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尚到皇帝

    人们常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其实，中国人的思想没有想象中那么保守，反而十分开放。因为他们无不敢想，也无不敢做。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能够维持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人生来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梦，也确实有不少人真的梦想成真了。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朝代，又何来那么多的精彩故事？

    纵观历史，陈胜、吴广为首领的农民起义，乍一看好像来势凶猛，但很快就被秦军镇压下去了，陈胜、吴广也随之丧命。趁着陈胜、吴广起义的这股“旋风”，项羽、刘邦又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这正是遵循了那条“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的历史规律。

    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然具有雄才大略，但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才被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手里，才灭亡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而明朝的建立，跟秦朝、元朝的建立也是极其相似的。元朝末期，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首举义旗，创建了“红巾军”，其声势让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就惨败了。令人想不到的是，其部下朱元璋却率领义军顺利渡过难关，获得了胜利。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真正建立了明朝。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然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具体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一无权无势，二无文化文凭，只是依靠郭子兴的一支军队发家的，但却是他最终登基做了皇帝。而那些曾经势力比他大、比他强的起义军首领，却一个个都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这又作何解释呢？

    先说说朱元璋，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大哥是南昌王朱兴隆（朱重五）、二哥是盱眙王朱兴盛（朱重六）、三哥是临淮王朱兴祖（朱重七），姐姐是太原长公主朱氏、曹国长公主朱佛女。他排名老四，因为出生于八月初八，因此他又叫朱重八，后来又取名朱兴宗。他的父亲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母亲是陈氏。朱元璋这一朱姓宗族，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今江苏省南京市境内）。朱元璋以上几代人都以农业为生，因此朱元璋的家庭十分贫苦，他从小就过着饱受苦难的生活，7岁就操起皮鞭，给地主放牛牧羊。

    至正三年（1343年），也就是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干旱荒情，旱灾引起了蝗灾和瘟疫，广大农民在饥饿与瘟疫的双重折磨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先是64岁的父亲朱世珍撒手人寰，紧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母亲陈氏还有他的大哥、大侄子也随之离开了人世。为此，朱元璋伤心欲绝，甚至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

    走投无路之下，朱元璋狠下心剃光了自己的头发，走进了皇觉寺，穿起了衲衣，当起了小和尚。但是和尚的日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他整天除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还要为主持担水劈柴、烧饭洗衣，脏活累活几乎无所不做。就这样他还时不时遭受师父的责骂、师兄的刁难。一时间，他又开始怀念与小伙伴们一起放牛的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但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只得忍气吞声、任劳任怨。

    很快俩月过去了，朱元璋入寺之后却连一卷经文都没念成，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各种杂活倒是做了不少。再加之当时的旱情严重，作物颗粒无收，靠收租来度日的皇觉寺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于是，朱元璋又被主持打发去“云游”了。说是云游，其实就是流浪各地，向大户人家化缘，求乞度日，说白了就是去当乞丐，这样一去就是三年。三年后，朱元璋再次回到了皇觉寺。

    在这三年的奔波流浪中，朱元璋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也看到了各地百姓的困苦。他发现，一路上除了各大小寺院里虔诚的善男信女之外，百姓们普遍都信仰白莲教，并大有积蓄力量、蠢蠢欲动之势。同时，朱元璋还目睹了国是日非，并预感天下大乱的时候将要来到。于是，他立志勤学，并广交朋友，以待时而动。一天天过去了，他在这里学习了三教九流的许多知识，比如诵经、打坐、做布施、做道场，外加清除、上香、劈柴、担水、读书、识字，一晃又过了较为平静的四年时间。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们终于勇敢地行动起来了。因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被称为“红巾军”。从此，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当时的朱元璋，虽然身居静门，但内心却早已不安分。当他听到不断传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心里早已是热血沸腾。面对黑暗的社会，他早就有了投奔红巾军的念头，但由于对红巾军内部不甚了解，再加上元军追杀得太紧，怕他们成不了气候，他开始犹豫不决，并持观望的态度。也就是在这时，已在郭子兴的军队里当上了小头目的穷伙伴汤和，给朱元璋悄悄捎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去投军。此时的他，仍然举棋不定，但同屋的师兄却偷偷告诉他，汤和来信邀他参军一事已被人知道了，就要去报官领赏。被“逼上梁山”的朱元璋，终于看清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形势，于是丢掉心中的所有幻想，连夜向濠州城急急奔去。朱元璋到达濠州后，直接奔向郭子兴的军营。当手下人带着朱元璋来拜见郭子兴后，郭子兴觉得他相貌奇特、气宇不凡，立即把他收了下来，并留为亲兵。

    朱元璋到底长什么模样呢？会让郭子兴一见倾心。《明史》里曾经这样描述他的长相：“朱元璋姿貌雄伟、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前八个字说的是他的外貌，后八个字说的是他的气质。也许正是朱元璋的相貌不凡，立刻给郭子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上被收入军中。就这样，他的军旅生涯便开始了。

    从那以后，朱元璋凭着自己的精明强干，逢战必胜，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喜爱。后来，郭子兴还将自己收养的马公之女嫁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在当时的“红巾军”中，与郭子兴一同起兵的还有孙德崖等四人，加上郭子兴一共是五人，他们各自称元帅，互不相让。有一次郭子兴被同伙算计，差一点就被斩杀，全靠朱元璋的聪明才智救了郭子兴一命。从此，郭子兴更加信任朱元璋，还把招兵买马的重任交给了他。

    第二年春，朱元璋便奉命回到自己的老家，替郭子兴招兵买马，很快就召集了七百多人。待朱元璋带着新兵回到军中后，郭子兴甚是高兴，又升他做了镇抚。不久，朱元璋见“红巾军”各将领之间各怀鬼胎、矛盾重重，郭子兴势力难以壮大。于是，他就把自己统领的人马交给了别人，精选了24人南下定远，这其中就包括后来他的心腹大将徐达、汤和等人。路途中，他还招纳了张家堡驴牌寨的义旅3000人，又打败了一支元军，收编了横涧山的2万人。这些人都成为他日后成就帝王大业的基本队伍，也正是在这时，他还遇到了重要谋臣李善长。

    后来朱元璋进入滁阳后，他的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他。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两个孩子收作养子，并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在此期间，他开始修城固守，建立了自己的地盘。在当时已经颇有势力了，朱家从此开始振兴了。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用计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立即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有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泣，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小孩回答说：“我在等我父母亲。”朱元璋继续问：“你父亲去哪里了？”小孩抽泣着说：“我父母亲都在军营。”后来，朱元璋仔细询问才知道，原来小孩的父母亲都在军营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于是立即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那些被拆散的夫妻团圆。这件事以后，朱元璋便深得民心。

    同年，郭子兴因病去世后，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韩林儿是何许人也？他的父亲是韩山童，曾以白莲教组织群众起义。后来他的父亲韩山童牺牲，韩林儿随母逃往武安。后来，刘福通等人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被称“小明王”。从名义上来看，韩林儿贵为都元帅，理应管理军中所有大事，而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由于当时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大多是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智、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诸多将才。所以，朱元璋名副其实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草供应便成为一个大问题。这时，恰好有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南京石头城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见此情形，朱元璋立即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于是，他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已经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并且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执法如山的朱元璋知道后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20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鄱阳湖水战进行了整整36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奠定了朱元璋平定江南的基础。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至正二十七(1367年)十月，吴王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北进中原。朱元璋顺应时代潮流，凭借其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对北伐又作出了精心部署，提出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进兵大都，这时元朝势孤援绝，不战而取之；再派兵西进，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席卷而下。北伐大军按计而行。徐达率兵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粱，然后挥师潼关。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在应天府称帝，成为明朝第一位皇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终于，在他的带领下，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平定了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了明朝。

    可怕的敌人，陈友谅

    元朝末年，在那些起义军中，许多领袖因为没能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最后还是被招安了。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与元朝暗通消息。而只有这个人，从头到尾一直在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作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真称得上是一位英雄好汉。这个人就是朱元璋的一个可怕的敌人——陈友谅。

    陈友谅，是沔阳（今湖北仙桃）渔家之子。祖父陈千一原本姓谢，因为后来入赘到了陈家，所以才跟随其姓，父亲陈普才有五个儿子，陈友谅排行老三。他少时读书，略通文义。陈友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从他后来的行为来看，他的确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视义气为狗屎。

    要真正了解这个人，得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是渔民出生，从小吃喝拉撒都在船上，以至于他的身上总是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对此，村民们不爱和他打交道，于是他从小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和唾骂，还有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举止，使得他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他看来，要想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一切靠自己。

