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祸起萧墙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不仅如此，他还在朝廷设立了僧录司官，一统全国佛教。每到诸王初封时，朱元璋都要为他们精心选出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曾经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广孝），是当时一位颇有谋略的人，朱棣对他十分赏识，所以在他被封为燕王的时候，就主动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没多久，又向朱棣引荐了一位术士，这个人名叫袁珙。于是，他们两个人都成为了朱棣的谋士。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被后人称为“明太祖”。他的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历史上称之为建文帝。朱元璋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皇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孙子？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建文帝的父亲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而朱标的母亲则是朱元璋的原配妻子马皇后。由于朱标早逝，朱允炆则成了朱元璋的继承人，真可谓是“根正苗红”。
“新官上任三把火”，建文帝即位没多久，就烧起了第一把火，先是废除了一系列必要的改革。紧接着，又烧开了第二把火，他用亲信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五位藩王便先后被废。毫无疑问，燕王朱棣成为他第三把火的直接“矛头”。朱棣看大势不妙，就想先下手为强。他先是挑选了数名壮士，以充实自己的护卫军。后来又以勾逃军为名，收罗了不少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自己有病在身。暗地里却在加紧练兵。此外，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没日没夜赶制军器。
建文元年（1399年），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正式起兵，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开始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历史上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朱允炆任命耿炳文为大将军，统率副将军李坚、宁忠率师30余万北伐。但实际上只有13万人，军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在滹沱河的南北两岸分营扎寨。而当时的燕王朱棣，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击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的失败让建文帝很是忧虑，因为他可是硕果仅存的老将。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需担忧，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于是，建文帝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他不过是个膏粱子弟，从未尝试过习兵见阵，只知道纸上谈兵。朱棣听闻是李景隆出战，心中暗喜起来，对作战也更加有信心了。于是他先出兵永平，引诱李景隆攻北平，而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并告诉他只许守、不许战。很快，朱棣打败了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并勾结兀良哈三卫渠长，挟迫宁王跟他结成联盟，一起对付李景隆。李景隆没能攻下北平，背后又有朱棣回军的追杀，他一战而败，被逼无奈之下只好退走德州“养精蓄锐”。
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和李景隆在白沟河再次作战。白沟河地理位置特殊，它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这一次李景隆的作战气势看似比以前强了不少，他率领60万大军列阵等待作战，待朱棣的军队到来，战斗就开始了。第一天的战斗非常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朱棣的军队损失很大，再加之是深夜，打了一整天仗的士兵们竟辨不清东南西北，下马辨别水流，这才找到了回去的路。第二天再战，李景隆的军队气势看起来更盛。而朱棣呢？由于坐骑三次被创，弓矢皆尽，剑锋折缺，马又停滞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尽。就这样，双方鏖战一直到过了中午，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李景隆的官军大将旗被折断了，军阵开始混乱起来。这时候，朱棣带劲骑乘机绕到敌人后方进行袭击，终于反败为胜，李景隆的军队大溃，被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打了败仗的李景隆单骑再一次逃回了德州。后来，朱棣又攻破德州，围攻济南。因为山东参政铁铉也是一名了不起的人物，一直死守济南。朱棣围攻了三个月依旧没能成功，只好暂时退师，决定日后再来攻取。
