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命令极少要人们做好事。教义上纯粹的动力论并非指向善举，而仅仅要求效率。只要有敌人存在，就会有恐怖，而只要有动力论存在，便会有敌人存在，这样它才会存在：“可能削弱元首借助政党对民众施加统治的一切影响均必须消灭。”敌人是异端分子，必须用说教或宣传使他们改变信仰，或者由盖世太保把他们消灭。结果就是人不再是人，他若属于党，就只能是效忠元首的工具、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若是元首的敌人，便是这架机器所消耗的材料。由反抗所产生的不合理的激情此时所想做的不过是消除使人不成为齿轮的一切，也就是反抗自身。德国革命的浪漫个人主义最终在物质世界中得到满足。不合理的恐怖把人变成了物品，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就是“地球上的虫豸”。恐怖所追求的不仅是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友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宣传、折磨是分裂民众的直接手段，此外还有逐渐的堕落，与罪恶的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强迫的共同犯罪。屠杀与折磨人的人们只感受到胜利的阴影：他们不能感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于是必须使受害者本人也犯罪，从而使得在一个没有方向的世界上，普遍的犯罪使行使暴力成为合法，视成功为神圣。当无罪的想法在无辜者本人身上消失时，强权的价值最后主宰着失去希望的世界。于是卑下而残酷的悔罪感便笼罩于世界，那里只有石头是无罪的。被判罪的人被迫自缢身亡。母爱纯洁的呼声也被扼杀，犹如那位希腊母亲，一个军官强迫她在三个儿子中挑选一个被拉去枪杀。人们最后成为自由的人，不过如此而已。杀人与使人堕落的权力把奴隶的灵魂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德国的自由，于是在死亡集中营苦役犯的合唱中得到歌颂。
希特勒的罪恶，其中就包括屠杀犹太人，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如此全面的毁灭学说曾成为掌握操纵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的手段。尤其是历史上第一次，政府成员竭尽全力来创立一种不讲一切道德的神秘主义。首次在虚无上建立一种宗教的这种企图，造成的结果是毁灭。对利第斯的摧毁清楚地表明，希特勒运动有条不紊的科学的外表掩盖着其实无理性的冲动，也就是绝望与骄傲的冲动。面对一个被推测是反叛的村庄，征服者至此只有两种态度，或者是策划镇压、冷静地处决人质，或者是由被煽动的大兵野蛮地冲去扑灭。利第斯被这两种联合的行动所摧毁。这表明这不合理的理性的种种破坏行径。而这种理性是历史上可以找到的唯一的此类价值。在利第斯，不仅房屋被焚烧，村庄中的一百七十四个男人被枪决，二百零三个妇女被关入集中营，一百零三个儿童被带去接受元首宗教的教育，而且派了几支专门的队伍花几个月的时间用炸药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让石头消失，填塞了村中的池塘，令公路与河流改道。在此之后，利第斯已不复存在，按照运动的逻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未来。为了更加安全，挖掉了死人的坟墓，因为它们仍然令人回想到这个地方过去的一些事情。[226]
虚无主义的革命在历史上表现为希特勒的宗教，所激起的只是消灭一切的狂热，这最终转过来反对它自己。否定，至少在这一次，不管黑格尔是如何说的，不再具有创造性。希特勒是未留下丝毫功绩记录的暴君，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唯一的。对他本人，对他的人民与对世界来说，他仅仅是自杀与杀人。七百万犹太人遭杀害，七百万欧洲人被关入集中营或屠杀，一千万战争的受害者，这一切仍不足以让历史作出判断，因为历史对杀人犯已习以为常。希特勒在历史上的存在几年内纠缠着千百万人。对他亦即对德意志民族最近的辩解的推翻，使他以后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可怜的黑影。斯皮尔在纽伦堡审讯中的证词表明，希特勒本可在带来彻底的灾难之前使战争停止下来，而他却要大家都自取灭亡，使德意志民族在物质上与政治上遭到毁灭。对他而言，唯一的价值直到最后依然是成功。既然德意志在战争中失败，它就是懦夫与背叛者，应该死去。“德国人民若不能战胜，就不配活下去。”当俄国的大炮炸塌柏林宫殿的墙壁时，希特勒决定把德国人拖向死亡，使他的自杀成为神圣之举。希特勒想让遗骸装入大理石棺材的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莱伊纷纷在地下室或小屋中自杀。但这种死亡一文不值，犹如一场噩梦，一缕消散的云烟，既谈不上有效，也不能作为榜样，不过是为虚无主义的血淋淋的虚荣殉葬而已。弗兰克歇斯底里地大喊：“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却不明白是不可能从希特勒主义解脱出来的！”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也不懂得否定一切其实是奴役，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内心中信奉一种面对历史及其成就的价值。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神秘虽然曾逐渐地意欲摆布世界，却从来没有真正追求一个全球帝国。