后果：

    希特勒只认识到进攻的基本原则。任何理由也不能使他退却，因而他在战争领导中犯了致命的错误。

    这一后果就是他重复地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浪费精锐部队，以致在其他前线，其他的目标就不能实现。……［89］

    甚至在获得胜利后，希特勒还不能停止进一步的进攻。“无论我们的成功终止在何处，”他写道，“它永远是下一轮新的斗争的出发点。”［90］

    “投降”（Kapitulation）这个特殊的词汇总是令他愤怒。在战后的一次采访中，德国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说，当1945年3月形势表明德国实际上应该寻求和平时，他才第一次感到希特勒有些神经错乱。当时希特勒的反应非常激烈：

    他在屋中来回踱步。声音完全失控。他大喊大叫，说起话来已经语无伦次。他反复地呼喊着：“我决不投降……我决不投降！”（Ich Kapituliere nie!）［91］

    希特勒“决不会像女人屈从于男人那样投降”——因为那会显示出女性的特征。他再也不会屈服，因为他被迫向他父亲屈服而遭到他的羞辱：

    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我为权力而斗争的过程中，我永远不会承认一个词：投降。我现在不认识这个词，作为德国人民的元首和你们最伟大的指挥官，以后永远也不会认识这个词：投降。那是向另一个人屈服的意愿。决不！决不！［92］

    他一直坚持到最终覆灭。因为他个人不可能投降，所以德国必然覆灭。在心理上，对他而言，让他投降比德国被毁灭还要痛苦得多。

    希特勒帝国中的信任与不信任

    我不能相信任何人……他们全都背叛我。

    ——阿道夫·希特勒

    埃里克·埃里克森认为，人类生命周期中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在童年早期，那时婴儿形成一种基本的信任或不信任态度。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形成信任的态度，那么他在自主、同一性和正直这些人格问题上就面临着极大困难，而埃里克森发现这些问题正是以后发展阶段的特征。

    我们发现，希特勒在童年时代深受猜疑、怨恨和不信任的感觉所折磨。这些态度，是临界人格的典型表现，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些态度促使他形成了政治决策，并且助长了弥漫于他的帝国的那种不信任的气氛。

    希特勒永远不能对他人敞开心扉。他没有朋友。他最亲密的副官，那个跟随他多年的人，从未曾真正地了解他。希特勒说，他对他们撒谎；并且，如果那些副手们越想接近他，他就越对他们说谎。

    对别人的不信任成为他生活中的常规。“他的桌子上总是放着三支铅笔，”他的贴身侍卫回忆起，“红、绿、蓝三种颜色。”这些铅笔是用来做记录或者批复文件或信函的。但并不是按照这些文件本身的重要性来使用不同的颜色的，而是用来提醒他自己是信任还是不信任的人。希特勒对这种做法这样解释：“当书写有关敌人或给敌人的内容时，我用红色铅笔；当记录关于朋友的事情时，我用绿色铅笔；蓝色的那支铅笔是在我感觉必须［对某人］保持警惕时使用的。”［93］

    不信任成为他的政府的标志，并且决定了那个社会的基调。“第三帝国是这样一个体系，”一个不知名的官员说，“其中任何人都不信任他人。”后果之一便是政府的混乱。西方的评论家们，对诸如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纽伦堡的政党大集会，以及武装部队、陆军与空军演习等这样一些纳粹盛典和宣传活动印象深刻，断言希特勒的帝国就像机器般高效运转。然而，这些评论家们搞错了。希特勒的政府被腐败和无效所摧毁。这个政府的机构权限是竞争性并且相互交叉的，而这些机构又由不信任同事的领导们戒备地把守着——这就使得该政府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二战”开始四年之后，1942年在阿尔倍特·施佩尔当上帝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之时，存在着四个各自独立的“最高帝国当局”，各自对德国的军火生产拥有独立的权力：“四年计划”组织办公室、武装部队经济部、劳动部和施佩尔自己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级别上稍低于此但基本上独立的机构则至少还有八个：陆军、海军和空军军备部门以及“四年计划”组织办公室下的五个全权委员会（钢铁、建筑、化工、机械和水力）。”此外，希姆莱通过党卫队重要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办公室建立起他自己的经济帝国。这个经济帝国不受外部控制，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希特勒拒绝裁定在格林与施佩尔，或者省党部头目与戈培尔，或者希姆莱与鲍曼之间因战时生产和资源分配而形成的严重分歧。因为他不能信任拥有过大权力的人。的确，施佩尔对经济的影响是广泛的，但这种影响总是保持在有限的程度。并且施佩尔的这种权力来自“一种摩擦过程，而不是希特勒明确授予的权力”。［94］

    同样的问题可以在情报收集部门看到——希特勒在这一领域同样允许冲突的机构各自发展。军队中有军事谍报局（由海军上将卡纳里斯领导）；党卫队中设有情报处；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拥有独立的谍报系统；希姆莱发展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来刺探敌人情报，并且监视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宣传部的戈培尔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去监视格林和希姆莱；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里的罗森贝格建立了一个谍报组织去侦察苏联以及纳粹集团里的同事。元首的不信任感已经向下渗透到了他的爪牙。

    在希特勒的帝国所占领的地区也保持着不一致的政策。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既不信任第一个“摄政者”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也不信任他的副手卡尔·弗兰克（Karl Frank），而这两个人之间同样互不信任。牛赖特相对人道一点，而弗兰克则比较残忍；希特勒对他们采取的政策也是各有不同。最后，希特勒试图同时支持两个立场无法调和的人，正如他想保持自己深刻分裂的两个自我那样。［95］

    确实，在很多时候，当冲突和混乱导致重要的争执而急需裁定之时，希特勒却拒绝做出决断。其结果便是像弗兰茨·纽曼略带夸张地所写的那样，希特勒的政府，是一种“非国家的，毫无秩序的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96］。接下来的明显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讲，混乱和拒绝在下属中做决定是一种手腕——罗马皇帝的那种古老方法，目的是“分裂并征服之”。但是希特勒已经征服了他们。在他已巩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并且建立了一个原则——只有他自己才是帝国所有权力的根源——很久之后，他还是一直害怕和不信任下属。

    一项对希特勒统治方法的专题研究注意到：希特勒拒绝决定其下属的职权范围，并拒绝在下属之间做出选择。作者很想知道希特勒究竟害怕什么，并断言：“这个关于希特勒的观点——他是一个不做决定的人——将有助于解释为他卖命的人的永久困惑”。［97］

    一个政治领袖，如果设立了冲突性的机构，制定了不可调和的政策并认为在他使别人对立时就征服了他们，那他就是一个正在将心理本性（psychological makeup）中深刻的分裂与冲突外在化的人。

    这些个人冲突，植根于他一辈子对人的不信任，在战争期间对后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希特勒不信任别人，他坚信大众是自私和贪婪的，不能为共同的利益做出牺牲和反抗。他总是说，大众就像女人一样，变幻无常而且不值得信任。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感到他不能指望德国人民为了战争的努力而做出重大牺牲的一个原因。

    “二战”的一个异常之处就是两个西方的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对经济的控制比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还要更严密。希特勒明显地感到他不能号召德国人民做出某种个人牺牲，而这种个人牺牲在丘吉尔的英国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纳粹的独裁者对消费品和奢侈品不再丰富这一点表示甚为担心。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即1942年，消费品的生产仅仅比和平时期少3%。在1942年的某时，施佩尔曾试图加大这一百分比，但他所能达到的也只是削减12%的生产。那时在为期仅三个月的相对紧缩之后，希特勒甚至改变了主意并下令恢复生产，“以供应民众的日常所需”。［98］即使是在斯大林格勒和诺曼底开辟了第二前线之后，希特勒也不敢削减奢侈品的生产。成百上千吨的墙纸、化妆品、洗发液、干发器和香水继续被制造出来。［99］

    希特勒对他人的不信任也反映在了他的外交政策里。正因为这种不信任造成了严重的误判，而这种误判又使得对波兰的进攻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他于1939年9月1日无所顾忌地入侵波兰，因为他凭自己的猜疑和双重的标准去估计英国人的意图。他简直不能相信英国人将兑现其与波兰人的条约。一位将军的私人日记中记录，1939年8月14日，对于入侵波兰将可能会导致欧洲战争这样一种观点，希特勒嘲笑地予以驳斥：“为什么英国会参战？一个人不会为伙伴而牺牲自己。”［100］

    希特勒于1941年7月进攻苏联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便是他确信他的盟友斯大林将对他发动攻击，尽管他的这种判断与许多证据不符。“我自己个人的噩梦是，”他说，“斯大林迟早会背叛我们，跑到敌人那边……总有一天（他）将攻击我们——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101］他对美国的宣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凭借这样一种信念，即罗斯福将对他宣战。

    侵略战争的心理学根源

    我完全确信这场战争与我在自己内心曾经进行过的战争并没有毫厘之差。

    ——阿道夫·希特勒

    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整个历史上会有“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这是有心理学上的原因的。战争使得个人能够以社会认可的方式去表现一些他在和平时期需要去抑制的东西：疯狂的侵略冲动和激烈的毁灭冲动。

    当国民们被说服去对国家表现一种全然的热爱并对敌人投以绝对的憎恨时，人类强烈的爱与恨的能力也在战争中找寻到了一个出口。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冲动也通常是受战争的刺激而产生的。［102］

    这类情感在所有人中都可能被唤醒，但有两点使得它们对希特勒而言尤为重要。第一，他个人对侵略和战争的心理需求特别强烈；第二，他在一个现代机械化的国家中掌握极权。当他想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一个世界卷入了他的需求。此外，作为一个深度分裂的临界人格患者，他通过突出一种对世界的观点使自己的内心冲突外化，即世界是危险并具有威胁性的：犹太人专门策划一个国际性的阴谋来反对他；英国和美国，受到控制这两个社会的犹太人的驱使，将发动战争；斯大林则密谋入侵。像凯恩伯格博士的那些临界人格的患者一样，希特勒感到“严重的侵略性冲动，”因为他绝对必须在潜在的敌人毁灭他之前去“毁灭他们”［103］。而且并非只是他自己正在受到攻击；犹太人及其在俄国和西方的伙伴正试图毁灭他的祖国。他必须保卫她。

    他暗自对个人的不足、软弱和无能的恐惧也使侵略成为必然。对敌人发动战争可以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将彻底粉碎任何反对他或怀疑他的能力的人。他内心涌出的这种需求使得他在发动了“二战”之后如此评论道：“攻击的决心一直伴随着我。”［104］从希特勒在1940年的一次演讲可看出他是多么强烈地把自己与战争联系，并认为战争是对其个人的男性气概与坚强意志的挑战：

    我知道这场（战争）是德国人民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我不仅认为自己是德国许多年来，或许是许多世纪以来最强硬的男子汉，而且我自认为拥有最大的权威。

    但是，首先，我坚信我的成功。实际上我不折不扣地相信！

    我完全确信这场战争与我在自己内心曾经进行过的战争并没有毫厘之差！

    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他使国家军事化并将这个国家引入了战争。正如A.J.P.泰勒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这场战争并不是莫名其妙地强加在不情愿的希特勒身上。战争的念头刻骨铭心；战争是他的帝国存在的理由。希特勒的德国就意味着战争；

    它从一开始就代表着战争，因为它的元首宣称战争是政治的终极目标，是生活的法则，对于人类绝对重要（第二章）。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二战”不是开始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而是始于1933年希特勒获得权力之时。从心理上而言，战争远早于那时就开始了：或许始于孩童早期的压抑的冲突和狂热的侵略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发源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计划里。战争对希特勒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施佩尔于1940年一边看着凯旋门（the Arc de Triomphe）一边与他的元首交谈时所深切感受到的。希特勒对凯旋门的反应非常平淡，因为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将要矗立于他的新首都“日耳曼尼亚”的凯旋之门——一个将令巴黎的凯旋之门相形见绌的凯旋门。让施佩尔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绘制的草图标注的日期是1925年。他评论道：“现在你就明白我把他的设计图同他的侵略联系起来意味着什么。因为历史学家们一定会问自己：‘1925年，无名的希特勒在哪里？’”［106］

    答案是，刚从兰德斯堡监狱释放出来的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州的某处，但是既没有政党也鲜有支持。他在那年起草了修建宏大的凯旋之门的计划，既表明了他的人生信念，也显示在内心深处进攻的决心“一直伴随着他”。

    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他的第二本书的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里，希特勒显示了驱使他不知满足地向前的内心侵略性：“我们必须进攻，我们是行进到距离起点线十公里处还是一百公里处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我们得到什么，它始终都只是新的战役的起点。”［107］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因为，正如他告诉他的外交部长那样，“里宾特洛甫，您知道，尽管我今天还是苏联的一个盟友，但我可能明天就攻击她。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Ich kann halt nicht anders.）”实际上，希特勒是如此经常地提到“战役”“进攻”和“敌人”这样的字眼，以至于他的密友都指出他“对战争的病态需求”。［108］

    另有一个心理学上的原因，可以解释希特勒为何需要战争：他将它看作是一种净化祖国的躯体以避免不纯洁的和受到玷污的血统的途径。全面的战争，以最大化的国家安全和成千上万人的运动为条件，将为他开展一项屠杀“不适宜和没价值的人”的庞大计划提供最适宜的环境。并且，对国外土地的征服将使他能够建立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在那里污染的血液将不会玷污他神圣的帝国土壤。希特勒下达的大屠杀命令的措辞和日期都是很重要的。他称之为“消灭不值得存活的生命的命令”（Vernichtunng lebensunwerten Lebens），并将发布命令的日期定在1939年9月1日。也就是说，他将在他开始“内部清洗”（innere Reinigung）过程的同一天发动为“新秩序”的战争。正如一位注意到希特勒的“清洗”与种族灭绝观念之间联系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如果一部希特勒的传记采用心理分析方法的话，那么他对卫生和清洁的强迫性冲动便是这本传记的最佳出发点”。［109］

    这样，私人的感情投射到公共政策中：因为元首感觉不干净和没有价值，于是上百万的人不得不为之送死。

    纳粹的外交政策也说明了个人的幻想和无意识的欲望影响国家决策的途径。危机一个接一个，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生——从莱茵地区到奥地利，从苏台德区到布拉格再到波兰——这些都和希特勒针对时间和他关于死亡临近的幻想所进行的个人斗争有关联。不管所有的医学证据如何，希特勒坚信，他也像他的母亲一样正处于癌症的晚期。他必须在死亡征服他之前，现在就进行他的征服。［110］

    他决定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为个人感情与外交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当然，这次吞并还存在其他一些原因，由于那些原因在许多书中都有叙述，所以在此无需赘述。

    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的想象中，他的母亲就等同于德国。他以那种与临界人格有关的强烈的“原始的理想化”（primitive idealization）爱他的母亲。因为他爱她就像爱他那种族纯正的祖国，所以他痛恨种族混杂的官僚制国家奥地利——他将奥地利与自己的种族上可疑的官僚父亲联系在一起。就像他以标准的措辞做作地夸赞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也假惺惺地称奥地利是他“美丽可爱的家乡”。但从根本上讲，他对两者都心怀鄙夷。在他的头脑里，那“堕落”的奥地利王朝——恰恰像他的父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玷污和“背叛”了德国。［111］

    甚至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说，他知道奥地利——像他冷漠而疏远的父亲——“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爱我们德国人”。奥地利曾以让他想起父亲对待他的方式试图“去压迫和阻碍每一个真正伟大的德国人”。希特勒对父亲的恨是强烈的；而他对奥地利的恨，他说，“被激发成灼热的愤怒与蔑视”。［112］

    他的父亲与奥地利都唤起了他对被犹太血统污染的恐惧。奥地利的首都（他父亲在他之前去过的地方）是种族污染的藏污纳垢之地：“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塞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而所有这些人中充斥着无穷的人类的裂变真菌（Spaltpilz）：犹太人并且是更多的犹太人。对我而言，那个城市是乱伦（Blutschande）的化身。”［113］

    这个年轻的情绪化的德国爱国主义者一定会鄙视他父亲对德国的抛弃。老人的外孙，希特勒的外甥威廉证实：“他（阿洛伊斯·希特勒）把被当作[德国人]看成是对他的严重侮辱，并且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是奥地利人，这是他与希特勒的根本不同之处。”［114］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他喜欢的儿童读物是一本关于普法战争的有插图的历史书，那是一本赞美俾斯麦和德国军队胜利的书。作为一个小男孩，他记得问自己：为什么奥地利没有为德国统一的事业而战？尤其是，为何他父亲没有参战？一位精神病学家曾说过，这个问题也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为什么我的父亲没有像英雄般地牺牲？”也有事实表明，多年以后，当希特勒以宣告奥地利的灭亡而谈到吞并时，他也是在庆祝他父亲的死：“奥地利不复存在了。自称奥地利的国家只是一具尸体。”［115］

