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他却发现了艺术的奥秘。有一天王尔德被他苦主的一位代理人、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士带上破产法庭，他被绑着双手，由两名法警挟持着，就在这一天，他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只见此人在众多的冷眼旁观并面带嘲笑的人中，庄重地举起帽子，向这位不幸者致意。就在这一天，他懂得了并且写道，这个很不显眼的动作为他“开启了所有怜悯的井泉”。就在这时，他能够理解莎士比亚了，他懂得了那个从前他读得很多却并不理解的人，他也便在这时才能写出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诞生，得力于一个人的痛苦经历。在《惨痛的呼声》中，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便是掷地有声的语言，便是王尔德过去曾经寻找过却从未找到的语言，与此同时，他前期作品所构筑的脆弱而辉煌的大厦，便轰然倒塌了。就其主旨而言，《惨痛的呼声》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忏悔，他坦率地承认，他在生活道路上所走的歪路，并没有在艺术道路上走得远，他愿意以此来重建自己的生活。王尔德承认，为了使艺术同痛苦分离，他已斩断了艺术的一枝根须。为了真正地为美服务，他愿意把美置于世界之上，但穿的却是苦役犯人的劳动服，并承认他已在人类的共性之下重新装点了他的艺术。因为这种艺术已不能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那里找不到任何一点儿一个苦役犯人心里应有的反应，倒是在《李尔王》或是《战争与和平》中，能够看到一种被在低矮的茅屋里哭泣或反抗的人们所认可的那种痛苦和幸福。当王尔德用他那双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捧过名贵的鲜花外没有干过任何活计并保护得很好的手打扫他牢房的地板时，从他写过的东西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帮他的忙，而他以其天才写出来的为不幸者们的痛苦的呼喊声，却拯救了他的灵魂。此外，他那些华丽的辞藻，那些奇妙的童话，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但俄狄浦斯[135]在危急情况下，那几句赞扬人间秩序的话却能够做到。因此，索福克勒斯[136]是一个创造者，而王尔德却不是。他天才的最高体现，也只不过是他创作了在众人眼中，也是在他自己眼中最为悲惨的为那个苦役犯人争荣誉的作品。如果不是为了赋予痛苦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创作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难道说仅只是为了表明这种痛苦是不可接受的吗？美，便在这非正义和邪恶的残杀中显现了。于是，艺术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否定判决，否定一切指控，为一切作辩护。为生命和人作辩护，但这一切并不是美，只有基于真实才是美。任何一部伟大的天才作品都不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视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创造者，无论在其心灵的某一点上或其历史的某一阶段上有什么不平，其最终都应该是以消除仇视为归宿。这样，他便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标准。
有哪些艺术家，他们会拒绝站在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那边？只有这种所谓的“低下”才能够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才能，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同样，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只能在这个共同标准之下，成为这个标准的奴隶，尽管他们并不想那样。不错，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相信，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便能够施展其创作才能，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但他们能永远坚持下去吗？这种热情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艺术如果排斥世俗世界的真理，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虽然对他十分必要，却还不够。如果艺术家不排斥现实，那他就应该为这个现实作出更高的评价。但如果你决心对这个现实不予理睬，你怎么还能为它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如果你甘心做它的奴隶，又怎能改变这个现实？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相遇时，就像伦勃朗[137]画里的光线和阴影一样，既沉静又特别，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才能。