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半个月一次，或者准确地说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噢，想起来了，这个日子必须准确。这对我们双方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为这个日子做出精心的准备——我从这个名叫郑州的大站上车到北京和一个人幽会。千万不要因为“幽会”这两个字，马上就想象我不是个好女人。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淑女，从小就听话、自爱、门门功课考第一、没有早恋倾向。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一直念到博士。令我爸妈骄傲了许多年，直到涉过了二十五岁警戒线，我妈的骄傲才变成发愁。
大学毕业之前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交男朋友。读博士的时候，我有点动心同时也觉得应该找一个男朋友了，好男人却不知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才认识了他。他目前在北京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做工程师。我们俩虽不至于一见倾心，但彼此还算满意。但是他说，年轻的时候因为读书，错过了许多大好的时光，如今想好好地放松一下，享受一下生活，还不想过早地走进“城”里去。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既然这么多年都耽误过去了，再耽误几年又有何妨？其实什么也耽误不了，只不过耽误了那一张纸。那张纸对于两个都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龄男女来说，又能说明什么。我们能这样相互理解，确实是一种缘。既然有了缘，我们岂能有缘无分。要说也是顺其自然，无须经过任何语言的交涉，我们就开始了这种半明半暗、很坦然又多少有点隐讳的幽会生涯。更多的时候是我去，因为我在郑州，因为我是一个接近三十仍未嫁出去的女人。
软座车厢里一般情况下都比较松散，但是在安置好之前仍然有一些嘈杂混乱，有几个人还在大声地和车厢外面的送行者告别。外面的一个年轻女人敲了敲窗子，大概是女儿，她可能只是想和父亲再打个招呼。里面的一个老干部模样的老头却使劲地操着强硬的河南话发问：
还有啥事吗？还有啥事吗？还有啥事吗？
问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车厢里的人都笑起来。外面的女儿也笑起来，她摇了摇手，好像是在和大家摇手，她的眼睛是打量着整个车厢的。
靠近车门座位上的一个小女孩两只手很紧密地贴在封闭的窗户上，外面的一个男孩正在做着同样的动作，四只手隔着玻璃合在一起。两个人的神情很淘气，倒是没有离别的悲戚。
汽笛发出一声尖锐的刺响，像是被人逼着很有几分不情愿地驶离车站。但是这个巨大的家伙一瞬间便抛开了刚刚拥抱过它的地方，急不可耐地挣脱永远是阴云四合的站台，撒着欢子奔跑在明晃晃的原野上，没心没肺地把这个城市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一直闹不清，那种有节奏的挂咚挂咚的声响到底是来自车体的衔接还是来自车轮与钢轨的磨撞，我似乎没有耐心去弄明白，这种声音让我很踏实。我松了一口气，或者是叹了一口气。
窗外的景色急剧展开，但我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不到一个具体的方位，我看着窗外实际上仍是在思想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种日子被一种浑浊的、模糊不清的气息笼罩着，很像我办公大楼后面晨雾里的那条护城河，总也看不清她的面目。一次是去早了，雾气还没有散。另一次是去晚了，雾已经升起来了。我把我们两个人目前的状况和这条河联系起来，完全是因为我脑海里充塞了太多知识的缘故。几乎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所有事物，我都急着给它定性，包括婚姻，包括婚姻外的同居。但即使定了性，我仍然闹不明白应该怎样处置目前这种状况，这同样是我太有知识的缘故。
