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随着狄仁杰、娄师德等宰相的相继离世，武则天发出了“朝堂空矣”的感叹。

    只要武周朝一天没有关门歇业，自己还是女皇，她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对于这一点，武则天从来没有怀疑过。

    她自从有了张氏兄弟的陪伴之后，心情虽然一度好转，但立储问题依然在耗磨着她日益衰竭的心力。随着一天天的衰老，武则天的幻灭感也越来越深重。

    武则天有时不安地感觉到，她的身边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即便是张昌宗，也常常给她带来难以言说的烦恼。她听到宫人们传来的密报，张昌宗在控鹤府与太平公主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更让她感到头痛的是，就连自己最宠爱的近侍之一上官婉儿也有了背叛她的迹象，一向对她无比忠诚的上官婉儿竟与张易之也有了私情……

    那些在她面前恭顺有加的朝臣也开始打起了官腔，玩起阳奉阴违那一套。

    而那些依然健在的老臣中，最让武则天感到失望的当属魏元忠。她曾经多次将魏元忠从生死关口拉了回来，对他可谓恩重如山，仁至义尽。可让武则天感到愤怒和不解的是，魏元忠不仅不图报答，相反一味违拗圣意，处处与她为难。

    在武则天看来，魏元忠不顾性命屡屡谏责自己，多少显得有些矫饰——他只不过是在替自己赚取一些“忠臣良相”的可怜的名声罢了。魏元忠算是武则天晚年的能臣，可以用文武兼备、敢说敢为来形容这个人。在武则天任用过的所有宰相中，此人应属上品。

    这时文臣集团与“二张”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如果“二张”能够有所收敛，肯安安生生地专门服侍武则天，那也没什么，最多只能算是女皇生活作风问题上的一道蕾丝花边。

    刚得到女皇宠幸时的“二张”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可是作为武则天最为宠信的两个男人，就算他们能够在权力面前淡定如处子，但那些对权力虎视眈眈之人，又怎会错失各种借梯登天的途径？

    武则天非常信任这两个散发着脂粉气的小男人，经常授意让他们处理政务。朝臣们私底下的唾沫非但没有将他们淹死，反而成为激发他们斗志的原动力。

    不要说大臣们拿“二张”没有办法，就是皇亲国戚在他们面前也是黯然失色。为了张氏兄弟，武则天不惜逼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自杀。既然皇族里有人在这件事上吃亏，其他人只有吸取教训。于是李显、李旦、太平公主都千方百计想着法儿哄张氏兄弟开心。

    兄妹三人私底下合计，只要张氏兄弟开心，武则天就会龙颜大悦；武则天心情好，他们这些做儿女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长安元年（701）十月三日，武则天离开神都洛阳，以二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近五百公里的行程，抵达长安。

    早在显庆二年（657），唐高宗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又迁都洛阳。

    而武则天这一次离开洛阳并非临时起意，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她都留在长安。当年，武则天成为皇后，借着长安后宫有恶鬼出没传言，要求高宗迁都洛阳。武则天迁都有她自己的想法，长安是李唐旧势力的地盘，为了自己培育的新势力能够迅速扩张，武则天认为长安不是理想的执政场所。

    在此之后的二十余年里，武则天虽然有几次随高宗皇帝返回长安，但只是短时间停留。大周帝国成立之后，武则天正式以洛阳为都城，再也没有去过已成为陪都的长安。

    可是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武则天却突然前往长安，这让朝臣们大感困惑。太子李显一家内心的怨恨难以平复；而武家因为武延基被杀，也心怀不满。朝臣们早就对张氏兄弟非常反感，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他们的反感更为强烈。在“二张”看来，只要他们一句话，就算是金枝玉叶的亲王、郡主也可以说杀就杀。

    他们在感受着武则天带给他们的皇恩浩荡时，也不免心有不安。朝臣们的不满情绪就像是一场“无声的责难”包围着他们。

    武则天显然发觉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情绪上的变化，然后再以此推测朝臣们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于是她希望能够通过改变环境来舒缓朝堂内外弥漫的紧张气氛，所以才想到返回长安。她也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再亲眼看一次长安，那里埋葬着自己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也埋葬着自己的真相与谎言。武则天离开洛阳，是在处死皇孙、孙女一个月后起程的。

    回到久违的长安，武则天定居于含元宫，随后又将其更名为大明宫。此处原来就称大明宫，这时等于又恢复了旧日的名称。或许是迁回昔日自己的发奋之地，原本精神上已略显疲态的武则天很快又恢复了以前的明快果断。当武则天和她的朝廷移往长安期间，突厥与吐蕃开始频频侵扰边境。

    为了应对局势，唤醒人们李唐皇族血液里的尚武精神，长安二年（702）正月，武则天颁下了创设武科举的敕命。为了向天下人传递自己的尚武意图，武则天亲自登上门楼，现场选拔武举人。

    武科举的科目有骑射、马战、步射、举重等诸般武艺。分别规定等级，及格者才能参加才貌的考试。身为一个武士需要具备堂堂的威仪，所以身高六尺以上是必备标准。其次，和文科举一样，武科举录用的人才也要有辩才以及军队统帅应有的外形条件。

    在文重于武的传统里，提到科举，是专指文科举而言的，各代的武科举都没有受到重视。包括武则天的大周帝国时代在内，原则上都是“出将入相”。正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帝国边境一旦吃紧，那些宰相往往会摇身一变成为将军，带兵远征。凡是万军之统帅，必须有《孙子》《六韬》等兵法的修养以及明晰的头脑，并且擅长战略、战术。当时的武科举，并没有设置与文才有关的考试，所以录用的武科举人才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