    他不想与奥地利结成联盟，在著名的上萨尔斯堡对峙中，他冲奥地利总理吼叫：联盟是根本不可能的。当他年轻时从维也纳逃到德国，“被秘密的愿望和爱所驱使”，当他心中“最热切的愿望”是“回到忠实的母亲怀中”时，他想让奥地利完全地与祖国合并，渴望这样一种结合。但是这种合并不可能实现，除非旧的奥地利首先被毁灭。作为元首，难道这不是他将要实现的童年的俄狄浦斯式的死亡愿望吗？

    从我年少时起我就有一个后来从未放弃的信念……保卫德意志王国（Germandom）［母亲］预示着要毁灭奥地利［父亲］。［117］

    然而，奥地利不会被彻底摧毁。他必将控制并惩戒它——就像他孩童时所渴望的那样，扭转他与独裁的父亲的局面：父亲总是惩罚他。在吞并奥地利的前夜，他告诉他的密友：“他认为把奥地利训练成德国那样是他的特殊使命。他将像一个严厉的工头那样以德国的方式训练他们。他将让他们流汗。他将赶走他们的懒散。……他已经足够温和。……”他在孩童时期对他那容不得丝毫抵触的父亲的满腔怒火在他指向陶尔斐斯和其他一些奥地利领导人的暴怒中表现了出来。他尖叫道：“他竟敢反驳我！不过等着瞧吧，先生！不久以后您将看到他们跪着爬向我。但是，我将冷若冰霜，将他们当作叛国者处死”［118］。奥地利只有在经希特勒之手进行种族纯化、严厉惩戒和彻底“训练”之后，才配得上与祖国结合。

    因此我们认为，阿道夫·希特勒在潜意识中将外交政策作为击败他的奥地利父亲并实现与他的年轻母亲结合的一种方式。这种结合是他在孩童时期就幻想并且在他的自传首页就做出承诺的：德国—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德意志祖国。［119］

    希特勒的毁灭需要

    唯一的选择是在胜利与毁灭之间。

    ——阿道夫·希特勒

    在希特勒看待问题的分裂方式中，他既把自己视为创造性的天才，又把自己作为无情的毁灭者。他的破坏要求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他有意识地惩罚和毁灭他人，但在潜意识里他又在惩罚自己。我们将试图详尽地表明，这种受虐性的自我惩罚的强烈欲望——临界人格的一个特征——是他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并且它直接地影响着他的政治和军事决策，最终这种破坏性的冲动决定了他的个人命运。

    选择失败；渴望挫折

    希特勒的许多行为都是令人费解的，除非我们假定他并不总是想成功。

    ——詹姆斯·麦克兰德尔

    当你阅读希特勒的演讲和独白时，你一定会对这一点感到惊奇：这个以残忍而自豪的人如此之多地谈到无价值、罪恶和良心。（注：见第一章，第16页等。此类表现在临界人格当中并不常见。临界人格的患者倾向于“严厉的自我惩罚”，但通常不显出后悔的情感。见Kernberg，“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674-675。）他通过频繁地提及这一点并竭力申明自己绝对是有价值的来表达他的关注：别人都是无价值的。看来很清楚，元首对某些事物持有罪恶感和无价值感。但当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有那些情感，我们不得不再次去猜测。

    有种可能性可以迅速排除。他并不为他的政府的残忍而感到有罪；他自觉得意。无论对于上百万“劣等种族”的人民的有计划谋杀，或是战争的大屠杀，还是浪费年轻的德国士兵的生命，或者是他对自称热爱的国家的有计划的毁灭，他丝毫都不感到悔恨。残暴并没有困扰希特勒。

    他可能感到不配做种族纯正的德国的元首，因为他怀疑自己“因有犹太血统而负罪”。他可能对于乱伦的欲望也感到罪恶。这样，他可能由于一种特别令人厌恶的性变态而形成无价值、罪恶和自我憎恨的极端情感。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罪恶感，他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心理防御系统来寻求安全。

    这些防卫包括“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注：反向作用，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个人采取一种与原意相反的行动来控制内心的焦虑。例如，“我恨他”被“我爱他”所代替。按弗洛依德的说法，反向作用是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是本我的对抗性。——译者注），将窥阴癖和堕落的性癖好掩藏在故作正经的行为之后。他的严谨细心的个人清洁与强迫性的洗手习惯表明了其潜意识里的罪恶感以及希望将“肮脏”洗掉的愿望。他力求通过一类“心力投入”来减轻可耻感，在这种“心力投入”中，他扮演了道德和宗教领袖的角色。他不可能是罪大恶极的，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挑选的一分子，是讲耶稣言语的救世主，他宣称自己像教皇一样没有错误，并且以扭曲的天主教教会的模式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帝国。

    他多次把别人称作“无价值的”，表明了他对自己价值的持续关注。他找到的一种来让自己消除疑虑的办法，就是将无价值的耻辱加到他人头上并将这些人消灭掉。1929年，在早期的一次纽伦堡集会结束时，他宣称，如果一年有100万孩子出生，那么其中的80万最弱者以及大多数的“没价值的人”都要被处死，而最终的结果将是人种的加强。1939年9月，在下达的那道要求“消灭不值得存活的生命”的命令中，他指出，作为“人民之父”，他有责任确保他的家庭中的无价值成员被消灭掉。［120］战争后期，随着他的困难以及疑心的加剧，他的那份“不值得”存活下去的人的名单也在增加人数。到1945年春时他断言，对他来说，整个德国的人民都证明是配不上他的。他们全都必须毁灭。［121］

    除了惩罚别人之外，他也曾试图通过惩罚自己而减轻罪恶感。年轻的时候他在自己憎恨的城市维也纳待了好多年，其实那时他轻易就可以搬到他所热爱的德国去；他毫无必要地遭受饥饿和贫穷；他那传说的变态呈现出怪异的受虐狂特征；他重复地提到自杀——自虐行为的顶点。存在强有力的证据去支持一位德国精神病学家的结论：就人格而言，希特勒具有“严重的自毁性”。从希特勒古怪的生活模式中可看出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他似乎不断为自己制造困难并去企求灾难。“希特勒的许多行为，”一个评论家写道，“都是令人费解的，除非我们假定他并不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想成功……希特勒是……一个一心想要伤害自己的男人。”［122］

    这种观点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因为如果希特勒有自我伤害的冲动以及和希望失败的潜意识的欲望，它将有助于解释他的生命中一些惊人的事实。

    当然，我们可以把希特勒的一生当作一个相当成功的故事来读。这个不可能的英雄是由一个来自林茨和维也纳的辍学的神经病人所扮演，此人虽然在他以前所有的经历中都遭受失败并在其政治生涯之初就被投入了监狱，但他后来却在近一个世纪里主宰了德国和整个欧洲。传记作者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非凡成就当然是有道理的：

    他在啤酒馆政变后将政党聚起来的手腕；他在1932年的政治危机中表现的洞察力和顽强毅力；他在战争初期高明的外交策略和显赫的军事胜利。

    但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也是这种复杂的、深刻分裂的人格的特征：希特勒整个一生都轻率地看待失败，即使是在胜利之时也会谈到失败，而且无必要地反复让自己卷入一种对他和他的行动充满危险的情形之中。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赌徒，但他的赌运很差。他曾经承认，他感到莫名其妙地不得不去企求灾难：“你看，我像一个必须从刀口上跨过一道深渊的彷徨者一样。但我必须那样做，我只是必须跨过去。”［123］

    年轻时拒绝的机会

    尽管年轻的阿道夫已打算从中学退学，但他在1908年到达维也纳时还是有一个进入他倾心的艺术世界的极好机会。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与阿尔弗雷德·罗勒（Alfred Roller）有联系——后者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兼皇家歌剧团的舞台布景指导。阿道夫本可以获得为维也纳歌剧团画背景的工作机会，这样就将绘画和瓦格纳这两个他的至爱结合到一起了。一个朋友以希特勒的名义写信给罗勒教授，教授答应帮助这个年轻人。但是希特勒拒绝利用这样的机会［124］。相反地，他基本上靠自己，他曾试图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第一次考试，他失败了。当获得第二次机会时，他自己却拒绝申请。他跟随维也纳的一个叫潘霍尔策（Panholzer）的人上了一些艺术课——这一点可能是真的。但一个传记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是没有根据的：这位作者说，希特勒在第一次考试失败之后，他“当时做了他在学校里没能做的事：勤奋、高效、坚强地工作”。［125］

    然而，希特勒在那几个月里的室友却说希特勒根本没有正经地绘画。他几乎每晚都去歌剧院；他花几小时绕城散步；他设计宏伟的建筑；他开始筹划旅行乐队；他为戏剧和歌剧写剧本；他长时间喋喋不休地谈论有关生活、性和政治之类的话题。事实上，除了没有有效地坚持绘画之外，他几乎做了其他任何事情。结果便是当他在1908年10月再次申请艺术学校时，他甚至没有被允许参加入学考试。［126］

    1923年的惨败

    作出最不可能成功的选择的模式在希特勒初次尝试夺权中也表现出来。1923年，他宣布他所策划的不只是在巴伐利亚的政变，而是一次要在柏林举行的意在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叛国者”的游行。他公开直率地承诺，不是一个新的德意志国民政府的产生就是他的死亡。为了鼓舞人心，他还向欢呼的人群宣布：“只要黑、白、红三色的万字旗在柏林城墙上空飘扬”，他的宏图就会实现。

    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努力取得两位军事领导人的支持，而这两位的支持对他事业的成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军司令，冯·席克特将军，一个是在爱国事业中颇具威望的领导人鲁登道夫将军。就在希特勒尝试政变之后的一周里，他的报纸《民族观察家》就无故辱骂席克特，称他为“共济会阴谋”的工具，还诽谤他的犹太妻子。鲁登道夫坚持说，在当晚政变突然来临之前，他对希特勒的计划仍一无所知。

    希特勒也没有赢得原本对他的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当地官方的信任与支持。这包括巴伐利亚军队的司令官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巴伐利亚邦政府警察局局长汉斯·雷特·赛塞尔上校以及有巴伐利亚“强人”之称的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的支持。事实上，洛索夫和赛塞尔在11月7日都给过希特勒非常明确的警告，宣称他们将不遗余力地粉碎政变的企图。第二天，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上风，使那个强有力的三人执政小组受到公开的羞辱，成为希特勒枪尖上的人质。［128］

    如果希特勒当时决定只依靠他自己的褐衫军而不是正规军或警察部队，他就没有做好一切准备。直到事件当天，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仍不知晓政变计划。迅速集结起来的军队简直一团糟，拼凑了一些炮兵部队，但几乎没有弹药，80%的机枪完全不能用。［129］

    而在慕尼黑，国民革命的准备也是很不充分；城市之外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例如，在北方，冲锋队司令彼德·海德布雷克（Peter Heydebreck），原来是一位自由军团的领导人，渴望在柏林游行。当他在慕尼黑试图得到希特勒的接见时，被断然拒绝。他写道，“我并不是北方唯一受到这种冷遇的人”，继而抱怨柏林的冲锋队不提供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的讯息。

    政变当晚，在逮捕了洛索夫、赛塞尔和卡尔之后，希特勒还发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演说，之后他就陷入了沮丧失意当中。看起来他似乎无法采取任何有效行动。他坐在那里闷头思考，毫无头绪地来回踱步，兴奋地谈论一些琐事，还不时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突然军务离开啤酒馆。有人听到他郁闷地嘟囔着：“如果进行得顺利，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失败，那我们就得自杀！”［131］

    有作者写了一部长篇专著记述此事，他得出结论：“一切都是由他（希特勒）自己操纵。”但是他自己搜集的大量证据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正相反，那晚没有人控制局面。

    任何政变的头10个或者12个小时都是对其成功至关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极需希特勒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决断，然而“根本就没有来自政变最高领导机关的任何命令。……”［132］

    做表面的事情不费吹灰之力，如控制电话总机交换台、交通系统、电报中心以及警察局，等等。而首先希特勒甚至没有想过要夺占卡尔的总部，即慕尼黑政治权力的中心，甚至连政府都已经舍弃它之后，希特勒竟然莫名其妙地没有下令将它接管。在刚开始的至关重要的12个小时里，元首只是设法占领了一个啤酒馆。（注：事实上，罗姆已占据了这个城市的地区军队总部，但是不知何故却没能控制它的电话交换台。次日清晨，在鲁登道夫将军的命令下，他放弃了那栋大楼。）

    令人不解的是，希特勒拒绝关注那些他精通的领域。作为宣传鼓动的高手、老练的煽动家，他曾承诺要领导革命，然而他甚至没有迈进由两个助手建立的宣传司令部。他决定不参加原定于次日举行的一场重要演讲，并不可思议地把演讲任务转交给一个名叫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的人，此人是纽伦堡一个歧视犹太人的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他几乎没有资格做国民革命的代言人。“但希特勒的确在一页纸上写着：施特莱彻对整个组织负责。”［133］

    随着希特勒的影响日渐衰落而反对革命的势力蒸蒸日上，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形。正如权威的官方记录所记述的那样，希特勒“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尝试召集更多的军队”，以加强他那严重虚弱的兵力。在巴伐利亚南部，许多冲锋队分支都听从希特勒的召唤，但他并没有请求他们的支援。

    当晚，希特勒离开了啤酒馆，默许他的人质逃走，因而使他们得以召集军队，并凭借这些力量在次日瓦解希特勒。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我们不得不怀疑，希特勒用这么大的赌注去冒险时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其他的人则说希特勒的行动“深不可测”，“不可理解”。［135］

    次日清晨，那场著名的军队游行也并非希特勒的意愿，他显然并不知情。命令似乎来自鲁登道夫将军。他对希特勒模棱两可的行为已经极度不耐烦。“没有人知道部队将开赴哪里，从开始就没有人知道。”［136］

    我们认同的一种对他这种非理性的弄巧成拙的行为的解释，就是由于他具有严重分裂的自我（divided ego）的临界人格，他被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的欲望撕扯着。一方面他心里希望赢，另一方面又想要输。由于不能对付这一矛盾，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最后只得逃掉，藏了起来。

    如我们所见，当完全面临灾难时，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雄辩才能，将对他的审判转化成一次胜利；从监狱获释之后，他便高效地致力于他的党的重建工作。

    希特勒的战争准备

    希特勒的战前外交或许可以看作是机会主义和诡诈狡猾的巨大胜利，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接踵而来的灾难前兆。

    我们可以考虑三种不同的解释：首先，A.J.P.泰勒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在那个不太可能的事件中，希特勒真正想要谋求的是时代和平并通过谈判修改《凡尔赛条约》，然而他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却“异乎寻常地不适当”。［137］第二，如果我们假设希特勒只想对波兰进行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以获得但泽（波兰北部港口）及走廊，那么，他针对西方强国的好战言论，对少数民族的暴行以及违背他对英法政客所做的承诺都表明了他的前进方式不可能是孤立波兰，而极可能是试图刺激他的受害者的强大同盟实现与波兰的共同抵御。第三，如果他真的图谋策划一场征服欧洲的浩大战争，就如在他的《我的奋斗》、1928年的第二本书中以及在众多公开和私人演说中宣称的那样，那么他为这场战争所做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1939年陆军总参谋长，颇有学者风度的弗兰茨·冯·哈尔德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他[希特勒]甚至没有为战争作总体规划。”［138］

    希特勒同样没有发布命令补给军队。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每月钢铁短缺60万吨，军火弹药普遍缺乏以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供给只够维持全部作战师团中的三分之一存活十四天。目前的生产也同样只够三分之一的师维持战斗力。”［139］

    有人或许认为，希特勒之所以不太关注加强武器、原材料和粮食的大量储备，或者将经济转变为全面的战时经济，是因为希特勒并没有设想到这种战争。希特勒寄希望于粉碎性的闪电战的胜利和掠夺被占国的物资。这一争论是有价值的，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当他显然已不再进行这种战争之后，他仍然拒绝在经济前线采取有效措施。直到1944年秋，经济动员才真正开始——那是来自东线的西方和苏联刚刚攻入他的“欧洲堡垒”之后。虽然这已经太迟了，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地进行全面的经济动员。当时他甚至都没有亲自下令转变到全面的战时经济。

    当英美的军工业以三班倒而日夜不停地运转时，德国工业依然照旧，除了极少数例外。厂房和设备从没有充分利用。

    施佩尔最终成为德国军备及战时生产部的部长，但他从没有获得充分的权力。施佩尔承认，即使当德国的军备生产在1944年达到高峰时，其生产仍落后于“一战”时所取得的成果。奢侈品一直在生产，而希特勒则继续动用数百万的人力和急需的车厢来运送要处死的犹太人及藏匿艺术品。［140］

    我们认为，希特勒分裂的灵魂强迫他发出相互矛盾的命令：既破坏又保存；需要胜利但同时又渴望失败。

    希特勒的军事“错误”