此时的朱允炆内心是崩溃的，见派去的两位大将还是一次次吃败仗，于是又任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又开始耍花招，佯称要攻打辽东，其实发兵攻打沧州，打了沧州一个措手不及，沧州很快陷落。朱棣一刻也不肯放松，又率大军经临清、馆陶，至于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这一次朱棣损失不小，失去了一名叫张玉的大将，他自己也有几次处境十分危险，差点自身难保。朱棣军队大败，被擒斩万余人，只有朱棣一人殿后，被他的二儿子朱高煦带兵营救，才幸免于难。
不久后，两军再次战于夹河，这一次敌兵大败。一个月后，两军再战于藁城，朱棣再次乘风击打败敌军，斩首六万余级，擒其骁将，获其军资。自举兵以来已有三年了，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这时，又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来投奔朱棣，并向他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说南京空虚，正是攻取的大好时机。于是，朱棣下决心迅速了结这场战争。
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挥师一路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在大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又一次开始了激烈的战斗。不料，敌军连连获胜，朱棣的几位大将相继战死。在如此危急的时刻，不甘失败的朱棣下了死命令，只许进，不许退，剩余的麾军便继续前进。朱棣的军队继续下泗州，克盱眙，徇扬州，驻军江北，终于凭藉大江麾师强渡。挣扎了许久的谷王朱橞、李景隆终于抵挡不住朱棣军队如此猛烈的进攻，准备开南京金川门迎降。就这样，朱棣率军队顺利进入了南京。也就是在那时，朱允炆下落不明，犹如人间蒸发。后来，在群臣的再三“劝阻”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年号“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方孝孺拒写诏书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父亲方克勤，是洪武年间的一名奉公守法的官吏。方孝孺年少时，机警敏捷，在加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算得上是一位气质美男子。他喜好读书，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同乡的人都称他为“小韩愈”。待他成年后，他便跟着宋濂学习，宋濂与高启、刘伯温在当时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在宋濂的门生中，即使是那些知名文人都比不上他，就连他的前辈，比如胡翰、苏伯衡等人也自叹不如，他的学问在宋濂诸位弟子中“夺冠”。不仅如此，他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吴沉、揭框等人的极力推荐，方孝孺才得以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见过方孝孺之后，觉得他举止端庄又稳重，因此受到朱元璋的敬重和欣赏。有一次，朱元璋和皇太子朱标议政，突然提及方孝孺，并告诉太子说：“他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后来，方孝孺被莫名其妙的“仇家”连带举发，并把他逮捕到京。朱元璋审理案卷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名字，随便找了个借口就释放了他。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孺因为别人的推荐再一次被召到宫廷。朱元璋又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随后，授予方孝孺汉中教授之职，每天负责给众儒学生员讲学，他也毫不倦怠，一直在很努力地讲学，似乎别无他求。直到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方孝孺才被任命为翰林侍讲。第二年，又给他升了职，任命他为侍讲学士，凡是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和请教。建文帝本人也喜欢读书，每次遇到疑难问题，就会召见方孝孺为他做讲解。建文帝临朝之际，百官奏事，决定群臣的面议可否施行时，便会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当时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方孝孺一直都担任“总裁”一职。在更定职官制度时，方孝孺的官职又被改为“文学博士”。当年朱棣作乱时，朝廷商量讨伐他们，诏书和檄文都是出自他的手。
看得出来，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对他忠心不二。在此之前，朱棣在北平发兵，临走前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并劝说他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的读书种子就会灭绝了，朱棣立即点头答应了。南京陷落后，方孝孺便闭门不出，每天穿着丧服，为建文帝啼哭。这时候的朱棣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跟大臣们商议为他拟即位诏书合适人选。众臣纷纷推荐方孝孺，因为他曾经写过不少诏书和缴文。朱棣觉得此建议很不错，于是立即命人将他从狱中召来。
