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的宗教
处死旧日君主的宗教现在应该建立新统治者的权力，它关闭了教堂，从而又竭力建立一座庙堂。神明们的血一下子溅到了路易十六的身上，宣布了新的洗礼。约瑟夫·德·迈斯特用魔鬼来形容革命。然而，米什莱称革命为炼狱，这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人们会看到其中的道理与含意。一个时代盲目地投身于这个隧道，想发现新的光明，新的幸福与真正的上帝的面孔。但是，这个新上帝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还是向圣茹斯特请教。
1789年尚未肯定人的神性，而是肯定了民众的神性，由于他的意志与大自然的及理性的意志是一致的。如果普遍意志自由地表现自己，那么它不过是理性的普遍表现。如果人是自由的，则不会犯错误。现在国王已经死去，旧的专制政治的链条已断开，民众因而可以表达现在、过去与将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真理的一切。民众成为降示的神，要了解世界的永恒秩序需要什么，必须向他请示：“民众的声音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某些永恒的原则支配着我们的行为，这些原则是真理，正义，最后是理性。这就是新的上帝。年龄相同的年轻女子热烈欢迎“理性”，以此来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人不过是以前的神，但不再有尘世的化身，突然间被切断了与尘世的一切联系，像个气球一样被送上伟大原则的空洞的上天。哲学家与律师们的上帝被剥夺了他的一切代表与吹捧者，仅仅具有展示的价值。的确，他很虚弱，人们懂得，卢梭虽然宣扬宽容，却认为应该将无神论者处以死刑。若要长久地崇拜一条定理，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警察，但这只能在以后实现。在1793年，新信仰尚未受到损害，人们若相信圣茹斯特对此的说法，仅仅根据理性来治理国家就可以了。他提出，治理的艺术只会产生妖怪，因为到他为止，人们不愿意根据自然进行治理。妖怪的时代与暴力的时代一道终结。“人的心灵从自然走向暴力，从暴力走向道德。”道德不过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异化之后重新找回的自然。只要“根据自然与人的心灵”给人制定一些法律，他便再不会有不幸与堕落。普选制是新法律的基础，必然会带来普遍的道德。“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种事物的秩序，犹如修建一道通向善的斜坡一样。”
理性的宗教非常自然地建立起法律的共和国。普遍意志通过其代表所制定的系统法律来体现。“民众进行革命，立法机构建立共和国。”现在由这些“不朽的无动于衷地摆脱了世人轻举妄动的”机构管理着所有人的生活，实现普遍的和谐而没有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因为众人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圣茹斯特说：“离开了法律，则将一事无成，一切归于死亡。”这就是罗马式的正式的法制共和国。人们知道圣茹斯特及其同时代人对古罗马推崇之至。这个潦倒的年轻人住在兰斯时，在一间挂着白穗黑吊帘的屋子里，关上百叶窗，几个小时地梦想着斯巴达人的共和国。这位淫秽的长诗《奥尔冈》的作者，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朴素与美德。圣茹斯特不准学校中的儿童吃肉，直到十六岁为止。他梦想建立一个素食的革命共和国。他大声说道：“从罗马人以来世界是空虚的。”然而英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卡东、布鲁图斯·斯卡沃拉式的人物可能又要出世。拉丁语的道德家们的华丽辞藻又流行一时。“恶行，美德，腐化”，这些词语又充斥在此时的言谈中，尤其是圣茹斯特的演说中，使之听起来累赘沉闷。原因很简单。孟德斯鸠早已看到的这一美丽建筑，不能缺少美德。法兰西共和国企图按照绝对纯洁这个原则构建历史，同时开辟了现代以及形式道德的纪元。
