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加列夫主义
但这一胜利极其短暂，它意味着死亡。虚无主义暂时地比其战胜者生存得更长久。就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内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继续走向胜利。指派卡利亚耶夫送命的那个首领阿泽夫玩弄两面派把戏，在派人谋害部长与大公爵的同时，向官方告发革命党人。这种煽动又在奉行“一切都是允许的”原则，把历史与绝对价值等同看待。这种虚无主义在影响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又传染给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罗斯出现的[223]，正是对聂察也夫与马克思的同时继承导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革命的诞生。个人恐怖主义在驱逐着神权最后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国家恐怖主义已最终从社会的根部准备消灭神权。为了实现这最终的目的而必须掌握政权，其手段又以过去的行动为榜样。
列宁从聂察也夫的一个同伙与精神上的兄弟特卡切夫那里汲取了夺取政权的观念，他认为这是雄伟的，并将其归纳为：“严格保密，精选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特卡切夫是虚无主义与军事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去世时神志疯狂。他企图建立俄罗斯的雅各宾主义，但只从雅各宾派那里汲取其行动技术，因为他自己也否定一切原则与一切道德。他敌视艺术与道德，仅仅在策略上调和合理与不合理。他的目的是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人类平等。秘密组织，一群革命者，领袖们的独裁权力，这一切可以说明“革命机器”的概念，即使事实未必如此。这个机器以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效果。特卡切夫建议消灭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思想，如果人们知道这一点，就会对其方法本身有正确的看法。的确，这是个天才的方法，它在现代的超国家的技巧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超国家中，儿童在受到恐怖统治的成人中间完成了狂热的教育。专制的社会主义无疑否定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它会使那些与历史理性的统治不能并存的价值复活。但这种社会主义却恢复国家层次上的恐怖，同时建立神化的人道主义，以证明其合理性。
一次循环在这里完成，而反抗已与它真正的根切断，因为从属于历史而不再忠于人类，它如今开始思索要奴役整个宇宙。于是什加列夫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着魔的人》中，维尔霍文斯基对这个时代大加赞扬，这位虚无主义者为耻辱要求权利。他是不幸却又是无情的，选择了权力意志，认为唯有它可以支配历史，历史除自身外再无其他意义。什加列夫这位博爱主义者就是他的保证人。对人类的爱以后将会证明奴役世人是正确的。什加列夫疯狂地渴求平等，经过长久思索之后，失望地得出了结论，即唯有一种制度是可能的，虽然它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我以无限的自由作为起点，终于到达了无限的专制主义。”完全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它只有创造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新价值才能生存下去，并证明自己的合理。假若这种创造迟迟未能实现，人类会分裂，直至灭亡。通向这些新制度最短的途径必须经由完全的专制。“人类中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人的权利，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可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将丧失其人格，好似成为一群牲畜，不得不俯首帖耳，从而被带入没有罪恶的境界，不妨说是原始的天国，他们将在那里劳作。”这正是空想主义者所梦想的哲学家的统治，只不过这些哲学家不相信任何东西。这个王国已经实现，不过它否定真正的反抗，这不过是“狂暴的基督们”的统治，这是借用了一位热情的文学家的说法，他颂扬了拉瓦索尔的生存与死亡。维尔霍文斯基苦涩地说：“教皇高高在上，我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在我们下面是什加列夫主义。”
