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马克思的预言以后会与他的两个原则经济与科学相对立，所以它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热情地宣布极其久远以后的时期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唯一可求助的就是说实现的期限会更长久一些，必须期待着仍然遥远而不可知的某一天的到来，那时的结果将证实预言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身处炼狱之中，但有人答应我们说，将来再不会有地狱。现在提出的问题属于另一种范畴。倘若在经济演进过程中，一两代人的斗争足以导致无阶级社会，对那些斗士来说牺牲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对他们来说有副具体的面孔，比如说是为了儿孙辈。然而，如果几代人的牺牲仍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而我们现在便应该面临无限期的造成上千倍破坏的全球性斗争，这样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制造死亡。不过这种新信仰如同往昔的信仰一样，也并非建立在纯粹的理性之上。
到底该如何想象这种历史结局呢？马克思没有重新采用黑格尔的词句。他相当模糊地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未来所需要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整个未来。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或者不能结束矛盾与痛苦的历史，那样人们便看不到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与牺牲的正当理由何在，或者它结束了这种历史，那么只能把历史的继续想象为走向这种完美社会的进程。于是在希望自己是科学的叙述中便引入了神秘的概念。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钟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失意味着一切痛苦的终结。历史的艰辛与不幸伴随着经济，它们将与经济一道消失，我们于是进入了伊甸园。
人们若声称所涉及的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向另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也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历史来想象这另一个历史的情形。对人而言，这两个历史仅仅是一个。而且这另一个历史提出了同样的二难推理。它或者没有解决矛盾，我们则仍在无任何价值地受苦、死亡与杀人；它或者解决了矛盾，从而实际上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阶段只能由最后的国家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这种终极目的的国家有什么意义吗？它一旦接受了宗教的公理，则仅仅在神的世界有意义。世界是创造出来的，将来会终结；亚当离开了伊甸园，人类还应该重返那里。如果人们接受辩证法的命题，在历史的世界中则无终结。正确运用的辩证法不能也不应该止步不前。历史局势对立的词语可以彼此否定，然后在新的综合中相互战胜对方。然而没有理由使这新的综合优于最初的综合。或者不如说，只有当人们为辩证法强加一个词语，从而为其引入一个来自外部的价值判断，这样做才有理由。如果无阶级社会使历史终结，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则优于封建社会，因为它使这个无阶级社会更早地到来。然而，人们若接受辩证法的命题，则必须完全接受它。犹如等级社会为无等级却有阶级的社会所接替，应该说，阶级社会将为无阶级社会所接替，但这个社会为新的对抗所推动。人们拒绝有开端的运动，它便也没有终结。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评论家说：“如果社会在永恒地变化，其手段则是其目的。”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没有目的，有的仅仅是手段。倘若这些手段不是由与变化不相干的价值所保证，那么无任何东西会保证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正确地指出，辩证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按照我们的观点，它仅仅是虚无主义的，是旨在否定不是它自身的一切事物的纯粹的运动。
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去想象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的终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的唯一理由，但它仅仅以预期理由作为合理的依据。这预期理由在历史这个人们希望是唯一而充足的王国中，引入了与历史不相干的价值。由于此价值同时又与道德无关，因而恰当地说，它并不是人们可以据以调整其行为的价值。它是一种没有依据的教条，人们在以孤独与虚无主义窒息人思想的绝望的运动中把它当做自己的。它或者是从此教条中捞取利益的人强加给人类的。历史的终结并非一个完善的价值和范例，它不过是一个任意的恐怖的原则。