    几乎所有冷静了解这场战争怎样结束的历史学家，都可以回顾这场失败的战争并指出那些导致失败的战略错误。同样确定无疑的是，即使最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也可能出错。但是希特勒所犯的愚蠢错误是如此之多，损失如此之大，而且如此的毫无理由，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错误”是一种出于自毁的强烈的无意识冲动的结果。如果这样——正如理查德·尼克松事业的垮台所证明的那样——阿道夫·希特勒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具有设计自己毁灭的强迫性冲动的国家领袖。

    作为“二战”中整个德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希特勒的表现应该得到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毫无疑问，希特勒有时表现出一种能够准确判断敌人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例如：他推断出当他入侵波兰的时候，法国不会进攻他的防守空虚的西部防线；他准确地猜出1942年秋季红军将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而不是在他的将军们坚持认定的斯摩棱斯克。确实，正如一位英国的军事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战略家能够更巧妙地掌握其对手的心理——这是高超的战略艺术”。［141］他还在革新装甲车和空军力量的使用上表现出惊人的才能。

    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久经证实的是，希特勒能够非常有效地采取行动，他在波兰、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的军事胜利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在战争期间的胜利当中，却时常可以看到他无意识中想要惩罚自己的迹象。

    敦刻尔克

    1940年5月，当在法国取得重大突破以后，希特勒开始与失败眉来眼去。正当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展现在他的装甲师面前的时候，他突然毫无理由地强令他们停留两天，并调离了领导德军胜利前进的卓越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Guderian）将军。如果法国能够充分利用希特勒给予他们的喘息之机，这次停留很可能会对希特勒的胜利前景造成致命的打击。

    几个星期之后在敦刻尔克，更为奇怪的事发生了，希特勒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消灭欧洲全部的英国远征军的机会。5月15日，他突然下令停止所有在敦刻尔克的坦克的重要进攻行动。一位英国军事史学家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命令的深刻意义：

    在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可以挽救英国军队的时刻，希特勒的举动实现了这个目的，使他们得以逃脱，并重新集结在英国，继续战斗，为海岸配备了足以抵抗侵略威胁的人员。因此，是希特勒本人造成了自己最终的垮台和德国在五年后的最终覆灭。英国人虽然敏锐地认识到逃脱的微小可能，却忽视了它的根本原因，因此称之为“敦刻尔克奇迹”。……永远不会有人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希特勒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及他的动机是什么。［142］

    当然还有一些解释。例如，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认为，希特勒同情英国人是因为年轻时曾去过利物浦，他开始欣赏英国人，所以想要“免除丘吉尔痛苦的耻辱感”［143］。这个解释的疑问在于希特勒年轻时从未到过英国，而且他一生都藐视丘吉尔。（见附录，“关于虚假资料的记录”。）还有人认为希特勒在敦刻尔克阻止他的装甲部队进攻是因为地面过于泥泞；或者他相信空军单独就能够消灭英国军队，无需调动南部所需的坦克部队来冒险。而希特勒对自己古怪行为的解释则是那仅仅是一个突然的怪念头，即他决定让英国人以英国方式，“充满堂正大度的精神”回去。

    但是，无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令当时德国的将军们信服；也不能令军事史学家感到满意。在指挥部里，瓦利蒙特（Warlimont）将军和哈尔德（Halder）将军都被这一“无法理解”的命令弄得“目瞪口呆”；战地指挥官同样感到十分震惊。古得里安将军觉得难以置信：“我们就在能看见敦刻尔克的时候停了下来！”同样感到困惑的陆军元帅伦斯德（Rundstebt）的参谋们得出的结论是：敦刻尔克之谜的唯一可能答案就是希特勒想要帮助英国，因为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当然，希特勒达到了目的。［144］

    实际上，可能没有任何合理的说法可以解释希特勒在敦刻尔克的决定。因此，我们认为他做出的决定是非理性的：他在潜意识中没有真的想要胜利。

    “希特勒的良机”

    在一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研究中，两位美国史学家令人信服地提出：在自己导致的敦刻尔克大溃败的一年后，希特勒的“幸运时机”出现了。到1941年春，他的潜艇已经严重摧毁了英国船队；

    陆军在前一年中已经占领了挪威、法国及北部的低地国家，并刚刚在巴尔干和利比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还有一个现实的机会，希特勒可以通过占领埃及、苏伊士运河、整个北非和直布罗陀，然后迫使西班牙同轴心国结盟，取得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控制权。这样在地中海或者中东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纳粹胜利的狂潮。那些历史学家因此便认为：“历史很可能会记载，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命名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中，1941年5月和6月，希特勒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胜利。”这并不仅仅是事后的认识，德国海军高级指挥官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神奇的机会，请求希特勒在地中海上发动进攻。然而，他拒绝这样做。肯定有人再次要问为什么，而这个问题也再次引发我们的思索。

    格林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他注意到，元首对海军事务从来都不大感兴趣，只是根据“陆地因素”来考虑问题。的确，从乘船旅行到参加大型海军作战演习中，希特勒一直都怕水，这个事实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认真地为跨海进攻英国做好准备，从而最终取消了计划，并忽视了来自地中海的敌人。他曾经告诉一个副官：“在陆地上，我是一个英雄；但在海上，却是一个胆小鬼。”［146］

    或者1941年春希特勒没有发动进攻是他的幼稚症的后果？他或许没有能力在如此之多的富有吸引力的战略选择之间做出决定，因为，“像个孩子一样，他无法忽视任何有吸引力的目标；一旦获得，他就再也不能放弃。……”而且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迅速而且毫不费力地得到每一样东西：他想不采取两栖进攻就击败英国；他想只用空军和少量军团就赢得地中海；他还想要立刻征服整个苏联。［147］

    当然，1941年春希特勒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他不需要进攻任何人、任何地方，他已经是欧洲的主宰了。他已经粉碎波兰，征服了法国，并控制了从挪威到西班牙的西部海岸线。没有西方的威胁，与苏联和平相处，还有谁能够挑战他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呢？此时，遭到围攻的大不列颠本身就难以抵抗进攻，也没有同美苏结盟，不太可能找到物资来源或是转机的希望，只能接受既成事实。正是希特勒自己为他的敌人开启了多种选择的机会，他认为“足够就是不够”，战争必须进行下去。［148］

    正是他自己一人做出了导致他的毁灭的决定。

    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

    1940年夏占领法国以后，希特勒连续好几个星期都不能肯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正如他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每当被不确定和自我怀疑所困扰的时候，希特勒总要到瓦格纳那里寻求灵感和指引。1940年7月23日，他长途跋涉到拜罗伊特圣地出席《众神的黄昏》（Die Götterd mmerung）演出现场。瓦格纳再次对希特勒施展了他的魔力。他对英雄的灾难以及神与人的毁灭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坚定了希特勒对英雄命运的信念。在黑暗的包厢里，希特勒热烈地亲吻温尼弗雷德·瓦格纳的手。当他平静地离开拜罗伊特时，他已下定决心。就在这个星期，他发布了将导致他自己的末日（Götterdammerung）仪式的命令。

    这样，1941年春，当整个欧洲大陆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时候，他没有巩固他那广大的“新秩序”，没有集中军力对付他唯一残存的敌人——严重受挫的孤立的英国，而是开始自求惩罚：他命令他的军队向苏联推进。此时，苏联是他最重要的盟友，正在给他运送成千上万吨重要的战争必需品，包括苏联从美国购买的数量庞大的石油，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运往德国。在战斗记录中，一幅值得纪念的照片表现的是当希特勒的士兵向东开往苏联的时候，他们正注视装载着为希特勒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苏联货车向西疾驶。［150］

    这样看来，在希特勒的重大决定中，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他想要乌克兰的小麦以及高加索山脉的石油（注：但是，认为希特勒因为需要战争物资而入侵苏联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有二：首先，斯大林已经给他运去了数十万吨的磷酸盐、铁矿石、废铁及铬矿石，还有石油、白金、橡胶以及木材；其次，在他的军队于1940年9月以“保护”罗马尼亚小麦和石油产地为由进入罗马尼亚以后，希特勒已经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小麦储备。见Rich，Hitler's War Aims，I: 207，190。）；他计划了很久要在欧洲东部为他的帝国寻找生存空间；他正在慢慢变老，他想与死亡竞赛；他根本不相信苏联人——他反对所有的对立证据，确信他们随时准备向他进攻；而且他的种族理论认为斯拉夫人应该受到奴役。此外，由于没有其他人能够征服苏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证明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比查理十二世或拿破仑还要伟大。还有的就是空间对希特勒的吸引力。一天晚上，他在“狼穴”指挥部里喃喃自语：“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梦想着广阔的空间，现在命运使我有能力把梦想变为现实。……空间给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151］

    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在起作用。另外，出于一种想要惩罚自己和失败的冲动，他可能在潜意识中与苏联作战。希特勒自己却解释说，入侵苏联是为了打败英国——人们会认为，这并不是最直接的方法。而结果却背离了预定的目的，当希特勒放弃在英国登陆的“海狮计划”并实行两线作战的时候，英国的压力大为减轻，力量也得到加强。

    在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入侵过程中，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他没有寻求三国条约中的盟友——日本的任何方式的帮助。实际上，他明确下令“决不向日本透露任何有关巴巴罗萨行动的线索”。［152］一位研究日本外交政策的严谨的学者认为：希特勒极有可能成功地说服日本，在他进攻苏联的同时也发动攻击，因为1941年春日本尚未确定它的选择。但是，他拒绝向他的盟友寻求帮助，甚至进行商讨，而导致对日本不必要的得罪。自此以后，日本就把这件事作为希特勒“背信弃义”的一个证据。［153］诺尔曼·里奇（Norman Rich）认为，如果武装部队从西方进攻苏联，日本同时在远东发动攻势，希特勒本来很有可能征服苏联。他还认为，没有合适的理由可以解释希特勒“异乎寻常的态度”，即为什么他没有在发动侵略之前采取行动，“以确保日本任何方式的合作”。［154］

    希特勒接下来的态度仍旧很奇特。从1941年末到1942年初的冬季，形势已经很明朗，如果他还想打败苏联的话，他需要从日本获得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当所有的理由都需要他寻求日本的帮助时，希特勒拒绝了这样做。他甚至没有要求他的盟友日本阻断美国经由海参崴运到苏联的物资供给，以作为他对美国宣战的适当回报。他的行为毫无理由可言，这就暗示着这种可能性：在潜意识中，他又一次寻求惩罚。

    任何人都知道，对苏联的战争是一项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的庞大事业，这就需要动员一个大型工业化国家的全部经济力量。但是，希特勒从没有下令进行动员，实际上，就在入侵苏联前夕，他竟然下令减少军备生产的规模！［155］

    这绝不仅仅是虚张声势的逞强行为。希特勒并没有像他声称的那样，自信能够轻易地战胜苏联。值得注意的是，他经常重复一个显示不幸预感的隐喻。就在进攻开始后的那天凌晨3点，他还告诉新闻秘书：“我感觉好像打开了一扇门，它通往一个黑暗的房间——我不知道什么隐藏在门背后。”他担心地断言：“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隐藏在那里。”他也给他的私人秘书讲了这个故事，并把同样的话告诉了鲍曼和里宾特洛甫。1941年10月在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说中，他再次提及此事，并且力图解释进攻苏联的必要性，他说：“每走一步都有一扇门打开，后面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东西[Gerheimnis]，埋伏着，等待着。……”［156］

    当希特勒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真的打开过一扇通往黑暗房间的门，并面对过某个可怕的秘密吗？

    还有其他一些灾难的预兆。希特勒提前一个月，把进攻的日期确定在6月22日，根据历史记载，这天恰好是令拿破仑走厄运的那场战役的纪念日；另外，为什么他在成千上万种选择之中偏偏选择了“巴巴罗萨”作为与苏联作战的代号呢？本来他的军事参谋们已经以一位胜利的普鲁士国王的名字“弗里茨”命名这次行动计划，但是，根据希特勒直接下达的命令，行动代号改为“巴巴罗萨”。［157］

    为什么选择这个不寻常的名字？或许希特勒真的把自己当作一名十字军战士，肩负着消灭东方异教徒的使命，就像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rossa）一样。但是，巴巴罗萨失败了。实际上，他是中世纪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败者：他在对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战役中五战五败；他没能统一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而且他还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失败，1190年在萨列夫河洗澡时不幸溺亡。希特勒知道巴巴罗萨的这些故事。在他从私人图书馆借来的书中就有一本这位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统治者的传记，记载着这些史实。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对中世纪德国历史感兴趣的爱国学生来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常识。［158］

    希特勒对水有种病态的恐惧，还经常做一些有关窒息、扼杀和溺死的噩梦。他宣布入侵苏联时所使用的词汇因此值得注意。他说：“这个世界将屏住它的呼吸。”当仆人帮他系领带，希特勒屏住呼吸并焦急地数到十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他就是在象征性地实施自杀和自毁。［159］

    最初，入侵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因此希特勒的宣传部得意扬扬地宣布：“在短短的七天内，元首的攻势已经把红军粉碎……东方大陆，就像柔弱的少女，躺在强大的德国战神的臂膀里。”在希特勒的军队打到莫斯科的近郊，并像拿破仑那时一样，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黑暗夜空中克里姆林宫闪亮的高塔的时候，事实上，苏联好像不得不屈服了。

    莫斯科没有沦陷，应归功于苏联保卫者的英勇气概，但也源自希特勒弄巧成拙的失误。他没有集中力量加强对莫斯科的进攻，反而突然坚持分散部队以削弱攻势，造成悲惨结局。他不顾他的将军们的劝告，坚持要将一半的军事力量转向乌克兰以动摇南方。那时候，因为拥有长期独立的历史并痛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乌克兰人热情欢呼希特勒的军队，并与他结盟。但是，希特勒却下令枪毙他们的领导人并奴役那里的人民。一位研究“二战”的历史学家写道：“这是希特勒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错误。”莫斯科能够保全还应该归功于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地指挥官——温特将军。当12月第一周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由于希特勒下达不发放冬季棉衣的命令，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因此而被冻伤。士兵的皮靴刚刚合脚，只能穿一双薄薄的袜子。［160］

    在巴巴罗萨行动过程中，希特勒继续做出一些奇怪的决定。例如，他出人意料地让一支完整的德国军队驻留在克里米亚，并且说不太可能把它撤回来，因为这样可能会对土耳其的整个政治局势产生负面的影响。战争后期，他又命令一个军团留在波罗的海地区，希特勒解释说这是为了向瑞典显示实力以证明在波罗的海他仍然是强大的。［161］看到这些及其他在对苏战役中的错误决定，一位研究希特勒军事领导的德国权威人士发问道：“这个人的头脑里到底在想些什么……”［162］

    这个问题必须延伸到希特勒单纯的战略战术失误之外来考虑，因为全部的计划都是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想想希特勒进行的愚蠢而毫无必要的赌博吧，竟然去进攻一个如此合作而又强大的盟友。如果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他就会失去整个战争；即使他“胜利”并在苏联西部打败一部分红军，战争远不会结束。因为他深深觊觎着进一步向东扩张，而在美国帮助下的英国却一直从空中对他进行打击。他自己造成的两线作战将持续下去。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难道不能更理智地与其盟友和同谋者和平相处吗？这时，他已经拥有了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中部的广大欧洲大陆，为什么他不仅仅是巩固这些通过苏德秘密条约和自己的征服占领的广大土地呢？

    看起来，希特勒的东方政策是无法用道理来解释的。

    对美国的战争

    就在苏联前线出现灾难性失败的时候，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突然主动地向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宣战。

    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国务院就派遣了一个专家团到德国，向纳粹领导者调查询问有关希特勒及其战争行为的问题。无论这些代表团的专家还是德国军队及外交部的高级官员都不能对希特勒的决定做出恰当的解释。专家团团长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发现，在纳粹党的整个历史中，最令人困惑的事就是德国为什么迅速向美国宣战。”［163］一年以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书写纳粹与美国关系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并承认他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

    这一宣战[对美国宣战]从来没有得到完美的解释。实际上，它与希特勒所实践并一贯宣扬的德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从慕尼黑的早年岁月到柏林的最后几个小时——完全对立。……他对美国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十分清楚。［164］

    另一位外交史学家赞同道：“元首对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是无法分析的……它是非理性的行为。……对美国宣战以后，德国最终而且不可挽回地失去了战胜苏联的一切希望。”［165］理智褪去了神秘，理性的解释脱颖而出。首先，希特勒之所以对美国宣战，据说因为他轻视美国，并且确信这样做不会给他带来军事压力。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希特勒曾经对墨索里尼说过：美国的军备统计数字是“纯粹的谎言”；他也对哈尔德将军说，美国的军事实力根本是虚张声势，并彻底断言，美国政府“没有能力进行战争”；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同样使他相信美国是“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美国人只具备母鸡般的智力”。［166］