到底什么是美德？对于那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来说，就是符合自然，在政治上就是符合体现普遍意志的法律。圣茹斯特说：“道德比暴君更强大。”的确，道德刚刚处死了路易十六。一切不服从法律的行为并非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据说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抗拒法律的公民缺乏道德。因而共和国不仅是参议院，如圣茹斯特所说的那样，它还是道德。任何道德的腐败同时是政治的腐败，反之亦然。根据这种学说本身而建立了无限制的镇压原则。圣茹斯特欲普遍建立牧歌式现实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他当真梦想一个禁欲的共和国，梦想人类和睦相处，从事端正清白的生计，由年迈的贤哲监督，他事先授予这些贤哲三色肩带与白色翎饰。人们还知道，圣茹斯特从革命一开始便同时与罗伯斯庇尔宣布反对死刑，仅仅要求杀人犯一生都穿黑衣服。他所期望的正义并非千方百计要认定被控诉人是罪犯，而是要认定他是弱者，这一点的确令人赞美。他还梦想一个宽恕的共和国，认为即使罪恶之树是坚硬的，其根部也是柔软的。至少他有一声呼喊发自肺腑，令人难忘：“折磨民众是可憎之事。”不错，这是可憎的。然而心灵可以感觉到，却依然奉行最后令民众痛苦的原则。
道德若仅仅是表面的，会吞食民众。没有一个人是清白无瑕的，这可以解读圣茹斯特。自从法律不让和谐主宰世界与原则应该创立的统一性解体以来，谁是罪人？是乱党分子。谁又是乱党分子？就是那些以其活动来否定必需的统一性的人们。乱党分裂了统治权，因而是亵渎者与罪人，必须打倒它，而且只打倒它。可是要是有许多乱党呢？那么统统打倒，决不宽恕。圣茹斯特大声说道：“不是道德，就是恐怖。”必须使自由冷酷无情，于是国民公会拟订的宪法草案中提出了死刑。绝对的道德是不可能的，宽恕的共和国被无情的逻辑引向断头台的共和国。孟德斯鸠已经揭穿这种逻辑，认为它是社会堕落的原因之一，并说滥用权力必然更加严重，如果法律没有预料到的话。圣茹斯特的纯粹的法律没有考虑到这个同历史一样古老的真理，即法律就其本质来说，注定要遭到破坏。
恐怖行动
圣茹斯特，萨德的同时代人，终于走向为罪恶辩解，尽管他是从不同的原则出发的。圣茹斯特肯定是反对萨德的。如果那位侯爵的公式可以表述为：“你应该打开监牢，否则便证明你是有道德的。”这位国民公会议员的公式则是：“证明你是有道德的，否则便进入监牢。”然而二人都认可了恐怖主义，对那位浪荡公子来说是个人的恐怖行为，而对这位道德的传教士来说则是国家的恐怖行为。不论是绝对的善还是绝对的恶，若按照必然的逻辑来推断，二者均要求相同的狂暴行动。当然，圣茹斯特的主张中有含糊不清之处。他1792年写给维兰·多比尼的信中有些荒诞的言辞。这个既迫害人又受到迫害的人的这番信仰说教以辛酸的坦白结束：“布鲁图斯若不杀死其他人，他自己也会自杀的。”一个如此严肃的人，一个如此冰冷、有逻辑性与沉着的人，让人难以想象他有什么精神失常与狂悖的行为。圣茹斯特表现出格外严肃的言谈举止使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部令人厌烦的黑色小说。他说：“居于政府之首而开玩笑的人会趋向于专制。”这真是令人惊愕的警句，尤其是不妨想想对专制的控制会得到什么，又是谁准备了学究式的恺撒时代。圣茹斯特做出了榜样，他的语调本身就是决定性的。这种一连串的不容置疑的断言，这种公理式的风格比真实的肖像能更好地描绘出他。警句在轰鸣，犹如是民族的智慧本身，构成科学的定义相继涌现，犹如冰冷而明确的命令。“原则应该是恰当的，法律应该是无情的，惩罚不容变更。”这是断头台的风格。