还没等方孝孺走到宫殿内，就听见他悲痛的哭喊声。朱棣也颇为感动，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忠臣，于是走下殿来劝导他说：“先生，您不要这样折磨自己了，其实我只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在哪里？”朱棣说：“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又继续问：“那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儿子为帝？”朱棣胸有成竹地说：“要治理好国家，需要年长一点的国君才可以。”方孝孺依旧不甘示弱地问：“成王的弟弟很年轻，为什么不拥立他？”方孝孺一个个咄咄逼人的问题，终于惹恼了朱棣，他大声吼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随即让手下人递给方孝孺一支笔和一张纸，用强迫的口气说：“向天下发诏书，非你起草不可。”天不怕地不怕的方孝孺也愤怒了，他把笔扔到地下，大声说：“死就死吧，诏书是绝对不可能帮你拟写的。”
这下，朱棣真的气急败坏了，恨其嘴巴太硬，一怒之下命令手下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其他大臣都不敢上前劝谏。为了能够解心头之恨，朱棣一面命人将方孝孺继续关押狱中，一面又极力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就连他曾经教过的学生都不肯放过，被算作“十族”，统统被押解至京，并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直到方孝孺屈服。每杀一个人，就追问方孝孺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着悲痛，始终不肯屈服于朱棣的威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解到京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即将被斩的弟弟，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此时方孝孺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生不如死。而方孝友呢？依然满脸的从容，临行前他还为哥哥吟诗一首：“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也哽咽着作了一首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之后，方孝孺就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当时的他仅仅46岁。
永乐初年，朱棣为了不留任何后患，下令一定要彻底清除建文帝朱允炆的余党。为此，还采取了一些非常血腥的政策，比如“瓜蔓抄”、“诛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就连那些文人雅士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要被斩杀，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在当时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也是在永乐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也趁机参与到政治中来，并逐步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干涉朝政的祸源之一。
唐赛儿起义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的一天，一封奏折由直隶沂州卫传到了朱棣手中，奏折上这样写道：“莒州贼董彦杲等聚众两千余人，以红白旗为号，大行劫杀，莒州千户孙恭等往招抚，杀其从者，势甚猖獗。”这就是唐赛儿起义。实际上，在沂州未上奏之前的几个月，唐赛儿的教众就已经起义了。
唐赛儿，又名“唐三姐”，是山东蒲台县人（今山东滨州市蒲城乡），她家境贫苦，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武术，不到15岁就已经武艺超群。当时，在他们本地有一种叫“白莲教”的宗教组织。那些曾经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农民群众都十分信奉白莲教，唐赛儿也深受白莲教的熏陶。18岁的时候，唐赛儿与一个叫林三的青年相爱，并很快结婚了。可是结婚没不久，恩爱的丈夫林三被官府逼死，唐赛儿为此痛不欲生，也因此唤起了她的反抗之心，决心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为丈夫和受苦的乡亲报仇。
从那以后，唐赛儿就以白莲教为名义，自称“佛母”，秘密往来于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并借白莲教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力量，聚众人数达到千人。起义之前，唐赛儿还亲自考察了不少地方，以作为起义的地点。由于蒲台县地处平原，没有高山密林之险。唐赛儿在青州考察时就发现，在蒲台县城以南200多里的益都县境内（现在杨集、朱崖两乡镇的交界处），有一个古代的卸石棚寨，目测峰高有七八百米，四面都是绝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再加之它处于诸城、安丘、莒州、寿光等地的中心。于是，唐赛儿心中一亮，便把卸石棚寨作为起义的地点。接下来唐赛儿就可以做一番正事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唐赛儿便组织“白莲军”，在青州卸石棚寨正式起义。起义后，青州卫指挥使高凤奉命带兵围剿卸石棚寨，妄图将唐赛儿义军一网打尽。殊不知，唐赛儿早已做足了所有准备。她充分利用青州西南山区重峦叠嶂的有利地形，提前设下埋伏，引诱敌人深入，并将官兵一步步引进了葫芦谷。乘着黑夜命人死死堵住了谷口，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伏兵四起，将官兵团团围困在狭窄的山谷中，动弹不得。见时机一到，唐赛儿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官军指挥使高凤顿时惊惶失措，乱了阵局，在混战中被杀死。一时间，官兵群龙无首，慌了手脚，反抗的毅力也被打消，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
