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塔鲁比较顶得住些，但他的记事本表明，如果说他的好奇心在深度方面并没有减弱，但这种好奇心却已失去了它的多样性。原来，在整个这段时间，他看上去好像只在关心柯塔尔。自从他所在的旅馆改成防疫隔离室后，他已搬到里厄家暂住，晚间，他不大听格朗或里厄说明统计结果，总爱立即把话题引到他一向关心的阿赫兰市民生活的细节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有一天，他前来向里厄大夫宣布血清已经准备停当，于是，他俩决定在奥东先生的小儿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小家伙刚入院，里厄认为他的病情似乎无可挽救了。里厄正向他的老朋友通报最近的统计数字时，发现对方已在他的扶手椅里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面前这张平常爱露出温和、嘲讽神气从而显得永远年轻的脸庞突然变得十分放松，一缕口水流到他微微张开的唇边，暴露出他的衰弱和老迈。里厄感到喉咙发紧。
正是这种脆弱促使里厄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他的敏感不由他分说便脱缰而出了。多数时间这种敏感都一直被他束缚、凝固，从而枯竭了；得相隔很长时间它才爆发出来，并让他备受激情主宰而再也不能自拔。他唯一的抵御办法是躲藏到“硬心肠”里去，把他心中编织的结收得紧而又紧。他很清楚，这是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好方法。对其余的事，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而且他的疲惫正在使他尚存的那些幻想逐渐消失。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那又于事何补？“您没有心肝！”一天，有人这么对他说。不，他有，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这每天二十小时的劳累，在这二十小时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死去；正是他的心肝支撑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今后，他的心肝也就只够干这点儿事了。这心肝怎能让人活下去呢？
不，他成天提供给人们的不是救援，而是有关的情况。当然，这不能叫职业。然而，说到底，在这备受恐怖折磨而且大量死亡的人群里，谁能有余暇去干自己的本行？能劳累还算是幸运呢。倘若里厄精神更好，那到处散发的死亡气息定能让他变得多愁善感。然而，一天只睡四小时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人总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即是说，按照公道原则看事物，按照那丑恶的、可笑而又可怜的公道原则。而别的人，那些判定必死的人们，也完全体会到了这一点。在鼠疫肆虐之前，人们将他里厄视为救星。他用三片药和一个注射器解决一切问题，人们顺着过道送他出来时都会紧紧挽住他的胳膊。那样着实使人感到愉快，但也有危险。如今，恰恰相反，他去各家都得带上士兵，还必须用枪托猛敲大门才能让那家人下决心开门。仿佛他们恨不得把那全家，把整个人类都拖过去和他们一道进棺材似的。啊！的的确确，人总离不开人，他自己也和那些不幸的人一样失去了许多，他也应当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在离开那些人时，他总听任怜悯之情在自己心里滋长起来。
在一周接一周的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同离情别绪一起使里厄大夫心神不安的一些想法。他看到这类想法也在他的朋友们脸上反映出来。所有持续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逐渐心力交瘁了，然而，这种心力交瘁最危险的后果还不在于他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而在于他们听任自己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原来，他们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凡是他们认为并非绝对必要的行动，以及他们自以为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退避三舍。结果，这些人竟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而且忘记了他们自身消毒的众多规定中的某些条款，有时甚至在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时就赶到肺鼠疫病患者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被叫去感染者家里的，他们赶去之前就觉得疲惫已极，无力再转到某个地方去滴注必要的预防药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人。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
