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要旨。马克思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之后，以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来确定一切商品的价值。无产者向资本家出卖的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价值因生产它的劳动数量决定，也就是说，由维持生产者生存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确定。购买这种商品的资本家于是付给出卖劳动的工人足以维生与繁衍后代的工资，但他有权要求工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干活。工人要工作很长时间，付出的劳动比维持生存所必须付出的劳动要更多。例如，每日劳动十二个小时，如果其中一半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即相当于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另外六个小时的劳动则未得到报酬，这就是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利润。资本家的兴趣所在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当无法再延长时，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前者是依靠警察的残酷行径，后者则依靠对劳动的安排，首先是劳动分工，然后是使用机器，这一切都使工人失去人性。另一方面，为市场进行的斗争，为新生产资料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导致了生产集中与资本积累。小资本家首先被大资本家吞并，因为后者可以长期保持亏本的价格。利润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投资于新机器，积累于资本中最稳定的部分。这双重的运动首先造成中产阶级的破产，使他们加入无产者大军，唯一由无产阶级所创造的财富集中于数目越来越少的人们手中。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生存状况日益悲惨。资本仅仅集中于一些大亨手里，其日渐增长的财富建立在盗窃之上。这些大亨受到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冲击，甚至再难以保证其奴隶们的生存，奴隶们于是便依赖私人或官方的施舍。无数受压迫的奴隶大军终于不可避免地面对一小撮卑鄙的老板，发动革命的日子终将会来到。“资产阶级的衰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以后非常著名的论断仍未让人们认识到对抗会终结。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后，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仍可能会发生，从而产生新的对抗。那时会有两个观念介入，一个是经济的，即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一致性，另一个纯粹是理论体系方面的，即无产阶级的使命。这两个观念在人们称为马克思的积极宿命论中汇合在一起。
由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带来的经济进展，使对抗既更加残酷，又可以说对抗是不真实的，仿佛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程度，无产阶级不必费多大力气即可独自掌握生产资料，它们从私人手中被夺取过来，集中在广大民众手中，以后成为公共的。当私有财产集中在一个无产者手中，仅仅由于一个人的存在而与集体财产相分离。私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以后把它用来为大众服务，就会出现一个新社会，资本与劳动在那里合二为一，将以同样的生产产生出丰富的物品与正义。马克思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幸福的出路，而一直在颂扬资产阶级所不自觉地承担的革命角色。他谈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权利”，它既是进步的又是苦难的源泉。在他看来，资本的历史使命与正当性就在于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这一生产方式自身并不是革命的，仅仅是使革命获得圆满结局。唯有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是革命的。马克思断言，人类自己所提出的谜它是可以解答的。他同时指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萌生于资本主义本身中。他因而建议要容忍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要协力使之建立，而不是回到工业化程度更低的生产。无产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把它视为工人阶级革命的条件”。
马克思于是成为生产的预言家。可以认为，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把制度置于比现实更重要的地位。他从未停止过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辩护，反驳有些人指责他为了生产而要求发展生产（马克思大喊：“这完全正确！”），而不关心民众。马克思的答复是“这恰恰是他的价值所在”，语气同黑格尔一样专断。当民众应该为拯救全人类效力时，牺牲他们又有何妨？进步就好似“那个可恶的异教天神，他只愿意在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中喝仙露”。这种进步至少在可怕的工业化后出现的和解之日，不再令人痛苦。
