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生产的增长，不仅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前提，也为地理大发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地理大发现及其所导致的商业革命，又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同时改变了东西两半球及其局部地区彼此隔绝的状况，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从而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加速了西欧跨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步伐。这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东西两半球不同文明之间的汇合与世界整体化的新进程，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最早起步。
但是，东西两半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诸文明的汇合，是以不平等的形式实现的，其进程与血腥的暴力相伴。西班牙、葡萄牙两个早期殖民帝国用征服、奴役乃至消灭殖民地人民的办法积累了大量财富。由于两国的封建关系还很牢固，这些财富并未在本国起到原始积累的作用，而是辗转流入西欧其他国家新兴资产阶级的腰包，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地理大发现互相呼应的是文艺复兴的广为传播。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乐观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有助于地理大发现的完成，也冲击着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稍后，由马丁·路德发起、继而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它在欧洲不少国家推翻了作为封建势力顽固堡垒的天主教会的统治，进一步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结构，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确立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改变了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16世纪西欧诸国先后形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专制王权为维持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平衡，在保护前者利益的同时，又实行有利于后者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就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欧洲国际局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强国的争霸、宗教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复杂的局势一方面引发了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另一方面，它酿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30年战争，其直接后果是威斯特发里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近代欧洲的国际格局。
总之，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人类所取得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几乎皆与西欧一次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海外扩张密切相关，并标志着资本主义曙光的来临。与此相比，亚洲各国仍然在封建主义的故道上蹒珊而行，政治上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经济上以农本经济为支柱。16世纪，西亚和南亚的穆斯林帝国盛极一时，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商品经济发展的迟缓以及缺少像西欧那样变革的动力，因而很快落伍于时代。在东亚，明代统治下的中国已由盛转衰，统治者不断强化专制统治，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日本则处于政治统一和封建制度的重建时期。这样，当在东西两半球文明汇合中扮演主角的西欧诸国迅速崛起，开始将亚洲作为其活动舞台和掠夺对象时，亚洲各国却在封闭中走向衰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生产的增长。首先，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4～15世纪，西欧各国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已普遍采用畜力、水力和风力作动力，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动力技术的改进，对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等生产部门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在纺织业中，手摇纺车完全代替了原始的手捻纺锤。15世纪末，又出现了脚踏自动纺车，使纺线和卷线的过程合而为一。与此同时，新改进的卧式织布机广泛应用，逐渐取代了比较原始的立式织布机。在采矿业中使用了畜力或水力推动的抽水机、提运矿石的绞车等设备，为大量开采矿产资源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在冶金业中，开始用2～3米高的高炉炼铁，水力鼓风机代替了过去的手拉脚踏风箱。这样，随着高炉容积和炉温的提高，生铁、熟铁和钢的产量迅速提高。
在农业生产方面，已废弃二圃制和休耕制，广泛实行三圃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肥料的使用更加普遍，耕地面积显着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的火药、罗盘针和印刷术等重大发明在西欧广泛传播，对西欧的军事技术、航海技术、文化传播乃至社会变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扩大了社会生产的分工，不仅使生产活动日趋专业化，也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手工业与农业的进一步分离，新兴手工业部门的大量涌现及其内部生产的专业化；工业产品专业化地区的出现，如弗兰得尔的呢绒、西班牙托勒多的刀剑、意大利米兰的甲胄等；专为城市生产粮食和原料的农业产品专业化地区的出现，如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生丝，尼德兰的奶牛和奶制品，莱茵地区和法国香槟地区的葡萄和酒类等，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导致商品生产的增长，商品种类和商品流通量进一步扩大。英、法等国逐渐形成了国内统一市场，个体小生产已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要，因而要求手工业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同时，商品经济在城乡都普遍地瓦解着个体小生产，直接动摇了封建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城市的手工业行会被日益加剧的竞争所摧毁；另一方面，随着货币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农民开始与市场发生联系并逐渐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走向瓦解。
上述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但是，由封建性小生产向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过渡，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二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创造这两个条件的过程，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两个条件逐渐从封建制度中孕育出来。在激烈竞争中，小商品生产者加速分化，少数人发财致富，集中了大量货币，变成资本家。多数人则贫困破产，丧失生产资料，变成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在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这两个条件主要是通过暴力实现的。
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英国的“圈地”始于13～14世纪。当时，一些领主受到羊毛出口增长的刺激，强行圈占村社的公有土地，将其变为牧场。到16—17世纪，英国工业迅速发展，呢绒工业大幅度膨胀，羊毛需要量大增，价格日益上涨，这就刺激了养羊业的繁荣。加上这时美洲的黄金大量流入欧洲，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地主征收的固定地租实际上大大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土地贵族更加疯狂地强行圈占公共土地和农民的耕地，用来发展养羊业，“圈地”运动达到高潮。在这些被圈占的土地上，一般都是采取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圈地运动”一方面造成生产资料和土地的集中并将其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让大量破产农民变成乞丐和流浪者，成为资本主义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在“圈地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形式。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殖民者通过征服、奴役、掠夺殖民地人民和血腥的奴隶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此外，国债制度、近代课税制度、商业战争和保护关税制度等都是原始积累的不同形式。总之，资本原始积累的所有形式都是通过国家权力、通过暴力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欧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是在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从行会手工业者中分离出商人阶层。他们定期向小生产者收购产品，运往市场销售。小生产者的资金和竞争能力有限，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商人贷给他们资金、原料或生产工具，条件是低价收购他们的产品。久而久之，小生产者逐渐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成为专为商人生产某种产品，领取一定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商人则变成最早的资本家。与此同时，在商品生产的竞争过程中，一部分作坊主积累了资金，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原有的学徒、帮工不敷使用；帮工到期不能独立开业，不能转化为作坊主，时间越来越长地留在作坊主那里干活，作坊主给他们的报酬有所增加。这样，双方已产生了雇佣关系，作坊主的资金在雇佣劳动力增殖其价值总额的意义上转化为资本，帮工在被雇佣的意义上转化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这是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种形式。
自14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来，经过约两个世纪的发展，到16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已初具规模。在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组织形式是手工工场，它有两种类型；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集中的手工工场。分散的手工工场指生产者分散在自己的家庭里接受产品定货。14～15世纪，这类手工工场首先在毛纺织业中发展起来，最初是在佛罗伦萨，随后是弗兰得尔，英国虽出现稍迟，但发展最快。圈地运动使英国羊毛产量大增，大批破产农民为手工工场提供了众多廉价劳动力，所以到15～16世纪，英国毛纺织业中分散的手工工场迅速在广大农村建立起来，毛纺织业一跃而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
分散的手工工场由于劳动分散，不便于经营管理，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它逐渐让位于集中的手工工场。在集中的手工工场中，工人在工场主的监督下分工协作，每人只承担一种操作，既使操作简单化，又提高了操作的熟练程度，因而促进了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
在西欧，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前，手工工场一直是工业中生产组织的基本组织形式。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是通过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和租地农场主租赁土地而产生的。由于市场对工业原料和粮食的需求增加，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有的富裕农民购置或租种土地，雇佣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经营农场，种植市场所需要的农作物，成为农业资本家。有的商人也租赁土地雇佣农业工人，经营资本主义农场，成为租地农场主。有些封建主受市场需求的刺激，改变剥削方式，雇佣农业工人代替依附农民，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即新贵族。15～16世纪，尼德兰、英、法等国先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中，以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最为发达。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出现，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已经升起。