    于是，陈友谅努力读书，希望能够找到一份体面的差事。终于，他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文书的差事。但是，这份差事并没有让他找到自信，他还是没能找到一点尊严。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人依旧瞧不起他，还时常挤兑他，使得他更加郁郁寡欢。他甚至在心里嘀咕，“原来读书也并不能改变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陈友谅似乎找到了另外一条可以让别人尊重自己的道路。

    陈友谅不断告诉自己，只要爬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爬到最高的顶点，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人肯定会对他点头哈腰。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部队。后来，徐寿辉率领的“红巾军”一举攻取了罗田县城；接着，打败了元朝的威顺王宽彻普化，攻占了圻州和黄州，并在水陆要冲之地圻水(今浠水)建都，国号“天完”，定年号为“治平”。同时，徐寿辉任命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陈友谅为元帅簿书椽。没过多久，徐寿辉又在圻水县城附近的清泉师太殿上称皇帝即位。徐寿辉创建政权后，还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由此看来，陈友谅参加起义的动机与那些贫苦农民大有不同。他的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忠义和忠诚并不存在。在他看来，有了权力和地位，就有了做人的尊严，就再也不用受别人的藐视。

    由于陈友谅很有才华，再加上他略有计谋，很快便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和器重。在陈友谅所学习的知识中，四书五经似乎都没那么重要，他掌握最好的就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倪文俊也正是欣赏他这一点。殊不知，倪文俊这是在引狼入室，未曾想陈友谅居然会把这招用在他身上。终于有一天，陈友谅杀掉了倪文俊。接下来，陈友谅的目标就是除掉徐寿辉。但之前要先解决掉他那些明教“兄弟”，第一个就是赵普胜。

    当时，长江以南只有陈友谅部最强。朱元璋攻取太平后，与他为邻。陈友谅攻陷元池州，朱元璋派常遇春率军前去攻打陈友谅，夺取池州。赵普胜是有名的骁将，号称“双刀赵”，开始与俞通海等驻扎巢湖，一起归附朱元璋，后来叛归徐寿辉。这时他正为陈友谅驻守安庆，多次引兵争夺池州、太平，到处抢掠。朱元璋为此担忧不已，于是引诱赵普胜的食客，让他潜入陈友谅军中去离间赵普胜。赵普胜没有发觉，见到陈友谅的使者总是诉说自己的功劳，觉得自己有恩于陈，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陈友谅由此怀恨心中，怀疑他要背叛自己，就以图谋不轨的名义杀掉了赵普胜。

    聪明的丁普郎和傅友德见情形不对，就趁机逃到朱元璋那里当差。而此时的徐寿辉，手下的确没几个人可靠的人了，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已经是陈友谅手中的一枚棋子。徐寿辉在陈友谅的挟持下，对朱元璋发起了进攻。做这样的傀儡皇帝，让徐寿辉觉得生不如死。但他又不想就这样死，于是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希望能够活下去，等待翻身的那一天。没成想陈友谅属于那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人，徐寿辉还是没能逃出陈友谅的手掌心。

    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仓促从汉阳出发，临时驻扎在江州。江州是陈友谅管辖的地方，他命令士兵埋伏在城外，然后将徐寿辉迎入城中，马上紧闭城门，将徐寿辉所部全部消灭。随即以江州为都，挟奉徐寿辉居于此地，而陈友谅则自称汉王，设置王府官属。然后，挟持徐寿辉东下，进攻太平。但太平城坚不可摧，于是陈友谅军便利用大型船只靠近西南城墙，士兵们顺着船尾爬过矮墙进入城内，攻克太平城。此后，陈友谅便愈加骄狂。

    陈友谅部进驻采石矶后，他派遣部将假装到徐寿辉面前陈述事情，趁机安排壮士用铁器击碎徐寿辉的脑袋。徐寿辉一死，陈友谅便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太师邹普胜以下都是以前的旧官。陈友谅即位之日，正巧遇上大风大雨，群臣们都排列在沙岸上向他道贺。陈友谅性情向来强硬而多疑，喜欢以权术控制部下。那时的他已自称皇帝，而且尽占江西、湖广之地。朱元璋担心陈友谅与张士诚联合，于是想要设计对付陈友谅。

    诚然，要对付这样一个难对付的人，君子的做法是不行的，守规矩也是不行的，能够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看来只有朱元璋了。此时的陈友谅，已经彻底控制了天完国，再加上他的兵比朱元璋多，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水军。当时，陈友谅占据了湖北、江西，也就是说，他占据了长江上游，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是下游。因为他们正好在水路上，水战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这也是朱元璋一再挂免战牌的缘由。在没想好绝妙的对策之前，朱元璋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为了对抗陈友谅，朱元璋失眠了几天几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他考虑到自己的水军比不上陈友谅，硬碰硬就是找死。于是他决定把陈友谅引诱到岸上，引他进入预定的地点，再设伏攻打他。为此，为了做到更完美，朱元璋还分析了陈友谅水军的进攻方向，并判定陈友谅的水军必定会经过长江，再进入秦淮河，最后直抵南京城墙之下。而在这条水路上，战船唯一的阻碍是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叉江上的一座木制桥，这座桥的名字叫“江东桥”。如果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的军队将会直接面对汉军的可怕舰队。所以，千万不能让陈友谅走这条路，考虑再三之后，朱元璋为汉军选定的墓地是龙湾。因为龙湾有一大片开阔地，只要汉军到此地，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岸。而到那时候，朱元璋的军队就可以利用那儿的石灰山作屏蔽，随时在后面突袭陈友谅的军队，这里被认为是最好的伏击点。

    心动不如行动，朱元璋召集了他的高级将领们，这些人都是曾经和他一起从濠州打到应天的伙伴们，他们一个个身经百战、百战百胜，朱元璋对他们很是信任。在这些将领面前，朱元璋带着自信的表情宣布了他的计划。这时候，徐达发出质疑：“如果陈友谅军不攻占龙湾，而直接从秦淮河攻击应天，那这个计划是不是就泡汤了呢？陈友谅带领的是水军，必定会走水路，他又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优势，去和咱们打毫无把握的陆地战呢？”朱元璋听完，脸上浮现出一丝狡笑，指着将领中的一个人说道：“这个事情就要靠你了。”他说的这个人名叫康茂才，原来是陈友谅的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两面派”，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棋子。

    这时候的陈友谅，正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看到所有的文武百官在他面前低头，乖乖聆听他的训示，陈友谅心里甭提有多满足了。也就是在那一刻，他才觉得弥补了年轻时所受的所有屈辱。他告诉自己，如今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夺取应天指日可待，朱元璋也将会很快消失在世界上，这片大地上的百姓都将归他所管，成为他的臣民。

    至正二十年（1360年）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徐寿辉过“头七”那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秦淮河一路进攻，很快就到达了江东桥。做梦都想成功的陈友谅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亲自登上岸，在夜色中轻声叫出了联络的暗号，可是叫了好久，无人回应他。陈友谅的心有点不安了，又试探着叫了几声，还是没人作答，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也就在这时候，陈友谅得到手下人传来的消息，弟弟陈友仁已率领一万多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此地的军队，正等待大军的到来。

    果然如朱元璋的所料，陈友谅真的放弃了在江东桥进攻的企图，因为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为了不出任何差错，他肯定会选择稳妥的进攻方法。此举让朱元璋更加自信了，在确定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后，朱元璋摇动了手中的红旗。这时候，隐藏在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不同的地方冲出来。但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地盯着陈友谅的军队，等待朱元璋发出进攻信号。

    那个夜晚，出现了可怕的宁静，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宁静。朱元璋的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等人的率领下，对汉军展开了疯狂的攻击，骑兵纵横，所向披靡。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陈友谅的军队早已经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一个个奔向自己的船只。殊不知这一刻正是退潮之时，船只搁浅，大多数汉军只能跳入长江逃生。看着眼前这一幕，陈友谅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一时间想不到挽救的办法，只能跟其他士兵一样，拖着狼狈不堪的身子落荒而逃，一路逃到九江。

    朱元璋率领军队乘胜追击，以求扩大战果。果然一切都如他所愿，他夺回了安庆、太平，又继续取得了信州、袁州（今江西宜春）等地。而陈友谅自应天之战惨败后，却每况愈下，一直在做无谓的反抗。在朱元璋的一次次逼迫下，陈友谅终于忍无可忍，决定跟朱元璋决一死战。于是，陈友谅率领60万大军，围攻南昌85天。等朱元璋的军队一到江东，就在鄱阳湖开始了激战，这次大战持续了整整36天。最后，陈友谅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死于乱箭之下，“汉国”土崩瓦解也成为历史的一个必然。

