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反映时代的问题和矛盾，在做一位“时代的社会历史学家”[3]的同时，对社会问题与矛盾进行“充分艺术的表述”[4]，通过“典型的描写和富有典型的艺术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社会的普遍性都结合了起来”[5]。
那么，什么是劳伦斯及其同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呢？他又是怎样对此进行艺术的把握和表述的呢？一个并非是思想家的作家能做到这些吗？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工业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机器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显示出工业文明非人的、异化的本质，人们由采用科学技术发展到惧怕它，这种技术恐惧症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悲观主义的泛滥。人们的心理、道德、价值观等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人的完整性遭到破坏。
作为伟大的小说家，D.H.劳伦斯的作品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特征，这是可以在他的一系列小说如《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看得到的。在反映时代特征并对工业文明持批评态度上，劳伦斯与他的同代人卡夫卡、茨威格、T.S.艾略特相似，但劳伦斯的表达方式是独特的。他并没有写《变形记》这样的表现主义作品，可他的小说中常常接触到《变形记》所表达的异化问题，在手法上也多以诉诸主观感受为主；他没有一部茨威格式的意识流作品，可他的很多小说的主题与后者相似，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性心理分析等；他并没有创造出《荒原》式的史诗，可他的作品中不乏萧索、沉郁的荒原与废墟式描写。总之，“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削弱甚至使人类萎缩的状况上：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个人沦为机器，附属于机器；由于性欲被窒息或误入歧途引起的精神萎缩。所有这些，在他去世后的年月里变得更坏。肉体健康和审美享受都因这种环境而遭危害。劳动正不断地与个人满足相疏远。过多的精力都用于维持生计，其结果是业余生活被动、无生气，无论是在电视机前还是在公共娱乐场里都是如此。性革命，劳伦斯被公认为是其主要领袖人物，现在它扫除了一切障碍，却产生了一种没有快乐、机械的、轻浮的性自由，而这正是劳伦斯猛烈抨击过的”[6]。
劳伦斯以他“惊人的活力，经常是尖锐、敏感的洞察力，对生活中潜在的美之极度真实、细微的感受及其捍卫真实、反对虚假的激情”[7]进行写作。他运用娴熟、细腻的心理分析手法，鲜明、奇异的象征，将优美的传统笔调与“朦胧于意识边缘”[8]的现代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长、中、短篇小说中展示出一幅幅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思想生活的画卷，这些画卷艺术地再现了“工业文明给全民族和个人，给人的心理、教育、价值观、恋爱、家庭等等所打上的烙印、所造成的灾难。同时怀着关切和希望的心情塑造了一些不甘沉沦、奋力求生的年轻一代人物”[9]。
在他优秀的社会批判小说中，《虹》颇为重要。诚然，《虹》是以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恋爱婚姻为主线的，着重写了男女之间的关系、人们的道德观念问题等。我们决不能因为它没有直接描写重大题材而忽视其重要意义，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10]。而《虹》所着重反映的又恰恰是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交替的时期、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的家庭婚姻关系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维斯认为《虹》是“对现代文明的研究”[11]是有道理的。
所以，布朗温一家没有拮据之忧。他们辛勤劳作，是因为天性使然，并非是因为缺钱。但他们也不挥霍。他们注意不把钱花得精光。他们本能地连苹果皮也不浪费，而是用果皮来喂牛。他们身边，天地生生不息，这样的涌动怎会休止呢？春天，他们会感到生命活力的冲动，其浪潮不可遏止，年年抛撒出生命的种子，落地生根，长出年轻的生命。他们知道天地的阴阳交汇：大地把阳光收进自己的五脏六腑中，吸饱雨露，又在秋风中变得赤裸无余，连鸟儿都无处藏身。[12]他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的：感触着土地的脉搏，精细地把土地犁得又松又软，踩上去就会感到像有某种欲望在拖曳你。而收割庄稼时，土地已变得坚实硬朗了。田野里麦浪翻滚，像绸缎在庄户人腿边波光荡漾。他们捧起母牛的奶子挤奶，那奶子冲撞着人的手掌，奶头上的血脉冲撞着人手的血脉。他们跨上马背，双腿间夹起生命。他们给马套上马车，手握缰绳，随心所欲地勒住暴躁的马儿。
