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们把那桩事情作些安排。”
马塞尔或路易说他们的值勤日两天以后开始，要持续一个礼拜，必须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日子。守西城门的一共有四个人，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当然不能把他们牵扯进这件事，他们不可靠，再说那也会增加费用。不过，有些晚上，这两个同事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店堂玩几个钟头。因此，马塞尔或路易建议朗贝尔先住在他们家，就在城门附近，在那里等候别人去找他。那样，出城会非常容易。然而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准备在城外设立双岗哨的事。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把他最后的烟卷请他们吸了几支。还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一位便问冈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已经谈妥，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一些。
“不行，”冈萨雷斯说，“没有必要，这是朋友。费用问题在出发时解决。”
他们决定再约会一次。冈萨雷斯提议两天后去一家西班牙饭店吃午饭。从那里可以径直去哨兵的家。他对朗贝尔说：
“第一天晚上我跟你做伴。”
翌日，朗贝尔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时，在旅馆楼梯上遇见了塔鲁。
“我还要去和里厄碰头，”塔鲁对朗贝尔说，“您想不想一道去？”
朗贝尔迟疑一会儿说道：
“我从来没有把握是否打扰了他。”
“我认为您没有打扰他，他经常谈到您。”
记者思忖着说：
“听我说，晚饭后你们如果有一点儿空闲时间，晚点儿不要紧，请你们俩来旅馆的酒吧一趟。”
“这取决于他，也取决于鼠疫。”塔鲁说。
不过，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三十来个人肘碰肘地挤在那里高谈阔论。刚从疫城的静默中来到这里的他俩感到有点晕头转向。看见这里还在卖烧酒，他们便明白了这种拥挤吵嚷的缘由。朗贝尔在长柜台的一头从他坐着的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分别坐在朗贝尔的两边，塔鲁平静地推开一个大声嚷嚷的邻座。
“您不害怕烧酒吧？”
“不，”塔鲁说，“恰恰相反。”
里厄用鼻子嗅着他酒杯里的苦药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谈话，朗贝尔却仿佛格外专心地在喝酒。大夫还不能判断他是否醉了。他们待的狭窄去处还有两张桌子，一个海军军官占了其中的一张，他左右胳膊分别挽着一个女人，正在向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子讲述埃及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瘟疫。“营地，”他说，“给那些土著建了些营地，病人有帐篷，周围有一道防疫封锁线，哪个家庭企图偷偷送来偏方土药，哨兵就朝它开枪。很严酷，但那是正确的。”另外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几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们的谈话令人费解，而且湮没在搁得高高的电唱机放送的英语歌曲《圣詹姆斯诊疗所》的节拍里了。
“您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声音问道。
“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个礼拜。”
“真遗憾。”塔鲁叫着说。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您留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用。但我呢，我非常理解您离开的愿望。”
塔鲁请他们再喝一杯。朗贝尔从自己坐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
“我在哪方面可能对你们有用？”他问。
“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伸手拿起他的酒杯，“在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
朗贝尔又露出他惯常的若有所思的固执神情，随即再坐上他的高凳。
“您似乎认为这些防疫队没什么用？”塔鲁喝了一口酒之后说道，同时认真地望着他。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这记者显然是完全醉了。
翌日，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他从一小群男人中间穿过去。那群人把椅子搬到门口，正在那里欣赏炎热刚开始退去时的清爽的金色黄昏。他们吸一种呛人的烟草。餐馆里边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进去坐在最里头那张他和冈萨雷斯初次见面时坐的桌子前。他对女招待说他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逐渐回到餐厅坐了下来。开始上菜了，于是，低矮的扁圆拱顶下到处是刀叉碰撞声和低沉的谈话声。到二十点了，朗贝尔仍然等着。灯亮了，已经有一些新来的顾客坐到他的桌边。他点了菜。二十点三十分时，他吃完晚饭，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兄弟仍然没有到。他吸了几支烟。餐厅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降临十分迅速。从海上吹来一阵湿热的微风，轻轻掀起了落地窗的帘子。到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已经人去厅空，女招待正吃惊地望着他。他付了钱，出去了。餐馆对面有一家咖啡馆还没有打烊。朗贝尔进去坐在长柜台前，一边注意餐馆门口的动静。到二十一点三十分，他朝自己的旅馆走去，琢磨着怎样才能再找到冈萨雷斯，他没有此人的地址，再琢磨也枉然。一想到必须从头开始奔走他便心慌意乱。