二十世纪极权的神权政治与国家恐怖就这样宣布于世。新权贵与显赫的审讯者利用了被压迫者的反抗主宰着当今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像浪漫派作品中的撒旦一样为他们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辩解。“我们把愿望与痛苦留给自己，奴隶们将享受到慈爱。”这时便产生了一类新的然而是相当可憎的殉道者。他们的殉道就是同意让其他人蒙受痛苦。他们屈从于他们自己的统治。为了让人成为神，受害者必须降低身份成为刽子手，因而受害者与刽子手都同样感到失望。无论奴隶还是有权势的人都不再与幸福有关，主人们郁郁寡欢，奴隶们心情颓丧。圣茹斯特说得不错，让民众受苦是件可怕的事情。当人们已决定让世人成为神时，如何才能避免使他们受苦呢？基里洛夫为了成为神而自杀，如同他同意看到他的自杀被维尔霍文斯基的“阴谋”所利用一样，人使自己神化也打破了反抗所显示的限制，不可抗拒地踏上权术与恐怖的泥泞之路，历史尚未离开这条道路。
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
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仑，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这些革命，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扫除了神权的残余，以越来越大的胆量提出要建立人的城邦与真正的自由。国家在日益变得无所不能，每次都认可了这种野心。如果说这一点总能办到，那是错误的。但有可能研究它是如何实现的，也许由此会得出教训。
除了少数非这本论著所涉及的原因之外，国家权力的这种奇特可怕的膨胀可以看做是技术与哲学方面巨大野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它与反抗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但却引起了我们时代的革命精神的产生。马克思预言性的梦想与黑格尔或尼采有力的预见，在神的城邦被摧毁后终于使一种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国家政权诞生，但这两种政权都是恐怖主义的。
说实在的，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革命配不上称做革命。它们征服世界的野心破灭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无疑曾竭力创立一个帝国，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显然也曾想到过世界帝国。他们与古典革命运动的差别在于，他们从虚无主义的遗产中仅仅选择了使不合理神化，而非使理性神化。同样，他们放弃了普遍性。这并不妨碍墨索里尼借助黑格尔、希特勒与尼采的理论。他们在历史上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些预言，因此而属于反抗的与虚无主义的历史范畴。他们是最早根据任何事情皆无意义而历史不过是力量的偶然性这种想法来建立国家的人。其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
墨索里尼从1914年便宣布了“无政府的神圣宗教”，声称自己是一切基督教的对头。至于希特勒，他所认为的宗教与上帝及德意志的众神庙并列。他的神明其实是集会上的论述与演说结束后挑起辩论的方式。在他获得成功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乐于认为自己受神灵启示。他在垮台之时认为民众背叛了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没有任何东西向世界表明他曾认为自己在某种原则面前是有罪的。有精湛文化修养的艾恩斯特·容格尔是唯一使纳粹主义有哲学外表的人，他也选择了虚无主义的表达方式：“对精神背叛生活的最好回答是精神背叛精神。这个时代最大而残酷的享受就是参与这种破坏工作。”
投身于行动的人若没有信仰，则永远只会相信行动的运动。希特勒的荒谬之处恰恰就是想要把稳定的秩序建立在永恒的运动与否定之上。罗奇宁在其《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中正确地提出：希特勒的革命是纯粹的动力论。德国已从根本上为空前的战争、失败与经济的衰败所动摇，那里再没有任何价值为人所信守。尽管应该对歌德所说的“把一切困难的事情由自己承担下来，这是德意志的命运”不能不加以考虑，但在两次大战之间席卷全国的自杀之风足以说明当时思想之混乱。对那些对一切都失望的人们来说，能使他们具有信念的不是说教，而是激情，在失望深处潜伏着的正是这种激情，也就是屈辱与仇恨。这些人再无共同的价值可用来相互进行评价。1933年的德国因而同意采纳不多的几个人的卑贱价值，竭力把它强加于整个文明德国。缺少了歌德的道德观念，于是选择与接受了匪帮的道德。
