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这个人物便处于既取得了社会成功又对这个腐朽的社会非常蔑视的尴尬境地。唯一能激发他的，就是个人理性在内心的激荡，这时他便立即做出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来。他享受法兰西学院给他的津贴，这时便提出要求取消申请，并对学院大加攻击，要求该学院解散。作为一个生活在旧制度之下的人，他投身于党派斗争，最终还是把自己害了。他同一切都格格不入，并且对一切都排斥，对任何人都不宽恕，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荣誉的悲剧”。尽管当时他已十分孤僻，但却依然强烈地排斥人类唯一的求生手段；其对一切的排斥达到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但思想如此，他的肉体也是如此。尚弗尔原本相貌堂堂，极富魅力，后来竟变得“残酷，最后丑陋不堪”。
我们这位先生的生活轨迹却远不止这些。因为弃绝他自身的优势，尚称无关大局，而摧残自己的躯体，同摧残自己的心灵相比，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最后，正因为这样，才造就了尚弗尔的伟大之处，也成就了他小说的惊人之美。因为对人的蔑视，在通常情况下乃是一种庸俗心理的表现，这时伴之而来的是强烈的自大心理。相反地，如果对自己也加以蔑视，那么蔑视别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尚弗尔说：“人，其愚蠢不下于动物，这是通过对我自己的评价得出的结论。”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叛逆的伦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所有的叛逆经历反过来又反抗自己，他是一个典型的“神圣的绝望者”。其极端而粗暴的态度，导致他走向否定一切的顶峰，这便是沉默。“有一次有人请某某先生谈一谈社会流弊，他很冷漠地答道：‘在我记录不再谈论的事情的清单上，其项目每天都在增加。’最具哲理的哲学，它的这份清单便最长。”这甚至把他引向否定艺术作品这个纯语言力量的地步。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被认为很注意自己的才能。他让这个人说道：“我的自爱心因关心他人而消逝了。”这是合乎情理的说明。艺术同沉默是相反的，它是把我们同人类共同斗争连接起来的众多纽带中的一个。对那种已失去这种纽带并把自己完全抛进杜绝一切的境地的人，无论是语言还是艺术，便都失去了表现力。无疑，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种否定一切的小说至今尚未出现，因为那也正是一种对小说的否定，在这种艺术之中，其原则也必然会导致对自身的否定。当然，尚弗尔没有写过小说，可能他认为那不是他的所长。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那也是因为他既不爱人类，也不爱自己，很难想象会有那么一个小说家，他对他写的人物一个也不爱。在我们所有伟大的小说中，没有哪一部会没有人类之爱这种感情的，尚弗尔的例子在我们文学领域中便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无论如何，这种“人间喜剧”到现在也该结束了，因为它最终同人们赋予它的那个题目不相称。
我们要寻求尚弗尔这一生涯的终了，须到他的传记中去找。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细节上看，对他的一生，我都没见过比这更具悲剧性和更具协调性的事。因为从协调性看，尚弗尔把自己全部投入革命之中，他已不再讲话了，只有行动，并且也没有发表过对革命诽谤和攻击性的文章，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只看到了革命的消极方面。他是过于向往那种理想中的公正，从而不能接受革命行动中出现的必不可少的不公正。因此挫折仍然在等待着他。对像尚弗尔这样的人，只想把事物推向绝对却又无法做到，于是便只有去死。实际上，他也正是这样去做了，但却是在那种可怕的环境之中，而那种环境又恰恰是他这种精神悲剧的温床，这种精神悲剧也便在残杀中结束。在这里，要求纯洁的狂热，正同破坏的狂热相吻合。