    但是，希特勒又直截了当地否认他自己对美国的贬低。他看待事物的分裂方式使他坚持认为：美国人是出类拔萃的，难以置信的聪明——因为他们拥有（日耳曼）北欧人的血统。他还认为，与老的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是作为一个经过种族筛选的年轻民族出现的。他曾经对汉夫施丹格尔说过，美国的介入是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关键原因，“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167］

    无论希特勒还说过什么关于美国的堕落和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的话，他对德国海军和空军司令的命令仍然表现出对美国力量的敬畏和恐惧。命令很明确：不能对抗美国，海军和空军必须避免在大西洋上发生任何的意外事件以防止美国的介入。当海军领导人认为《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损害德国利益而提出抗议时，希特勒仍然很顽固。直到1941年11月，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冒险使美国介入战争”。即使在《中立法案》废除以后，他的命令仍旧没有改变。他特别注意以防德国同时卷入对苏联和美国的战争。他反复强调，在苏联投降之前不要和美国作战。直到日本攻击珍珠港的那一天，这些一直都是有效的命令。［168］他还不断地告诫德国媒体不要冒犯美国人。那些新闻机构停止了对他们最喜欢的目标——美国总统及其夫人——的攻击。其中一条命令这样写道：“即使是罗斯福夫人的声明也不应该提及。”［169］

    其次，还有人认为，出于对他的日本盟友的忠诚和履行条约的义务，希特勒才对美国宣战。但是，希特勒并不重视信誉。此外，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的三方条约是纯粹防御性的；除非美国攻击日本，否则德国没有任何宣战的义务。而珍珠港发生的事件也并不是这样。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三方条约只是一个被猜疑及相互不信任所破坏的“空洞的同盟”。在希特勒拒绝通知日本有关巴巴罗萨行动而使盟友丢脸之后，日本同样没有通知他就开始袭击美国，也没有请求他的帮助。希特勒对“珍珠港事件”感到惊讶，也没有任何准备。由于受到协约的约束，他没有对美国宣战。［170］

    事实上，在12月的第一周（就在此时，他对苏联的进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希特勒确实做出了参加日本对美国战争的口头承诺，并草拟了一份类似协约草稿的东西。据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极其希望日本能够从背后攻击苏联。但是，12月5日的草约没有提到任何日本帮助进攻苏联的内容。［171］日本也没有做出任何口头承诺。正如里奇注意到的那样：“一旦日本开始对美国的战争……希特勒本来肯定能够找到借口以拖延履行加入日本对美战争的承诺。至少作为德国支持日本对美国的战争的回报，他可以要求日本支持对苏联的战争，只需要阻断美国经由海参崴到苏联的物资运输”。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这样做。在没有任何来自盟国帮助的保证、也没有任何协约要求他这样做的情况下，希特勒个人决定对美国宣战。［173］

    还有第三个解释。有人说，希特勒在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是因为他相信美国迟早会发动进攻，所以他想在最适宜的时刻开战。的确，他对犹太人的阴谋充满怀疑，并且相信“在犹太人怂恿下，罗斯福已经下定决心进行一场战争来消灭国家社会主义”。［174］但是，实际上，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时间非常特别。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形势越来越明显地恶化。在12月的第一周之内，德国行动参谋部的一个成员注意到，“红军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整个前线的主动权，从而给德国最高统帅部造成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震惊”。1941年12月6日，朱可夫元帅统帅的红军，调动100个希特勒始终坚持不存在的新生师团在莫斯科西部开始了反攻。德军被击退，并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多马鲁斯（Domarus）报道说，“在希特勒的指挥部里弥漫着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气氛”。一个副官的记录则写着，“一切都预示着战争的目标无法达成”；（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凯特尔（Keitel）元帅想要自杀，希特勒则沮丧地凝视着远方。［175］

    北非的消息也不乐观，在那里隆美尔被英国人打败，并撤退到出发点。在12月的前两周里，一股席卷东部前线的寒流使指挥部格外的沮丧：“零下35度到零下30度的气温使部队完全瘫痪了，武器也无法使用，军队惨败的消息不断传来。”［176］

    就在他的军事失败的恶兆愈加明显之时，希特勒对美宣战。数月以来，他都坚持说不会招惹美国，却又突然在应该避免这么一个强国的时候宣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纯粹是个人决定，他既没有通知外交部，也没有告知国防军。瓦利蒙特写道：“结果，我们不得不在可想象到的最严峻的形势下两面作战了。”

    从德国陆军、海军的证词与国防军作战部部长［约德尔（Jodl）上将］的证言中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根本没有对美国作战的计划。

    瓦利蒙特少将引用了一段与其上级的谈话记录，这在战争前夕的普鲁士—德国陆军的记录中是很值得注意的：

    约德尔：参谋部现在必须探察美国最有可能在哪里派出大批军队，是远东还是欧洲？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无法做进一步的打算。

    瓦利蒙特：我同意。这种探察显然是必要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从没有考虑过对美作战，所以根本没有探察所需的基础资料；因此，我们很难完成这样的工作。

    约德尔：尽你所能吧。明天回来后我们再详细讨论。

    瓦利蒙特简洁地注释道：“这才是我们德国的战略总部反对美国的开端。……”［177］战后，空军司令格林元帅在一次会谈中承认他对希特勒的决定一无所知，并很肯定地断言，他的元首是在“非常冲动”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178］

    当然，纳粹党是乐于看到日本进攻美国的，也希望看到“民主兵工厂”背后受到攻击。但是，这些在珍珠港事件中达到的目标对希特勒的事业毫无益处。正如约德尔将军战后所说的那样，“我们本应选择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盟友而不是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敌人”。［179］

    希特勒的宣言对罗斯福总统有非常显著的政治辅助作用。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罗斯福担心美国民众要求在太平洋集中兵力，这将改变他把欧洲战争作为优先考虑的计划。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着重提到了罗斯福的难题：在华盛顿为首先在欧洲作战而做好一切准备，却在太平洋地区只采取守势之后，美国可能只为一场战争而留在远东作战吗？……［180］

    德国正式对美国宣战解决了罗斯福的难题，使政治形势明朗化。希特勒从未正式地向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宣战，这次他却非常照顾罗斯福。通过宣战，他击败了罗斯福的政治对手们。因为在宣战之后，即使是叫得最响亮的“不干涉主义者”也无法反对美国在军事上全力以赴地援助欧洲的同志。在希特勒宣战的当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罗斯福的帮助是多么巨大：12月11日，当罗斯福要求国会宣布美国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没有任何议员反对该决议，如果它在几天前提出则几乎肯定要被否决。当然，美国很可能早晚要同德国打上一仗，但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我们只知道“元首的创举给他的对手和受害者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和安慰”。［181］

    这些都是对于希特勒对美宣战这一弄巧成拙的决定做出的“理性”解释：他对美国持有一种混乱的观念；他想要帮助他的盟友日本；他希望在被美国攻击之前能抢先一步。但是，不管怎样，这些理由不能相加。无论从当时还是从现在看，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毫无必要的、非理性的行为，它对敌人比对自己更加有利。一位权威人士这样认为：“希特勒不仅仅是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还想要毁灭自己的事业。”希特勒自己也悲哀地承认他所做的事情是毫无逻辑的。他说：“与美国作战是一场不合逻辑的悲剧。”［182］

    我们必须同意他的观点。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这一讨论的最后，如果我们利用心理史学能够非常容易地解决这个困扰传统史学家的问题，这将会令人满意。然而，我们根本不清楚它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再次遇到了人类行为动机的问题，但没有历史学家自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心理学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仅此而已。因为心理史学不能代替传统史学；它只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更加深刻。但是，即使有它的帮助，我们仍然怀疑是否能够“圆满地”、全面地最终解释为什么希特勒做了这一切。

    这个问题最终仍是没有答案，但是也未令我们失望。

    我们可以像所有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一样做出反应，当他们被要求解释人的动机时，他们必须做出反应：我们可以冒险做些谨慎的猜测。

    让我们首先假设希特勒和历史学家们都是正确的：他对美国的宣战（如他的很多行动一样）无法通过逻辑和常识去理解。那的确是“非理性的行为”。但是，如此断言是无法对此事得出结论的。这样做不但没有结束争论，而且还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试图找出他的非理性行为的原因。我猜测希特勒的重大决定为三样东西所左右：他一生中个人同一性的困难；他潜意识中的求败渴望；他认定最终的胜利取决于彻底毁灭的非理性信念。

    人们经常声称，个人的自尊与威望是希特勒对美宣战的原因。在所有战后接受访问的纳粹领导人中，“一致的回答就是认为希特勒的行为出于个人威望的动机”。他想在罗斯福向他宣战之前先行宣战。［183］

    这里当然有“威望”的因素，但是远非只是与罗斯福抢镜的愿望，其中更深藏玄机。这个决定切中了希特勒的生命核心，因为他的个人同一性在东线遭受到“劣等人种的斯拉夫人”和领导着红军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犹太人”的威胁。那些糟粕实际上将要把他击败！他作为不可征服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所向披靡的元首的自我形象正在他自己面前消融。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他将昭示他们——也就是说，向他自己昭示。他将向自己证明，他作为自己创造出的那个不可征服的神话式人物，依旧存在。既然他已经承认自己作为“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也犯过军事错误，他就必须打造出一个更具权威性的新形象；他必须征服甚至比俄国更难以征服的敌人。他将摧毁美国。

    对希特勒动机的解释，部分基于埃里克森关于同一性危机的叙述，这一解释的重点在于希特勒一生都被同一性扩散问题所困扰。他一直为能否“找到”自己而烦恼（第三章，第173页，第五章，第357页）。这样的人，埃里克森表示，对自己的存在怀有周期性的强烈的焦虑情感。当他们以似乎完全非理性的、甚至危及自己的方式行事时，他们试图解决的是他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他们是在肯定他们确实是作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存在的。因此，当面临自己的心理状态受到威胁的危机处境时，为了使自己恢复信心，他们会挑起冲突而引发更剧烈的危机。实际上，这些自我强加的危机与其说是自我肯定，不如说是自我毁灭，但是他们暗中的目的是想验证并再度肯定似乎正在悄悄溜走的难以把握的个人同一性的感觉。

    因此，1941年12月的前几周内，当希特勒的个人存在在东线受到威胁时，他迅速采取行动或冒更大的危险在心理学上是势在必行的。一位埃里克森派别的精神病学家指出：“在那种情况下，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将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为了再次表明他的存在，他会引发一场危机。他将采取与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直接碰触的方式。事实上，为了增强碰触感，从而抵消他的‘自我’正在消亡的可怕情绪，对手越强大越好。”［184］

    另外一种对希特勒非理性行为的解释似乎也是可能的：他对美国的宣战与其说是在检验和确定他的自我同一性，不如说是对潜意识中强烈的自毁欲望的回应。正如其他临界人格一样，希特勒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极端。他常说，他简直无法想象在彻底的胜利和完全的灾难之外做出任何选择。他将来不是征服的狮子就是牺牲的羔羊；如果不能成为创造者，他将成为毁灭者。

    他下定决心，既然不再是德国的征服者，那就必须成为它的毁灭者，他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是历史的决定性时刻。那也是很难确定的一个时刻。在理智告诉他“不可避免的胜利”已是不可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不断谈起它。而似乎最可能的情形是，当1941年12月初在俄国初次遭遇重大失败之后，他就意识到无法获得他想要的胜利。随后他把这个结论清楚地告诉了其他人。约德尔将军的战争日记记录着，在1941年到1942年之交，希特勒明确向他表示，“不会再有胜利了”。一位研究希特勒军事战略的权威人士认为，时间可能更早，他说，到11月中旬希特勒就意识到胜利“不会来了”。当然，他早在1941年12月6日到7日间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攻势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一点。［185］这是一个不祥的结论。正在此时，他决定击败另一类敌人，便下令屠杀犹太人；也是在此时，当首次在俄国失利时，他就对美宣战。

    我们推测，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在深度分裂的头脑中把彻底失败视为自己的唯一机会。问题现在变成了怎样达到一场能配得上他的历史性伟大（historic greatness）的灾难性失败。他向一位老朋友倾诉：“我必须获得不朽，即使整个德意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被毁灭。”［186］这似乎表明了他头脑中一直思索的问题。

    希特勒的思绪总是回到“一战”时期，那时的经历深深印在他的脑海当中。作为一名前线士兵和战后的种族主义煽动政治家，他相信德国的失败是由两样东西引起的：犹太叛国者和美国的干涉。

    他一再告诉汉夫施丹格尔：“引起1918年我们失败的唯一因素就是美国参战，还有犹太人。”［187］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1941年年底——无法用犹太人来解释这一失败。正如令人恐怖的委婉说法一样，他们将“在烟囱里化为乌有”。只有美国能够彻底摧毁德国。事实的确如此。

    随着美国实力的凸显以及第二战线的推进，加上美苏两个强敌的同时逼近，希特勒的毁灭欲更强烈了。他想摧毁一切：不只是军事上取得的有利形势，还有教堂和艺术画廊，医院、护士学校以及农场牲畜和宠物，包括统计数据和结婚证书——每一样他能想起来的东西。例如，1945年4月21日，他对着震惊不已的空军司令大喊大叫，说“要立即取消空军的全部领导权”。为了确保将德国夷平的报复性的全面空袭的实施，他想到宣布枪毙所有空军战犯。他还考虑下令处死那些在战争中负伤的德国士兵，因为他们对他不再“有用”，他的确那么做了。［188］

    当人们再次问到关于这一计划的大毁灭行动的明显问题，即为什么的问题，答案既可说是非常难，也可说是很简单。

    据说，“因为他是邪恶的，邪恶到骨子里”，但是他一直都是邪恶的——尽管他过去从没有到这个程度。而他自己是这样解释他的行为的，“他被恶魔缠身”。人们一定会问：哪种恶魔？古希腊人相信，“如果神要毁灭什么人，他们首先会使之发疯”。那些赞同这一说法的人便认为，“唔，他只是精神错乱”。但是他到底是哪种疯狂的行为呢？

    希特勒一生中最后的日子——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并没有显示出他患上了精神病。到1945年4月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但是当他给那些敬慕者分发氢化物胶囊和他亲笔签名的照片时，他仍能够相当连贯地谈话。他没有突然变得“疯狂”或是被恶魔缠身。他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行为并不失常；这深深植根于他早年的生活。它显示了埃里克森的诊断结论，即童年的每一种基本冲突都以某种形式继续保留到成人阶段。阿道夫的童年就是他成人阶段的根源。

    希特勒的惩罚和毁灭欲望是他持续的生活模式的一部分。我们不该试图过于清晰而规整地构造这个模式。然而，童年已经形成的邪恶信念切合了这个模式的某一方面；他成人后则会以作恶来报复。那种曾被打击伤害而无法报复的冷酷记忆从属于这一模式；现在他将重获记忆。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不信任；而现在他将要摧毁那些遗弃他的人。他们曾让他感到不适和罪恶感；他会向他们显示他拥有强权——如果不再征服或创造，那么就毁灭。这样，他仍旧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

    我们一直认为，他还拥有另一种生活模式：想要惩罚自己和遭遇失败的潜意识的欲望。他经常试图借助惩罚他人而摆脱这种冲动。1941年12月他在两天之内做出的两个并列决定反映了自我惩罚与惩罚他人的某种关联。12月11日，他通过在遭到俄国攻击的同时对美宣战而确保自己的失败。次日，12月12日，他宣布一项法令，意在将他所能想到最恐怖的惩罚施加于他人身上。他将这一法令命名为“夜雾法令”（Nacht und Nebel decree），字面的意思是“夜晚和烟雾”。而实际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没有完全对他效忠，可能不经指控就被逮捕，而且并不通知他的亲友，最终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就是说这个人消失在浓雾弥漫的夜幕中。然而，那还不够。同时，他也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投射：他将毁灭所有德国人。因为整个德国都是罪恶而无价值的。因此，他大声呼喊：“德国不值得我的奉献[meiner nicht würdig]；就让她毁灭吧。”［189］

    但是，这些话究竟代表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毁灭德国的过程中，他是在毁灭自己，因为正如他经常说的，“我是个德国人！”（Ich bin das deutsche Volk!）而他一生都将德国视为他的母亲。是否有这种可能，他当时毁灭祖国是因为她将要遗弃他，就像他的母亲克拉拉在他很小的时候容忍父亲惩罚他的时候背弃他一样？“就让她毁灭吧。”这是对母亲的惩罚吗？或者是别的什么？

    他竭力将自己的失败和罪恶归咎于德国人民。他再三重复着“他们”不值得他的奉献；他杀害了数以百万的人。然而时常浮现的恐惧仍旧无法驱除。或许，归根到底，他配不上他们——那就让他毁灭吧。或许如此。无论如何，那都是他打算做的事情，这样可以实现他在屡次绝望的时刻许下的诺言：他要自杀。