卸石棚寨第一战告捷，唐赛儿起义军声威大振，在当地掀起了很大轰动，同时也鼓舞了青州附近的百姓。唐赛儿依旧一刻也不放松，以卸石棚寨为根据地，又派部将董彦皋等人出击，不久又攻下了莒州、即墨等县城，严厉打击了附近州府的官府污吏和恶霸、地主。路上，唐赛儿的军队一直在壮大，青州以东的各地民众也纷纷响应起义，益都、诸城、安丘、莒州、胶州等州县先后出现了十几支义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宾鸿、董彦杲的两支队伍。他们开始不断地毁官衙、烧仓库、开仓济贫，以泄心中之愤。在很短的时间内，队伍就迅速发展到了2万多人，震动了京师。就这样，以卸石棚寨为中心的农民起义便激烈地开展了起来。
一份份告急文书飞一样地传到京师，为了尽快控制局面，朱棣派出一名大臣前往卸石棚寨进行招安。在古代，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可是嫉恶如仇的唐赛儿难以控制心中的怒火，怒斩了来使。朱棣得知，十分震惊，又亲自选派安元侯柳升为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官，并精选5000京师精锐人马赶往镇压唐赛儿起义军。
提及柳升，首先会想到他曾组建了首支正规编制的“炮兵”，开启了中国热兵器时代。他曾经是朱棣的爱将，多年来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屡有战功。临行前，朱棣对柳升面授机宜，教以作战方略。柳升依朱棣之计，带领官兵先是重重包围了卸石棚寨，紧接着又占领了义军的水道，妄图将义军活活困死在这里。可是这一次，唐赛儿依然抓住敌军骄横轻敌的弱点，以“寨中食尽，并且无水”为理由诈降，将柳升的主力调往有水的地方，自己却集中所有兵力，向防御薄弱的敌营发起了突袭。半夜的时候，唐赛儿趁敌人无防备之际，带兵攻破敌营，杀死了都指挥使刘忠。当主力柳升赶到时，唐赛儿的起义军已经成功转移了。
这时候，以唐赛儿为首的其他起义军也与明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其中以安丘城的战斗最为激烈。当时，安丘、莒州、即墨三地起义军一万余人一起围攻安丘城，眼看就要攻下时，在山东沿海负责防备倭寇的都指挥卫青率兵赶到，使得唐赛儿义军腹背受敌，最后很遗憾地战败了。地方首领赵琬被俘就义，唐赛儿义军损失惨重，死伤近两千多人，被俘者达到四千余人。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唐赛儿起义军就被镇压下去了。
争强好胜的朱棣虽然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未能活捉起义领袖唐赛儿、宾鸿、董彦杲等人，心中很是不悦。为此他还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将柳升关进大狱，并以“纵贼为乱不言”的罪名，把山东布政使、参议、按察使、按察副使、佥事和出现起义的郡县官吏统统都处死了。为了追查唐赛儿的下落，朱棣又于同年3月至5月，两次下令逮捕京师以及山东境内的一些女尼和女道士，后来又逮捕全国数万名女尼和女道士，押解京师后一一审查。但是，仍然没有发现唐赛儿等人的踪迹。自此，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唐赛儿，便把卸石棚寨改名为“唐赛儿寨”、“唐三寨”。
《永乐大典》，功泽后世
明成祖朱棣，向来是心存高远，有志向、有能力做大事业的人。永乐年间，他曾下旨修纂过一部空前宏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我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一部世界文化的艺术珍品。因此，它还被学术界称之为“辑佚古书的渊薮”。而负责主修《永乐大典》的人，就是明朝第一才子——解缙。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就想要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共召集了147人参与编写，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的雏形。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并一再强调要把各类图书搜集进来。与此同时，朱棣还让礼部简派有文才的官吏和老儒们担任本书的编辑，并选派国子监和府州县学中书法好的学员担任誊抄工作。
直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这本书才全部修撰完成。朱棣又为这部亘古未有的书籍题写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了序文。全书一共有22937卷，仅目录就占60卷，装订为11095册，共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和成就。《永乐大典》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未作删改。这种做法保持了书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外，可以确定的是永乐副本惨遭浩劫，大多数在战乱时丢失的丢失，被烧的被烧，如今存不到800卷。这本书采用上等的白色宣纸，上面印有朱丝栏，还统一使用毛笔工楷抄写。对于书中提及的名物器什、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象十分逼真，看起来精致典雅，堪称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一部佳作。
