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治国，太子监国
在古代，帝王父子（尤其与太子）总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如果是太子监国，这种微妙就会逐渐演化成一种暗斗，或者明争。“太子监国”，即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通常是指皇帝有事外出时，交由重要人物（比如太子）留守宫廷处理一些国事；也指皇帝因年龄或者能力的原因不能够亲政，而由他人代理主持朝政。在后世帝王中，一般都忌讳太子监国这一制度。只是偶尔象征性地给予未来的储君短暂的“实习”机会。而监国太子呢？总是一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姿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太子监国，就注定要过一段忍气吞声的日子。如果不这样，就难保从太子到帝王的顺利过渡。
明朝就有这样一位不幸的皇储，当皇帝不到一年，在二十余年的太子生涯中，光监国就有十六年之久，他就是朱棣的继承者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在朱棣的诸多儿子中，朱高炽是样貌最不出众的一个，他不仅身材肥胖，还患有严重的脚疾，行动很是不便。他下地走动的时候，身边总需要两个内侍搀扶着他。即便这样，他还是走得跌跌撞撞，更不用说让他跃马疆场、奋勇杀敌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勇于奋战的父亲朱棣很不喜欢他。在朱棣看来，这样的人既不俊朗潇洒，也不风流倜傥，实在没有一国之君的样子。但他的祖父朱元璋却非常喜欢他。幸运的朱高炽承蒙明太祖的爱护，被提拔成为世子，为今后立为太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何其貌不扬的朱高炽能够深得朱元璋的喜欢呢？原因就在于朱高炽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敦厚稳重、言行识度，对政治有着强烈、多样的兴趣。再加上开国之初，战乱接连不断，国家不安定，百姓也遭受各种疾苦，一心想要治理好国家的朱元璋，希望守成之君能够宽柔治国、休养生息。同样地，他也希望封王的世子能够以宽仁之心来极力辅助后来的君王。
有一次，朱高炽被祖父朱元璋派去检阅部队。可是过了没多大工夫，朱高炽就回来了。朱元璋认为他偷懒，就质问他：“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朱高炽很恭敬地解释道：“清晨的天气太冷了，我让战士们吃过饭再来检阅。”朱元璋听后很是高兴，没想到他会如此爱惜军队。
还有一次，为了考验朱高炽的耐心，朱元璋让他审阅官员的奏章，并告诉他一定要细心审阅。于是，他不焦不躁、有条不紊地将奏章分类整理后，并做了详细的报告，呈递给朱元璋过目。他的种种举动再一次打动了朱元璋，让朱元璋更加确定要封他为世子。事实上，朱高炽虽然不能自己跃马扬鞭、驰骋沙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却是非常优秀的。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因北征蒙古、营建北京等诸多军事，长期都不在首都南京。为此，他允许太子朱高炽监国，让他负责处理大明帝国的一切日常政务，这给朱高炽展示军事才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永乐中后期，在诸多政治活动中，朱棣父子俩发挥各自的特长，朱棣擅长军事活动和开创性活动，朱高炽则擅长行政工作（东宫监国，朝无废事）。朱棣主持进行的北征蒙古、南击交阯、迁都北京、远航西洋等重大活动，得到了太子朱高炽很好的支持与配合。朱高炽监国时期处理日常政务期间，诸如中下级官吏的升调任免，对普通案件的审理和裁决，对营建、漕运、水利工程等进行协调和管理，也都得到了朱棣的充分肯定与支持。可以说，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父子俩的配合也是极好的。
监国的那段日子里，朱高炽不仅要面临其弟朱高煦、朱高燧的谗言，还要应对夺嫡的威胁。好人总是有好报的，朱高炽在诸位大臣的力助下，一次次化险为夷。实际上，只要朱棣的地位不受实质性的威胁，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就是稳定的。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死于北征的途中。而朱高炽在群臣的辅助下，在即位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地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继续开创的政策。朱高炽本着为人宽厚、为政开明的原则，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不仅赦免了朱允炆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也停止了朱棣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因为朱高炽天禀纯明、恭检爱民，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并为“仁宣之治”打下了基础。
郑和七下西洋
