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勇敢的人们，”韦亚尔笑着说，“他们在春天建完了小小的棚屋，然后又患上了霍乱。据老父说，我的木匠祖先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她们当时对远行犹豫不定是有道理的。”“是的。”老医生来回踱着步子说。他系着绑腿，腰板挺直而自豪，他坐不住。“每天都要死十来个人。天热得太早，棚屋里酷热难耐。而且，卫生条件，可想而知。总之，每天要死十来个人。”与他们同行的那些军人们应付不了了。这些人真奇怪，他们用光了所有的药。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用跳舞来活血。每天晚上收工后，殖垦者们在送葬间歇里伴着小提琴跳起了舞。这主意不坏。勇敢的人们热得满身大汗，流行病止住了。“这真是个费尽心思的主意。”是的，是个主意。在潮热的夜里，就在病人沉睡的棚屋间，乡村小提琴师坐在货箱上，身旁点亮一个灯笼，蚊虫围着灯笼嗡嗡地叫着，穿着长袍布服的征服者们跳着，围着熊熊的荆棘大火，拼命地流汗，在营地的四周，有一个哨兵值班放哨，保卫着围在中央的人们免受侵犯，有黑色浓毛狮子，牲畜盗贼，阿拉伯团伙，有时也有来自其他法国营地为了食物或消遣而进行的劫掠。后来，终于分了土地，零散的小块土地离棚屋区很远。再后来建起了村庄，垒起了土围墙。但三分之二的殖垦者已死去了，就像整个阿尔及利亚一样，镐和犁连碰都未碰。剩下的人继续做着田里的巴黎人，耕耘着，头戴高顶黑礼帽，肩背长枪，嘴里咬着烟斗，这里只允许抽带盖的烟斗，从不许抽卷烟，怕引起火灾，兜里揣着奎宁片，奎宁当时在博恩的咖啡馆和蒙多维的饭堂里当做日常消费品出售，为您的健康！由他们身着绸裙的妻子陪伴着。不过，始终得背着长枪，周围还有士兵守卫，甚至去塞浦兹河中洗衣服，也得有士兵护送，而她们从前在档案街的洗衣处时，是边洗衣边闲聊的。村庄本身也常遭夜袭，比如1851年，在一次暴动中，几百个穿着阿拉伯呢斗篷的骑手围着围墙乱转，最后，看到被围者用炉筒佯作大炮瞄准时才逃离开去。在敌对的地方建设与劳动，敌人不接受这种占领，向一切可触及之物实行报复。重现脑中的是在博恩路上，一辆车子陷入了泥潭，殖垦者们留下了一个孕妇，去寻求帮助，他们回来时看到女人的肚子被划开，乳房被割掉。“这就是战争。”韦亚尔说。“我们要公允，”老医生补充说，“人们把他们一家大小关在洞穴里，是的，是的，他们阉割了最早的柏柏尔人，他们自己……再追溯到最早的罪人，你们知道，他叫该隐，从此以后，就有了战争，人变得面目可憎，尤其是在烈日炎炎之下。”