因此，当精疲力竭的王尔德走出监狱时，他已无力顾及其他，便写了那部了不起的《累丁狱之歌》，又重新使他的呼声响了起来，这种呼声在一天早晨突然响起，并代替了累丁狱每个牢房里犯人发出的、被达官贵人们压制下去的呼声。这时，在世界上唯一还能使他关心的事，便是他狱中共患难的兄弟们，以及他们当中以有伤风化被定罪的那个人。在《惨痛的呼声》最后那些句子里，王尔德信誓旦旦地表示，自那以后，他把艺术和痛苦视为一体。他的《累丁狱之歌》由雅克·布尔译成法文，译文漂亮又富有感情。这部著作应该依然信守着这一诺言，于是便沿着这条令人惊异的路线走了下去，并把他从沙龙艺术（在这个沙龙中，其他人都听他自己的呼声）引向监狱艺术，在这里，每个牢房的犯人都发出共同的苦闷的呼声，这呼声是对着他而发的。
于是，随着盲目地认定任何生活都伴随着痛苦这一看法，可能又开始了另一种狂热。但这时的王尔德，除了偏爱和赞扬之外，已没有了什么，这是他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所造成。是的，那个奴颜婢膝的社会所赞成的犯罪活动，同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强迫他们遭受痛苦和束缚，尽管他们也能够从幸福中隐约见到一些现实。然而这要花多大力量才能做到呢？现实的奴隶状况总比老爷们的诺言有价值。由痛苦而造成的、超乎虚荣心之上的王尔德的这个伟大的灵魂，正是因对幸福的向往所致。他要找到它，必须越过痛苦才行。于是他说：“下一步，我就要学习怎样才能幸福。”但他并没有学到手。走向现实的努力，以及监狱中那一切都使人走向堕落所形成的阻力，足以使他精疲力竭。在《累丁狱之歌》完成之后，王尔德便再也写不出什么了。无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艺术家的难言之苦，那就是，他知道如何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的走法，却无力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了。剩下来的就只有苦难、仇视和冷漠。他为之生活的那个人，可能认定他已被判决为终身囚犯，那原因就在于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也就对那种已成云烟的往昔欢乐时刻中的那位主角以背相对。于是他又对自己作了第二次判决。那个人还谴责了作为诗人的他，不是因为他往昔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道德的操行，而是因为他在逆境中的那些放肆的言论。纪德甚至还承认，在巴黎同王尔德相见时自己的尴尬情状，那时王尔德已然没有了生活出路，也不再写东西了。很可能他没有注意把那种情状掩饰起来，以至使得王尔德在讲这句想表示自己重新回到我们中来的话时，感到很窘迫：“请不要对一个已受到打击的人再怀有怨恨之心。”在当时，王尔德凄惨、孤独，什么也写不出，但有时却梦想再返回伦敦，以便重温一下“生活中的国王”的旧梦，但他也可能想到了那时的他，已然一无所有，甚至连在监狱的院子里曾经感觉到的那个真理也丧失了。但他却错了，他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遗产：《惨痛的呼声》和《累丁狱之歌》。他就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海峡左岸这个国家的一条大街上死去。在这个地方，艺术和工作都同样受到限制。在那里为他送葬的，都是艺术大街上的小百姓，而不是他从前那些显赫的旧友，但这恰证明了他的新生，也向知情者宣告了那个诞生不久的伟大艺术家刚刚去世。
罗歇·马丹·杜·加尔[138]
请在小说《变化》中看一看对那位父亲马兹莱尔和他妻子的描绘吧。从他的第一本书起，罗歇·马丹·杜·加尔就展现出他擅以深刻的笔触描写人物的特点，这种写作秘诀似乎在我们今天已经失传了。这种三维空间的写法扩展了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领域显得有点儿不太寻常。既然它很有效，我们的作品便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借鉴而胜于从托尔斯泰那里去寻求。许多追随者都从他那里寻求那种对命运的思考指手画脚的评论。当然，形象、鲜明、生动和人物的深刻性，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中同时并存，但他同托尔斯泰一样，并非以此作为他创作的准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求的首先是内心的激情，而托尔斯泰所追求的是形式。在《恶魔》中，那些年轻的女性同娜塔莎·罗斯托夫之间，同电影当中的人物和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之间有着共同的区别，即活泼有余、深刻不足。这种写作的缺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通过补充说明得到了弥补。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却极不切实际地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他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些阴暗的影子。接受了卡夫卡[139]的影响（卡夫卡的特点是幻想胜过艺术）和美国当代小说写作技巧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艺术家总是费尽心机地设法加速历史的进程，为包罗万象，便流于浮光掠影。这种做法便使得我们的文学专事追求刺激，并令人失望。其苍白无力乃源自于奢望太高之故。对此，无人敢说，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上新时期的开始。