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不心力交瘁，也不灰心丧气，而且一直保持一副春风得意的鲜活模样。此人就是柯塔尔。他对一些人继续保持着距离，却并不中断与其他人的关系。他选中了塔鲁，见塔鲁工作之余一有空，他就去看望他。一方面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塔鲁善于诚挚地接待这位矮小的年金收入者，从不怠慢。这永远是一个奇迹，塔鲁无论怎样劳累，都显得和蔼可亲，对人关怀备至。有些晚上他甚至完全累垮了，但第二天他会重新精力充沛。“我同他谈得来，”柯塔尔曾对朗贝尔说过，“因为他是条汉子。我们总能互相理解。”
因此，在那个时期，塔鲁的日记内容逐渐集中到了柯塔尔这个人物身上。塔鲁曾试图按照柯塔尔告诉他的实情或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勾画出柯塔尔对事物的反映和他的思考。这篇标题为“柯塔尔与鼠疫的关系”的记事占了日记好几页，笔者认为在此作一个扼要的介绍不无裨益。塔鲁对这位矮个儿年金收入者总的看法可以归纳在这句评语里：“那是个正在提高自己的人物。”起码从表面看上去，他的心情正越来越好。他对事态的发展趋势并无不满，有时，他在塔鲁面前以这类评语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并没有好转，但至少大家是在风雨同舟嘛。”
“的确，”塔鲁补充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威胁，但准确地说，他是在和别人一道承受威胁。另外，我可以肯定，他其实并不认为他会染上鼠疫。看起来，他是靠着下面这种想法在过日子，再说这想法也并不愚蠢：一个人重病在身或忧心如焚时，会同时免受任何别的疾病或忧虑纠缠。‘您注意到没有，’他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身患好几种病？假如您得了重病或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者肺结核，您永远不会染上鼠疫或斑疹伤寒，肯定染不上。而且，还有更妙的现象呢：谁也没有见过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无论正确与否，却让柯塔尔保持着好心情。他唯一不情愿的事是同大伙儿分开。他宁可同大家一起被围困，却不愿当单身囚徒。一闹鼠疫，什么秘密调查呀，档案、卡片呀，密令、紧急逮捕呀，都顾不上了。确切说，再也没有警察局、再也不谈新老罪行了，再也没有罪犯，有的只是被鼠疫判了刑并等待着它最专横的赦免的人们，这些人中有些就是警察。”因此，按照塔鲁的说法，柯塔尔有充分的理由用他宽容而又可以理解的满意眼光来看待同胞们忧心忡忡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样的眼光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你们尽管说下去，这种滋味儿我在你们之前就尝过了。”
“我对他说，想不脱离别人，说到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问心无愧，我说也白搭。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对我说：‘照您这么说，就永远没有人能和别人相处。’接着他又说：‘我告诉您，您可以那么说，但要让人们凑在一起，唯一的办法还是给他们送去鼠疫。不信您看看您的周围。’其实，我非常明白他想说什么，也明白他对现今的生活该感到怎样适意。”他怎能看不出别人对现实的反应随处都同他的不谋而合？诸如：人人都试图让大家同自己在一起；有时人们殷勤地给迷途的过路人指路，有时又对人家极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饭店，心满意足地待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每天有大群大群的人乱糟糟地挤在电影院门前排队，所有的剧院和舞厅都人满为患，人潮有如汹涌的海潮，直捅入一切公共场所；人们对一切接触都退缩犹豫，但对人类热情的渴求又驱使他们互相接近，男男女女，相扶相倚。显然，柯塔尔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历过这一切。女人除外，因为，他那副模样……我设想，当他意识到自己想去妓院时，为了别闹个低级趣味，引来非议，遂克制住了。
“总之，鼠疫使他如鱼得水。鼠疫将一个不堪孤独的人培育成了它的同谋。因为，很明显，这确是一个同谋，而且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同谋。他对所见到的一切都点头称是，诸如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迷信、毫无道理的恐惧、动辄火冒三丈的脾气；那些人回避谈及鼠疫而又谈个不停的怪癖；得知此病以头疼开始之后稍一头疼便惊慌失措面色苍白的模样；他们遇事或怒形于色或暴跳如雷的反复无常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使他们往往把别人的遗忘当做冒犯，为丢失一颗短裤纽扣而如丧考妣。”
