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塞勒的论述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政治自由的理论方面来说，人们对人的概念的意识在增强，而从这种自由的实际状况来看，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的自由并未随着人们自由意识的增长而成比例地增加。由此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但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相反，从上面已经指出的互助性来看，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事实上，印加帝国的平民或印度的贱民并未提出反抗的问题，因为在他们提出此问题之前，它已按照传统得到解决，答案是神圣不可触及的。在由神统治的世界中，之所以不存在反抗问题，是因为人们从未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它已经一了百了地得到一切答案。形而上学为神话所替代，再无任何诘问，有的只是永恒的答案与诠释，它们可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在人们进入由神统治的领域之前与从中出来之后，便出现了诘问与反抗，这样他们便会欣欣然地进入与出来。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之后。他致力于要求一种尊重人的体制，一切答案都应该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要合乎理性地表述出来。从这时起，一切诘问，一切言论，无不成为反抗，而在神的领域，一切言论皆是感恩行为。可以这样说，人的思想只有两个可能的世界，神的世界（用基督教的语言说就是圣宠的世界[147]）与反抗的世界。此世界的消失即彼世界的出现。尽管另一世界出现时，其形式令人困惑。说到此，我们又涉及“一切”或“一无所有”。反抗问题的现实性仅仅由于某些社会今天想要远离神的领域。我们如今生活在非神圣化的时代。当然，人不能归结为反抗。但今天的历史以及其种种争论迫使我们不得不说，反抗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面之一。这就是我们历史的现实。我们除非逃避现实，否则便应该从反抗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当人们远离神及其绝对价值后，可以找到行为准则吗？这正是反抗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反抗的范围内所产生的朦胧的价值。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在当代的反抗思想与行动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是否可以重新找到这种价值。若可以找到的话，则应该弄清其内容。但在继续探讨之前，应该注意到这种价值的基础是反抗本身。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行动的基础之上，而反抗行动反过来又从这种互动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我们因而有理由说，任何反抗若意欲否定或摧毁这种互助性，则再不能称为反抗，实际上它此时已与同意杀人行为无异。同样在神的领域之外，这种互助性只有在反抗的层面方可获得生命。反抗思想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在自身所发现的一个界限，这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反抗的思想因而不能摆脱记忆：它永远处于紧张之中。当我们考虑它的行为与业绩时，应该思忖它是否忠于最初的崇高原则或者相反，它是否由于倦怠或冲动而忘记了崇高原则，沉迷于专制或奴役。
这就是用反抗思想对世界的荒诞性与表面的荒芜开始进行深入思索而取得的最初进展。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一种具有奇特性思想最初的进展因而就是承认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奇特性，而人类现实从整体上说由于远离这种思想与世界而受苦。使单独一人痛苦的疾病成为集体感染的瘟疫。我们每天所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形而上的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对两者而言，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粹的否定。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反抗者就以它为根据，拒绝认可自身的生存状态。
应该注意到，起而反抗其主人的奴隶并未想到否定主人作为生命物的存在。他否定的是主人的身份。他否认主人有权否定他这个奴隶的要求。奴隶主对其要求不放在眼里，置之不理，从而被奴隶否定。如果人们不尊重为大家所承认的共同价值，人与人彼此之间便是不可理解的。造反的人要求这种价值被明确地承认，因为他怀疑或知道，若没有原则，世界会充斥混乱与犯罪。由他进行的反抗行动是在要求光明与团结。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动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
这一论述也完全适合于形而上的反抗者。他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要求世界的一致性。他以自己身上的正义原则去反对非正义原则，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正比比皆是。他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解决这一矛盾，若有能力，则让正义主宰世界。若非如此，倘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干脆让非正义弥漫世界。在此期间，他便揭露矛盾。形而上的反抗是以死对抗不完善的现实，以恶对抗混乱的景况。它其实所追求的是幸福圆满，以此对抗生与死之痛苦。倘若普遍化的死刑成为世人的生存状况，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与它是同时产生的。反抗者在拒绝其必死的状况的同时，也拒绝承认使他生活在这种状况的力量。形而上的反抗者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者，但他必然是出言亵渎宗教的人。不过他首先是以秩序的名义来亵渎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认为他干了至高无上的丑行。
为阐明这一点，再回到反抗的奴隶。他在其抗议中，确立了他所反抗的主人的存在。然而同时，他表明他在其附属地位中得到了主人的权力，并肯定了他自己的权力，这权力就是对至今主宰着他的优越地位提出怀疑。就此而言，主人与奴隶的确处于同样的状态：主人暂时的权势与奴隶的顺从都是相对的。两种力量交相肯定对方，直到彼此发生对抗并毁灭对方，那时其中的一种力量将暂时消失。