    吃过午饭，他们穿过村庄，这村庄雷同于全地区的几百个村庄，几百个十九世纪末期风格平庸的小房子，分布在几条街市上，几座大楼，如合作社、农业信用社及集会大厅与街道形成直角，而所有的街道又都汇合于一个用金属架搭成的音乐亭，好似一个驯马场或一个地铁入口。多年来，节日时，市政乐队或军乐队在此演奏音乐，而身着节日盛装的夫妇们成双结对地在周围漫步，在酷热与尘土中，剥吃着花生。今天也是星期日，但军队的心理研究部门在亭子上安装了扩音器，人群大部分为阿拉伯人，但他们并不绕场走动，而是呆呆地站着，聆听夹杂着述说的阿拉伯音乐。法国人混在人群中，全都一个模样，神情忧郁，前程渺茫，正如从前乘坐“石岩号”来到此地或在其他同等条件的地带登陆的先辈们，有着同样的痛苦，为了远离贫穷或迫害，遇到的是痛苦和石头。就像马翁的西班牙人，雅克的母亲就来自那里，或这些阿尔萨斯人，他们在1871年时拒绝了德国人的统治，选择了法国，人们将1871年被杀或被俘的暴乱分子的土地分给他们，逃避兵役者取代了造反者——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滚烫的位置，他的父亲就来自那里。四十年后，他也来到了这些地方，同样的神情忧郁而执拗，衷心地展望着未来，正像那些不喜欢他们的过去，并否认过去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移民，正如那些曾在这里生活，或生活过而未留痕迹的人一样，只有一块殖民者小墓地那破损、长着绿苔的墓碑了，就像韦亚尔走后，雅克与老医生最后参观过的那个一样。一面是最新殡葬方式那充满跳蚤市场和珍珠市场上小玩意的崭新丑陋的墓碑，现代人迷恋这些；另一面，在古老的柏树中，在铺满松针、松果的小路间，或在脚下长着盛开小黄花的酢浆草的湿墙边，旧墓碑几乎与土同色，已辨认不清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成群的人们来到这里，耕耘、犁地，某些地方越犁越深，另一些地方的耕地却越来越浅，直到一层薄土将其盖住，整个地区又重新野草丛生，他们生儿育女，然后消失了。他们的儿子们也是如此。他们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就像他一样，没有过去，没有道德，没有教导，没有信仰，但乐于如此，乐于这样生活在阳光之中，在夜晚与死亡面前感到忧虑。这几代人，这些来自众多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已初见暮色的奇妙天空下，固守住自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他们已被深深地遗忘，事实上，这片土地给予的正是这个，它与暮色一起从天而降，罩住正走在乡间小道上的三个男人，由于夜色临近，他们感到忧伤，充满焦虑，当夜幕一下子降至大海，笼住起伏的大山及高原时，非洲的男人们都会感受到这种焦虑不安，正如在德尔弗山边所感受的那种神圣的不安，那里的夜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庙宇与祭坛会显现山中。但在非洲大地上，庙宇已被毁坏，残存的只有心灵上这种无法承受的负重及温馨的感觉。是的，他们都死去了！他们还将死去！静静地，抛开一切，正如他的父亲，死于无人理解的悲剧中，远离他的故乡，度过了不是自然而成的一生，从孤儿院到医院，中间经过了不可避免的婚姻，生活就这样不以他的意志建立了起来，直到战争杀害了他，埋葬了他，从此成为家人及儿子的陌生人。他也被深深地遗忘，无尽的遗忘是他这一类人最终的祖国，是无根无源的起始的生命的必达之地，在现时的图书馆里如此多的回忆录利用在这个殖垦地找到的孩子们，是的，在这里的都是寻回及失去的孩子，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城镇，日后有一天，在他们自己中间及其他人中间死去，就好似人类的历史在其中一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止过步伐，但却留下太少的痕迹。这历史在不落的阳光下同真正创造了历史的人们的记忆一起蒸发掉，只简化为暴力与屠杀，仇恨的怒火，迅速涨满又一下子干涸了的血流，一如此地的平谷。此时，夜色从地面升起，开始淹没一切，死去的和活着的，在始终神奇的天空下。他恐怕永远也无法了解他的父亲，他继续沉睡在那边，面容永远消失在灰烬中。这个男人身上有种神秘感，他曾想弄清这种神秘。但最终，只有贫困这个秘密让人们既无姓名，也无过去，让人们回到了默默死去的大众之中，他们创造了世界，又永远地摆脱了世界。这正是他父亲与“石岩号”船上的人们的共同点。萨海尔的马翁人，高原上的阿尔萨斯人，以及这个介于沙与海之间的很大的岛屿，现在已被寂静覆盖住了，也就是说，从血缘、勇气、劳作、天性上来看，都是既残酷又令人同情。他曾想摆脱无名的地区，无名的人群及家庭，但在他内心，却固执而持续地寻求着无闻无名，他属于这个部落。夜色中，他茫然地走在气喘吁吁的老医生左侧，聆听着从广场上传来的阵阵音乐，眼前又出现了亭子边那些阿拉伯人冷漠而难以捉摸的面孔，韦亚尔的大笑及倔强的面庞，也重现了爆炸时，他母亲那绝望的面庞上使他心痛的柔弱与悲伤。在年代的夜幕中走在遗忘国里，那里每个人都是第一个人，他自己就不得不独自成长，没有父亲，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父亲唤着儿子，等他稍大懂事时，对他诉说家庭的秘密，或往昔的痛苦，或他的生活经验，在这样的时刻，甚至愚蠢丑恶的波罗尼乌斯在听拉厄耳忒斯[118]诉说时也会一下子变得伟大起来。而他长到十六岁、二十岁，从来无人对他诉说，他只得自己去学、独自成长，长力气，长能力，独自寻找他的道德准则及他的真理，最终长成一个男人。随后，又经历了更加艰难的诞生，开始同他人相处，同女人相处，正如所有出生于此的男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在没有根基、没有信仰中试图学会生活。今天，他们全都面临着一个危险，即永远的默默无闻，并失去他们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点儿神圣痕迹。墓地中夜色笼罩的那些无法辨认的墓碑应教会其他人去感受那些已被遗忘的、这片土地上众多的前辈征服者们，此时，他们应该承认其先驱种族团结及命运的力量。

