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全集-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62)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因为这确是一种幸运,而不是一种力量,在一生中能这样心甘情愿地佩服一个人是不容易的。然而老师这个词还有另一种含义,在尊敬和感激这两种意义上,它同门徒是相对立的。它已不再同良心的斗争有关系了,它已成了彼此间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一旦开始,它便永不止息,并充满了某些生活领域。这种漫长的对话,既不强迫,又不限制,也不使人服从,只能是一种模仿。最终,当门徒离开老师并在他自己不同的事业中取得成就时,老师便感到高兴。而门徒呢,当他知道自己对老师无以为报时,他便始终怀念着向老师学艺的那一段时间。就这样,思想孕育了思想,并一代代传下去,而人类的历史同建立在仇恨上一样,幸运地建立在互相赞扬中。

    然而,格勒尼埃不用这种口气讲话。他宁可向我们讲一只猫已死去,讲一个屠夫生了病,讲花香,讲以往的岁月等。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事情被确确实实地讲述出来。一切都以一种不可比拟的力量和不可比拟的轻淡暗示出来。那种清婉流畅的语言,既准确又朦胧,像音乐一般的明快。它在流淌着,尽管轻而快,但其回声却久久回荡在耳际。如果说有同他们相近的,就只能说夏多布里昂和巴莱士,他们从法语中吸取了声音的音韵。此外无须再论其他!而格勒尼埃的新颖之处又超越了他们。他使用的一眼便可看出,是毫不矫揉造作的语言,仅只向我们讲述了他简单而亲切的经历,然后让我们再予以表达,每一段都使我们满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便成了一件礼物,但却不强加于人。我本人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我了解这份礼物的分量,也承认我欠了他的债。一个人在一生中从他那里得到的巨大启示是很少的,通常只有一两种,但它们却能使你改变面貌,恰似你走了好运。对于热爱生活并热爱学习的人,只要他翻翻这本书,就会得到类似的启发。《人间食粮》出版二十年后才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批新的读者对这本书也将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该是时候了。我愿意加入这批读者的行列,并且也愿意重温那天晚上在阿尔及尔大街的情景,那天,我打开这本小书才读了几行,便合上书,把它抱在怀里,匆匆跑回房间,一个人贪婪地读了起来。如果我能够这样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对于今天那些我所不认识的青年朋友来说,我嫉妒但却不感到痛苦,嫉妒他们第一次读《岛》这本书……

    1955年1月

    勒内·夏尔[145]

    对一位像勒内·夏尔这样的诗人,仅用几页的文字是不足以对其作出全面评价的,但至少可以给他定位。只看他的某些作品,也便足以值得我们向他表示敬意。非常高兴能借为我所偏爱的这些诗篇用德文出版之机讲几句话。我认为勒内·夏尔是自《灵感》和《醉舟》[146]发表以来,法国诗坛上我们最伟大的、现尚在人世的,而且是“疯狂和神秘”的诗人。

    夏尔的新颖,令人为之目眩。无疑,他是经历了超现实主义的,但与其说他是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补充了它。他在观察阶段,一个人迈着坚定的脚步向前走。自从《孤独的逗留者们》发表以后,一小部分诗作便使得我们的诗坛上刮起了一股清新的自由之风。在我们的诗人们一开始专事致力于制造那些“空灵的小摆设”的许多年之后,我们的诗人们便孜孜不倦地吹奏着铜管乐,于是诗便成了一堆有益于健康的木柴。它燃起了熊熊烈火,诗坛上这一片燎原烈火,刮起了阵阵熏风,并肥沃了大地。我们终于感到宽慰了。自然界的神秘现象,连天的大水、阳光,等等,闯入了诗人们醉心于与世隔绝、只听听外面回声的那个小天地,于是便出现了诗的革命。

    但如果这种诗作的新颖性、它的灵感只停留在这个陈旧的观念上,我却不怎么欣赏。于是夏尔便理所当然地提出恢复前苏格拉底时希腊悲剧式的乐观主义。被夏尔称做“眼里充满泪水的智慧”的那种诗作又复活了,它们在我们处于灾难的时期复活了。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这种诗都非常精练和淳朴。无论描写的是白天还是夜晚,这些诗都有同样的激情。在光天化日下,夏尔出现了。大家知道,太阳有时也是阴暗的。在两点钟时,大地奇热无比,一阵黑色的风便使它恢复了清凉。同样,每当夏尔的诗显得阴暗时,那是因为一种高度集中的形象,一种强烈的光线使他的诗远离了那种抽象的透明度,而对这种透明度却是我们最经常的要求,因为它不需我们费力便可看得懂。但与此同时,正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大平原上一样,这个黑点却在周围形成了大片阳光灿烂的海滩,在这片海滩上各种面孔均暴露无遗。例如在《粉碎的诗篇》中,有那么一个神秘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周围,竟出现了那么多热情的形象。