    下一个目标，张士诚

    在解决了陈友谅的问题后，朱元璋紧接着向比他更富有的张士诚发起了进攻。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张士诚在挑事儿，视朱元璋为死敌，这让朱元璋始终想不明白，自己也没怎么招惹对方，怎么就把他当成最大的敌人呢？现在，陈友谅已经完了，也是时候解决他和张士诚之间的“恩怨”了。

    张士诚，小名张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亭民”之家，身下有三个弟弟，分别叫张士义、张士德和张士信。他们都是以撑船运盐为生。少年时的张士诚，为人仗义疏财，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当地的人们对他的印象很不错。但是，由于他们身份过于低微，张士诚他们一群人总是被那些富人欺负、凌辱。

    其中有一个叫丘义的弓箭手，见当地人总是袒护张士诚，于是找各种茬儿加倍欺负他。张士诚对此十分恼火，直到忍无可忍，他便秘密联络了他的弟弟们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一起杀死了丘义，并消灭了那些曾经欺侮过他们的富家子弟。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又放大火把他们的房屋烧了个干干净净。之后，他们便进入邻郡，招集诸多青年壮士起兵。当时，在盐场干活的盐丁们正因工作太苦太累发牢骚，灵机一动，共同推举张士诚为首领，很快便攻下了泰州。高邮府的知府李齐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物，先是招降了张士诚，后来又借机会叛逃了出去。但是区区几个人的叛逃，并没有让张士诚停止行动，他又率领手下的人杀掉了行省参政赵琏，同时攻取了兴化，在德胜湖(江苏兴化附近)集结，此时的张士诚部下已有万余人。后来，张士诚又以牙还牙，用欺骗的手段杀死了李齐，偷袭占据了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这一年是至正十三年(1353年)。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张士诚不费吹灰之力攻陷平江(今江苏苏州市)，紧接着又攻陷湖州、松江及常州等路(均属江苏)。正好在同一年，朱元璋也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派遣大臣杨宪向张士诚示好，并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张士诚。张士诚收到朱元璋的书信后，非但没有以礼相待，反而扣住了杨宪，也不回信给朱元璋。后来，他竟然派遣水军偷偷进攻镇江，结果在龙潭被徐达击败了，这下可算是跟朱元璋结下了梁子。于是，朱元璋派徐达和汤和两位大臣攻打常州，张士诚派兵来援救，没想到再一次败在徐达手里。被逼无奈之下，张士诚才写信求和，请求每年送给明军粮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朱元璋回信给他，限令他速速放回杨宪，每年只要送五十万石粮食就行了，黄金、白金统统不要。张士诚看完信之后，又不搭理朱元璋了。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难道是在等朱元璋的亲自造访吗？

    第二年，朱元璋又派徐达率兵攻下宜兴，然后进攻常熟。张士诚委派自己的弟弟张士德迎战，没想到大败而归，被朱元璋的人马活捉。张士德，小名叫九六，善于打仗，有谋略，浙西地区都是他打下来的。张士德被捉住后，张士诚十分郁闷。朱元璋想留着张士德来招降张士诚，可是狡猾的张士德却派人偷偷给张士诚送信，叫他投降元朝。张士诚居然很听弟弟的话，立即请求向元军投降。为此，元朝廷封张士诚为太尉，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按级别封了官。

    张士德被押送到金陵（南京）以后，拒绝进食，最后饿死。张士诚虽然不再称王，但是，仍然和以前一样拥有武装和土地。张士诚还派史文炳偷袭元军，并占据了杭州。由于他表面上还会为元朝廷做一些送粮之类的事，能够得到元顺帝的赏赐，他便更加骄横，让他的部下歌功颂德，要求元朝廷封他为王，但元朝廷没有答应。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张士诚又自立为吴王，尊他的母亲曹氏为王太妃，按照王的身份地位设置属官，在城里另外建造了府第。那时，张士诚占据的地盘，南到绍兴，北超过徐州，到达济宁的金沟，西边占据汝宁府(河南汝南县)、颍州(安徽阜阳)、濠州(安徽凤阳东北)、泗州(江苏盱眙)，东边直到大海，纵横两千余里，带甲的将士数十万。他的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成为他的心腹，以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以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等人为智囊团，以元朝的学士陈基、右丞饶介掌管秘书工作。他还喜欢招揽宾客，所赠送的车马、居室、家具之类很多，那些侨居在杭州和当地贫穷无依靠的人们都争着来投靠他。

    其实说起张士诚的为人，虽然他外表看起来迟重寡言，貌似有大气量，但事实上却无深谋远虑。当时，朱元璋的营地就在张士诚的旁边，可以称得上左邻右舍。在那几年里，张士诚一直对朱元璋虎视眈眈，不止一次派兵进攻常州、江阴、建德、长兴、诸全，但都没能随他愿望，只好灰溜溜地退回。而朱元璋也不让自己闲着，兵分三路，派邵荣攻打湖州，又派胡大海攻打绍兴，还派常遇春攻打杭州，但也跟张士诚的结果一样，终究没能达成愿望。

    就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相持不下的时候，运气不好的廖永安却被张士诚俘虏，谢再兴也随后叛变并投靠了张士诚。面对这样的局势，朱元璋心有余力不足，只好把张士诚的事暂时搁置一旁，这些恩怨朱元璋一直记在心上。可怕的敌人陈友谅果然阴狠，居然想到借张士诚之手攻打朱元璋，这是朱元璋自己也没能预料到的事情。但是，张士诚也不是好惹的，虽然表面上答应了陈友谅，到最后也没有配合陈友谅的行动。等到朱元璋顺利攻下武昌，消灭了陈友谅之后，就率领军队回到了南京。还没等喘口气儿，朱元璋又命令徐达等人谋划攻取淮东地区，先后打下泰州、通州(江苏南通)，包围了高邮。这时候，张士诚派水军从长江逆流而上，顺利救下高邮。朱元璋不肯示弱，第二天又亲自率领军队击退了张士诚的水军，但还是没能活捉张士诚。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九月，朱元璋一直在养精蓄锐，希望可以一次拿下张士诚，以报曾经的恩恩怨怨。随后，他便封徐达为大将军，封常遇春为副将军，并率二十万精兵，想要集中主力，一举拿下张士诚。一向诡计多端的朱元璋，依然不按套路出牌，他告诉两位将军先不要攻打苏州，而是直击湖州。他们二人按照朱元璋的计谋行使，徐达等率诸将发兵龙江，又调遣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则赴嘉兴，就是为了牵制张士诚的兵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东吴的左右膀臂皆失，平江(今苏州)成为一座孤城，面临南西北三面被围之势。就这样一直打了十个月，才最终攻克成功。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七月，张士诚见城中的粮食一天天减少，眼看就要断粮了。他本性善良，做不得杀人为食的恶事。他告诉自己，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说到做到，他立即率绰号“十条龙”的上万亲军，冒险想要冲出重围。可是出城后，看见城左西吴兵队阵如此严整，当即就有点心虚，很快退了回来。于是，他又临时改变策略，带着军队转至舟门，向常遇春营垒杀去。这下他可是遇到了“克星”，因为常遇春是一位有勇有谋的百战良将，挥兵直前，与东吴兵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就在这时候，猛将王弼又从另一条路绕出，夹击东吴兵，把张士诚的万余护卫精兵都困在了沙盆潭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张士诚才从潭水逃出，再一次狼狈不堪地回到城中。

    半个月以后，张士诚休养得差不多了，再一次咬咬牙，亲自率兵从胥门冲出。经历过多次的生生死死，张士诚不再惧怕，而是以一种玩命的心理跟敌军交战。或许是张士诚军队的气势吓住了常遇春，让常遇春的人马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时候，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居然站在高高的城头上大喊：“兵将们打累了，可以歇息了！”于是马上鸣金收兵。还没等张士诚等人反应过来，常遇春趁他们分心之际，又重新振作，掉头回击，把东吴兵打得大败。

    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张士信居然跟没事人一样，在大城楼举行盛宴，在里面遍摆了银椅，与亲信左右饮美酒、食佳肴。风度是大将的，计策是无脑的。就在他们饮酒作乐、忘乎所以的时候，有一位仆从进献了他一个大水蜜桃，张士信欣赏了许久，刚要准备吃。突然间，城下发巨炮，正好打中了张士信的脑袋，与桃汁一起四溅飞迸。张士诚再次兵败，这一次他失去了一个亲弟弟。此时的张士诚满是仇恨，立即指挥城中的兵将誓死抵抗，也杀伤了不少西吴兵马。十月间，徐达终于放开手脚，开始了总攻，百道攻城，东吴军人力、体力不支，平江城终于沦陷了。

