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与历史

    形而上的反抗与虚无主义存在一百五十年后，又看到人类所抗议的同一个被毁坏的面孔顽固地重新出现，带着不同的面具。起而反对生存状况及其创造者的所有的人都肯定了人的孤独，认为一切道德均无价值。然而所有的人同时又设法建立一个纯粹是地上的王国，由他们选择的规则加以主宰。他们是造物主的敌手，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创造。那些刚刚创造世界的人们拒绝世界上有其他规则，除了欲望与权力的规则之外。他们跑向自杀或疯狂，歌唱世界末日。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想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他们的规则，遂选择了徒然的炫耀表象或平庸，或者还有杀人与破坏。然而，萨德与浪漫派，卡拉马佐夫或是尼采，之所以进入死亡世界，是因为他们想要真正的生活，结果由于相反的作用，倒是对规则、秩序与道德的召唤声响彻在这个发狂的宇宙。只有当他们抛弃了反抗的重担，逃避反抗造成的紧张，选择了专制或奴役的安逸生活，他们的结局才是不吉利的或破坏自由的。

    人类反抗的崇高的悲剧形式不过是对死亡的长期抗议，对由普遍的死刑所支配的生存条件的激烈控诉。在我们遇到的一切情况中，抗议每次都是针对创造中不和谐、不透明、中断的一切。因而基本上说来，这是对统一性的无休止的要求。拒绝死亡与渴望生存及透明，是一切疯狂行动的动力，不论它们是崇高的或幼稚的。这仅仅是个人卑怯地拒绝死亡吗？不，因为其中的许多反叛者为了达到他们的要求而付出了必须付出的一切。反抗并非要求生存，而是询问生存的理由。他拒绝死亡带来的后果。倘若没有任何东西生存下去，则没有任何东西是合理的，死亡的一切无意义可言。与死亡斗争便是要求生存的意义，为规则与统一性而斗争。

    对恶的抗议居于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这很能说明这一点。令人愤慨的并非是儿童的苦难，而是这种苦难竟没有得到辩解。不论怎样，痛苦、流放、幽禁有时为人所接受，当医生或情理说服我们这样做时。在反抗者看来，世界的痛苦所缺少的，如同在世界的幸福时刻一样，是解释的原则。反对恶的起义首先是要求统一性。在被处死刑的人们的世界，反抗者不倦地以要求最后的生存与透明性来反对生存条件的致命的不透明性。他追寻一种道德或神圣的事物而不自知。反抗是一种苦行，虽然是盲目的。反抗者这时之所以亵渎神明，是希望有新的神明。他在最早的更深刻的宗教运动的冲击下而动摇，但这是一种落空的宗教运动。并非反抗本身是高尚的，而它所要求的是高尚的，即使它所得到的依然是卑鄙的。

    至少应该认识到反抗所得到的卑鄙的东西。每当它将对现在存在的一切完全拒绝，亦即绝对的“不”奉为神明时，便会杀人。每当它盲目地接受现存的一切并高喊绝对的“是”时，也要杀人。对创造者的憎恨可转为对创造的憎恨或者对现存的一切独有的爱。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走向杀人，并失去被称做反抗的权利。人们可以两种方式成为虚无主义者，而每次都通过过度的绝对。显然，有的反抗者想要死去，有的反抗者却想让人死去，但他们都是一样的，都焦灼地渴求真正的生活，对生存感到心灰意冷，宁要普遍化的非正义而不要被肢解的正义。当愤怒达到这种程度，理智会变成狂怒。人类心灵本能的反抗多少世纪以来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向其最大的觉悟，倘若确系如此，我们也看到，它的盲目的胆量也在增长，直到它决定用形而上的谋杀来回答普遍的杀人。

