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后会重新读到反抗的这个永恒的主题，不过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既无奖赏又无惩罚的神，一个耳聋的神是反抗者们唯一的宗教方面的想象。维尼[152]咒骂神明缄默，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既然人皆有一死，其沉默比神的话语能更好地为此命运作好准备。这位奇特的思想家殚精竭虑地在人的四周建立围墙，修筑城堡，无情地窒息人类对希望的难以抑制的呼唤。伊壁鸠鲁就是在完成这一战略撤退之后，犹如人类中间的一尊天神，高唱凯歌，充分显示了他反抗的防御性。“啊，命运，我挫败了你的诡计，我堵死了你可以袭击我的一切道路。我们既不会被你，也不会被任何恶势力征服。但不可避免地动身的钟声响起时，我们会蔑视那些徒然抓住生命不放的人，唱出这首美妙的歌曲：啊！我们的一生过得多么有价值啊！”
卢克莱修是他的时代大大推进这个逻辑的唯一的人，使之进入现代的要求中。从根本上说，他对伊壁鸠鲁的观点并未增添任何东西。他自己同样拒绝任何超越感觉的理论原则。原子是生物的最后归宿，生物回归为最初的元素，成为一种看不见也听不到任何东西的不朽之物，一种不朽的死亡。卢克莱修如同伊壁鸠鲁一样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幸福。然而，他必须承认，原子并非是自己聚集在一起的，而要服从一种更高的规律，最后仍要听从于他所否定的命运。他承认有种偶然的运动，原子因此而彼此相遇并结合在一起。我们应注意到，他这样便已经提出现代的那个重大问题，即人们想免于受命运主宰，但最后又为偶然性所控制。因而现代的智者竭力重新赋予人一种命运，但这次是历史的命运。卢克莱修并不是这样。他憎恨命运与死亡，满足于陶醉的大地，原子在这里由于偶然而产生出生命，生命又偶然地化为原子。但他的词语显示出一种新的感觉。盲目的城堡变成了有壁垒的营地。“世界的城墙”，这是卢克莱修词语中的一个关键用语。当然，这个营地中最大的事情是使希望保持沉默。伊壁鸠鲁有条不紊的舍弃变为令人战栗的禁欲，它有时受到咒骂。对卢克莱修来说，虔诚无疑是“能够以一种无任何东西会扰乱的精神观看一切”。然而这种精神却为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战抖。在愤怒逼迫下，关于罪恶、无辜、犯罪与惩罚的新概念，在有关万物本性的那部伟大的诗篇中传播。人们在其中谈到“宗教的第一次罪恶”，即无辜的伊斐革尼娅[153]被送上祭台，谈到神明的下述特点，他们常从罪犯身旁走过，却对无辜者施以冤枉的惩罚，夺去他们的生命。卢克莱修之所以嘲讽对另一个世界惩罚的恐惧，完全不像伊壁鸠鲁一样是出于自卫性的反抗行为，而是出于进攻性的判断：既然我们从现在便看到善未受到奖赏，那么为何要惩罚恶呢？
伊壁鸠鲁自己在卢克莱修的史诗中成为杰出的反叛者，而其实他并不是。“在所有的人眼中，人类在大地上过着卑贱的生活，为宗教的铁蹄所践踏，宗教高踞上天显示其面孔，以其可怖的容貌威胁必死的世人。但一个希腊人，一个男子汉，第一个敢于睁开眼睛与其抗争，起而反对它……这样一来，宗教终于被推翻，被踩到脚下，而我们呢，胜利使我们腾飞到九霄。”从这段文字可以感觉到这番新的亵渎神明的言论与古代的咒骂之间的不同。希腊的英雄希望变成天神，但与此同时天神已经存在。因而这是一种高升。而卢克莱修笔下的人恰恰相反，在进行一场革命。他否定那些卑鄙而有罪的神明，自己取而代之。他走出壁垒森严的营地，开始以人类苦难的名义向天神发起最初的进攻。在古代世界中，杀人是无法解释与难以补偿的。而在卢克莱修看来，人的杀人行为不过是对神的杀人行为的回答。卢克莱修的诗篇结束时，是一幅瘟疫的控诉者的尸体横陈神殿的可怖景象，这并非是偶然的。
在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的头脑中开始慢慢形成个人化的神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这种新的语言。反抗正是对这种个人化的神而发出的。从这个天神一开始统治，就有反抗发生，坚定不移地说出“不”字。从该隐开始，第一次反抗便与第一次罪行相伴发生。反抗的历史如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其实是该隐的子孙们的历史，而非普罗米修斯的信徒们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旧约》中的上帝激发起反抗的意志。反过来说，当人们像帕斯卡尔[154]一样，完成了精神上反抗的生涯之后，便应当皈依亚伯拉罕、伊萨克与雅可布[155]的上帝。最怀疑的灵魂便最向往让森教派。
从这种观点看来，《新约》可以看做是意欲事先回答世界上的一切该隐，使上帝的形象变得温和，在上帝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个说情人。基督来到世上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恶与死亡。这也正是反抗面对的问题。基督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自己承担起它们的责任。这个人中之神也坚忍不拔地吃苦受难。恶与死亡都再不能归罪于他，因为他遭到诽谤而死去。戈尔高达山[156]之夜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在那个黑暗时代，神公然地放弃了其传统的特权，一直生活在死亡的焦虑中，并且感到绝望。人们这样来解释基督在临终之际的深沉的怀疑。苦心中有永恒的希望支持，则死亡的苦恼会减轻。神若要成为人，则必须感到失望。