    通过自毁达到成功

    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于今日下午为德国捐躯。……

    ——德国广播公告

    1945年5月1日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许多随从都惊异地发现他们曾经坚强不屈的元首变成了一个浑身颤抖的颓丧老人，他那一度整洁无瑕的军服染上了斑斑的口水渍，还有汗水、菜汤和巧克力包裹的草莓残留的印痕。希特勒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甚至非常注意，以再度显示他是多么坚强和冷酷，与他心目中的英雄——弗里德里希大帝多么的相像。1945年2月24日，他坐在桌边对他的省党部领导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的左手颤抖得非常厉害，已经无法控制。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夸张演说后，他肯定地断言：

    如你们所见，我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我的左手一直在抖。……我希望它不要蔓延到我的头部，以免头也要不停地摇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内心依然冷静。……我第一次完全理解了弗里德里希大帝为什么在战役结束之后回家时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了。……正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被驼背、瘫痪和所有可能的苦痛所折磨一样，这场战争也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0］

    虽然许多作家坚持认为，希特勒在他的身体衰弱的同时伴随着显著的心理变化，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其行为方式与以前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却反映了贯穿他一生的性格和个人习惯的加强。甚至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当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的时候，我们观察到的更多是行为方式的强化而不是改变。他在孩提时代学会了猜疑和不信任，现在他说他不会相信任何人——除了他的狗，或许还有爱娃·布劳恩。他小时候及长大后喜欢夜里熬到很晚才睡觉，在1945年春季，他好像也是经常到早上六七点的时候才去睡觉。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要推倒现存的建筑，进行重建，如今破坏和重建已经成为他的狂热癖好。他过去总是喜欢讨论同一件事情，现在他“在早餐、午饭、晚餐时都讲述同一个故事”。一天之中他会不止一次地逐字说道：“布隆迪那个小家伙今天早上又把我弄醒了。……当我问她‘你想要做什么’，她就夹着尾巴回到自己的角落去了。她当然是只聪明的动物。”要么，他就每天重复着：“看，我的手好多了，抖得不是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镇定地拿东西了。”在私人的会谈中，他总是令人厌倦，而如今他的独白变得更长、更乏味了。他的形势报告（Lagebesprechungen）则变得更加流畅。1942年由速记员记录的形势报告的打字原稿的平均篇幅是89页。随着失败的增多，希特勒的口头攻击也增加了，到1945年春，军情记录的平均篇幅已达到150页。［191］

    希特勒对糖果和儿童珍爱的蜜饯及蛋糕的喜爱是总是没有节制，而那时每当早晨6点结束形势报告后，他“就会疲惫不堪地躺在那里，心里只想着一天中他最喜欢的食物就要来了：巧克力和蛋糕。……早些年间，他最多吃三块，但是现在增加了三倍。……他说过，为了多吃一点蛋糕，宁肯少吃一点晚餐。在他满足自己贪欲的同时，还为自己辩解：他简直无法理解任何不喜欢吃糖果的人”。

    希特勒一生都很喜欢动物；他后来最喜欢布隆迪生的一只小狗，并称它为“沃尔夫”。在两个小时的早茶后，他总是一个人到地堡的狗窝里去，把那只任何人都不许碰的小狗牵出来。“他不停地抚摩着那个小东西，嘴里温柔地念叨着它的名字，沃尔夫。”［192］

    希特勒一直是既冷酷又和善的，有时候很体贴，有时候却根本不考虑别人；现在他慷慨大方地赞扬他的秘书们，有时却因为一时的兴致就命令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飞到柏林，只为了和他们一起胡扯一些琐碎的事情。他过去经常在愉快的期望和深刻的绝望之间摇摆。现在仍然这样做。1945年4月26日，当他听说美苏军队在易北河实现历史性的会师时，他像触电一般，双眼再度闪亮。他向后一靠，喊道：“先生们，这是我们的敌人不团结的又一个明显证据！如果我今天签署和平协议，德国人民和历史都会将我视为罪人……而明天……我们的敌人就会分裂。……难道布尔什维克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斗争不是每天——不，随时进行的吗？”［193］

    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声明。他是说一切都会被挽救，一切都会回到适当的位置，只要外部的某样东西分裂开来。［194］

    但是，挽救性的战争从未发生。相反，到4月27日，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率领的红军指挥250万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战士，42000门大炮，6250辆坦克和7560架战斗机包围了柏林。而希特勒用来对抗红军的只有44600名战士、42500名民团的老兵和3500名从12岁到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里的少年。平均每两个人才有一支步枪。就在那天，希特勒斜靠在军事地图前，自信地微笑着，考虑着新的光荣征服。他说：“当我把这件事解决以后，我们必须重新得到那些油田。”［195］

    希特勒强烈的杀人欲望在1945年他死之前达到了顶点。他总是喜欢仔细规划别人的死亡。在1923年政变期间，他宣称，作为新德国的领导人他将在最高绞架上绞死魏玛共和国中“所有十一月罪人及主要叛国者”。1929年在纽伦堡，他在党的集会演讲中宣称：为了加强种族血统，每年处死德国出生婴儿中的70%-80%是理想的状况。1932年他承诺在他掌权后“人头将在沙滩上滚动”。1934年他下令进行“血腥清洗”，杀害了数百名他认为不忠诚的人。就在战前，他曾告诉一位英国外交官，对付政敌的最好办法就是成打地枪毙他们；如果这样没有效果，那就每批枪毙200个人。1935年他设计了一个全面的“安乐死”计划，用以消灭精神和肉体有缺陷的人。1939年他的计划开始执行，并指示行动“应该包括所有‘无价值’的人”。刚开始只是精神病院的病人，后来扩展到衰老的病人、结核病病人以及那些有先天性缺陷的人。五年之内，就有10万人被杀害了。［197］

    1945年希特勒从史上最长的歌剧《众神的黄昏》中寻找到了德国毁灭的讯息。但是，难道他没有预示这一结果吗？1932年在地区选举中成为候选人之前，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有些蹊跷却并未引人注意的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在那时他说出的奇怪的话使所有的事情都有了不祥的预兆。他说：“我们是最后一批创造德国历史的人。”[Die letzten, die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machen，sind wir.]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想到希特勒从刚一开始——或许是无意识地——就是在为德国的彻底毁灭作准备吗？［198］

    到最后，他的思维和过去一样没有理性——或者是理性了。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4月27日的参谋会议记录显示出一种熟悉的模式：用来作为对付反对者的支柱和武器的、对细节的惊人记忆力；关于“一战”中的战士经历和战后“战斗岁月”中的职业生涯的长篇大论；想要主导每一次谈话的强迫性需求。举一个例子来说，1944年12月28日，希特勒在与他的将军们的一次会议中独自发表的长篇大论就相当于八页不空行打印纸的内容。这番讲话与他前面的任何一次演讲都是连贯一致的。［199］

    在毁灭自己以前，希特勒了做出了一个在他一生中真正善意的举动。他娶了爱娃·布劳恩，一个多年执着地爱着他、在最后时刻愿意冒生命危险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希特勒使她最渴望的梦想变成现实：和她的新郎一起自杀。在婚礼上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小事，当时是4月29日凌晨1点至3点的时刻。那个被匆忙召来主持婚礼的政府官员因此殊荣而感到异常激动，以至于在结婚证书上错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瓦格纳。［200］

    婚礼以后，希特勒和秘书荣格夫人走了出来，开始口述他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其中把战争和人类的所有罪恶都归结到“世界人民的毒害者——犹太人”身上。这两个文件是希特勒思想的核心。它的风格、措词、内容和思维方法都可以追溯到过去十年间他的任何一次演讲和谈话。［201］

    签署了这些文件之后，希特勒回到他的新房，同爱娃一起商量他们的葬礼。

    希特勒的死亡方式已经成为他一生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许多年来，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被牛津的历史学家胡戈·特莱佛罗珀尔解决了。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1945年受命详细调查有关希特勒的死因。他寻访了许多当时留在希特勒的地堡里的幸存者，并于1946年写出了报告。次年报告公开发表成书时，他的书一定还被视为一部历史名著，兼具神秘小说的惊险刺激和杰出史学家——他还是英国散文大师——的深厚学识。

    然而，在解开这个谜的过程中，作者遇到了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死者的尸体没有发现，死亡现场的关键证人也失踪了。戈培尔和他的家人死了，那个声称希特勒已死并帮助焚毁尸体的党卫军医生路德维希·施通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也死了。马丁·鲍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党部头目，他博学多才，对希特勒颇有影响力，被当作已经死亡，实际是失踪了。其他没能够采访到的人包括：希特勒的副官奥托·根舍，和他的侍从海因兹·林格，两人都在1945年5月被苏联红军抓获。

    然而，通过仔细分析道听途说的证词和间接证据，胡戈·特莱佛罗珀尔重构了一个希特勒死亡的版本。他颇有说服力，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包括本书作者。特莱佛罗珀尔认为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大约是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走进了地堡中的起居室；在那里希特勒冲嘴开了一枪，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而他的新娘则是自己服用氰化物中毒身亡；然后，林格和其他人用毛毯裹住他们的尸体，把他们拖到总理府的院子里，在那里把180升汽油浇到尸体上开始焚烧，烧了大约两个半小时；所以“没有发现他们的遗骨”。

    如果特莱佛罗珀尔那些非常可读的并具有说服力的著名描述是我们能够继续的基础的话，那么，希特勒的死亡之谜就已经解决了。就像洛德·泰德（Lord Tedder）在此书序言中说的那样，在这件事里不存在“歪曲事实的可能性”。然而，自从此书发表以后，新的证据又开始出现并使这个问题再次模糊起来，从而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历史的明确——如果不是精确的话——往往是由于缺少证据而不是证据充分所造成的。

    比如说，1950年，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受命用汽油焚毁希特勒尸首的人，在《我焚烧了希特勒》（Ich habe Adolf Hitler Verbrannt）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书中写道：他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30分用了几百升汽油把希特勒的尸体彻底焚烧。在早先一次与美国记者的谈话报道中，他指出“爱娃明显是用她那只6.35毫米口径的手枪自杀的”。是他同“根舍将浸血的毯子卷起，连同手枪和其他所有东西在那天晚些时候一起烧掉了”。［203］

    其他帮助焚毁尸体的人都同意司机的说法，一个副官证明说，我亲眼目睹尸体被烧为灰烬……还有报道说另一个副官告诉过他的朋友尸体被焚烧了，并提到“希特勒被烧焦了的头颅留下的可怕遗迹”。［204］

    但是同样在现场的希特勒的私人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r）就不相信希特勒的意愿被忠实地执行了。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坦白说：“如果知道肯普卡只能弄到180升汽油来焚烧希特勒和他的妻子的话，我会关照他在我们的一个大焦炭炉中焚化他的遗体。”鲍尔还说戈培尔那时明白地告诉过他，希特勒被射中的部位在太阳穴而不是嘴。［205］

    在战后的一次访谈中，荣格（Traudl Junge）女士回忆起希特勒当时对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地堡中给他的氰化物药丸的效力表示怀疑，并且不安地问道：“如果我自杀不成，谁会为我补上那致命的一枪（the coup de grǎce）？”

    荣格女士也提到希特勒并不是经口腔被射中的：“血从他右边太阳穴上的一个小洞流到他的制服上。”她声称，他开了一枪后，那支7.65毫米口径的瓦尔特手枪就躺在他的脚下；爱娃是被氰化物毒死的，她的那支较小的手枪（瓦尔特6.35毫米口径）上满了子弹放在桌上，旁边有一条粉红色的披肩。两具尸体放在了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旁的浅沟里燃烧了近三个小时。［206］

    另外还出现了其他表现类似冲突的证据。然而自从特莱佛罗珀尔写完报告后，出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进展。首先，一位重要的目击者，希特勒的忠实侍从海因兹·林格，在苏联战俘营渡过了十年铁窗生涯后于1955年出狱。其次，一位女士，可算是特莱佛罗珀尔的苏联同行，又发表了一份报告，她曾在负责查清希特勒死亡真相的苏联调查团中工作。另外，一份丢失已久的验尸报告——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苏联人在1968年同意发表的验尸报告，突然出现，那是红军的病理学家在1945年5月8日在柏林附近的布赫（Buch）的一家医院里对希特勒进行尸体解剖后写出的报告。

    海因兹·林格是希特勒生前最后见到的人之一，也是第一个见到希特勒死亡的人。1955年当他回德国的途中，讲述了以下的故事。他从早到晚地服侍了希特勒十多年，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命令他烧掉一切带有他个人痕迹的物品，除了一幅弗里德里希大帝肖像画从地堡中秘密运出，藏在巴伐利亚。希特勒说他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林格和其他党卫队的成员要确保将他的尸体烧得不留一丝痕迹。道别后，希特勒和他的新娘走进他在地堡中的小卧室。林格没有听到枪响，他承认，因为当时他的情绪极其低落以至于出现了短暂的恐惧，他跑上了台阶。但是他马上恢复了正常，又回到原地。他不想单独走入那间带有死气的房间，于是请马丁·鲍曼和他一起进去。二人进去后看到希特勒坐在沙发的右角（林格进去方向的左侧）希特勒的手可能是放在了他的膝盖上或是大腿中。他的头垂落出沙发的右侧扶手，在他的右边太阳穴上有一个“德国银币大小”的孔，一小股血依然向着地毯滴落着。他的左边太阳穴上也有一小孔，但没有血流出来。

    林格对一些细节不能肯定。在看到希特勒死亡的悲剧发生时，他没能注意两支手枪中哪一支是开过枪的。并且就两支枪在死亡现场的位置问题，他先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在一份报纸上，他说希特勒的7.65毫米口径的瓦尔特手枪放在了地上，6.35毫米口径的手枪在离它1米左右远的地方。四年后在一次采访中他又说那支大口径的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而小手枪则在桌子下面。他明确地回忆起屋内有火药的味道。他承认他那时正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所以不能肯定到底发生过什么。然而，他猜想是希特勒用自己的手枪向左边太阳穴开枪的。他清楚地记得爱娃被发现时坐在希特勒的左侧。她明显是服用氰化物而死，身上没有枪伤。［207］

    林格在希特勒的尸体上铺开一张灰色的军用毛毯，盖住了他流血的头，然后他和另外三名党卫队员将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抬到了庭院中准备焚烧。他们将尸体放进地上的一个弹坑中，在上面倒满汽油，试图在红军炮弹的轰鸣声中焚毁它们。由于尸体没能彻底地焚烧干净，鲍曼命令将它们掩埋。尸体被扔进一个浅坑中，盖上沙子、碎石，以及一些碎木片，“上面的垃圾要比土多”。［208］第二天林格试图逃离地堡，却成了红军的阶下囚。

    同时，在1945年5月初的几天里，一个由陆军中尉伊万·克利缅科（Ivan Klimenko）率领的苏联调查组受命来追查法西斯的魁首是死还是活，当时年轻的叶连娜·勒热夫斯卡娅（Elena Rzhevskaia）夫人作为德语翻译为调查组服务。1967年她在一本名为《旗帜》的俄语出版物上公开了她的经历。

    她回忆说，1945年5月4日一个名叫伊万·丘拉科夫（Ivan Dmitrievieh Charekov）的红军战士在希特勒地堡的入口处左侧发现一个弹坑，他的注意力被一块看上去像灰色毛毯边缘的东西吸引住了，于是他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大半被烧焦的一男一女的尸体。他请来一名长官并且和另外两个同伴一起将散发着臭味的尸体抬到了地面上，起初，克利缅科对尸体没有太在意，因为那时他以为，他已经找到希特勒——那是5月3号拍的一张照片中一个已经死去的留着胡髭的男人。照片显示他躺在帝国元首官邸的大理石废墟中，胸前放着一张照片。直到希特勒的厨师威廉·兰格（Wilhelm Lange）和汽车队长卡尔·施奈德（Karl Schneider）告诉他照片上的那个人绝对不是希特勒时，克利缅科才对5月4号发现的两具尸体进行仔细的检查。（注：1965年6月德国《明镜》（Der Spiegel）杂志发表了那张照片，并标名为“假希特勒的尸首”，然而1973年罗伯特·佩恩（Robert Pagne）在他出版的传记中认为照片里的人是真的，并把它作为一幅插图以配合他对希特勒的死因所做的一番独具匠心的解释，“当时人们有足够的时间用闪光灯对准怀抱母亲肖像而死的希特勒拍下一张照片”。见Pag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dolf Hitler（New York, 1973），568。）

    勒热夫斯卡娅夫人听说进行了尸检，但她没有参加；她理解验尸官做出的关于希特勒死于氰化物中毒的报告。她直接参与了证实红军战士发现的尸体确实是希特勒本人的过程。5月9日，她同一名红军上校去传唤希特勒的牙医，胡戈·布拉施克博士。但他已经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他们转而询问博士的助手霍伊泽尔曼（K the Heusermann）小姐，她向苏联人展示了元首牙齿的X光片以及几颗准备植入元首口腔中的金质齿冠。苏联人让她根据记忆描述一下希特勒的牙齿构造，并画一张草图。在研究过她提供的X光片和草图之后，红军的医学专家们再次向她求证，他们将希特勒的牙齿放入一个廉价的小珠宝盒中拿给她看，她立刻就认了出来。他们对希特勒的牙科技师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进行了同样的询问，实际上就是他做的那些放置于希特勒口中的齿冠和牙桥。结果是相同的。他认出了希特勒的牙齿。勒热夫斯卡娅夫人最后断言：“调查结束了，希特勒的牙齿作为他死亡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连同所有的文件一起运回了莫斯科。”［209］

