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到了别人家，无论是中学同学的家，还是后来较为富裕的家庭，真正让他吃惊的是看到花瓶、高脚杯、小雕像及画儿摆满了房间。在他家，人们说：“壁炉上的花瓶”，至于罐子、盘子及几件小东西都没有名称。在他舅舅家则不同，有沃日的陶器值得欣赏，吃饭用的是埃佩尔的整套餐具。他一直在赤贫中长大，物品名称都很普通；而在舅舅家，他发现了专有名词。如今，在这刚刷洗过的铺着方砖的房中，在朴素而发亮的家具上，还是一无所有，只除了餐桌上有一个阿拉伯式的铜烟缸，还是为他而备的，再有就是墙上挂着的邮政局的日历。这里无物可看，无话可说，因此，除了他自己知道的外，他对母亲毫不了解。对父亲也一样。
“爸爸？”她望着他，神情更加专注[40]。
“嗯。”
“他叫亨利，还有呢？”
“我不知道。”
“他没有别的名字吗？”
“我想有，但记不得了。”
她突然变得心不在焉，眼瞅着街道，那里此时正烈日炎炎。
“他长得像我？”
“是的，就是你的样子，非常像。他的眼睛很亮。额头，像你的一样。”
“他哪年生的？”
“我不知道。我嘛，我比他大四岁。”
“你呢，是哪一年？”
“我不知道。去看看户口本吧。”
雅克走进房间，打开衣柜。在上层的毛巾里，放着户口本、抚恤金证及几张写着西班牙文的旧文件。他拿着这些文件走了出来。
“他生于1885年，你是1882年，你比他大三岁。”
“噢！我以为四岁呢。很早的事了。”
“你对我说过他很小便失去了父母，他的兄弟们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是的，还有他姐姐。”
“他的父母有一个农场？”
“是的，他们是阿尔萨斯人。”
“在乌莱-法耶。”
“是的。我们在瑟拉卡，离得很近。”
“他父母去世时他几岁？”
“我不知道。哦，他那时很小。他姐姐不管他，这不好。他再也不想见他们了。”
“他姐姐当时多大？”
“我不知道。”
“他的兄弟们呢？他是最小的吗？”
“不，是老二。”
“那么，他的兄弟们太小，没法照顾他。”
“是的，是这样。”
“那么，不是他们的错。”
“不，他怨他们。十六岁他从孤儿院出来，他回到了姐姐的农场。他们让他过于劳累。太过分了。”
“他到瑟拉卡了。”
“是的，到了我们家。”
“你在那儿认识他的？”
“是的。”
她再次将头转向街道，他觉得无法继续下去了。但她自己又提起了话头。
“你知道，他不认字。在孤儿院，什么都不教。”
“不过，你给我看过他在战时寄给你的明信片。”
“是的，他跟克拉西欧先生学的。”
“在里科姆家。”
“是的，克拉西欧先生是头儿。他教他读书写字。”
“多大的时候？”
“我想是二十岁。我不知道，这都是陈年旧事了。不过，结婚时，他已学会了做酒，可以到处去工作。他有头脑。”
她望着他。
“像你一样。”
“后来呢？”
“后来？生了你哥哥。你父亲为里科姆干活，里科姆派他去了圣·阿波特尔庄园。”
“圣·阿波特尔？”
“是的。后来，便是战争。他死了。人们给我寄来了弹片。”
削开他父亲脑袋的弹片放在一个小饼干盒里，在同一个衣柜的那些毛巾后面，以及在前线写的那些明信片，语句枯燥简短，他全能背出来。“亲爱的露茜，我很好。我们明天换营地。照顾好孩子。吻你。你的丈夫。”
是的，就在他们家迁徙、他这个移民的孩子诞生的那个夜晚，欧洲已经调准大炮，几个月后便一齐发射，将科尔梅利一家从圣·阿波特尔驱赶出去，把他赶到了阿尔及尔的部队里，而她被赶到了她妈妈在贫困郊区的小套房里，怀里抱着被塞浦兹的蚊虫咬得浑身发肿的孩子。“别太忙活，母亲。亨利回来后，我们就走。”而腰板挺直、白发拢到后面的外婆眼神明亮而严厉：“女儿，得干活儿。”
“他在朱阿夫团。”
“是的，他在摩洛哥打仗。”
确实如此，他忘记了。1905年，他父亲二十岁。正如人们所说，他曾是现役军人同摩洛哥人打过仗[41]。雅克记起了几年前在阿尔及尔街上遇到他们学校校长时，他对他说过的话。勒维斯克先生曾和他父亲一起应征入伍。但他们只在同一个团队里待了一个月。据他说，他与科尔梅利不太熟，因为他寡言少语。他耐劳、沉默、容易相处且公正无私。只有一次，科尔梅利怒不可遏。那是一个夜晚，经过酷热的一天后，小分队露营在阿特拉斯山脉一角的一座小山丘上，旁边是一条岩石隘路。科尔梅利和勒维斯克要到隘路脚下去换岗。无人回应他们的呼唤。在一排仙人掌脚下，他们看到他们的战友仰着头，怪异地望着月亮。开始他们没看出他那奇特的脑袋。理由很简单：他被割断了喉咙，而他口中那苍白的肿块是他整个的生殖器。这时，他们才看到腿部叉开的尸体，朱阿夫团士兵的军裤撕裂开来，在月光的非直接照射下，可见裂口中间血糊糊的一摊[42]。百米开外，这次是在一块大岩石后，出现了第二个哨兵，以同样的方式被害。警报发出，加了岗哨。拂晓，他们回到了营地，科尔梅利说，那些东西不是男人。勒维斯克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对于他们来说，男人就应该这么干，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科尔梅利固执己见。“也许吧。但他们错了。男人不做这样的事。”勒维斯克说，对于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随心所欲并〔摧毁一切〕。但科尔梅利气疯了般地大吼起来：“不，男人不能这么做，是男人就不能，否则……”随后，他平静下来。“我嘛，”他嗓音低沉地说，“我很穷，我出自孤儿院，人们让我穿上这套军服，把我拉入战争，但我不能这样。”“有些法国人什么都干。”勒维斯克〔说〕道。“那么，他们也一样，不是男人。”