尽管这些闹不明白的东西常常在寂静的夜里撞击着我发疼的心肺，实际上我们的幽会进行得很正常，并没有因为我有太多的思想而打搅过它。反而我认为在这种雾气弥漫前景不甚明了的状态中穿梭，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在好几个阶段都曾经说过，他真的很爱我。他说的时候态度很真诚，我听得也很认真。但是听了以后我总是约束不了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真的爱，好像无须强调这些。意思似乎有些暧昧，说这话到底是为了坚定我的信心还是坚定他自己？我的父亲，一个体形瘦长的地质工程师，从来没有说过他爱我。我的母亲，一个漂亮的子弟学校的校长，也从来没有说过她爱我。我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并且我知道只要我需要，他们什么都可以给我，包括生命。我因而以为爱是无须强调的，更没有必要重复。我和他之间的爱我知道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在毕竟是一个讲究包装和装潢的时代。于是我又理解（实际上是原谅）了他。我们之间应该说是相处得很不错，却又总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阻隔着。比如在他的衬衣领口上有洗不净的口红的印痕（我从不涂口红）。再比如在他的单身宿舍的洗脸池上有一根长发（我始终留短发）。但我什么也不会说，我时刻牢记着我的身份，同时也记着他的。我知道在一个博士和另一个博士之间，绝对应该避免面红耳赤的争辩，更不能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鸡零狗碎，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我不会撒娇，但同样也不会耿耿于怀。我来了，我达到了我来的目的，这才是全局，相对于全局而言，一些局部的、矫情的、没有被证实的东西，都无关轻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女人的情感过于含蓄文雅，但缺乏浓烈，缺少烟火味，这种女人只能远远地观望，欣赏，赢得赞誉，但却走不进男人的生命里去，更走不进男人的生活中去。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我这种女人，过于执着，过于明白细枝末节。一旦我明白了我自己，在我想挑剔别人的时候，总是觉得欠了人家点什么，所以又往往回过头来指责自己、反省自己，有极端的自制能力。因而我虽不容易被人接受，也不至于遭人厌倦。
以上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火车的行进中一小节一小节地理顺出来的，不与人面对的时候，我就能充分享受思想的快感。实际上在我思想的时候，时间和空间都在急剧地变化着。也就是说，我的思想已经从郑州延长到邯郸或者石家庄，火车走了又停停了又走，这些地名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之所以说它只是作为一个参照。不过也不能说一点意义没有，在通常的情况下，车一过保定，我总要设计一下我们见面时的几句开场白，制造一些ROMANTIC，力求出新意，总和上次不一样。
大约就是我准备给我的思想来一次小结的时候，从前面小站上来两个人中断了我的思路。这两个人由于有特别明显的不和谐，所以一下子就集中了我的注意力。他们就坐在我斜对面的座位上，当然是一男一女。女人一上来就闭紧眼睛侧过身子伏在靠背上背对着男人。男人在她的身后一落座就开始喋喋不休。
一个把头扎在那里自顾自地睡，看那样子打算把这姿势一直保持到底。一个却自顾自地不带休止地说，他的口气和表情都很坚定，大概不把女的说服誓不罢休。说的人不辨南北西东急于要解决什么问题。睡的人假模假式却不知受的是什么样的委屈。他们所坐的方位刚好是午后的阳光照射到的位置，光度不强烈但很浓厚，好像舞台上的追光灯，因而，他俩也就有几分演员的味道。
我距他们约两米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利于观察的距离。你不要指责我不道德，窥视癖是人类的通病，有一本书上说，斯大林为了弄清苏联一个女演员喜欢穿的胸衣，竟然动用了国家机器克格勃。在观察人上我不亚于克格勃，只消不几眼我就判断出了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也是一对流行的组合，男的约莫有四十岁，大概是有点钱（不会太多），老婆到了用化妆品也抵御不了岁月的年龄。女的最多二十岁，正是充满物欲和满脑子幻想的年纪。
男的说了半天，见女的仍没有改变姿势的意思，声音陡然提高了一些，那样子很像一个单口相声演员或是一个力不从心的三流导演正在全力调动演员的情绪。他的语言系统显然和我不一样，尽管我付出很大的努力，仍然听不懂他说的只言片语。他说得逐渐生动起来，两只手也充分发挥了作用，时而张开、时而紧紧地握在一起，时而用一只手掌在另一只手心上猛拍一下，弄出铿锵的声音来。