就是在这一刻，在不时有救护车一闪而过的夜里，他意识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大夫的，在这段时间，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他的妻子抛在脑后，从而一心一意地在造成他们夫妻咫尺天涯的围墙上寻找缺口。也是在这一刻，一旦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他又在欲念的中心把妻子重新找了回来，而且突然感到撕裂般的痛楚，使他朝自己的旅馆跑了起来，以躲避这难以忍受却又随附其身的啃蚀着他太阳穴的痛感。
翌日清晨，他又赶到里厄那里，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柯塔尔。
“我现在要做的事，”他说，“只能是一步步地重头做起。”
“您明天晚上来这里，”里厄说，“不知为什么，塔鲁要我邀请柯塔尔。他大约十点到。您十点半来。”
第二天，柯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正和大夫谈论大夫那里发生的一起意外的病愈事件。
“十个当中出一个。算他运气。”塔鲁说道。
“哦！好呀，”柯塔尔说，“他得的不是鼠疫。”
这两位向他保证说，的确是这个病。
“他既然治愈了，那就不可能是。你们比我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
“一般说，是这样，”里厄说，“但稍微坚持一下，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柯塔尔在笑。
“发生不了。你们今晚听到公布的数字了吗？”
一直宽厚地望着这个年金收入者的塔鲁回答说，他知道那些数字，情况十分严重，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还需要采取更特殊的措施。
“嘿！你们已经采取了。”
“不错，但还需要每个人都为自己采取措施。”
柯塔尔看看塔鲁，不理解他的话。塔鲁说，毫无作为的人太多，瘟疫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的大门是为所有的人开着的。
“这是一种想法，”柯塔尔说，“但这种想法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口吻说：
“在我们把所有办法都试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厉害不厉害。”
在他们谈话期间，里厄一直在写字台前抄卡片。塔鲁说话时始终注视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柯塔尔。
“您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柯塔尔先生？”
这一位带着被触怒的神情站起来，拿上他的圆帽，说：
“我不是干这行的。”
接着，他用虚张声势的口气说：
“再说了，在鼠疫里我活得舒坦，我！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掺和进去，让鼠疫停止。”
塔鲁拍拍额头，恍然大悟：
“哦！真的，我忘记了，如果没有鼠疫，您早被逮捕了。”
柯塔尔惊得不由自主地一抖，连忙抓住椅子，好像马上要跌倒。里厄停止抄写，注视着他，看上去又严肃又关心。
“是谁告诉您的？”年金收入者叫着问。
塔鲁显出吃惊的样子，说：
“是您自己呀。起码大夫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见柯塔尔一下子狂怒到极点，连话也说不清楚，塔鲁补充说：
“别那么激动嘛！又不是大夫和我要揭发您。您那些事与我们无关。再说，我们从来就不喜欢警察。好了，坐下吧。”
年金收入者看看椅子，迟疑一会儿，坐下了。片刻之后，他叹口气，承认说：
“他们重新搬出来的，是一件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还以为都忘记了呢。但其中有一个人讲出来了。他们便传唤了我，告诉我，在调查结束之前，我得随叫随到。我明白，他们末了一定会抓我。”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道。
“那得看您指什么。无论如何，那不是凶杀。”
“会坐牢还是强迫劳动？”
柯塔尔显得垂头丧气。
“要是我运气好，会坐牢……”
但片刻之后，他又用激烈的口气说：
“那是个错误。谁都会犯错误嘛。一想到我会因此被抓走，会离开我的家、我的习惯和我熟悉的人们，我就受不了。”
“噢！”塔鲁问道，“就为这事您想出了去上吊？”
“对，那当然是干了蠢事。”
里厄这才初次开口说话，他告诉柯塔尔，他理解他的忧虑，但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哦！我知道我暂时没什么可害怕的。”
“看得出来，”塔鲁说，“您不会参加我们的防疫组织。”
柯塔尔用手把帽子转来转去，抬头用犹豫不决的眼神看看塔鲁：
“没有必要生我的气。”
“肯定不会，”塔鲁笑着说，“但至少您尽可能别去故意传播细菌。”
柯塔尔抗议说，他并没有希望发生鼠疫，鼠疫就这么来了，如果说疫病使他的事得到暂缓处理，这可不是他的过错。当朗贝尔来到门口时，这位年金收入者正用非常有力的声音补充说：
“此外，我的想法是，你们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朗贝尔得知柯塔尔也不知道冈萨雷斯的地址，不过，总还可以回到那家小咖啡馆。他们约定翌日再会面。见里厄表现出想知道情况的愿望，朗贝尔邀请他和塔鲁在本周末夜里随便什么时候去他的房间。
