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他的确预感到他的要求意味着要完全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并说，在世界上进行革命的人们，“那些做好事的人们”，只有在坟墓中才能酣睡。他深信他的原则只有在民众的道德与幸福中才能圆满地实现。他也许看出他在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于是预先断绝了后路，公开宣布在他对民众绝望的那一天，即自己刺死自己。他如今已绝望，因为他已怀疑恐怖。“革命已冷了下来，一切原则都已削弱，只剩下阴谋所戴的红便帽。施行恐怖使罪恶麻木，犹如烈性酒使王宫醺醺然一样。”道德自身“在无政府状态时与罪恶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一切罪恶皆来自专制政治，他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个。由于罪恶坚持不懈地顽强地滋生，大革命本身也走向专制，变得有罪了。人们无法减少犯罪、叛乱分子与可怕的享乐精神，于是不得不对这种民众失望并控制他们。然而人们也不能不搞诡计，以此进行治理，因而不得不容忍坏事或为之效劳，承认原则有差错或民众是有罪的。这时，圣茹斯特神秘莫测而英俊的面孔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若必须成为坏事的同谋或无声的证人，倒不如一死了之。”布鲁图斯若不能杀死其他人便要自杀，于是开始杀其他人，然而其他人数目太多，不可能全部杀光，于是必须死亡，并再次证明，反抗若陷入混乱而无规则，便会从消灭他人而走向自身的毁灭。这个任务是容易的，只要再次将逻辑贯彻到底。圣茹斯特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为罗伯斯庇尔所作的辩护演说中，重又肯定了他行动的伟大原则，这也正是将要判他死刑的那条原则：“我不属于任何乱党，我在对一切乱党战斗。”他于是认识到而且是提前认识到普遍意志的即国民公会的决定。他为了对原则的爱与反对一切现实而同意走向死亡，因为在国民公会中乱党的狂热与蛊惑的言论已占上风。当原则衰弱无力时，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拯救它们与自己的信仰，就是为那些原则而死。在巴黎7月份令人窒息的炎热中，圣茹斯特固执地拒绝面对现实与世界，坦陈他要把生命交给由那些原则做出的决定。他这样说了之后，仿佛短暂地看出另一种真相，终于有节制地揭露皮佑·瓦雷纳与科洛·德布瓦[200]。“我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无罪，而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他的风格与断头台在这里暂时收了起来。然而道德过于骄傲，并不是智慧。断头台的铡刀即将落在这个英俊而如同道德一样冷峻的脑袋上。从国民公会判他死刑到他把脖子伸到铡刀下面，他一直沉默不语。这长久的沉默比死亡本身更为重要。他曾经指责王位四周一片沉默，因而特别想要讲话。但最后，他由于蔑视专制政治与谜一般的民众，因为他们的行为有悖于纯粹的理性，自己也变得沉默起来。他的原则与现实中的一切不协调，事物并非是应该成为的那样。这些原则于是成了孤零零的，沉寂无声，了无生气。投身于这些原则，唯有一死，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的陨灭，这样的爱正是爱的反面。圣茹斯特终于死去，一种新宗教的希望也随他而陨灭。

    圣茹斯特说：“所有的石头都是为了自由大厦而凿出的。你们用同样的石头可以为它建一座庙堂或坟墓。”由《社会契约论》的原则主持修建的坟墓，由拿破仑·波拿巴来封闭。卢梭并不缺少明智，已经看到“契约”的社会仅仅适合于神明。他的继承者们却把它看得很认真，竭力要创立人的神化。红旗在以往的制度下是战争法则和行政权的象征，在1792年8月10日则成了革命的象征。这种转变很能说明问题，饶勒斯[201]这样加以评论：“我们民众就是法律……我们现在不是反抗者，反抗者现在守在杜伊勒里王宫中。”然而变成神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昔日的天神不会一受到打击就死去，而十九世纪的革命应该完成对神的原则的清除。巴黎于是起义，把国王置于民众的法律之下，阻止他恢复权力。1830年的起义者把那具行尸走肉拖着穿过杜伊勒里王宫的大厅，把他安置在王位上，给予他微不足道的荣誉，这件事没有其他意义。国王在这个时代仍然可以是受尊敬的代办，不过他的委托书现在来自于民族，他的行为准则是宪章。他再不是陛下。以往的制度在法国最终消失了。1848年以后，新制度仍然需要加以巩固，从十九世纪伊始到1914年的历史，是恢复民众的统治权而打倒旧制度的君主专制的历史，是民族原则的历史。这种原则在1919年获胜，欧洲一切旧制度的专制政体在这一年统统消失[202]。民族的统治权在各处，都在法律与理智方面代替了王权。这时只有1789年的原则的后果可以涌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最早可以对此作出清楚判断的人。