第二节 地理大发现
导致东、西两半球文明交汇和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地理大发现”，并非是一连串偶然的历史事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地理大发现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进入15世纪，西欧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不仅制造出适应大洋复杂气候条件的多桅帆船，而且开始在船上装备火炮，使欧洲人在向东方的扩张中拥有军事技术的绝对优势。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和从阿拉伯传入的用于计算纬度的星盘广泛用于海上航行，大大提高了航行效率。与此同时，古希腊的地圆学说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佛罗伦萨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根据地圆学说绘制的世界地图，将中国和印度绘在大西洋对岸，并断言从欧洲西航，可直达东方。但是，这一切仅仅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客观条件。欧洲人之所以完成地理大发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因。14～15世纪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剧增，黄金作为货币的职能日益突出，成为重要的交换手段。占有黄金就意味着占有一切。哥伦布曾在日记中写道：“黄金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流传后，西欧贵族、商人、航海家对书中所描绘的“香料盈野、黄金遍地”的东方财富垂涎三尺，急于前往东方寻找黄金，正是这种“黄金梦”驱使他们走上海洋探险的道路。恰如恩格斯所言：“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求的第一件东西。”
第二，传统的东西方商路受阻，迫使欧洲人急于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16世纪以前，欧洲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商人已经与东方有了贸易联系，东方的香料、丝绸、宝石等物品辗转输往欧洲市场，丰富和改善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欧洲人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东方的贸易联系。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金帐汗国的崩溃，使传统的东西方商路受阻，导致欧洲市场上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因此，欧洲贵族、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对东方的贸易，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线。
第三是宗教扩张因素。传播基督教是促使欧洲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基督教自认为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充满了改变异端信仰的狂热和好战精神。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狂热地进行传教活动，甚至诉诸武力，发动十字军东征，这是基督教世界扩张性质的反映。当时，西欧流行长老约翰的传说，将约翰描绘成信奉基督教的一位东方君主。所以当15世纪向欧洲以外扩张的基督教面临来自伊斯兰教的压力时，基督教世界便急于寻求与这位君主结盟，两面夹击穆斯林，以扩大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弘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这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动机之一。
第四，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讴歌人的才能、智慧、价值，使人重新成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主体。这有助于培养人们探索世界、征服自然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因此，人文主义思潮成为地理大发现的思想动力。
第五，最早进行海外扩张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经过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于15世纪末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当时，两国已具备了远航的物质条件，而更重要的是，追求财富和弘扬基督教的强烈欲望促使两国专制政府积极支持海洋探险事业。因而，地理大发现与专制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地理大发现的内容包括：从欧洲绕过地中海直通印度新航路的发现；从欧洲直通美洲的航行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首次环球航行的成功。
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休达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在接下来的70年间，他们沿非洲西海岸不断向南探险，先后到达佛得角、几内亚湾、加纳海岸、刚果河口和安哥拉，为远航印度做了准备。
1486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三艘轻便帆船开始远航，第二年抵达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将它命名为“风暴角”，后由葡萄牙国王改名为“好望角”，意为通往印度的希望之角。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四艘帆船从里斯本出发，沿迪亚士当年走过的航线南行，11月到达好望角。接着沿非洲东岸北航，于次年3月1日抵达莫桑比克。4月，由阿拉伯水手引航，从肯尼亚的马林迪横渡印度洋，于5月20日航抵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城，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完成从西欧绕过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辟了欧亚之间的新航路。
当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探寻通往印度的新航路时，西班牙人则朝另一方向寻找通往东方的航路，结果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克利斯托夫·哥伦布（1451～1506年）是意大利热那亚的水手，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相信地圆学说，醉心于远航探险活动。多年来，哥伦布一直想组织一支西航印度和中国的探险队，为此曾先后请求英国和葡萄牙国王的资助，均遭拒绝，于是转而求助于西班牙女王。1492年4月，女王伊萨伯拉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派他以西班牙王室的名义去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87名水手，分乘三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经过70天的艰苦航行于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将该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随后，向南航抵古巴和海地。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在以后的八年间，哥伦布又三次西航，先后到过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地，还到过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但是，哥伦布所发现的地方并不富庶，因而招致人们的误解、谩骂，国王也剥夺了他的财产。1506年，他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哥伦布生前一直把他所发现的地方误认为是印度，把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1499～1502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味斯普奇经过反复考察，认定哥伦布所发现的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后来人们以他的名字称“新大陆”为“亚美利加洲”。
受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探险成功的鼓舞，葡萄牙贵族费尔南多·麦哲伦（1470～1521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率265名水手，分乘五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圣卢卡尔港出发，横渡大西洋，于次年3月到达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尔后沿海岸南下，于10月到达南美洲南端的海峡，该海峡后来命名为“麦哲伦海峡”。随后他们在时人所称的“南海”中航行三个月，未遇风浪，遂将其命名为“太平洋”。1521年3月，船队抵达菲律宾群岛。因与当地居地发生冲突，麦哲伦被杀。当这支探险队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522年9月7日返回西班牙时，仅剩下一艘帆船和18名船员。
商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商品种类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商路和商业中心的转移以及商业经营方式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西欧商人贸易范围的扩大，欧洲与亚洲、非洲、美洲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商业联系，改变了东西半球及其局部地区彼此隔绝、不相往来的状况，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从而为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舞台。欧洲市场上汇集了来自各大洲的商品，如美洲的烟草、可可，非洲的咖啡、象牙，亚洲的香料、茶叶、丝绸。商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流通量剧增。
主要商路和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的欧洲沿岸。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大西洋沿岸的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和伦敦。
此外，商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银行信贷业、保险业等相继兴起，使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
“价格革命”是指欧洲殖民主义者从殖民地特别是美洲掠夺了大量金银，使欧洲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剧增，导致物价上涨。据统计，在一个世纪内，西欧的黄金增加了117%，白银增加了206%；西欧各国的物价平均上涨2倍左右，西班牙则高达4.5倍。
“价格革命”使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与市场有联系的贵族牟取了暴利，积累了巨额资本；而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贵族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经济地位每况愈下。“价格革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人类活动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改变了东西两半球相对隔绝发展的格局，也改变了旧大陆各区域之间相对孤立平行发展的格局。这样，由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革命，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把原先半封闭的地区性经济联系起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东西两半球多种文明的汇合与全球一体化的新进程，从而使世界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格局。
在这一全新的格局下，“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相对闭塞，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欧大陆之间更大程度上的闭塞，美洲、大洋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完全隔绝——这些现象都逐步发生全面改观”。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空前加强。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和新兴民族的形成，商品流通的增加，促使人类社会由区域文明向全球文明过渡，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不仅如此，地理大发现及其随之而来的商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由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进程，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世界的最早起步。
