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全集-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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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想谈的是马丹·杜·加尔作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还须指出,他那时的疑惑,仍然是我们的疑惑。随着蒂博这一家人对历史的反省而来的,便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问题。《1914年之夏》这本书的出版,正是战争升级之时,它向我们讲述了在世界未来前途的关键时刻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时还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在这方面产生的疑虑。但马丹·杜·加尔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家知道,《1914年之夏》出版于1936年,在《父亲之死》(1929年)之后,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内,马丹·杜·加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他放弃了原始的写作方案,为小说《蒂博一家》设计了另一种结局。按第一方案,要长达三十余卷,第二方案把《蒂博一家》缩小到十一卷。当时马丹·杜·加尔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继《父亲之死》之后,已经写成的《起航》那卷的手稿,这卷手稿曾花去了他两年的时间,自1931年他放弃这卷手稿起,到1933年他确定了一个新的方案止,便开始了《1914年之夏》的写作。这中间有两年的时间在杂乱无章的日子中过去了。这些我们在该书的结构中也可以感觉到。在经过一段很长的停顿之后,机器的运转在开始阶段是困难的,到第二卷才走上轨道。但我觉得这也能在他新的视点中体现得出来。这部巨幅历史画面,始于希特勒上台时期,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然使人感到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人们期待着这一鸿篇巨制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应该不再重现了,但却又几乎被它自身所否定。《年老的法兰西》写作时间正是在《蒂博一家》被否定的那几年里,在这本书中,那位小学教师已然提出了一个使人战栗的问题:“何以世界会是这样?难道这是社会的过错?……难道这不是人的过错吗?”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惑着雅克,特别是对他的革命信仰冲击得尤甚,正如面对历史的演变,它对安托万的绝大部分态度作了注脚一般。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些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这位作家。

    在社会活动的诸多矛盾中,没有一个不在《1914年之夏》中被那些可能有过多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对话体现出来。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暴力为正义事业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雅克和米托埃格两人的谈话中详细地讨论过几次。那位瑜伽信奉者和特派员的著名论断已被马丹·杜·加尔所利用。

    为更进一步深化处理革命的虚无主义,其面貌在梅耐斯太尔这个人物中,已经被孤立了。此人认为,在以人代替了神之后,无神论还应走得更远,应该把人也予以取消。在由谁来代替人的问题上,其回答是:“没有任何东西。”英国人帕特逊这样形容梅耐斯太尔:“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绝望者。”同所有以虚无主义态度走向革命的人一样,梅耐斯太尔执行的政策是最糟糕的政策。他毫不犹豫地把雅克从柏林带来的秘密文件一把火烧掉,而这些文件却是对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参谋部共谋的有力证据。如果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就有可能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从而便可能打退被梅耐斯太尔认为搞乱社会“最好的王牌”的那次战争。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马丹·杜·加尔的社会主义绝不那么天真,他还不至于相信,在一天早晨尽善尽美的世界会在历史上出现。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的疑惑也就是《年老的法兰西》里那位女小学教师的疑惑,这个疑惑触及人的本性。“他对人类的怜悯是无限的,他向人类奉献了全部的爱心,但那却无济于事,等于白费力气,他仍然对人的道德情操持怀疑态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根本性的疑惑却依然掩藏在爱心之下,并使他心灵的颤动变得最为温和。这种坦白的陈述打动了我们,因为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人能离开态度暧昧,必须坚持这种做法,以便可以避免历史真正动乱的冲击。在这方面,安托万给让·保罗留下一个双重性的劝告。一个是对待自由要谨慎小心,应该把它看做自己的义务,“不要让自己锋芒毕露,在黑暗中一个人摸索前进并非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相反地它是件好事。”另一个是,轻信则有风险:始终向前走,同大家一起,沿着同一条路,在黑暗中随着人群走,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是这样蹒跚着前进的,都是这样走向那个不可预见的未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向别人提供的劝告没有一条是肯定的。但这部作品却也向我们表达了勇气和与众不同的信仰。像安托万所做的那样,超越犹豫和不顾灾难地在冒险活动中孤注一掷,最终又回到对可怕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的赞扬上来。蒂博一家人对生活狂热的眷恋就是这种精神,它贯穿于整个作品中。父亲蒂博对待自己的日暮穷途是如此态度,他以自己的方式对自己行将死亡的拒绝,是一个典型,他出人意料的复活,他同死亡斗争的方式,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在这里怎么会不令人想到卡拉马佐夫式的对生存和享受的爱呢?用季米特里[142]悲观的话说就是“我太爱生活了,简直爱到厌恶的地步”。但生活并非那么高雅,季米特里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为了避免毁灭而采取各种办法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构成了历史的事实,也是它进步的动力,这也是他思想和他作品的一个现实。而这部著作正是诞生于力拒死亡,并与之斗争的那些著作中的一部。这种对死亡的极力排斥,这种对众生、对世界无比的眷恋,解释了马丹·杜·加尔所有作品中的粗暴和温情。由于肩负着对肉欲屈辱和享受的重压,他们不得不附着于他们出生的那种生活中。但一个巨大的宽容通过他们的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改变面貌并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安托万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始终比自己知道的要宽广。”一个生命,尽管它很低贱也很平庸,但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里总有理解它和宽容它的东西。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画幅的众多人物中,即使他们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基督教分子,哪怕他们的形象是最阴暗的,但也没有一个不是在哪怕一瞬间,都能表现出他们的慈善来。可能在马丹·杜·加尔的心目中,唯一的罪过就是排斥生活和谴责众生。人的价值不在于人是否能讲出多么动听的语言和占有多大的秘密,乃是在于他善于判断并能够宽恕。这里面便蕴藏着艺术的深奥的秘密,而这又是任何宣传手段和仇恨心理所无法利用的东西。同所有真正的创造者一样,马丹·杜·加尔对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抱有宽恕心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他的生命首先是斗争和战斗,但他却没有敌人。