希特勒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惊诧，最多是从其运动的外省的起源转向一个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模糊梦想，与全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相反，俄国共产主义从其根源来说就是公开地声称要建立世界帝国。这正是其力量所在，其深思熟虑的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论德国革命形式上如何轰轰烈烈，却无前途可言，不过是一股原始的冲动，所带来的破坏远远大于其真正的野心。相反，俄国共产主义怀有本书所描述的形而上的野心，意欲在上帝死亡之后创建一个神化的人的国家。希特勒的冒险所难以企求的这个革命名称，俄国共产主义却当之无愧。虽然表面上它不再配得上这个名称，但声称有一天会配得上，而且永远如此。在历史上第一次，一种依靠武装起来的帝国的学说与运动把最后的革命与世界的最终统一作为目标。我们现在需要细细研究这种企图。希特勒在其疯狂达到顶点时，声称要把历史稳定一千年，自以为已接近办到这一点，而被征服的民族的现实主义哲学家们对此已准备接受与谅解，这时英吉利战役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把他推向死亡，使历史再次向前运行。但人类对神的追求如同历史自身一样永不倦怠，重又涌现，但更严肃与有效，这就是各种合理的国家，如同在俄罗斯创立的那种国家。
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
马克思身处十九世纪的英国，正值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由此造成种种贫困悲惨的景象。他有很多材料可以对原始资本主义作出精辟的分析。至于社会主义，他从法国革命获取了一些教益，但与他的学说相矛盾。除此之外，他只好谈论未来，而且谈得相当抽象。因而，他在其学说中将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与最有争议的空想救世说糅合在一起，这就不足为怪了。不幸的是，根据定义，他的批判方法应当使自己适应现实，却越来越与事实脱节，因为它想忠实于预言。人们认为，会从空想救世说中去掉不符合真理的一切，这已是一个迹象。这一矛盾在马克思生前已可以觉察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二十年，《资本论》问世，这时《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已不再完全正确。但《资本论》没有写完，因为马克思晚年将注意力倾注于大量社会的与经济的新事实，需要重新使其理论体系与之适应。这些事实尤其与俄国有关，而他在那时以前并未加以重视。人们知道，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33年停止马克思全集的出版，而那时尚有三十多集有待出版，这些未出版的内容无疑是不够“马克思主义”的。
不管怎样，马克思去世后，仍有少数信徒依然忠于他的方法。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却剥夺了这一学说中的预言与启示录式的方面，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马克思恰恰预言在那种条件下，这种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于马克思，人们可以说，就在其预见为日渐增多的人所信仰的时候，他的大部分预言已与事实发生冲突。道理很简单，他的预言仅适合于当时短期的情况，因而会受到批评。他的预见涉及的是相当长久以后的事，于是如同宗教一样是不可能检验的。当预言落空时，预见仍然可以是唯一的希望，因而成为我们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唯一东西。在本论著中，仅从预见的角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继承者进行研究。
资产阶级的预言
马克思同时是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与革命的预言家。第二方面比第一方面更为世人所知。但第一方面可以解释第二方面的命运的许多事情。起源于基督教与有产者的救世主降临说，既是历史的也是科学的，影响了马克思的救世主降临说。这种学说来自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与法国的起义。
基督教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均与古代世界相反，它们的一致性令人惊异。这两种学说对世界有共同的看法，把它们与希腊的态度分隔开来。贾斯帕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断：“把人的历史视为严格一致的，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徒首先把人的一生及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视为从起点向终点演进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获得拯救或受到惩罚。历史哲学诞生于基督教的出现，对希腊思想来说是意料不到的。希腊时代关于变化的概念与我们的历史演进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圆与直线的不同。希腊人把世界看做是循环的。亚里士多德为了给出一个确切的例证，不认为自己处于特洛伊战争之后的时代。基督教为了向地中海区域扩展，不得不希腊化，其教义同时也变得灵活。但是其独创之处在于，在古代世界中引入了两个到那时为止从未联结在一起的概念，即历史的概念与惩罚的概念。从调和思想来说，基督教是希腊的，从历史性的概念来说，它是犹太的，以后又反映在德国的意识形态中。