但是，东西两半球各种文明的汇合是以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西欧殖民主义者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在践踏其他文明的基础上率先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门槛。
地理大发现之后，殖民征服成为东西两半球各种文明汇合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此沦为欧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殖民主义者用征服、奴役以至消灭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殖民掠夺紧密联系的奴隶贸易使奴隶制度一度复活。这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独立发展的进程。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走上了殖民征服的道路。
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口不足150万，经济和军事势力也比不上欧洲其他大国，不可能在亚非大陆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葡萄牙的殖民征服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
首先是在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沿岸及周围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建立海上霸权，控制商路，进行掠夺性贸易。自1502年达·伽马率20艘武装商船再征印度之后，葡萄牙殖民者在几年内就占领了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基尔瓦、索发拉、桑给巴尔等地，并将这些据点作为从西欧到东方漫长航线上的补给站。1506～1508年，又先后占领了红海口的索科特拉岛、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岛和印度西北海岸的第乌港，从而控制了从红海、波斯湾到印度的海路，垄断了东方贸易。1509年，葡萄牙舰队在第乌港外的海面上，击败了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的联合舰队，巩固了在这一带的海上霸权。1510年侵占印度的果阿，将它作为东方殖民地首府。1511年占领马六甲。此后又在科伦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摩鹿加群岛等地建立商站，达到了控制“香料之国”的目的。1557年，葡萄牙人将澳门窃据为殖民地。殖民者惨杀无辜，疯狂掠夺，16世纪仅从非洲劫掠的黄金就达27.6万公斤。
其次是从事欺骗性贸易。葡萄牙人用镜子、别针、玻璃球以及其他廉价手工业品骗取了亚非土著居民的宝石、珍珠、象牙、香料等贵重物品，从中获得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高额利润。
再次是从事奴隶贸易，将非洲黑人奴隶源源不断地贩往美洲大陆，从中牟取了暴利。在以后的两百年里，黑奴制度成为欧洲殖民制度的组成部分。
葡萄牙除在亚非地区大肆进行殖民掠夺外，还将南美的巴西纳入自己的殖民势力范围。
哥伦布“发现”美洲，揭开了西班牙殖民者远征美洲的序幕。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人首先将加勒比海和西印度群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在海地、牙买加、波多黎各等地建立殖民据点，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征服中南美洲广大地区。1521年，西班牙贵族科泰斯率军征服墨西哥，摧毁了印第安人古代文明的中心——阿兹特克“帝国”。1533年，西班牙冒险家皮萨罗率军占领了印加人的首府库斯科，使印第安人古代文明的另一中心印加“帝国”惨遭蹂躏，秘鲁从此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此后，西班牙殖民者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相继征服了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地。到16世纪中叶，除葡属巴西外，整个中南美洲几乎全部纳入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其面积相当于西班牙本土的20倍。
西班牙殖民者与葡萄牙殖民者一样，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屠杀。1545～1560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的黄金，每年平均达5500公斤，白银达24万公斤。与此同时，西班牙还推行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到16世纪中叶，已有1200万至1500万印第安人惨遭杀害。
与葡萄牙殖民征服和统治方式不同的是，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在中南美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在当地设立殖民政府，委派总督治理，并向当地大量移民。贵族、商人、僧侣纷纷涌入美洲，大肆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建立封建的大地产制。殖民者还限定经济作物种类，实行“单一产品制”，以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也打开了宗主国商品在殖民地的销售市场。
西、葡两国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为争夺殖民地不断发生冲突。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西班牙为防止葡萄牙与之争夺这一地区，便请求罗马教皇出面调停。1494年6月7日，经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两国签订《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按条约规定，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约2190公里处，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称为“教皇子午线”。该线以东“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该线以西归西班牙。但地球是圆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到达摩鹿加群岛以后，围绕该岛的归属问题，双方冲突又起。1529年，两国在萨拉哥撒再订新约，以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线为界划一条新的分界线。此线以西“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以东属西班牙。根据这两次协议，西班牙几乎独占了美洲（巴西除外），葡萄牙则把亚非广大地区划入自己的殖民地范围。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属于封建主义性质。尽管进入15世纪以后，西欧社会的商品经济日益活跃，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发展壮大，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封建专制王权比较强大，封建生产关系还很牢固。两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与殖民统治都是在王室直接策划与控制下以贵族为主体进行的。
从早期殖民征服的目的来看，西、葡两国王室之所以积极组织和支持海外探险活动，大肆进行殖民掠夺，主要是为了扩大封建统治范围。葡萄牙人早在沿着非洲西海岸探险时，就宣布西非为葡萄牙王室所有，并求得罗马教皇认可。自哥伦布首航之后，西班牙派出的所有远征队每到一地，就将该地宣布为西班牙王室财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典型的封建殖民征服。
从早期殖民征服的直接后果来看，在海外，葡萄牙沿亚非海岸线建立一个个殖民据点，控制东西方商路，进行封建性的掠夺贸易。而西班牙不仅在中南美洲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还将本国的封建制度移植于殖民地，建立封建的大地产制。同时，葡、西两国的殖民征服还打上了深深的奴隶制烙印。西班牙在向殖民地移植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建立了新的奴隶制，先是役使印第安人为奴，后又贩入非洲黑人奴隶。葡萄牙殖民者最先进行非洲黑人奴隶贸易，并且不断扩大贸易的规模，后又在巴西建立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已不同于欧洲古代的奴隶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
在国内，两国在殖民征服过程中掠夺的大量财富，壮大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当西欧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日趋解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制度却一度巩固。两国将掠夺所得的金银财富大量用于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对外战争的消耗，同时，王室、贵族和商人将大把的钱财花在进口各种商品上，以满足其奢侈生活的享受。因此，这些钱财不仅没有在两国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反而打击了本国工业，延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使其殖民优势很快丧失。
但是，这些财富源源流入西欧其他国家之后，加快了这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荷、英、法等国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工业发达，国势日益强盛。所以，它们继西、葡两国之后发动的殖民侵略，很快在亚、美、非各地排斥了西、葡两国的殖民势力，并展开新一轮的殖民角逐，从而为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文艺复兴
14世纪上半叶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精神时代——人文主义时代的到来。
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乐观向上、勇于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15世纪末16世纪初，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进入全盛时期，并开始跨越阿尔卑斯山，在欧洲其他国家广为传播，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通常将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称作后期文艺复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文艺复兴与商业的繁荣、人口的增长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汇合互为呼应，不仅在更大范围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冲击了教皇和教会的权威。至此，全球文明的序幕已经完全拉开。
与早期文艺复兴相比，后期文艺复兴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早期文艺复兴仅局限于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而且只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展开。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对宗教神学观的冲击是有限的。它更多的是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而后期文艺复兴几乎遍及西欧各国。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已由佛罗伦萨移至罗马，罗马教皇甚至成为一些人文主义学者、艺术家的赞助人。文艺复兴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而且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它更多的是创新，并因此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在意大利，后期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人文主义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康帕内拉等。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是艺术大师，还是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其代表作《最后的晚餐》取材于《圣经》故事，着重刻画耶稣在晚餐席上对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的一刹那间，12个门徒不同的表情、姿态及复杂的内心活动，表现出对叛徒的强烈憎恨。他的另一名作《蒙娜丽莎》，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肖像画之一。达·芬奇突破宗教题材的局限，形象生动地勾画一位面带微笑的市民少妇的端庄美丽，给人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感。
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的代表作是取材于《圣经》故事而完成的雕像《大卫》、《摩西》，这两件不朽之作将两位古犹太人的英雄塑造成雄伟刚健的巨人，突出刻画了人的精神意志。其绘画杰作《创世纪》和《末日审判》两幅壁画，赋予神以人的性格，表达了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憧憬。
有“画圣”之称的拉斐尔（1483～1520年）博采众长，以绘画多幅圣母像着称，其艺术风格优美、典雅。在他笔下，人们心目中幽灵般的圣母完全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世俗女性形象，没有丝毫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如《西斯廷圣母》、《草地上的圣母》等。他的壁画名作《雅典学院》，描绘的是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等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共聚一堂，展开热烈讨论的场面，突出地歌颂了人的智慧和理性。