那女孩似乎动了一下，但仍然没有张开眼睛的意思。也许她知道还应该有好多好听的话在后头，光凭着急和催促还不行，必须要有承诺，还要有誓言。我猜想那个男人一定会说：
“我会真诚地对你，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你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你。失去你我会痛不欲生。”
这时火车又驰离了一个车站。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裙的乘务员过来送水，她敲了两下桌子我才回过神来。尽管她不可能察觉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我还是飞红了脸。
女孩仍是合着眼睛紧闭着执拗的嘴。她太年轻，年轻得连生气都像在和谁打一个赌。她的五官是端庄的，仔细看甚至很有一些个性。我一直在想她像某一个电影演员。她的衣着很时尚，但质地过于粗劣。头发修剪得很流行，但一点也不柔顺，显然缺乏护理，乱蓬蓬的，使我在观察她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替她理一理。我有一些这方面的不太好的习惯，我见到姿质比较好的女人，她们的衣着或者发式假如与她们的自身条件不太吻合，我总是在心里三下两下把她们扒光，然后按照我给她们重新设计的标准，认真地替她们装扮一下。如果这是一个天姿不错、有几分可爱的女人，我还会为她们安排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新的身份。现在我就开始给眼前这个女孩进行一次设计。她是个正在念书的大学生、她喜欢文学、她懂得欣赏西方音乐、她一定要再高傲一点，她穿上了一套要么很整洁要么很雅致的服装。她漂亮、她有气质、她有个性、她的教养很好、她的举止大方又得体。她可以出现在外企豪华的办公大楼里，可以站在T型台上，可以在卫星电视的演播室里引导一群观众做游戏，她可以……
火车在颠簸中震颤了一下，像是被谁打了一拳，恶作剧般地把车厢里的人全体向着一个方向甩了一下，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我一下回过神来，禁不住哑然失笑。也许她现在就很不错，即便她什么都有，又能怎么样呢？
我倒是穿戴高雅、举止得体，然而还不是和她一样，名牌皮包的夹层里放着安全套，从一个城市游向另一个城市。
男人的声音温和起来，他肯定朗诵到了誓言那部分。女孩终于睁开了眼睛。她静静地盯住男人的嘴，迷离在男人语言的枪林弹雨之中。她醒得让我有些失望，她的脸上完全失去了睡时的个性，尽管依然称得上漂亮，但看起来却空泛得多了，没有美感。
我会常常带你出去旅游，下一次我们去南方，你没有见过海豚吧？那才叫可爱呢。皮肤像绸缎一样闪闪发亮，能听懂人说话，会做许多花样，还会撒娇呢，像个不听话的娃娃。
这些话当然是我的想象，我觉得这才有些符合男人的语气。男人一边说一边用手爱怜地抹了抹女孩脑门上的一绺头发。女孩仍然不肯开口，但看上去表情柔和了一点，不再把脊背侧过去。男人顺势取过了她的手中一直紧紧抓着的一个小包。我猜想那包里装的是一瓶安定片或者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又或者是一封写好的遗书。她可能准备自杀，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投河，或者卧轨……
我马上停止了想象。其实，很可能包里面什么都没有，因为女孩顺从地松开了手。她任她的手在男人的手里握着，脸却仍旧乌嘟着。男人松了一口气，男人好像说，这就对了，你要乖。男人又用手理了理她的头发。
男人说话的时候，手机不停地响着。这时他的口气就变了，很严肃、很威风。一本正经地下达着指示，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女孩的眼睛慢慢又闭上了，这一回可能是真的想睡了。窗外的阳光一闪一闪地扑进来，打在她那年轻的脸上。这是二月的一个下午，阳光这会儿也显得有些慵懒。那男人似乎处在间歇阶段，扭着头望着窗外，像是陡然间装进了满腹的心事。
我有些百无聊赖，我插在口袋里的手不停地玩弄着上次见面时他送我的一条时装项链。我不喜欢这些矫饰的东西，也不习惯接受或者馈赠什么礼物。现在他在干什么呢？我拨了一下他的号码，又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就没有发射出去。所以他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也只在我心头短暂地停留了一下，连个轻微的划痕也没有，就又溜了出去，就像打在那女孩脸上的阳光一样。
