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时刻，伽利略会说什么呢？为历史本身所证明的这预言具有的错误是什么呢？人们知道，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驳斥了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如果说，在资本的无限集中与无产者的无限扩大这两个平行的运动陷入困境时应该发生革命，革命却没有发生或不会发生。资本与无产者皆不忠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英国所观察到的趋势在某些情况下被否定了，在其他情况下变得复杂起来。理应加速的经济危机相反在拉长了时间距离。资本主义知道了计划化的秘密，自身也在促进这头刺蜥的生长。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公司的建立，资本非但没有集中，反而产生了一批小资金拥有者，他们最为担心的肯定是鼓励罢工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小企业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被竞争所挤垮。但生产的复杂性使不少小工厂在大企业周围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福特宣布有五千二百个小工厂在为他干活。这种趋势在以后有所加强。也可以说，由于财力雄厚，福特掌握着这些企业。但重要的是，这些小工厂形成了一个中间社会阶层，使马克思构想的社会结构复杂化。
最后，对农业经济而言，资产集中的规律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态度轻率。这一缺陷在这里具有重要性。我们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从某个方面来说，可以看做是无产阶级运动对农民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继续了十九世纪专制社会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而后者的根源显然是农民与手工业者。马克思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必要思考农民问题，但出于体系的要求把一切都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使富农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成为历史规律方面的五百多万个例外，立即遭遇到死亡和流放。
同样的简单化使马克思在追求民族性的世纪忽略了民族现象。他认为，由于贸易与交换，由于无产阶级化，民族间的樊篱已经坍塌，而正是这些樊篱使无产阶级丧失理想。若要说明历史，民族间的斗争至少同阶级斗争是同等重要的。但民族不能用经济予以全部说明，马克思的体系无视这一点。
从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看，也与他的理论不相一致。马克思的忧虑首先得到证实：改良主义与工会的行动获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劳动条件的改善。这些实惠尚远不足以构成社会问题的公正规则。然而，马克思时代英国纺织工人的悲惨状况，非但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更加普遍，反而消失了。马克思在今天不会对此抱怨的，他预言中的另一个错误使此事得到平衡。人们的确可以看到，最有效的革命行动与工会活动始终是由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进行的，饥饿并未使他们绝种。苦难与堕落依然如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一样，他不希望这种状况成为奴役的因素，而非革命的因素。1933年，德国三分之一的劳动人民陷入失业，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让他们活下去，从而具备了马克思所要求的进行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者们盼望着国家发面包，这并非好现象。这种被迫养成的习惯带来了其他习惯，这些习惯可不是被迫的，希特勒把它们归纳到他的主张中。
最后，无产阶级的人数并没有无限增长。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工业生产条件的改进，却使中产阶级大量增加[247]，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技术人员阶层。列宁所珍视的建立一个工程师同时又是操作工的社会的理想与事实相抵触。最主要的事实是技术如同科学一样已大大复杂化，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其原理与应用。例如，一个当今的物理学家不可能对他时代的生物科学有全面了解。即使在物理学领域内部，他也不能自诩掌握了这个学科的各个分支。对技术来说亦复如此。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率看做是个好东西，从它飞速发展的时刻起，马克思所认为可以避免的劳动分工成为不可阻止的。每个工人仅仅从事一种个别的劳动，无从了解其产品的生产全貌，而对工人的劳动进行调配的人员由于其职能本身而构成一个阶层，其社会重要性是决定性的。