    张士诚在府邸中闻城溃，对其妻刘氏说：“我兵败且死，你怎么办？”刘氏良德妇人，冷静答道：“君勿忧，妾必不负君。”说完这句话，她怀抱两个幼子，在齐云楼下积柴薪，与张士诚诸妾登楼，自缢前令人纵火焚楼。

    时值日暮，曾经的大英雄张士诚，这一次真是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望着齐云楼的大火，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反省。突然间，他似乎有了上吊自尽的举动。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旧将赵世雄跑上前去把他解救下来，号哭劝道：“九四英雄，还怕不保一命吗！”紧接着，他的另外一些旧将，如李伯升、潘元绍等人也纷纷劝他归降朱元璋，可是他始终闭目不答。无奈之下，徐达便请张士诚上船，决定由水路先押送他去应天府。在此期间，张士诚一直坚卧舟中不肯吃东西。就在他被押送应天府后的当夜，他趁人不注意，上吊自杀了，终年四十七岁。昔日拥强兵占胜利时，张士诚内怀懦弱，坐失良机；当其被俘为虏时，辞无挠屈，绝粒自尽，也不失为一大丈夫。

    开国名臣徐达

    徐达，出生在一个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家庭。他面貌清癯、颧骨稍高，再加上一米九几的魁伟身材，在当时称得上是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自幼就酷爱武术的他，练得一身好功夫。在他幼年时，曾经和朱元璋一起放牛、玩耍，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亲眼目睹政治黑暗、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他的“济世之志”立即被点燃。

    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的好朋友朱元璋奉郭子兴之命回乡招兵，当时的朱元璋是郭子兴起义军中的一名小军官，徐达见朱元璋在短短的时间内混得还不错，于是欣然答应跟他一起参军，从此便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徐达投奔朱元璋之后，一直很敬业地做事，从不怠慢。徐达不仅作战勇猛，而且“时时以王霸之略进”，协助朱元璋收编了定远的好几支地主武装，并攻占了滁州（今安徽滁县）。徐达冲锋陷阵、威勇初露，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滁州粮草不继，朱元璋便邀徐达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攻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待成功攻打和州后，不知因为什么，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了矛盾，一气之下还下令抓走了孙德崖。孙德崖军也不甘示弱，决定以牙还牙，他们也抓走了朱元璋。在关键的时刻，徐达挺身而出，提出要去孙德崖军中去当人质，换回朱元璋，这才化解了这场矛盾。也正因为这件事，朱元璋对徐达十分感激，也更加信任他。

    郭子兴病逝那年，朱元璋执掌了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并进一步图谋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徐达则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朱元璋最看重的一员大将。此后，朱元璋统兵击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升任徐达为总兵官、大将军。紧接着，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最后，徐达被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领部队北伐，席卷中原，克复大都（今北京），终于如朱元璋所愿，完成了推翻元朝、统一北方的重任。

    徐达一向持重有谋、治军严明，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还要求自己的部下也要时刻听从号令和指挥，“令出不二”，而且一再警告自己的部下，不许他们骚扰百姓，有违令扰民，必戮以徇。不仅如此，他还提倡部下优待俘虏，以分化瓦解敌人。凡是俘获敌军将士和间谍密探者，他都“结以恩义，俾为己用”。所以，只要是他带兵出征，特别是在率军北伐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大军勘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的局面。

    作为一名杰出的将领，徐达不仅严以律己，还能与士卒们同甘共苦。在元末群雄并争之时，那些人一旦被封为将，手握重兵，就开始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徐达却从来不贪女色，也不贪图钱财。在南京的时候，徐达总是住一所低矮破旧的小屋，朱元璋看在眼里，几次提议给他换一间宽敞舒适的屋子，他都拒绝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哪里敢以家为计？”对此，朱元璋很是无奈，只好随他去了。

    每逢出征之时，但凡遇到军粮不够，士卒们吃不饱饭，徐达就总是委屈自己，好几日不喝水不吃饭，也不进营帐休息，士卒们一再劝他都无果。看到士卒们生病的生病，负伤的负伤，他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还前去探视，并想尽办法给予他们好的医药。这么多年来，徐达就是“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之功。尽管他劳苦功高、地位显赫，但他依然谦虚处世，从不居功自傲，这是让人们最为佩服的。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授他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并以其长女为燕王妃，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年来，徐达能够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不拉帮结派，也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淮西集团”的骨干是胡惟庸，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见徐达功劳大、威信也高，于是想要和徐达搞好关系。徐达看出他那点小心思，所以根本不理睬他。徐达心思缜密，又不想被朱元璋认为他故意挑唆，于是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当丞相”，朱元璋心里也有数，但也没表态。因为他一直本着“用人要疑，疑人要用”的原则，始终不肯错过任何一个对他有用的人。

    后来，胡惟庸因为谋反被杀害，朱元璋再次想起徐达对他的暗示，只说了三个字，“益重达”。尽管徐达对朱元璋一直都是忠心耿耿，但仍然未能消除朱元璋对他的疑心和猜忌。当时的给事中陈汶辉，在一个奏疏中曾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神道碑中，也承认自己曾因所谓“太阴数犯上将”的星象而“恶之”。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在政治上，徐达总是做到忠诚不二；在经济上，他也能做到不贪不占；在生活上，他也能做到十分检点，不出任何纰漏，不让朱元璋抓住任何把柄，从而避免了“走狗烹”的厄运。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修建功臣庙，并亲自确定了各位开国功臣的位次，徐达位居第一，依次是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李善长、汪广洋等人。徐达之所以能够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第一功臣，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是朱元璋的同乡、少年时代的好玩伴，最重要的是他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洪武十八年二月，多年的戎马生涯，长期的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一天天虚弱，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后病逝于北平（今北京），享年五十四岁。朱元璋念他战功赫赫，便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谥“武宁”，赐葬于南京钟山之阴，还亲自为他撰写了神道碑，并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

    “贤内助”马皇后

    历史的烙印无处不在，但凡懂点历史的人肯定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她们都是历史上杰出的“贤内助”。有史以来，有着特殊身份的人，身后是否拥有一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知大局、懂谦让的睿智女子为妻，显得极为重要，验证了那句“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马氏，又名秀英，宿州(今安徽宿县)人。祖上曾是当地的富户，父亲马公，性格刚强，见有为不义者，视之若仇雠。正因为父亲无节制的仗义好施，家业日日穷困起来。母亲郑媪，在生下马氏不久就因病去世了。马公没有儿子，秀英从小又失去了母爱，为了让她加倍得到父爱，马公视她为“掌上明珠”。秀英自幼聪明可爱，擅长作诗和绘画，尤其擅长史书。在性格方面，果然女儿随父，秀英的性格跟她的父亲一样很是倔强。按当时的习俗，妇女到一定年龄都要被缠足。可是，无论人们无论怎么劝说她，她都坚决不缠，这也是人们称她为“马大脚”的缘由。

    后来，秀英的父亲马公因为杀人避仇，就带着女儿逃到了定远，投奔了郭子兴，也是在这时候，他们二人结为刎颈之交。郭子兴揭竿起义时，马公回宿州策划起兵响应，回去不久后就死了。短短的时日，郭子兴失去了一个生死之交，为此他十分悲痛，便将秀英收为养女。看到眼前这个孤儿，郭子兴生了怜悯之心，对她更加疼爱，视她如亲生女儿。等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之后，郭子兴见他英勇善战，深受器重。没过多久，郭子兴就将这个“善承人意”、“知书精女红”的养女许配给了朱元璋。从此，秀英就同朱元璋患难与共，尽力当好“贤内助”的角色。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册封马氏为皇后，那年她36岁。从此，马氏就以皇后之尊倍加留心政事。她不仅关心黎民百姓的生活，也以国士之礼对待臣下，与朱元璋同一条心，以巩固大明王朝长治久安。当时的她，虽然身居高位，但仍然保持着节俭朴实的好作风。之所以说马皇后是“贤内助”楷模，正是由于她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一直忧勤相济，成为朱元璋的得力助手。

    马皇后不仅是家庭生活的“贤内助”，也是辅助事业的“贤内助”。由于朱元璋的雄才大略，使得他很快在濠州红巾军中崭露头角。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自然会招风”。他的大作为自然免不了遭人侧目，就连赏识他多年的郭子兴也对他有了疑忌。诸将出征，掳获的物品都会贡奉郭子兴。而朱元璋却从不猎取私财，自然无从贡奉，这便引起了郭子兴的不悦。马皇后看到此情形，就把自家财产送给养父郭子兴的妾室张夫人，聊天之余，请她在养父面前给干女婿说点好话，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