郑和，明朝太监，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朝航海家、外交家。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马哈只第二子，郑和有姐妹四人。他的祖父及父辈都是元朝很了不起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们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被当地的人们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或朝圣者之意。郑和生长在滇池之滨，很小就习于水性，受祖辈影响和熏陶，从小就有了“以世界作为人生舞台”的宏伟气魄，并诱发了他对大海的向往。
洪武十三年（1381年），明朝军队集中兵力，开始进攻云南这块美丽的地方。那时候的郑和年仅11岁，就被无情的明军副统帅蓝玉掠走至南京，转而北上，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到达南京后，他就被做了宫刑成为太监，并进入朱棣的府邸。后来，道衍和尚（姚广孝）又收郑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为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
永乐二年（1404年），在“靖难”之役中，因郑和功德无量，而被朱棣正式赐姓名为“郑和”，并提升为内宫太监的首领，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对于一个太监来说，混到这个地步很不错了。到了第二年，郑和又因功累擢成为内宫太监，并受朱棣的委派，率领巨舶62艘、士卒及随行人员27800余人，开始了他举世闻名的大航行。
永乐四年(1406年)，郑和便开始了第一次远航，顺风南下，郑和首先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看似好奇怪的名字，古名又叫“阇婆”，这个地方不仅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也十分发达。俗话说，来得早不如赶得巧，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疯狂地“打内战”。没过多久，东王便战败了，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据为己有”。而就在这时候，郑和船队的人员也整理好行装，准备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未曾想，他们却被占领军认定是跟东王一伙儿的，是来援助东王的。于是，西王麻喏八歇王刀下毫不留情，而误杀170人。这下激怒了郑和部下的军官们，他们纷纷请求出战，还大喊道：“我们将士的血，绝对不可以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心虚的西王十分惧怕，为了能够安心度日，他便派使者前去跟郑和谢罪，并主动要求赔偿六万两黄金用来赎罪，此举倒是足以表明道歉的真心。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无辜损失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血战”。然而，当郑和得知这真的只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主动请罪受罚。于是，郑和禀明皇朝，希望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当西王知道这件事后，甚是感动。从此，两国之间和睦相处，再不互犯。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回国后，便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的准备。这次出访的有占城、渤尼（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九个国家。到锡兰时，郑和船队还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好玩意儿。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并记述了所施之物的“真名”。据载，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人数足有27000多人，这个数字可谓庞大。
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的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开始了第三次下西洋。郑和船队先是离开占城，来到真腊，然后顺风到了爪哇、淡马锡（今新加坡、满刺加）。郑和在满刺加建造仓库，下西洋所需的钱粮货物都存放在这些仓库里，以备使用。郑和船队去各国的船只，返航时都在这里聚集，装点货物，等候南风开航回国。郑和船队从满刺加开航，经阿鲁、苏门答腊、南巫里到锡兰。在锡兰，郑和又另派出一支船队到加异勒（今印度半岛南端东岸）、阿拔巴丹和甘巴里。郑和亲率船队去小葛兰、柯枝，最后抵古里。于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再次回到了久违的祖国。