同样，形而上的反抗者如果起而反对他同时肯定了其存在的那种权力，他也仅仅是在他反对这种权力的那个时刻确认了其存在。他于是将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拖入与平民相同的受屈辱的境地，其空幻的权力与我们空幻的状况是一回事。形而上的反抗者将他置于我们的拒绝力量之下，让他在不屈从的人的面前低下头来，迫使他融入对我们而言是荒诞的存在，最后让他摆脱永恒的幽居状况而投入历史之中。他远离永恒的稳定，只有当人们一致同意时才能找到这种稳定。反抗便这样肯定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至少是矛盾的。
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因而不能与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与当代宗教感情的历史是一回事。反抗者藐视，甚至否定。至少他起初没有取消上帝，而只是以平等的地位与他对话。但这并非一种彬彬有礼的谈话，而是受战胜对方的愿望所驱动的一场争论。奴隶开始时是要求公正，最后却想得到权势。现在该轮到他们来统治。反抗生存状态的造反行动成为一次反对上天的漫长的远征，目的是使国王成为囚徒。起初把他废黜，然后处以死刑。人类的造反最后以形而上的革命结束。它从表现自己发展为行动，从花花公子变为革命者。上帝的王位被推翻后，造反者会认识到，他以前依靠上帝所徒然追寻的公正、秩序、团结，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把它们创造了出来，从而证明废黜上帝是正确的。这时开始进行绝望的努力，以便建立人的帝国，必要时以罪恶为代价。实现这一点必然造成可怕的后果，而我们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一些。但这些后果丝毫不是来自于反抗本身，或至少应该说，只有当反抗忘记了其初衷，对“是”与“不”之间艰苦的选择感到厌倦，最后陷于否定一切或屈从一切，唯有这时才会造成这些后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动中，向我们显示出与奴隶起义相同的正面内容。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反抗的内容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了何物，阐明反抗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造成了何种结局。
该隐[148]的儿女们
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只是在十八世纪末才以严密的方式出现在思想史上。人类进入现代时首先听到的是城墙坍塌的轰鸣声。从那时起，其后果连续不断地展示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后果塑造了我们时代的历史。这是否说形而上的反抗在此之前便无意义呢？我们时代的反抗范例久已有之，因为我们时代爱说自己是具有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的。然而果真如此吗？
最初的神系告诉我们，普罗米修斯被用铁链锁在地球尽头的石柱上，由于他不乞求宽恕而成为永远的受难者。埃斯库罗斯塑造了这个英雄的崇高形象，描绘他具有睿智与远见（“我预见到我遭遇的一切不幸”），让他呼喊出对一切神明的仇恨，陷身于“命定的绝望的海洋”，在雷鸣电闪中煎熬：“啊！你们看看我遭受了何等的不公平！”
因而不能说古人不知道形而上的反抗。他们远在撒旦之前就已经树立起一个痛苦而崇高的反叛者形象，为我们创造了关于反抗精神的最了不起的神话。古希腊人有无穷无尽的天才。他们虽然创作了许多顺从与谦恭的神话，但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反叛的典范。普罗米修斯的某些特点依然活在我们当今的反抗之中，例如，与死亡斗争（“我使人类摆脱了死亡的纠缠”），救世主降临说（“我在他们身上培育了盲目的希望”），博爱（“我由于太爱人类而成为宙斯的敌人”）。这是无可辩驳的。
人们不能忘记，《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即埃斯库罗斯三联剧的最后一部，宣布反叛者被宽恕而统治世界。古希腊人并未毒化任何东西。他们虽然极其勇敢大胆，但一直忠于他们奉为圭臬的准则。他们起而反抗的并不是造物主，而是宙斯，他不过是众神中的一位，其生命也是有限的。普罗米修斯自己是个半神。他的反抗只是出于一些特殊的恩怨与对善的争议，而非善恶之间普遍的斗争。
这是因为，古代人即使相信命运，但首先相信的是他们生存于其间的自然。反抗自然界无异于反抗自己。此乃徒劳无益之举。那时唯一考虑严密的反抗就是自杀。希腊人的命运自身是种盲目的力量，人们受到它的支配，犹如遭遇自然力量一样。对希腊人来说，过分行动的顶点就是用棍子击打海洋，纯属野蛮人的疯狂行为。古希腊人无疑也描绘过分之举，既然存在着这种行为。他们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但加以限制。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罗斯[149]死后向仇敌的挑战，即一些悲剧英雄对命运的诅咒，都未完全否定神祇。俄狄浦斯知道他并非无辜。他身不由己地成了罪人，从而受命运支配。他口出怨言，但未发出不可弥补的詈骂之声。安提戈涅[150]即使进行反抗，也是以传统的名义，为了让兄弟们在坟墓中安息，使那时的礼仪得到遵守。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反抗是种反动。希腊人的思索，这种有两张面孔的思想，宛如凄怆欲绝的乐曲，让人几乎永远听到俄狄浦斯永恒的话语。他双目失明，处境悲惨，认识到一切皆是天意。“是”与“不”获得平衡。柏拉图预先塑造了一个尼采哲学的典型卡利克莱斯，他呼喊：“让一个有优良天性的人出现吧……他逃走了，践踏了我们的准则，我们的巫术，我们的咒语以及那些无一例外违反自然的法律。我们的奴隶揭竿而起，显示出自己是主人。”即使此时，柏拉图依然说出了自然一词，尽管他拒绝法律。
形而上的反抗提出一种关于造物的简单化的见解，是希腊人所不可能有的。对古希腊人来说，一方面没有神，另一方面没有人，有的只是从人走向神的台阶。与犯罪相对的清白无辜的思想，一切历史可归结为善与恶斗争的见解，他们不知其为何物。在他们的大地中，错误远远多于罪恶，而唯一的根本罪恶就是过度的行为。相反，我们的世界中不再有错误，唯有罪恶，而第一桩罪恶就是适度。人们这样来解释我们在希腊神话中体味到的残暴与宽容的奇特结合。希腊人从来没有制造思想，与他们相比，我们落入一个壁垒森严的阵营。反抗被认为仅仅是反对某个人。神是造物主，对一切负责，这一概念赋予人的抗议以意义。因而可以说，反抗的历史在西方世界与基督教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必须等到古代思想的最后时刻方可看到，反抗开始在过渡期的思想家那里找到其语言，无人比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151]讲得更深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