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您已可以看出我如何满足。我享有自己的天性，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幸福。虽然为了促使对方保持平静，我们有时装作责备此种“洁身自好”。我至少享有天性中的一部分，能对孤儿寡母的要求做出准确反应，日久天长这种天性支配了我的毕生经历。比如，我也极喜欢帮助盲人过街。只要从老远的地方瞥见一根拐杖正踌躇不前地在人行道的一角探路，我就立刻冲过去，有时还抢在已伸出的另一只助人为乐的手之前，不让这盲人接受任何其他善行，用我那温馨而有力的手将他引上盲人行道，并且克服交通上的种种障碍，进入安全地带。然后咱们都很激动地分了手。同样，我始终喜欢为路人咨询，为他们点燃香烟，推一把沉甸甸的货车，为“抛锚”的汽车助力，买一份“救世军”女郎手中的报纸或卖花老太太的一束鲜花（虽然明知是从蒙帕纳斯公墓亲友献花处偷来的）。嘿，还有一些，我不太说得出口：我还很乐意施舍。我有一位朋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连他也承认，看见有乞丐走近家门，第一个感觉是不舒服。我呢，我“尤有过之”：我觉得心花怒放！这方面就不必细讲啦。
还是谈谈我的礼貌吧。那是远近闻名，并且货真价实的。的确，礼貌使我不胜欣喜。某些日子的早晨，我有幸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中为老弱病残让座儿，捡起某个老妇人失落的物品并交还失主（她那感激不尽的微笑是我十分熟悉的），或者仅仅是把叫好了的出租汽车让给有急事者。如果是这样，我那一整天就会觉得心情舒畅。在罢工的日子里，若能在公共汽车站接纳三五个回不了家的同胞上我的私用车，我也十分高兴。在剧场里，我常常让出座位，好让情侣团聚；在旅途中，帮助身材不高的姑娘将手提箱放上行李架……这类事迹在我远较旁人更为常见，因为我很注意捕捉机会。由此获得的乐趣也就格外津津有味。
我被认为很大方，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公开和私下捐赠了很多财物。但在同一笔钱财分手时，我一点儿也不心疼，却总是欣然应命。其间也杂有些许忧郁：那往往是由于价值微薄，或许并不讨人喜欢。我有点捐赠狂，甚至不愿听致谢的话。钱财的确切数目令我恼火，我一听说就心烦。我的慷慨大方必须做得自由自在。
这些都是细节，但有助于了解我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本行本业中为何其乐无穷。在司法官的走廊里，您有时会让一位被告的妻子拦住。而替这位被告辩护纯粹是为了主持正义或出于同情，也就是说不取分文。这女人说了一番“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之类的话。您回答说那是尽本分，谁都会这么做的。甚至在此时解囊相助，缓和一下对方的燃眉之急，但为了避免无休无止的欷歔感叹并使事情“恰到好处”，您就凑过去吻了吻那可怜女人的手，并就此打住。亲爱的先生，这时的境界大大高于“壮志凌云”的俗人追求，而是自我提升到最高峰，也就是达到“为德行而德行”的顶点。
咱们就站在这高峰上得啦。您现在大概明白我为什么说“追求更高的境界”了。我指的就是这类最高峰，也是我唯一得以安身之地。的确，我只有在高处才觉得自如。包括在日常生活的小节上，我都需要登高望远。我喜欢公共汽车而不喜欢地铁；喜欢敞篷马车而不喜欢出租汽车；喜欢阳台而不喜欢夹层住房。我是业余体育飞机驾驶员，飞上蓝天后就全部身心都“登高”了。即使乘船，我也要坐在客舱的最高处。爬山时我避开山谷，专登山口和高地。这样，我至少充当了“准平原”的居民。假如命运让我选择体力劳动，当个车工或屋面工之类，那么请放心，我一定会看中屋顶，不怕“天旋地转”。我讨厌货舱、底舱、地道、地洞、深渊之类。我甚至特别恨那些洞穴学者，他们厚着脸皮占据了报纸头版位置，而他们的表演却令我作呕。拼命登上海拔不足八百米的高处，冒着脑袋被夹在山间缝隙里的危险（这些糊涂人称此类缝隙为“虹管”！），我觉得此类“事迹”只有变态人或精神有创伤的人才干得出。这里面肯定隐藏着罪过。