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能避免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拥有生产资料，他会以此为所有的人谋利益吗？在他的内部不会出现等级、阶级与对抗吗？这种保证在哪里？保证就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无产阶级不得不把他的财富用于所有的人的利益。他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与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普遍性。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场斗争引起了主人与奴隶的历史悲剧。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方案，无产阶级首先将包容一切阶级，只将一小撮老爷排除在外，他们是革命所要摧毁的“人所共知的罪恶”的代表。此外，资本主义在让无产者最后失去一切之时，也逐渐地使他摆脱了可把他与其他民众分隔开来的一切意愿。他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道德，没有祖国。他仅仅属于那唯一的人类，以后将成为其赤裸裸的无情的代表。他肯定了自己，便肯定了一切与一切人。并非因为无产者们是神，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沦于最非人的境地。“无产者唯有完全摆脱他们这种地位，才能实现对自己的完全肯定。”
从极端的屈辱中获得最高的尊严，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他由于苦难与斗争，而成为人类的基督，赎回异化的集体罪孽。他首先是无数的承担全部否定的人，随后成为完成最后的肯定的使者。“无产阶级不消失，哲学则无从实现自己，而没有哲学的实现，无产阶级也不能解放自己。”还有，“无产阶级只能生存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共产主义的行动只能作为全球的历史现实而存在”。但这位基督同时是复仇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在执行私有制对自身的判决。“我们时代的各个房屋都被标上了神秘的红十字，法官是历史，判决的执行者是无产者。”这种情况的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危机会连连发生[243]，无产阶级的沦落将会加深，其人数不断增加，直到发生全球危机，那时交换的世界将会消失，历史经过一次最后的暴力后便不再有暴力。一个符合预期目的的王国将会建立起来。
人们明白，这种必然性被考茨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向政治上的寂静主义，黑格尔思想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制造革命的能力和资产阶级阻止革命的能力都很微薄。甚至列宁，他虽然相反选择了这种学说的积极方面，也在1905年以一种专断的口气写道：“想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工人阶级的拯救，这是一种反动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的性质就是不能跳跃，绝不能消除它的各个阶段。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忠于马克思，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这种必然性排除了一切改良，因为这样便会减缓社会发展灾难性的一面，从而推迟不可避免的结局。按照这种态度的逻辑，应该赞同加重工人苦难的一切行为。为了工人将来有一天得到一切，现在他们不能享有任何东西。
这并未阻止马克思感觉到这种寂静主义的危险。政权不容等待，否则便会无限期地推后。必须夺取政权的一天将会来临，但对马克思著作的所有读者来说，这一天是令人怀疑的。关于这一点，他依然自相矛盾。他指出，社会“必然要历史性地转入工人专政”。至于这种专政的性质，他的解释是矛盾的[244]。可以肯定的是，他以明确的言辞否定了国家，说国家的存在与奴役是不可分的。但他反对巴枯宁不无道理的看法。巴枯宁认为，暂时的专政的概念与工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的确，马克思认为，辩证的真理高于心理上的真理。辩证法是如何说的？辩证法说，“废除国家只有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有意义，视之为消灭阶级的必然结果。阶级的消失会自然而然地再无必要由一个阶级建立政权，以压迫另一个阶级”。根据这一提法，那时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事物的管理。辩证法因而是明确的，它仅仅肯定了无产阶级国家在消灭资产阶级时应存在。然而不幸的是，对这种预言与必然性也可作出另外的阐释。假若这样的王国肯定会降临，等多少年又有何妨？对不相信未来的人而言，苦难绝不是暂时的。然而在确信第一百零一年会实现最后的城邦的人们看来，一百年不过是瞬息间的事。从这个预言的观点来看，一切皆不重要。不管怎样，无产者正是按照发展生产的逻辑，在生产的顶峰建立起对世界上人类的治理。由专政与暴力来达到这一点，又有何妨？在这个有精良机器隆隆作响的耶路撒冷，有谁还会记得被扼杀的人们的嘶鸣？