秋天，鹌鹑呼啦啦飞起，鸟群浪花般地飞掠过休闲的土地，白嘴鸦出现在水雾弥漫的灰蒙蒙的天空，“呱呱”叫着入冬。这时男人们坐在屋里的火炉边，女人们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地张罗着。这些男人的身心都被过去的日子、牛群、土地、草木和天空占据，这会儿往火炉边上一坐，头脑都变迟钝了。过去生机勃勃的日子里所积累下的一切令血液都流得悠缓了。
在《虹》的开篇中，劳伦斯以他深邃的洞察力和敏感的内心体验，以舒缓、隽永的笔触再现了乔治·艾略特和哈代笔下的英国农村风景，可他的风格是独具匠心的——他并没有陶醉在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中，而是通过一个个意象让读者感到那连接人与自然之间强大的内在力量，体验到现代工业侵入农村前那种人与自然之间有机的和谐关系——恬静的外表下那种“血液的交融”（bIood-intimacy）。要知道，这种铺垫对整个故事的发展是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这种blood-intimacy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说这两者的浑然一体。在此，人、人性是完整的——这就是劳伦斯理想的最高体现（我们暂且不论这种理想是多么天真）。
以后，我们看到大工业所带来的一切：大草场上开凿了大运河，那高耸的运河大坝让这一带的农民感到与世隔绝了，他们像被关在牢里一样感到窒息，偶尔看到大坝顶上掠过些车马、人影，他们觉得自己像井底之蛙看到“天上”的东西一样，煤矿城发展起来了，矿井里喷出刺鼻的硫黄味；铁路上跑起了火车，那声音震得他们头皮发麻。这些都宣告着远方的文明打进了布朗温家世代耕作的农村。渐渐地，他们生活中那传统的节奏被打乱了。他们也不得不加入到现代世界里来。二儿子阿尔弗莱德进城当了花边厂的绘图员，讨了老婆，在城里安了家，凭这个身份就可以在家里得宠；大女儿嫁给了一个矿工，生活过得很不安定。以后，他们的后代在城里谋生、上学、当教师。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渐渐浸入这个社会细胞中来了，当然也包括现代人的问题和矛盾。
《虹》“表面上是一部跨越三代人的家史，实际上是对处在变化和崩溃阶段的社会内部生活的创造性分析”。[13]对残酷的、非人性的、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的大工业文明的抗议，比他前几部作品更为强烈。劳伦斯在这部作品中谴责机器文明、谴责大工业对自然的破坏，揭露出在追求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动机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遭到破坏，从而人们都成为精神上的阉人。正是在人的完整性问题上劳伦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与激情。卢卡契说过：“在伟大的艺术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的原则就是……对人的完整性的关心。”[14]
劳伦斯正是以现代小说的手法艺术地表述了这个问题。在一部不长的小说中，他跳跃式地写了三代人，在结构上打破了旧的写实小说中来龙去脉、生老病死一字不漏的叙述方法，选取了最有典型意义的片段，组成了这部小型史诗。
老汤姆·布朗温是旧的宗法制度下农民的典型：敦厚、勤劳，人性中天然的美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和波兰女人丽蒂雅·兰斯基的结合，由不习惯到习惯，终于变得美满起来，过着自给自足、生儿育女的小康日子。老汤姆的猝死，象征着农业英国的结束。在这对夫妻身上，劳伦斯寄托了自己美好、质朴的理想。当然，这种“浪漫主义”的立场——“企图逃避到较原始的社会里去”[15]的立场对整个历史进程来说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卢卡契语）。劳伦斯似乎在现实面前屈服了，他理想中的老汤姆不能再“活”下去了，于是劳伦斯不得不让他淹死。老汤姆之死，象征着农业英国从此也“死”了，现实主义胜利了。