突然，他喊起来：“脏货！杂种！全都是！全是……”
而后，他面色苍白地走进帐篷。
雅克思索着，发现正是从这个久未见面的小学教师那儿，他对父亲的了解最多。不过，除了细节，没有什么能比母亲的沉默让他猜到的更多了。一个严厉、苦涩的男人，辛劳了一生，听从命令杀过人，接受了一切不可回避的东西，但在他内心深处的一隅，却拒绝受到中伤损害。总之，一个穷苦的人，因为贫困虽不能选择却能保留。以母亲告知的那一点儿东西，他试着想象，那同一个男人，九年以后，结了婚，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境刚有好转，便被唤回阿尔及尔应征入伍[43]，在漫漫的长夜，与耐心的妻子及讨嫌的孩子们长途旅行，在火车站分离，而后，过了三天，他突然出现在贝尔库的那个小套房里，穿着朱阿夫团士兵漂亮的红蓝条军服及灯笼裤，在七月[44]的酷暑中，穿着厚厚的羊毛服装，满身是汗，手里拿着扁平的窄边草帽，因为他既没有伊斯兰小圆帽也没有头盔。他偷偷地离开了车站拱顶下的兵站，跑回来吻别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晚上就要上船，踏上从未远航过的大海，开往他从未谋面的法国[45]。他紧紧地、匆匆地拥吻了他们，又以同样的步伐离开了，小阳台上的妻子向他挥手告别，他边跑边作了应答，转过身挥挥草帽，然后便跑上了多尘闷热灰蒙蒙的街道，消失在电影院前，稍远，消失在晨光中，再也未回来。其余的，就靠想象了。无法通过母亲提供的情况去想象，她甚至对历史和地理都没什么概念，她只知道她生活在靠海的地方，法国在海的另一侧，她本人从未去过。此外，法国是朦胧夜色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可从一个叫做马赛的港口登陆，她想象这港口和阿尔及尔港差不多，那里有一座名为巴黎的城市，据说很漂亮，很神奇。最后，那里有一个地区叫阿尔萨斯，她丈夫的父母就来自那里，他们在遥远的从前，为了躲避叫做德国人的敌人而来到阿尔及利亚定居，在这里，他们也同样遇到了敌人，这些人总是凶恶残忍，尤其是对待法国人，而且毫无道理。法国人始终被迫在这些好战而无情的敌人面前自卫。而她也不知西班牙在哪里，但不管怎么说不太远，她的父母都是马翁人，他们像她丈夫的父母一样在遥远的从前离开家乡来到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在马翁没有饭吃，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一座岛屿，同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岛，因为她从未见过。其他的国名，有时能引起她的兴趣，但她却从未准确地叫出名来。不管怎么说，她从未听说过奥匈帝国或塞尔维亚，俄罗斯是像英格兰一样难叫的名字，她不知道“大公”是什么，她从未念出过萨拉热窝这四个字。战争就在那儿，像一片乌云，充满阴暗的巨大威胁，但人们无法阻止它布满天空，就好似不能阻止蝗虫压境或毁灭性的暴风雨袭击阿尔及利亚高原一样。德国人再次强迫法国人作战，人们要受苦了——这一切毫无理由，她不了解法国历史，也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她了解一点儿自己的历史，稍微知道一点儿她所挚爱的那些人的历史，她知道，她挚爱的人像她一样忍辱负重。在她无法想象且不了解其历史的世界之长夜中，一个更加昏暗的夜晚刚刚来临，神秘的命令已经传来，是由一个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的宪兵传达到这穷乡僻壤来的，于是，就得离开已经准备采摘葡萄的农场——神甫来到博恩车站欢送应征者。“应该祈祷。”他对她说。她回答说：“是的，神甫先生。”但实际上，她并未听到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声音不大，此外，她想不到要做祈祷，她从不想打扰任何人——现在，她的丈夫穿着漂亮的彩条军服出征了，他很快就能回来，大家都这么说，德国人要受到惩罚，但在他回来之前，得找份工作。