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再迟些，您可能在这儿什么也见不到了。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向您提供情况了。”“是老医生告诉我说，您的农场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是的，它属于圣·阿波特尔垦区，不过，我父母是在战后买下它的。”雅克环视着周围。“您肯定不是生在这儿。我父母全部重建了。”“他们战前认识我父亲吗？”“我想不认识。他们原先住得离土耳其边境很近，后来他们想靠近文明的地方。索尔弗里诺，对他们来说，就是文明之地。”“他们没听说过原来的经营者？”“没有。既然您是这地方的人，您知道怎么回事。这里什么都留不住。人们总是推倒了，再重建。人们展望未来，遗忘过去。”“噢，”雅克说，“我徒然地打扰了您。”“不，”另一位说，“我们很高兴。”他对他微笑着。雅克喝光了他的酒。“您的父母留在边境那边了？”“没有。那是禁区，在战壕附近。可见您不知道我父亲。”他也喝光了杯中的酒，好像又来了情绪，大笑起来：“他是一个老移殖民，古式的，就是巴黎人辱骂的那种人，您知道的。的确，他一直很严厉。六十岁了，细高干瘦，就像一个不辞劳苦的清教徒。您看，族长式的。他让阿拉伯工人卖苦力，不过，公正地说，也让他的儿孙们干苦活。因此，当去年非得撤离时，真是一场混乱。这地区已住不得了，得抱着枪睡觉才行。当拉斯吉尔农场遭到攻击时，您记得吗？”“不。”雅克回答。“应该记得。父亲和两个儿子被割了喉咙，母亲和女儿被数度强奸，然后处死了……总之……省长非常不幸地对聚集的农民们说，得重新考虑〔殖民化〕问题，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问题，并说，以往的那一页已翻过去了。”老人家让人明白，在他的家里，谁也不能发号施令。但从此，他就一直咬紧牙关。夜里，他有时会爬起来，走出屋门。我母亲透过百叶窗观察他，看到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回踱步。疏散的命令传来时，他什么也没说。他的葡萄已收获完毕，酒已入桶。他把酒桶都放开，然后走向咸水泉，以前，正是他亲手为其改了道，现在又让它重新流过他的土地，随后又装备了一台带深耕犁铧的拖拉机。整整三天，他光着脑袋，一言不发地握着方向盘，把整个农场土地上的葡萄藤都犁了出来。想想吧，干瘦的老人颤颤地坐在拖拉机上，当犁铧遇到一支特别粗的葡萄枝蔓时，就推动加速手柄，甚至不停下吃饭，我母亲给他送去面包、奶酪和西班牙红肠，他大口吞下，安宁地、像做其他事一样，扔掉一大块硬面包头，加速工作。从早到晚，不看远处的群山，也不瞅聚拢来的阿拉伯人，他们很快得到了消息，远远地看他干活，也同样一言不发。当一位年轻上尉得到通知赶来，并让他对此作出解释时，他对他说：“年轻人，既然我们在此所做的都是罪恶，那就应该铲除它。”做完这一切后，他回到农场，穿过浸满从酒桶中溢出的葡萄酒的院子，开始收拾行装。阿拉伯工人们在院子里等着他（还有一支巡逻队，是上尉派来的，也不知究竟为什么，由一位和气的中尉带着，等待着命令）。“老板，该做什么？”“如果我是你的话，”老人说道，“我就去科西嘉丛林。他们就要取胜了。法国没有男人了。”
农场主笑了：“嗯，够直率的吧！”
“他们和您住一起？”
“不，他们再也不想听人说起阿尔及利亚了。他目前在马赛，住在一套现代化套房里。妈妈写信说，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您呢？”
“噢，我嘛，我留下来了，并要坚持到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留在这儿。我把全家都送到阿尔及尔去了。我要在这儿咽气。在巴黎，人们理解不了。您不包括在内，您知道唯一能理解这一切的是什么人吗？”
“阿拉伯人。”
“完全正确。大家天生就挺融洽。像我们一样简单而粗野，但同是男人的血脉。还会有相互残杀，相互阉割及相互小小的折磨，然后，又重新共处。这地方就这样。再来点儿茴香酒？”
“淡一点儿。”雅克说。