老汤姆的继女安娜与他的侄子威尔的结合，则象征着一种由旧到新的过渡。威尔是个没什么大本事、目光短浅的工厂雇员，他除了对中世纪建筑着迷外，就是耽于床笫之欢。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初吸引了安娜。安娜向往着外界事物，像所有布朗温家的女人那样，她也是“向外看”的，而威尔这个城里人对她来说就代表着外面的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很快就结合了。可婚后安娜感到家庭天地太小，丈夫又要像占有私有财产一样占有她，这让她难以忍受。威尔生活趣味之单调，这与她当初幻想中的丈夫不一样，他那种把女人当成洪水中的方舟的行为让安娜看不上眼，这位受到工业文明吸引的村姑感到了某种幻想的破灭，在精神上她不能跟他共鸣。于是，这对夫妻展开了一场无声的灵魂战，最后以安娜屈服于威尔的男性力量而告结束——肉体战胜了精神，用劳伦斯的一句典型用语说，这是：“火热的生命掩盖下的彻底分离、互不相干。”[16]他们的婚姻不是劳伦斯所主张的灵与肉的统一，因此是个失败。与老汤姆的婚姻相比较，威尔与安娜的婚姻是一种堕落。当老汤姆与波兰女人生活得幸福美满时，小安娜的身心得到了健康发展。父母像一道彩虹，她就在这美丽的虹拱下快乐地成长，不必为父母的不和而担忧。可厄秀拉就不同了，她的父母，安娜与威尔的婚姻是不完整的，父亲的欲望不能从婚后把注意力投入家庭琐事和“做母亲的狂喜”中的安娜那里得到满足，于是他精神变态了。他先是把感情转向女儿厄秀拉，后又外出与陌生女人调情。他为寻找刺激，身背着女儿跳进运河游泳，险些被淹死，后来和女儿玩秋千，因寻刺激而拼命荡高秋千，以致把小厄秀拉吓得半死。厄秀拉由亲近父亲到疏远父亲，母亲又是个唠唠叨叨的家庭妇女，只能让她讨厌。她尝够了和一大堆弟妹生活在一起那种乱哄哄的滋味，可母亲却像上了瘾般地不断生儿育女，一直生到第九个才罢休。生孩子已变成了安娜的一种需要——这正是所谓“性欲误入歧途”的一种表现——一种变态。这种变态完全是由于婚姻的不完整所致。威尔的变态也是如此。可倒霉的却是厄秀拉，她感到孤独，感觉不到人情的温暖。
安娜和威尔婚后生活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威尔和安娜成家的年代里，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相互依赖的大家族群体”（the organic community of extended family）[17]即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形式的农业家庭已趋于瓦解，一个家庭已不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生产单位。家庭失去了其独立的经济作用，生产走向社会化，古老的族群和群落意识开始丧失和瓦解。总之，这时的家庭与老汤姆时期的家庭已大相径庭，一个家庭不再自给自足，它离开社会就难以生存下去。安娜不甘囿于小家庭之中，她要“展开”自己，要社交，这种倾向正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而威尔则固守陋俗，一心要保持父辈那样的一家之主的地位，从而他反对安娜社交，因为这意味着对他的权威的威胁。由此可见，安娜和威尔之间的斗争，正是“新”与“旧”的斗争。这场斗争带来的只能是感情上愈来愈深的裂痕，最终导致精神上的离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火热的生命”——床笫之欢、放浪形骸才能使他们产生“激情的交融”，于是他们都“堕落”了。劳伦斯认为，堕落并不意味着犯罪，而意味着失去了人的完整性。安娜和威尔之间没能达到肉与灵的和谐统一，因此是“堕落”。性是美的，淫则是丑的。性与美如同火与火焰、躯体与意识一样不可分。但一当爱的双方之间肉与灵的和谐遭到破坏，则性变为淫、美变为丑。
小说的第二部分写厄秀拉进入社会以后的经历。她在诺丁汉的文法学校毕业后就独立谋生，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她想和孩子们亲切相处，用人的感情温暖他们，可是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要把学生训练成机器人，她对学生们的宽容态度招来从校长到教师们的非议，后来她不得不按照校规用藤条惩罚一个学生，可这样做是违背她的良心的。她在学校里感到孤独、怅惘，女教师英格对她好，但那多出于同性恋的动机。一切都使她失望、憎恶。后来她与波兰流亡贵族后代、军官安东·斯克里宾斯基相爱，可安东却是个没有主见、没有是非观念的社会机器：他对现存制度深信不疑，“报国”精神很强。他去非洲参加过殖民主义战争，回来后又迫切希望去印度当统治者。意识到这一切，厄秀拉曾跟他争吵过，反对他这种奴性，可安东是没办法改变的。最后厄秀拉拒绝了安东的求婚，尽管她热烈地爱过他并已和他同居过。厄秀拉失败了，但她的追求本身是对大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切灾难的抗议。首先，她不愿违背自己的天性，成为一个“无情无义、机械地按照某种强加的制度工作的东西”。[18]上了诺丁汉大学后，她对学校里教授的陈腐知识感到失望。那些花样翻新的老一套，那些“虚伪的哥特式教堂，虚伪的宁馨、虚伪的拉丁文法、虚伪的法兰西式的庄重、虚伪的乔叟式质朴”[19]正是教授们津津乐道的学问。这些让她感到了学院教育的堕落、无可救药。她曾倾心过的安东恰恰是这种社会的虔诚信徒，一个可怜虫。厄秀拉不甘心沉沦，她还要继续追求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个“贱民”们“由爬行到挺立从而获得新生的理想世界”。[20]