在那一天，当尚弗尔认为，宣判他死刑的乃是革命时，他便在这决定性的失败时刻，拿起一支手枪向自己射击，这一枪击碎了他的鼻子并打烂了他的右眼。他还未死，并不就此罢休，又拿一把刮胡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并把自己的肌肤割烂。此时他已成了一个血人，他还用手枪探寻自己的胸膛，最后手脚都已支撑不住，便跌倒在血泊中，鲜血流出门外直到人们发现才报了警。这种残酷的自戕，这种对自身的摧残，实在难以想象。但人们却在他的《箴言集》中找到了说明：“大家畏惧可怕的偏见，但这却对强者适宜，而刚强的性格，则总是极端的。”不错，这确是对极端的一种顽固的崇拜，也是对不可能成功的事的一种偏执的狂热，这些在尚弗尔的论述中都有体现，也正是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情趣。简单地说，这类高级伦理的阐述，终于在血泊中完成，终于在一个动乱的世界里结束。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头从筐底跳出来。这样的现实，便向尚弗尔提供了他伦理道德的深刻。
因为伦理学家的职业，如果没有混乱，没有恐惧或牺牲，便无法运作——要么就是一种令人生厌的虚假说教。因此，我觉得尚弗尔正是我们少见的伟大的伦理学家中的一个。因为伦理这个人类最大的酷刑，是他个人的爱好，他到死都在为它同人类协调起来而努力。我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大家对他那种性格的批评文章，我却更喜欢他这种尖刻，因为这种尖刻却充满了人类的一种伟大的思想，比起某些大人物那种干瘪的哲学思想要好得多，比如有人就曾写过这种不可原谅的箴言：“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分离，便可使人得到幸福。”但即使尚弗尔的否定态度达到顶峰时，他对弱者仍不失同情之心，他损害的只是他自己，那原因也很复杂。不错，我了解他的思想在向哪边滑坡。他认为个性是由叛逆心理所决定。但怎么能够想象，一种优势可以同“人”相分离呢？所以尚弗尔以及其后对他很崇拜的尼茨什就进行了选择，但他也好，尼茨什也好，都付出了应付的代价，证明了在寻求自己理想中的公正的心灵冒险活动，同样也如同获得最伟大的战利品一样，带着强烈的血腥味。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同样也是对我们及我们这个世界很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我在此仅指出，尚弗尔是一位经典作家。如果严密性、推理判断、逻辑性以及顽固的精神作用也是一种经典的品质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尚弗尔选择自己成为经典作家的方式，是他为此而死去的原因。这就使得我们这个概念具有夸张性和冲动性，但这又是我们伟大的时代所赋予他的，我们应该为他保留下去。
为路易·纪尤[131]的小说《平民之家》写的前言
今天，所有宣称自己为无产阶级讲话的法国作家，几乎都出身于小康或大户人家。这也并非他们的毛病，出生在哪家，自己做不得主。我觉得这件事原也无可厚非。我只想向社会学家提供这样一种特别情况以供他们研究。我想，把这一反常现象提供给我那些社会学家友人，以他们的智慧，不妨予以解释，使读者们能够明白其原因。这就是我把尚未为大家所知的这一情况讲出来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事情。我的偏爱是什么呢？我一直希望的，不妨冒昧地说一句，就是等我被杀害之后，能够有人出来作证。比如说贫困，它使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对贫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性，在那些由进步的专家学者编纂的杂志和书籍中，常常把无产者描写得似一群生活作风很特别的人，如果这些无产者有时间读读这些专家的文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历程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专家谈论他们的方式非常使人反感。从使人反胃的奉承到直言不讳的蔑视，什么都有，直叫你从这些言论中摸不到哪些东西是更大的侮辱。难道贫困，命中注定必须要两次被盗窃吗？我不这样想。至少，会有某些人同瓦莱斯和达比一起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这就是我为什么欣赏和喜欢路易·纪尤作品的原因。他对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奉承也不蔑视。这就使得他在自己身上体现出唯一的一个崇高的亮点，任何人也无法夺走，这就是真理的闪光。