    1968年苏联政府准许公开发表对阿道夫·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以及其他在帝国官邸的庭院中发现的被匆忙掩埋的尸体进行的尸检报告，先后出了德语版和英语版。我们注意到1945年5月8日的尸检是由红军最权威的病理学家执行的。

    尸检报告声称希特勒的尸体被火严重烧毁。脸部和身体大部分的皮肤完全被烧掉；头骨的顶部已经缺失，因而可以直视颅骨；低位颧骨以及上下颌骨保留下来；在他口中发现了一支薄壁针剂侧面和底部的玻璃碎片；阴囊被烧焦但依然保持完整，而左侧睾丸却不见了。（见第三章，第150-151页）他们确定，“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致命伤或疾病的迹象”。尸体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苦杏仁味；法医对内脏器官进行了化学检查，证实了氰化物的存在。于是苏联的医学专家组将死亡原因定为氰化物中毒致死。

    公布这份官方尸检报告的苏联记者特意询问了医学委员会的主席尸体是否有枪伤，什卡拉夫斯基（Shkaravski）博士回答说：

    中毒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无论今天人们提出什么观点，我们委员会在1945年5月8日那天并没有发现任何枪伤的痕迹，希特勒确实是服毒自尽。

    那位苏联记者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个声明支持了他一贯坚信的看法，即那个法西斯独裁者采用了服毒这种懦夫的死亡方式，而不是“像个男人一样”用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210］

    既然希特勒的死亡真相是那么让人困惑不解，我们如何才能确定1945年4月30日下午在柏林的地堡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像在交通事故、离婚案件或足球场上的犯规判罚中一样，目击者给出的证词往往是彼此冲突的，这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在特殊的环境下重新建构这一历史事件更是难上加难。那天蜷缩在防空洞中的每个人因为对红军的恐惧都濒临歇斯底里的地步，一个创伤性的想法在人群中蔓延：苏联人即将到来！苏军的大炮已经对准了元首官邸，不断震动着地堡；红军的几个先遣排开进到离希特勒藏身处仅几个街区的距离。希特勒的随从们正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是留下来被活捉，他们深信，接下来会被折磨或被强奸，最后再被处死；还是拼命“逃”到一座已经变为战场的燃烧着的地狱之城，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此外，死去的那个人非同寻常，孩子们为他祈祷，妇女们听到他的声音会欣喜若狂，战士们临死时还念叨着他的名字。对于地堡中的人来说，他就是“弥赛亚”。现在这个偶像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难怪那些历史见证人的头脑中充满着迷惑和矛盾。

    还有一种原因可解释为什么证词会出现冲突。证人们都愿意接受那些支持他们个人信念的事实。因此，对于受命执行希特勒最后命令的纳粹党人来说，他们很愿意相信希特勒的尸体确实被完全烧成灰烬。于是，司机（在作证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开始焚尸的时间提前到了下午2点，而其他所有证人都认定是在4点开始的。那些认为希特勒因中毒而死的苏联人一直都在否定他死于枪杀的可能性，或者，正如勒热夫斯卡娅夫人猜测的那样，子弹射向的是爱娃的身体而不是她的丈夫。

    历史学家们也没能从这种倾向中摆脱出来。这种倾向促使他们接受那些可以支持他们各自观点的证词。可以理解，胡戈·特莱佛罗珀尔希望希特勒的死因就是他那本出色的小册子中提到的原因，因此他嘲笑那份苏联的验尸报告以及非常相信它的人。［211］维尔纳·马泽尔说服自己相信红军找到的那具尸体不是希特勒的，因为他更倾向于接受希特勒是一个性功能正常的人。因此苏联人找到的那个缺失一个睾丸的尸体不可能是希特勒。［212］至于韦特（Waite），他也没能排除个人的偏见，他宁愿认为苏联尸检报告中宣称的希特勒是一个单侧隐睾患者，他还相信，在那个死人的房间中希特勒尸体的双手是交叉放在了两腿当中，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证人们不很确定希特勒的手放在哪里；可能是放在膝盖上。然而，由于希特勒对阴囊的持续关注以及他一到紧张时刻就有双手交叉护住它的习惯，那么，在临死的极度紧张状态下，他很有可能把手放在了裆部。我们假定他当时是那样做的。在有新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我们是错误的之前，让我们接受尸检报告提供的证据并且提出一种对希特勒死因的解释：他先服用了毒药，然后开了枪，但子弹没有经过口腔射入。

    我们可以假定，在计划自杀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同意一起服用氰化物。胶囊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据说氰化物是瞬间起效，而且非常可靠。尸检报告证实他们二人都服用了氰化物。

    那么如何证明并解释枪击的发生？在证人中，少有的一个一致观点就是死人的房间中开过一枪。除了林格，每个人都听见了一声枪响，并且每个进入屋中的人都闻到了一股火药味。但是究竟为什么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在服用足够致死剂量的氰化物后还要开枪？答案肯定就隐藏在希特勒的心中，他从来都不可能相信别人。

    尤其是，他已不再信任那个为他提供氰化物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因为这个他曾经在天气好的时候亲切地唤为“忠诚的海因里希”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叛徒，背着他与敌人来往。如果希姆莱背信弃义，在胶囊里掺假，只导致希特勒陷入无意识中，而后将其交给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怎么办？希特勒心中充满了疑虑。他用一小瓶毒药在他的狗身上做了试验，立即生效——但这毒药在他身上或许不起作用。

    关键的问题是他一定要死，他的尸体必须彻底毁掉——绝对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痕迹。他和爱娃绝不能落得收音机里播报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的下场：他们两人被开枪打死后倒吊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任由那些心中充满愤恨的人向他们投掷脏东西并咒骂他们。希特勒也无法忍受让自己的躯体吊在一个肉钩子上，就像他在1945年6月把德国将军们的尸体示众那样。他曾经叫嚣着说他绝不会被放到苏联人的马戏团里像怪物一样展出。实际上，他必须确保自己身亡，尸体被彻底焚毁，不留一丝痕迹。他不相信毒药，然而他究竟是让谁来执行那艰巨的使命，到底是谁呢？

    林格，伴随他多年的侍从，还是根舍，他的私人副官，抑或是鲍曼，都是明显的备选人。但他们都有一个缺陷：他们都是党卫队成员，而希姆莱的党卫队——希特勒一度称之为他的耶稣团体，他们宣誓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现在由于背叛已变成蜂巢一般千疮百孔。他们皮带扣上的座右铭已经成为了一个笑柄：“我的光荣就是我的忠诚。”希特勒确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信誉可言，他经受了种种背叛。

    在他那个充满了偏执狂的怀疑的混乱世界中，他所能信赖并完成这一重大使命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娃·布劳恩希特勒。她是一位勇敢的女子，冲进那座充满厄运的城市去陪伴他，满足他的任何愿望，以及顺从他那极不正常的性要求。她爱好运动，懂得如何摆弄手枪。实际上，她在1945年4月19日给一个密友的信中写道，连续的开枪练习使她“颇擅长开枪，以至于没有男人敢跟她比试”。［213］而她被发现时躺在希特勒的左侧。

    但是林格认为，希特勒是自己对左边太阳穴开枪，而子弹从右边飞出。［214］他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希特勒不是左撇子，并且我们知道他的左手抖得那么厉害，是无法控制手枪的。右边太阳穴上那么大的弹孔表明子弹如果是从左侧射入，开枪的位置就必须距希特勒的头有1到2英寸远。这种情况只有爱娃开枪才可能出现。枪口紧贴着头颅的射击会产生一种气体的反冲力，在出口处留下一个大洞并且有可能带出部分脑浆。［215］

    氰化物生效很快但并不是瞬时的，希特勒也很可能有时间咬开针剂，吞下其中的毒药，将手枪贴在右侧太阳穴并扣动扳机。然而，据说发现他时，他的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或者更可能是很有特点地交叉盖在裆部。如果是那样，就不可能是他自己开的枪。

    子弹可能经口腔射入。但同样存在选择时间的问题，而且苏联人在保存下来的头骨的口腔残块中没有发现枪伤的痕迹。另外，如果口腔中发生爆炸，那就排除了找到针剂瓶碎片的可能。头盖骨的顶部缺失了，那一部分大概有枪伤的痕迹。而缺失的头盖骨很可能就是被在火药热力作用下从头颅喷出的一股气流掀掉的。［210］

    因此我们做如下推测：1945年4月30日下午约3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吞下了致死剂量的氰化物，然后将两手交叉盖在裤裆上面，等待他忠实的新娘按照他的命令用她的6.35毫米口径或他的7.65毫米口径的瓦尔特手枪冲他的左侧太阳穴开枪。随后，爱娃一边听着留声机中的唱片，一边以她喜欢的方式将腿盘起来，服下毒药，坐在她所爱的男人身边死去。

    希特勒的尸体烧毁得很严重，但并不是完全烧毁。除了苏联尸检报告提供的证据，另外有一个原因让我们相信尸体并没有完全被破坏。林格强调整个事件中缺乏有效的计划和一种笼罩在所有人心头的困惑感。他和他的助手认为已经找到了足够的汽油来完成任务；但他们并没有计划好在哪里焚烧尸体，因此当苏联的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时，他们匆忙地将尸体放入庭院沙地的一个凹坑中。这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沙地会吸掉大量汽油。林格和司机肯普卡都回忆起那天的风很大。当火苗越来越趋于熄灭时，他们又费劲地将尸体重新点燃，就这样断断续续了两到三个小时，燃烧得并不充分。他们承诺要将希特勒的尸体完全焚毁，可是在没有完成这一使命的情况下，他们试图将尸体掩埋。这项工作干得同样粗制滥造，因为找不到铁铲；同时苏联人每分钟都在逼进。他们不愿意拿生命去为一个已经彻底死了的元首冒险。他们尽可能快地用碎石和松土将他掩埋。几天后烧焦的尸体就被苏联人发现了，通过对尸体腐烂的牙齿详细检查后，他们确定了他的身份，随后进行了尸检。

    结局并不是希特勒所希望的那种瓦格纳式终曲，但纵观他的一生，这个结局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217］

    在试着回答“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这个惯常的历史问题后，让我求助于心理学来帮我们探究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即希特勒为什么会自杀。

    人们可能很快得出结论，在那种外界形势下，自杀显然是结束他生命的一条途径，但是研究自毁行为的学者告诉我们，周密计划的自杀行为从来就不是一种完全合乎理性的行为。实际上自杀违背了自我生存的基本愿望——一种并不容易被阻碍的本能冲动，就像在集中营，在癌症晚期患者的病床上，以及海难中的救生筏上，自杀的人也是很少的。我们又一次面对人生中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相互纠缠。

    在理性的层面上，希特勒到1949年4月30日时也许已经认定军事局势无法挽回了，同时他的个人痛苦也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一再明确地告诉他的随从，他准备冲自己的头开一枪，那是唯一的明智之举。但是也可能存在着虽然不太明显但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原因促使他选择了自我毁灭。

    心理分析学家对自杀行为产生兴趣已经有若干年了，他们的一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希特勒的人生与死亡。（注：有关自杀的临床文献数量丰富。以下特别列出了一些相关研究的参考文献：Sigmund Freu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in Collected Papers(London, 1949), vol.4;Kate Friedlander, “On the ‘Longing to Di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1 (1940); Herbert Hendin, “Suicide,” Psychiatric Quarterly 30 (1956); Ives Hendrick, “Suicide as Wish Fulfillment,” Psychiatric Quarterly 14 (1940); Donald D.Jackson, “Theories of Suicide,” in Clues to Suicide, ed.Edwin S.Schneidman(New York, 1957); Lewis Siegal and Jacob Friedman, “The Threat of suicide,” in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16 (February 1955); Charles W.Wahl, “Suicide as a Magical Act,”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May 1557);Karl Menninger,“Psychoanalytic Aspects of Suic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 Analysis 14 (1933), and Man Against Himself (New York, 1961); Gregory Zilboorg, “Considerations on Suicid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3 (1937)。我十分感激詹姆斯·麦克兰德尔（James McRandle），是他最先提议采取这种方法来探询希特勒的死亡。见他的Track of the Wolf，226-227。）

    弗洛伊德认为，通过从抑郁症中寻找自毁的机理，他已把握了自杀问题的本质。但是近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表明，大量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并未表现出临床的抑郁症状，并且大量患有深度抑郁症的病人并没有自杀倾向。［218］

    大多数的自杀行为普遍被看作是逃避现实的方法。实际上，也许是外部环境如此让人绝望以致“正常”的人显然都打算自杀。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在这些特殊环境下，心理机制就发生作用。这种心理机制在通常情况下只对那些“不正常”的人起作用。［219］

    认为自杀是理性决定的观点还有其他不当之处。这一观点认为，自杀是在经受各种遭遇后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类遭遇包括羞辱、不健康、沮丧、失败或者是失去工作或心爱的人等等。这种观点假定推动自杀的动力都完全来自外界环境，然而在人脑的运动过程中，内部产生的动力往往要比外部的因素更强有力。

    自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受虐狂的行为，是对潜意识中自虐渴望的最终解决办法。我们发现，希特勒的一生贯穿着一种冲动：

    他经常威胁要自杀。应该强调的是，对于受虐狂来说自杀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扭曲的胜利。实际上，在积累了多年治疗受虐狂的临床经验后，特奥多尔·赖克得出结论，受虐狂对于生命的基本态度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胜利来自于失败。”（Victory through Defeat.）其他人或许把这种人的自杀视为承认失败，但是他本人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而胜利的。［221］

    自杀还可以满足敌对和侵略的情感。受虐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将惩罚施加于他人身上。自杀者惩罚他周围的幸存者——父母、配偶以及其他所有抛弃自杀者的人。［222］希特勒确实觉得所有人都背弃了他。当他的国家陷入一片瓦砾堆中，他的思绪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所有人都在伤害我，”1945年4月26日，他悲叹道，“没有一贯的忠诚，没有能够实现的信誉……没有我没经历过的背叛。……什么都没留下，每种不义的行为都落在我身上。”［223］

    卡尔·门宁格显示了问题的一个不同侧面，它反映了希特勒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门宁格从自杀中发现惧怕体检和全能的感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些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拒绝体检或者质疑他们的信仰，却发现自杀可以证明他们的无所不能。门宁格写道：“自杀，而不是被处死或任命运宰割，可以让他保持那种全能的幻觉，因为他是生与死的主宰，即使采取自杀的行为。”于是，生命的本能在矛盾中通过死亡得到了实现。

    另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持有相同的观点：“通过这种原始的自杀行为，人们可以获得一种虚幻的不朽感……这是另外一条重申自己永生的途径。”大多数观察家分析，这种幻想是向婴儿期的一种倒退。［225］

    应该牢记的是，同其他临界人格一样，希特勒的一生充满着幼稚的幻想。童年时代，他曾一个人在里昂丁附近孤零零的山丘上对着树木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十几岁的时候，他幻想自己赢得彩票的奖金，重建城市，并建立了一个新帝国；成人后，他确信自己就是德国的拯救者，孩子们应该为他祈祷。有时他将自己视为耶稣基督；有时他则声称自己是不朽的人，将会同那些古希腊众神一起相伴永生。

    但是最终，他将自己视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实际上，他既不像耶稣基督，也不像那些在奥林匹斯蔚蓝的高山上安详而又精神焕发的守护神中的一员，他更像一位在瓦尔哈拉殿堂——那个阴暗的死亡殿堂里——受人崇敬的暗自沉思的日耳曼神明。特别是当他躲在柏林地堡中的时候，他可能又回到了他童年时代的幻想中，他变成沃坦，宇宙中可怕的统治者。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沃坦在德国神话中是具有极度分裂特性的神，他是既创造又毁灭的神。他就像希特勒一样，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面貌，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灵感的源泉，古代日耳曼文字的发明者，同时他也是破坏和死亡之神，人类的供奉永远无法满足他的欲望。

    沃坦还是一个野蛮的猎手。他骑马带领一群狂暴不羁、掠夺成性的人前行。前面提到过，希特勒喜爱一幅名为《狩猎》（Die Wilde Jagd）的画作，他将画中的人物看作自己。实际上，希特勒也许已经完全认同于沃坦这个角色，并且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在这幅1889年的油画中奇迹般地看到他自己的肖像：“希特勒简直就是沃坦，那个野蛮的猎人。”他同样确信“沃坦之手”曾奇迹般地出现在他在上萨尔斯堡的鹰巢，他把它作为个人的护身符保存下来。