我想，两个博士，两个知识界的精英，都不需要彼此为对方承诺什么。像他在干什么这样世俗的问题，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现代人对什么都能看得很开，据说美国宇航局已经拨出专款研究宇航员如何在太空中做爱。在失重的环境下做爱，天啊！亏他们想得出来！不过这也说明，性的问题已经上升为科学的问题，而科学是不受道德支配的。现在人们对年轻人在生活作风上朝秦暮楚的看法，比对当年我爷爷奶奶一生一世的执着都更能认同。
我无端地想把我手中的项链送给那女孩。她似乎很想睡，但她坚持不让那男人脱她那双怪里怪气的靴子，男人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她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几个回合下来，两个人的鼻尖都渗出汗来。男人停止了一会，伏在她耳边很小心地说了一些什么，女孩终于任他把靴子脱了下来。女孩的脚被他端到腿上，很温柔地抚弄着。这让我想起北京的那些夜晚，我的男朋友也曾经这样，在他的腿上，我的脚被揉得舒适无比。在那样的温柔乡里，我就常常想，生活真的相当美好啊！
在男人耐心地抚慰里，女孩很快地沉入梦乡，睡得很恣意，很放松，没有心事。
我不知是梦着还是醒着。在梦里我好像和男朋友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他爱我，他说他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必须经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但他爱我是真的。我想也许是真的吧，我权当是真的，因为我还想睡。这时那个男人又开始说话了，因为那个女孩醒了。男人于是又很起劲地要替她穿上靴子。她不肯，她把两腿蜷缩在自己的怀里。她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她还在继续生气呢。男人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聒噪，好像又重复了一遍，央求、保证、责备、威胁之类。女孩只是无动于衷。男人好像挺生气地走到车厢的另一头，并且在那里抽了一支烟。男人的西装有一点肥大，穿在他略显僵硬的身躯上像挂在衣服架子上，仿佛是应急租来的。
推小货车的过来了。售货员是个小伙子，他不似往常一边走一边吆喝货物的名字。他身着统一的红衣黑裤的铁路制服，显得过于秀气。体形修长、皮肤白皙，眼睛美得有点倦怠。这一回我一眼看出了，他非常像电影演员谢军。
男人招呼住了小货车，他大概是想调动女孩的情绪，他慢腾腾地点燃一支烟，却迟迟不发话。我都有一点替那小伙子着急了，小伙子也真有耐性，始终沉着地立着，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来。这趟列车的服务非常周到，大约是因为行驶的时间刚好是一个白天，乘务员不需要值夜，特快停靠的车站又比较少，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服务态度似乎要比别的长途车次好得多。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也许是管理机制在起作用呢。
男人终是买了一包花生米和一瓶可乐。车上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开心果、牛肉干、果汁……而他好像不太了解女孩子的口味，他只要了一包花生米和一瓶可乐。女孩的脸因为刚刚睡醒，显得很有光彩。我突然冒出一个突兀的怪念头，女孩为什么要继续跟这个脸部肌肉松弛的男人坐在一起呢？她是属于应该被生活宠着的那种。她应该跟着那个推货车的小伙子一起走，他们两个都是那么健康鲜活。
男人打开可乐和花生米，递到女孩手中。女孩不吃也不喝，仿佛她已经受到货车上物品纷繁的诱惑。花生米可乐她根本看不上。其实女孩仍旧是在生气。
火车又在一个大站停靠。不断地有人上车下车。好长一阵子，男人不再说话。男人好像无计可施了，他露出一脸的疲惫之态。这样年龄的男人同这样年轻的女孩在一起，让别人看了很累。其实他自己也很累。男人开始嚼那包花生米，声音响亮，不知是饥饿还是无聊。男人吃了一会儿，恢复了一些力气。男人用手摸了摸女孩的头，好像是在说：我带你去做一个发型，最时兴的。又用手摸了摸女孩的上衣：我给你买一件新衣服。然后看了看女孩的靴子：还有鞋子。
女孩说，谁稀罕！
这答话的内容我是从女孩的表情上猜出来的。列车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女孩总算开口了。声音果然像人一样年轻。男人的情绪又回来了，男人有点激动地说，你不生气了这就对了，我说的话你要想明白，你要乖点儿！