    李重润和永泰郡主的死，一度让太子李显与韦妃陷入恐慌与无措。他们虽然痛恨张氏兄弟，但多年的流放生涯让他们早就习惯了忍气吞声。在冷峻肃杀的现实面前，他们就像是后宫里栽种的植物，沉默地面对命运强加于他们的一切。

    身为太子的李显比谁都清楚，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回到长安之后，至少从表面上看，“二张”的势力非但没有衰减的迹象，反而一路高升。习惯于见风使舵的朝臣们围绕着兄弟二人举行的宴会，一次比一次豪华奢靡。

    太子李显一家人的不安，不仅波及相王李旦，连一向以豪放知名的太平公主也受到了影响。兄妹三人经常私下里商量种种对策，以应对当下的局面。他们搞不清楚“二张”会在武则天面前说些什么坏话，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张氏兄弟，他们能够想象得到，武则天将会给予他们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

    长安二年（702）八月，李显兄妹三人联名上书，请武则天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驳回了他们的请求，虽然说自己宠幸“二张”，但并不代表就要给他们封王，她也要考虑影响。武则天越是拒绝，李显兄妹越是认为她在找一个更为合适的理由和借口。等到《三教珠英》编辑完成之日，兄妹三人再次上书。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才顺势将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赐爵为邺国公。

    这两件事原来是不相干的，可是武则天却巧妙地将两者糅合于一处。在朝臣们看来，武则天好像是为了表彰张氏兄弟编辑《三教珠英》有功，才将张昌宗封为邺国公。

    在朝堂上，《三教珠英》并没有受到朝臣们的特别关注，但张昌宗的邺国公头衔，却让许多人为之侧目。自从皇孙李重润、继魏王武延基、永泰郡主死后，张氏兄弟也一改往日油头粉面的面首形象，努力结交那些知名文士，从事丛书的编撰。

    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人，皆依附于张易之门下。就连那些青年士子，也有许多人是出自于张易之府门，他们将武则天的面首视为自己的宗师。此外，负有才名的殿中侍御史郑偣、冉祖雍、光禄丞宋之逊等人，也成了张易之的党羽。

    张易之、张昌宗的出现让日渐老去的武则天得到新的欢愉，此时的她需要的是男人的臂弯，在疲倦的时候可以依偎。武则天之所以如此，只是从精神上蔓延出来的一种否定衰老的意念。

    “二张”也准确把握了这种意念，他们把自己转化为一道清冽的溪泉，滋润着老妇人那日渐枯竭的心灵。

    2

    人生像是一场循环游戏，老人与孩子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武则天对“二张”的依赖，又何尝不是一种孩童似的依恋。他们在一起，时时会无休地讲着稚气的、可笑的民间神话。有时，他们会在女皇帝的怀中睡着，同样，女皇也会在他们的依偎中沉沉睡去。

    由于接近，也由于几乎是全部的时间在一起，“二张”自然而然地会接触到朝中政事，他们有时会和上官婉儿一起协助武则天处理事务，他们无意间会看到许多密件。

    有不少密件是和他们兄弟有关的，“二张”从来不为自己作解释，也从来不避讳人们对自己的攻击，好像那些密件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将张昌宗赐爵为邺国公，也是由此而来的。武则天以为爵位能够保障情人的地位。爵位，再加上接触到大政的机密，张昌宗自然而然会为自己布下一场棋局，夏宫侍郎韦承庆、凤阁侍郎崔神庆、侍御史房融，也就势投向“二张”集团。每一个政治集团的建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张氏兄弟运用他们的权位，进行得却很顺利。

    不用说那些用屁股指挥脑袋的朝中大臣，就连太子和公主都要争着抢着巴结张氏兄弟。为了能够在仕途上有所斩获，那些习惯了见风使舵的朝臣早就顾不得读书人的颜面。就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琢磨着如何攀附“二张”之时，也有人在寻找机会想要将“二张”拉下马。

    朝廷中，昔日由狄仁杰引进之人以及由武则天自行识拔之人，渐渐地结合成了一个反对张易之兄弟的集团。

    在过去，这一集团的斗争目标主要针对武氏一族人和其他的新进氏族。现在他们改变了斗争的方略，希望将围绕于武则天身边的核心人物逐个击破，先要集中对付“二张”。

    由肃政中丞入为同平章事的魏元忠，结合凤阁舍人张说、宋璟，侍御史张廷珪，左史刘知几，正谏大夫朱敬则以及充司礼监的高戬，成为反对张氏兄弟的先锋。这时候，狄仁杰等首辅大臣相继离世，宰相班子中很少再有比魏元忠更有威信的了。

    对于武则天宠幸“二张”这件事，魏元忠表现得比其他朝臣更为激烈，这完全是性格使然。他生来是一个暴脾气，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魏元忠是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人，当太学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性格刚直之人，从来不去跑关系走后门，做买官要官的事，因而多年未得征用。当时有左史江融，写了一本《九州设险图》，备述古今用兵成败之事。魏元忠从其学，由于学习刻苦，天赋又好，终于成就了一位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文人。

    他与娄师德、裴行俭相类似，都走文武兼备之路。

    仪凤年间，吐蕃侵扰，他向朝廷投密信言事，长篇数千言表现其雄才大略。他历数前朝治乱与君主用人的关系，也大胆地指出本朝用人和赏罚的得失，尤其论述了对吐蕃作战的应有方略。其论宏阔，大气磅礴，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他的表现很快得到了高宗和武则天的赏识，授秘书省正字之职，入值中书省。不久，又迁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在平定徐敬业之乱中，武则天让他担任李孝逸军的监军。武则天对他认识极准，魏元忠果然极有军事才能，给李孝逸献计无不成功。平乱之军能不失时机地进军，迅速取得胜利，和魏元忠的献策关系极大。