《永乐大典》搜集了8000多种古代文化典籍，不少是整本整本地抄进《大典》中，其中很多是民间早已看不到的珍贵图书，比如明代以前我国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资料，因此书得到保存。可惜的是，当时此书没有刊刻出版，除了正本外，仅仅抄写了一部副本。在明朝时期就有一部下落不明，另一部到清朝还保存在“皇史宬”（皇家档案库）中。没想到竟在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被侵略军一把火烧毁了，至今只剩下零星的几百册，散落在世界各地。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间的抄写本。明世宗朱厚熜十分喜欢《永乐大典》这部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每当遇到问题，就立即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明世宗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年（1567年）才抄写完成，原本依然归还到了南京。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在修撰《四库全书》的时候，偶然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300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英使馆交回《大典》一共330册。不久后又遭到监守者的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三朝才子解缙之死
解缙，曾经侍奉过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三代皇帝，与徐渭、杨慎一起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他是江西古水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自幼天资聪慧，有“神童”之称。当时的他，名震京城，轰动一时。明太祖朱元璋也深爱解缙的才华，非常器重他，还曾经对他说：“我跟你，论名分是君臣关系，论亲近就像父子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把解缙留在身边陪伴他读书，还亲自给解缙捧砚台，引得不少人嫉妒。
解缙向来说话很直率，不会藏着掖着。有一次，朱元璋想要和解缙说说心里话，就告诉他：“你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有所顾忌，如果说错什么也恕你无罪。”年青气盛的解缙听后，就开始无所顾忌，竟在一天内写出了上万字的意见书，对朱元璋在文化、教育、刑罚、用人、任官等方面采取的一些不当措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指正。朱元璋听后，竟然被他的才华所倾倒，非但没有怪罪他，还称赞他真是一大奇才。
解缙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耿直、不畏权贵。正因为他屡次上疏，大胆弹劾小人，以至于他的一生过于坎坷不平。他时而得宠，时而失宠，时而升迁，时而贬谪。解缙初入仕时，曾经指责一位兵部僚属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尚书沈潜因他而受到惩处，对此事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找机会诬告解缙。明太祖朱元璋也责备解缙“散自怒”，随后就贬他为江西道监察御史。此事发生后，解缙心里大概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是在韩国公李善长因罪被朱元璋处死的时候，解缙又代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善长伸冤。不仅如此，他又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历陈御史袁泰蔑视朝纲、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的罪证。袁泰受到了重重的处罚，对解缙反感至极。
朱元璋目睹了解缙的一桩桩事件，觉得他还是缺乏涵养，应该陶冶身心、涵养德性、闭门思过，否则以后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于是，朱元璋以“大器晚成”为理由，让解缙的父亲带儿子回家读书，还告诉其父亲说：“十年后再来也不晚。”于是，他随着父亲回到了老家，在老家一呆就是八年。但是在这八年里，他从未虚度光阴，而是闭门着述，校改《元史》，补写《宋书》，删定《礼记》，学了不少东西。直到朱元璋去世后，通过礼部侍郎董伦的极力举荐，解缙才被朱允炆召回朝廷，担任翰林待诏。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基，擢升解缙为翰林待读，并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不久后，又迁升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当时，朱棣对解缙依旧很是器重，还曾告诉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没有我，我则不可一日没有解缙。”永乐二年（1404年），解缙又被摧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这也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但是，皇帝再多的宠爱，也仍然改变不了解缙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气节，对那些不合礼仪之事，他还是会提出反对意见。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因为立谁为太子而发愁，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吧，可是他身上有残疾，身材又过于肥胖；立曾在“靖难之变”中建有大功的次子朱高煦吧，可是他又缺少帝王的威仪，思考半天依旧拿不定注意。于是，朱棣把解缙召进了宫中，想跟他磋商立太子之事。其实听朱棣的意思，是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又不好明说。但是，解缙却直言说：“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天下归附，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朱棣听后明显有些不悦，对此议依然犹豫不决。解缙看出朱棣的心思，不好再直言相劝，于是只说了一句话：“好圣孙！”于是，两人相视而笑，貌似拿定了主意。最后，朱棣同意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知天下。事后，朱高煦得知他之所以没能立为太子，都是因为解缙的一句话。因此，他一直记恨解缙，想要找各种机会报复他。