    还有一次，朱元璋犯了军规，郭子兴便毫不留情地将他关了禁闭，并下令不许给他水喝，也不许给饭吃。马皇后心疼丈夫，就在家烙好了饼，放怀中偷偷给朱元璋送去，回到家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肤都烫焦了，这样深厚的夫妻感情怎能不让人感动？在平日里，马皇后对朱元璋的生活关照更是不必多说了。当时因为战乱，缺乏食粮，马皇后就在家省吃俭用，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丈夫，只希望丈夫不要因为这个分了心。而她自己呢？只能偷偷饿肚子，有时候半夜都会被饿醒，这些事朱元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朱橚，是朱元璋的第5个儿子，性格放荡不羁，老惹是生非。长大后，朱元璋把他封到开封做了周王。尽管如此，马皇后还是对他不放心，周王临走时，她便派江贵妃前往监督并照顾周王。此外，她还把自己身上的旧布衣脱下来交给江贵妃，并赐她一杆木杖，一再嘱咐：“到了开封，如果周王有任何过错，就可以披衣杖责；如果他不肯遵命，胆敢违抗，就驰报朝廷。”从那以后，每当周王看到慈母的那件布衣，便心生出敬畏之情，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对待子女，马皇后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以严为爱”。对宁国公主、安庆公主等人，马皇后从不遵循“女儿富养”这一说法，而是一再要求她们勤劳俭朴，不能无功受禄。对待朱元璋的养子沐英、李文忠等人，马皇后也不顾忌“儿子穷养”的说法，而是细心照顾，视为己出。马皇后的种种举止，让朱元璋只有感动。

    但是，马皇后也不是毫无原则，什么事情都要亲自管。她心思缜密，做任何事情都会把朱元璋放在第一位，不会让大臣戳朱元璋“脊梁骨”，觉得她作为一个女人竟敢公然干政。因此，她从来不出面干预政事，只会处处留心朱元璋治政的得失，并采取“随事几谏”的方式，进行婉转的劝谏。她常常劝朱元璋一定要“亲贤务学”，朱元璋也一直在采纳。马皇后还关心民间疾苦，每逢遭遇灾荒，她便第一个带领宫人蔬食；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她就带领身边的人设麦饭野羹。朱元璋明白她的一番良苦用心，就告知她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又提出建议：“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朱元璋觉得她说得非常道理，于是在各地设立预备仓，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赈济之用。

    马皇后还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帮助朱元璋解决不少难题。一个人一旦做了皇帝，就很容易骄横霸道、蛮横刁钻，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在朝堂上处理政事，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勃然大怒，严厉指责大臣们。后来，马皇后看到了，当场不语，回到家中，便婉转地劝说朱元璋。因为她了解朱元璋的脾气，他一旦发怒，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斩杀大臣们。为了不酿成严重的后果，马皇后每次都会等朱元璋心情平静了，才会劝说他。经过马皇后的再三劝解，朱元璋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想起马皇后的告诫。为此，马皇后救了不少大臣的性命。

    当时，有一名封疆大吏名叫郭景祥。在担任和州知州的时候，不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揭发说：“郭景祥有一个儿子，曾经手持长枪要杀自己的父亲，肯定是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朱元璋听后大怒，当场就下令要处死这样的逆子。这时候马皇后不急不躁地说：“据调查，郭景祥只有一个儿子，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断了郭景祥的后代了，这样的传言也许并不可靠。”后来，朱元璋派人去调查，发现果然是一些人的谣言，要不是马皇后的劝说，郭家或许就真的家破人亡了。

    又有一次，宫中有几位侍者犯了罪，暴躁的朱元璋又动了杀念。每当关键时刻，马皇后就会出现。她命令先将这些犯罪的侍者全部移交司法机关，等候他们的处理结果。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回家就质问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马皇后一脸正经地说：“作为一国之君，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高兴或不悦，就给予一个人奖赏或惩罚。一个人生气时做的决定是不理智的，恐怕会给予过重的惩罚。为了不冤枉任何人，只有把他们交给司法机关，才能得到公正的判决。”朱元璋听到妻子这番话，心中为之一震，一时间心绪变得复杂起来。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当朱元璋要杀曾担任大都督的朱文正时，马皇后就劝告朱元璋，“他是你的亲侄子，曾经也立有大功，所以不能杀他”；当朱元璋要杀开国第三功臣李文忠时，她又劝告朱元璋，“他是你的亲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条性命吧”；当朱元璋要杀大文学家宋濂时，从未向丈夫下跪的马皇后跪下请求朱元璋，“他曾经是太子的老师，一日为师，百日为父，你作为帝王，更不能杀他”。马皇后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在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人，把他们一个个从朱元璋的屠刀下解救了出来，因为她比朱元璋更知道生命的可贵。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马皇后不知何故，患了重病。朱元璋为此食不知味、寝不能安，派人四处寻访名医。一直身体很好的她，如果能找到高明的医生，对症下药，或许有希望治好她的病。可是，她又担心，万一服药之后无效，朱元璋肯定会在一怒之下诛杀医生。于是，她告诉丈夫一句话：“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就这样，她一直不肯就医，直至病重死亡。马皇后的言行举止，不愧是“贤内助”的楷模和典范，是“母仪天下”中的佼佼者。

    “神算子”刘伯温

    刘伯温，又名刘基，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文成县）人，所有熟知他的人都称他刘青田。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谋臣之一，也是民间传说中神机妙算的亮点人物，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诸葛亮“转世”。自幼天资聪明、天赋极高的他，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之书样样精通。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术数之类，他更是潜心研究，颇有一番见解。他的记忆力更是惊人，“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境界，大概说的就是他吧。不仅如此，他的文笔也十分精彩，所写文章更是非同凡俗。在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顺利考中了秀才。父母为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自豪不已，同乡的人们也甚是羡慕他，并称他为“神童”。

    泰定元年（1324年），刘伯温刚刚14岁，他的父亲就送他去处州(今浙江丽水)读书。第二天，他就跟着老师学习《春秋经》。因为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成人读起来都有点难度，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更不用说，肯定是难上加难。刚开始，老师只是让孩子们捧书诵读，先不解释其含义。没想到刘伯温默读了两遍就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言前人所未言。老师很是惊讶，以为他曾经接触过一些，于是又考了他其他几段文字，刘伯温依然都能过目而懂其意。一时间，让老师心生佩服，并称赞他真的是一个奇才，将来一定不是平庸之辈。厚厚的一部《春秋经》，刘伯温没多久就学完了。

    泰定四年（1327年），刘伯温17岁了，也已经离开了处州，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有一次，老师去拜访刘伯温的父亲，一再赞扬说：“肯定是您的祖先曾经积德深厚，这才降福于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有才华，将来一定能光耀门楣。”刘伯温也没辜负老师对他的期望，一直坚持学习，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是有特殊的爱好，还潜心钻研，直到揣摩出其意为止。一次偶然的机会，刘伯温又得知歙县南乡的六甲覆船山有一本六甲天书，好奇心强的他便探秘覆船山（主峰搁船尖），在那里找到了一本《奇门遁甲》的书籍，为此他还结识了一大批明教圣者，每天在一起互相探讨知识。虚心好学的刘伯温就是在这里掌握了丰富的奇门斗数知识，回到故乡后就因此出了名，人们都称赞他有魏征、诸葛孔明之才能。

    元统元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赶京城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当时的他，正赶上兵荒马乱的岁月，战火连绵不断，刘伯温不得不在家呆了三年。三年后，他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任职以来，他都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做出了政绩。有一次，他忙完公务得空了，准备深入乡间，体察民情，未曾想到居然真的有收获。在高安县，他发现有一些豪绅地主竟然勾结贪官污吏，不仅骗人钱财、夺人妻女、杀人害命，简直是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当地的百姓看到刘伯温来探民情，就犹如看见了“救命稻草”，把所有的悲惨遭遇统统哭诉给刘伯温听。在倾听完百姓的哭诉后，刘伯温义愤填膺，决心一定要为民除害。经过他几天几夜的明察暗访，终于掌握了真凭实据，对那几个豪强恶霸给予了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自此，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就有了好转。正是因为刘伯温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爱戴。

    在刘伯温中进士后不久，他由江西高安县丞，晋升为元帅府都事。但是，运气一向很佳的他，自从当了元帅府都事，开始经受各种挫败。在朝堂上，他的建议总是得不到朝廷的采纳，他的才能受到朝廷的各种压制。为此，刘伯温失望透顶，先后三次愤然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在刘伯温隐居青田期间，他依然潜心著述。