诺提斯教派的教义是希腊与天主教相结合的果实。它作为对犹太教思想的反动，在两个世纪中竭力强调这种运动。例如，瓦伦丁便想象出许多说情者。但是这个形而上的主保瞻礼节的始源[157]与古希腊文化中的中间真理起着同样的作用。始源旨在减轻悲惨的人生与无情的神明之间面对面时的荒诞性。这是玛尔西翁[158]的第二个残酷好战的天神的作用。这位造物主创造了世界与死亡。我们应当憎恨他，同时通过禁欲否定他的创造，直到戒除性行为而摧毁他的创造。因而这是一种骄傲而反抗性的禁欲。简而言之，玛尔西翁将反抗指向一个低级的神，以便更好地颂扬高级的神。诺提斯教派的教义起源于希腊，始终起着折中作用，倾向于摧毁基督教教义中的犹太教遗产。它还想事先避免奥古斯丁学说，由于该学说为一切反抗提供了论据。在巴希里德看来，殉教者已经犯罪，而基督自己也是如此，既然他们受苦受难。这真是种奇特的思想，但旨在从苦难中清除其不公正。诺提斯教派仅仅想用古希腊的启蒙见解代替无所不能而任意的圣宠，而古希腊的这种见解给人以各种机会。第二代诺提斯教派中众多的派别表现了希腊思想家这种多方面的努力，以期使基督教教义更易于为人接受，清除反抗的理由，因为古希腊的文化认为反抗是最坏的恶行。但天主教会扼杀了这种努力，从而使反抗者人数成倍增加。
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该隐的种族赢得愈来愈多的胜利，因而可以说《旧约》中的神有了意料不到的运气。说来荒唐，亵渎神明的人们让基督教想要从历史舞台上赶走的那个忌妒之神又复活了。他们巨大的胆量恰恰是让基督本人归附他们的阵营，让他的历史终止于十字架的顶端与临死前的呼喊声中。一个仇恨之神无情的形象就这样保持了下来，他更符合反抗者对造物主的看法。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为止，反抗所针对的是一个残酷而任性的神，这个神毫无道理地更喜欢亚伯的牺牲而不是该隐的牺牲，从而由此引起第一次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中而尼采在事实上将反抗思想的范围过分延伸，甚至将矛头指向爱神。尼采坚持说，上帝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灵魂中已经死亡。他于是像他的先驱者施特纳[159]一样攻击对上帝的幻想，上帝那时以道德的外表仍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精神中。然而，直到他们那个时代，不信教的思想仅限于否定基督的历史（按萨德[160]的说法“这不过是小说而已”），并且在否定上帝时，坚持说上帝是可怕的这个传统。
相反，只要西方信奉基督教，福音书便是上天与大地之间的媒介。反抗的每声孤零零的呼喊都表现为最为痛苦的景象。既然基督经历了这些痛苦，而且是自愿的，那么没有任何痛苦是不公正的，任何痛苦都是必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敏锐的直觉及其对人类心灵理所当然的悲观主义不过意味着对人说来，普遍的不公平与全部的公正都同样是令人满意的。唯有无辜的神的牺牲可以说明，无辜所遭受的漫长而普遍的折磨是正当的。上帝的苦难是最悲惨的，唯有它可以减轻人临终时的痛苦。倘若从上天到大地的一切都是毫无例外地经受痛苦，不寻常的幸福这时才是可能的。
然而，当基督教走出节节获胜的时期而遭受理性的批评时，由于基督的神圣性遭到否定，痛苦对人来说重又成为命中注定之物。处处受挫的耶稣不过是另一个无辜者。亚伯拉罕的上帝的代理人让基督受尽剧烈的折磨。将主人与奴隶分隔开来的深渊重新显现。反抗始终在忌妒的上帝隐而不现的面孔前面呼喊着。不信教的思想家与艺术家攻击基督的道德观念与神圣性，重新与之决裂。卡洛[161]的艺术天地相当出色地表现了这乞丐成群的世界，他们起初是偷偷地嘲笑，最后到了莫里哀的《唐璜》则发展为对上天的嘲讽。直到十八世纪末的两个世纪中，酝酿着一场动乱，既是革命的，又是针对宗教的。在这两个世纪中，自由思想竭尽全力使基督成为一个无辜者或傻瓜，以便让他归化于人的世界，其用心或许是高尚，或许是嘲弄。这样便为向敌对的上天展开大进攻清理了场地。
绝对的否定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有力的进攻是由萨德进行的，他将直至迈斯利耶神甫与伏尔泰的自由思想的论据，组建为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他的否定自然是最为极端的。萨德从反抗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的“不”。二十七年的监狱岁月并未使他产生妥协思想。人们被囚禁如此长的时间，会变成奴仆或杀人者，有时在一人身上二者都是。如果一个坚强的灵魂虽身陷囹圄却未产生屈从的精神，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然有一种主宰他人的意志。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就此而言，萨德可谓一个典范。社会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地回敬社会。他作为作家犹在其次，虽然受到我们当代人的吹捧与赞扬。人们今天对他如此坦率地大加赞赏，其原因与文学了不相关。
人们称赞他是带着镣铐的哲学家，第一个绝对否定的理论家。对此他的确当之无愧。他被幽禁于监牢，梦想无边无际，现实对他无可奈何。被囚禁的精神此时神志清明，失去了往昔的狂热。萨德仅仅知道一种逻辑，即感情的逻辑。他并未创立一种哲学，而不过是沉迷于一个受虐待者的想入非非的梦想。只不过这种梦想带有预见性。萨德强烈地要求自由，在奴役的帝国里，日益执著地沉湎于一个摧毁世界的迷梦，以此满足对以后遭到禁止的那种生活的极度渴求。萨德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探索他连续不断的否定。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提斯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些时候，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诺瓦瑟耶竟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的”唯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