进入16世纪，随着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西欧许多国家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而意大利人却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尼科罗·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第一个想象出国家的现代形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奠基人。
在完成于1513年的《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里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并系统阐述了关于君主统治的种种方式和政治权术的理论。他将道德排除于政治之外，认为君主应当效法狮子和狐狸，要比狮子还凶狠，比狐狸更狡猾。总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他的这套理论被后人称作“马基雅维里主义”，并为400年后法西斯分子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如此，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反封建、反教会和爱国主义性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另一位政治思想家康帕内拉（1568～1639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他在《太阳城》一书中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并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所反映的是早期无产者要求人人平等、财富共享的愿望。
15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文艺复兴在德、法、英、西和尼德兰等国相继兴起。人文主义作家、政治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都从各自的领域向传统观念和宗教神学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在文学领域，出生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莫（约1466～1536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极富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首次编订了希腊文《新约全书》，并附有他自己的拉丁译文，纠正了教会通用拉丁文《圣经》中的许多错误，打击了教会解释教义的权威。伊拉斯莫的讽刺作品《愚人颂》（1509年），借“愚人”女子之口，嘲笑教皇、僧侣的贪婪、愚昧，谴责贵族的放荡、虚荣。他主张废除禁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宗教仪式，建立合理教会，成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声。
拉伯雷（1494～1553年）是法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巨人传》，取材于民间故事，以叙述高朗古杰、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国王的神奇事迹为主线，深刻地反映了法国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是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拉伯雷嘲弄教士的愚昧和贵族的腐败，痛斥经院哲学，同时提出反映人文主义理想的政治和宗教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
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一生着有37个剧本和154首十四行诗。他的戏剧分历史剧、喜剧和悲剧等体裁。历史剧以帝王将相为主角，描述了13至15世纪英国著名国王的生平事迹，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分裂、拥护王权的政治要求。喜剧则充满乐观主义情调，赞美友谊与爱情，表达了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莎士比亚于17世纪初写的四大悲剧，代表他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些悲剧突出反映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同封建邪恶势力之间的较量和冲突，并以先进力量的暂时失败作为结局，来控诉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的罪恶。莎士比亚的作品语言生动，感染力强，在欧洲文坛上独树一帜。
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年）完成于1605年的《堂吉诃德》，是一部传世佳作。他以幽默、夸张的手法，融严肃与可笑、庸俗与伟大于一体，将堂吉诃德塑造成新旧交替时期复杂而矛盾的典型，使之具有复古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想的双重性格。这部作品是当时西班牙社会广阔画面的缩影。
在政治思想领域，法国的博丹（1530～1596年）在《国家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国家主权的理论，将国家主权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这是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形成的现实反映。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提出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主张。他在《乌托邦》一书中不仅抨击了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黑暗，同时还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废除私有制，人人劳动，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等。这对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莫尔也因此成为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早期文艺复兴对科学的影响微不足道，而16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既是后期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对于解放生产力和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波兰人哥白尼（1473—1543年）率先举起了天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在1540年写成的《天体运行》一书中提出“日心说”，直接动摇了中世纪长期流行并为教会奉为信条的“地心说”，从而成为自然科学摆脱神学获得独立发展的标志。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学说的有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1548～1600年）、伽利略（1564～1642年）和德国学者开普勒（1571～1630年）等人。布鲁诺提出宇宙无限的观点；伽利略用自制望远镜观察，为“日心说”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文证明，他还有许多天文发现；开普勒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纠正了哥白尼关于行星沿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行的观点，提出行星运行的轨道为椭圆形。
在物理学、数学和医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发现。伽利略的惯性定律、力作用独立定律，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1501—1576年）的解三次方程公式，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1514～1564年）的解剖学，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年）的人体血液循环理论等，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思想领域，机械唯物论冲破经院哲学的桎梏发展起来。英国的法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个唯物论哲学家，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学术的进展》、《新工具》、《科学的价值与增长》等。培根提出归纳法，将其作为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言。这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需要利用科学知识认识和控制自然、造福人类的要求，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他采用二重真理说，既认为真理出自实践，又承认神启真理。
法国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笛卡尔（1596～1650年），认为宇宙统一于运动的物质，同时又把物质运动只看作是机械运动。在认识论上，他采用理性演绎法，片面强调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因无法解释理性认识的来源，于是不得不求助于神启真理，笛卡尔也因此成为“心物彼此孤立”的二元论者。
综观持续近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其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新文化，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是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先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
第一，它摧毁了教会的精神独裁，将越来越多的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时培养了人们乐观进取的人生观和创造精神，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二，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它使自然科学脱离了神学，从而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同时推翻了僵化的经院哲学体系，新的哲学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四，它不仅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而且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潮产生了影响。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就是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人文主义精神。
第四节 宗教改革的发展
一、路德教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对起义农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反攻倒算。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有10万以上的农民惨遭杀戮。幸存的农民多沦为农奴，重新陷入封建主的奴役之中。中产阶级的革命半途而废，城市特权被诸侯剥夺，不得不向诸侯交纳巨额赔款。更严重的是，工商业的普遍衰落和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阻碍。
从1525年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只有诸侯。一部分诸侯不仅乘机夺得大量教产，加强了对农民的压榨，而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利用路德宗教改革的形式，在自己的领地内保持路德教派，建立新教教会，自己成为教会首脑。利用路德新教作为加强政权工具的诸侯被称为新教诸侯。在萨克森选侯和普鲁士的公爵领地内，早在1525年已信仰路德新教，黑森伯爵领地内是1526年信仰路德新教的，接着在不伦瑞克—吕纳堡也流行了路德教。
路德为了建立路德教也广为活动。1527至1529年，路德在萨克森选侯领地内，曾随同新选侯约翰到各地巡视并督促路德教派的牧师开展传教活动，并且不准旧教徒举行礼拜。特别是1529年10月1日至3日，路德在玛尔堡城内同慈温利的公开辩论，影响很大。路德将福音的基本观念归纳为“14条”，这便是路德派新教教义主张的重要根据。路德后期宗教改革活动的特点是加强系统的教理建设和创建与整顿路德宗的教会。他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基督教信仰的纲要并说明》是1529年5月发表的。《士马尔卡登信条》（1536年12月）、《论教会会议与教会》（1539年3月）是最有代表性的论着，其中详细阐明了路德派的教理和主张。《桌上谈》和路德译注的全部《圣经》修订本，充分表述了路德对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观点。路德晚年仍然坚持了同罗马教皇的斗争，直至他逝世。
德皇以及天主教诸侯力图在德国全面恢复天主教会的完全统治，因而同新教诸侯展开长期斗争。1529年，德皇查理五世召开帝国议会，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关于反对异端的禁令。在旧教诸侯结成“士瓦本联盟”之后，新教诸侯以萨克森选侯约翰和黑森伯爵菲力普为首，于1530年12月在萨克森境内的士马尔卡登小城聚会抗议并组成对抗性的秘密同盟，即“士马尔卡登同盟”。路德派新教诸侯由于对斯拜尔会议提出抗议，因而被称为“抗议者”。此后，在德国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新、旧教诸侯以及诸侯同皇帝之间的封建混战。新教诸侯最初曾受挫，后来某些天主教诸侯在法国国王的武力支持下，同新教诸侯一道反对德皇，在1552年战败了德皇的军队。经过谈判，1555年9月25日德皇与诸侯签订并颁布“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了诸侯在其领地内有权决定本人及其臣民宗教信仰之权利的“教随国定”原则。新旧教同权平等、路德教的合法地位从此得到确认。至此，路德派新教最后确立了。德国出现两个诸侯集团，北部和东北部属于路德教诸侯集团，南部和西南部属于天主教诸侯集团，德国的封建分裂局面加甚，并长期继续下去。
