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份的头几天，朗贝尔一直在里厄身边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必须在这一天去市立男中的大门前会见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小伙子。
那天中午，冈萨雷斯和朗贝尔看见那两个青年笑嘻嘻地来到学校门前，他们说，上次运气不佳，不过本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说，这星期轮不到他们值班，所以还得耐心等到下星期。到那时再从头做起吧。朗贝尔说正是这么回事。于是，冈萨雷斯建议下星期一再会面。但这次要把朗贝尔安排住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我们俩约一个时间，如果我没去成，你直接去他们家。有人会告诉你他们家住哪儿。”但这时马塞尔或路易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即领这位朋友到他们家去。他如果不挑剔，有够四个人吃的东西。这一来，他就知道地址了。冈萨雷斯说，这个主意极好，于是，他们往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所在街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山口。那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小屋，墙壁很厚，木质外板窗上了油漆，有几个毫无装饰的阴暗的房间。桌上有米饭，是由两个小伙子的母亲，一位满脸皱纹的笑眯眯的老太太端上来的。冈萨雷斯很吃惊，因为城里已经缺少大米了。“靠近山口总有办法的。”马塞尔说。朗贝尔吃着，喝着，冈萨雷斯说他确实是朋友，而他却只顾想他还不得不停留的那一个星期。
事实上，他还得等两个星期，因为警卫已改成两星期换一次班，以便减少值班班次。在这半个月里，朗贝尔不停地工作，从不吝惜自己，可以说是闭着眼睛在干，从黎明到夜晚。他总在深夜才躺下来，但睡得很沉。从平时的懒懒散散骤然过渡到令人精疲力竭的劳作，这使他几乎没有精力去幻想。他很少谈及他即将出逃的事。只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一星期过去之后，他对里厄大夫交心说，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觉他的腹股沟肿胀起来，双臂在腋窝周围转动也很困难。他想，一定是染上鼠疫了。他当时只能有一个反应——他和里厄一致认为这反应并无道理——那就是飞跑到本城的最高处，在那里，从一个见不到大海但可以看见更开阔天空的狭窄位置上狂呼自己的妻子，让呼喊声越过一道道城墙。回到住处之后，他并没有发现身上有什么感染的迹象，于是对自己这次意想不到的神经性发作感到不怎么样。里厄说，人完全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他对此十分理解：
“无论怎样，”他说，“人有时会有这么做的需求。”
在朗贝尔离开之际，里厄突然补充说：
“今天早上奥东先生对我谈到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说：‘劝他不要与那伙走私贩子经常来往，他正引起别人注意呢。’”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要您赶快办。”
“谢谢您。”朗贝尔握住大夫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一下子转过身来。里厄发现，从鼠疫开始到现在，他第一次笑了笑。
“您为什么不阻止我走？您可是有办法阻止的。”
里厄用习惯的姿势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个人的事，他选择幸福，而他里厄并没有什么理由加以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判断孰好孰坏。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催我抓紧办？”
轮到里厄笑了。
“也许因为我个人也有为幸福出点儿力的需求吧。”
翌日，他俩再也没有说什么，只在一道工作。到下一个星期，朗贝尔总算住进了那座西班牙式的小屋。他们在共用的那间屋子里为他支了一张床。那两个年轻人不回家吃饭，而且人家请他尽量少出门，所以，大多数时间他都一人独处，或同西班牙老太太聊聊天。老太太人很干瘦，但很勤劳，她成天穿一身黑衣服，在整洁的白发下面是她布满皱纹的棕色的脸。她沉默寡言，只在注视朗贝尔时，眼里才洋溢着笑意。
还有几次，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给他的妻子。他想，有这种风险，但风险并不大，然而，留在城里，他们就可能永远关山阻隔。
“她体贴人吗？”老太太笑问道。
“非常体贴。”
“漂亮吗？”
“我认为漂亮。”
“噢，原来就为这个！”她说。
朗贝尔沉思起来。当然是为这个，但又不可能只为这个。
“您相信上帝吗？”老太太问，她每天上午都去做弥撒。朗贝尔承认他不信教，于是老太太又说，原来就为这个。
“应该回去和她团聚，您做得对。否则您还有什么想头呢？”
其余的时间，朗贝尔就沿着初涂灰泥的光秃秃的墙壁转圈子，摸摸钉在隔板上的一面面扇叶，或数数垂在台布边上的绒球。到了晚上，两个年轻人才回家，除了说说“还不到时候”，他俩一直寡言少语。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加茴香的甜烧酒，朗贝尔看上去像在思考问题。