历史的思想与自然相对立，不是把自然看做观照的对象，而是看做改造的对象，强调指出这一点，会更好地看到这种鸿沟。对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征服自然。而希腊人却认为最好顺从自然。最早的基督教徒不了解古代人对宇宙的爱，他们不耐烦地期待着当前世界的终结。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以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阿尔比教派蓬勃兴起，另一方面使圣弗朗索瓦教派蓬勃兴起。然而，随着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与对异端纯洁派的消灭，教会重又跟世界和美相分离，在历史上又建立了对自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贾斯帕斯又一次正确地指出：“正是基督教的态度渐渐地使世界耗光了其物质……因为物质建立在一套符号的基础上。”这些符号正是穿越时代而展开的神的戏剧符号。大自然不过是这场神剧的布景。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与人对世界的赞许激发了全部古代思想，并使之光辉灿烂，却首先由基督教为了历史利益而打破了。与世界没有友谊传统的北方各民族进入这种历史，加速了这种运动。当基督的神性被否定，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使他只不过成为人中之神的象征时，调和的概念遂不复存在，犹太世界复活了。军队的无情神明重又主宰世界，一切美都作为无所事事的享乐源泉而遭到作践，大自然受到奴役。从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是历史之神的热莱米[227]与革命的圣·奥古斯丁[228]。这可以解释其学说中的反动方面，只消与他同时代的反动的才智之士稍加比较则足以让人感到这一点。
约瑟夫·德·迈斯特[229]驳斥了雅各宾主义与加尔文教义，认为这些学说以历史上的基督教哲学的名义概括了“三个世纪中被认为是丑恶的一切”。他反对教会分立与异端，想重新缝制最后成为天主教教会“没有缝线的圣袍”。他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的基督教国家，这从其共济会的种种活动即可看出。迈斯特梦想法布尔·多立维[230]的原生质的亚当或万能的人，他将成为分化的灵魂的本原。他还梦想着亚当·卡德蒙，这是一位对《旧约全书》作犹太人传统解释的神学家。当教会重又覆盖世界时，它会使前一个亚当与后一个亚当具有形体。在《圣彼得堡的夜晚》中可读到关于此内容的不少词语，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关于救世主的词语惊人相似。在迈斯特所想象的既是地上的又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中，“所有被灌输以相同思想的居民彼此心灵相通，思索着他们的幸福”。迈斯特尚未走到人死后的人格的地步，仅仅梦想着重新获得神秘的大同世界，在那里“恶被消灭，再无情欲与个人利益”，“当人的双重法律被消除，而其两个中心合二为一时，他将归于自身”。
在绝对知识的领域，思维的眼睛与身体上的眼睛混合为一物，黑格尔在此领域也调和了矛盾。马克思宣布“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之间争吵的结束”，而迈斯特的看法又与马克思吻合。他认为，恶非他物，不过是统一性的破坏而已。人类应该在大地与天上重新获得其统一性。通过何种途径？迈斯特这位古代制度的反叛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没有马克思清晰。然而他期待一场浩大的革命，1789年只不过是“令人恐惧的序曲”。他引证了圣约翰，后者要求我们追求真理，这正是现代革命思想的纲领。他还举出圣保罗[231]，后者声称“应该消灭的最后一个敌人是死亡”。人类通过罪恶、暴力和死亡走向这个使一切成为合理的局面得到实现。迈斯特认为，“地球不过是另一个巨大的祭坛，活着的一切皆应在那里无休无止地被屠杀，直到万物终结与恶被消灭”。然而他的宿命论是积极的。“人应该像无所不能的那样行动，同时要隐忍顺从，好似他一无所能。”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可以发现同样的创造性的宿命论。迈斯特无疑断定了已建立的秩序为合理。马克思肯定了他的时代所建立的秩序。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振振有词的赞扬。马克思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应该建立另外一种秩序，它将以历史的名义要求一种新的国教。至于用什么手段，对马克思与迈斯特是相同的，即政治现实主义、纪律、权力。迈斯特又摭拾了博须埃的激烈说法：“异端分子就是有个人思想的人。”也就是其思想跟社会的或宗教的传统毫无关联。他这样便提出了最古老而又最新的说法。这位代理检察长，刽子手的悲观的颂扬者，于是表明自己是我们有外交手腕的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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