马克思承认在他之前的一切革命皆已失败，但声称他所宣布的革命最终会成功。迄今为止的工人运动所赖以存在的论据不断为事实所否定，现在到了心平气和地揭穿这种谎言的时候了。随着救世主降临说的远去，终极王国的断言已削弱，仅仅成了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唯一价值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反，今后成了强加给意识形态世界的教条。终极目的的王国如同永恒的道德与神的王国一样，被用来蒙骗社会。艾利·阿莱雅声称自己难以说社会主义到底是走向推广到全世界的瑞士共和国抑或欧洲的专制政治。我们以后会了解得更加清楚。尼采的预言至少在这点上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与其意愿相反，将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表明自己在精神方面是专制的，我们后面将加以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正义反对神宠的斗争的最后一位代表，担负起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但并非它想这样做。没有圣宠如何生活，这是笼罩十九世纪的问题。一切不愿意接受绝对虚无主义的人们的回答是“依靠正义”。他们向已经对神的王国失去希望的民众许诺人的王国。对人的城邦的宣传甚嚣尘上，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宣传完全成了幻想，使对科学的信念服务于幻想。然而这个王国离现实愈来愈远，惊人的战争蹂躏了最古老的土地，反抗者的鲜血染满了城市的墙壁，但完全的正义并未完结。1905年的恐怖主义者已经死去，在二十世纪撕裂着当代世界的问题日渐明确，这就是，没有圣宠与正义该如何生活？
唯有虚无主义而不是反抗回答了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唯有它在讲话，重新摭拾起浪漫的反抗者的方式：疯狂。历史的疯狂称做权力。权力意志接替了正义意志，首先装出与后者是一回事的模样，然后把它抛到一边，直到大地上再没有什么需要统治。意识形态的结论战胜了经济的结论：俄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其原则。我们在这漫长道路的尽头又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它这次是在武器与口号的喧嚣声中前进，忘记了它真正的原则，把它的孤独埋藏在武装起来的人群内部，用固执的经院哲学掩盖其否定。这种形而上的反抗依然指向未来，它以后成为其唯一的神，但此前尚有许多国家需要打倒，许多大陆需要征服，它为唯一的原则而行动，以人的统治作为借口，已经开始在欧洲的东部建造了有堡垒保护的营地，面对着其他有堡垒保护的营地。
目的之王国
马克思没有想象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神化。列宁也没有，不过他向着军事帝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是个平庸的哲学家，但却是个卓越的战略家，首先为自己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指出，谈论列宁的激进民主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他思想中只有关于煽动者与革命者的部分与雅各宾派相同。雅各宾派相信原则与美德，宁肯死去也不会否定它们。列宁只相信革命与功效。“必须准备好牺牲一切，必要的话使用一切计谋、诡计与不合法的手段。必须隐瞒真相，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入工会……不惜一切地在其中完成共产主义的任务。”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开创的反对形式道德的斗争再现于列宁身上，这就是批判无功效的革命态度。这场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帝国”。
如果人们阅读他鼓动家生涯开始与结束时的两部著作[253]，便会吃惊地发现，他在不懈地无情地反对革命行动中的感情因素。他要清除革命的道德，因为他正确地认为，尊重十个指挥部是不能建立革命权力的。他经过最初的经历后，在他要扮演如此伟大角色的历史舞台上，人们看到他如此从容自如地掌握世界，如十九世纪意识形态与经济塑造世界那样，似乎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个人。他把焦虑不安、离情别绪与道德观念完全置之度外，倾身心于运筹帷幄，寻求最好的领导制度，决定某个品德适合于历史的领导者，某个品德则不适合。他开始时慢慢探索，对于俄国是否首先要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这个问题迟疑未决。不过这就等于怀疑革命会在俄罗斯发生。他是俄罗斯人，任务是发动俄罗斯革命。他把经济宿命论置于脑后而开始行动，从1902年起便直截了当地声明，工人们光靠自己是不能建立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否定了群众的自发性。社会主义学说所需要的科学基础只能由知识分子赋予它。他说必须消灭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切差别，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虽不是无产者，但比无产者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他于是对拉萨尔[254]进行的反对群众自发性的激烈斗争加以赞许。他说：“理论应将自发性置于其控制之下[255]。”显然这就是说，革命需要领袖与身为理论家的领袖。
他同时跟改良主义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认为前者是瓦解革命力量的罪人，后者虽然精神可嘉，却不会起什么作用[256]。革命首先是军事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或感情方面的。革命行动在爆发之日以前，始终与战略密不可分。专制政体是敌人，其主要力量是警察这个政治士兵的职业集团。结论很简单：“对政治警察的斗争要求特别的品质，要求职业革命家。”革命需要在群众的旁边有一支职业化的大军，而群众有一日会加入这支大军。在群众被组织起来以前，先应该组织起这个鼓动家的队伍，列宁用的是密探网这个字眼，它预示着革命将受秘密社会与务实的革命僧侣的控制。他说：“我们是革命的土耳其青年党人，此外还带有耶稣会的某些特点。”从这一刻起，无产阶级再没有任务，他不过是革命的苦行者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257]。