诸侯提出抗议，故路德教又称抗议教。1531年，他们组成士马卡登同盟，抗击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武装，直到1555年双方才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在德国和天主教有平等地位，标志路德教的确立。
路德的宗教改革虽然不彻底，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民建立廉价教会的要求；路德教会首领的世俗化，也适合一些国家加强王权和使教会民族化的需要。一些北欧国家，自上而下地实行宗教改革，改奉了路德教。1536年，丹麦国王实行宗教改革，剥夺了天主教会的大量地产，大多转归国王所有，国王成为教会的首领。1527年至1544年，瑞典国王也改奉了路德教，没收了天主教会的财产，直接管辖新教会。挪威国王也在同一时期接受了路德教。
路德教的确立和传播，大大缩小了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罗马教廷是一个沉重打击。
二、加尔文教
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下，约翰·加尔文（1509—1564）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获得了成功。加尔文，法国人，在巴黎大学学习时，受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宣传宗教改革，受到迫害，逃亡瑞士。1536年，加尔文发表《基督教原理》一书，阐明自己的宗教观点。加尔文和路德一样，主张“唯信称义”和建立廉价教会。但他比路德更激进、更能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他提出一种“先定论”，主张一个人能否得救（升天堂），不是靠善行、忏悔、斋戒，而是前生注定的。如果在现实活动中很成功，就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必然能得救。如果在现实活动中失败，就表明他是上帝的弃民，必然堕入地狱。加尔文反对《圣经》末载的一切宗教仪式和节日，只鼓励信徒积极从事现实活动，借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宗教主张既适应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要求，又能以前世注定的教义掩盖资产阶级剥削起家的实质。1541年后，加尔文成了日内瓦的宗教领袖。他在日内瓦建立的教会组织，实质上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大权掌握在由教徒选举产生的一般是富人、企业家和牧师手中，称为“长老会”。长老会对人民实行严厉的统治，一切豪华的宗教仪式被取消，许多宗教节日也被废除；取缔赌博；甚至演戏、跳舞等娱乐活动都加以禁止。这是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要求节俭，反对浪费的反映。它迫使人民群众除了做工以外，就是礼拜天作祈祷。
加尔文的先定论是有其社会经济根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
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同时，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在英国开始了宗教改革。经过长期的斗争，创立了继路德教、加尔文教之后的第三个新教派，即英国国教。在16世纪，以加尔文教传播最广。
加尔文教的教义和教会的组织形式，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西欧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广为流传，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法国，南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较快，这里加尔文教传播很广，终于引起了30多年（1562—1594）的胡格诺战争。结果，加尔文教徒在以天主教为国教的法国，争得了合法地位。
1560年，苏格兰在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赶走了法国军队，结束了法国对苏格兰的政治控制；争得信教自由。1567年，加尔文教徒发动起义赶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
16世纪下半期，尼德兰人民在加尔文教旗帜下，进行了长期的反西班牙和天主教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尼德兰北部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尔文教传播日益广泛。资产阶级要求按照加尔文教的精神，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影响，因此他们被称为“清教徒”。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清教的旗帜下完成的。
三、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反扑
席卷整个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动摇了罗马天主教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但是，16世纪的天主教会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还能够组织力量对宗教改革进行反扑。
天主教会一方面对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封建统治者实行让步，承认他们在本国宗教事务上有更大的权力，并准许他们没收部分教会财产，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整顿天主教会内部，惩办腐化、渎职的教士，借以提高威信。一当地位稍稍稳定之后，便立即展开反对各种新教的斗争。教皇于1545—1563年间，接连在特棱特召开了三次宗教会议。宣布一切新教都是“异端”，天主教的一切教条和仪式完全正确，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颁布“禁书目录”，建立对一切出版物的严格检查制度。
西班牙贵族罗耀拉（1491—1556）创立的耶稣会，是天主教在反宗教改革中的重要工具，耶稣会1534年开始活动，1540年得到教皇批准，取得合法地位。耶稣会有严格的军事纪律，以效忠教皇和天主教会为目的。会员不穿僧衣，以办医院、设学校为名，渗透到各国进行特务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惜设陷阱、搞阴谋，暗杀、放毒，无恶不作。耶稣会活动的范围，不限于欧洲，还深入到美洲、亚洲，从事经营地产、工厂、贸易公司和其他殖民掠夺活动，成为早期殖民掠夺的工具。明末，前来中国的利玛窦等人就是耶稣会成员。
天主教的反扑曾获得暂时的成功。在封建贵族势力强大的国家如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等国，天主教的势力都曾有所复辟。但不管反动的天主教如何作垂死的挣扎，天主教所维护的封建制度必然崩溃，已是大势所趋。16世纪下半期，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敲响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丧钟。
四、宗教改革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发生于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罗马天主教会，促进了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进程，它是一次欧洲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世纪，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完全为天主教所垄断，它是当时最大的精神独裁者；它拥有天主教世界三分之一的地产，压迫农奴，征收贡赋，是当时最大的剥削者，它以君权神授学说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是封建制度最强有力的支柱。教会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着资产阶级，“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而且，资产阶级为了给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首先得使社会成员的“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要把按封建制度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会，改造为适合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的新型教会。所以，宗教改革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必然采取的形式。
西欧封建社会是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一种社会形态。每一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的是宗教徒。下层人民之所以信教，主要是对现实的苦难无能为力，而从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安慰。他们信仰宗教，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苦难的消极抗议。资产阶级要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特别是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斗争。“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这也决定着资产阶级的早期革命必然采取宗教改革的形式。
宗教改革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也很不彻底，但它仍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宗教改革在欧洲创立了路德教、加尔文教和英国国教。这三大新教派在瑞士、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瑞典、丹麦、挪威、德国北部及中部地区和法国南部建立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组织。罗马教皇在西欧的一统天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最严重的打击。
其次，宗教改革“如果抛开教义上的种种争吵和注解的话，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的没收地产的计划。开始是夺取教会的土地。随后在那些新教掌权的地方，天主教徒被宣布为叛乱者，于是他们的土地就被没收。”除英国和加尔文教掌权的地方教会土地有些转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里外，其他地方特别是改奉路德教的地区，土地所有权只是由教会封建主手中转到世俗封建主手中，土地所有权的封建性质没有根本变化。可是，“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可见宗教改革给封建土地所有制体系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
第三，一些地区的宗教改革虽然没有明显地触动世俗封建政权，但是，教会用君权神授学说为封建特权辩护；新教既然剥夺了神授的教权，难道神授的各级封建主的特权就不能剥夺？正如马克思所说：“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申辩”直译是：对社稷和国家的辩护。）宗教改革对教皇和高级教士的特权的剥夺，动摇了封建国家学说的基础。
第四，新教唯有信仰就能自由和拯救灵魂的信条，虽然讲的是宗教的自由，但是，它正符合资产阶级创造“自由”、“平等”关系的需要。恩格斯很重视这一点，他说：“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虽然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
第五节 欧洲的崛起
一、欧洲的专制王权模式
16世纪，随着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在一些国家先后形成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其形成途径与影响并不相同。
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专制王权模式中，以英、法两国最为典型。当时，两国的封建贵族阶级趋于没落，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两个阶级势均力敌，力量均不足以压倒对方。这样，他们都想借助王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而出现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支持王权的现象，君主则充当了双方的保护者和仲裁者的角色。英、法两国的君主专制统治，正是在这种阶级关系下形成的。
新兴资产阶级之所以支持王权，除了自身力量比较薄弱以外，主要是由于王权的加强和随之而来的封建割据势力的铲除，如废除国内林立的关卡，便于商品流通和国内统一市场的稳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现实效果来看，专制王权为了增加收入，维持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往往采取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并鼓励海外殖民扩张活动，这在客观上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扶植和保护作用。但是，专制王权本质上属于封建性质，它所维护的是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封建秩序。当资产阶级羽翼丰满之后，必然掀起革命风暴，与专制王权彻底决裂。
同一时期，西班牙、俄罗斯等国也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各自的历史条件不同，西、俄两国的专制王权不仅没有像英、法那样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本国的封建制度，延缓了迈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步伐。