    魏元忠就此立下汗马功劳，也表现了他非凡的军事天才和果勇的作风。平乱后因功授司业正，不久迁洛阳令。当时酷吏横行，他先后数度受害，首次入狱因平叛有功，被武则天救下，流放岭南。一年多后刚被召回任御史中丞，又被来俊臣拘陷。面对屠刀他依然神色自若，毫无畏惧之色，这次又被武则天在刀口豁免，流放费州。

    后来他又被重新起用为中丞，不到一年被酷吏侯思止陷害，结果又一次被投进大狱，在狱中大骂酷吏侯思止不止。

    武则天爱惜他是一个人才，仍然没有杀他，将其流放于外地。酷吏垮台后，武则天再一次恢复了他的官职。武则天对魏元忠屡次被卷入重案而不解，问他原因。他委婉地回答，自己身为头鹿，酷吏欲烹美羹，所以才会屡屡遭到迫害。

    一个人在官场上如过山车似的这么来回折腾，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按道理说，他的内心也应该能够做到云卷云舒、宠辱不惊了。可所有的经历对魏元忠来说，最后都没有转化为内心的城府。要想将一个性格刚猛之人修炼为彻头彻尾的官场上的圆滑之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圣历二年（698），武则天升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并命他为检校并州长史，任天兵行军大总管，让他防御突厥。同时又将其迁升为左肃政台御史大夫，检校各州长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成为出将入相的权要。

    魏元忠与狄仁杰相比较，缺乏后者的机智和通融，因此治理政务军务、对上对下，可以说刚猛有余，而柔韧不足。如果他能够像狄仁杰那样懂得官场的变通之术，四两拨千斤地处理矛盾，他应该可以走得更高。

    可惜他没有选择走别人的路，而是依然走自己的路。

    魏元忠与狄仁杰都是高宗朝后期帝国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人物。魏元忠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中立了功，狄仁杰则在宁州及豫州刺史任上有着良好的表现。

    狄仁杰官至宰相，魏元忠则是御史中丞。他们都曾经受过酷吏的残酷迫害，魏元忠被迫害的次数尤其多，连武则天也称其“累负谤铄”。恐怖政治结束后，他们都在相近的时间内被起用。起用后，都曾经做过副元帅。

    二人的政治经历虽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在性格上却大为不同。狄仁杰属于刚中带柔型，而魏元忠则是刚烈有余。当年魏元忠被酷吏侯思止逼迫时，毫无惧色与之周旋，甚至说出决绝之言。他说：“你要我魏某人的头颅，只须拿锯子来锯就好，何必强迫我认罪。”

    武则天对二人的信任程度也不在一个层面上，狄仁杰死后，武则天不由发出“朝堂空矣”的感慨之言。其实若论才能，魏元忠不在狄仁杰之下，这一点武则天也是心知肚明的，可她为何会说出朝堂无人之类的话？一是表现了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依赖之情；二是表现了武则天对朝中无人可用这样一种局面的失望情绪。

    武则天谋求治国人才时，只是征求了狄仁杰的意见，而避开了魏元忠，这说明武则天对魏元忠并不十分倚重。

    久视元年（700），也就是狄仁杰离世这一年，魏元忠年仅六十三岁，而狄仁杰推荐的张柬之已经七十五岁。在正常情况下，狄仁杰故去之后，魏元忠应是主持朝政最为合适的人选，但狄仁杰却没有推荐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狄仁杰已察知武则天对魏元忠并不十分信任。如果他极力推荐魏元忠，难免会引起武则天的猜疑。于是，狄仁杰才会挑出一个名望和资历都不及魏元忠的张柬之。

    就与“二张”的关系而论，魏元忠与狄仁杰也大有不同。狄仁杰有时为了顾全大局，对“二张”持虚与委蛇的态度。魏元忠则不然，他毫不掩饰对“二张”的敌视态度，并大张旗鼓地与他们进行斗争。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态度。可是在武则天看来，反对她所宠幸的男人，就是反对她这个女皇。

    狄仁杰和魏元忠都曾经劝谏过武则天，但却收到了不一样的效果。结果成全了狄仁杰一世良相的美名，而魏元忠却捞了个一根筋的称呼。

    对于宠信“二张”这件事，不同之人有不同的解读。狄仁杰等忠于李唐的旧臣们看到，武则天还是能正确处理为政与自己私生活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宠“二张”而耽误了政务，当然也不会因为朝政而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尤其能让狄仁杰等人可以接受的是，这时候的武则天已是高龄，高宗离世十几年，身为万乘之君，她毕竟是一个孤独的老妇人。日光之下，她用权力将自己武装到“牙齿”，可是等到黑夜降临，附着于人身上的那些身份符号逐渐隐去，孤独感像是万虫噬心。

    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养几个宠伴，打发一下晚年的寂寞时光，又能算什么事呢？

    作为一个帝王，三宫六院、佳丽三千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想一想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大臣们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女皇毕竟也是皇帝，作为皇帝难道就不能有几个男宠？总而言之，作为武则天所信任的股肱大臣，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换位思考，应该有所理解。

    狄仁杰虽然也经常找机会劝谏武则天，但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武则天能够理解老臣们心中所想，也能够分清现实的重点，君臣关系多年来还算融洽。所以狄仁杰去世时，武则天才会当着众官员的面，大哭不止。一代铁血女皇，也是血肉之躯。

    尤其让大臣们感到高兴的是，晚年的武则天性格变得温柔而有趣。大小事任你劝谏，也不再动气发火。即使是关于“二张”的劝谏，只要不是当面冲撞让她下不了台，她也能坦然接受。如宰相韦安石，就曾经当着武则天的面，逐走“二张”的友人四川宋霸子等商人。