    后来，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看中了刘伯温的才能，两次向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发出邀请，希望刘伯温能够出山，助他一臂之力。刘伯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出山辅助朱元璋，希望通过帮助朱元璋打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加入，更是大喜不已，从此将刘伯温视为自己的心腹和军师。刘伯温出山之后，忠心耿耿地为朱元璋效力，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并为朱元璋制订了“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北向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而朱元璋正是得到刘伯温的精心辅佐，事业才如虎添翼。

    洪武三年(1370年)，刘伯温一路高升，又被朱元璋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并授予“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称号，赐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待遇实属不错。至此，刘伯温可谓是事业家庭双丰收。但是作为一代军师，他总是料事如神。他知道，自己平日里疾恶如仇，肯定得罪了不少同僚和权贵，同时也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被打入低谷。因此，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就毅然选择了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继续回青田隐居。很快，刘伯温在青田又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每天钻研诗书，日子过得也算安逸。但是他的智慧和才能实在太高，名声也实在太大了，难免不引起诸位大臣的嫉妒和朱元璋的猜疑。

    洪武六年(1373年)，刘伯温的死敌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为了打压刘伯温，坏心思的他居然指使别人诬告刘伯温，说他想霸占一块名叫“茗洋”的“有王气”的土地，做自己的坟墓，意图实属不轨。这件事让朱元璋知道了，早就对刘伯温放心不下的他，听到诬告后居然信以为真，立即剥夺了刘伯温的封禄。刘伯温对此惶恐之极，于是亲自上南京向朱元璋谢罪，并执意留在南京，不敢再回来。可是胡惟庸还是不肯善罢甘休，一直没完没了找刘伯温的麻烦，这让刘伯温更加忧虑，终于一病不起。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得知刘伯温重病，念在他曾经辅佐自己打过天下，于是派使者护送重病缠身的刘伯温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没过多久，刘伯温就在家郁郁而死，当年他65岁。有人说，刘伯温在南京的时候，胡惟庸曾派太医为刘伯温诊病送药，但是刘伯温吃了他的药后，病情加剧了。因此，当时人们都怀疑刘伯温是胡惟庸下毒致死的。就在刘伯温死后139年，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他又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成。因为刘伯温的故乡是文成县，因此后人又称他刘文成。

    废除相权，皇帝揽权

    自古以来，中国的历代皇帝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运筹进止，都必须听命于皇帝，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延续到现代，仍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因为朝政事务繁多，什么都要依靠皇帝一人，即便是有“分身术”，也是应付不过来的。因此，自秦汉以来，历代的中央都会设有丞相一官，负责处理各种政务，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同时，中央还设有直接掌管军事的官员或机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替皇帝排忧解难。

    明朝建立初期，疆域辽阔，必须建立一套高效有力的中央集权机构，才能够真正做到国家的集中统一。因此，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首先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改相国为丞相，属于正一品官职。这样一来，明朝开国大臣李善长、徐达就顺其自然成为左右丞相了。在丞相之下，朱元璋又设有从一品的平章政事、正二品的左右丞、从二品的参知政事，专门负责中央政事。朱元璋对中书省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在中书省的人员安排上，也的确花费了不少心思。以中书省统领百官，总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可谓是位高权重。这对于权利欲望极强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政权不稳的心头大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定会费尽心思去扫除一切障碍。

    洪武三年（1370年），在一次朝会上，儒生严礼上书提道，“臣民上书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殊不知，这恰恰刺激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于是，他借着与大臣们讨论元朝兴亡教训之际，告诉他们说：“元朝之所以能得天下，都要归功于元世祖的雄才大略和居功奇伟。而元朝之所以丢了天下，却正是委任‘权臣导致上下蒙蔽’的结果，严礼所说的‘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正是元朝的大弊，怎么能够效仿他们呢？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能承揽政事，大臣们就会独断专权。如今是明朝创业之初，只有做到‘使下情通于上’，才能使得朝廷更好地体察民情。”听完这番长谈，大臣们都明白，朱元璋这是在借此话告诫他们，希望他们收敛一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可是，结果却并不像朱元璋想的那样。

    杨宪，是太原阳曲(今山西太原)人。因为颇有才华，被称为“才子”，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因为他办事干练，后来成为了朱元璋的亲信。但是，这个人行为有些放荡不羁、目中无人、自私自利，处处与李善长作对。朱元璋虽然器重杨宪，但是在他眼中，李善长更有智慧，更有谋略，又通晓法家，很多预计的事情都被他一语说中，所以他觉得李善长比杨宪强太多。由于杨宪和刘伯温都属“浙东集团”，“淮西集团”不太放心杨宪，担心如果有一天他成为丞相，他们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他们商量好一起攻击并诽谤杨宪。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杨宪被朱元璋所杀。

    汪广洋，是江苏高邮人。朱元璋曾称赞其“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并将他比作汉朝时的张良、三国时的诸葛亮。他曾经和杨宪同年当上参知政事，后来被擢升为左丞相，与右丞相的杨宪一直不对付。因为屡次遭到杨宪的诋毁，而被朱元璋免去职位，迁徙海南。杨宪被杀的那一年，汪广洋又再次被召还入朝。第二年，李善长因病返乡养老，汪广洋便接替了他的职位，以右丞相的身份执掌中书省大权。好景总是不长，胡惟庸又出来“凑热闹”，因为他觊觎汪广洋的位子已有一段时日。于是，胡惟庸又凭借一张巧嘴在朱元璋面前弹劾汪广洋，说他无所建树，整天饮酒作乐，无所事事，实在不配做丞相。两年后，汪广洋就被左迁广东参政。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洪武三年，他任中书平章政事，第二年擢升为右丞相，后来又取代汪广洋成为左丞相，惦记了许久的位子终于如愿到手。真可谓人走茶凉，汪广洋被左迁到广东后，胡惟庸便当上了左丞相，掌握了中书省的大权。说来胡惟庸也真是有点儿本事，仅仅三年的时间，他就爬到了如此高的位子，真是神速。这也体现了胡惟庸在官场上随机应变的能力。

    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按照税粮的多少，将全国的府分为三等：税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从三品；税粮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正四品；税粮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从四品。府之下为县，依税粮十万石以上、十万石以下、三万石以下的不同而分上中下等。在府县之间的行政单位还有州，地域大的作为省的直隶州，长官为知州，地位与知府相近；地域小的与县相近，为府的下属。州县作为直接管理人民的地方政治机构，被称为“亲民之官”。各府州县负责本辖区的民风教化、赋税徭役、刑狱诉讼之事。这样一来，朱元璋把元朝的路、府、州、县四级简化为府、州、县三级制了，使得朝廷的政令下达减少了一个层次，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指挥起来更方便、更灵活了。

    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又升任左丞相，当上了中书省的“一把手”。经历了那么多官场明争暗斗的朱元璋，也绝非等闲之辈。他的芥蒂始终未曾消除，胡惟庸当上左丞相没多久，就召回了汪广洋，做了右丞相。为什么非要两个性格不合的人在一起共事，其目的就是瓜分胡惟庸的权利。但是，汪广洋并未像朱元璋想象的那样，想尽招数去为难胡惟庸。遭受几次陷害的他反而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整天和宾客们饮酒作诗，大权依然被胡惟庸独揽。如此一来，中书省的权力愈发强大，和朱元璋的矛盾冲突自然也愈来愈严重，甚至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洪武十三年（1380年），战争终于爆发了，“胡惟庸案”消灭了与朱元璋争权夺利的“淮西集团”，胡惟庸以及一大批官员被诛杀了，这时候朱元璋的心才踏实了一些。于是他趁机撤销了中书省，权分六部，直接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从此，朱元璋行使着皇帝和丞相的职权，中央集权也从此达到了顶峰。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变更了中央官制，并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以便于加强控制。可以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

    朱元璋就是通过这样一套地方行政官制，不仅稳稳地控制了全国，也彻底改变了前朝地方势力强大、不听中央朝廷政令的局面。此外，朱元璋还对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再也不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中央王朝的权力及皇权也都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还制定了“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的高度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开了我国历史上皇帝“独揽大权”的先河。

    锦衣卫和东、西厂

    在明朝，人们记忆最深刻的肯定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则更是有名。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和职能等都似懂非懂、不懂装懂，以至于在很多宫廷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等随便地搬来搬去。事实上，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锦衣卫、东厂、西厂设立的时间顺序，先说说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其前身是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来才被改为“亲军都尉府”。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一职务一般是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才有资格担任。因为这个职务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很少由太监来担任。