    希特勒与沃坦都对动物感兴趣。读者可以联想到一件奇怪的事，希特勒对乌鸦和狼有着特殊的兴趣，而这些动物是沃坦的象征。他的肩膀上栖息着两只乌鸦，一只叫福金（Hugin），一只叫穆林（Munin）。一只象征着混乱和破坏的大灰狼芬宁（Fenrin），被束缚着蹲伏在他的脚边，只从他的手中获取食物。（在希特勒最后的日子里，除了他自己，他不允许任何人去触摸或喂养布隆迪的小“沃尔夫”。）当沃坦宣告，世界毁灭（Ragnarok）的时刻，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出现灾难性的战争以及“充满了谋杀和乱伦的骇人行为……小狼芬宁在前面跑着，他那多穴的巨爪占据了大地和天空间的空隙”……无情地、可怕地吞噬着诸神和人类。［226］

    在我们看来，为了给他的世界安排世界末日（Götterd mmerung），希特勒把自己想象为日耳曼人的神，将古代的神话变为现实。我们知道他少年时代最珍视的财产，一份“他永远不会丢弃的珍宝”，就是一本关于德国神话的书。［227］我们也知道他一生都痴迷于理查德·瓦格纳改编的古代神话传说。这些神话预言了世界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毁灭，诸神及人类都将被火吞噬。瓦格纳将沃坦提升到了渴望自我毁灭的悲剧层面上，而希特勒对他的这一构想十分熟悉。（注：他可能借助回忆另一个少年时代心目中的日耳曼传说中的英雄，加强了这一印象。那位英雄尽管被打败了，但他以另外一种方式战胜了敌人。当敌人将他的心脏活生生地挖出时，他带着强烈的蔑视嘲笑他们。见Edith Hamilton, Mythology（New York, 1942），444。）他似乎在生命的尽头又一次被瓦格纳的思想所吸引，那里永远有他面临困境时的避难所和力量。这位伙伴似的艺术家和富于创造力的天才激励了他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曾说过，一切都始于瓦格纳，因此一切也终结于瓦格纳。

    作为“欧洲最伟大的演员”，希特勒头脑中的幻想和现实经常纠缠在一起，为了自己的那幕死亡场景，他创造了一个沃坦齐格弗里德（Wotan Siegfried）的角色，那是一种瓦格纳式的威严的英雄，通过挑战死亡而战胜死亡。在他的这一边，是他深爱的布龙希尔德·埃娃（Brunnhilde Eva），引吭高歌她最后的咏叹调：“笑对死亡，笑对我们笃定的命运！”英雄们不分男女互相拥抱，面对死亡大义凛然，就在同时，他们的身体化为烟尘。

    如此一幕幕幻想都与希特勒的人格保持一致，并且符合近年来开展的有关自毁的心理学研究，这项研究对自杀的定义是：“一种具有魔力的行为，人们借助这一行为的实施来达到非理性的虚幻结局。”对于一个具有极度幻想欲念的人，以自杀的方式达到死亡并不表示失败，也不仅仅是一种逃离这个令他们无法容忍的现实世界的方式。这一行为“可以使人们获得他们一生都没有机会得到的力量、品质及优势”。面临令人恐惧的失败和无能感，自杀者拿出了他们最强有力的防御武器：压抑和魔力。当选择毁灭自己生命的时候，他相信，他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了，尽管自杀后生命已不存在，他却坚持认为是进入了更高的存在状态。因此，他“就像一个婴儿那样，获得了一种宇宙认同感”。也就是说，他将世界与自己等同；他同圣·尤斯塔丝一样被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话蛊惑：“意识之外没有实物，万物生灵只存在于我的意识中，并且仅仅在我的意识中才是真实的。”这种人在毁灭自己的时候，并不仅仅杀害了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他不仅仅是自杀，而且是杀父、杀母……甚至是种族屠杀。”［229］因为他最终感到，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像我一样重要。让他们去死吧”。

    于是，这种想法伴随着希特勒。尽管他的敌人和嘲笑者包围在他身边，怀疑他的力量，叫嚷着要毁灭他，他还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仍然是无可置疑的、最强有力的。人们并不知道他可以超越时空，跨越生死。

    他可以证明，他对他们的统治奇迹般地跃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权域。这个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将会毁灭世界，从而获得不朽。就让黑暗降临吧。在一种彻底的遗忘行为中，这个心理扭曲的“上帝”即将宣布，他就是力量，他就是光辉四射的永恒。

    注释

    ［1］Harold D.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 rev.ed.(New York, 1960), 261, 263.

    ［2］私人信件来自弗里德里希·潘斯夫人1967年写的信，利特尔·冯·拜尔（Ritter von Baeyer）1967年3月3日写的信和韦瑟（G.Weiser）1967年5月12日写的信。

    ［3］“Guftachten über den Geisteszustand des Untersuchungsgefangenen Adolf Hitler,” signed by Obermedizinalrat Dr.Brinsteiner, Landsberg a.L., 8 Januar 1924, reprinted in OSS Source Book, 19-20;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ren（Berlin, 1933）, p.35.

    ［4］“Hitler as Seen by His Doctors,”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nsolidated Interrogation,29 May 1945, National Archives (后面引作“Hitler's Doctors, ”MIR)。

    ［5］Walter C.Langer, “Psycological Analysisi of Adolph[sis]Hitler: His Life and Legend,”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port, National Archives (1943), 247(后面引作OSS Report).这份报告出版后名为The Mind of Adolf Hitler（New York, 1972），foreword by William L.Langer , afterword by Robert G.L., 212。

    ［6］Douglas M.Lesley, Twenty Two Cells in Nuremberg: A Psychiatrist Examines the Nazi Criminals（New York, 1947），235-236.

    ［7］Heinz Guderian,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Heidelberg, 1957), 402-403; Dietrich von Choltitz, Soldat unter Soldaten (Zurich, 1951), 222; Percy Ernst Shramm, Hitler: The Man and the Military Leader, trans.Donald S.Detwiler (Chicago, 1971)119; Gerhard Boldt, Hitler: The Last Ten Days: An Eyewitness Account (New York, 1973),15, 63-64.Karl Wahl, “…es ist das deutsche Herz,” in Erlebnisse und Erkentnisse eines ehemaligen Gauleiters (Augsburg,1954), 391;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enter, U.S.Army, O.I.Special Report 36 (April 1947)“Adolf Hitler: A Composite Picture,”Natinal Archives(后面引作“Hitler Composite, ” MIR)。

    ［8］见Israel Wechsler, A Text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London, 1943), 597-600.

    ［9］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trans.Constantine Fitzgibbon, foreword by B.H.Liddell Hart (London, 1952),443; Willi Frischhauer, Himmler: The Evil Geniu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53),242-243.

    ［10］1968年11月21日，《纽约时报》采访了汉斯·贝格尔普林茨(Hans Berger Prinz)博士。

    ［11］Anton Braunmühl, “War Hitler Krank?” Stimmen der Zeit 79 (May 1954): 98-99.

    ［12］Johann Recktenwald, Woran hat Adolf Hitler gelitten? Eine neurospsychiatrische Deutung (Munich, 1963),24, 42-64, and passim.

    ［13］John H.Walters, “Hitler's Encephalitis: A Footnote to History,” Journal of Operational Psychiatry 6 (1975): 99-111.

    ［14］Wechsler, Textbook, 600.

    ［15］Dr.H.D.Röhrs, Hitler: Die Zeistörung einer Persönlichkeit (Neckargemönder, 1965), 49-51, 71-72, 113, and passim.莫勒尔开的处方，参见“Hitler's Doctors, ” MIR; Röhrs, Zerstörung, 93-96; Der Spiegel, no.13 (1969);Weiner Maser, Adolf Hitler: Legende Mythos Wirklichkeit (Munich, 1971),326-328.

    ［16］马泽尔（Maser）的观点，参见Robert G.L.Waite, in G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 (March 1074): 92-93。Geoffery Barraclough倾向于赞同马泽尔的观点；见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3 April 1975, 16。

    ［17］EKG的结论最初是由Bad Nauheim Heart Institute的主任卡尔·韦伯Karl Weber做出解释的。1968年11月28日，一位美国心脏专家，科里尔·赖特医生（Collier Wright, M.D.）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诊断结论。

    ［18］Wechsler, Textbook, 264-365.

    ［19］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 trans.Constantine Fitzgibbon and James Oliver (New York, 1957), 165-166.

    ［20］Wechsler, Textbook,445-447.

    ［21］来自耶拿大学（Jena Universtiy）医学院主席迪特尔·弗里克（Dieter Fricke）博士于1969年11月10日写的信；Military Intelligence Annex 13；1975年4月28日同罗伯特·戴维斯医生（Robert K.Davis, M.D.）的谈话。

    ［22］戴维·加林医生（David Galin, M.D.）1974年10月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奥斯滕·里格斯中心（Austen Riggs Center)参加了研讨会，他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为，“左右脑机能的精神病学含义：对潜意识过程的神经病理学分析”（ Implications for Psychiatry of Left and Right Cerebral Specialization: A Neorophysiological Context for Unconscious Processes）。

    ［23］Colin Martindale, Nancy Hasenfus, and Dwight Hines, “Hitler: A Neurohistorical Formulation,”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Maine.

    ［24］见Otto Kernber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5 (July 1967): 641-685.

    ［25］Ibid.;“Structural Derivatives of Object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 Analysis 47 (1966): 236-253; Robert P.Knight, “Borderline States,” and “Management and Psychotherapy of the Borderline Schizophrenic,” in Psychoanalytic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1954): 97-109; and Eric Pfeiffer, “Borderline States,”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May 1974): 216.

    ［26］Kernber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652, 671-674.

    ［27］Ibid.，649.

    ［28］Albert Speer, Spandau: The Secret Diaries,引自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2 February 1976。关于希特勒个性冲突和矛盾的例子，见第一章，第33-43页。

    ［29］Kernberg, “Structural Derivatives,” 238.

    ［30］1974年10月9日与戴维·加林医生的谈话，奥斯滕·里格斯中心；1974年9月5日与劳伦斯·克莱默医生（Lawrence Climo, M.D.）的通信。

    ［31］Hitler, Mein Kampf, passim; 希特勒的演讲引自Richard A.Koenigsberg, Hitler's Ideology: A Study in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Table 1。

    ［32］Hitler, Mein Kampf, passim; 希特勒的演讲引自Koenigsberg, Hitler's Ideology: A Study in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Table 6。Norman H.Baynes, ed.,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1922-1939, 2 vols.(London and New York, 1942), 1:240, 322;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33］演讲引自Koeigsberg, Hitler's Ideology: A Study in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Table 8；以及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ed.Max.Domarus (Munich, 1965), 1603, 1608;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34］OSS Report, 169；Koenigsberg, Hitler's Ideology , Table 9，10，11.

    ［35］Hitler, Mein Kampf , passim;希特勒的演讲引自Koenigsberg, Hitler's Ideology: A Study in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Table 9。

    ［36］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s Division, Hitler file.

    ［37］OSS Source Book, quoting Ernst Hanfstaengl, 903.

    ［38］Theodor Heuss, Hitlers Weg: Eine historisch politische Studie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32),31.

    ［39］1920年8月13日的演讲引自Reginald H.Phelps, “Hitler's ‘Grundlegend’ Rede über den Antisemitismus,” Vie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 (1968): 417 (后面引作VfZ )。

    ［40］Joseph Hall的证词,Institue für Zeitgeschichte, document ZS 640, Folio 6 as quoted in Toland, Adolf Hitler, 116。

    ［41］Feriderick Oechsner, This is the Enemy (New York, 1942), 128.

    ［42］1920年的演讲引自Margarete Plewnia, Auf dem Weg zu Hitler: Der “völkische” Publizist Dietrich Eckart (Bremen, 1970), 96;与Hermann Rauschning的谈话，Gespr che mit Hitler (Zurich and New York, 1940), 223;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43］见Nathan W.Ackerman and Maarie Johanna, Anti 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ew York,1950); Martin Wangh,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enocide of the Jews;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a Historical Ev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 Analysis 45 (1964): 386-395; and the essays in Ernst Simmel, ed. Anti 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New York,1946).

    ［44］Jean Paul Sartre, Anti Semite and Jew , trans.by George J.Becker (New York, 1948), 26-27,54-55.

    ［45］Harry Slochower, “Hitler's ‘Elevation’ of the Jew: Ego splitting and Ego function,” American Image 28 (Winter 1971): 305-309.

    ［46］Gordon W.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Boston, 1954), 389.

    ［47］Gertrud M.Kurth, “ The Jew and Adolf Hitler,”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76 (1947): 11-32.

    ［48］Hans Bernd Gisevius, Adolf Hitler: Versuch einer Deutung (Munich, 1963), 383.

    ［49］Gordon W.Prange, ed., Hitler's Words (Washington, D.C., 1944), 74; Harold D.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Political Quarterly 4 (1933): 378.

    ［50］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 trans.Leila Vennewitz (New York, 1965), 377-379; Gregor Ziemer, Education for Death: The Making of the Nazi (New York, 1941), 28.

    ［51］Hitler as quoted in Langer, The Mind of Hitler ,190.

    ［52］Robert Jay Lifton, 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 (New York, 1967), 521, 532-533.

    ［53］Reginald H.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VfZ 7 (1963), Reden;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54］1942年1月30日、9月30日和11月8日的演讲见Domarus, Reden ;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55］Hitler, Mein Kampf, 引自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70), 424-425。

    ［56］Percy Ernst Schramm, introduction to Hitler's Tischgespr che im Führer hauptquartier, 2nd ed.(Stuttgart, 1965), 35-37 (后面引作Tischgespr che )。

    ［57］OSS Report, 248.

    ［58］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Memoirs, trans.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1970), 228;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1961), 645-646.

    ［59］Peter Kleist, Die Europ ische Tragödie, quoted in Schramm, Hitler , 30-31.

    ［60］Kernberg, “Borderl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677.

    ［61］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Was My Friend , trans.R.H.Stevens (London, 1955), 41-42.

    ［62］Konrad C.Heiden, Der Fue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 trans.Ralph Manheim (Boston, 1944), 360.

    ［63］Harold C.Deutsch, The Conspiracy against Hitler in the Twilight War (Minneapolis, 1968), 229.

    ［64］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 (Stuttgart, 1951), 220.

    ［65］Ernst von Weizs cker, Erinerungen (Munich, 1950), 252.

    ［66］Staff Conferences, Folder 16; Adolf Hitler, Hitler's Lagebesprechungen: Die Protokollfragmente seiner militrischen Konferenzen, 1942-1945 (Stuttgart, 1962), 24.

    ［67］André Francois Poncet, The Fateful Years: Memiors of a 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1931-1938, trans.Jacques LeClercq (New York, 1949), 286; Douglas Hamilton, Motive for a Mission: The Story Behind Hess's Flight to Britain (London, 1971), 63; Hermann Rauschning,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258-259; Wiener Bulletin 10 (1956); Joachim C.Fest, Hitler: Eine Biographie (Vienna, 1973), 609.

    ［68］Joachim C.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Portraits of the Nazi Leadership , trans.Michael Bullock (New York, 1970), 75, 76, 81.

    ［69］纽伦堡文件引自Alan Bullock,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 rev.ed.(New York, 1962).

    ［70］Joseph Goebbels, The Early Goebbels Diaries,1925-1926 , ed.Helmut Heiber, trans.Oliver Watson (New York, 1962).

    ［71］Speer, Inside , 16, 60.

    ［72］引自Bullock, Hitler, 731。

    ［73］Speer, Inside , 431,455, 488,487.

    ［74］见奥唐纳（O'Donnell）1969年10月载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思想敏锐的文章。

    ［75］Schramm, Hitler, 35.

    ［76］Kernber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671-674.

    ［77］Speer, Inside, 358;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78］Staff Conference, folder 4;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79］Helmuth Greiner, Die Oberste Wehrmachtführung, 1939-1943 (Wiesbaden, 1951), 26.

    ［80］Der Hitler 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unich, 1924), 20, 114;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81］Domarus, Reden , 1603;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Hitler's Tischgespr che im Fhrerhauptquartier, ed.Percy Ernst Schramm, 2nd ed.(Stuttgart, 1965), 494ff;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82］Rauschning, Gespr sche 81;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83］Hitler, Mein Kampf, 570；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84］Hans Buchheim, “The SS: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 in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 ed.Helmut Krausnick et al.(New York, 1968), 340-341.

    ［85］Lev Bezymenski, 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 Unkown Documents from Soviet Archives (New York, 1968), 26.

    ［86］Franz von Halder, Tagebuch (photocopy of typescript), Institute für Zeitgescichte Archives Munich, 24.

    ［87］Rollo May, as quoted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10 December 1972.

    ［88］Christine Olden, “The Psychology of Obstinacy,”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2 (1943): 240, 250.