    武则天非但没有加罪，还表扬韦安石能够秉公执法，敢于直言相谏，这种风度让在场的官员无不为之叹服。

    3

    狄仁杰死后，面对空荡荡的朝堂，武则天的政治热情锐减。其实朝堂并没有如武则天所言的那样“朝堂空矣”，其实还有不少可堪大用的贤良之才。可是对于武则天而言，狄仁杰之后再无狄仁杰，没有一个让她可以放心地将政治权柄交于他手的宰相了。

    武则天不得不每天临朝勤政，身心也极度疲倦。连皇帝都厌倦于朝政，就更不用说那些朝臣，朝堂上的气氛也随之松懈下来。虽然偶尔还会有突厥及吐蕃侵扰边境，但很快就不了了之。朝臣们最为担心的皇嗣问题也慢慢安定下来，近来也没有造反或忤逆事件发生，君臣好像都沉浸于“太平盛世”的慵懒气氛之中。

    就在这表面上太平无事的时期，武则天的内心却感觉无比空虚。有张昌宗、张易之陪侍的内宫宴会，比以前更热闹，也更加频繁。在宠幸“二张”这件事上，魏元忠与武则天之间再度爆发了正面冲突，魏元忠让九死一生的自己又死了一回。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次与“二张”兄弟有关的人事安排，在这次人事安排会议上，武则天事先就已经内定了张易之的兄弟、歧州刺史张昌期为雍州长史。

    既然内定，就不需要再摆到台面上来商议。可武则天还是把这件事拿到朝堂上来征求宰相们的意见，这等于把球又踢给了宰相们。

    武则天都已经默许的事，拿出来讨论不过是走走过场。宰相们都清楚官场上的潜规则，无人提出反对意见。可魏元忠却不吃这一套，既然是廷议，那就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于是，他上前发出了一句与其他人不同的声音，他说：“张昌期不配当长史！”

    这句话虽然让人感到震惊，但并不令人意外。震惊是因为魏元忠得罪之人是“二张”，对抗之人是当今圣上；不意外，是因为这句话出自魏元忠之口。

    武则天问其原因，魏元忠回答：“张昌期不懂政事，以前任职歧州，当地农户都跑光了。雍州是京畿地区，事务重大，薛季昶精明强干，应当由他来担任。”魏元忠所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说的是事实情况，句句在理。武则天只得中止对张昌期的任命，改派薛季昶为雍州长史。

    如果不是性格因素，武则天还是很看重魏元忠的。武则天重用了他推荐的薛季昶，让薛季昶做右御史台谏议大夫，充山东道防御大使，节制幽、沧、瀛、定、桓等州诸军，以防突厥。

    武则天这么做，让魏元忠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自己在武则天心目中还是有足够分量的，自己还可以实现更多的想法。于是魏元忠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向武则天面奏：“魏元忠蒙皇上和先帝看得起，屡受皇恩。今天武皇您又让我位极人臣，当上宰相。我压力很大，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让我惭愧的是没有尽到一个宰相的责任（尽忠死节），让一些小人亲近皇上，这是我的罪过啊！”

    武则天和大臣们心里也都清楚，魏元忠这句话的矛头直指武则天身边的那两个跳梁小丑。朝臣们并不惊讶，因为这已经不是魏元忠第一次这么做。

    当初魏元忠还是洛阳长史的时候，就不将张氏兄弟放在眼里。当时洛阳县令张昌仪仗着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每次到都督府都直接往长史的办公室闯。魏元忠当了洛州长史后，张昌仪还想那么嚣张，结果被魏元忠当面呵斥出去，让他规规矩矩地到院子站着听候指示去了。

    有一次，张易之的奴仆在街头行凶，结果被魏元忠抓到，直接就给乱棍打死了。当年尚且无惧二人，如今当了宰相之后，就更没有必要怕他们。

    武则天显然很不高兴，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她的眉头却紧锁起来。

    张易之兄弟见魏元忠揪往他们不放，更拿出了“尽忠死节”的架势要和他们缠斗到底，别看二人平日里活得尊贵无比，也乐得逍遥自在，可谁又能真正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却暗藏着深刻的危机感。

    张氏兄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和魏元忠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更不可能同殿称臣。他们总有一天会走上角斗场，你死我活才是最终的结局。在“二张”愤怒的情绪背后，还有一层深深的恐惧。他们的风光来自于武则天，附着于武则天，然而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八十岁，随时都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能。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他们会不会如同失去父母的孤儿般被抛弃在这冰冷的后宫？答案是肯定的。

    更何况，现在武则天依然健在，魏元忠这个老儿又死死地盯着他们，像一只饥饿的狼随时扑上来用尖锐的爪子将他们撕个粉碎。如果想要摆脱这种恐惧，他们就要尽快抢得先机，以除掉这个让他们夜夜做噩梦的魏元忠。

    他们心里也清楚，不光是以魏元忠为首的朝臣们有生吃他们的心，就连李唐皇室和武家那些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魏元忠既是宰相，又是太子左庶子，算是东宫的僚属，与太子交情匪浅。

    “二张”兄弟已经通过武则天的手间接杀死了太子的一双儿女，太子又怎能不恨他们？万一太子有朝一日当了皇帝，魏元忠是他东宫的官僚，肯定还得当宰相，到那时君臣两个都看不上我们，日子还怎么过啊？干脆制造一个案子，将魏元忠给拖进来，顺便也把太子拖下水，一箭双雕。

    他们决定借武则天之手先除掉魏元忠。可是魏元忠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有智慧、有功劳、有资历，还有两次在鬼门关前大难不死的经历。既然台面上除不掉他，那就只有在背后找机会。作为武则天的枕边人，想要除掉敌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元忠以前对“二张”的攻击，仅限于他们的家奴或堂兄弟，如张昌期之流，并没有直接针对“二张”本人，“二张”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是这次与往日不同，魏元忠直指他们是君王身边的小人，大有清君侧的意思。这样的严厉措辞让“二张”无法忍受。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不得不采取报复行为。

