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斯特憎恶希腊（希腊使马克思感到为难，他对一切阳光下的美漠然），说它将其分割的思想传给欧洲，从而使之堕落。其实，希腊的思想就是主张统一性，这样说更正确，因为它不能没有中间状态，不知道全体性的历史思想，而这正是基督教所发明的，这种思想今天与其宗教起源切断后，有扼杀欧洲的危险。“难道有一个寓言，一种狂热的爱情，一件败坏道德的事没有希腊的名称、标记、面具吗？”我们且不谈清教徒的狂热。这种强烈的厌恶其实表现了与整个古代世界决裂的现代性思想，相反，它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却紧密联系，使基督教非神圣化，将其纳入一种征服性的教会。
马克思科学的救世主降临说起源于资产阶级。进步，科学的未来，对技术与生产的崇拜，这些是资产阶级的神话，构成十九世纪的教条。人们会注意到，《共产党宣言》与勒南[233]的《科学的未来》在同一年出版。这种对信仰的最近的声明令当代读者惊愕，却令人对几乎是神秘主义的希望有了最正确的看法，这些希望是十九世纪由工业的高潮与科学的惊人进步所激起的。这种希望正是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希望，而资产阶级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
进步的概念与启蒙运动时代及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在十七世纪即有人对此概念加以启发。关于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争论已经在欧洲的意识形态中引入了艺术进步这个完全荒谬的概念。人们也可以更严肃地从笛卡儿主义得出科学在不断增进的想法。但杜尔果[234]在1750年第一个为新信仰下了清楚的定义。他关于人类思想在进步的演说其实重又摭拾了博须埃的宇宙史，只不过用进步的概念代替了神的意志。“整个人类大众，时而平静，时而动乱，时而善良，时而邪恶，却始终走向更大的完美，虽然步履缓慢。”这种乐观主义为贡多塞[235]提供了其论述的基本见解，这是一位把进步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官方理论家，但又成为这种进步的受害者，因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家迫使其服毒自杀。索莱尔说得非常对，他说持进步论的哲学恰恰就是适合于享受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繁荣的贪婪社会的哲学。当人们肯定世界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时，便会在安逸中寻欢作乐。荒谬的是，进步可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是合理的。它利用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从而使老爷们心安理得。对奴隶们，对那些目前生活悲惨而从天国得不到丝毫安慰的人们，人们保证说至少未来属于他们。未来是老爷们唯一乐于转让给奴隶的财富。
可以说，这些看法并非不适合现实。但它们之所以适合现实，是因为革命思想又在标榜这个含混而又便利的提法。当然，这涉及的不是同一种进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合理的乐观主义没有大加嘲讽。我们将看到，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是朝向一种和解的未来的艰苦行进确定了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了为雅各宾党人照亮这种幸福历史的笔直道路的那些价值观念。但他们保留了历史在前进的这种见解，只不过他们把它与社会进步混在一起，并断言这是必然的。他们从而承袭了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托克维尔[236]庄严地宣称：“平等在逐步向前发展，这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其未来。”他的观点为伯格尔（他影响了马克思）所继承。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必须用生产力水平代替平等，并认为生产达到最后一级时，变化必将发生，社会便会实现大同。
说到演进的必然性，奥古斯特·孔德[237]运用他于1822年提出的三个阶段的规律为这种演进下了最系统的定义。奇怪的是，孔德的结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所接受的结论[238]相当近似。实证论十分清晰地指出十九世纪意识形态革命的影响，马克思正是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革命就是要把传统上认为是世界起源的伊甸园与神的启示置于历史的终结。必然接替神学时代与形而上学时代的实证论时代，标志着人道宗教的降临。亨利·古蒂耶正确地指出了孔德理论的特点，说他就是要发现一个没有上帝痕迹的人。孔德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处以相对代替绝对，但这个目的很快便由事物的力量转变为相对神化，预言一种普遍而无超验性的宗教。孔德从雅各宾派对理性的崇拜中看到实证论的先兆，自命是1789年革命党人的真正继承者。他继承与扩大了这场革命，消除了原则的超验性，创建了人种的宗教。他的名言“以宗教的名义排除上帝”，其含意不是指其他任何东西。他创立的学说以后风靡一时，他想成为这种新宗教的圣保罗，用巴黎的天主教代替罗马的天主教。人们知道，他希望在教堂中看到“神化的人的雕像立在古代的神的祭坛之上”。他准确地计算着在1860年以前将会在巴黎圣母院传授实证论。这种计算并不荒唐可笑。圣母院严加防范，始终不让他得逞。然而，人道的宗教终于在十九世纪末得以布道。马克思虽然可能没有读过孔德的著作，却成为其预言者之一。马克思仅仅懂得一种超验性的宗教，它就称做政治。孔德也了解这一点，或者至少明白他的宗教首先是社会崇拜，即意味着政治现实主义[239]，否定个人的权利，建立专制政治。这个社会中，学者们成为传教士，两千个银行家与技术人员主宰着两千万居民的欧洲，那里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绝对融为一体，行动、思想与心灵必须绝对服从于统治一切的大神甫，这就是孔德的乌托邦，可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的确，这是空想，因为他虽深信科学照亮万物的能力，却忘记考虑到需要有警察。其他的哲学家会更加实际。人道的宗教确实将会建立，但是建立在人的血泪与痛苦之上。