女孩说，别肉麻，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男人说，别闹了。
女孩说，我不想听你的，我是你的什么人？
男人说，我会对你好。
他们一递一句地说着，说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好像我与我的男朋友也有过争执，但我们说的和应的都非常含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从不忘记我是个博士，表现得很有姿态，自信、有主动权、决不是赌气。
列车播音室广播开始供应晚餐了。男人说我去叫餐，软席车厢可以直接叫餐。女孩好像饿了。女孩因为饿而不再固执。男人很快叫来了鱼块、香干红烧肉、酸辣肚丝汤。女孩吃得很香很投入，食物在她的嘴里发出欢快的叫声。饭菜吃到一半，女孩竟然说笑起来。饭菜在他们言归于好的欣喜里被风卷残云。后来女孩说，我们玩牌吧！
女孩的伤心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消失了。因为年轻，即便有天大的伤心，也是很快可以忘却的。一顿可口的饭菜，便把她不甚舒服的心弄得妥帖起来。她还处于那种禁得起伤痛的年龄，也有可能还并不懂得什么是伤痛。也许在一顿饭之前，她正为昨夜失去的贞操而痛不欲生；也许正为今后的前途渺茫而肝肠寸断。好像一顿饭便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笑容又在她脸上重新开放，也说不定，她此刻是否也在撇着嘴打量我的同时，想着，对面这个孤独的女人是多么寂寞啊！
北京在我迷迷离离的思想中扑入眼帘。火车到站了。
此刻已经是万家灯火，人群像流水一样地向外涌去。我在站台水银灯刺眼的光照里寻找到了男友微笑的面孔。因为微笑在脸上逗留的时间长了，有点虚假。但我仍然感动。像我这么冷静的大龄女子，讨别人一个微笑，的确是不容易了。我并不急于下车，我不同于那些进京办事或者观光旅游的匆忙的乘客，我总是等到所有的人都走光，我落在最后礼貌周到地和小乘务员告别。我知道我们不会急匆匆地展开。这需要有一些时间让我们相互熟悉对方。通常在做一切之前，我们要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原载《雨花》2000年第11期
点评
小说《礼拜六的快行列车》，将现代都市模式背后的快慢矛盾一一演绎。大龄女博士以冷静的慢姿态俯瞰快节奏中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用知识驯养的思想在窥视与幻想中构筑起种种批判。然而，所有的批判恰是无奈的自嘲，自恃清高不屑于快的女博士，同样正准确无误地迈着快节奏的步伐，在都市模式中行走。主人公早年为了学业耽误青春，过了年龄的警戒线后，又以“幽会”的方式弥补错过的岁月。在前往“幽会”的火车上，她观察、揣测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目睹了一对儿情侣从莫名其妙的冷战吵架中因为一顿饭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和好、亲密无间的过程。主人公不禁感慨现代爱情建立基础的薄弱，物质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每个人都冷眼旁观，揣测别人的寂寞，这种快行列车模式正是现代人生活的方式。最后主人公还故作悠闲地“落在最后礼貌周到地和小乘务员告别”，只不过他们的熟悉过程也不过一顿晚餐而已，这和刚才的情侣如出一辙。
小说揭示了现代都市知识模式的背后，是本质欲求之快与外在形式之慢的对立统一。以小说中两位博士为例，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腹藏万卷脑蕴千思。但是，果腹的知识并未能消化成理想的境界，他们只是套着身份的枷锁，时时自居“博士”应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内心的本质欲求方面，他们的节奏与速度是快的、世俗的、与列车上的男人和女孩无异的，但在外在形式的表现上，他们又做出高雅理性的“慢姿态”。作者在一个故事中镶嵌另一个故事，借女博士的心理活动达到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交流融会的艺术效果。心理活动的零碎片段跳跃而连贯地勾勒起所有情节，绘就了现代都市快慢矛盾的鲜活形象。
（崔庆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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