    4

    长安三年（703），逐渐老去的武则天，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武则天的身体正在逐渐迟钝僵化，精力也在一天天地衰退，可一颗帝王之心仍在跃动不已。这注定了她仍舍不得放手对整个帝国的掌控。如果说权力是毒药，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解药。

    这一天，武则天正躺在龙床上闭目养神，只有“二张”环伺在侧。张昌宗一直处于不安静的状态，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这一切又怎能逃过武则天的眼睛。

    “六郎，有什么心事说出来让朕也听听。”武则天说道。

    张昌宗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武则天说：“魏元忠凌强欺弱，皇上还以为他是我武周朝的能臣大贤，屡屡袒护于他。如今养虎成患，这个贼子终于露出反状来了。”

    一听有反状，武则天的手不由抖动了一下，她赶紧抓住张昌宗的手，急促不安地问道：“何来反状？谁人谋反？”

    张昌宗知道，普通的政治事件已经无法刺激武则天困顿麻木的神经，唯有谋反才能起到作用。他故意卖了个关子，然后才缓缓道来：“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密谋，‘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

    不听则已，一听此言，武则天再也无法安神静气。她微闭的双眼突然变得神目如电，杀机浮现。她说：“魏元忠数度流配，朕不以为责，又数度将其召回朝堂，委以重任，何又负朕如此深？”

    武则天最痛恨的就是谋逆这档子事，魏元忠性格刚烈，敢做敢当，又对她宠幸“二张”之事耿耿于怀，听到张昌宗的密报，不由不信，她便对魏元忠产生了警惕之心。作为帝王，武则天对魏元忠这样的下属始终是爱恨交织。朝堂之事的确需要仰仗于他们，因为他们的执政才能要超出一般的官员。但他们又让她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也的确有个性。

    魏元忠是文武兼备之臣，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威望也很高，可以说是百官之首。如果真像张氏兄弟所说，他要发动叛乱，祸起萧墙，那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魏元忠和“二张”较劲，这是朝堂内人人都能看出来的。“二张”陷害魏元忠，也算是正常的权斗。至于司礼丞高戬被拉进来，也不是无缘无故。高戬是因为经常有事没事训责自己的属下张同休（“二张”的哥哥），因而得罪了“二张”。打狗还得看主人面，由此可见这兄弟几人在高戬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高戬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的情人。

    张昌宗的话让武则天再也没有心思休息，这件事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她下令先将魏元忠和高戬控制住，这一次她要亲自审问。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尤其是对待魏元忠这样的重臣更要慎之又慎。武则天要求“二张”与他们明天当庭对质，这让“二张”多少有些意外。他们以为，武则天会将魏元忠和高戬直接定案下狱，因为以前类似的冤狱太多。

    次日辰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御审就准时开始了。朝堂之上，武则天一脸的威严肃穆，端坐于龙椅之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诸位宰相分坐两旁。

    御审先由张昌宗站出来指证：某年某月某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元忠到礼部视察，司礼丞高戬负责接待，俩人立于司礼府的二楼上，指点着皇城说出了那句大逆不道之言：“主上老矣。吾属当挟皇太子。可谓耐久。”

    对武则天来说，没有比“年老”或“退位”此类言语，更让她心有所忌的了。更何况，如果这番话是实，那么他们此种商议，正是要鼓动太子李显篡夺天子大位。再联想到平日，魏元忠经常说出的那些带刺的话语，和对张氏兄弟过分露骨的攻击，更何况魏元忠本来就是一个执着如铁的硬汉，这种事也并非不可能。

    张昌宗的这番诬告之言，让武则天陷入到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当中。

    永昌元年（689），魏玄同与裴炎结交，时人就将他们的关系形容为“耐久朋”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裴、魏二人因此组成了政治上的小集团，阴谋颠覆武则天的临朝称制，企图将李旦推上皇帝宝座。

    后来，酷吏周兴诬陷魏玄同，说他在私下与裴炎说过：“太后老矣，须复皇嗣。”武则天听后大怒，于是将其赐死于家中。

    魏元忠显然也想到了当年这件血案，他死死地盯着张昌宗，恨不得冲上前去扼住对方的喉咙。此时的魏元忠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白发皓首，性情耿直。自从太学生时代起，他就是一个不畏强权的汉子，不管是面对何等权贵势力，他都会坚持自己内心的信念。更何况，他有平定徐敬业之乱以及对突厥、吐蕃之战立下的赫赫战功。

    在酷吏横行之时，他屡受诬告，就算是被判了死刑绑缚刑场，面对刽子手的血腥刀锋，他也能泰然自若。由于敕命，得以保全性命流放边地，他也能忍受苦难。如今登上宰相宝座，出将入相，却要以老迈之躯对抗女皇身边年轻而妖媚的张氏兄弟。

    “二张”在这里同样用了“耐久朋”，将魏元忠的名字，巧妙地与裴炎联系在了一起。将魏元忠与裴炎画上等号，很符合武则天对魏元忠的印象。武则天曾称裴炎为“受遗诏伉扈难制”的老臣，而魏元忠也是一位口口声声自称“臣承先帝顾眄，受陛下厚恩”的倔强老臣。

    被“二张”指控的另一人物是高戬，他是太平公主的情夫。“二张”的指控名义上指向魏元忠与高戬，但牵涉到的还有太子李显与太平公主二人。牵涉到的人物，比起被指控的人重要得多。在这里，让人隐约可见武三思的黑手。

    “二张”一口咬定魏元忠、高戬说了那句忤逆之话。魏、高二人就矢口否认。一时之间，双方唇枪舌剑。本来就是没影子的事，想要坐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二张”现在是借武三思的头脑进行思考，对于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族人来说，如果魏元忠“驱张”成功，自己夺取储位的图谋将更加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定下反客为主的计策，污蔑魏元忠等企图抬出李显，强迫武则天退位。

