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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由长安回到洛阳之后，整个朝廷的权力集团被分裂成为两大派系。一派攀附“二张”兄弟，是拥张派；另外一派反对“二张”兄弟，姑且称之为倒张派。

    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始终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魏元忠一案让两派的争斗更加明朗，很多人跳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生怕慢一步就跟不上队。

    弄清楚这两派的人员构成，基本上也就可以梳理出神龙政变的前因后果。长安三年（703）九月的这场斗争，以魏元忠遭到左迁而告一段落。“二张”的计划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魏元忠没有被杀，这让他们内心不安。可是圣旨已下，暂时也只能如此。他们继而又想，诚如魏元忠自己所说，他到了世界的边缘，瘴疠之地，年纪已大，已没有再回到京都之地的可能。

    让“二张”内心暗自窃喜的是，在紧要关头背叛他们的张说，也被流放到了岭南，那里的条件更加恶劣。最大的敌人以及背叛自己的人都被驱逐到遥远的边境，朝堂上还有谁敢与他们作对？

    这场斗争同时至少向朝臣们传递了两种可能性。

    一是武、李并贵政策的失败。武则天提出这个政策的本来意图，是考虑到李显、李旦等与诸武在自己死后会走向决裂，从而引发政治动荡。而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武、李斗争已趋向白热化。

    二是“二张”威权的动摇。想当初“二张”“权宠日盛，倾朝附之”，李重润、武延基等皇室成员，因私下议论而遭到武则天诛杀。但是现在，“二张”已没有先前的威风。

    武派士族曾经想要依靠“二张”窃取皇权，现在他们见“二张”一天天地贬值，也只有另辟新径。

    魏元忠的远贬，似乎是李派的失败，但武、张费尽心机，也不能将他杀死，也无法动摇李显的储君之位。魏元忠的下狱更是激起权力集团内部的轩然大波，长安城中街谈巷议，无不以此为题。无论朝野，都有人出面营救他。在朝者，如宋璟、张廷珪、刘子玄、桓彦范等人。在野者，如苏安恒等人。这难免会让人想起光宅元年朝士们营救裴炎的运动。但那一次没有成功，裴炎仍然被杀。而这一次，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下形势对比，光宅元年，武则天下定决心临朝称制。两年以后，她悍然推行了恐怖政策。而现在，且不说武则天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已不再有施行恐怖政治的精力，更为重要的是，武周朝的内部环境，已经不容她再那样做。勉强施行恐怖政治，只能促使李派士族提前实现政变。

    当恐怖政治恣肆横行之际，宋璟、张廷珪、刘子玄等人均噤若寒蝉，闭门著书，他们并没有拿自己的头颅撞击恐怖政治的铁壁。这并不是说他们怯于前而勇于后，而是形势不同所致。不同的形势下不仅造就不同的人物，而在同一人物身上，先后也有不同的表现。

    这场斗争是对李派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也由此增进了他们的信心。既然“二张”的威势已经弱化，武派的力量也已经削弱，那么扩大战果，将“驱张”运动向前推进，就是可行之事了。

    别看张氏兄弟是靠男人的美色起家，可拥张派中却不乏实力干将，很多人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子。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有些气节的文人，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这些熟读经史子集的士子们之所以能够抛却自尊为张氏兄弟鞍前马后，不外乎利益使然。很多文人官僚都是张氏兄弟的下属，彼此之间有关联。

    张易之是奉宸府的头儿，奉宸府当时集中了许多文人墨客。这些文人墨客在身份上和“二张”兄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则天晚年怠政的产物。

    武则天晚年觉得该办的大事也办得差不多了，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一是包养“二张”兄弟作为男宠；二是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写诗，写字，让这帮文人陪着她玩儿。

    这些人虽然是文人、大臣，但是也有着弄臣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二张”兄弟并无质的区别。除了文人官僚之外，以武三思为首的武家子侄，也是“二张”党羽的重要成员。