    飞机正向阿尔及尔降落。雅克想着圣布里厄的小墓地，在那儿，士兵们的墓地比蒙多维[119]的墓地养护得好。地中海在我心中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有限的地域，记忆与姓名都保存完好，另一个是在大片的土地上，风卷沙土擦去了人的痕迹。他曾试图摆脱那种无声无息、贫困无知的生活，摆脱他禁锢其中的那种盲目的忍耐，无语言、无计划的现实生活。他曾周游了世界，立业、创造、揭示了人类，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此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圣布里厄及其象征，对他来说，从未占据过什么位置。他想到他刚刚离开的破旧、长着绿苔的坟墓，以一种奇特的愉悦接受了这个事实：死亡将他带回了他真正的祖国，也以无尽的遗忘掩住了那个怪异而〔平凡〕之人的记忆，他曾无助地成长、立业，在贫穷之中，在幸福的大海边，在世界的晨曦中，以便日后能独自地、没有回忆、没有信仰地去接触他那个时代众人的世界及可怕而振奋的历史。

    第二部 儿子或第一个人

    一 中学

    [120]这一年的10月1日，雅克·科尔梅利[121]脚穿大大的新鞋，颇不得劲儿，身穿浆过的衬衣举止拘谨，肩挎散发着油漆和皮子气味的书包，与皮埃尔一起站在有轨电车的车头前部，看着他们旁边的司机将手柄推到了一挡速度，沉重的车辆离开了贝尔库车站。这时，雅克回转过头，想看看几米之外的母亲和外婆，她们依然俯在窗台上，目送他第一次走向神秘的中学，但他未能看到她们，因为他旁边的人翻开《阿尔及利亚快讯》，正在阅读内版。于是，他又转身朝向前方，看着钢轨被机车一段段地吞进，在他们的头顶上，电缆线在晨风中晃动。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除了几次远游外，他从未真正离开过的熟悉的社区（当人们进城时，说是“去阿尔及尔”），他心里有点儿难过。车速越来越快，尽管皮埃尔友好地与他肩靠着肩，他还是感到孤独不安，就像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不知如何是好。