    武则天对李显、李旦兄弟，早就有一种疑惧心理。这种心理，时强时弱。弱时，母爱就会流露出来，李派的意见就能听得进去，恐怖政治就不容易再演；强时，仇恨之心随之复苏，武派的意见就会占据上风，恐怖政治便得以趁机出笼，李显的储位就难以稳定。

    所以，“驱张”和“反驱张”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李显的储位问题。

    虽然张昌宗和张易之无中生有，但他们打的却是有准备之仗。他们推出了一个证人，这个人就是张说，一个在仕途上有着无限光明前景的年轻人。在此之前，二人就找到了凤阁舍人张说，许予高官，让他出来做伪证。

    张说是个年轻官员，又是奉宸府的成员，平时同张氏兄弟关系很好，加上有高官引诱，就同意站出来作伪证。当二张提出让张说出来做证时，武则天点头同意，当即传令让张说上殿对证。

    张说，字道济，祖籍范阳，后举家迁徙至河南洛阳，他是垂拱四年武则天殿试录取的第一名。王孝杰讨伐契丹，张说在王孝杰军中充任管记。王孝杰兵败，张说来到洛阳，向武则天奏明失利经过。契丹南犯，张说又随武懿宗出征。武懿宗声名狼藉，张说还专门著《论神兵军大总管功状》，为其开脱。

    武则天对张说还是很欣赏的。现在“二张”兄弟提出他这么一个证人就是想让谎言成为事实。其实张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那就是《三教珠英》编委会的成员。由此可见，张说是张氏兄弟的人，又很得武则天的信任。

    张说是个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擅长写诗赋文。三十五六岁的他就当上了凤阁舍人。

    当时场面相当严肃，武则天亲自主持这次对质，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诸宰相在一边旁听。此时的宰相有苏味道、李迥秀、韦安石、李峤、朱敬则等人。

    苏味道是著名的骑墙派，当时号为“模棱手”。李迥秀则是“二张”母亲臧氏的情夫，李峤则是个滑头的文人。宰相中间，比较正直的只有韦安石和朱敬则二人。

    一大群朝臣，站在殿外玉阶下边，在等候对质的结果。

    张说此时也站在殿外玉阶下，内心惶恐不已。当他正要上殿的时候，一些正派的朝臣拦住了他，陈说利害，解析忠奸，让他不要做出卖灵魂的事。

    张说的同事，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首先开口。宋璟举进士时，只有十六七岁，从高宗朝末至武周中期，他在政治上均无所表现，他一生的重大表现，便是从这次对质事件开始。

    宋璟对张说说道：“道济啊，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苛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

    这是在告诉张说，一个人的名节最重要，你可以欺骗人，但是你不能欺骗鬼神，你做什么事，鬼神都在那儿看着呢。所以啊，你千万不能党附奸佞，来陷害正人。如果你因为这件事得罪了皇帝，即使被流放边疆，那也是很荣耀的事啊。

    左史刘知几也劝说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刘知几是当时的史学家，这句话等于在威胁张说，笔杆子在我这儿掌握着。如果你要敢做对不起魏元忠的事，我就用白纸黑字将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你遗臭万年。

    劝说张说的还有殿中侍御使张廷珪，他用《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来劝勉张说。

    这些官员你一言我一语，使张说大受刺激，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张说内心纠结着就进殿了，武则天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说半天没有说话，他不说话，魏元忠沉不住气了，就冲着他嚷起来：“张说，你小子也想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吗？”

    张说皱了皱眉头说：“魏公，你还好歹还是个宰相，怎么像个街头巷尾的市井小人？”

    他这么一说，张昌宗急了，指着张说道：“你说啊，那天你听见什么来着？你快说啊！”

    张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看着武则天说：“陛下啊，您看今天这场面，张昌宗在您面前尚且如此逼迫于我，可见在背后他得多嚣张啊！今天当着您的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得说一句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见魏元忠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那都是张昌宗在逼我做伪证！”

    张说的话一出口，朝堂之上瞬间就炸开了锅。“二张”不由得气急败坏，指着张说对武则天喊道：“武皇，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刚才还说张说可以为自己做证，现在又说他跟魏元忠一起谋反，这也太儿戏了。

    武则天对“二张”的表现也不满意，就追问张易之兄弟：“你们凭什么说张说和魏元忠一起谋反啊？”

    这一句话本来是张氏兄弟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还没来得及细细琢磨。

    但张说的临阵倒戈，并没有让张易之、张昌宗乱了阵脚。要不怎么说张氏兄弟能成为武则天身边的宠儿，其他控鹤府的文人只能写一些歌功颂德的应景文章呢。

    张易之说：“我曾经亲耳听到张说跟魏元忠说，您就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那伊尹是什么人啊？伊尹流放了自己的主君太甲。周公是什么人呢？周公长期摄政把主君都给抛到一边去了。张说这么说不就是和魏元忠一块儿谋反吗？”

    张说听着张易之的解释，脸上并无愤然之色。等到张易之说完，张说不紧不慢地奏道：“陛下，当年您任命魏元忠当宰相的时候，我前往祝贺，确实勉励他要向伊尹和周公学习。我为什么让他们学习伊尹和周公呢？因为伊尹辅佐商汤成就商朝的霸业；而周公呢，他是辅佐周朝的几代君王成就周朝的霸业，这都是千古忠臣啊。陛下任命宰相，要是不让他们学伊尹和周公，您还让他们学谁啊？我这样说有什么错吗？”