罗歇·马丹·杜·加尔的写作生涯始于本世纪初，是他同一代作家中唯一可以列入托尔斯泰体系的文学家。可能也是唯一一位能预示着当代文学到来的人，能够接受并能以其对未来的希望解决某些遗留给他的各种问题的人。马丹·杜·加尔和托尔斯泰一样，对众生有极大的爱心。他描写众生的手法，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原谅态度，在今天已然过时了。托尔斯泰描绘的世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是被同一信仰所激励的统一有机体：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永恒的最高境界的追求者。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都被安排在各自历史环境的某一个位置上，都以屈从而告终。而托尔斯泰本人，也逃避了自己温暖的贵族之家，去体验众生的不幸、世界的悲惨和他一直坚信的众生无辜生活。这种信念，在马丹·杜·加尔所描绘的世界里是没有的，他本人也在某种情况下缺乏这种信念。因此，他的作品也是那种充满疑惑、失望、自认无知，对人类的前途感到迷惘的作品。通过这一切，也通过他那种不为人所见的大胆探索和自己所承认的矛盾心情，可以说，他的作品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今天，他的作品能够向我们解释这一切，可能将来，对未来者也有帮助。
对于实现我们作家们真正的雄心壮志来说，这是很大的幸运，即在我们比较并吸收了《恶魔》之后，也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经过了漫长的奔波，经过了战争与否定之后，尽管他们不承认，但他们却依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能够找到一种共通的艺术的愿望，以便使自己创造的人物有血有肉并能永存。但在目前这种社会情势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种伟大的作品能否出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没有理由不使我们抱这种希望，即这两个社会，倘若不是自相残杀发生普遍动乱的话，便会繁荣起来，并互相沟通，这样，新的创作便会出现生机。我们应该善待自己发挥才能的机遇，并期待着新艺术家的出现，把他所经受的压迫、苦难都一一写出，并吸取现代社会一切事件的精髓，那时他的真正命运，便在他作品中定格，便能够预示未来的情景，那便是真正的创作。这些尚难想象的任务，不应该同以往的艺术奥秘相脱离。马丹·杜·加尔的作品，在其静默和沉稳中包藏了这种奥秘，并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使之为我们所用。在他那里，我们既是主人又是随从，我们发现了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接着又发现了我们自己。
福楼拜说：“伟大的作品似一头巨兽，它神色总是很沉静。”是的，但在它的血液里却流淌着奇异的、青春的热情。马丹·杜·加尔的作品，其灼热感和勇敢精神已经在向我们逼近，但它却更表现出其沉静的神色。在某种纯真的外表下面掩藏着几乎是冷酷的明智，这需要经过思索才能发现，当你发现时，它却又向前延伸了。
必须指出的是，首先，马丹·杜·加尔从来没有想过，激情也能成为一种艺术手法。人和作品在退隐的生活中，在同样坚忍不拔的努力中经受了锻炼。在我们伟大的作家中，马丹·杜·加尔是很少见的一个，竟没有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这个作家就这样存在于我们的文学界，并且以坚强的姿态存在，他把自己融于其中，像糖溶于水中那样。荣誉和诺贝尔文学奖，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只不过使他多干了一夜的工作而已。在他身上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正像印度人说的那样：你愈是呼唤它，它跑得愈远。但有幸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谦逊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有些反常。至于我自己，却始终认为一个谦虚的艺术家是存在的。自我同马丹·杜·加尔相识以来，我的这个信念便动摇了，这种隐退的畸形谦虚，除了他性格的古怪之外，尚有别的原因，即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他怕因此占用他创作的时间。这条理由自从他把自己的创作当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时，便觉得绝对必要了。时间已不再是作品产生的过程，它就是作品本身，而任何一种消遣、交际都会影响他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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