与此相反，在海拔五六百米处若有一座天然的阳台，足以远眺阳光璀璨的碧波，那会成为我呼吸酣畅之所在。尤其是如果能让我幽居独处，在蚁动的芸芸众生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处，那就格外美不胜收。我从从容容地向自己解释：布道词、重大的预言、燃烧的奇迹，全都是在尚可企及的高处发生的。在我看来，在地窖或牢房里是无法思考的（除非牢房设在可以极目远望的高塔之上），在那种地方人会发霉的。有位先生加入了修行会，满心期望自己的僧房面向开阔的山山水水，不想却正对着一堵死墙，他竟因此愤而还俗。我很能理解他。但您尽可相信，就我而言，我是不会发霉的。在一天的任何时刻，我都可以独自或与他人一起攀上某个高地，在那里燃一堆明火，于是一种愉快的得救之感在我的胸臆暗暗升起。至少正是这样，我才品尝到生之乐趣，才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
幸运的是，我的职业能够满足这种登高望远的天性。这就使我对邻人没有任何怨限，我总是帮人家的忙，而不会有负于人。这职业使我处于比法官更高的位置，因为我在审判法官；也使我高于被告，因为我迫使他对我感激不尽。亲爱的先生，请掂量掂量这分量吧：我过着逍遥法外的日子，没有任何审判会针对我。我不是站在法庭之上，而是在顶棚架子上的某个角落，就像那些神明，人家不时用机器把他们请下来，以便调整一下剧情，使之更有深意。无论如何，生活在高处仍然是唯一的办法，足以被稠人广众瞻仰，并接受他们的欢呼。
我那些堪称“典范”的被告中，有一些犯了杀人之罪，就是受同一种感觉的驱动。他们处境悲惨，看到自己在报纸上赫赫有名，大概得到某种凄苦的慰藉。像许许多多凡人一样，他们当初对自己默默无闻已十分不耐烦，这也是他们走上穷途末路的部分原因。要想出名，只要杀掉自家的门房就行了。遗憾的是，这种出名转瞬即逝，许多门房都该杀，并被杀了。犯罪始终是热门新闻，但罪犯却仅仅露一下面，很快就由别人取而代之。何况这一时的风头代价太高。为这些不幸想出风头的人辩护，等于在同一时间地点使自己出名，但手段要节约得多。这也就鼓励我做应有的努力，让被告尽可能少付钱，其实他们多多少少是替我付钱。另一方面，我付出了愤怒、才华和情感，表明我不欠他们的账。法官惩罚犯人，被告为犯罪而付出代价；我呢，我却不必尽任何义务，不受审判也不受惩罚，在一片伊甸园式的光明中自由行动。
亲爱的先生，这种直接感受的生活不就是“伊甸园”么？我便是这样生活的。我从来没有必要学习怎样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生而知之的。有些人必须躲开别人，或至少是将就别人。就我而言，将就的办法是现成的。需要随和时我就随和；必须保持沉默时我就不开口；潇洒自如或者一本正经，我都能说到做到。因此我处处受欢迎，我在场面上的成功已不计其数。我的长相不俗，我表现得既像不知疲倦的舞伴，又像道貌岸然的学者，我既爱女人又主持正义，兼顾这两者亦非易事。我是体育健将，又是丹青高手。不过我就此打住，免得您以为我自吹自擂。但您不妨想象一位正当英年的男子，体格强壮，禀赋不凡，动手动脑都很出色。他不寒酸，也不奢侈；他睡眠充足，神态安详；他事事如意，得其所成，但除了为人随和、颇善周旋之外，并无剑拔弩张之势。如此道来，您得承认我这一辈子还算顺遂。
不错，很少有人能比我更随遇而安。我与生活的协调是点滴不漏的。我接受生活中的一切，而不论其高雅凡俗。我并不排斥它的揶揄嘲弄，它的荣华富贵，当然也不拒绝它的种种约束。特别要提到的是，肉欲、物质，总之是在肉体方面，我获得了稳当的乐趣，却又不曾沉湎其中。而许多男人却因为情场失意或孤独无伴而不知所措，或竟痛不欲生。我生来就有自己的肉体，因此我自身就美满和谐，在轻松愉快之中把握着自己。人家与我交往便体会得到，有时还对我坦承：这使他们受益匪浅。因此大家愿同我交朋友。比如有人觉得早就认识我。生活、生活中的人物以及生活的赏赐全都来迎合我，我善意而自豪地接受了这一切。其实，我做足了凡人，既圆满又淳朴，结果多多少少变成了超人。
我生在正派人家，却属于无名之辈（父亲是一名军官）。不过我得谦恭地承认，某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俨然如王储，或如国王在燃烧的荆棘。请注意：这还不是平常那种信心，须知平常我就以聪敏过人自居。此类“信心”倒无害处，因为许多白痴也心存此念。不是的，恰恰因为老是心满意足，我就觉得自己命该如此（这话我不太愿明说）。换言之，我在众人当中独走红运，注定事事成功，永远发迹。总之，这大概因为我具有谦逊的美德。我不愿把成绩归功于个人的长处，也不信某人兼备各种能耐纯属偶然。因此，我事事如意大概多多少少是上天的旨意。我还要告诉您我不信任何宗教，您就更能看出这信心实在是不同寻常。