    武三思以及他那些弟弟、侄子，最担心的是李显当皇帝，想要阻止李显由皇太子变成皇帝。谁才能阻止李显当皇帝呢？他们觉得只有“二张”兄弟有这个能量，所以他们想要借助“二张”兄弟阻挠李显当皇帝。同时武家的这些子侄们，他们在权力运用上并不张扬，反而显得谄媚。这其实也是武则天高压政策的结果，老压着他们，让他们觉得只有攀附武则天才有活路。发展到最后，凡是武则天宠幸之人，武家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巴结。当年武则天喜欢薛怀义，武三思兄弟几个就放下尊严跟在后面为他牵马执镫做奴才；如今“二张”得宠，他们又来巴结“二张”。

    自从魏元忠事件以来，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族及朝臣们，对“二张”的态度显得更为殷勤。虽然只是表面上的顺从，但至少也像一阵风掠过，草木皆倒伏。

    通过这个案子，很多正直的大臣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二张”。

    这些大臣主要集中于两大部门。一是太子府和相王府。因为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受到“二张”的直接威胁，所以他们的僚属为了保护主君，肯定看不上“二张”兄弟，这是一种天然的对立。

    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司法部门，包括大理寺、御史台、刑部等部门。武则天结束酷吏政治之后，司法部门汇聚了一批执法严明、正义感强的官员。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宋璟，也就是对张说进行思想教育的那个人。

    宋璟是进士出身，在武则天的长安年间已经官至御史中丞，也就是御史台的实际负责人。

    宋璟是个追求内心高洁之人，他实在看不惯围绕于武则天身边的那些弄臣，尤其是“二张”。他常常将自己比作梅花，凌寒独自开。他为官名声极好，老百姓称他为“有脚阳春”。也就说他这个人走到哪里，就把阳春三月带到哪里。对待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犹如春天般温暖；而对待“二张”这样的小人，犹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

    有一天，武则天邀请有一定地位的朝臣在内宫举办皇家宴会。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仗着和皇帝亲近，坐到上座。他们坐好后，宋璟进来了。宋璟虽然从来没有巴结过“二张”兄弟，可“二张”兄弟平日里对他还是很敬畏的。

    张易之一看宋璟走进来，赶紧站起身来让宋璟坐上座，一边让还一边说客气话：“宋公，你是当今第一人，怎么能坐于下首呢？快请上座，快请上座。”

    没想到的是，宋璟根本不给他留面子，只是扭头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下官才能低劣，地位也在诸位之下，张卿才是当今百官之中的第一人。”

    这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出来打圆场了，就说：“宋公，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你怎么能管五郎叫张卿呢？”

    这个官员虽然是为了讨好谄媚张氏兄弟，但也不是信口胡言。这里面涉及到唐朝人的语言习惯，当时的奴才都管主人叫郎。由于张易之、张昌宗受宠，所以很多官员称他们为五郎、六郎。没想到今天，宋璟突然冒出一句张卿来，所以这个官员就提醒他。

    当时也有朝臣见到“二张”当面称其为“公”，因为这时候张昌宗已被封为邺国公，张易之也被封为恒国公，所以，称兄弟俩为“公”是当然之理。宋璟上下打量了插话的这位官员，然后手指对方，愤然道：“你又不是张易之的家奴，你怎么能管他叫郎呢？”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一些拥张派官员更是羞愤难当，脸色十分难看。这样一句极负嘲讽意味的话语，让现场的气氛十分尴尬。

    拥张派和倒张派在当时确实是水火不容，势力也是旗鼓相当。

    一方面拥张派里有很多的高官，包括一些宰相。由于“二张”的得宠，就连他们的几个弟弟也都跟着沾光做了高官，所以说“二张”的势力不容小觑。

    与拥张派相比，倒张派的优势在于群众基础。也就是说，有正义感的大臣和在野人士是倾向于倒张的。他们的观点是，“二张”祸国乱政，倒张是为救国。

    长安四年（704）七月，武则天带着“二张”从长安返回洛阳。第二天，武则天就下诏将张易之、张昌宗的三个堂兄弟收监。他们是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三人均犯了贪污罪，案情牵涉到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