这是一个伯恩汉姆所宣布的技术官僚时代。应该正确地指出，西蒙娜·韦尔在十七年前已描述过这个时代，但未得出伯恩汉姆作出的不可接受的结论。人类已知道有两种传统的压迫方式，即武器的与金钱的压迫，韦尔又为之增添了第三种压迫，即职能的压迫。她写道：“可以消除购买劳动者与出卖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却无法消除支配机器的人们与受机器支配的人们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的意愿遇到了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到，在资本高度集中时“经理”的重要性。然而他未曾想到，这种集中在废除私有制后仍将存在。他说，劳动分工与私有制是同一类表现。历史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理想制度被定义为公平加电气化，然而，最后却只有电气化而没有公平。
有关无产阶级使命的主张时至今日最终仍未能在历史中体现出来。这就概括了马克思预言的失败。第二国际的分裂表明，无产阶级除了其经济状况外还由其他东西所决定，他是有祖国的，这与那条著名的论断是相反的。无产者的多数人同意或接受了战争[248]，不论是否情愿，与当时情绪激愤的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前会掌握司法与政治方面的能力。他的错误仅仅是认为，极度的贫困，尤其是工业带来的苦难，会使工人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肯定，在巴黎公社期间与以后，对极端自由主义革命的扼杀限制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能力。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者从1872年起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工人运动，由于其自身的力量，同时也由于可以与之抗衡的唯一的社会主义传统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在1871年的起义者中间实际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这种自动清洗由警察国家一直持续进行到当代。革命越来越一方面交到官僚主义者与空论家手中，另一方面交给了失去方向的衰弱的群众。当革命的精英被处死而让塔列朗[249]活下来时，有谁会反对拿破仑·波拿巴呢？除这些历史原因外，还有经济方面的需要。应该阅读一下西蒙娜·韦尔关于工人状况的文章，即可了解劳动的合理化会造成何种程度的精神衰竭与无言的绝望。韦尔说得对，工人的条件已加倍地不人道，首先是一贫如洗，其次是失去尊严。一种人们感兴趣的劳动，一种创造性劳动，即使报酬很低，也不会令生活沉沦。工业社会主义未给工人的条件做任何根本的事情，因为它未触动生产与组织劳动的原则，相反却对之颂扬。它可以向劳动者宣传其历史的合理性，犹如向受苦难折磨而死的人许以天堂的欢乐，二者具有同等的功效。它从未给劳动者以创造的乐趣。在此水平，成为问题的已不是社会的政治形式，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要依赖的技术文明的信条。任何思想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几乎不会触及工人的苦难。
仅仅由于马克思所赞美的经济力量的作用，无产阶级便抛弃了马克思交付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会原谅马克思的错误，因为面对领导阶级的堕落，一个为文明忧虑的人本能地会寻找代替他们的优秀分子。然而这种要求仅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创造性的。革命的资产阶级1789年夺取了权力，因为他已经有了这种要求。正如米尔·莫纳罗所说，在那个时代法律落后于事实。事实是资产阶级已经支配着指挥的岗位与新的权力，即金钱。无产阶级并非如此，他所拥有的只是贫困与希望，正是资产阶级使他们陷入这种贫困。资产阶级由于疯狂追求生产率与物质力量而变得卑鄙。这种狂热生产的组织不能创造优秀分子，对这种组织的批判与反抗意识的发展，相反可以锻炼出替代的优秀分子。唯有革命的工会运动及勃鲁蒂耶与莱索尔投入这条道路，想通过文化与职业教育培养出被没有荣誉的世界曾经召唤并依然在召唤的新干部。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新主人已经登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立即利用劳苦大众的不幸，而非尽可能地并刻不容缓地减轻千百万民众的可怕的痛苦。专制社会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得太慢，为加速其进程，应该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交给一小撮空论家。正由于这样，他们成为第一批否定这个使命的人。然而，这种使命仍然存在着，但内涵已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那样，而是如同一切人类群体的使命一样，他们会为其辛劳与痛苦而感到骄傲与充实。为了让这个使命得以表现，必须冒风险，信任工人的自由与自发性。相反，专制社会主义为了一种渺茫的理想的自由而取消了这种生机勃勃的自由，这样一来，不管它是否愿意，便加强了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开始的奴役事业。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协同作用，在一百五十年间，除巴黎公社这个反抗者的革命的最后庇护所之外，无产阶级没有其他历史使命，唯有被出卖而已。无产者曾经战斗，终于牺牲，结果是把权力交给军人或知识分子，即未来的军人，轮到他们来奴役无产者。然而，这场斗争是无产者的尊严所在，得到了愿意分担他们的不幸与希望的所有人们的承认。这尊严是从新旧主人那里获得的。在无产者敢于利用这尊严时，它否定了这些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尊严预示着他们的黎明。