    锦衣卫的主要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看得出来，锦衣卫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传统意义上的“禁卫军”与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并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几乎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大汉将军”。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将军”，但也只是有名无权。这些所谓的“将军”每天只负责在殿中侍立，并替皇帝传达命令，兼做“保镖”的工作。说得更直白些，他们就是一个个矗立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人高马大、体格强壮、声音宏亮的人。从长相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实情的人还有震慑作用。既然如此，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什么呢？其实，起初他只是让锦衣卫卤簿仪仗，后来由于他大开杀戒、大肆屠戮诸多功臣，才觉得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实在不顺手，于是便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发挥了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

    锦衣卫的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开始于明朝，是皇帝在朝廷上杖责犯错的臣下实行的一种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运气不好，无意中触怒了皇帝，就会被加以廷杖。最接受不了的是，在行杖之前，那个人会被扒去官服，双手也被反绑着，被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当时的午门就是皇帝处置官员罪犯的行刑场地。这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的人呢？随着一声令下，硬邦邦的棍棒就恶狠狠地落在了他们的大腿和屁股上。为了不让受刑者出现意外，对行刑者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必须得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技艺纯熟的，能够准确掌握受刑人生死的人。

    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由于朱元璋看到了锦衣卫的种种弊端，便决定废除锦衣卫，下令焚毁了锦衣卫的所有刑具，所押囚犯统统交给刑部审理。同时，还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彻底废除了锦衣卫。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有明一代，锦衣卫便一直存在。

    再来说“东厂”，它是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它的设立者是明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并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对于即位不久的朱棣来说，巩固政权最为重要，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派用起来很是不便。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新机构。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过程中，发现这次起兵倒是一些宦官费了不少力，做了不少贡献（比如郑和）。所以，在他看来，还是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常年身处皇宫，派用起来也方便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东厂的任务就是负责侦缉和抓犯人。他们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到了嫌疑犯，也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的。但是到了明末，东厂发展还算不错，也有了自己的监狱。自此，东厂的侦缉范围开始变得更广。比如，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审问重犯，东厂都不会缺席，都要抽出空儿来去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按时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比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不肯放过，都要一一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得让东厂亲自过过目。东厂为何如此被器重呢？只因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又身处皇宫大院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由平级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东厂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力，以至于各级官员甚至朝中大员，都以能结交他们为幸事。而最先设立的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还要下跪行礼，这让他们着实有些费解。

    最后说“西厂”，它的全称是“西缉事厂”，是一个“短命”的特务机构，前后只有两任提督，分别是汪直和刘瑾。西厂的成立，真的只是一个偶然。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曾出现过一系列奇异事件，先是在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导致了西厂的诞生。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叫李子龙的“妖道”，他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还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明显不简单。他在朝中有很多亲信，在亲信的推荐下，他才有机会进入深宫。有人注意到，李子龙自进宫后，总是在万岁山等地转悠。没过多久，运气不好的他就被锦衣卫校尉发现有弑君的嫌疑，之后就被斩杀了。

    当时，年轻有为的明宪宗朱见深知道有人要暗杀他的事情后，总觉得他身边布满了杀机，以至于每天都担惊受怕、疑神疑鬼。他想尽了各种自保的办法，后来想到先了解宫外民臣的动向。于是，他命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挑选一些人，乔装成平民，然后出宫伺察。殊不知，这个乔装成平民的“侦查”活动，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成化十三年(1477年)，朱见深为了加强特务统治，便在东厂之外增设了西厂，并与东厂、锦衣卫合称为“厂卫”，其手中的权力超过了东厂。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探听消息，但自私自利的汪直为了能够升官发财，见孔就钻、无孔不钻，开始拼命构置大案、要案，办案的数量和速度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前景可谓是一片大好。对于普通百姓，他们的一言一行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进行处置，这让百姓怕极了西厂。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存活了5个月，就已经弄得朝野上下提心吊胆、人心惶惶。这时候，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集体上书，向明宪宗陈述西厂的危害以及汪直犯下的所有不法之事。朱见深收到奏章后，气急败坏之下撤销了西厂，这还不够过瘾，他还遣散了西厂的所有成员。

    但是，没有西厂的日子总是让朱见深觉得少了点什么。在这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奸臣，名叫戴缙，他的名字曾被《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他得知朱见深的心思后，便主动上书，吹捧汪直是个好人，而且很能干。朱见深听完非常高兴，又立刻恢复了西厂。掐指一算，发现西厂的废除与恢复只相隔了一个月的时间。

    西厂恢复后的五年中，汪直又领导手下人办了无数“大案”。在此期间，他依然死性不改，对曾经反对过他的朝臣，比如商辂、项忠等人都怀恨在心。终于在他的计谋下，将他们一个个铲除了。可以说，他当时的权势已经达到了极点。但也正应了那句俗话“物极必反”，汪直风光了这么些年，权力也一直在膨胀，他的种种行为再一次引起了朱见深的怀疑和警觉，开始慢慢削弱汪直的权力。成化二十年（1484年），汪直领兵失败了，朱见深一怒之下罢黜了他的职位，并把他赶出了京城，西厂也因为没有首领解散了。过了没多久，汪直便在失意中死去了。

    等到朱见深的孙子朱厚照即位后，大太监刘瑾手握大权，宦官的势力再度兴起，西厂也被再次恢复，并让太监谷大用当了首领。更让人觉得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由刘瑾一个人掌管，但是它们之间却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互相争权夺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他自己当领导，其职能与东、西厂没什么两样。一时间，明朝出现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天下开始骚动起来了。一直到刘瑾倒台的那一年，朱厚照才下令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就这样，西厂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在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胡蓝之狱，千古奇冤

    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历史上被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也是借这两个案件，大开杀戒。当时的他，本着“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将明初的诸位开国功臣屠戮殆尽。在他掀起的一次次反贪风暴中，虽然惩处了不少贪官，但也有不少无辜的人受牵连。

    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14年间，受株连被杀者足有45000余人。究竟是谁赐予的力量，让朱元璋能够如此不顾一切地去诛杀那些大臣们呢？可以说，正是因为他曾经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让他从那时起就下了“不整治官场不罢休”的决心。

    “胡蓝之狱”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胡蓝之狱”其实是由明初的两个功臣——胡惟庸和蓝玉所引发的震惊朝野的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受牵连的人数以万计，也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可是，朱元璋为何要如此大开杀戒呢？我们先从两大案件的主角胡惟庸、蓝玉说起。

    胡惟庸，是明朝第一个丞相李善长的亲戚。“胡惟庸案”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历史上所记载的“云奇告变”。早年的他，时常随朱元璋起兵，曾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经亲戚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他被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和信任。胡惟庸当了丞相后，他的狐狸尾巴就渐渐露出来了，不仅飞扬跋扈，而且还想独掌生杀大权。更过分的是，他竟敢私自偷看大臣们呈给皇帝的奏折，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奏折就偷偷藏起来不去上报。对于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经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这都不算什么大事，他还嚣张到在朝廷中培植私人势力、拉拢军界。比如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他们两个人曾经都受到过朱元璋的严厉谴责。后来他们便与胡惟庸密切往来，胡惟庸的队伍在一天天壮大，他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成立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璋知道此事后深感不安，深怕有一天会影响到自己的皇权，于是开始慢慢疏远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终于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斩杀了胡惟庸，并屠灭三族，就连其党羽也没能逃过，一共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以泄心中之愤。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赐死，家属也因此受到了连累，七十余人全部被斩杀了。还有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也因受孙子连累，全家都被贬到了四川，他自己也病死在途中。此案延续了10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大概有30000多人。

    再来说蓝玉，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率领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总共俘获七万七千余人，凯旋而归、风光无限。因其战功赫赫，后来被封为凉国公。看得出来，蓝玉的确是一个卓越的将领，也是洪武后期最重要的一位将领。他虽然没有胡惟庸那么阴险狡诈，但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说起蓝玉的为人，可以用十二个字概况：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北征之后，他曾在半夜毁喜峰关，引起朱元璋的强烈不满，这一次朱元璋忍了。后来，他又私自霸占元朝皇帝的妃子。他犯的这两件事都是大逆之事，是对皇帝的大不敬，这对于如此看重自己地位的朱元璋来说，蓝玉就是在挑战他的底线。可是没想到朱元璋还是再一次忍了。又有一次，朱元璋派他与冯胜、傅友德这两个大将去征战云南，等回来以后，冯胜、傅友德他们两个人都被封为太师，蓝玉自己却只是被封为太傅，蓝玉为此很不满意，觉得不公平，见人就怨声载道，朱元璋对此也不曾理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密谋谋反，早被锦衣卫指挥将领蒋献发觉，在严刑拷打之下终于立了案。蓝玉下狱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籍田时发动叛乱。随后，朱元璋便族诛蓝玉等人，并株连蔓引。不但蓝玉全家被杀，受此案株连被杀的高官，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共25000人。