    武则天在长安时，大概就已经收到对张氏兄弟的控告状。她感到事态重大，在长安处理不太方便，于是决定返回洛阳。其实洛阳老百姓早就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倒张立场。张易之、张昌宗当时整天藏于深宫，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的影子，更没有机会表达愤怒，可他们的亲属还是受到了牵连和打击。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尚方少监张昌仪在洛阳刚建了一所豪宅。有一天，张昌仪刚刚起床，看门的人慌慌张张地就跑来向他报告，说他们家大门上被人写了一行字，什么字呢？“一日丝能作几日络”。这句话就是说，只能够用一天的丝线，能打几天的结子呢？言下之意，看你还能狂妄到几时？

    张昌仪赶紧让人擦去，同时吩咐看家护院的一些人，晚上好好守着，抓住这个人，把他给我往死里折磨。当天晚上，各种保安措施都用上了，看门护院的人在外面守了一夜，却连个鬼影都没抓着。

    第二天早晨，那行字又出现在了大门上，一连六七天都是这个样子。张昌仪被折腾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索性他也就不往下查了。

    他抄起笔，在那行字之后添上了四个字“一日亦足”。你不是问我还能狂到几时吗？那我就告诉你，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要狂妄一天。这话说得活脱脱一副流氓嘴脸。

    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是用流氓手段，用写字这种文绉绉的方式，对张昌仪这种人来说毫无用处。留字之人，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自从张昌仪写了这四个字之后，门上再也没字了。

    其实无论是倒张，还是拥张，其本质还是为了争夺未来的皇位继承权。就在这时，武则天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章。安平王武攸绪弃官，入嵩山隐居，并留下弃官表文。

    安平王武攸绪在表文中解释自己如此做的原因，是担心武则天和武氏亲属们留他，如果不弃官，就无法面对武则天的挽留，因此，他只得采取弃官留表这种方式。武攸绪在奏疏中反复强调此举纯粹出自本性，与政事无关。

    这突如其来的报告，加剧了武则天内心的忧虑，她不相信武攸绪出自本性一说。她以为，古往今来的隐士，十之有九都有其他的原因。同时，她从历史的记载获得了一个概念，凡是承平之世，隐士就少，一到乱世，隐士就多了起来。

    她以为，在仕途中遇到困难，或者在政治上遭遇了不得已之事，才会让人想到归隐，而武攸绪在仕途上并没有遇到阻力，一定是政治上特殊的原因促使他隐退了。

    是什么原因呢？武则天实在无法理解。在她的想象中，武氏一族荣显已极，顺遂也到了极点，没有任何理由能使他萌生退意。可是她转而一想，在昏昏然的武氏族人中能够出现一个孤标傲世者，也不是坏事。

    武攸绪的离去，使武氏族人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无限悲凉。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时代，一旦武则天驾崩，武氏族人会走到什么地步，是可以预料，又无法预料的。武攸绪走了，为了躲避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而走了。

    武攸绪离职隐居带来的征兆，并没有引起武氏皇亲国戚和宠臣们的重视，他们继续为眼前的权力而倾轧斗争着。

    多事的长安三年终于过去了。长安四年（704）春正月，在梁王武三思的建议下，毁了仅建四年不到的三阳宫，在万安山又修了一座兴泰宫。万安兴泰，新年新气象，取个好彩头。这是一项由朝廷拨巨款兴建的大工程。大工程就要由一位大人物来接手，宰相李迥秀在这时候登场了。

    李迥秀是“二张”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当朝宰相。他还有一个更加隐秘且艳俗的职业，张易之的母亲张太夫人的情夫。

    自古以来，无论是做情妇还是情夫，也许一开始是建立在“权色交易”之上的，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很难说这还是一种简单的交易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年轻貌美的女子，可李迥秀却傍了个人老珠黄的妇人，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可他又无法拒绝。