幸好，一个邻居对外婆说，军工厂的弹药库需要女工，优先录用应征入伍者的妻子，尤其是有家庭负担的人。于是，她有幸每天十个小时地按照粗细和色彩的不同，摆放那些小纸管，能够拿回钱给外婆，孩子们就有了吃的，直到惩罚完了德国人，亨利回家来。当然，她不知道有一条俄国战线，也不知道什么是前线，不知道战争能扩展到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扩展到全世界，不知道在法国发生的一切；德国人不宣而入，向孩子们开枪。的确，这一切都在那边发生了，包括科尔梅利所在的非洲军团被迅速地调往前线，整个的被带到了一个人们议论的神秘地区——马恩，来不及为他们找头盔，而这里又不像在阿尔及利亚那样烈日炎炎，晒得颜色无彩。于是，由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组成的阿尔及利亚人潮穿着耀眼醒目的服装，戴着草帽，这些红蓝靶子，在几百米以外就能发现，他们成团结队地上了火线，又成团结队地被消灭，堆在了那一片狭窄的阵地上。四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们蜷缩在这里的掩体洞中，寸土必争地拼杀着，天空中纷飞着照明弹及呼啸的炮弹，大战壕中传来的呐喊冲杀声预示着徒劳的进攻[46]。但此刻，这里还没有掩体洞，只有非洲军团在战火中像彩色蜡娃娃一样融化。于是，在阿尔及利亚各地每天都要出现好几百个孤儿，有阿拉伯人，也有法国人，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失去了父亲，以后得学着生活，既无人指导，也无任何财产可以继承。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二层楼的小平台上，在楼梯与黑暗无光的两个厕所之间——这石砌的蹲式厕所黑洞洞的，虽不断地用药水消毒，却始终臭味熏天——，露茜·科尔梅利和她母亲坐在两把矮椅上，借着楼梯上方气窗的亮光在挑选滨豆，婴孩在一个衣服筐里吮着沾满唾沫的胡萝卜。这时，一位严肃而穿戴整齐的先生，拿着一封信出现在楼梯口上。两个女人感到意外，她们当时正从放在两人之间的锅里取豆筛选，于是，她们放下盘子，擦了擦手，这时，那位先生站在了最后一级台阶上，请她们不要动，并询问哪位是科尔梅利太太。“她是，”外婆回答说，“我是她母亲。”那位先生说，他是市长，他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法国为他悲哀，同时也为他骄傲。露茜·科尔梅利没听见他说的话，但她站起身，十分尊敬地与他握手，外婆站起身，手捂着嘴巴，用西班牙语重复着“我的上帝”。那位先生接过露茜的手，又用双手紧紧握住，喃喃着慰藉之词，然后把信交给她，转过身，脚步沉重地下了楼。“他说什么？”露茜问道。“亨利死了，他被杀了。”露茜看着信封并不打开，她和母亲都不认字，她把信封翻了过来，一言不发，滴泪未流，不能想象这如此遥远，发生在陌生的夜幕深处的死亡。然后，她把信封放在围裙口袋里，看也不看地走过孩子身边，回到她与两个孩子分住的房间，关上门和临街的百叶窗，躺到床上，她沉默无泪地躺了几个小时，紧紧抓着口袋里她看不懂的信，在黑暗中望着她无法理解的灾难[47]。“妈妈！”雅克叫道。
她表情如一地望着街道，没听见。他碰了碰她那瘦弱起皱的手臂，于是她微笑着对他转过身来。
“爸爸的明信片，你知道的，从医院寄来的。”
“嗯。”
“你是在市长来过后收到的？”
“是的。”
一块弹片削开了他的脑袋，他被送上了一辆救护火车，火车上淌着血水，麦秸及绷带，在战争屠宰场与圣布里厄疏散医院之间来回穿梭。在那儿，他估摸着划拉了两张明信片，因为他看不见了。“我受伤了。不要紧。你的丈夫。”几天后，他死去了。女护士写道：“这样好些。不然他会成为瞎子或会发疯。他很勇敢。”然后，便寄来了弹片。
三个持枪伞兵组成的巡逻队相跟着列队从窗下的街道上经过，朝各处张望着。其中一个是黑人，高大而灵活，好似一头浑身花斑的漂亮猛兽。
“是为了抓强盗。”她说，“我很高兴你去了他的墓地。我太老了，也太远。漂亮吗？”
“什么？墓地？”
“是的。”
“漂亮。有花儿。”
“是的。法国人挺正直。”
她如此说，也这么想，但并未想到她丈夫，他现在已被遗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过去的苦难。无论在她心中，还是在这所房中，这个被战争之火吞噬了的男人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只是一个不可触知的记忆，就像在森林大火中被焚的一只蝴蝶翅膀的灰烬。
“烤肉要煳了，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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