永乐十年（1412年），多事的朝廷又令郑和进行规模更大的一次远航，即第四次下西洋。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开航。郑和首先到达占城，然后率大船队驶往爪哇、旧港、满刺加、阿鲁、苏门答腊等地。从这里郑和又派分船队到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而大船队又从苏门答腊驶向锡兰，在锡兰郑和再次派分船队到加异勒，而大船队驶向古里，再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这里是东西方之间进行商业往来的重要都会，郑和船队由此启航回国，途经溜山国。后来，郑和船队又把溜山国作为横渡印度洋前往东非的中途点。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又一次回国。这次航行郑和船队跨越印度洋到达了波斯湾。据载，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人数有27670多人。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朝廷又下达了命令，委派郑和送“十九国”使臣回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郑和船队再次远航，开始了第五次下西洋。首先到达占城，紧接着到爪哇、彭亨、旧港、满刺加、苏门答腊、南巫里、锡兰、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东海岸）、柯枝、古里。当船队到达锡兰时，郑和又派一支船队驶向溜山，然后由溜山西行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大船队到达古里后，又分成两支，一支船队驶向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刺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另一支船队直达忽鲁谟斯。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带着船队回国了。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把遣送十六国使臣回国的重任交给了郑和。为赶东北季风，郑和接到命令后，立马带着船队启程了，这是他第六次下西洋。这次他要到达的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到了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郑和船队才顺利回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去世，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并以国库空虚为由，下令立即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宣德五年（1430年），“万能”的朝廷再次启用了郑和，让他开始第七次远航。此时的他已经年过六十岁，也应该到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可是，他仍然毅然地担负起重任，漂洋出海、弘扬国威。等这次出海归来不久后，郑和就永远地离开了。有人说，他是死在归国的途中；也有人说，他是染了重病，不治而死……
平定汉王之乱
汉王朱高煦，仁孝文皇后（徐达之女）所生，是朱棣的第二子，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同母弟弟。他为人狡诈凶悍，但却擅长骑射，一向以雄武自负。明太祖驾崩，建文帝继位，朱高煦与兄长朱高炽一同入朝。舅舅徐辉祖见他游手好闲，品行不端，便暗中告诫他。朱高煦非但不听，还盗走徐辉祖心爱的宝马，渡江返回北平（今北京）。归途之中，朱高煦经常杀死官民，还在涿州击杀驿丞，朝臣都因此指责燕王。
在靖难之役时，朱棣不止一次濒临危难。可幸的是，在朱高煦的力战下，终于转败为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大喜道：“我已精疲力竭了，我儿应当奋勇再战。”又抚摸着他的背部道：“努力罢！世子常常生病。”朱棣也就是在那时候，才对朱高煦有了些许好感，认为他很像当年的自己，朱高煦因此得宠。自此，他开始变得狂妄自负，并恃功骄纵，总是做一些不法之事。
后来朱棣即位，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朱高煦率军前往开平防守边境。当时，朝廷也正在商议立储的事情。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一向喜欢朱高煦，便常常在朱棣面前称赞他的功劳，并一再请求立朱高煦为太子。大臣们的不断举荐，让朱棣难以决断。他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认为世子朱高炽仁贤，又是明太祖朱元璋所立，而且朱棣也清楚地知道，朱高煦过失太多，所以只封他为“汉王”，封国云南。一向心直口快的朱高煦当然很是不满，大声嚷嚷道：“我到底有什么罪行，要把我流放到万里之外？”死活不肯去云南。随巡北京时，朱高煦又极力请求与儿子一同返回南京，无奈之下，朱棣只好同意了。
后来，朱高煦索取天策卫为汉王护卫，并常以唐太宗自比。不久，朱高煦又请求增加两护卫，行事更加放纵。他自负勇武，又常跟随明成祖左右，便多次挑拨是非，陷害太子，致使解缙冤死、黄淮入狱。永乐十三年（1415年），朱高煦被改封到青州，但仍不愿前往。明成祖朱棣这才疑心他有夺嫡之意，下诏催他就藩。朱高煦还是不肯动身，并私自挑选卫士，招募精兵三千人，又击杀兵马指挥徐野驴，僭用御用车马器物。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明成祖返回南京，得知朱高煦违法之事达数十起，对其予以痛斥，剥夺冠服，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将他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念及兄弟之情，在成祖面前极力请求。成祖削去朱高煦的两护卫，将他的亲信诛杀。