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记得还是在1951年夏天你去香港前在长江公寓见了几次面，到现在已经31年了。在这中间，由于种种原因，不通音讯，姑姑处我也未曾去过。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以后不久，中美建立了邦交，听到一些亲友谈起你在美国加州，但还不知道你现在的住址。
1981年，我偶然在《文汇月刊》第十一期上看到一位署名“张葆辛”的作者写的一篇通讯，内容是关于你过去和现在一些情况……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就连忙辗转托在美国的亲友设法打听你的地址，直到现在才得知。
我从1952年起就一直在郊区教书，1977年调到这里教英语，到今年应该退休了，但是因学校缺英语教师，还要留用一年。叔在1953年已经去世，就剩后母一人，她现已将近八十岁。双眼已失明，生活靠小八舅（现在日本东京）每月汇款接济。我写这封信来，就是想通通信，因为年纪已老，不知还有见面的机会没有，你如想回国，倒还便当，如我想到国外来看你，实无此条件。国内情况比你走的时候好多了，政治上安定得多了，不像以前常常搞运动，人心惶惶，就是生活水平不如国外那样，你如有兴致，回来看看，倒也不坏。希望你能给我写封回信，匆此即祝。
身体健康！
弟 子静上 1982.8.10
收到弟弟的信我灰心丧气，这个弟弟也一直让我灰心丧气，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资助他。我那时身体每况愈下，又常常搬家，和他的通信是有一搭没一搭。但是我还是给他写了几封信，我告诉他：
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
有一阵我认为我活不过今年，好像是将死的人。将死的人是不算人的，这样说我想起赖雅，赖雅临死前那几年，虽然活着，但是不能算正常人，痛苦和扩大了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
给子静回完信后，我又搬了一次家，和他的联系就中断了。我不能过正常的生活，也就不能正常地和他交往，我的生活他们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我也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对于生活，我也没有任何计划，就是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迁移，有时候一个星期一次，最长也就是半个月。反正我没有多少东西，搬起来十分方便。那时候洛杉矶的汽车旅馆可真多，多得数不清，这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有一个不知好还是坏的习惯，喜欢在有声音的地方居住，再吵的声音我也不怕，什么汽车声、飞机声、机器的声音我都不在乎，照样能吃能睡。外面的声音吵我还不满足，平时在家，总是将电视机开着，把声音调到很大，大到把电话铃声都盖住了。也许我太寂寞了，寂寞的人总需要声音来陪伴——尽管这各种各样的声音与我无关。但是生活在噪声中，我也会获得一些安慰。毕竟，这是繁华热闹的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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