1485年，英国封建主之间的内战——玫瑰战争结束，亨利七世登上王位，开始了都铎王朝（1485～1603年）的专制统治。在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支持王权的基础上，都铎王朝的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有效地巩固了专制王权。
首先是打击和削弱大贵族势力，剥夺教会贵族的特权和财产。亨利七世统治时，加大打击封建割据势力的力度。亨利七世下令禁止贵族蓄养家兵，解散封建家臣团，摧毁贵族修建的城堡，并加强“星室法庭”的作用，使之成为专门审理政治叛乱案件的机构，以惩治不服从的大贵族。1540年，亨利八世又进一步将枢密院作为自己的咨询机构和最高司法机关，其官员多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选任，从而使他们成为专制王权的支柱。
1533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发动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随后自己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他将没收所得的教会大批土地廉价卖给或赏赐给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进一步扩大了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
其次，为了满足封建贵族的要求，维护封建秩序，都铎王朝颁布一系列惩治流浪者的法律。自15世纪70年代兴起的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它破坏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而成为流浪者。都锋王朝的统治者颁布限制圈地和惩治流浪者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农民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巩固封建制度，但收效甚微。
再次，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结盟，加强国会的作用，使之成为专制王权的工具；在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如保护工商业、奖励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等。
都铎王朝既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同时又执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重商主义政策。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英国的专制王权当时在两个对立的阶级间起着某种调停和平衡作用。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年），英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资本主义经济也迅速发展，亟需向海外殖民。在与当时的头号殖民强国西班牙的长期冲突与较量之后，英国于1588年击溃了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树立起海上霸权，为海外殖民扩张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日俱增，逐渐打破了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力量均势。他们与专制王权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掀起大规模的革命风暴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法国的专制王权也是新的阶级关系形成的产物。地理大发现之后，受工商业发展和“价格革命”的冲击，贵族地主的固定地租收入减少，经济地位下降。但他们仍然拥有各种政治特权，需要强大的王权来维护封建秩序。新兴资产阶级靠购买公债、向政府贷款、充当包税人等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特点。富有的资产阶级还可以通过购买破落贵族的爵位以及与之相连的产业，跻身于贵族行列，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王权发生密切联系。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极力主张加强王权。这样，萌芽于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很快发展起来。到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1515～1547年），专制制度趋于确立。法兰西斯一世铲除割据势力，停止召开三级会议，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和少数近臣决策。同时逐渐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的民族化，并使法国教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法兰西斯一世也采取了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商业政策，如扶植本国毛纺织业，禁止进口外国呢绒，为本国商人取得在土耳其各港口贸易的特惠权等，从而使资产阶级在王权的保护下，增强了自身的势力。
此时，加尔文教在法国广泛传播，法国南部的封建贵族企图利用宗教改革与专制君主对抗，以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而北部的封建贵族则以“保卫王权，保护天主教”的口号，同南部对抗，最终于1562年爆发战争，加尔文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因此这场战争史称“胡格诺战争”（1562～1594年）。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节（8月23日）之夜，天主教徒在王室支持下大肆屠杀巴黎的胡格诺教徒，使南北矛盾更趋激化，国内已经处于分裂状态。1589年，法王亨利三世在混乱中遇刺身亡，胡格诺集团的波旁·亨利即位，称亨利四世，从此开始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为了巩固王位以及争取北部贵族的支持，亨利四世宣布皈依天主教，并立天主教为国教，但同时也允许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及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亨利四世还通过实行鼓励发展农业、资助手工工场、发展海外贸易、保护关税等措施，使王权逐渐巩固起来。其子路易十三（1610～1643年）统治时期，任用首相黎塞留进行改革：强迫教会缴纳巨额捐税，加强中央各部门的职能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派监察官统管各省行政、司法、财政大权，以此削弱地方贵族和各省总督的权力；同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王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英、法相比，尽管西班牙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促进了本国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16世纪前期，西班牙仍然是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工商业发展水平较低，产品难以与国外市场竞争。新兴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形成一支与教俗贵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专制王权所维护的是教俗贵族的利益，热衷于对外战争和海外殖民扩张，以巩固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进而称霸全世界，但对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则漠不关心。这样，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大量金银财富并未用于发展工商业，而是被王室、贵族用来购买外国商品和对外战争的耗费上。这些金银财富流入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后，迅速转化为资本，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形成于伊凡四世（1533～1584年）统治时期的俄国君主专制制度，与英、法、西班牙三国又有不同。当时，封建农奴制日益加强，商品货币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因素尚未出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制王权，代表的是封建主阶级的利益，对内加强对农民的奴役，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
二、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是其自身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宗教改革广为传播的产物。其直接起因是西班牙残暴的专制统治。
“尼德兰”意为低地，指莱茵河、马斯河、些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的低洼地区，约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中世纪初期，尼德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11～14世纪分属法国和德国。15世纪，其大部分领地并于勃艮第公国。到16世纪初，尼德兰又因王室联姻和继承关系纳入西班牙统治之下。
16世纪以前，尼德兰已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国际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进一步推动了尼德兰工商业的繁荣。其17省中有大小城市200多个，因而被称为“城市之国”。在北方7省中，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毛麻纺织业和造船业极负盛名。阿姆斯特丹是北方的商业中心，与英、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北方各省与西班牙的经济联系较少，城乡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普遍，冲击和瓦解着封建经济基础。
在南方10省中，经济最发达的是弗兰得尔和不拉奔，手工工场在两省的纺织业、冶金业中普遍兴起。安特卫普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商业和信贷业中心。南方多数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封建关系依然牢固。新兴资产阶级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依赖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由大商人、工场主和农场主组成的城乡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荷兰、西兰的封建贵族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而成为新贵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大多信奉加尔文教，要求摆脱封建关系的束缚，推翻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发展资本主义。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有经济联系的南方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虽然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某些措施，但不想同西班牙彻底决裂，而且在宗教上他们大多信奉天主教。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一般信奉再洗礼派或加尔文教。
与此同时，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不仅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激起了尼德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查理一世（1516～1556年）统治时期，在尼德兰榨取的捐税相当于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40%。1550年，他颁布惩治异端的“血腥敕令”：凡是新教徒或被控为新教徒者，男的杀头，女的活埋，其财产收缴国库。
腓力二世（1556～1598年）即位后，继续推行高压政策。他在尼德兰广布宗教裁判所，残害新教徒；剥夺城市自治权，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并禁止他们与西属美洲直接贸易；拒付国债，使尼德兰银行家蒙受重大损失。1559年，腓力二世派其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格兰维尔主教为辅政，以加强对尼德兰的直接控制。这些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专制政策成为尼德兰革命的导火线。
1566年4月，以奥兰治·威廉亲王为首的“贵族同盟”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召开三级会议，撤出西班牙驻军，罢免格兰维尔的职务，但为西班牙当局拒绝。
8月11日，弗兰得尔一些工业城市爆发了以平民为主的“破坏圣像运动”，拉开了尼德兰革命的序幕。在两个月内，先后有12个省爆发了起义。数万名起义者捣毁教堂和寺院5500多所，焚毁债券和地契，没收教会财产。面对来势迅猛的群众运动，西班牙统治者采取缓兵之计，答应停止宗教迫害，赦免“贵族同盟”成员，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地点作礼拜。此举得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拥护，并使起义很快遭到镇压。第二年8月，腓力二世派阿尔发公爵率军18000人进驻尼德兰，设立名为“除暴委员会”的特别法庭，大肆搜捕起义者，处死约8000人。接着，阿尔发颁发新税制，提高税率，从尼德兰榨取更多的财富，使尼德兰的整个工商业陷于瘫痪，十几万人流亡海外，奥兰治·威廉与其亲信逃到德国。后来，威廉又率领外国雇佣兵几次进攻尼德兰的中部和南部，结果都遭到失败。