朱高煦也自以为曾经有过战功，又仗着朱棣对他的万般宠爱，更加从心底里看不起他的哥哥朱高炽，认为他不配做太子，所以一直存有夺嫡之心。解缙看出朱高煦的居心叵测，于是劝阻他说：“启争也，不可。”后来，这件事情让朱棣知道了，认为解缙是在离间他们的父子关系，于是对他有了很大的意见，盛怒中把他贬作广西布政司的右参政。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黄淮等人二品纱罗衣，而唯独没有赐予解缙，解缙心里明白朱棣的用意，但也没多说什么。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回京奏事，来得很是不巧，朱棣北征还没有回京。所以，他只好在京停留了几天，闲暇之余还去拜见了监管国事的太子朱高炽，之后便坐船南下。这时，煞有心机的朱高煦又乘机向朱棣进诲言说：“伺上出，私现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为此震怒，以“无人臣礼”罪下诏书将解缙逮捕入狱。解缙因为心直口快，曾经得罪了不少人。可是冤家路窄，他在狱中遇到了他曾弹劾过的人，于是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并株连了许多人。
永乐十三年（1415年），锦衣卫指挥使帅纪纲把狱中所有囚犯的名册递给朱棣看。朱棣在翻阅中，无意中看到了解缙的名字，就问一句很有水平的话：“解缙还活着吗？”草菅人命是纪纲的一贯作风，又加之他十分憎恨解缙。他担心朱棣有一天会赦免解缙，并再次启用解缙。于是急急忙忙赶回狱中，假意置酒祝贺，将解缙灌醉，并脱去他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将解缙埋于雪中，就这样活生生地冻死了他。那时的解缙才四十七岁。果然人走茶凉，解缙被害后，家中的一切财产被抄没，他的妻子、儿女、宗族都被流放到了辽东。就这样，一代名士就悲惨地死在了皇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
迁都北京，有人欢喜有人忧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燕王，驻地在北京，势力范围也在北京。后来，由于朱允炆实行削藩，遂发动“靖难之役”，攻打侄子建文帝，最终夺得了皇位。他在北京发展多年，也算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可以说在北京，朱棣能消除许多隐患，坐稳这个从侄子手中抢来的江山。
朱元璋在世时，大臣中就曾有人提出要迁都北京，可以利用元朝旧有的宫殿，节省民力的同时，还可以节省财力。但是，朱元璋以为它是亡元旧都，一直托词不肯考虑此事，后来人们也不再提迁都的事情了。直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因为他是篡位而夺得的皇帝之位，内心自然会产生巨大压力。于是，他想通过迁都，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一下自己压抑的心情。一直以来，朱棣都有着很大的抱负和野心，在京都经营多年，早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最为关键的是，朱棣觉得南京是一个血流成河的地方，每每经过一个地方，上面都是血迹斑斑，这使得新上任的皇帝更加心有不安。在这种刺激下，朱棣更是有了迁都的打算。
后来，加之北方边患比较严重，遭受鞑靼和瓦剌不间断的威胁。此时的朱棣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于是实行了所谓“天子戍边”的政策，正式提议迁都北京，以表现他守卫边疆的决心。再来说南京这个地方，因为南京偏于江南一隅，非常不利于控制北方的局势。而且自秦朝开始，中国历朝的首都大都建立在北方。在宋朝之前，长安、洛阳、开封等地都曾做过都城。其中，在长安的时间最长。虽然南方也有做过都城，比如金陵、杭州、扬州等地。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多数都过于短命，不知道是不是纯属巧合；而在北京建都的王朝，大多数都国祚长久，不知道是否真的是地理位置的原因。而朱棣迁都北京的短暂目的，貌似主要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大肆入侵。
永乐元年（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奏称：“燕京北平是皇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于是，朱棣正好借此机会，同意迁都北京，并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并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又称为“行在”。同时，朱棣开始不断迁发人民，只为了充实北京。其中，被强令迁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正式下令迁都。次年五月，正式开始北京城的修建工作。