    因此,这首诗便大受我们欢迎。我们在晦暗中前行,天上那道固定的、圆圆的光线,对我们丝毫不起作用。这道光线可能有些忧伤,有些无助的忧伤。相反地,夏尔写给我们的那些奇特又严谨的诗中,夜色是光明的,我们又可以向前走了。这位全天候的诗人,他所讲的也正是我们所讲的。他处于激烈争论的中心,他向我们的不幸提出的格言也正如向我们的再生所提出的一样:“如果我们居于闪光中,它便是永恒的心脏。”

    夏尔的诗便恰是居于这种闪光之中,而且也绝不只是引申意义。一般人和艺术家以同样的步伐前进,昨天他们同在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今天仍然在揭露分裂我们世界的形式相反却与希特勒极权主义性质相同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共同的战斗中,夏尔接受的是牺牲而不是享乐。“要向前跃进,而不是参加宴会,这是他的结束语。”作为一个反抗的和自由的诗人,他从不献媚,也从不随大溜,按他的说法,是随心所欲地反抗。这种反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首先把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向往掩藏起来,而第二种呢,则是极力要求营造一种自由的环境,按夏尔那句生动的话说就是,面包将会恢复其原味。夏尔十分清楚,要想使面包恢复其原味,那首先要使它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要把它置于各种“主义”之上。这位反抗者就这样逃脱了许许多多反抗者的那种命运,他们最终不是当了警察便是成了同谋者。对那些被他称之为替刽子手磨刀的人,他必将挺身而出和他们斗争。他不要监狱的面包,对他来说,直到最后,流浪汉的面包,其味道也会比检察官的好。

    于是我们也便明白了,何以这位暴动者的诗人对那些具有爱心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伤害。相反地,他的诗却把它柔嫩而新鲜的根须深深地植于他们之中。他整个精神的和艺术的观点都在《粉碎的诗篇》中自豪地用这样的句子归纳出来:“你只为爱而弯腰。”因为对他来说,也确实存在着弯腰屈从的问题,而贯穿于他整个作品的爱,既有其阳刚之气,更具有脉脉温情。

    这就是为什么夏尔同我们大家一样,在同这个最错综复杂的历史搏斗时,他没有害怕过被卷进去,也从不畏惧对美丽的赞颂、对恰恰是历史所赋予我们极端渴望的那种美的赞颂。而他那部出色的《伊普诺斯诗稿》中出现的美,像一把耐火的利剑,灼热、通红,似经受了奇异的洗礼,通体发出火焰。我们了解那是什么,那不是艺术学院里苍白的女神,而是我们时代的朋友、恋人和伙伴。这就是充满战斗精神的诗人,他敢于向我们高呼:“在我们这黑暗的时代里,没有美的一个位置,所有的位置都是美的容身之地。”自这时起,面对他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并在反对一切否定主义的斗争中,夏尔的每一首诗,都为我们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对今天的一位诗人,我们还要求他什么呢?在我们那些拆除的城堡中间,由于一种奥秘和宏大的艺术功效,女性留下了,和平和来之不易的自由也留下了。在战斗中,我们懂得了,这些重新获得的财富,是唯一能说明我们何以战斗的佐证。尽管他并非想那样做,但仅只为了他不排斥他那个时代的一切,他所做的远比向我们解释的要多:他也还是我们明天的诗人。尽管他是孤独的,但他却集中了并且置身于这种伟大的兄弟般的热情中,在这当中,人类收获了他们最美好的果实。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后所要求的,也正是这种具有预见的作品。它们是真理的使者,是已经丢失,但今后我们却日益向它走去的那个真理的使者,尽管在漫长的时间内,除了我们对它说,它是我们的祖国,并且我们已被流放到离它遥远的地方受苦,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什么也不能说。然而语言已经形成,光明也已显露,祖国总有一天会接受它的名字,一位今天的诗人,也要堂堂正正地把它喊出,并且为了为现在辩护,他已经在向我们召唤说,它正在“躲藏着,并在普通星体中间喃喃自语”。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李玉民 编译

    1913年

    11月7日,阿尔贝·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小镇蒙多维。

    他是个混血儿,父母的身份极为复杂,两边的家族都漂泊不定,最后到阿尔及利亚这块殖民地重新开始生活。

    父亲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1885年11月8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祖籍法国波尔多,早年迁往阿尔萨斯,全家于1871年到阿尔及利亚落地生根。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刚生下一年,便遭丧父之痛,他被送进孤儿院,长大一点儿逃离,到葡萄园当学徒。

    母亲卡特琳·辛泰斯(加缪的女儿取名为卡特琳,而《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的一个朋友,则叫辛泰斯)祖籍西班牙,生活在米诺尔克岛。全家迁至阿尔及利亚之后,她父亲才出世,这是个农业工人的家庭。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于1909年同比他大三岁的卡特琳·辛泰斯结婚。1910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吕西安;1913年生下第二个儿子,便是阿尔贝·加缪。

    1914年

    战争阴云密布。6月,弗朗茨·费尔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德国先向俄国宣战,于8月3日又向法国宣战。