随后，他们走出房门。雅克询问这地方是否还有可能认识他父母的人。韦亚尔认为除了为他接生，并在索尔弗里诺当地退休了的老医生外，没有他人了。圣·阿波特尔垦区已换了两次主人，许多阿拉伯人都死在两次大战中，许多其他人又诞生了。“这里的一切都在改变，”韦亚尔重复着，“变得太快，太快了，都已忘却了。”不过，也许唐扎尔老人……他是圣·阿波特尔垦区其中一个农场的守场人。1913年，他应该二十来岁。不管怎么说，雅克可以看看他的出生地。
远处的群山环绕着除北边外的整个地区，正午的酷暑使其犹如明亮薄雾中的巨大石块，轮廓朦胧，山间从前曾是沼泽地，现在是塞浦兹平原，一直延伸至北部海边，在酷热泛白的晴空照耀下，是大片齐整的葡萄园，发蓝的叶子，是经过硫酸铜杀菌处理的，已经黑紫的串串葡萄，田间时而可见一排排柏树或桉树丛，树荫下坐落着几幢房屋。他们沿农场小道而行，每踏一步都会扬起红红的尘土。他们眼前直至群山的大片园地颤颤悠悠，太阳正肆意猖獗。当他们来到梧桐树丛后的小房屋时，已是汗流浃背了。一只看不见的狗狂吠着迎接他们。
小房屋已相当破旧，桑木小门紧紧地关着。韦亚尔上前拍门。狗叫得更凶了。吠声好似来自房屋另一侧一个紧紧关闭的小院。“信任至关重要。”农场主说，“他们在那儿。但他们在等待。”
“唐扎尔，是韦亚尔。”他叫着。
“六个月前，有人来找他的女婿，人们想知道，他是否给科西嘉丛林提供供给。从此再无人提起他。一个月前，有人告诉唐扎尔，似乎他想逃跑，于是被打死了。”
“噢，”雅克问，“他是为科西嘉丛林提供供给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不过，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这好客的地方，门迟迟不开。”
正好此时，大门开了。唐扎尔，小个儿，〔〕[111]发，头上戴一顶宽边草帽，身穿打了补丁的蓝色连衣裤，他对着韦亚尔微笑，瞅瞅雅克。“这是一个朋友。他出生在这儿。”“请进，”唐扎尔说，“喝点儿茶。”
唐扎尔什么也不记得。对，可能。他听一个叔叔说起过有一个经营者在这儿待了几个月，那是战后的事了。
“是战前。”雅克说。或是战前，也有可能。他那时似乎很年轻。他爸爸后来怎么样了？他死于战争。“Mektoub。”[112]唐扎尔说，“不过战争不好。”“总有仗打。”韦亚尔说。人们很快便习惯了和平，人们以为这很正常。不，战争才是正常的[113]发挥。“战争中的人都发了疯。”唐扎尔说着，走向一个女人，从她手中接过茶盘，她站在另一间屋里，转过了头。他们喝了滚烫的咖啡，道了谢，又重新走上葡萄园间烤人的小路。“我坐出租车回索尔弗里诺，”雅克说，“医生请我吃午饭。”“我不请自去，请等一等。我去拿点儿吃的。”后来，在返回阿尔及尔的飞机上，雅克尽力想将他收集到的情况整理出个头绪。说实在的，收集到的不多，而且没有一条与他父亲直接相关。黑夜奇怪地好似从大地上，以几乎可测的速度腾起，直至咬住飞机，飞机笔直、平稳地飞行着，好似一颗螺钉直接钻入浓浓的夜幕中。这昏暗使雅克更加不适，他觉得受到了飞机和黑暗的双层封锁，感到呼吸有点儿困难。他重见了户籍册及两个证人的名字，名字是地道的法国名，正如巴黎的路牌上常见的那种。老医生在向他叙述了他父亲的到来及他的出生后，又对他说，那两个出生证人是索尔弗里诺的商人，他们是首先到来者，并同意给他父亲帮忙，他们的姓名是巴黎郊区人中常见的，是的，不过有点儿奇特，因为索尔弗里诺是由法国1848年的革命党人建起来的。“是的，”韦亚尔说，“我的曾祖父母就是。正因为此，老父是一颗革命的种子。”他又明确地说明，最早的祖先中，他是圣德尼区的木匠，她是个洗衣女工。当时巴黎失业人口很多，引起了不满与骚动，于是，制宪会议投票通过拨款五千万法郎用以建立一个殖民地[114]，许愿给每个人一处住房和二至十公顷土地。“您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应征者。有一千多人。所有的人都梦想得到许诺的土地。尤其是男人们。女人们对陌生之地有点儿恐惧。但他们！他们革命了一场可不想一无所获。这正如对圣诞老人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圣诞老人拥有一件阿拉伯呢斗篷。那么，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圣诞礼物。他们于1849年出发，1854年建起了第一座房屋。在此期间……”