    这部作品决定性的词汇,对一个作家来说,自托尔斯泰去世以后就很难写出来了,那就是仁慈。还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仁慈并非是起掩人耳目作用的那种“仁慈”,那种仁慈下面掩藏着冒牌的艺术家,在世人眼中是如此,同时它也向那些假艺术家掩盖了真正的世界。马丹·杜·加尔界定的某种资产阶级的仁慈乃是一种特殊而明智的品德,它能够宽恕好人身上的弱点,也能以其宽容的度量原谅坏人。这两种人同样归属于那种痛苦的并且有希望的人性。就这样,当雅克经过几年的出走回到家里之后,使得他行将死去的父亲非常激动,他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已病入膏肓的身体,这个从前在他眼里是压迫的象征的躯体,使他惊得手足无措:“突然,这个汗水淋漓的人把他惊呆了,以至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反应——一种本能的激动,一种原始的情感,这种情感大大超越了怜悯或怜爱,是一种人对人的利己主义的温情。”这样的描写,是一种艺术手法的真正体现,它没有同任何事情相脱离,它超越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矛盾,使人能在冥冥中体会它的内涵、痛苦、斗争和死亡,其共性是存在的。只有这种共性,才产生了欢乐和和解的共同性的希望。凡接受这种共性者,便会从中发现一种崇高的品德,一种忠诚,一种理智,他们可以接受他的疑虑,如果他是个艺术家,这也便是他艺术的深远源泉。人在这混乱和痛苦的一瞬间明白了,他应该一个人独自死去是错误的,应该所有的人和他同时去死,死于同样强烈的激荡中。在这个时候怎么能把一个人同大家分开?怎么会从此永远拒绝他这样高贵的生命,即使艺术家基于宽恕,人们基于正义就能够重新使他复活吗?在这里便存在着我曾经说过的现实的奥秘。但这却是唯一有价值的现实,即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把马丹·杜·加尔造就成一个宽恕而怀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我们永恒的同龄人。

    1955年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当时我年方二十,在阿尔及尔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它给我的震动,对我的影响以及对我许多朋友的影响,同《人间食粮》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冲击是相同的。但我们从《岛》中所得到的启示却是另一种范畴的。它使我们既赞扬、激动,又感到困惑。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从精神的绳索中解脱出来,也不需要为大地上的果实唱赞歌,它们就悬在树上,伸手可及,只需张口吃就是了。

    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悲惨和痛苦还是存在的,我们却干脆以我们青年人的热血,硬是不予理睬。我们觉得世界的现实,只存在于它的美中,只存在于它施予的欢乐之中。于是,我便生活在自我感觉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表面上,置身于色彩斑斓的花丛、海浪和大地的芳香之中。因此,《人间食粮》到来得是太过晚了,以及它们幸福的请柬也都姗姗来迟。我们放肆地自吹是幸福的人。相反地,我们应该稍微绕开一些我们所向往的那些东西,以便摆脱我们那种自以为是的粗俗态度。当然,如果那些阴沉的说教者在我们的海滩上散步,并向那里的人和使我们高兴的事情骂上一句,那么我们的反应肯定是粗暴的或者是讽刺挖苦的。我们需要更为机敏的教师,比如有那么一个人,他出生在大海的对岸,他也同我们一样喜欢阳光,喜欢明媚的景色,由他来向我们以一种难以描摹的语言说,所有这一切表面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但它们终究会消逝,因此必须以惋惜的心情来爱护它们。于是这对任何年龄都是伟大的主题,便立刻会像一件令人震惊的新鲜事物一样被我们记住。大海,阳光,各种面孔,同我们之间立刻便有了一个无形的堤坝,把我们同这一切隔开了,而且离我们愈来愈远,并且不断地使我们感到害怕。《岛》这本书就是如此,它使我们醒悟过来,使我们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文化。