    雅各宾派使永恒的道德原则变得冷酷，因为他们刚刚取消了直到那时支持这些原则的一切。他们是福音书的讲授者，想要按照罗马人的抽象权力建立友爱的世界。他们以自己认为是被民众所承认的法律代替了神的指令，因为他们认为这法律是普遍意志的体现。这种法律以自然道德为依据，现在又说明自然道德的合理性。然而每当有一个乱党出现时，这番道理便烟消云散，人们发现，道德若不成为抽象的，则需要阐释。同样，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以他们的原则粉碎了民众正义的与生气勃勃的征服，便准备了两种当代的虚无主义：个人虚无主义与国家虚无主义。

    法律可以主宰一切，只要它是普遍理性的法律[203]。但它从来不是如此。如果人不是必然地善良的话，它便失去合理的依据。总有一天，意识形态与心理状态相冲突，那时再无合法的权力，法律遂演变为与立法机构混而为一，成为一种新乐趣。那时会转向何方？法律已感到茫然，失去了准确性，变得愈来愈不准确，甚至把一切都认作罪行。法律一直主宰着社会，但再无固定的界限。圣茹斯特曾预见到这种以沉默的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制。“巧妙的罪行成为某种宗教，骗子们充斥着神圣的殿堂。”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倘若伟大的原则没有建立，而法律仅表现了暂时的条文，则法律不过是为制定而制定或者强加于众。萨德或独裁，个人恐怖或国家恐怖，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在缺少理由的情况下被论证的，当反抗与其根源相割裂，失去了一切具体的道德，它们便成为二十世纪的选择之一。

    1789年诞生的起义运动并不会到此为止。对雅各宾派来说，上帝并未完全死亡，对浪漫派人士也是一样。他们保留了至高无上的“人”。“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调解者。它意味着一种预先存在的秩序。但上帝至少再没有化身，仅仅缩小为一种道德原则在理论上的存在。资产阶级在整个十九世纪不过依靠这些抽象的原则才得以统治。不过它没有圣茹斯特那样高尚，仅仅把这些原则作为借口，利用一切机会推行相反的价值。由于资产阶级根本上的腐败与令人灰心丧气的虚伪，从而最终使它所依靠的这些原则名誉扫地。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无限的。永恒的原则与表面的道德同时受到怀疑，一切价值均失去信任，这时理性开始变化，仅仅依靠自己的成就。它想主宰社会，否定过去的一切，肯定将来的一切。它将来会变成征服者。俄国的共产主义激烈批评一切表面的道德，否定一切高等的原则，从而完成了十九世纪的反抗事业。二十世纪的消灭宗教替代了十九世纪的杀死国王，把反抗的逻辑贯彻到底，使地球成为以人为神明的王国。历史的统治开始了，人把自己等同于他的历史，不再忠于其真正的反抗，此后投身于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的革命，这些革命否定一切道德，通过一系列的罪行与战争，毫无希望地追求人类的统一。雅各宾派的革命竭力创建道德的宗教，以实现人类的统一，这时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的各种革命，不论它们来自右派还是左派，都力图征服全世界，以最终创立人的宗教。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要交给恺撒。

    消灭神明

    正义、理性、真理仍然在雅各宾的天空闪耀着光辉，这些固定的星辰至少可以作为标志。十九世纪德国人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在继续法国大革命的事业，同时消除它失败的原因。黑格尔认为，他已看出雅各宾派抽象化的原则已经蕴含着那时的恐怖行为。他提出，绝对而抽象的自由会导致恐怖政治。抽象法律的统治与压迫的统治是一致的，黑格尔注意到，从奥古斯都到亚历山大·塞维尔[204]（235年）这段时期是法国科学最发达的时期，然而同时也是最无情的暴君统治的时期。要超越这种矛盾，必须建立一个具体的社会，由非表面化的原则赋予生气，自由与必要性相调和。德国的思想终于以一种非人为的但更含糊的概念，即具体的普遍概念代替了圣茹斯特与卢梭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理性直到此时才翱翔在与它有关的现象的上方，此后便融入历史事件的长河，阐明这些事件，而这些事件赋予它躯体。

    可以肯定地说，黑格尔使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然而，他同时又给予理性以无理性的颤动，将过度引入理性，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德国思想一下子将不可抗拒的运动引入它的时代固定的思想中。真理、理性与正义突然体现在世界的变化中。德国的意识将它们推入永恒的加速运动中，把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运动融合起来，把这种存在的完善定于历史变化的终结，如果有终结的话。这些价值不再是标志，而变为目的。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即生活与历史，没有一个先存的价值可以指引它们。相反，黑格尔相当大一部分的论述就是要证明，道德意识服从于正义与真理，仿佛这些价值存在于世界之外，而这种道德意识恰恰会危害这些价值的实现。行动规则于是成为行动本身，在黑暗中进行，期待着光明最后的照亮。理性被这种浪漫主义所兼并，仅仅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