雅克此时呼吸顺畅了些。最初的黑夜经过滗析身后留下了潮水般的星辰，此刻已是满天繁星了。只是身下发动机的嗡嗡声还使他感到头晕。他试着想想那个售角豆树果和草料的老人，他认识他的父亲，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不停地重复说：“不爱说话，不爱说话。”但嗓音使他疯狂，使他陷入麻木状态，他徒劳地想要回忆，想象他的父亲，他消失在了身后这片无边无际仇视敌对的土地上，在这个村庄，这片平原默默无闻的历史中建家立业。在医生家他们谈到的一些细节与这些驳船的到来一齐涌入他的脑海，按医生说，正是这些驳船将巴黎的殖垦者们运到了索尔弗里诺。当时没有火车，噢，不对，不对，有的，但只通到里昂。于是，六艘驳船由拉纤马匹拖着，市府管乐队高奏《马赛曲》和《出征之歌》，神甫们在塞纳河岸上祈祷祝福，河岸上飘扬着旗子，上面绣着村庄的名字，此时，这些村庄并不存在，乘船者们正满心兴奋地要去建立。驳船已开始漂流，慢慢地掠过巴黎，航路流畅，将要消失，让上帝的祝福保佑你们的事业吧，即便是强者，巷战中的硬汉也闭紧双唇，心情沉重，他们那心悸的妻子们一切都依靠他们了。在底舱，得睡在草垫子上，耳边是丝般的声音，头上是肮脏的流水，女人们互相拉起床单脱换衣服。在这一切中，他父亲在哪儿？哪儿都不在。然而，这百年前晚秋运河上的拖船在落满枯叶的江河上漂流了一个月，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岸边闪过光秃秃的榛树与柳树，在各城市受到官方铜管乐队的欢迎，又载上新的漂流者向陌生地进发。正是这一切使他对圣布里厄的年轻逝者有了更多的了解，远远胜出他去寻找的那些〔老人们的〕杂乱无章的记忆。此时，发动机改变了转速。下面那黑暗的大片土地，那些支离破碎、锋利刺人的夜之碎块便是卡比利亚，是这一地区最野蛮、血腥的地带，长久以来始终野蛮、血腥，一百年前，1848年的工人们就奔向那里，他们挤在军舰里，是“石岩号”，老医生说：“这是船的名字，您想象一下，‘石岩号’驶向阳光灿烂、蚊虫飞舞的地方。”“石岩号”桨片急转，在蜜史脱拉风[115]激起的暴风雨冰冷的水中转动帆桁，甲板被北极风横扫了五个昼夜，征战者们在底舱里翻肠倒肚地呕吐，你吐到我，我吐到你，真是生不如死，直到进入博恩港口，码头上人们奏乐迎接脸色发绿的探险者们，他们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远离欧洲的首都，同妻子孩子及家具来到这里，经过五个星期的漂流，踉踉跄跄地踏上了这片远处泛蓝的土地，他们不安地感受到陌生的气味儿，混杂着厩肥香料和〔〕[116]。
雅克在他的坐椅上翻了个身；他处于半睡半醒之中。他看见了从未谋面，甚至不知高矮的父亲，看见他在博恩码头的移民之中，此时滑车正在卸运那些航行后存留下来的简陋家具，而为家具遗失引起的争吵声渐起。他站在那儿，坚决、忧郁，咬紧牙关；大约四十年前，在同样的秋日下，坐着破旧的马车，他不也正是走过了从博恩到索尔弗里诺的这同一条道路吗？不过，那个时候的移民是无路可寻的，女人和孩子们挤在军队的辎重车里，男人步行，约略地摸索着在大片沼泽地或荆棘丛中开路，时而遇到成群阿拉伯人敌视的目光，这些人远远地站着，身边始终伴着狂吠不止的卡比尔狗群，直至他们在傍晚时到达了他父亲四十年前到的那个地方，平平坦坦，远处高山环绕，没有住房，没有一分耕地，只有几顶土色的军用帐篷，只有大片光秃秃的荒漠，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世界的尽头，处在天荒荒、地茫茫[117]之中。于是，夜里，女人们哭泣了，为劳累，为恐惧，为失望。
同样是夜晚抵达一个敌对的穷乡僻壤，同样是男人们，随后，随后……噢！雅克不知他父亲怎样，但其他人，同一回事，得在笑着的士兵面前打起精神，住到帐篷里。房子是以后的事了，就要建房的，然后是分土地，劳动，神圣的劳动能拯救一切。“不能马上开工……”韦亚尔说。雨水，阿尔及利亚的雨水，量多，雨大，没完没了，足足下了八天，塞浦兹河泛滥了，帐篷周边都成了沼泽，他们无法出去，敌对的兄弟们待在又脏又挤的大帐篷里，无休止的暴雨打得帐篷噼啪作响。为了除去臭味儿，他们割来空心芦苇，用于从屋里向外尿尿，雨一停，他们便在木匠的指挥下开工建简易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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