然而，广大劳动人民和少数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并未被恐怖政策所吓倒。南方的农民和平民进入弗兰得尔森林，组成森林游击队，袭击西班牙军队。北方的渔民、水手和码头工则组成海上游击队，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据点。1572年4月1日，海上游击队攻占了西兰省的布里尔城。不久，荷兰、西兰两省首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同年7月，奥兰治·威廉当选为两省的总督。到1573年底，北方其他各省先后独立，奥兰治·威廉成为各省公认的总督。
北方的胜利推动了南方的斗争。1576年9月，布鲁塞尔爆发起义，推翻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10月，南北各省代表在根特举行三级会议。11月，签订《根特协定》：废除阿尔发颁布的一切法令，南北联合共同反对西班牙；南方仍然信奉天主教，但承认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根特协定》将南方城乡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并引起南方教俗贵族、大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惧，他们于1579年1月6日成立“阿拉斯联盟”，决定联合西班牙反对革命。
面对南方贵族的分裂行径，北方各省于同年1月23日成立了“乌特勒支同盟”，宣告各省永不分离，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1581年，三级会议废除腓力二世的王位，成立联省共和国，简称荷兰共和国。奥兰治·威廉任新国家第一执政。
1584年，奥兰治·威廉被腓力二世派人刺死。西班牙军队配合“阿拉斯联盟”攻占南方各城，重新恢复了在南方的统治。但是，西班牙对北方的进攻却屡屡受挫。此后，西班牙远征英国及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均遭惨败，已经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不得不于1609年与联省共和国缔结12年休战协定，在事实上承认联省共和国的独立。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正式给予联省共和国以独立地位。至此，荷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尼德兰革命具有鲜明的民族解放斗争性质，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予欧洲的封建专制王权第一次沉重打击，为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革命以卡尔文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和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盟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但是新兴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尤其是南方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西班牙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因担心革命危及自身利益而软弱动摇，甚至背叛革命，因此仅在北方取得斗争的胜利。荷兰共和国建立后，也没有完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政治上仍然带有君主制的痕迹，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17世纪末，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在海外建立殖民帝国的荷兰很快走向衰落。
三、走向整体化的欧洲
1618～1648年，欧洲发生了以德国为主战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30年战争，西欧和北欧的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卷入。
30年战争是宗教改革后教派斗争加剧的结果，也是当时欧洲各国政治矛盾与领土纷争的反映。德国宗教改革后，诸侯分成新教诸侯和旧教诸侯两大集团，德国七大选侯中，三个选侯属新教，四个选侯属旧教。双方展开以争夺教产为主要内容的长期斗争，严重影响了德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德国皇室哈布斯堡家族当时不仅有奥地利作为世袭领地，而且还控制着捷克和匈牙利的西部以及德国的士瓦本和阿尔萨斯一带；其家族还统治着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是势力最强的诸侯。德皇依靠自身的强大势力，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联合，对外镇压尼德兰革命，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与英、法专制王权为敌；对内打击新教诸侯，扶植旧教势力。
为了抵御以德皇为首的旧教集团的压力，新教诸侯于1608年组成以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为首的“新教同盟”。次年，旧教诸侯成立“天主教同盟”与之对抗。随着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欧洲国际局势也变得复杂起来。为了削弱哈布斯堡皇室并从中得利，丹麦、瑞典、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支持“新教同盟”，而罗马教皇、德皇和西班牙则站在“天主教同盟”一边。这样，德国成为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
1618年捷克布拉格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揭开了30年战争的序幕。胡司战争失败后，捷克于1526年重新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版图。1617年耶稣会士费迪南德继任捷克国王后，力图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禁止新教徒集会，撤销先前给予捷克的自治权和信仰自由。此举激起了捷克人民的强烈反抗。1618年5月23日，愤怒的布拉格群众冲入王宫，将正在与捷克国会代表谈判的国王的两名特使从窗户抛入壕沟。这个“掷出窗外事件”使长期蕴积的宗教矛盾终于爆发，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30年战争。
30年战争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捷克—巴拉丁时期（1618～1624年）。“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后，捷克组成临时政府并宣布独立，次年选举“新教同盟”的首领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为国王。捷克与巴拉丁联军初战告捷，攻入奥地利，逼近维也纳。但后来由于得不到新教诸侯的支持，在旧教诸侯和西班牙援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捷克和巴拉丁联军节节败退，并于1620年11月8日的“白山战役”中被彻底击溃。自此，捷克完全丧失了独立，成为奥地利的波希米亚省。在德国境内，巴拉丁被西班牙军队占领。到1624年初，旧教势力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第二阶段，丹麦时期（1625～1629年）。天主教同盟的胜利和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增强，引起德国新教诸侯的不安，也威胁着法、英、荷、丹等国的政治经济利益。1625年，法国首相黎塞留促成英国、荷兰和丹麦三国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各国资助丹麦出兵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内战演变成一场国际战争。1626～1628年，德皇在“天主教同盟”的支持下，依靠捷克贵族瓦伦斯坦的雇佣军，打败丹麦军队，占领整个北德地区。1629年，丹麦被迫与德皇签订《卢卑克和约》，保证不再干涉德国事务。同年，德皇颁布《复原敕令》，规定凡1552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会的一切财产，都必须归还天主教会。
第三阶段，瑞典时期（1630～1635年）。哈布斯堡家族在北德的胜利，使追求波罗的海霸权的瑞典惴惴不安。于是，法国以巨额金钱，俄国以大宗粮食、硝石援助瑞典，怂恿瑞典出兵德国。1630年7月，瑞典军队在国王的统率下，从波美拉尼亚登陆，相继占领了德国北部、中部许多地区。从1632年底起，战争进入相持状态。1634年9月，德皇依靠西班牙援军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诺德林根重创瑞典军队。次年，新教诸侯与德皇缔结和约，战局朝着有利于德皇和旧教诸侯的方向发展。法国于是直接参战。
第四阶段，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法国本为天主教国家，与德皇、西班牙并无宗教矛盾。法国之所以直接参战，主要是担心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膨胀，危及自己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从1635年5月开始，法军以德国为主战场，同时在西属尼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哈布斯堡家族开战。此后，荷兰、威尼斯、匈牙利等相继支持法国，加入法瑞联盟。战争初期，德皇一度占据优势，西班牙军队也曾从南北两面攻入法国，逼近巴黎。但40年代以后，法、瑞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642年秋，瑞典军在莱比锡附近大败德皇军队；第二年春，法军在西部的洛克瓦战役中击溃西班牙军，占领阿尔萨斯；1645年，瑞典军队在捷克挫败德皇军队；1646年，法、瑞联军进入士瓦本、巴伐利亚，瑞典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德皇被迫求和，并于1648年10月24日与法、瑞两国缔结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结束了30年战争。
由宗教纷争引发的30年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德皇意欲加强权力、新旧教诸侯要求割据称雄、几个大国乘机扩张的战争。它严重削弱了欧洲的天主教和封建势力，同时加剧了德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给德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它还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俄国实施“西进”政策和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提供了契机。
标志着30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对于近代初期欧洲格局的形成以及欧洲走向整体化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依据《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法、瑞两国获得了德国大片领土。法国获得了除斯特拉斯堡以外的阿尔萨斯地区，德国确认法国对洛林的所有权。此后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法、德世代相争之地。瑞典获得了整个西波美拉尼亚（包括鲁根岛在内）、东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及一些城市和港口，如出海口城市斯台丁及奥得河河口地区，还有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个主教区以及威斯马城。结果，德国主要河流进入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均被瑞典控制。波罗的海也因此一度成为“瑞典的内湖”。此外，法、瑞两国皆有权参加德意志帝国的会议。
和约把德国政治的分裂割据局面固定下来，承认德国诸侯完全独立，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享有行政、司法的全权；对外有独立进行缔约、结盟、宣战、媾和等特权。和约还对德国诸侯在战争期间扩张的领地予以认可，甚至规定帝位不得世袭，帝国的重要事务均须由诸侯参加的帝国议会决定。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由皇帝和帝国议会联系的国家联盟而已。
在宗教方面，和约仍维持“教随国定”的原则，规定德国的路德教、卡尔文教与天主教享有同等地位。诸侯在其辖区内有选择宗教信仰之权，但帝国境内除上述宗教外，不得信仰其他宗教。
和约还使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获得国际承认。
以德国皇帝和西班牙战败而缔结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在欧洲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通过缔结这个和约，西班牙完全丧失了欧洲的霸权地位，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新霸主，瑞典则称霸于北欧。和约大体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奠定了近代欧洲的国际局面。中世纪长期以来，罗马教皇是西欧惟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肆意插手各国事务，联合一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发动战争，其权威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的缔结，是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对罗马教皇权威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其政治权威从此丧失殆尽。
和约还开创了由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从而成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切国际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献。从此，欧洲局部地区的问题往往成为全欧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欧洲走向整体化的帷幕已经拉开。