    的确,这本书它并不否认感情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王国,但它也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它解释了我们年轻人的忧虑。我们过去盲目存在的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对事物的肯定,都是《岛》这本书中最美的篇幅中的一部分。格勒尼埃向我们讲述了它们那些使人不可忘却的情趣,却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它们转瞬即逝的本质。同样,也使我们明白了我们那种骤然出现的伤感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在贫瘠的土地上、阴沉的天底下,干着沉重的劳动,他会幻想着一片肥沃的土地,在那里,天空是晴朗的,面包是香甜的,这是他的向往。但那些生活在阳光明媚、山川秀丽的地方的人,也就无所求了。他们想象的就是另外的东西了。因此,北方人[143]就总想离开地中海海岸,或者想到阳光充足的沙漠里去,但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的人呢,他们能到哪里去?除非有那么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否则便没有地方可去了。格勒尼埃所描写的旅游,便是想象的旅游,看不见的旅游,是想象中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的旅游,正如梅尔维尔[144]通过另外的手法,在《星期二》中所想象的那种岛屿一样。在这些岛屿上,动物自由自在、自生自灭,人类也自由自在、自生自灭。港口在哪儿?这就是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大问号。这个问题只能找到一个间接的回答。格勒尼埃同梅尔维尔一样,以对绝对和虚幻的深思结束了他的旅行。在谈到印度时,他曾提起过港口的事,但却叫不出名字,也说不清地点,只知道是在另一个岛上,但却永远是在遥远的和荒僻的地方。

    此外还有,对于成长在传统宗教之外的一个青年人来说,要想探索或接近这样一个境地,只有用深深思考的办法。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并非不信神灵,诸如太阳、夜间、大海,等等,我都奉为神灵,但这些都是享乐之神,它们充斥于我的周围,但随后也便一无所有。我处于这样一个唯一的圈子内,但一到高兴起来也便把它们忘到脑后了。因此,必须有人传授我什么是神秘现象,什么是神圣的事情,是谁制造了人类,以及什么是行不通的爱,以便使我有一天能少一些傲慢态度,回到我那些自然的神灵身边。因此,我并不感谢他什么也不管,并且什么也不顾地向我提供这方面情况的坚决态度,反之倒是得益于他的那种带有犹豫不决色彩的态度。那种贯穿于《岛》全书的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心情,自我读到它的第一天起,我就非常欣赏并想模仿它。

    “我非常想独自一人到那么一个外国的城市,就我自己,而且身上一无所有。我在那里过着简陋的,甚至是悲惨的生活,但我却保守着秘密。”这段话就似音乐般使我陶醉,晚上,当我走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时,便常常背诵这些话。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踏上了一片全新的土地,觉得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四周围以高墙的花园,又好像经常围绕着我那座城市在走动,并且能嗅到一种看不见的忍冬花的香气,这就是我在无聊中所梦想的一切。但我并没有搞错,一座花园真的向我敞开了,里面的事情丰富多彩,这便是我所发现的艺术。有某种东西,某个人,在我身体内涌动,并且想开口讲话。这种新奇的现象,有时在读完一本简单的读物或者是一段对话之后,便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出现。有时一个句子在打开的书本上跳了出来,一句话便在房间里回响着,并且突然间围绕着这句话或者准确地说围绕着这个音符,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便都有了解决的头绪,杂乱无章的思绪就此结束。与此同时,甚至在此之前,作为对这种精美语言的回答,一首带点儿羞怯的歌曲,相当笨拙地在那个默默无闻的人的口中唱了出来。

    在我发现了《岛》这本书的那些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已经萌发了写作的冲动。但在读完这本书后,还没下决心要动笔写作。另外一些书也促进了我的这种决心,一旦把它们读完,也就忘却了。唯独这本书,在我读完它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始终留在我心中。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每当我想写些什么,或想说些什么时,《岛》这本书上的句子,或者作者在其他书上的句子,就会像我自己的句子一样顺手写出。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恼,相反地我倒很为自己庆幸,我觉得我比别人更需要感谢他,更需要有这样一位老师,并且还要继续热爱他,赞扬他,用我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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