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预言因而至少为现实所怀疑。他对经济的见解的正确部分，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越来越由生产节奏确定。不过，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持这种观点。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抱的幻想为专制社会主义者所分享。这些幻想产生了机器驾驭者的文明。由于竞争与控制，他们会分裂为敌对的集团，但在经济领域仍受相同的规律所支配：资本的积累，不断增长的合理化生产。涉及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分歧是相当大的，不过由于经济的演变而可能缩小。唯有道德分歧，与历史的犬儒主义相对立的品德分歧是牢固的。但生产压倒一切的要求控制着这两个领域，在经济方面使之成为一个世界[250]。
无论如何，如果经济压倒一切的要求是不能否定的，其后果则并非如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就经济而言，资本主义从积累的现象来看，它是压迫者，按其现实情况来说，它在进行压迫，为了自身的增长而积累，于是加重剥削，随之而来的又是积累。为结束这种邪恶的循环，马克思想到的就是革命。那时，少量的积累是必需的，以保证社会生活。然而，革命现在也工业化了，它发现，积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非资本主义，机器最后在召唤机器。斗争中的一切集团都需要积累，而不是分散其收入。它为了自身壮大与扩大权力而积累。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把公正推到以后，以便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但这种势力与其他势力相对立，于是装备自己，武装自己，因为其他势力也在装备与武装自己。它无休止地积累，只有到了独自主宰世界的那一天才停止。为此它必须借助于战争。直到此时为止，无产阶级仅仅收到勉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革命不得不牺牲人的利益，而以工业与资本主义为中介，这是它自己的体系所要求的。人的辛劳代替了年金。奴役于是普遍化，天国的大门始终关闭着。这就是以崇拜生产为主的世界的经济规律，而现实与规律相比更是血淋淋的。革命的敌人资产阶级和其拥护者虚无主义分子使它陷入死胡同，它处于受奴役的状态，除非改变原则与道路，其出路只能是低声下气的反抗，被粉碎在血泊中，或者是可憎的自杀的希望。权力意志与争取统治和政权的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远远不仅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这一空想而今成为历史事实，注定与其他事实一样被人利用。它想要主宰历史，最后却陨灭在历史中。它要控制一切手段，最后落得被用来为最庸俗最血腥的目的服务。生产不间断的发展并未为了革命利益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它为了一个权力偶像的利益而同时在破坏着资产阶级社会与革命社会。
自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怎么会这样与事实相抵牾呢？答案很简单，它并不是科学的。其失败即在于含糊不清的方法，想使自己同时成为决定论者与预言家、辩证法与教条主义。倘若思想是事物的反映，它便不能走在事物进程的前面，除非通过假说，因为未来还仅仅是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不过是批判现在的社会，只能对未来的社会作出假设，这样才算得上科学思想。难道不正是由于这样，他的主要著作才称为《资本论》而非革命论吗？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一味预言未来与共产主义，从而违背了他们的原则与科学方法。
这种预言唯有不再具有绝对性才能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它最多是唯科学主义的。科学的理性是研究、思索，甚至反抗的有力工具，而否定一切原则的德国意识形态发明了历史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消除了这二者的分离。历史的理性从其功用来说，并不是一种评价世界的理性。它在自称评价世界的同时，引导着它。这种理性陷入事件之中，却指引着世界。它同时既是循循善诱的，又是强制性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描述掩盖了最简单的现实。如果把人完全归之为历史，他便没有其他选择，而只好陷入荒谬的历史的狂暴喧嚣之中，或者赋予这种历史以人的理性的形式。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就是长久地进行努力，以人仅有的力量赋予没有秩序的历史以秩序。这种虚假的理性最终成为诡计与计谋，期盼在意识形态的帝国居于最高位置。科学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比理性更不具有征服性。人们不能怀着科学的顾忌创造历史。人们甚至责备自己未有在自命以科学家的客观性走向历史的时刻创造历史。理性并不进行宣传，它若进行宣传，则不复为理性。因而历史的理性是不合理的浪漫的理性，有时令人想到着魔的人的系统说教，其他时候令人想到神秘主义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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