    张说的一番话，让张氏兄弟哑口无言，于是他越发起劲，继续道：“我又怎会不知道‘二张’今日气焰熏天？如果我依附他们，就可以当上宰相，而如果我同情魏元忠的话，可能马上就要人头落地。可是神明在上，我张说不敢附和小人。”

    如果不是在朝堂之上，估计此时早就掌声四起，欢呼声一片了。

    张说的表现的确超出了宋璟等人对他的期望。估计连张说自己都忘了是应张氏兄弟之邀来给他们做伪证的，临阵倒戈，让对方防不胜防。

    武则天这时候已经看出了端倪，自己的两个小情人被朝臣们耍了。张说这种做法让武则天的心里很不痛快。她看着张氏兄弟在群臣的围攻之下左支右绌，觉得自己的权威也受到了某种挑衅。一个皇帝如果连自己所宠爱的人都保护不了，那么还不如退位。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谁都知道是张昌宗在诬陷魏元忠等人了。

    武则天实在看不下去了，她也看出张氏兄弟是在诬陷魏元忠，可她还是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张说反复无常，称魏元忠为伊、周，在张易之面前又说他谋反；先说魏元忠反，又说张易之诬陷，应该把张说和魏元忠押起来一起审讯。

    隔了几日，武则天又将张说从牢里拉出来审问，张说仍然梗着脖子不改旧词。武则天不禁恼羞成怒，即命诸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同审理此案。

    武懿宗见女皇已八十多岁的高龄，浑身是病，朝不保夕，在皇位上也待不了多久了。在诸宰相的有意暗示下，武懿宗不免为自己的将来着想，也不敢动粗的，升堂问了几回，见问不出什么新东西，仍旧把案子往上一推了事。

    张说横下一条心，打死都不改口供，怎么问还是坚持说魏元忠不反，是“二张”兄弟诬陷。

    在这次事件中，如果说张说自身的正直、勇敢等美德是产生反应的化学品的话，那么宋璟等人激励的话就是催化剂，这次化学反应的结果彻底打乱了“二张”的计划，不光救了魏元忠，也成就了张说的美名。

    在这次事件中，宋璟等朝中重臣抱团与“二张”对抗，可见人心所向。

    5

    朝堂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重，急需有人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吹进一些清新的风。就在此时，有人提出“皇上应尽早让位于太子”的想法。虽然每个人的心头都有着共同的期许，渴望李唐的复国梦想早日实现，可是百官之中，还没有人敢把这件事说出来。

    正谏大夫朱敬则首先递上奏章为魏元忠、张说申诉。与平民相差无几的从九品官员苏安恒也递上了奏章。奏章的内容让朝臣们大吃一惊，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这么想的，可最后还是被从未列入考虑的人占了先机。

    苏安恒来自于习艺馆（当初称为内文学馆），馆内的内教博士是从九品下，是流内官的最低一级，一般朝臣对他们总有几分轻视。

    如此有分量的奏疏，却被他们占得先机，这让大部分朝臣感到羞愧难当。

    同样是奏章，同样是为魏元忠等人申诉，苏安恒的奏章要比朱敬则的奏章来得更加猛烈。朱敬则的奏章主要是说魏元忠忠诚正直，张说也没犯什么罪，如果处罚他们，会让天下人失望。

    苏安恒的奏章就激烈得多，对魏元忠的问题一带而过，矛头直指武曌本人以及张易之，说武则天刚登基的时候还像个纳谏的样子，晚年只喜欢那些说好话的人。忠臣们畏惧于张易之等人在朝堂不敢说话，私下里都很愤怒，而且赋税徭役太多使得老百姓精疲力竭，听信谗言、独裁专断使得赏罚失当，弄不好就要引起政变。

    苏安恒来自于后宫习艺馆，他却突然上奏劝告武则天主动让位于太子李显。这道奏疏犹如一道晴天霹雳，重重地震响于每个人的心头。张易之这帮人看到苏安恒的奏章之后也是勃然大怒，都劝武则天杀掉苏安恒。此前，苏安恒要求武则天返政于太子的奏章写得也是锋利如刀，武则天终究还是没有杀他。

    一个从九品的内官，为什么会有此突发性的谏言？事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受人唆使，也就是说此举是他的一种自发性行为。武则天在阅完奏文之后，并没有如朝臣们所想象的那般愤怒，更多的是发自心底的震惊。

    狄仁杰死后，所有的朝臣都摆出了明哲保身的姿态。在这种情形下，竟然有一个区区从九品的内官，敢于站出来挑战圣威，勇敢地上陈“逆耳”的忠言。

    武则天私下召见了苏安恒，当面赞扬了他的勇气和直言。这让本来已抱着必遭诛杀或流放信念的苏安恒感到意外。他已私下与亲友们做了临终道别，做了赴死的准备。

    在此之前，武则天之所以会给予狄仁杰最大程度的信任，是因为她知道，狄仁杰全无逼自己退位的意思和计划。

    这一次意外地收到最低级别官员劝告退位的上奏，武则天隐隐地感觉到，一旦处理不当，很可能会造成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权衡之下，武则天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以不在意的态度，任它不了了之。

    在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的担保下，武则天最终还是放过了苏安恒，展示了一位君主的度量。

    谁都知道，只要武则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她就不会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大周帝国。所以，不论是为了呼应“天命”，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这都是她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让步。

    经苏安恒这么一闹腾，武则天再也没心思审讯魏元忠和张说等人了。在苏安恒的奏文里，关于“二张”半句话也没提到，这算是有自知之明，或许这也是救他一命的关键所在。不过正是从这份奏折，武则天才真的警觉起来。

    原来魏元忠等人并不是只想除掉张氏兄弟这么简单，背后或许有着更大的阴谋。魏元忠下狱，那么多人跟着蜂拥而上，要与他一起赴生共死，尤其是那个低级属官苏安恒说出的那么一番揭露她的话。