星期三，马塞尔回家时说：“定在明天半夜，你准备好。”同他们一起执勤的两个人，一个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平时同他住一个房间，所以在接受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值勤。当天夜里，他们要去处理最后的一些细节。到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您高兴吗？”老太太问他。他说高兴，但心里却在考虑别的事情。
翌日，天气又闷热又潮湿，令人窒息。疫情方面也只有坏消息。不过，西班牙老太太却很泰然。“世上罪孽太多，所以注定会这样！”她说。朗贝尔也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光着上身。但无论他干什么，汗水都沿着他的双肩和胸脯淌个不停。屋里百叶窗紧闭着，在半明半暗中，他们的上身看上去仿佛涂了一层棕褐色的油漆。朗贝尔默默地转着圈子。他在下午四点钟突然穿上衣服，宣称他要出门。
“当心，时间定在半夜，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马塞尔说。
朗贝尔来到大夫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他，可以在城里高地医院找到她的儿子。在医院的门卫面前，还是那群人在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一再说：“别停在这儿！”人群动步了，但仍旧在转圈子。中士的汗水已湿透了衣裳，他对大伙说：“没什么好等了。”大家也这么看，但尽管闷热难当，他们仍不愿离去。朗贝尔出示了通行证，中士给他指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对着院子，他在那里遇到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帕纳鲁神甫。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木头办公桌后面，他卷着衬衫袖子，正在用手帕擦拭肘弯上的汗水。
“又来啦？”他说。
“不错，我想同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但如果没有他也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好。”
“为什么？”
“他累坏了。我能办的事，就避免去找他。”
朗贝尔看看塔鲁。他瘦了，疲劳使他两眼昏花，面容憔悴，他那又宽又厚的肩膀也累得缩成了团。有人敲门。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走了进来，他把一摞病历卡放到塔鲁的写字台上，用被口罩捂住的声音只说了两个字“六个”便走出去了。塔鲁望望记者，随即把病历卡摊成扇形，指给他看：
“这些病历卡很好看，是吧？哦，一点儿也不好看，这都是死人，是昨天夜里死的。”
他额头紧皱，重新收好病历卡。
“剩下来要干的事，就只有计数了。”
塔鲁站起来，靠在桌上。
“您快动身了吧？”
“今天午夜。”
塔鲁说，这消息让他高兴，他嘱咐朗贝尔多保重。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塔鲁耸耸肩：
“到我这个年纪，说话非真诚不可。撒谎太累人。”
记者说：
“塔鲁，我想见大夫，原谅我。”
“我知道。他比我更有人情味儿。去吧。”
“问题不在这里。”朗贝尔费力地说，随即停下不说了。
塔鲁看看他，接着，突然冲他微笑起来。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去，过道的墙壁漆成了浅绿色，所以那里幽幽的闪光令人想到水族馆。在快走到双层玻璃门前时，他们看见门后有几个人影在奇怪地晃来晃去。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间四壁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扯出两个脱脂纱布口罩，递一个给朗贝尔，要他戴上。记者问他这能否起些作用，塔鲁回答说起不了作用，但可以使别人放心。
他们推开玻璃门。那是一间很宽大的厅，尽管气候炎热，但所有的窗户仍然紧闭着。四壁的高处有几台换气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螺旋扇叶搅动着两排灰色病床上面浑浊的热空气。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里厄直起身，把手术器械扔到助手递过来的盘子里，接着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正在接受包扎的病人。
“有什么新消息吗？”他问正走过来的塔鲁。
“帕纳鲁答应代替朗贝尔去隔离病房。他已经做了很多事。余下的事就是朗贝尔走后重组第三探察队。”
里厄点头称是。
“卡斯特尔已准备好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次试验。”
“噢，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来这里了。”
里厄转过身来。一看见记者，他露在口罩上方的眼眉便皱了起来。
“您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您应该到别的地方去。”
塔鲁说，定在当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如此。”