早上，柯塔尔和朗贝尔去到那家小咖啡馆，留话给加西亚，请他晚上赴约，如果不能分身，则改为明天。当天晚上，他们白等了一阵。第二天，加西亚来了。他不声不响地听朗贝尔讲他遇到的一连串麻烦事。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有些街区为了核查户口已实行二十四小时封锁。可能是冈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禁止通行的护栏。但他能帮的忙只是重新让他们与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件事也只能在两天之后才办得到。
“我看得出，”朗贝尔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到第三天，在一条街的街角，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揣测。对近海街区实行了封锁。必须重新与冈萨雷斯取得联系。两天之后，朗贝尔同那位足球队员一道吃午饭。
“这太蠢了，”冈萨雷斯说，“当时就该商量一个重见的办法。”
朗贝尔持相同的看法。
“明天早上咱们去那两个小伙子家里，怎么也得想法把一切办妥。”
翌日，小青年不在家。他们留话第二天中午在中学广场见面。塔鲁在下午遇见了朗贝尔，这位记者回到旅馆时的表情使塔鲁感到震惊。
“进行得不顺利？”塔鲁问他。
“好不容易重新接上了头。”朗贝尔说。
他再一次邀请他们：
“今晚来吧。”
晚上，这两位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起来后，斟上事先准备好的酒。里厄接过自己那一杯，问他是否进行顺利。记者说他重又绕了整整一圈，现在到达了当初那个地点，他很快就会进行最后一次会晤。他喝口酒，补充道：
“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
“没必要把这当成规律。”塔鲁说。
“您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朗贝尔耸耸肩说。
“您指什么？”
“鼠疫。”
“噢！”里厄插进来。
“不，你们不明白，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朗贝尔走到屋角，打开一台小型唱机。
“那是什么唱片？”塔鲁问，“我听过这张唱片。”
朗贝尔回答说，那是英语的《圣詹姆士诊疗所》。
放唱片的中间，他们听见远处响了两下枪声。
“对付一条狗或一次逃逸。”塔鲁说。
片刻之后，唱片唱完，这时救护车呼叫的声音变得清晰，而且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的窗户下经过之后，逐渐缩小，最后消逝了。
“这张唱片没趣味，”朗贝尔说道，“再说，我今天已是第十次听它了。”
“您就这么喜欢这一张？”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一会儿：
“我对你们讲，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他问里厄，防疫组织的活动进行得如何。已经有五个防疫队在工作，希望能再建立一些。记者坐在他的床上，仿佛在操心他的指甲。里厄仔细观察着他那缩在床边的粗短壮实的身影。他突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知道吗，大夫，”朗贝尔说，“我经常在想你们那个组织。如果说我没有同你们一道，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别的方面，我相信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为哪边而战？”塔鲁问道。
“为战败的一方。不过，自那以后，我作过一些思考。”
“思考什么？”塔鲁问。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塔鲁说。
“不对，这样的人不善于受苦，或不善于长久地享受幸福。因此说，他干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
朗贝尔看看他们，接着说：
“哦，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而我呢，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里厄一直在专心地听朗贝尔说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者，同时温和地对他说：
“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下来，面孔激动得通红。
“就是一种理念，一种短暂的理念，从他背离爱情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确切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够爱了。咱们认命吧，大夫。等待变得能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的没有那一天，咱们就等待全面解脱，但别扮演英雄。对我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里厄带着刹那间变得厌倦的神情站起身来。
“您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哦！”朗贝尔狂热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许我选择爱情实际上是错了。”
里厄正面对着朗贝尔。
“不，”他有力地说，“您没有错。”
朗贝尔沉思着看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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