在基督教世界向海外扩张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在欧亚大陆拓展自己的地盘。16世纪先后崛起于西亚和南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萨非王朝和莫卧儿帝国，足以与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相匹敌。
在小亚细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廷帝国之后，不断对外拓疆置土，16世纪又展开新一轮的扩张，将亚、非、欧的许多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苏里曼一世统治时期（1520～156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达于极盛。其版图东起波斯湾，西至匈牙利，北抵高加索，南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东部地区，控制了红海、黑海和地中海的东部，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军事大帝国。苏里曼一世曾参与欧洲各国的纷争，与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结为同盟，共同对抗罗马教皇和哈布斯堡家族，并多次出兵匈牙利、奥地利。这对于欧洲局势和新教势力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帖木儿帝国瓦解后，伊朗境内形成几个对立的政权。1502年，伊斯梅尔一世通过一系列战争，建立以大不里斯为首都的萨非王朝，将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奉为国教。此后，萨非王朝与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7～1629年），曾联合哈布斯堡家族共同打击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从后者手中夺取许多土地，还向东打败中亚的乌兹别克汗国，从而一跃而成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
在南亚地区，占据喀布尔的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1482～1530年）乘印度分裂之机，于1525年率军侵入印度，次年占领德里，结束了德里苏丹国的统治，由此开始了莫卧儿帝国（1526～1857年）的历史。到其孙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统一了北印度，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从而使莫卧儿帝国空前繁荣，疆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王朝。北起阿富汗和喀什米尔，南至瓦利河，西起俾路支、信德，东到孟加拉国和阿萨姆的广大地区，全部纳入莫卧儿帝国的版图。
在这三大穆斯林帝国的辉煌时期，它们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外进行扩张，对内铲除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地处欧亚海陆交通要冲，过境贸易比较发达。莫卧儿帝国在阿克巴统治时统一货币、度量衡，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萨非王朝的经济也有显着的发展。
但是，这三大帝国的辉煌为时短暂，17世纪以后，它们在内外交困中相继衰落下去。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穆斯林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且其辉煌与精明强干的三位统治者苏里曼一世、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的名字联在一起。他们的继承者大多昏聩无能，难以驾驭国内局势，封建贵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权力。
其次，封建生产关系非常牢固，经济落后。工商业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十分有限。大多数统治者不注意发展国内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加重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盘剥，同时将陆上扩张所掠夺的财富大肆挥霍。
第三，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异常尖锐，各地人民举行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动摇了穆斯林帝国的封建统治。
第四，三大帝国的许多地区都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但这里的人们更多的是继承文化传统，缺乏创新意识，因而其文化成就远远不能与昔日的阿拉伯帝国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未对已发生巨变的欧洲有所了解。
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四、沉睡的亚洲
明朝统治下的中国虽不失东亚强国的雄风与尊严，但与咄咄逼人的欧洲列强相比，由盛转衰的过程已经开始。
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极度强化的时期。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先后出现了宦官专政与内阁纷争的局面。包括皇室在内的中央权贵和地方豪族大肆搜刮民财，兼并土地。农民承担的赋税、徭役和地租不断加重，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向腐朽的封建统治开战，最后发展为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
明中叶以后，社会经济有了显着发展，不仅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前代，而且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一步扩大，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兴起一些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投放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的嘉靖、万历时期，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以纺织业最为明显。但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生产关系非常牢固的情况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及官办手工业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同一时期英、法等国的专制王权，都曾实行奖励工商业和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明朝统治者推行的却是沿袭已久的重农抑商政策，因而使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受到压抑和摧残，发展极为缓慢。
在海外贸易方面，明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厉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永乐皇帝遣郑和七下西洋，虽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其宗旨不过是“居中夏而治四方”，为弘扬封建帝国的声威而已。下西洋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局限于朝贡贸易范围，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当西方列强角逐海外时，明朝统治者仍然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注意发展海外贸易以积累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这是中国从16世纪起落后于西方的又一重要原因。
明末利玛窦拉开“西学东渐”的序幕后，万历皇帝以及徐光启、李之藻等开明士大夫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面前，显示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自觉。他们重用西方传教士，采纳西学并结出累累硕果。然而，在观念深处，生活于“天朝上国”的人们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自认为中华文化居于世界中心，对世界新格局茫然无知。这种华夏中心意识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巨大心理障碍。
16世纪，当西欧国家封建制度日趋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发展壮大之际，日本开始了由封建割据走向统一，重建封建秩序的进程。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自12世纪末开始，其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双重政府：一个是设在京都、以天皇为首的文官朝廷，没有任何实权，天皇仅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另一个是以将军为首的幕府，独揽国家大权，是事实上的中央政府。自15世纪中叶起，由于将军的权力受到削弱，各地守护大名形成强有力的割据势力，彼此混战，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1467～1573年）。
战国时代，守护大名在长期的内战中，力量消耗殆尽，出身于中小武士地主的“战国大名”随之崛起。他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工商业，废除关卡和座（行会），允许自由经营。16世纪前期，日本涌现出一批自治城市，对外贸易日益繁荣，与亚洲许多国家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16世纪中叶，日本又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了贸易关系。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国内统一市场开始形成，为政治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战国大名为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迫切需要结束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这样，实现国内统一的条件基本具备。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完全从属于大名领国的军事和政治，工商业者的独立性有限，因此他们不能像西欧的工商业者那样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势力，以致统一运动必须由封建大名来完成。
在兼并战争中，尾张国的一个中等封建主织田信长（1534～1582年），通过鼓励工商业、没收寺院土地、提倡天主教、从葡萄牙输入枪炮、建立骑兵常备军等措施，势力日益强盛。他不断吞并割据势力，并于1573年推翻了室町幕府，成为全国最有势力的大名，奠定了日本统一的基础。1582年，织田信长因部下叛乱被迫自杀。其部下丰臣秀吉（1536～1598年）打着天皇的旗号，继续进行统一战争，到1590年，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日本的统一。
丰臣秀吉加强了独裁统治，不许农民弃农迁居，将他们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同时没收民间武器，防止农民起义。他还规定，武士必须居于城市，严禁他们转为农民或从商，从而确立了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在经济方面，丰臣秀吉允许工商业者自由营业，废除关卡和座，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又对工商业者进行严格控制，取消城市自治，对外贸易实行特许制度。这样，处于萌芽状态的市民自治运动被扼杀了，已经动摇了的封建制度重新巩固起来。
丰臣秀吉梦想吞并朝鲜和中国，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结果在中朝军民的联合打击下，皆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于1603年自立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东京）设立幕府，开始了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统治时期（1603～1868年）。日本封建社会进入了最后的一个王朝。
从亚洲国家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出，16世纪，当西欧率先步入资本主义门槛之时，亚洲诸国仍然在封建的故道上缓慢前行，政治上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经济上以农本经济为支柱。当时，东方落后于西方的态势尚不明显，如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盛极一时，威震欧洲；东亚的中国拥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殖民者的入侵。但是应该看到，地理大发现后，西方人在东西两半球文明的汇合和世界整体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主角，其殖民势力逐渐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并将亚洲作为其活动舞台和掠夺对象。相反，亚洲诸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整体化的历史进程，在西欧列强的挑战面前，统治者的昏聩、制度的腐朽、商品经济发展的迟缓以及对世界新格局的茫然无知或难以适应，使其日益朝着封闭、衰落的方向发展。当然，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衰落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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