    ［89］Hans Buchheim, “Hitler als Soldat,” in Führer ins Nichts: Eine Diagnose Adolf Hitlers , ed.Gert Buchheit (Cologne, 1960), 63.

    ［90］Adolf Hitler, Hitler's Secret Book , trans.Salvatore Attanasio (New York, 1961), 43.

    ［91］De Witt G.Poole Mission,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roll no.2.

    ［92］Domarus, Reden , 1695;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93］Heinz Linge, “Kronzeuge Linge,” Revue (Munich), 3 March 1956.

    ［94］Berenice A.Carroll, Design for Total War: 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Hague, 1968), 232, 249.

    ［95］Vojtech Mastnvy, 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1939-1942 (New York, 1971), 128.

    ［96］Franz Neumann, quoted in Carroll, Design , 180.

    ［97］Edward N.Peterson, The Limits of Hitler's Power (Princeton, 1969), 15, 432;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98］Speer, Inside , 222.

    ［99］见第一章，第56-57页。另见Alan S.Milward, The German Economy at War (London, 1965), 106.

    ［100］Halder, Tagebuch, 11;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01］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rans.by R.H.Steven (London, 1961), 64-65.

    ［102］见Peter Loewenberg, “Arno Mayers'‘Internal Causes and Purposes of the War in Europe,1870-1956’—An Inadequate Model of Human Behavior, National Conflict and Historical Chang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2: (December 1970) 628-636.

    ［103］Kernberg, “Borderline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671.

    ［104］Krosigk, Es geschah, quoted in Fest, Face of Third Reich, 321;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05］Domarus, Reden, 1603;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106］施佩尔与奥唐纳的谈话。

    ［107］Hitlers Zweites Buch: Ein Dokument aus dem Jahr 1928, ed.Gerhard L.Weinberg (Stuttgart, 1961), 77.

    ［108］Ribbentrop, quoted in Fest, Hitler, 949; Otto Dietrich, Zwölf Jahre mit Hitler (Munich, 1955), 156.

    ［109］Klaus Dörn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Lebensvernichtung,” VfZ 15 (1967): 149.

    ［110］Hans Buchheim, “Hitler als Politiker,” in Führer ins Nichts, 17; Speer, Inside, 31, 106.

    ［111］Hitler, Mein Kampf, German ed.(Munich, 1941), 13.

    ［112］Ibid.，14.

    ［113］Ibid.，135.

    ［114］1943年9月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的采访实录，收录于OSS Source Book, 928。

    ［115］Jakob Steil, “Die Krankheit Hitlers,” typescript,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 45; Rauschning, Voice, 87;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16］Hitler, Mein Kampf, German ed., 136；Kurt von Schuschnigg, Austrian Requiem, trans.Franz von Hildebrand (New York, 1946), 13.

    ［117］Hitler, Mein Kampf, German ed., 14.

    ［118］Rauschning, Voice, 87-88.

    ［119］Hitler, Mein Kampf, German ed., 1.

    ［120］Dörner, “Lebensvernichtung,” 148-151;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21］见Robert G.L.Waite, “Adolf Hitler's Guilt Feeling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 (Winter 1971): 231-232。

    ［122］James H.McRandle, Track of the Wolf: Essay on National Socialism and Its Leader, Adolf Hitler (Evanston, III., 1965).这一研究使我最先注意到希特勒个性的这一方面。

    ［123］引自Andreas Dorpalen, “Hitler — Twelve Years After,” Review of Politics 19 (1957): 501;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24］Bradley F.Smith, Adolf Hitler: His Family, Childhood and Youth (Stanford, Calif., 1967), 113-114; Fest Hitler, 51; Maser, Adolf Hitler, 82.

    ［125］Maser, Hitler, 84.

    ［126］见第三章，第192-194页；Smith, Hitler, 122; August Kubizek, The Young Hitler I Knew, trans.E.V.Anderson (Boston, 1955), 143-225.

    ［127］Harold J.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Princeton, 1972）.

    ［128］Ibid.，256-257，286.

    ［129］Ibid.，278.

    ［130］Peter Heydebreck, Wehrwölfe,引自Gordon, Putsch, 385-386;另见Albert Kreb, Tendenzen und Gestalten der NSDAP: 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59), 124。

    ［131］Richard Hanser, Putsch!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1970), 327, 342, 359, 365; Ernst Hanfstaengl, Unheard Witness (New York, 1957), 98, 108.

    ［132］Gordon, Putsch, 401, 332;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33］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1949), 12:313.

    ［134］Gordon Putsch, 332.

    ［135］McRandle, Track,178; Bracher, Dictatorship, 116; Gordon, Putsch, 270ff ; Helmut Krausnick, ed.,“Es Spricht der Führer”:7 Exemplaarische Hitler Reden (Gtersloh, 1960), 224.马泽尔（Werner Maser）认为希特勒的行为问题并不重要，并令人惊异地评论道，寻求希特勒为什么在政治生涯的重要关头失败，是“没有价值”的；见Maser, Die Frhgeschichte der NSDAP: Hitler Weg bis 1924 (Bonn, 1965), 453。

    ［136］Hanser, Putsch!, 379;另见Gordon, Putsch, 352。

    ［137］McRandle, Track, 200.

    ［138］Peter Bor, Gespr che mit Halder (Wiesbaden, 1950), 23.

    ［139］Halder, Tagebuch,引自Deutsch, Conspiracy, 190。

    ［140］Milward, Economy, 43-44, 88-89; Speer, Inside, 213; Carroll, Design, 232, 239, 249;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3 vols.(New York, 1969), 3: 756.

    ［141］Manfred Kehrig, Stalingrad (Stuttgart, 1976), as reported in Der Spiegel, 9 February 1976; Sir Basil Liddell Hart, “Hitler as War Lord,” Encounter, 30-31 (1968); 70.

    ［142］Sir Basil Liddell Har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2 vols.(New York ,1972), I: 65, 74-75.

    ［143］Robert Payn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dolf Hitler (New York, 1973), 384.

    ［144］The Testament of Hitler, 96; Halder, Tagebuch, 302;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1945, trans.R.H.Barry (New York, 1964), 97-99; Bor, Gespr che, 170; Guderian, Erinnerungen, 105-106; Guenther Blumentritt, Von Rundstedt: The Soldier and the Man (London, 1952), 77; Hans Adolf Jacobsen, Dunkirch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Westfeldzuges 1940 (Neckargemünd, 1958) , 96-98; and Hans Meier Welcker, “Der Entschluss zum Anhalten der deutschen Panzer Truppen in Flandern, 1940,” VfZ 2 (1954): 274-290.

    ［145］William L.Langer and S.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The World Cri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494.

    ［146］Andreas Dorpalen, “Hitler the Party and the Wehrmacht,” in Total War and Cold War, ed.Harry L.Coles (Columbia, Ohio, 1962), 73;另见DeWitt C.Poole, “Light on Nazi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25 (October 1946): 131-132.

    ［147］Telford Taylor, The March of Conquest: The German Victories in Western Europe, 1940 (New York, 1958), 368.

    ［148］Alan Bullock, “Hitle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53 (1967); reprinted in Wm.Roger Louis, The Origi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J.P.Tayor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1972), 142.

    ［149］至于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和他出席拜罗伊特节之间存在的联系，见Walter Ansel, Hitler Confronts England (Druham, N.C., 1960), 178,与施佩尔与费斯特的会面，见Hitler, 712。

    ［150］ Gerhard L.Weinberg,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Leiden, 1954), 162-163; Norman Rich, Hitler's War Aims. Vol.I: Ideology, the Nazi State 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 (New York, 1973), 207; Albert Seaton, The Russuo German War, 1941-1945 (New York, 1971), 215; Wilhelm Meier Dörnberg, Die Oelversorgung der Kriegsmarine 1935 bis 1945 (Freiburg, 1973).

    ［151］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trans.Norman Cameron and R.H.Stevens (New York, 1953), 276 (后面引作Conversations)。

    ［152］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D.,12:220 (后面引作DGFP)；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153］Johanna Menzel Meskill, Hitler and Japan: The Hollow Alliance (New York, 1966), 30-31.

    ［154］Rich, Hitler's War Aims, 1: 228-229.

    ［155］Buchheit, “Hitler als Soldat,” in Führer ins Nichts, 53-55; Milward, German Economy, 43.

    ［156］Otto Dietrich, Hitler, trans.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Chicago, 1956), 67; Albert Zoler, ed.Hitler Privat:

    Erlebnisbericht seiner Geheimsekret rin (Düsseldorf, 1949), 160;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sführung, 1940-1941 (Frankfurt am Main, 1965), 511; Bor, Gespr che, 203.

    ［157］Barton Whaley, Codeword Barbarossa (Cambridge, Mass., 1973), 18.

    ［158］Document 7 s89, Institut für Zeigeschichte, Munich.

    ［159］Nuremberg documents, 827-PS, Trial of Major War Criminals , 26: 296;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160］Louis L.Snyder, The War: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1960), 218-226; Friedrich Paulus, Ich stehe hier auf Befehl, cited in Fest, Hitler, 891.

    ［161］Holborn, Modern Germany, 3: 804.

    ［162］Schramm, in Tischgespr che, 105.

    ［163］Poole, “Nazi Foreign Policy,” 147.对德国官员的访问记录，见microfilm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 Group 59, Special Interrogation Mission to Germany, 1945-1956。

    ［164］James B.Compton, The Swastika and the Eagle: Hit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Boston, 1967), xiii, 236.

    ［165］Seaton, Russo German War, 214.

    ［166］引自Compton, Swastika and Eagle, 31, 60, 17。

    ［167］1967年6月在慕尼黑对汉夫施丹格尔的采访。

    ［168］“Fhrer Conference on Matters Dealing with the German Navy,” 2 vols.(Washington, D.C., 1947);特别见1941年11月13日的会议；Compton, Swastika and Eagle, 169, 172-173; 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749, 760; Paul Friedl 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1, trans.Alice and Alexander Werth (New York, 1967), 294-295。

    ［169］1939年9月18日新闻发布会；Instruction A 1068, Bundesarchiv Coblenz, quoted in Friedl nder, Prelude, 50。

    ［170］Meskill, Hitler and Japan, 30-31, 51;另见Paul Schroeder,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1 (Ithaca, N.Y., 1958); Hans Trefouse, “Germany and Pearl Harbor,” Far Eastern Quarterly 2 (1951); 50。

    ［171］DGFP, Series D, 13: 958-959.

    ［172］Rich, Hitler's War Aimes, 1: 230-235, 237.

    ［173］纽伦堡证词，见Nuremberg, IMT, 10:297-298；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Supplement B, 1199-1201。

    ［174］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76.

    ［175］Domarus, Reden, 1790-1791; Gerhard Engel, Heer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Stuttgart, 1974), 116-118.

    ［176］Warlimont, Inside Headquarters, 203.

    ［177］Ibid.，208.另见Hillgruber, Strategie, 553。

    ［178］1945年10月24日对格林的访问记录(缩微胶片)。

    ［179］IMT, 15:398.

    ［180］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 (New York, 1970), 171.

    ［181］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738, 941;另见Burns , Soldier of Freedom, 175.

    ［182］Trefouse, “Germany and Pearl Harbor,” 50; Testament of Hitler, 87.

    ［183］Poole, “Nazi Foreign Policy,” 147;类似的解释参见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940; Friedl nder, Prelude, 308-309; Rich, Hitler's War Aims, 1 : 245-246。

    ［184］劳伦斯·克莱默（Lawrence H.Climo）1973年12月23日和30日在奥斯滕·里格斯中心的谈话。

    ［185］Jodl Papers,引自Maser, in Der Spiegel, 4 June 1973;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dos der Wehrmacht, 1940-1945,引自Schramm, Hitler, 36; Hillgruber, Strategie, 551-556.

    ［186］莫勒尔的证词，见“Hitler's Composite,” MIR。

    ［187］1967年6月汉夫施丹格尔的谈话。

    ［188］Karl Koller, Der letzte Monat: die Tagebuchaufzeichnungen des ehemaligen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r deutschen Luffwaffe vom 14 April bis 27 Mai 1945 (Mannheim, 1949), 21;对马泽尔的采访，见1973年10月29日《纽约时报》。

    ［189］ 1945年4月18日的这一声明有好几个版本；见Schramm, Hitler, 176。The Nacht and Nebel decree (夜间和烟雾法令)是希特勒在朱可夫（Zhukov）开始反攻后，即12月7日亲自起草的；1941年12月12日在希特勒命令下，凯特尔（Keitel）颁布该法令。Domarus, Reden, 1790.

    ［190］Wahl, Erkentnisse eines Gauleiters, 390-391.

    ［191］Zoller, Privat, 231；1945年4月23日、25日、27日的最后简报于1966年1月10日首次公布在《明镜》杂志上。

    ［192］Zoller, Privat, 150-151.

    ［193］Gerhard Boldt, Die letzten Tage der Reichskanzlei (Hamburg, 1947), 66.

    ［194］1947年12月30日同劳伦斯·克莱默的谈话。

    ［195］ Der Spiegel , 10 January 1966.

    ［196］ Der Spiegel , 17 September 1973.

    ［197］J.S.Conway,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45 (New York, 1968), 267-168.

    ［198］1973年9月17日奥格斯滕（Augstein）在《明镜》周刊中提出这个问题。

    ［199］Hitler Staff Conferences, folders 14-19;另见Der Spiegel, 17 September, 1973.

    ［200］Werner Maser, Hitler Brief und Notizen: Sein Weltbild in handschriftlichen Dokumenten (Vienna, 1973), 205.

    ［201］这些文件的影印本收藏在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box 791, AC 10 076。

    ［202］H.R.Trevor Rope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New York, 1947), 201-205.

    ［203］Erich Kempka, Ich habe Adolf Hitler verbrannt (Munnich, 1950), 116-118,赫斯特旗下的《时尚》杂志（Hearst's Cosmopolitan）1946年8月采访了他。他在纽伦堡给出了相矛盾的证词；见NCA, 6:575, 584。

    ［204］Herman Kanau,引自Michael A.Musmanno, Ten Days to Die (New York, 1950), 241;一个朋友引用了根舍的话，引自Maser, Hitler, 432。

    ［205］ 1971年6月对肯普卡（Kempka）的访问；Maser, Hitler, 433; Hans Baur, Hitler's Pilot, trans.Edward Gerald (London, 1958), 191。

    ［206］访问，见Nerin E.Gun, Eva Braun Hitler: Leben und Schicksal (New York and Bruchsal /Baden, 1968), 205-206。

    ［207］埃里希·库比（Erich Kuby）对林格的访问，见Erich Kuby, “ 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五篇系列文章） in Der Spiegel , 12 May-2 June 1965；Linge in Revue , 26 November 1955, and in News of the World, 1 January 1956。关于林格证词的细小的出入，参见Kuby, 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Vienna, 1965), 188-193。

    ［208］Linge, quoted in Der Spiegel , 26 May 1965.

    ［209］Elena Rzhevskaia, “Berlinskie Stransitsy” in Znamia, Moscow, 1967, no.5 (May 1965), 154-198.这里非常感激我的同事罗慕尔德·米斯乌那斯（Romuald Misiunasd）的翻译。

    ［210］Bezymenski, Death, 74-75.

    ［211］Sunday Times（London）, 18 February, 1973.

    ［212］Maser, Hitler, 436-438.

    ［213］影印的信件收录于Gun, Braun。

    ［214］ Der Spiegel , 26 May, 1965.

    ［215］1974年9月24日对医学博士鲁塞尔·费舍尔（Russell Fisher），马里兰州医学主考官的访问记录。

    ［216］Ibid.

    ［217］1965年5月26日库比（Kuby）首先在《明镜》周刊上提出是爱娃·布劳恩希特勒开的枪。

    ［218］Hendin, “Suicide,” 227-282.

    ［219］Friedlander, “ ‘Longing to Die,’” 416.

    ［220］Menninger, “Psychoanalytic Aspects, ” 377.

    ［221］Theodor Reik, Masochism in Sex and Society, trans.Margaret H.Beigel and Gertrud M.Kurthe (New York, 1962), 429;黑体是原作者做的标记。

    ［222］Siegel and Friedman, “Thrat of Suicide,” 38.

    ［223］1945年10月8日对汉娜·莱契（Hanna Reitsch）的审问笔录，见Nuremberg Document, 3734-PS, NCA, 6:545-555。

    ［224］Menninger, Man Against Himself, 63.

    ［225］Gregory Zilboorg, “Suicide among Civilized and Primitive Ra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92 (1936): 1638.

    ［226］Hilda Roderick Davidson, Gods and Mythos of Northern Europe (Baltimore, 1964), 31, 37,205; Wolfgang Golther, Handbuch der Germanischen Mythologie (Leipzig, 1895), 284, 303, 313, 327.

    ［227］Kubuzek, Young Hitler, 55.

    ［228］Wahl, “Suicide as Magical Art,” reprinted in Clues to Suicide, 23；黑体是我做的标记。

    ［229］Ib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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