匪帮的道德就是战胜与复仇，失败与仇恨，永无休止。墨索里尼颂扬“个人的基本力量”时，流露出对血与本能这种黑暗力量的狂热，为统治的本能所产生的最坏的一切辩解。在纽伦堡审判中，弗兰克强调了激励希特勒的“对形式的憎恶”。的确，此人不过是一种运动中的力量，对诡计的工于算计与对策略的精明运用使这一力量更加有效。即使其体形猥琐，其貌不扬，对他也不是一种局限，反而使他融入群众中。唯有行动使他挺立于人世。存在对于他来说就是有所作为，此所以希特勒及其制度不能没有敌人。他们这些衣着讲究的人[224]只有在与敌人交手时才显示出其本性，只有在攻击敌人的激烈战斗中方展现其本色。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富豪寡头、盎格鲁撒克逊人、野兽般的斯拉夫人相继出现在历史上与宣传中，使走向末日的盲目力量焕发生机，每次都更加高涨。永恒的战斗要求持续不断的激励。
希特勒是纯粹状态的历史。容格尔说：“改变胜过生活。”他于是鼓吹与生活潮流要完全一致，身处最低贱的水平而反对一切高级的现实。发明了与生命有关的外交政策的这个制度反对其最明显的利益，但它至少服从其特殊的逻辑。罗森伯格谈到生命时夸张地说：“一队行进中的队伍的风采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其前进的方向与目的是无关紧要的。”于是，这支队伍播撒了毁灭的历史，蹂躏了它自己的国家，但它至少生活着。这种动力论的真正逻辑就是一个个敌人的彻底失败，或者说是一次次地征服敌人，建立鲜血与行动的帝国。希特勒几乎不可能构想过这样的帝国，至少在起初时是这样。他达到命运的巅峰，既非由于文化，甚至也不是由于本能或计谋。德意志怀着一种外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一场帝国式的斗争，因而崩溃。容格尔看到了这种逻辑，把它表述了出来。他幻想到一个“技术的世界帝国”，“一种反基督教的技术宗教”，其信徒与士兵就曾是工人自身，因为（在这一点上，容格尔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从人类结构而言，工人是普遍的。“一种新的统治制度补充了社会契约的变化。工人被从谈判、怜悯、文学的领域拉了出来而提高到了行动的领域。法律上的义务转变为军事上的义务。”人们看到，帝国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工厂与兵营，其中的主要人员是黑格尔提到的作为奴隶的工人式的士兵。希特勒在走向这个帝国的道路上比较早地被制止了。然而，即使他走得更远，人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不可抗拒的动力论的越来越广阔的展现，犬儒主义原则越来越有力地加强，只有这些原则能服务于动力论。
罗什宁谈到这样一种革命时说，它不再是解放、公正与精神的飞跃，而成为“自由的灭亡，暴力的统治与精神的奴役”。法西斯主义，其实是蔑视。反过来，当一切形式的蔑视介入政治时，便为创立法西斯主义作好了准备。还应当指出，法西斯主义若不改变自己的见解，便只能是它现在的样子。容格尔从他自己的原则得出一种看法，即成为一名罪犯胜过布尔乔亚。希特勒没什么文学才华，但深沉多智，他明白他追求的只是成功，成为上述两种人的哪一种是无所谓的，于是让自己同时成为这两种人。墨索里尼说：“事实就是一切。”而希特勒说：“当一个种族处于受压迫的危险中……平等问题仅具有次要的作用。”此外，种族为了生存永远需要受到威胁，因而永远不会有平等。“我准备签署一切……就我而言，为了德国人民的未来，我可以真心地在今天签署一些条约，而明天又撕毁它们。”而且，元首在宣战之前对他的将军们说，以后不必问战胜者是否说了真话。戈林在纽伦堡受审讯时的辩解词中又提出这个想法：“战胜者永远是法官，而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对此无疑是可以讨论的。不过，罗森伯格在纽伦堡受审讯时说他没有预见到这个神话会导致谋杀，令人难以理解。英国检察官注意到“《我的奋斗》的道路直接通向马伊达内克[225]的毒气室”，这句话倒真正触及这次审讯的主要内容，即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责任，然而由于明显的原因，这是在纽伦堡唯一没有讨论到的。不可能在审讯中宣布一种文化的一般罪责，而只能审讯那些在大地上大叫大喊的行为。
希特勒发明了无休止的征服运动，否则他便一文不名。但是，永久的敌人，这次就是国家水平的永久恐怖。国家与“器械”成为一体，也就是跟征服与镇压的机制成为一体。把对国家内部的征服称为宣传（弗兰克说这是“走向地狱的第一步”）或者镇压，为了对国外进行征服而建立了军队。这样，一切问题都具有军事性质，要从力量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总司令决定政策以及行政的一切主要问题。这个原则从战略上讲是无可辩驳的，被推广到公民的生活。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就意味着唯一的主人与千百万的奴隶。政治方面的中间人在一切社会中是自由的保证，此时不复存在，而让位给一个穿军靴的耶和华，他统治着沉默的或高喊口号的芸芸众生，这二者是一样的。在领袖与民众之间没有调解机构，而只有工具，也就是作为领袖压迫意志的工具的政党。这样便产生了这种卑劣的神秘主义的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原则，即“元首原则”，它在虚无主义世界恢复了偶像崇拜与堕落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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