    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就要毁掉多少像加缪这样贫苦的家庭。“我和同年龄的所有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历史从那以后,屠杀、非正义和暴力,就始终没有间断过。”(《夏》)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应征入伍,编在称为“朱阿夫军团”的海外军团。他随军开到巴黎附近,8月24日参加了为阻止德军进攻的马恩河战役,不幸头部中炮弹片受伤,被送到后方医院,于10月11日死在圣布里厄医院,并埋葬在当地。

    加缪的母亲得知噩耗,精神遭到沉重打击,几乎失聪,并出现话语障碍。寡母带着两个幼儿,生活陷入更加穷苦的境地,搬到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她从未去祭过丈夫,说圣比尤克城的圣米歇尔阵亡军人墓地太遥远。直到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纪念名人的组织才在他父亲的墓前竖起一块墓碑。她先是在弹药厂做工,后来又给人家做家务,勉强维持生计。一起生活的还有外祖母和有残疾当桶匠的舅舅。

    1915年至1918年

    加缪就是在这种穷苦的环境,在几个亲人中间长大的。这个环境不仅生活困苦,而且也没有精神食粮,亲人都不识字,家里也没有一本书,可以说加缪的童年是在文化和历史的真空中度过的。

    然而,他有一个“温柔的好母亲”,尽管母亲没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爱抚孩子。他的沉默寡言、天生的自豪感和朴实的性情,多半受他母亲的影响。

    这个小男孩还有阳光和大海,这是他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首先,对我来说,贫穷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我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由于贫穷,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让我明白,历史不等于一切。”(《反与正》作者序)

    连着海边的贝尔库贫民区,却向他提供阳光、沙滩和大海。加缪和他的小朋友在那里学会游泳,在阳光下嬉戏,观察繁忙的穷人世界。

    贝尔库是加缪上的第一所学校,是他上的人生第一课。在贝尔库,不同种族的人混杂在一起,各种活动和各种现象相交织,加缪在这所学校里长大,没有种族的意识,养成独立的人格,能平易而坦诚地同各个阶层的人交往,毫无知识界常有的那种歧视和嫉妒。

    1919年

    加缪进入贝尔库区小学校,他从封闭的家庭走进开放的世界。这所公立学校设备齐全,又有完善的校规,这正合加缪的心思,于是他又走进书的世界。他大量阅读从区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借的书,老师和其他人也愿意借书给他看,他的智慧有了惊人的发展。加缪在班级年龄小,体质又弱,但是他有一种能影响别人的魅力,这种影响力来自他的聪明和智慧。他喜欢有听众,同学们也爱听他讲故事。为此,他甚至独自去海滩练口才,效仿古代的狄摩西尼的做法,口含小石子高声朗诵诗歌。

    随着加缪戏剧才能的发展,后来他组建了剧团,创作剧本,甚至还努力振兴悲剧。

    192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之后,加缪才被确认为战争孤儿,应由国家抚养,他终于能领一笔小小的奖学金,用来买学习和生活必需品。后来,加缪曾向女友玛格丽特·多布朗透露,七岁时他就想成为作家。

    1921年至1924年

    加缪在学校以学习成绩优异著称,他在班里法语成绩始终是第一,显示出语言才能。

    1923年10月,加缪升到五年级,也快满十周岁了。这个毕业班的法语教师路易·热尔曼是个特级教师,他在学校很有影响,享有盛誉。他已经注意到加缪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超乎寻常地进行家访。

    当年实行五年义务教育,一般孩子小学一毕业,就去找活儿干。加缪的哥哥吕西安十五岁就去干活挣钱了,加缪也不能例外,热尔曼先生劝说加缪的家人,让孩子继续念书,上中学可以争取奖学金。外祖母虽然反对,这次沉默寡言的母亲却讲话了,要让二儿子考中学。

    热尔曼给加缪指定一年中应读的书目,他在课堂上朗读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生活的小说《木十字架》,给加缪以极大的震动。后来,加缪在《第一个人》的手稿中,就描述了他的感受和激动。热尔曼对所有战争中失去父亲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加缪的成长影响至深。加缪念念不忘这位小学老师对他的教导,乃至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把授奖仪式的答谢词献给他的启蒙老师,恭恭敬敬地写上:“路易·热尔曼先生”。

    1924年6月,加缪和他的同窗好友安德烈·维尔纳夫考取了格朗中学。10月份开学,加缪享有奖学金,成为半寄宿生,他选择了A类课程,即主修法语和拉丁文。

    1925年至1930年

    加缪在中学,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从上中学起的假期,他不再和同学一起去海滩嬉戏,而是谎报年龄,开始打工。

    课间休息,他最爱踢足球,他一般当守门员,有时也当队长,踢中锋位置。他踢球很勇猛,时常受伤。“不久我就明白了,球决不会从你预料的方向传来。这一点对我的生活很有帮助,尤其是在法国,不是人人都那么正直。”

    1928年,加缪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拉散俱乐部少年足球队。他写道:“归根结底,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热爱我的足球队,为了胜利的喜悦,尤其这种喜悦同拼搏之后的疲惫感觉相结合,那真是美妙极了,但同时也是为了输球之后的晚上想哭的那种傻念头。”(拉散俱乐部《周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