    我们认识到，“即使”标志着形而上反抗的最重要的时刻，它在任何情况下均以绝对的破坏而收场。今天照耀世界的不是反抗与它的高尚精神，而是虚无主义。我们应该阐述它的后果，但不忽略其根源的真实情况。即使上帝存在，当伊万看到对人施加的不公正，也不会投诚于他。然而，对这种不公正进行长期深思后，一道更凄惨的光芒将“即使你存在”改变为“你并不值得存在”，然后又改变为“你并不存在”。受害者在他们所认为的自己无辜中寻求最近的罪恶力量与原因。这些受害者对他们的不死性感到绝望，确信他们要被判决，于是决定杀死上帝。从这天起便开始了当代人的悲剧。如果这样说是错误的，那么说这种悲剧已经结束同样是不真实的。这个谋害相反标志着古代社会终结以来所开始的悲剧的最早时刻，这场悲剧的最后的台词尚未引起反响。从这个时刻起，人决定摈弃圣宠，依靠自己的手段生活。从萨德到今天发生的进步即在于日益扩大封闭地区，没有上帝的人照他自己的规则粗暴地统治着那里。人们面对神，愈来愈把有堡垒守卫的地盘界线向外推进，直至使整个宇宙成为一个反对被放逐的失望上帝的要塞。人在反抗终结时把自己封闭起来，其最大的自由，从萨德的悲惨的城堡到集中营，仅仅是建造他自己的监牢。但戒严状态逐渐普及，对自由的要求想扩展到所有的人。于是必须建立反对圣宠王国的唯一王国，即正义的王国，最终在神的社会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人的社会。杀死上帝并建立教会，这正是反抗的持久而矛盾的运动。绝对的自由终于成为绝对义务的监牢，集体的苦行，要完结的历史。作为一个反抗世纪的十九世纪便这样进入二十世纪，这个正义与道德的世纪，这个人人都感到欢畅的世纪。尚伏，反抗派的道德学家，已经对此给出了公式：“首先要公正，然后才谈得上豪爽，犹如先要有衬衣然后才谈得上花边。”人们于是放弃了作为奢侈品的道德，而仅仅保持创建者艰辛的伦理。

    我们现在应该探讨为创建世界帝国与普遍规则而作的充满坎坷的努力。我们已到了反抗运动废弃一切奴役而全力兼并一切创造的时刻。对这方面的每一次失败，我们已经看到，可望成功的政治解决办法指日可待。今后怀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反抗行动从其获得的东西中只保留权力意志。反抗者基本上只想征服他自己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保持它。然而他失去对其起源的记忆，依照精神方面的帝国主义法则，通过无限增多的杀人而走向世界帝国。他从天宇中赶走了上帝，而形而上的反抗思想这时毫不犹豫地与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对自由的不合理要求自相矛盾地以理性作为武器，它觉得唯有征服权力是纯粹属于人的。上帝已经死去，而人继续生存着，也就是必须理解与建立的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在反抗内部吞没了创造力量，仅仅提出可以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人知道以后在大地上是孤独的，在走向人的帝国时将理性的罪恶与不合理的罪恶结合在一起。人在深思反抗的意图与死亡时，在“我反抗，故我存在”之外，又增添了一句：“我们是唯一的。”

    历史上的反抗

    自由，“写在风暴的战车上的这个恐怖的名字”，属于一切革命奉行的原则。造反的人们认为，若没有自由，正义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义要求将自由束之高阁的时代已经到来。恐怖，不论是大是小，于是开始伴随着革命。每种反抗都是对无辜的怀念与对生存的召唤。然而这种怀念终于有一天拿起了武器，并且承担起全部的犯罪行为，即杀人与暴力。奴隶的反抗，处死国王的革命以及二十世纪的革命于是便自觉地认可了愈来愈大的罪行，由于它们打算实现愈来愈全面的解放。这种明显的矛盾使我们的革命者难以露出幸福与希望的神态，而这种神态是洋溢在我们制宪会议成员们的面孔上的。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到底是反抗价值的特性，还是歪曲了这种价值？这是与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形而上的反抗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们在分析革命运动时将会注意到，人在面对否定他的一切时，为了肯定自己，进行了同样绝望而血淋淋的努力。革命思想因而要保卫不愿屈服的人，它意欲让这种人主宰其时代。他拒绝了上帝，根据明显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而选择了历史。

    从理论上说，革命一词保留了它在天文学中的含义，这是一种翻倒跟头的运动，是一个政府经过完全的转让后变为另一个政府的运动。改变财产制度而未改变相关的政府，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任何经济革命，不论通过流血手段还是和平手段，同时必然是政治革命。革命由此而有别于反抗运动。“不，陛下，这不是反抗，这是革命。”这句名言强调了这种根本的不同。它确切的含义是：“这肯定会有一个新政府。”反抗运动在最初时会突然停止下来，不过是缺少严密性的行动。相反，革命从思想开始。确切地说，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要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不过，根据同样的道理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革命。只可能有一次革命，它将是最后的革命。好似完成了一个环形的运动，其实在组成政府的那个时刻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环形运动。以瓦尔莱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看到，政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说是不能并存的，普鲁东说：“政府可以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就是由于它是政府。”还应该补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成为战争政府。革命越广泛地展开，便意味着投入越大的战争赌注。从1789年革命诞生的社会愿意为了欧洲而作战。从1917年诞生的社会在为了统治全球而战斗。全部的革命最终都是如此地要求建立世界帝国，我们将看到原因何在。