当然在厄秀拉身上也具备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技术恐慌使她产生了要捣毁机器的卢德派思想；由于仇恨她认为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她甚至觉得血统贵族会比这些“选出来”的贵族好些。过度的悲观厌世使她总是郁郁寡欢，喜怒无常。如果说安东太俗气，而她却又太孤傲。她实际上也面临着易卜生笔下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命运。厄秀拉执着地认为：女人的命运不是生孩子，不是做男人的“方舟”，而是做自己的方舟。可她并没有自觉地把这个问题放到社会这个整体中去考虑，没有把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进行思索，如果她能那样，她就不是厄秀拉了，因此她个人的反抗是苍白无力的，除了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绚丽的彩虹上以外再也无能为力了。也许劳伦斯在此是无心插柳吧，他的“虹”实际上带有另一种含义——幻想的昙花一现，“路”在虚无缥缈中——这才是真正的劳伦斯，如果他能为厄秀拉找到所谓的光明出路，他也就不是劳伦斯了。作者的局限反倒成就了厄秀拉这个人物的真实。劳伦斯没有试图虚妄地超越自身的局限，反倒保全了《虹》自身的完整性。
劳伦斯不能为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找到出路，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他的世界观局限所致。那种毁灭机器、由血统贵族来统治国家的思想正说明了他历史视野的狭隘，他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必然性。他只看到了其违反人性的一面，但他不懂得“人类只有通过这条路才能为自己最后和真正的解放——社会主义——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21]。因此他在反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恶的方面时，也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是，如果从创作上讲，他小说里暴露的这些思想说明他的笔是忠实的，它客观地反映了特定环境下人物的特定性格。劳伦斯没有为自己的主人公违背真实去设计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局，他在反映人物的有力方面的同时也把其弱点甚至致命伤都毫无掩饰地袒露出来。毫无疑问，劳伦斯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唯其如此，他的作品才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彷徨无奈与懵懂的价值追求，因此其艺术才富有真实的历史意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在缺乏真正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敌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才能产生出最有意义的文学来。”[22]
《虹》即使仅从现实主义的批评角度来看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虽然它整体的艺术价值更体现为表现主义。如果劳伦斯还活着，也许他会否认这一点，他可能把这部小说的成功归功于“下意识”或“血液意识”（blood-consciousness），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虹》出版后就不仅仅属于劳伦斯，它属于历史、属于人类、属于文学创作规律的胜利，这甚至是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连劳伦斯自己在评论美国经典作家作品时都道出了身兼作家和批评家的真知灼见：“绝不要相信艺术家，但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23]
诚然，劳伦斯的哲学思想是不成熟的，甚至有不少人像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指责劳伦斯是个精神病者，甚至要为他做病理研究。鲁迅先生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24]。劳伦斯如果是神经病者，他不也是他那个特定时代的病人吗？《虹》被禁止发行是“劳伦斯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其真正原因是他谴责了战争”[25]。以后他又被无端指责为德国间谍。他后来与妻子出国流浪直至抛尸他乡。对《虹》的迫害加快了他悲观思想的发展，最终导致他成为一个“神秘物质主义者”[26]。实际上他的经历正是那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
黑马
201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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