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成祖将朱高煦徙封到乐安州（今山东惠民），并命他即日起程。朱高煦到达封地后，心怀怨念，更加着急地策划谋反。朱高炽虽多次致书劝诫，朱高煦仍不肯悔改。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在北伐回军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朱高煦之子朱瞻圻当时正在北京，窥视朝廷举动，朱高煦也派遣心腹入京，伺机叛乱。明仁宗知道后，将朱高煦召回京城，增加其俸禄，赏赐宝物数以万计，仍命他返回乐安，还将他的长子封为世子，其余儿子均封为郡王。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十月左右，就因病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他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在朱瞻基奔丧途中，朱高煦联合赵王朱高燧，决定效仿自己的父亲当年故伎，指责夏原吉等人是奸臣，举兵要“清君侧”，要再来一次“靖难”，意图染指大宝。当时的御史李浚在家丁忧将满，汉王便派人邀请李浚也参与此次叛乱。谁想，狡猾的李浚假意允诺，背地里却召集合族老小，一同商量如何揭发汉王谋反之事。这时候，有人献策：“若有都指挥使靳荣的鼎力支持，不要说揭发汉王谋反，哪怕就地平定叛乱，也是有可能的。”都指挥使是何许人也？他可是地方部队的“首脑”人物。汉王叛乱一事，都指挥使正是首当其冲的关键人物。
汉王的藩地为乐安州，属山东济南府，而都指挥使衙门就在济南。于是，李浚急忙派人前往济南，向山东都指挥使告知汉王叛乱的消息，并请都指挥使整军备战，尽快平定叛乱。同时也希望都指挥使发给符验，以便自己可以进京告变。不曾想，那都指挥使也早已和汉王约定共同叛乱。李浚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知道自己撞到了枪口上，于是立刻遣散族人，又安排母亲大人和两个儿子离家避难，以保李氏香火。李浚自己呢？则易容化名，星夜奔往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奏陈汉王朱高煦反情。
朱瞻基得知汉王谋反之后，却不忍对叔父用兵，便派宦官候泰赐书信给汉王，希望他回头是岸。但是，汉王朱高煦接到了书信却没当回事，他部署重兵压阵，面南而坐会见侯泰，并道：“永乐年间皇帝听信谗言，削去我的护卫，把我封到乐安，仁宗也仅用金帛引诱糊弄我，我怎能这样郁郁不乐地长居于此？你回去告诉皇帝，将奸臣夏原吉等人送来，然后再慢慢商议我的要求。”侯泰非常恐惧，只好返回京师。宣宗问起朱高煦所言，侯泰不敢据实回答。因为汉王不仅不思悔改，竟摆下浩大仪仗，重兵陈列，自己面南而坐，把自己当君王。
几天之后，汉王觉得不对劲，“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朱瞻基派了使者前来，自己这个当叔叔的也不能丢份，于是他又派了手下一个名叫陈刚的百户，前往北京上疏，并给诸多公侯大臣捎去书信。诸大臣见书信中多有大不敬之词，不敢隐藏，全部呈交御前。明宣宗看完之后，无奈叹道：“汉王果然是要一心谋反了。”事已至此，朱瞻基下诏命阳武侯薛禄立刻整军，随时准备平叛。
就在这时候，大学士杨荣进言：“现今天下大定，谋反不得人心。汉王只是一州之地，兵马粮草都有不足，陛下应该趁其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明宣宗朱瞻基明显有些迟疑，因为他不想跟至亲兵戎相见。杨荣又反复进言，御驾亲征不仅可以鼓舞士气，平叛一战也可以敲定。同时还可以极大提升新君的威望，稳定朝纲，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正在明宣宗犹豫不决之时，大臣夏原吉上奏，也明确支持御驾亲征的策略，并一再暗示明宣宗不要忘了李景隆的前车之鉴。李景隆是谁呢？他可是明朝时期最经典的草包将军。
这时，张辅奏道：“请给臣二万兵马，擒拿朱高煦献给陛下。”明宣宗还在思考刚刚夏原吉的话，不由得冷汗涔涔，立即回答道：“你确实可以平定叛乱，但我刚刚继位，也许还有心怀二意的小人，若不亲征，便不能安定小人的反叛。”于是决定以阳武侯薛禄为平叛先锋，准备御驾亲征。
朱高煦起初听闻薛禄率军，非常高兴，认为容易对付，及至得知宣宗亲征，方才害怕。后来，宣宗致信给朱高煦道：“张敖失国，始于贯高，淮南被杀，成于伍被。现在大军压境，你只要交出怂恿谋反之人，朕就可免除你的过失，恩惠礼遇与原先一样，不然的话，一开战你必然被擒，或者你的部下把你当成奇货绑了献于朕，到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爱面子的汉王依然不肯主动妥协，硬着头皮派人向明宣宗下战书，并约定第二日清晨开展。
很快，平叛大军抵达乐安城下。朱瞻基喊道：“两军对阵，死伤颇多，朕心不忍。”当下命大军慢慢前行，驻军在乐安城北，包围四门。诸多将士因为立功心切，纷纷到御前请战。明宣宗仁慈，忧心子民，一概不容许。并一再强调发射时，要尽力避开百姓士兵，只须震慑叛军即可。
再说那城中的叛军，眼看形势不对，就各自给自己找活路。为了能够脱避罪责，叛军们居然在这时候团结一心，聚集在一起，准备亲手抓住汉王，献给明宣宗。汉王听闻大惊，见军心思变，惊惧交加，于是起了投降的心思。但是他一想到，如果现在就投降，恐怕会让城中的叛军获知，心思缜密的他最后派了心腹之人出城，来到御驾阶前，向明宣宗表明了痛悔之心，并愿意明日出降。
当天晚上，汉王朱高煦便匆匆忙忙将叛逆谋反来往的书信全部焚毁，兵器也全部收归。到第二天，明宣宗朱瞻基移驻乐安城南。煞费心机的朱高煦准备出城请降，却在半路被下属王斌等人拦下，并劝阻他说：“宁可战死，不为人擒。”因为这些人都是谋反的干将，一旦汉王主动投降，皇帝念在宗亲，必定不会杀了汉王；但谋反总要有人承担罪责，他们这些人将会逃无可逃、罪不可恕。汉王当然明白这些，担心他们会“狗急跳墙”，不敢过分激怒这些曾经的心腹，便假意回到汉王府，偷偷打开了城门投降。