寻常也罢，不寻常也罢，这信心长期使我高出凡俗，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超然物外，对那些岁月至今不能忘怀。这情形一直持续到那天晚上……不过那是另一桩事，应当把它忘掉，也许我言过其实了。我的确事事顺遂，但却一点儿也不满足。有了一件乐趣，我就巴望另一件。我走出一场盛会，便赶赴另一场盛会。我有时成夜成夜地翩翩起舞，对人对物都爱得发狂。有时直到深夜，歌舞和酒酣，我那奔放的情绪，大伙儿的放纵不羁使我兴高采烈，既满意又倦怠，在极度疲惫之中，我突然悟到众生与人世的真谛。但第二天疲倦消失了，我那点儿悟性也就消失了，于是又重新寻欢作乐。我就这样奔跑着，总能遂愿，却永无餍足，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止步，直到那一天，或者说那个晚上：音乐声戛然而止，灯光骤然熄灭。我兴高采烈参加的那个晚会……但请允许我招来那位灵长类的朋友。请点头表示一下谢意，尤其是要同我一起喝一杯。我需要您的支持。
我看出这番表白令您吃惊，难道您就没有突然需要过支持、援助和友谊？当然也需要。我呢，我学会了以同情为满足。同情比较容易争取，而且并不要求承担义务。“请相信我十分同情……”在内部致词中，这类话后面紧接着就是“现在让我们处理别的事情”。所谓同情是内阁总理的口头禅，在天灾人祸发生时，可以廉价奉送的。友谊就不那么简单了，要争取到得长期努力并不辞辛劳。但友谊一旦获得，就没有办法甩掉，而必须加以应付。可别相信您的朋友们（您应该那样）会天天晚上给您打电话，以便弄清您是否正好当晚要自杀，或者仅仅问您是否要人做伴，是否想出门。不会的。请放心，如果他们打电话，那也肯定是在您有伴儿，生活很美妙的晚上。自杀嘛，他们倒是会根据认定的您的本分，而怂恿您下决心。亲爱的先生，愿老天保佑，别让朋友们把咱们抬得太高！至于那些本该爱我们的人，我是指父母、亲近的伙伴（多甜蜜的称呼！），那是另一码事。他们总有恰当的字眼，但字眼也就是子弹了。他们打电话就像开机关枪，而且百发百中！哦！这帮巴赞[27]式的人物！
什么？哪天晚上？我会来的，请耐心等着。而且我提到朋友和亲密的伙伴，是十分切题的。您看，据说某人因朋友锒铛入狱，便从此在房内地板上睡觉（因为他的密友不再享有睡在床上的舒适）。亲爱的先生，谁又会为我辈睡地板呢？我自己能做到吗？听着：我愿意做，我一定会做。不错，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做到。那时人类就得救了。但这绝非易事，因为友谊是漫不经心的，至少是力量微薄的。它想做的事，却力不能及。也许归根结底，它坚持得不够。也许我们热爱生活也有限度，您注意到了吗？只有死亡能唤醒我们的喜怒哀乐，正如我们爱那些新近作古的朋友，对吗？我们多么热爱那些口里含满一抔黄土，从此不再饶舌的师长啊！到那时，敬意便油然而生，而他们也许毕生都在期待这一点儿敬意！可您知道，我们为什么总是对死者比较公正、比较大方呢？原因极简单！对死者不需尽义务了。他们一切随我们的意，我们尽可从容不迫，将表达敬意放在一场酒会之后，与美艳的情妇幽会之前，总之是在空闲的时候。即使死者强迫我们尽义务，那不过是毋忘纪念，而我们恰恰忘性很大。不，我们爱的朋友是新鬼，是尚能引起悲痛的死者。其实是爱我们的悲痛，也就是爱我们自己。
我有一位朋友，平素我对他敬而远之。我有点儿烦他，何况他还挺爱说教。但请放心，在弥留之际，他还是见到了我。我算准了日子才去的。他临终对我深表满意，紧握着我的手。还有一个女人，对我纠缠不已，当然是白费力气。她也很识时务地英年早逝了。于是马上在我心坎儿上赢得一席之地！而且妙就妙在是自寻短见！老天有眼，一时兴起了多么愉快的忙乱！电话派上了用场，表示至痛至哀；用语极精练，但言简意赅，还说是强忍撕心裂肺之痛，甚至还有几分自责！
亲爱的先生，人就是这样，他有两副面孔：他在爱别人时不能不爱自己。不妨观察一下您的邻居：万一在楼里死了一个人。平常他们过着小日子，睡得安安稳稳。突然，比如说，看门人死啦。他们立刻惊醒过来，不胜兴奋，四处打听，又悲伤、又痛惜。因为是刚死的人，于是兴师动众。他们需要戏剧性，那有什么办法！这是他们小小的体验，是他们的开胃酒！再说，我跟您说起看门人，难道是出于偶然？我的住处就有这么一位，其貌不扬，心肠狠毒，又卑劣又记恨，恐怕一心修善的方济会修士也望而生畏。后来我不跟他说话了，但他的生存却败我的兴。他一命归天，我还是参加了葬礼。您道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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