每次他们当中有谁说话，他的纱布口罩便鼓起来，同时，蒙在嘴上的地方也变得潮湿。这就使他们的交谈有点儿失真，有如众雕像在对话。
“我想和您谈谈。”朗贝尔说。
“您要是愿意，我们可以一道出去。您去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进里厄的汽车后座，由塔鲁开车。
“快没有汽油了，”塔鲁在启动车子时说，“明天我们得步行。”
“大夫，”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他的车。里厄似乎还没有摆脱疲劳。
“那她怎么办？”里厄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然而，假设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但里厄挺直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
“不错，”朗贝尔说，“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
在此之前一直缄默着的塔鲁头也不回地提醒他们说，假如朗贝尔有意和大家有难同当，他就很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必须作出选择。
“问题不在那里，”朗贝尔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答话，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
“再说，你们也都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么你们自己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都还没有回答。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里厄的家那一刻，朗贝尔才又一次提出他最后那个问题，而且提得更有力。只有里厄朝他转过身来。他费力地挺直身体，说：
“原谅我，朗贝尔，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既然您有这个愿望，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汽车突然一偏，打断了他的话。随后，他凝视着前面，继续说：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他又重新把身子靠在坐垫上。
“这是个事实，如此而已，”他用厌倦的口气说，“让我们把这事实记录下来，从中得出结论吧。”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
“噢！”里厄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午夜，塔鲁和里厄给朗贝尔画他受命调查的那个街区的地图，这时，塔鲁看了看手表。他抬起头，正好遇上朗贝尔的目光。
“您通知他们了吗？”
记者避开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经叫人送去了一张字条。”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在十月下旬才得以进行试验。实际上，这已是里厄的最后希望了。一旦再遭失败，大夫确信这座城市会束手听任病魔的随意摆布，瘟疫或许会再肆虐好几个月，或许会莫名其妙地停下来。
在卡斯特尔来看望里厄的前一天，奥东先生的儿子已经病倒了，预审法官一家人不得不进入隔离室。刚出院不久的奥东夫人只好再一次被隔离起来。这位预审法官向来遵纪守法，他一发现儿子身上有疫病的迹象，便命人请来里厄大夫。里厄到达他家时，病孩的父母正站在病床旁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送走了。病儿正处在衰弱时期，所以听任大夫检查，毫不哼哼。大夫查完再抬起头来时，正好遇上法官的目光，在法官身后，孩子的母亲脸色苍白，正用手绢捂住嘴唇，同时睁大眼睛注视着大夫的一举一动。
“是那病，对不？”法官冷静地问。
里厄再看看孩子，说：“是的。”那位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旧不言不语。法官也沉默良久，之后，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
“好吧，大夫，我们应当照章办事。”
里厄的目光一直在避开那位始终用手绢捂住嘴唇的奥东夫人。他迟疑地说：
“如果我能打个电话，事情很快会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即刻领他去打电话，这时，大夫转身对那位母亲说道：
“很遗憾，您必须准备些衣物。您明白是怎么回事。”
奥东夫人似乎愣住了。她看着地上，随即点点头，说道：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在离开奥东夫妇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那位母亲仍旧看着他默不做声，但孩子的父亲这次却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了。
“不，没有，”他说，但欲言又止，“还是救救我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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