塔鲁常常和柯塔尔一道在晚间出门。后来，他在笔记本里记述他俩在傍晚或夜间如何走进黑压压一片的人群里，他们仿佛被那摩肩接踵、若隐若现的群众吞没了。在那里，每隔好长的距离才有一盏灯发出难得的亮光，他俩伴随那群人走向寻欢作乐的温暖地方，那里可以使人们抵御鼠疫的寒冷。柯塔尔在几个月之前去公共场合寻求的东西，亦即奢侈豪华的生活，他梦寐以求却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也就是放荡的享乐生活，如今全城人民都在趋之若鹜。物价全面上涨，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掷千金；尽管多数人生活必需品奇缺，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一样穷奢极欲。为闲得无聊的人开办的游艺场所层出不穷，而所谓的闲得无聊也无非是失业现象的反映而已。塔鲁和柯塔尔有时花不少工夫跟在某一对男女身后，假如在过去，那一对对的男女总会竭力掩盖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今，他们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全城招摇过市，对周围的人群视而不见，情之所钟，忘乎所以。连柯塔尔也为之动情，说：“啊，好大胆的家伙！”在群众性的狂热中，在周围的人们豪扔小费的叮当声中，在男男女女打情骂俏的把戏面前，柯塔尔喜笑颜开，高谈阔论。
不过，塔鲁认为，柯塔尔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恶意。他那句“这种滋味我在他们之前就尝过了”与其说表明了他的得意，不如说表明了他的不幸。塔鲁写道：“我认为他开始心疼那些被困在天地间、城墙内的人了。比如，一有可能，他就主动对那些人解释说，那东西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鼠疫过去后我要干这，鼠疫过去后我要干那……他们不安安生生过日子，倒去自寻烦恼。他们甚至不明白自己的优势。难道我能说，一旦被捕，我要干这干那，我？被捕只是个开始，还不是结束呢。而鼠疫……您想听我的意见吗？他们倒霉，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其自然。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他的确没有胡说八道，”塔鲁补充道，“他准确地评论了阿赫兰市民的矛盾心理，那些人一方面深感使他们互相接近的热情是多么必要，但同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这种热情，原来他们互存戒心，从而互相疏远。他们都很明白，不可轻信邻居，邻居能在你不知不觉间利用你忘情的那一刻把鼠疫传给你。当一个人像柯塔尔那样把时间花在寻觅伙伴又想从中找出可能告密的人时，他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他也会包容那些在生活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临到人们头上，也许它趁你庆幸自己还平安无事时正在磨刀霍霍呢。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柯塔尔在恐怖中生活仍能行若无事。正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对那一切已有所感受，我相信他不会完全像那些人一样体会惴惴不安的心情折磨人有多么残酷。总之，他也跟我们这些尚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清楚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日都濒临毁灭，但他毕竟经历过恐怖，所以他认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说得更准确些，他感到那样就比他单独承受恐怖要轻松些。他正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因此他比别人更难被人理解。但说到底，正是这一点使他比别人更值得大家理解。”
末了，塔鲁以下面这个故事来结束这段笔记，这段记述表明柯塔尔和鼠疫患者都同时具有一种独特的心态。这件事几乎可以重现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十分重视。
当天，他们俩去市立歌剧院观看正在公演的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18]，是柯塔尔邀请塔鲁。该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发生伊始时来到本市演出的。剧团被疫病封锁之后，只得与歌剧院签约，每星期重演一场《俄耳甫斯》。于是，数月以来，每个星期五，市立歌剧院里都回荡着俄耳甫斯椎心泣血的悲歌和欧律狄克回肠九转的呼喊。而且这部歌剧继续受到观众的青睐，票房价值极高。柯塔尔和塔鲁坐在最贵的座位上，俯临着被本城的文人雅士挤得水泄不通的正厅。看得出来，刚到的人正在竭力避免吃闭门羹。在炫目的幕前灯光下，乐师们在小心翼翼地调着音，这时，一个个人影清晰地突现出来，他们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彬彬有礼地弯着腰。在格调高雅的交谈产生的嗡嗡声里，人们正在恢复几小时前他们走在城里黑暗的大街小巷时业已失去的自信。服饰正在赶走鼠疫呢。
第一幕自始至终由俄耳甫斯演唱，他唱得缠绵悱恻，十分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亲切地议论着他的不幸，他是用小咏叹调歌唱爱情的，场内观众以适当的热情态度作出反应。大家几乎没有察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里带了一些原本没有的颤音，他在用眼泪祈求冥王同情时，悲伤得也有些过分。对他的某些不由自主的急剧而不连贯的动作，连最警觉的行家竟也认为那是独具一格，使演员的表演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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