最后还应该指出，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汲取了工业生产在人类发展中有巨大作用的思想，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得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这样，我们便有权谈论他对资产阶级的预见。这些对照不过是旨在指出，马克思并非像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希望的那样是哲学新的开始与终结[240]。相反，他具有人道的性质：他在成为先驱之前是继承者。他想让他的学说成为现实主义的，而在科学的宗教、达尔文进化论、蒸汽机和纺织工业的时代的确也是如此。一百年后，科学出现了相对论、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经济学应当考虑电力、冶金与原子生产。马克思主义想吸纳这些接连不断的发明的意图归于失败，这也是它的时代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者意欲使百年间的陈旧真理凝固下来而又不失其科学性，这种希望成为可笑之举。十九世纪的救世主降临说，不论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未能抗拒科学与历史的这些连续的发展成就，而它在不同程度上曾使之神化。
革命的预言
马克思的预言就其原则而言也是革命的。人的一切现实均可在生产关系中找到其根源，历史的变化是革命的，因为经济是革命的。在生产的每个水平，经济都引起对抗，它为了更高水平的生产而摧毁相应的社会。资本主义就是这些生产阶段的最后一个，因为它创造出条件，使一切对抗得到解决，那时再没有经济。到那一天，我们的历史将成为史前史。从另一种前景看，这种见解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应从生产与劳动的角度来论述，而非从精神的角度。无疑，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辩证唯物主义，而留待其继承者去颂扬这头逻辑的怪物。但他同时说现实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现实在永恒地变化，由对立面的撞击而加快，每当对立面结合为更高级的事物，便会引起其相反的方面，重又推动历史前进。黑格尔用现实向精神发展的观点而肯定的一切，马克思用经济向无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理论而加以肯定。万物皆同时既是其自身，又是其反面，这种矛盾促使它变成另一种事物。资本主义由于是资产阶级的，表明自己是革命的，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
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断言历史既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黑格尔更加极端，断言历史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正由于它是精神，因而才是物质，反之亦然。马克思否定精神是最后的实体，从而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可以立即用柏尔加埃夫的论述指出，辩证法是不可能与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唯有在思想的范畴才存在辩证法。唯物主义本身是含糊不清的概念。仅仅为了构成这个名词，便应当说世界上除物质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更有理由说，这一批判也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与自然界的不同，恰恰在于它用意志、科学和情感的手段改造自然。马克思因而并非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道理很明显，因为不存在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绝非纯粹的，因为它承认武器可使理论获胜，而理论也可使武器产生。马克思的立场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他并不否认思维，而是认为思维绝对是由外在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我看来，思维的运动仅仅是真实的运动的反映，是其传送与转移于大脑的结果。”这个相当粗浅的定义无任何意义。外界的运动如何并通过什么“传送于大脑”？与确定运动如何“转移”于大脑这个难题相比，前一问题的难解之处是微不足道的。而马克思创立了他的时代的简便的哲学。他想表达的含义可以在其他方面加以确定。
他认为，人不过是历史，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历史。马克思确实指出，人之区别于动物，即在于他能生产生活资料。倘若人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便不会生存下去。生存的这个首要条件是他提出的第一个决定因素。他此时所思索的问题直接与不可缺少的生活需求有关。马克思以后指出，这种依赖性是永恒的与必然的。“工业史是一部关于人的基本能力的打开的书。”他个人对其学说的推演就是从这一论断进行的。人对经济的依赖是唯一的与充分的，不过这尚有待论证。可以同意经济的决定性对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发生起着主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像马克思那样说，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反抗只能用糖与咖啡匮乏来解释。此外，纯粹的决定论本身也是荒谬的，倘若并非如此，只需一个真实的论断即足以让人们获得全部真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或者我们从未提出过一个真实的论断，甚至包括提出关于决定论的论断，或者我们说出了真实的论断，却无结果。由此可见决定论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如此任意地将问题简单化，也有其道理，不过与纯粹的逻辑毫不相干。