这位伟大的作家，由于他在学校时便接受了必要的训练，因此他能够毫不困难地评价一个人的本质。与此同时，他也从中养成了一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中似乎不甚多见的腼腆性格，这种性格始终使他不能接受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向上爬的进身阶梯那种做法；也从不干那种艺术家不应该做的、把别人的痛苦当做消遣的主题来描写的事。D·H·劳伦斯[132]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讲述他所出生的那个矿工家里他自己感觉良好的那些事。但劳伦斯以及和他相似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把无聊说成高尚，那么几乎总是伴之而来的屈从，就将永远无从解释。这样，他们自己无力阻挡的，便是他们的作品受到谴责。纪尤的书也便无法逃避这个伟大的责任。从他的第一本书《平民之家》、《梦想的面包》到《七巧板》，都表现出一种忠实，他贫困的童年，带着他的梦想和反抗，向他提供了自第一部到他后来所有作品的写作灵感。像这样一种会被认为浅薄的现实主义或温情主义的主题，是最危险不过了。但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大胆地战胜外界诱惑。纪尤并没有把任何事物都予以理想化，他始终坚持用恰如其分的笔触描写事情，从不故意制造残酷或刻意寻求苦涩，他善于赋予他的作品一种腼腆的风格。那种平淡而清纯的语调，那种低沉的声音，那种似回忆般低沉的声音，这一切都表明了叙述者那种风格的品味，这也是人的品味。
如果我们看一看纪尤把一个工人之死作为他《伙伴》一书中的唯一主题，就更能衡量出其战胜诱惑的分量。贫困和死亡双双构成了那个家庭绝望的内涵，似乎除了卡兹之外，已无人能承受那种痛苦，他对那个家庭的痛苦体验之深，似乎使人感到触手可及。在这本小书中，纪尤始终对他所描写的原型掌握着恰如其分的高度，对这个人物既不降低，尤其是，是的，应该说尤其是，也不拔高，而且其基调也从未升格过。但我也并不赞成人们在读这篇小说时，不待读完便泣不成声。纪尤和我们大家一样，都知道，在我们城市里所有的漂亮举措中，死亡也要上税的，死亡已变成一种奢侈行为，使得人们确确实实不得不极力避免。但他讲的却不是这些。在《伙伴》中，从头到尾找不出一句怨言，让·克诺维尔甚至好像死得很幸福。简言之，此人临终前表现出来的这种难以解释的欢快，作者对此仅表示了他一种很不自然的惊讶，对这种不正常的欢快表示惊讶。他只是说：“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是的，还要说什么呢？幸福须有一种安排，对这种安排，贫困准备得就没有准备无声的死亡那么好。
如果说，我只让大家相信纪尤仅只是一位写贫困的小说家，那么我就是对他的背叛。一天，我们在谈论公正和惩罚问题时，他说：“这个问题唯一的关键，就是痛苦，正是通过这种痛苦，最凶残的罪犯才能同人类保持着一种关系。”他并向我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当时正是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列宁想让右派的犯人参加战斗，他的一位同事反对说：“不行，我们不能同他们一起战斗。”列宁回答说：“不同他们一起战斗，但却是为他们在战斗。”还有一天，在谈到我们的一位朋友喜欢嘲笑人时，纪尤认为讽刺挖苦不一定是恶意的表示，我回答说，那也不能看做是善意的表示，纪尤回答说：“不能，但从痛苦的角度看，你就不能从别人身上多想其他东西。”我记住了这些话，它们显示了这个作家的心灵。因为纪尤几乎总是想到别人的痛苦，因此，首先他是一个写痛苦的小说家，在《污血》中那些最令人蔑视的人物，在作者眼中，都因他们生活在困苦中得到了原谅，但我们也能够充分地感到，在这里，痛苦也并非意味着绝望。《污血》有其绝望的一面：“这种生活的现实，并非是让人们去死，乃是让人们被骗而死。”这是本不自然的、读来令人心碎的书，已经超越了绝望或希望。我们大家和他生活在这片陌生土地的腹地，许多伟大的俄国小说家都曾起意加以开发。实际上，在至少这样做过一次的人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吗？大家都在向这方面努力，尽管有孤独也有惶恐，但却是共同的，也是不可替代的。纪尤的伟大手法在于，他充分利用了每天都存在的苦难，以此来显现这个世界的痛苦。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推向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水平线上，但又首先使他们生活在最为卑下的底层。我没见过其他的艺术定义，如果当今那么多的作家都想避开这种手法，那是因为对此惊奇多于相信的缘故。纪尤却不顾这些。他对存在几乎是无节制地爱好，他对一个充满各种人物的内部世界所进行的长期对比，自然把他置于最难处理的艺术领域。我刚刚对他所有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完全不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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