朱棣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南京和京都一样，设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官员的级别也和京都一样，唯独名字不一样，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它们合称“二京府”。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以北京为基地，率领军队进行北征。同时还下诏书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为自己以后做打算。他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北京，而不是南京，这更加证明了朱元璋早已经下定决心要迁都。到了第二年，朱棣亲征回师后，便下令疏通京杭大运河，打通南北漕运。永乐十三年（1415年）宣布完工。从此，北京所需物资可以通过相对经济地运输。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一些大臣们，朱棣下了狠心，革职或严惩。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反对迁都。次年，以南京紫禁城为模板的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终于建成了。北京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只是规模稍大了些。新修的北京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完全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朱棣下诏正式迁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京顺天府为“京师”。
永乐十九年（1421年），也就是刚刚迁都几个月的一天傍晚，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并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建不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遭到雷击起火，火势汹汹，瞬间化为灰烬。对于此事的发生，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朱棣心中也升起了不祥之感。礼部主事萧仪立即上奏：“迁都后诸事不便，且弃绝皇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看完奏本之后，顿时气急败坏，他觉得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在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做出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没有进行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如此一直到明成祖朱棣去世，朱高炽明仁宗即位。长期以来，朱高炽作为太子在南京监国。等他即位后，面对残破的北京皇宫，他立刻有还都南京的打算，并下令提前修葺南京宫殿。紧接着，北京六部原印信被收回，新印信重又加印“行在”，这就等于废除了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但是朱高炽享国日短，未满一年就驾崩了，此时还都的实际行动尚未展开。尽管在朱高炽的遗诏中强烈表明了他希望还都的意愿，但后来即位的明宣宗还是暂缓了还都的计划。待明宣宗的儿子明英宗即位后，就正式确定北京为明朝京师，不再称“行在”，从此终明一代再未做任何的改变。
“二朱”，谁更厉害？
谈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厉害。他们一个是明朝开国皇帝，一个是明朝永乐大帝，难道还不厉害吗？历史上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他们两个人，到底谁更厉害？
比出身。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布衣天子，幼时家境贫困，少年的他被生活所逼迫，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出家当过和尚，也当过下贱的乞丐。后来才投奔到郭子兴帐下，他的本领和才能终于有了施展之地。最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国之君，其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而朱棣因为占了父亲的“金光”，很幸运地出生在皇室，可谓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了人间。虽然说在他的人生道路中也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可是比起他的父亲，他还是有着出生优势的。从这点来看，似乎可以说朱元璋比儿子朱棣要厉害一些。毕竟白手起家在当时来说是很艰难，既没有钱，也没有权，在这样的境地，朱元璋还能够创出如此大的一番事业，真的是很不易。
比勤劳。朱元璋的勤政可是世人皆知，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勤政皇帝。他不仅体力充沛、精力过人，而且总是事必躬亲、无遗巨细，似乎从来没有乏累的时候，也不知道主动休息。有时候，他就连吃饭都在思考问题，时不时还停下来记东西，要么写在纸条上，要么贴在身上。每次为他清洗衣服的时候，都会发现在他穿的衣裳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猛一看还以为是浑身长满了羽毛。就连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壁上，也都贴满了纸条，直到事情彻底解决后，他才会下令取下来，否则谁也不敢乱动。此外，朱元璋还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勤俭节约的皇帝，但他的节约并非出于吝啬，而是出于爱惜民力的真诚表现。当然，长治久安也是他所考虑的因素，因为他担心一时的骄奢淫逸，会让他精心打下来的天下毁于一旦，他不想前功尽弃，所以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