    实际上，无人能助他们。他和皮埃尔立即发现他们得独自面对一切。贝尔纳先生，他们不敢去打扰，况且他也说不出什么，因为他对中学一无所知。在他们家里，更是全然不知。对于雅克全家，比如说，拉丁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符号。曾有那样几个时代（只除了原始兽性时代，这他们倒可以想象），人们不讲法语，有那样的一些文明相继而至，其习俗与语言是如此的不同，这些事实他们浑然不知。图像、书籍、传闻，以及平常交谈中肤浅的文化知识，这一切她们从未涉及过。在这个家庭中，没有报纸，在雅克带回书以前，没有书籍，也没有收音机，有的只是一些常用的东西。家里来的都是亲戚好友，人们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总是去拜访同样无知的家庭，雅克从中学带回的东西在家里无人理解，于是，他与家人之间便更加无话可说。在中学，他同样不能谈论他的家庭，他感觉到这个家有点儿特别，即便他能够战胜使他缄默不语的强烈的羞耻感，他也无法表达这种感觉。

    使他们感到孤独的，并非是社会阶层的不同。在这个移民国家中，到处可见迅速致富及惊人的破产，阶层的界线远不如种族明显。如果孩子们是阿拉伯人，他们会更加痛苦，倍感苦涩。此外，他们在社区小学时已接触过阿拉伯同学，不过，中学的阿拉伯孩子却不同，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子弟。不，使他们感到不同于人的东西，而雅克比皮埃尔更甚，因为这种独特感在他家中比在皮埃尔家更为明显，这便是他的家庭不可能符合传统的价值及观念。在学年初的问卷中，他当然可以回答说他的父亲死于战争，这大致上已体现了其社会地位，说明他是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这大家都明白。但随后，便犯难了。在发下来的表格中，他不知应在“父母职业”中写什么。他先写上了“家庭妇女”，而皮埃尔写的是“邮电局职工”。但皮埃尔告诉他，做家务不是一项职业，而是指一个不工作、在家做家务的主妇。“不，”雅克说，“她也给其他人做家务活，特别是对面的服饰用品店。”“那么，”皮埃尔迟疑着说，“我想，应该写上女佣。”雅克从未有过这个念头，理由很简单，这个不常用的词在他家中从未有人提过——还有一个理由便是他们家里从来无人感觉到她在为别人工作，她首先是为自己的孩子工作。雅克写上了这个词，写完后，一下子感受到了羞耻，并为有这种羞耻感而感到羞耻。

    孩子本身并不重要，代表他的是他的父母。正是通过其父母的社会地位，他为自己定位，在世人眼中定位。他感到自己所受到的真正的评价也要受父母的影响，也就是说，是无可辩驳的。雅克刚刚发现的正是这种世人的评价，以及对自己心态的自我评价。他那时无法知道，长大成人后，自然就不会有这种羞耻感了。因为，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要看他的为人，家庭的影响很小，反之，甚至可能会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评判其家庭。但此时的雅克需具有超常的坚强而纯洁的心灵才能承受他的发现，需具有强人的忍辱负重才能接受向他揭示了自己本质的痛苦而不会发狂及感到耻辱。他毫不具备这些品质，但固有的骄傲至少在此时帮助了他，让他坚定地在表格上写下了“女佣”，并神色坚定地交给了辅导老师，而老师却毫未留意。就此，雅克丝毫不想改变家庭及家况，他现在的母亲就是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即使他是极其狂热而痛苦地爱着她。此外，如何才能让人明白，一个穷孩子虽然有时会感到羞愧，但却从来无所想望？

    还有一次，当人们询问他的宗教信仰时，他答道：“天主教。”当问他是否要上教理课时，他想起了外婆的恐惧，回答说不。板着面孔的辅导老师说：“总之，你是一个不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雅克无法解释他家的事及他们家人对待宗教的奇特方式。因此，他坚定地答道：“是的。”人们笑了起来，觉得他挺任性。而此时，正是他最六神无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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