把经济决定一切作为人的根源，就是把人归结为其社会关系。没有孤立的人，这是十九世纪无可争辩的发现。由此随意地进行引申，就可以说，人在社会中之所以感到孤独，只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如果用人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来说明人的孤独精神，这个人便走在超验性的道路上。相反，社会仅以人为作者。若能断言社会同时是人的创造者，是可以认为已经掌握能将超验性清除掉的全部解释。人于是如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其自身历史的作者与演员”。马克思的预言是革命的，因为他结束了由启蒙运动的哲学所开始的否定运动。雅各宾派摧毁了以人为神的超验性，而代之以原则的超验性。马克思又摧毁了原则的超验性，而创立了当代的无神论。在1789年，信仰由理性所代替，但这种理性自身由于是凝固不变的，也是超验的。马克思比黑格尔更激进，摧毁了理性的超验性，把它投入历史中。理性在他们之前是起调节作用的，现在却成为征服性的。马克思比黑格尔走得更远，把他看做唯心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是，犹如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精神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恢复了一种超历史的价值。《资本论》重新推出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但以经济的自治代替了自我意识，以共产主义的来临代替绝对精神的最后统治。“无神论是消灭宗教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消灭私人财产的人道主义。”宗教的奴役与经济的奴役有相同的起源，只有在实现了人对其物质决定性的绝对自由时，才能了结与宗教的关系。革命就是要实现无神论与人的统治。
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经济与社会决定性的原因。他最有成效的努力即在于揭露隐藏在他的时代的资产阶级表面价值后面的现实。他的蒙蔽人的理论依然有价值，因为它的确是普遍适用的，也适用于愚弄人的革命理论。梯也尔[241]先生所崇尚的自由是由警察所捍卫的特权的自由，保守的报纸所鼓吹的家庭社会地位就是男男女女半赤裸着身体下到矿井，被一根绳索联结起来，工人卖淫盛行。一个庸俗贪婪的社会的虚伪使诚实与智慧从属于自私的目的。马克思这位无与伦比的启迪民智者以前所未有的雄伟力量揭露了这种种不幸。这种义愤填膺的揭露带来了其他的过分行为，从而需要另一种揭露。然而，必须了解与说出这种揭露产生于1834年在里昂被镇压的起义的血泊与1871年凡尔赛的道德家们卑鄙的残暴行为[242]。“一无所有的人在今天依然毫无任何地位。”如果说这个论断在现在的确是错误的，它在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社会中却几乎是正确的。繁荣的经济所带来的极度的精神堕落使马克思把社会的与经济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越加鼓吹他提出的由人统治的预言。
人们于是会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纯粹用经济对历史进行的解释。如果这些原则在撒谎，唯有苦难与劳作的现实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以后指出，这种现实足以解释人的过去与未来。这些原则将会被打倒，而利用这些原则的社会也将被摧毁。这就是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
人是随着生产与社会而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生产手段或多或少地迅速改进，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急速地创造了社会不平等，集中体现在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立，首先是阶级斗争。这些斗争与对立成为历史的动力。古代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是走向古典时代手工业的漫长道路上的几个阶段。在手工业时代，生产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此时，世界道路的开通与新市场的发现要求一种非地域化的生产。生产方式与分配的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宣告农业与工业小生产制度的终结。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与争夺市场的竞争，必然导致小业主的被吞并与大工厂的出现。生产资料于是集中在有能力购买它们的人们手中，真正的生产者与工人仅仅能够支配他们手臂的力气，将它出卖给“有钱币的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因而便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由这种对立而衍生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后果，使马克思可以宣布社会的对抗终将结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