朱棣虽说比不上朱元璋事必躬亲、无遗巨细，但他也是一位十分勤劳的皇帝。这对于一个生于帝王之家的人而言，能够做到丝毫不沾浮华之风，已经很不错了。为了能够守好父亲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朱棣一刻也不敢忘记父亲的祖训，“天下初定，对百姓要安养生息之”。因此，自登基以来，他都很注意百姓的休养生息。
有一次，山西的一个官员为了加官进职，想方设法讨好朱棣，他报告说：“听说山西有一种特殊的五色石，如果能把它弄来加工成器皿，放在殿中肯定好看又典雅。”朱棣听后很生气，大喊道：“这些年来战争不断、兵荒马乱，百姓已经受了好多苦了，你居然为了升官发财，还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你不知道只要官府求一物，百姓就要受一害的道理吗？况且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用，饿了能把它当食物吃吗？冷了能用它取暖吗？”官员忐忑地摇了摇头。朱棣继续怒斥：“既然不能，为什么要麻烦百姓呢？”此后，再也没有人在朱棣面前提及此事。
还有一次，朱棣正在大殿和大臣们商议政事，一个无心之举，他的内衣袖子不小心露出来了，又破又烂，大臣们看见了都很惊讶，没想到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衣着如此简朴。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虽拥有天下，按理说，我一天换十件新衣都是没任何问题的。但是，人在福中就要惜福，要懂得节省，万一哪天失去了这些福，岂不是后悔莫及？”大臣们听后，都从心底里佩服眼前的这位皇帝。
比武功。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贫苦农民的开国皇帝，从他参加农民起义，到他正式称帝，用了整整十七年时间。元末时期，眼见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还先后出现了徐寿辉的天完、韩林儿的龙凤、张士诚的大周、陈友谅的大汉、方国珍的夏等诸多政权，此时的朱元璋仍然不急不躁，并采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在最短的时间内废除苛政，以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帝业，可见其与生俱来的雄才伟略。
而朱棣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他因武功而立此威名，因武功而夺得皇位，因武功而拓展疆土。虽然说四年的“靖难之战”可能没有朱元璋一统天下的分量大，但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五次亲征漠北，保证国家统一和长城以内社会环境的安定，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朱棣还设置奴儿于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地，只为了捍卫领土的完整。永乐年间造船业的发达，可以以郑和七下西洋为证。当时郑和乘坐的1号“宝船”，是当时的世界之最，可见当时大明海军之强大。当然，大明能够扬国威于海外，和强大的海军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虽然朱元璋是用武功打下了一片江山，但是朱棣在此基础上开疆扩土、扬威海外，其雄才大略可以说更胜朱元璋一筹。
比文治。朱元璋在天下一统后，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比如，实行分封制，在各战略要地立王，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创建卫所制度，由中央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废中书省及丞相，自统六部，以加强皇权；普查户口，建立黄册制度，丈量土地，编制鱼鳞图册，控制全国人力财富；劝农桑，兴修水利，减轻租赋，与民休息；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设立锦衣卫，“更置都察院”，颁布制定大明律，兴党狱，诛杀勋贵功臣，强化专制统治。总体来说，朱元璋经过十余年的戎马征战，才建立起了统一的明王朝。在此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不仅强化了集权统治，也为明朝的社会安定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也算功劳不菲。
朱棣在发起“靖难”之变后，便发誓一定要励精图治，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于是，他下了人生的第一道诏书，免去山东、河北、河南被战争蹂躏的州县三年赋役。此外，他还六次下江南，体察民情，关心社会经济发展，兴修水利，制定军屯制。不仅如此，他还完善内阁制度，整肃吏治，重用人才，并组织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七下西洋。朱棣这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文化的发展，文明的传播，可称得上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帝王。
说到这里，要说朱元璋与朱棣，到底谁比谁更厉害？只能说，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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