汉王投降之后，群臣便纷纷上奏，请求将汉王明正典刑。果不其然，一向仁慈的明宣宗念在宗亲，不忍加刑于至亲叔父，便宣布赦免城中守军之罪，改乐安州为武定州，命薛禄与尚书张本留守，然后准备班师回朝。
平安返回京城之后，朱瞻基便将汉王父子废为庶人，在西安门内建造房屋，并将他们禁锢于内。此外，他还亲自把平息朱高煦叛乱一事编写成《东征记》，昭示群臣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逆党王斌等人也被朱瞻基下令处死，只有长史李默一人逃过一劫，只因他曾经进谏而免去了死罪，被贬谪至口北为民。至此，汉王叛乱平息。
殊不知，死性不改的朱高煦，最终还是难逃一死。有一日，明宣宗念及亲情去探望朱高煦，未曾想朱高煦对明宣宗的怨恨难消，落魄的他居然故意伸出一脚，把明宣宗勾倒在地。如此以来，触犯了宣宗的底线，一怒之下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扣住。朱高煦勇武有力，竟将大缸顶起。这时候，明宣宗又命人将其死死压住，并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烤死在缸中，很是凄惨。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杀。就这样，朱高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活活烤死的王爷。
一怒之下斩恩师
在古人眼中，高官厚禄并不难得，最难得的是成为皇帝的老师。因为那是一种无法比拟的殊荣，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好事儿。但是，皇帝的老师并不好当。如果皇帝孺子可教、勤奋苦学，也许老师还能好当一点；如果皇帝玩世不恭，能够把皇帝教好，几乎没有可能，因为老师的地位再高，也高不过皇帝。皇帝虽为学生，骂不行，责罚更不可以，这便是给皇帝当老师的最大难题了。
比如，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直言进谏、帝王明镜的魏征；从被诛灭十族、以身殉道的方孝孺，到殚精竭虑、功高震主的张居正……不难发现，原来每一位帝师背后的亮丽光环，都是经历过最艰难的时刻，并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在明朝历史中，也同样不例外。担任帝师者大有人在，但是被自己的皇帝学生活活打死的，恐怕只有戴纶一个人吧？
戴纶，山东高密人。当年，戴氏家族在高密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在其父辈中，戴希贤曾担任河南知府，戴希文曾担任南京太仆寺卿。说起戴纶的出身，他既非进士，也非举人。早年，戴纶以儒士出任山东昌邑（今山东潍坊昌邑）的训导，成为一名官职卑微的学官。朱棣在位期间，他又被提拔为“礼科给事中”（相当于礼部的处长）。
永乐十八年（1420年），戴纶与林长懋双双被选为太孙中允，即辅导明宣宗朱瞻基读书，也就是给朱瞻基当老师。再到后来，他被升任“中允”、“谕德”。等到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戴纶又被升为“洗马”，继续给朱瞻基当老师。因为深受“皇恩”，这两位直臣自然不敢有丁点儿怠慢，一直以刚直不阿著称，兢兢业业、精心辅导朱瞻基。但是，朱瞻基与老师戴纶的恩怨，在朱棣在位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朱瞻基年少时，他并非如其父明仁宗朱高炽一样勤奋好学，相反，他颇似其爷爷朱棣，不仅喜好玩乐，而且尤爱习武。对此，朱棣看在眼里，也一再训诫孙子朱瞻基一定要“全面发展”，不仅要学习诗书，还要学习骑马射箭。朱棣的要求当然正中朱瞻基下怀，并以此为借口，经常外出射猎习武，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以至一度荒废了学业。戴纶呢？终于按捺不住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止一次暗示朱瞻基，“学习文化治理国家，比打猎游玩重要得多”，规劝再三发现不见奇效。于是，戴纶给朱棣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帮到朱瞻基。
之后有一天，朱棣问孙子说：“你觉得诸多大臣中，谁对你最好？”朱瞻基很快回答说：“当然是戴老师对我最好了。”朱棣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让朱瞻基看了戴纶的“告状信”，朱瞻基看完之后脸色立即大变。自此以后，朱瞻基就怀恨在心，有谁愿意身边有一个“打小报告”的老师呢？
朱瞻基即位后，林长懋被任命为广西郁林知府，戴纶则被提拔为兵部左侍郎。虽是官运亨通，但皇帝少年时的阴影却也悄然降临。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戴纶一无所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时时以“敢于纳谏”为己任，行事以“刚正敢言”著称，对朱瞻基的种种错误行为，都会不计后果地做出大胆的批评和指正，这更加激起了朱瞻基心中的愤恨。
洪熙元年（1425年），戴纶不仅“封驳”朱瞻基的圣旨，还大胆上书请求停止游猎的行为。因为“射猎”一事，再一次触动了朱瞻基的“心病”，他气急败坏、忍无可忍，怨愤之下，先是把戴纶贬至安南，接着又把他关进了牢狱，祸从口出、祸从天降，对于朱瞻基的这一系列作为，戴纶很是无奈。坏事总是接二连三，这件事又牵连到了戴纶的好友林长懋。后来才知道，暗地里揭发戴纶与林长懋有相互“怨望”罪的，居然是朱瞻基派去监视戴纶的锦衣卫经历沈迪，原来这都是朱瞻基的“安排”。