    通过“胡惟庸案”，朱元璋达到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废除了丞相制。毫无疑问，如此肯定大大加强了皇权。加之“胡惟庸案”的发起者就是朱元璋自己，最终获益的肯定也是他。再加上“胡蓝之狱”受害牵连的侯伯大臣们，如果他们是真心想反，被抓的时候为什么又没有做反抗呢？殊不知，这都是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的最有力表现，比如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督府、削减中书省权力等等，都是朱元璋在为自己做事。当然，这对于没有安全感、疑心重重且生性残暴的朱元璋来说，大肆斩杀功臣也许是他当时想到的最干净利落的办法了吧。

    空印案与郭桓案

    明朝初期，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社会随之形成了一种腐败现象。社会腐败，遭殃的只有百姓。对于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比朱元璋更有体会。为了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这一切，朱元璋在政治领域策划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在经济领域实行了“空印案”和“郭桓案”，这些案件给人们的影响颇为深远。因为朱元璋始终相信，“风雨涤秽之后，将是一片朗朗晴空”。于是，他便有了与民更始的决定。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此案与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统称“洪武四大案”。要了解“空印案”，必须要先了解何为“空印”？所谓“空印”，说白了其实就是在空白的信笺或文册上预先盖上印章，在需要用的时候，再填写上具体详细的内容。这种预先盖好印章的信笺或文册，就被称之为“空印”。在元朝的时候，空印就已经存在了。洪武以后，相沿未改，也一直没有被朝廷明令禁止过。

    国有国规，明朝当然也有自己的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其中，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都要完全一致，必须分毫不差，才可以顺利结项。如果有一点儿对不上，一旦被查到，整本文册都要被驳回，并立即宣布作废，然后重新填报。除此之外，呈送人还要返回原地方，盖上原衙门的印章，这样才算有效。但是每次都要这样做，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于是，朝廷的官员们为了能够在实际运作中避免来来回回折腾，为了省事儿，在进京（南京）时就携带多份已经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省去了不少麻烦。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多久，“空印”的秘密事件就被朱元璋发现了。朱元璋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至高无上的皇权，竟然被人们如此不放在眼里，并一再认定这是官员们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必须要严惩不贷。于是，这位平日里缺少财政财务常识的皇帝便龙颜震怒，一声令下，要将全国13个布政司、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欺君”的罪名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鞭打一百大棍，充军或者流放远方。一时间，如同黑云压城，人们惊恐不已，即使是当时的丞相、御史也不敢前去进谏，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明朝属于一起重大的贪污案件。当年3月，经诸位御史们商讨策略，决定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徇私舞弊、处事不公。尤其是贪财的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暗地里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人勾结，合伙贪污，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的积蓄盗了个精光。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也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就这他还不肯收手，又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

    好景总是不长，纸里哪能包得住火呢？有人私下里把郭桓等人的不光彩之事汇报给了朱元璋。当即，朱元璋就下令逮捕了他们，并对他们十几个人进行了严刑拷问。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居然牵涉到了礼部尚书赵瑁等人。据刑部的人统计，发现那一群人除了侵吞大量的宝钞金银外，贪污的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可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是一致的。不用多说，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朱元璋更是火冒三丈，下令将赵瑁等人弃市，并处死了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计3万余人，追回赃粮700万石。由于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那些豪门大族。因此，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真不愧是明朝四大案之一。

    短短数月，朱元璋斩杀了不少贪官污吏。虽然他们不是枉死，甚至可以说死得理所应当，但那毕竟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朱元璋担心因为此案，会引起当地百姓的躁动不安。于是，他下诏要“大赦天下”，承诺对于此案绝对不再追究，紧接着又安抚了地方官僚和官吏，就这样结束了它的蔓延。但是，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朱元璋又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不少法律就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看得出他是动了真格的。经过朱元璋如此大张旗鼓的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倒真是少了许多，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些改变，朱元璋对自己的政绩很是满意，但是他还想做到更满意。

    “郭桓案”发生没多久，朱元璋为了更加有效地加强治贪方面的手段，又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并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且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在重典和防范的双重作用下，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的贪污行为，也因此保护了一大批的官吏。自此，汉语数字就被正式改成了大写，一直沿用到现在。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人类的一份反腐败的遗产，也是一个永远的警钟。

    大兴文字狱

    何为“文字狱”呢？每每提及这三个字时，人们禁不住就会问。所谓“文字狱”，亦称文祸、笔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因文字而罹祸，因文字而遭牢狱之灾，更有甚者还会遭到灭门之祸。静下心来仔细考究一番，不难发现，文字狱的“文字”，其实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的。

    很显然，“文字狱”的“文字”，不单单指文字。在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案件中，最为常见的“文字”便是诗。这类文字狱被称为“诗案”、“诗祸”，比如，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乌台诗案”。第二种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便成了文集，比如，清康熙年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字”，那就是史书。此类文字狱又被称为“史案”、“史祸”和“史狱”。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北魏崔浩”事件。

    此外，除了上述三类“文字”容易造成文字狱外，还有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很容易引起文字狱。明朝文字狱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着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特点以及思想文化根源的。

    明朝文字狱的兴起，一方面来讲，与封建统治帝王的自卑心理有着莫大的关系。先从朱元璋的出身说起，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身贫寒的帝王。他幼年家庭困难，生活经历也甚是坎坷不平。为了能够维持生活，他才选择了去寺庙里当和尚。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做过盗匪。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他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阶层。也正是这些谁都不愿意去回想的经历，使得朱元璋自幼就对那些处于社会上层、掌握文化知识的文人儒士有一种偏激的看法，觉得在他背后，总是有无数双歧视的眼睛在盯着他。因此，他养成了猜忌怀疑的自卑心态。而文字狱形成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因为被怀疑影射朱元璋的出身卑微而惹祸的。殊不知，这其实就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但当时的人们为了保命，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把所有的恨都咽肚子里。

    比如，曾经有一些官员，在进献的贺表里写到“作则”两个字。其实，这本来是一组很常用的词语，但朱元璋看见这俩字，立即就联想到“作贼”，认为官员们是在骂他，觉得他是盗贼出身、造反出身。除此之外，他还会从“生”联想到“僧”，从“取法”联想到“去发”，认为别人是在讽刺他曾经做过和尚……于是他跟疯了一样地大开杀戒，许多人也因此白白丢掉了脑袋。

    甚至还有一些文人雅士，因为作诗而无意间获罪于朱元璋。比如，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他在《宫女图》诗中写道：“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不料，这首诗无意中被朱元璋看到，他认为，那是在讽刺自己。于是，他借口高启替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将他腰斩于市。

    还有一个官员叫陈养浩，因作“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被朱元璋视为动摇军心，最后也难逃其咎被溺死在水里。甚至还有兖州知州卢熊，发现官方公文中老把“兖”字误印成“衮”字，于是上书朱元璋，请求更正。朱元璋看了奏章，很是不高兴。他认为，“秀才无理，便道我‘滚’哩”，将“衮”视为“滚”。没过多久，他就以结党营私的罪名杀了卢熊。

    更为无稽的是，就连死了上千年的“亚圣”孟子，也难逃朱元璋的文字之狱。有一次，朱元璋在读到“民贵”、“君轻”的诗句时，认为这是大不敬，就命人将孟子的神位扔出孔庙，要让他在死后也得不到赦免。紧接着，朱元璋又命人将《孟子》一书进行修订，并删节了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本。后来，由于掌管观天的人说天上的文曲星暗了，这又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才不得不将孟子的牌位重新送回了孔庙。

    明成祖永乐时期，因他兴“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这场军事政治斗争中，文人充当了重要角色，成祖即位后遂向曾经反对其篡位的文人举起了屠刀，比如方孝孺、练子宁、茅大芳等人的血案。纵观明朝文字狱之残酷，究其实质即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加强思想文化专制者也。

    明朝文字狱，始于太祖，成祖继续执行。其文字之祸，文臣之杀戮，书籍之尽毁，思想之禁锢，实乃历史之罕见，并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继秦朝以后最严厉的文化专制朝代，这两个阶段为中国文化史上最突出的两个阶段。“秦鉴在前，明鉴在后”，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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