    正期待着这一目标完成之前——如果它会出现的话，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接连不断的反抗的总和。换句话说，在空间有着清楚表现的转移运动不过是时间的近似。人们在十九世纪虔诚地称为逐渐解放人类的那些行动是一系列的不间断的超越自己的反抗，它们想在思想中找到其形式，但尚未达到最后的革命，这一革命会使天空与地上的一切稳定下来。浮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由人肯定自己，虽是越来越扩大的肯定，但永无完成之时。若果然有过一次革命，则可能不复有历史，那时有的是幸福的统一与心满意足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最终都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好似他们相信历史的完成。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是它首次公开地宣称要实现阿纳沙西斯·克鲁茨[186]的古老梦想，即人类的统一，这便是历史的完美结束。由于反抗运动提出“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由于形而上的反抗追求世界大同，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达到其逻辑上的最清楚的结果，手拿武器要求历史的全部性。反抗于是不得不成为革命的，否则便毫无价值或成为过时。对反抗者来说，问题不再如同施特纳那样将自己神化或者用态度来拯救自己，而是像尼采那样使人类神化，接过超人状态的理想，以便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心愿保证拯救所有的人。“着魔的人”首次登台，说明了时代的一个秘密：理性与权力意志是一回事。上帝已经死去，应该用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仅仅靠诅咒的力量已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需要用武器征服全世界。革命，尤其是自称唯物主义的革命，不过是过渡的形而上的十字军。难道征服全体就是革命吗？这是这个试验需要回答的问题。人们仅仅看到，这番分析并非叙述革命现象，这已经重复进行了上百次，也不是再次总结历次大革命的历史或经济的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的事实中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逻辑发展、其种种看法与永恒的主题。

    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人的。而且有几次革命杀死了君王与消灭了宗教。由于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始自萨德，我们真正的主题仅仅从弑君者开始，即他同时代的人们，他们攻击神的化身，但尚不敢扼杀永恒的原则。但是以前，人的历史也向我们指出了与首次反抗运动相当的行为，即奴隶的反抗运动。

    在奴隶反抗主人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残酷的大地上起来反抗另一个人，其结果不过是杀死一个人。奴隶的骚乱，农民起义，乞丐们的战争，土包子的反抗，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在革命思想最地道的形式中，不论它们如何胆大与欺诈，例如俄罗斯1905年的恐怖行为，总能发现这一原则。

    在古代社会的最后阶段，即基督纪元前几十年，斯巴达克思的起义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们首先会注意到这是角斗士的反抗，这些角斗士就是专门从事人与人之间搏斗的奴隶，为了奴隶主的娱乐而注定要杀人或被人杀死。这次起义开始时只有七十几人，最后发展到七万个起义者，他们打垮了最精良的罗马军团，驰骋于意大利，向着永恒的城市罗马挺进。然而这次反抗正如安德烈·普鲁多莫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为罗马社会带来任何新原则。斯巴达克思发出的号召仅局限于答应奴隶获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对这第一次反抗运动从现实向权利的转变曾进行分析，它其实是这一水平的反抗逻辑唯一可触的收获。这些不屈服的人抛弃了奴隶地位，肯定自己与主人平等，他们自己这时也想成为主人。

    斯巴达克思的反抗始终表现了这种要求的原则。奴隶大军解放了奴隶，立即让他们以前的主人沦为他们的奴隶。根据传统，奴隶军队甚至也可能组织上百个罗马市民彼此进行搏斗，让奴隶们坐在看台上陶然取乐，兴奋不已。然而杀人并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杀更多的人。要使一个原则获胜，必须打倒这个原则。斯巴达克思所梦想的太阳城只能建立在永恒的罗马及其神明与机构的废墟之上。斯巴达克思的军队的确在向罗马挺进以包围它，罗马当时想到要为其罪恶付出代价而惊恐万状。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当神圣的城墙已遥遥在望时，这支军队停了下来，随即后撤，仿佛面对众神的原则、机构与城市而退却。倘若这个城市被摧毁，那么用什么来替代它呢？不过是对正义的狂暴的渴望，这种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正是这种爱使这些不幸的人坚持到此时。不论怎样，这支军队没有经过战斗而后撤，奇怪地决定返回奴隶最初起义的地方，以相反的方向重新行进在获取胜利的路途上，返回西西里。这些贫苦的人以后孤苦无助，在期待他们的伟大任务面前解除了武装，面对要进攻的上天灰心丧气。他们仿佛要在他们最初发出呼喊的土地上回归到最纯洁与最热烈的状态，死亡成为容易而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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