等到戴纶和林长懋被押解到京后，朱瞻基又下诏由自己“亲审”。没想到的是，戴纶、林长懋他们二人毫不畏惧，竟然又在百官面前大胆谏言，斥责朱瞻基的种种过失，这一举动更激得朱瞻基龙颜大怒，立即下令将戴纶就地处死。本来朱瞻基是想将戴纶全家都满门抄斩才解恨。但经过杨士奇等人的苦苦相劝，力言此举恐怕会引起众人的非议，朱瞻基执拗不过眼前这些大臣，只好再次“虚心纳谏”，杨士奇等人也因此救下了无数无辜的性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戴、林二人的父亲——河南洛阳知府戴贤，太常寺卿林希文都被打入了大牢，终究没能忍受住牢狱之苦，惨死在了牢中。
事情到这儿还没结束，不知道朱瞻基是不想留下任何祸患，还是认定戴纶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又再次下令：凡是与戴纶家有联系的“十族”，其家产全部充公。对于青年男女，比如未婚男子、未婚女子都被发配宫中，一辈子为奴为婢；对于弱势群体，比如老人、妇女都被流放边疆。不幸的戴纶终于没能逃过一劫，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好友林长懋，也被判入狱。但他比戴纶幸运一点儿，原因是他在广西任职的时候一向为官清廉、造福一方。事发后，当地的百姓组织到京城“上访”，为了不扰乱民，朱瞻基只得对他“网开一面”。但终究却未能逃过十年牢狱之灾。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才赦免了林长懋，命他继续担任郁林知府，在当地颇有政绩，印象也很好。
戴纶作为一代帝师，本应该宦途似锦，但可惜的是，他却因为直言遭来杀身之祸。而当年与戴纶一起辅助朱瞻基的陈山、张瑛二人，却以逢迎谄媚一再得宠，后来陈山、张瑛都官拜内阁大学士。后来，虽然明宣宗朱瞻基以陈山、张瑛品行不端、性格怪异，而有意疏远了他们。但与戴纶的不幸遭遇比起来，已是天壤之别。
南北取士，大明王朝的“高考”
提及“科举考试”四个字，很多人将其比喻为如今的“高考”。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久，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开科考试。这对于“马背上打天下”的朱元璋来说，守业更比创业难。要想长治久安，就要施以教化，推进经济文化发展，才能让黎民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要发展，关键在人才。为此，朱元璋专门做出规定，以后选拔“公务员”，全部由科举考试来选拔。
自古“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未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元璋所预料，士子们想当“公务员”，就像朱元璋当年想当皇帝的心情是一样的。自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天下读书人纷纷为之响应，人心思定，社会发展，稳定了政权的同时，也为朝廷选拔了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由于国内和周边局势的各种影响，中间停考了好几年。直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再一次恢复了科考制度，而且正式颁布了新的“科举考试”，为大明王朝的“南北取士”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南北取士”其实是在仁宣年间确立的，但它的“导火索”却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之争”。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有点强迫症的朱元璋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士，是元朝的旧臣。在元朝末年，他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他更是贡献多多。比如，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由他制订，还有明初的刑法《大诰》也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人们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同时，他还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当时的人们对他印象很不错，说他是“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领袖人物。这一次，朱元璋选择他为主考，不仅是对他的认可和信任，也是对这次科举的莫大期望。
等到三月殿试时，陈获得第一名，尹昌隆获得第二名，刘仕谔获得第三名，是为春榜。据统计，此次科共录取宋琮等进士一共52人，有点凑巧的是，这次录取的居然全部是南方人，故又称南榜。那些北方举人不知是何原因，全部落选了。待公布完录取榜单后，一瞬间舆论哗然，尤其引得那些北方举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指责主考官刘三吾，说他因为自己是南方人，就包庇南人，毫无节制地压抑北方人。六天过去了，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依然不肯泄愤，反而变本加厉，联名上书，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而在南京街头上，还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就跑上去告状。一时间，街头巷尾各种传言纷飞，有人说主考是收了钱的，也有人说主考在搞“地域歧视”，各种说法让主考们自己也有口难辩了。