夺取权力之举带来了国家问题。《国家与革命》（1917年）便探讨了这个问题，然而措辞极为奇怪与矛盾。列宁在书中运用了他喜爱的以权威自居的手法。他借助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开始挺身而出反对一切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意欲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警察与军队之上，因为它首先是压迫工具。它同时反映了阶级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这种对立必然造成的征服。这种事实上的权力只应该受到蔑视。“甚至一个文明国家的军事权力的首脑也会忌妒一个部落首领，因为族长制社会使他受到的尊敬是真诚的，而非用棍棒强加的。”恩格斯坚决认为，国家的概念与自由社会的概念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的消灭如同其出现一样，是不可阻止的。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必然要消失。社会将在生产者自由与平等地相结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生产。这个社会将把国家放进适合它的地方：古董博物馆，摆在纺车与青铜斧头一旁。”
这无疑可以解释何以漫不经心的读者会把《国家与革命》看做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会同情如此严厉地对待军队、警察、棍棒与官僚的革命学说的这个罕见的继承者。若要弄懂列宁的观点，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理解它。他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捍卫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消亡的论断，是因为他一方面要扼制普列汉诺夫或考茨基的纯粹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想证明克伦斯基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必须摧垮。而且，一个月之后就果然把它摧垮了。
对那些主张革命本身也需要管理与镇压的机器的人们也必须给予回答。对此，他广泛地引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专断地证明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组织起来的，而根据定义是个不停地在日趋消亡的国家。“一旦再没有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国家便不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国家真正表明自己是全社会的代表，其第一个行动就是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这同时又是国家最后的行动。对事物的管理代替了对人的治理……国家没有被废除，而是在逐渐消亡。”首先，资产阶级国家被无产阶级废除，以后，但仅仅是以后，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第一，为了压制或消除资产阶级留下的一切；第二，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待这项任务完成之后，它便开始消亡。
列宁从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开始，即在消灭剥削阶级与完成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国家即消亡。然而，他在同一个论述中又提出，在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应保持一部分革命者在难以预料的时期内的专政，认为这是合理的。始终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为依据的这部著作，与产生巴黎公社的反专制的联邦主义的思潮是绝对相违背的，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乐观的描述相抵牾。原因很简单：列宁没有忘记巴黎公社已经失败。至于作出如此令人惊诧的论证所用的手法就更简单了：每当革命遇到新困难，便对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增添另外的说明。在十页之后，列宁的确断言，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了领导广大群众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治理社会主义经济”，政权是必需的。这个提法的转折是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主张的临时性的国家发现自己承担了一项新任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危险。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制度与其官方哲学相矛盾。或者，这种制度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保持了可怕的镇压机器，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或者，它并未实现这种社会，这样便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错误的，尤其表明，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面对其官方的学说，这种制度不得不作出下面的选择：或者说这种学说是错误的，或者是它背离了这种学说。事实上，列宁使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明者与聂察也夫、特卡切夫一道在俄罗斯战胜了马克思的学说。从这一时刻起，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党内斗争，可归结为工人民主与军事的及官僚主义的专政之间、正义与效率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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