    张氏兄弟的父亲死得早，母亲阿臧守寡多年。不想母凭子贵，让不甘寂寞的阿臧春风二度。她居然看上了年轻俊秀的凤阁侍郎李迥秀，想要与之成亲，实际上也就是让他充当自己的面首。

    当时武则天宠爱“二张”兄弟，对他们的母亲也是恩宠备至，封其为太夫人。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推己及人。她想自己已是古稀之年，见着年轻妖娆的“二张”还是欢喜得不得了。张氏兄弟的母亲比自己还年轻十岁，肯定也是如此，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武则天对才能、人品、容貌都相当突出的李迥秀也非常有好感。偶尔会召他和他的母亲到宫中，给予优厚的待遇。婢女出身的李母能够享受如此待遇，这让为人子女的李迥秀心中感激万分。当武则天要将阿臧嫁给他时，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迥秀早有妻妾，但又怕为此事犯违敕之罪，让宗族及个人蒙受不幸。加上张易之的权力威逼，不得已才接受这项令他极为难堪的敕命。

    李迥秀在武则天和张易之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答应了这门婚事。可是，成亲当夜，阿臧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还是远远超出了李迥秀的心理承受能力。李迥秀虽然觉得有一种吃了死苍蝇的感觉，可他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有利可图，就奉旨做了张太夫人的面首。

    张易之为母亲营造爱巢可谓煞费苦心。据《朝野佥载》上的记述，可以一窥当时的奢靡之风。“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虻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

    就连太平公主看了以后，都不免生出感叹：“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

    自从李迥秀转换角色成了阿臧的面首之后，官运亨通，一路飙升至宰相。

    自古以来，承揽工程都是一个流油的肥差，无数官员趋利暴富深陷其中，但依然乐此不疲。而李迥秀又是一个无良文人，工程刚开始启动，就按捺不住地索受贿赂。结果被监察御史马怀素抓住了把柄，弹劾他贪赃受贿。

    弹劾完毕，马怀素把贪污的证据往武则天面前一摊，人证物证俱在，李迥秀不认都不行。结果工程还没完工，李迥秀就从宰相的宝座上一头栽了下来，被外放到庐州做刺史。

    魏元忠被贬的时候，众大臣力挺不止。可对于依附于“二张”的李迥秀，只有放炮庆祝。李迥秀上路的时候，无人送行，挺张派无人敢露面，大难还未临头就各自飞了。李迥秀的落马并没有引起“二张”兄弟的警觉，他们还在积极寻找新的生财之道。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财富才能带来暂时的安全感。他们与僧人万寿商议，请求武则天向天下僧尼收税，用来修建一尊巨型佛像。这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贪赃机会多多自不必说，还可倒卖木材大捞一笔。佛祖他老人家如果知道自己的弟子被强行收税，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当年的明堂大火烧毁了天堂内的巨佛，武则天曾经想过重修，但被狄仁杰劝阻住了。如今旧事重提，正好可以弥补当年的遗憾，武则天岂有不同意的道理？

    长安四年（704）四月，朝廷从各地和尚那里征税得十七万余贯，正准备投入修建，监察御史张廷珪上书进谏，称眼下府库空虚，民生困蔽，不太适合大兴土木。

    张廷珪还同时指出，佛家提倡灭诸相，崇无为。如果兴建大佛，就会填土伐木，破坏生态，也就会杀生。这样就会逆佛而行，那么念经拜佛还有什么用？进入暮年的武则天对佛的敬畏之心越来越强，她也知道自己再强也强不过佛祖他老人家。违背佛意的话不说，违背佛意的事不去做，所以这项工程最后成了烂尾工程。

    工程虽然下马，但没有妨碍“二张”从中获得好处。该拿的好处，一分没少拿，因为和尚的税很大一部分都进入了他们的腰包。金钱往往会遮蔽世人的双眼，让人心无所敬畏。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让张易之、张昌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些拥护李唐的朝臣们早就盯上了他们。倒张派们经过几个月不动声色地收集证据，在这一年的七月十二日突然出手，状告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贪赃受贿。