在历史最后阶段出现的黄金时代肯定了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必须思考马克思主义非凡的雄心，对其大肆的宣传作出评价，才能明白这样的希望不得不忽略那些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由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拥有，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真正的人而回归于自己，是完全与自觉的回归，并保留了内心运动的一切财富。这种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状态，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本质与存在、客观化与对自己的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真正结束。它在解开历史的神秘，而且知道它能够解开它。”唯有语言在这里希望自己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说，这番话与傅立叶说的又有何区别？傅立叶也曾宣布，“沙漠将成为沃土，海水可以饮用，味道甘美，将来永远是春天……”他们用教皇通谕式的语言向我们宣布了人类永恒的春天的降临。没有神的人类除了人的王国之外，还想得到与期待什么呢？这可以解释门徒们的焦虑。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在一个没有忧虑的社会，很容易不知道死亡为何物？”然而，这是对我们社会的真正谴责。对死亡的忧虑是触及游手好闲的人而非劳动者的奢侈品，因为劳动者已经被活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一切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乌托邦。未来以乌托邦代替了上帝，乌托邦于是把未来与道德视为一回事。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能为这个未来效力的东西。因而它曾经是，而且几乎永远是强制性的与专制的。马克思作为空想家，与其先驱没有区别，而他的部分教导又可为其继承者进行辩解。
当然，人们有理由坚持对道德的要求，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梦想的实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前，应该说这种要求正是马克思真正的伟大之处。他把劳动、劳动不公正地丧失地位及劳动的尊严放在思索的中心。他反对使劳动仅仅成为商品，使劳动者成为物品。他向特权者提出，他们的特权并非是神圣的，他们的财产也绝非永恒的权利。他谴责那些没有权利心安理得保有财产的人们，以无与伦比的深刻性揭露了那个阶级，其罪恶不在于握有权力，而在于把权力用来为一个庸俗而毫无真正性可言的社会效劳。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对我们时代感到绝望的思想（在这里，绝望比一切希望更有价值），这种思想认为，当劳动沦为商品时，就谈不到生活，尽管劳动占去了生命的全部时代。不论这个社会如何吹嘘，当以后人们了解到它是倚靠千百万心如死灰的人们的劳动才得以享乐时，有谁会在社会中宁静地睡眠呢？马克思为劳动者争取真正的财富，它不是金钱而是充裕的时间与创造，他要求提高人的质量。人们可以坚定地说，他绝不想贬低人的价值，而有人却以他的名义这样做。他说：“需要借助不正当手段的目的绝非正当的目的。”这句明确而尖锐的话否定了其得意扬扬的门徒们所自诩的高尚和人道精神。
然而尼采的悲剧又在这里重现。其雄心与预言是豪迈的，适合于全世界，而其学说却是有局限性的。把一切价值归结为唯一的历史，这招致最极端的后果。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目的是道德的与合理的。这正是他的空想。而正如他所知道的，空想最终会服务于他所否定的犬儒主义。马克思摧毁了一切超验性，完成了从事实向责任的过渡。但这种责任的原则仅存在于事实之中。对正义的要求若非首先建立在道德肯定正义的基础上，便非导致非正义。缺少了这一点，罪恶有朝一日会变成责任。当善与恶在事件中混淆时，一切再无所谓坏，而只不过是过早或过迟的问题。除了机会主义者，谁能决定合适的时机。他的门徒们说，以后你们会作出判断的。然而，受苦者到那时已不存在于人世，无法判断了。对受害者而言，唯有现在是有价值的，反抗是唯一的动机。有人肯定会运用救世主降临说对付受害者。也许马克思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但这正是他必须考虑的责任。他以革命的名义为以后反对一切形式的反抗而进行的血腥斗争进行辩护。
预言的失败
黑格尔在1807年结束了历史，圣西门主义者认为1830年与1848年的革命动乱是最后的，孔德于1857年去世，他那时曾准备登上讲坛向终于从谬误中回头的人类宣讲实证主义。后来又轮到了马克思，他以同样盲目的浪漫主义预言无阶级的社会与历史的神秘革命。不过他更加精明，没有提出明确的日期。不幸的是，他的预言也描述了历史进程，宣布了历史事件的趋势。而历史事件与事实却忘记加入他的概括之中，这已经说明必须用暴力把它们带入其中。尤其是这些预言，从它们表述了千百万民众热烈的希望的时刻起，便不能是遥遥无期而不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于失望而把耐心的希望变为愤怒的时刻来到了，这时，人们所执著肯定的同样目的越发被强烈地追求，它于是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运动如同最初的基督教教徒一样，期待着世界末日与革命的基督重新降临人间。人们知道，在最早的基督教徒的社会中，这种情感持久不衰。在四世纪末，古罗马帝国统治的非洲有位主教计算出世界还会存在一百年，到那时上天的王国会降临，必须毫不迟疑地使自己配得上它。这种情感在公元一世纪是普遍的，这就说明了最初的基督教徒何以对纯粹的神学理论漠不关心。如果救世主不久将重降人世，那么应该把一切献给火热的信仰，而不是著作与教条。在克莱芒与泰杜连[245]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中，基督教文献对神学问题漠不关心，对典籍不去钻研。待福音书中讲述的基督降临说已远离现实，他们便必须靠信仰而生活，也就是著书立说。这时便产生了虔诚的信仰与传授教理，圣保罗于是构建宗教信条。教会使这种信仰成为具体的有形之物。其实，它不过纯粹是对将要到来的王国的一种向往。必须在这个世纪安排好一切，甚至殉道者。其世俗的代表是僧侣组织，连布道也要借助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道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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