坏事传千里，很快消息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朝堂上下为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务必要彻查，还那些落榜的北方举人一个公正。这时候，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为此也很是恼怒，马上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特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已经殿试取录的陈﹑尹昌隆﹑刘仕谔等人，在落榜试卷中每人再各挑选十卷进行阅读，增录北方举人入仕。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终于做出调查结果。但是，这次的结果再一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真的文理不菲、无可挑剔。可以断定的是，这次考试所录取的51人皆是凭自己的才学录取的，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一出来，再次引起各界的哗然。那些落榜的北方举人依然不服气，再次上疏朱元璋，有人上告说张信与刘三吾相勾结，故意挑出北方举人的劣等试卷送呈皇上，并且严厉指责这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朱元璋大怒，五月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抓住了刘三吾在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再次认定刘三吾是“反贼”，随后便把他发配到了西北。其他涉案的诸官员也未能逃此一劫，都受到了严惩。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过刘三吾的授意，最后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幸运免罪。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举人，这才救了自己一命。
尔后，朱元璋决定亲自阅卷，录取了任伯安等61名为进士。同年六月殿试，黄观获得第一名，韩克忠获得第二名，王恕获得第三名，是为夏榜。因录取的61人全是北方人，故又称北榜。这就是著名的明代“南北榜之争”，又被称为“春夏榜之争”。
朱元璋的一系列作为，虽然暂时缓解了科考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明仁宗时期，录取名额不均衡、不公正的问题依然没能消除。为了能够彻底地缓解矛盾，明仁宗征求了大学士杨士奇的意见，决定以后实行“南北分省取士”。又过了不久，明仁宗去世了，刚刚登上宝座的明宣宗又继续采用了明仁宗的政策，分省取士，分配名额，力求做到“一碗水端平”。这看似“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其实也凸显了当时潜藏已久的不正当竞争。
明称贤相，必首“三杨”
明朝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明称贤相，必首三杨”。所谓“三杨”，就是指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个人。他们都是历任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四朝(1403-1449年)的重要权臣，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股肱之臣，可称得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元老级”人物。
他们三个人因为居住地和郡望都不一样，为此，人们称有学行的杨士奇为“西杨”，称有才识的杨溥为“南杨”，称有雅操的杨荣为“东杨”。也正是在他们三个人的大力辅佐下，明朝在洪武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呈现出“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大好景象。他们的功德和政绩，在杨家的族史上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笔。他们三人的确是功德无量、居功至伟。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在他年幼时，因为出生贫寒，父亲又早逝，孤儿寡母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被逼无奈之下，母亲也改嫁了。为了能够生活自立，他便在湖广一带当了教书先生，过着平静的日子。直到建文初年，在王叔英的极力举荐下，他以布衣身份进入了翰林，充任编纂官，并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修工作，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到永乐初年，他又与明朝第一才子解缙等人被朱棣一起选入内阁。等到明仁宗即位以后，因为一直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他又以东宫旧臣的身份，被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并长期主持内阁，这也是他仕途最得意之时。明仁宗去世后，他继续成为明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