    最后的审判结果下来了，张说和魏元忠等人一并治罪。魏元忠被贬往高要（今天的广东地界）当县尉，从宰相直接被贬为副县长。张说和太平公主的情夫高戬也被流放到岭南。

    垂暮之年的魏元忠，第四次踏上流放之路。

    临行前，他得到了一个向武则天辞别的机会。当双鬓已染白霜的魏元忠，身着便装，迈进大殿的那一刻，武则天心中有了隐隐的悔意。应该说，狄仁杰之后，她有意将魏元忠视为自己的股肱之臣，可是……

    武则天忙令近侍给魏元忠赐座看茶。魏元忠虽是被贬之人，但她要给予一个老臣应有的尊严。魏元忠也觉得有些受宠若惊，喝了几口御茶后，凄然言道：“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

    “元忠啊，你把最后一句话说明白一些，朕有些不明白。”武则天不解地问道。

    魏元忠用手指着缩在武则天身后的“二张”，愤然道：“这两个小人，终究是祸乱之根！”

    “二张”兄弟像两只受伤的四脚小兽，惊得屁滚尿流，赶紧下殿叩头如捣蒜，捶胸顿首，直叫冤枉，以此博取同情分。如果魏元忠这番话放在过去，武则天会认为这是对她的大不敬，对她权力的挑战。此时的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暴怒，可是对“二张”的爱怜之情还是会让她失去应有的理性。

    魏元忠的临别赠言，激起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内心的仇恨，他们决心全力反扑。

    武则天望着魏元忠离去的背影，从龙椅上站了起来，踉跄了几步，若有所失地说：“元忠真的走了吗？”这句话让不由让我们想起，狄仁杰死后，武则天的那一句“朝堂空矣”的喟然长叹。

    为了保障“二张”兄弟不再受到来自朝臣们的无端攻击，武则天尝试性地将一些权力递交到他们手中。放在以前，即使是在酷吏政治的巅峰时期，她也没有将权力单独授予来俊臣等人。酷吏只有在奏闻和受到委托之后才可以行使权力。

    至于狄仁杰，也只是取得了在原则之下便于行事的权力。这么做，等于武则天授人一柄剑，而剑柄依然掌控于自己的手中，可是这一回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

    武则天给予张氏兄弟的权力，是完全授权，是将整个权力的剑柄交于张氏兄弟之手。武则天此举，并不是从理性出发，而是缘于感情。张昌宗曾经抱住武则天的腿流泪不止，倾诉自己处境的险恶。一向以铁齿钢牙示人的武则天开始为自己的两个小情人着想，容许他们将亲近之人安置于权力系统内部，在朝中结党，容许他们大肆排除异己。

    最先感受到武则天性情变化的并不是那些朝中大臣，而是随侍身边多年的上官婉儿。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项措施，上官婉儿也感到万分诧异，她不无悲观地想道：那个让自己熟悉的武皇已经回不来了。

    殿中侍御史王晙还想上殿替魏元忠申诉，宋璟拦住他说：“元忠幸得全身而退，你再多说，引起武皇震怒，不知会有怎样狼狈的收场！”

    王晙说：“魏公以忠获罪，我以义再奏，即使也被发配流放也在所不辞！”

    宋璟也长叹道：“我不能为魏公申理，深负朝廷啊！”

    魏元忠离京时，太子仆（掌管太子车與、乘骑、仪仗的官员）崔贞慎等八人为他在效外饯行（因魏元忠兼太子左庶子）。

    张易之兄弟听说了这件事，便化名“柴明”投信铜匦，密告魏元忠与崔贞慎等人谋反。武则天又令监察御史马怀素进行调查。

    武则天甚至认为，身为朝中首辅大臣的魏元忠，又在太子东宫担任重要职务，生死攸关之际，急中生变，极有可能做出不轨之事，她想借此查个水落石出。马怀素查案时，她同时派人监督、催促，以防包庇作弊。

    马怀素很快上奏说：“崔贞慎等人仅为饯行，并无反状。”并提出让柴明出来与崔贞慎等人对质。武则天闻奏说：“我并不知柴明是何许人，你也不必让他们对质，只要根据密状报的案情审理就可以了。”

    马怀素说：“实情就是送行，没有其他的事发生。”

    武则天大怒，说：“你是想纵容他们造反吗？”

    马怀素说：“臣不敢！魏元忠以宰相被谪，崔贞慎作为故旧相送，要诬陷他谋反，臣不敢这么做。西汉时栾布上奏赦免彭越，汉高祖不认为栾布有罪。何况魏元忠的罪名实情和贬官的处理都不如彭越重，难道陛下还要杀死送他的人吗？陛下自操生杀大权，欲加之罪，陛下亲自断案好了。而如今既委臣审理，臣不敢不据实上奏。”

    武则天听后口气缓和了些，说：“他们一点罪也没有吗？”

    马怀素说：“臣愚昧无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罪状。”

    武则天见马怀素说得句句有理，对答如流，神态自若，觉得所奏应该是实情，便心中释然，不再审问崔贞慎等人。

    其实武则天又怎能不知，宠幸张氏兄弟有损天子威仪。但她认为，自己也是垂暮之年，让两个花样少年在身边给自己解解闷，打发余生的困顿时光有何不可，并不影响朝中大局。大臣们一般的劝谏，她能理解，也并不愤怒。

    但是身为首辅大臣的魏元忠，自己又多年信任于他，非要以死相拼，她就无法容忍。加上张氏兄弟和密状告他造反，又有这么多人拿性命同他一同争斗，参与人又多是东宫太子的属官，这让武则天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她才会揪住此事不放，一定要审个水落石出。

    魏元忠乃一国宰相，竟因张氏兄弟这两个跳梁小丑而遭贬，实在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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