逻辑上如此斩钉截铁却意味着深深的感情。在这里像在他处一样，我们又发现了对统一性的热情。一切反抗皆以统一性为前提。1789年的反抗要求祖国的统一性。圣茹斯特梦想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的风俗与法律相一致，使人的廉洁清白大放异彩，使人的本性与理性相一致。倘若乱党分子阻碍了这个梦想，热情便会夸大它的逻辑。人们于是想象不到，既然乱党分子存在，原则也许有舛误。乱党分子将成为罪犯，因为原则始终是不可触犯的。“现在是所有的人回归道德而贵族经历恐怖的时候了。”然而并不仅仅是贵族的乱党分子，还应该把批评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的共和派及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在内。这些人也是罪人，既然他们威胁到统一性。圣茹斯特于是宣布了二十世纪专制政治的重大原则：“爱国者是完全支持共和国的人，不论谁，若有反对共和国的一点儿行为，他便是叛徒。”凡批评者皆为叛徒，凡不公开支持共和国的人皆为可疑分子。当理性与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难以建立一致性，则必须用消灭异己分子的肉体的办法来得到解决，于是铡刀成了判断是非的人，其职责就是反驳异端。“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圣茹斯特的这种愤慨之词难以为人理解，因为总的说来到他为止，断头台恰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在他大讲道德之后，从这种混乱的逻辑就得出了断头台是自由的结论。他保证合理的统一性，城市的和谐。他要净化共和国，净化一词可谓十分确切，他要清除与普遍意志及普遍理性相悖的错误言行。马拉用另一种格调大声说：“有人否定我的博爱者的称号，唉！这是何等的不公正！有谁看不到我之所以割下极少数人的脑袋是为了拯救大多数人呢？”极少数人是乱党吗？无疑是如此，而且一切历史行动都要以此为代价。马拉作了最后的计算，他要求二十七万三千个脑袋落地。他在屠杀时大喊：“用热烙铁给他们作个记号，剁掉他们的拇指，割去他们的舌头。”从而损害了这次手术治疗的外表。这位博爱者夜以继日地以最单调的语言大书特书杀人的必要性，说这是为了创造。屠杀者们在我们监牢的院子中摆好观众的长凳，男人在右面，女人在左面，让他们观赏屠杀法国的贵族，以此作为博爱的优雅的范例。与此同时，马拉在九月的这些夜晚，坐在他的小屋里，对着烛光仍在奋笔疾书。
我们切勿把圣茹斯特的雄伟身影与忧郁的马拉等同看待，哪怕一秒钟也不行，米什莱正确地说马拉是卢梭的模仿者。然而圣茹斯特的悲剧在于出于高尚的理由与更深刻的需要，他有时与马拉唱一个调子，处决一批乱党接着一批乱党，一小撮又一小撮，最后难以肯定断头台是否在服务于大众的意志。圣茹斯特直到最后都肯定它是为了全民意志而运作，因为这是为了道德。“像我们这样的革命不是一次诉讼，而是坏人头上的一次惊雷。”善在发出雷击，纯洁发出电闪，伸张正义的电闪。在他们看来，甚至吃喝玩乐的人也成了反革命分子。圣茹斯特说他提出的幸福概念在欧洲是新的。（说真的，尤其对于圣茹斯特来说是新的，他把历史中止于布鲁图斯。）他发现有些人“对幸福的概念是可怕的，把幸福与享乐混为一谈”。对这类人也必须严厉惩治。到了最后，已经谈不上什么大多数与一小撮。一直为人企盼的普遍纯洁的天国远离人们而去，不幸的大地上充满了内战与民族战争的厮杀声，圣茹斯特违反自己的意愿与原则，宣布祖国受到威胁时，大家都是有罪的。关于叛乱分子的一系列报告，牧月22日的法令，1794年4月15日关于需要设立警察的演说，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各个阶段。这个如此权势显赫的人认为只要某个地方存在着主人与奴隶，放下武器就是可耻的行为，他就是同意把1793年宪法束之高阁并实施专制的那个人。他在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而作的演说中，否定了名誉与死后的继续存在，只提到抽象的天意。他同时承认，他所信奉的道德除历史与现在外再无其他回报，道德应该不惜一切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不喜爱“残酷与邪恶的”权力，他说，这种权力“若没有规则便会走向压迫”。但规则就是道德，它来自于民众。民众软弱无力时，规则则趋于名存实亡，压迫便猖獗起来。这样，有罪的是民众，而非权力，因为权力的原则是没问题的。如此极端与血淋淋的矛盾只能由更加极端的逻辑加以解决，并在沉默与死亡中接受这些原则。至少圣茹斯特一直坚持这种要求。他最后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伟大之处及在各个世纪与九霄中的独立生命，他曾如此充满感情地谈到这种生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