杨荣，福建建安人。他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他恃才自傲、狂妄自大，总是容不下他人之过错，常与同事产生过节纠纷。甚至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惹得不少人非议。建文二年，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等到朱棣进入南京之时，杨荣便和解缙、杨士奇等人一同迎附。永乐初年，因为他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深得朱棣的大力赏识，并多次跟随朱棣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他的贡献最为突出。明仁宗即位后，他又先后被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又加少傅，赠太师。明英宗正统五年去世。
杨溥，湖广石首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他们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跟随朱棣北征而成为永乐帝的近臣。而杨溥却在永乐年间被太子朱高炽封为洗马官，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再三陷害，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一入狱就是十年。但是，他在牢房中依然读书不辍。直到明仁宗即位后，杨溥才终于获释，并主持修建了弘文阁。宣宗即位后，杨溥又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大臣共掌机要，并升为礼部尚书。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三角人物”。
“三杨”中，先来说杨士奇，他先后受到过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位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也因此引来其他大臣们的妒忌。仔细算来，他在文渊阁处理政事足有四十年，在明朝的任职时间算是最长的了。为官多年，他一直本着顾全大局、不计小处、兢兢业业的态度，不仅关心民情，请求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还想尽一切办法安抚逃民，惩治那些贪官污吏。为此，他深受广大百姓的爱护和拥戴。又因为他慧眼识人、善于选拔新人，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等人后来也都成了明朝名臣，他的功劳的确不小。
再说杨荣，他在文渊阁任职的时间没有杨士奇长，好像只有38年，但也很不错了。他凭借机敏通达、善于观察、多谋能断的诸多优点，深受朱棣的赏识。人们都知道，朱棣一向脾气暴躁，每次遇到大臣议事未决，就总是大发雷霆，迁怒于朝臣们。但是，只要杨荣来到朝堂，朱棣马上就会变怒为喜。毫无疑问，议事自然也会有个好的结果。此外，杨荣曾五次随朱棣出塞，两次巡边，立下军事大功。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是厚重多多，这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但他却从未因此恃宠骄矜，一直在坚持着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杨荣的一生竭尽才智、安定社稷、爱民亲仁，尚不失为贤相。
最后说杨溥，因为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情感，以至于他没有杨士奇、杨荣那样优秀、那样卓越。但是也正因为他成熟、稳重的个性，朝中的许多大臣都从心底里佩服他、支持他。明宣宗也十分信任这位阁臣，对他提出的建议也总是认真对待、虚心接纳，君臣关系甚是要好、融洽。在“三杨”执掌内阁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也呈现出了“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局面的形成，“三杨”功不可没。
他们三人，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在文学上也有着很高的造诣。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就是明代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它的代表作家就是“三杨”。其中，杨士奇的代表作是《东里文集》，杨荣的是《杨文敏集》，杨溥则有《文定集》。多年来，由于“三杨”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而且文学成就也突出，这使得那些追逐功名利禄的士人们垂涎三尺，也开始拼命学习。得官之后，他们又竞相摹仿传习，以致相沿成风，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文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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