    目的始终相同，唯有野心在增长。思想变成动态的，理性成为变异与征服。行动只不过是对结果的算计，而不再是原则。结果，它与永恒的运动混同在一起。十九世纪的一切学说都以同样的方式脱离了不变性与分类，而这正是十八世纪思想的特征。如同达尔文代替了林奈，无休无止的辩证法哲学代替了理性的和谐而贫乏的建设者。从这一时刻诞生了下述思想：人没有最终的人性，人不是已完成的创造物，而是一种偶然的遭遇，他部分地是其创造者（这种思想与古代的一切思想相对立，古代思想相反，部分地存在于法国的革命思想中）。随着拿破仑与拿破仑式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出现，开始了追求效率的时代。在拿破仑以前，世人发现了宇宙空间，从他的时代起，发现了世界的年代与未来。反抗的思想因之而深深地改变。

    在反抗思想的这个新阶段，黑格尔著作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件奇怪的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全部作品显示出对异端的恐惧。他想成为调和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一种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系从其方法来看，是哲学文献中最含糊不清的。由于他认为凡是真实的皆是合理的，便肯定了观念学者关于真实的一切论述。人们所称之为黑格尔的泛理论是对现实的辩解。但他的泛理论也激起了破坏。无疑，在辩证法中一切都得到了调和，人们提出一个极端见解，必定会出现另一个极端见解。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如同一切伟大的思想一样，包含着修正黑格尔的内容。然而，哲学理论是很少仅仅用智力阅读的，人们常常用心灵与感情去阅读，它们不会去调和任何东西。

    不管怎样，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终摧毁道德的表面原则的武器。他们用这种武器守卫着对无超验性的历史的看法，这历史可归结为永久的争论与权力意志的斗争。我们时代的革命运动，就其批判的方面来说，首先是猛烈揭露主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到1789年时，神的超验性用来为国王的专横辩护。法国大革命后，理性或正义这种表面的原则的超验性，用来为既不正义又不合理性的统治辩护。因而必须撕去这种超验性的假面具，上帝已经死亡，但如施特纳所预言，必须扼杀原则的道德，因为其中仍可找到对上帝的回忆。对形式道德的憎恨是神性失去价值的证据，是为非正义服务的假证据，它依然是今天历史的动力。没有任何东西是纯洁的，这一呼喊使这个世纪震惊。不纯洁，因而还有历史，即将变成规则，荒漠的大地将交给赤裸裸的力量，由它决定人的神性。人们于是陷入谎言与暴力，犹如沉迷宗教一样。

    然而我们从黑格尔那里读到了对善良意识的最初的彻底批判，对美好灵魂与无效的态度的揭露。他认为，真、善、美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宗教的人们的宗教。叛乱的存在使圣茹斯特感到惊愕，违反了他所肯定的理想秩序，而黑格尔不仅仅为之惊愕，相反还断言在思想的起始就存在叛乱。雅各宾派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道德的。而从黑格尔理论出发的而且今天取得胜利的运动则相反，认为没有人是有道德的，但大家将来会是有道德的。在起始时圣茹斯特认为一切都是田园诗，而黑格尔则认为一切都是悲剧。但到最后，二者成为一回事。应该毁灭破坏田园诗的人们，或者为了创造田园诗而破坏。对二者来说，暴力笼罩着一切。黑格尔所着手的对恐怖政治的超越，只不过导致恐怖政治的扩大。

    这还不是一切，今天的世界显然只能是主人与奴隶的世界，因为当代的意识形态，意欲改变世界面目的意识形态，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根据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来思索世界。假若在空无一物的天空下，在世界的第一个清晨，只有一个主人与一个奴隶，假若从先验的神到凡人只有一种从主人到奴隶的联系，那么世界上不可能有其他法律，而只能有力量的法律。唯有在主人与奴隶之上有个神或者原则方可以居间调解，使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归结为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历史。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努力相反是要越来越摧毁一切先验性及对先验性的任何怀恋。虽然黑格尔的思想比黑格尔左派的思想要丰富无比，但黑格尔左派最后却战胜了他，他却在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的层面上为二十世纪的权力意志提供了决定性的辩护。征服者永远有理，这是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意志理论体系中可得出的教训之一。当然，在黑格尔奇妙的大厦中也有可以部分地否定这些论据的内容。但是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不再依附于耶拿的大师[205]的被不恰当地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黑格尔的面孔相继被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及一切黑格尔左派所改造，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在这里唯有他使我们感兴趣，因为只有他对我们时代的历史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尼采与黑格尔被达豪与卡拉干达[206]的主人所利用的话[207]，并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们的哲学。但这令人怀疑他们的思想或逻辑的一个方面会导致这些可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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