    随着魏元忠的倒台，倒张派们也开始意识到，生死对垒的时刻就要到来。不是吃掉对手，就是被对手吃掉。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而最好的进攻则是将对手彻底打垮。

    武则天刚自兴泰宫返回神都宫城。主管政法工作的宰相韦安石就把厚达尺余的指控诸张的各种材料，摆在了武则天的御案上。当然这些材料并不是随意捏造的，可谓件件属实。

    指控的材料翔实有力，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一件都不少。他知道要将拥张派彻底打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搞不好先垮掉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手。

    面对那么多翔实的指控，身陷牢狱的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三人不敢不承认，只是把所有的罪名，一股脑儿地往张易之、张昌宗身上推，说都是他俩指使他们干的。三人以为，御史台的人动得了他们，却动不了武则天裙裾间的张五郎、张六郎。

    宰相韦安石拿着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的供词，要求武则天立即下敕将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也逮捕入狱。武则天仔细查看了三人的供词，见实在躲不过去，只得降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拘。”

    领敕后，韦安石当即派人将躲于小明堂的张昌宗、张易之抓了起来，投到大狱之中，特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和御史中丞桓彦范审讯“二张”。

    武则天也明白这是倒张派故意布下的一个陷阱，目的是诱使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犯错。不过，情势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武则天也不便再一味地袒护张氏兄弟，只能暗自为他们安排一条脱罪之路。

    就在收监后的当天下午，张昌宗、张易之被关入大牢还不到三个时辰，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宗楚客，拿着武则天的敕书将案子接手，同时将韦安石打发到地方去察看灾情。

    在宗楚客的一手安排下，数天之后，司刑正贾敬言上奏，判张昌宗强买人田，按律可以罚铜二十斤抵罪。此判决书一出，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朝臣们愤愤不平。当然对于这种处罚，武则天是非常满意的。

    在今天看来，铜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而在当时，所有的货币几乎都要用到铜。虽也有金、银，但主要用于装饰，并没有流通。铜受重视，也是自然的道理。铜一斤十六两，一两是十钱，铜二十斤是三千两百钱。以张昌宗的身价而言，这种处罚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武则天之所以会接受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受到审判，是因为在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面前，她不能用皇权强力压制舆论。当审判结果出炉，武则天以为如此即可结案，也就放下一颗悬着的心，要求张昌宗马上接受处罚。

    不料四天之后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张同休兄弟赃款合计四千余缗，张昌宗依法应当免官。

    一向骄狂跋扈的张氏兄弟，终于把火烧到了自己的身上。张昌宗听说监察部门要将他的官职免去，赶紧跑到武则天面前喊冤。在女皇面前，他悲悲切切地为自己叫屈：“臣自以为对国家有功，不应被免职。”

    武则天明白，眼前上演的这一幕是倒张派们假公济私，可是，在形势逼人的场合，她又不能完全无视他们的意见。无可奈何之下，她只有将各位宰相召集来当面问询。

    武则天用沙哑而冰冷地声音问道：“昌宗是否有功？”像是在质问，你们谁敢说昌宗无功？

    朝臣们一听，一个个愣在了当场，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应对。

    就在这时候，内史杨再思给出了一个令武则天极为满意的答案。他说：“张昌宗合炼神丹，皇上服用之后有效果，这应该是最大的功劳。”

    朝臣们再一听，不免内心犯嘀咕，可也不好明着说什么。张昌宗站在女皇身边，本来略显紧张的神情放松了许多。武则天听了，脸上严肃的表情也稍有缓解，杨再思又道：“张昌宗以前与张易之共同为陛下调制神丹，陛下服用之后，认为非常有效，且有助于延长天子大寿，这就是对朝廷有功。”

    杨再思是个无耻之徒，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左补阙戴令言专门写过一篇《两脚狐赋》的文章讽刺他。文章大意是杨再思的个性狡猾如野狐，不同的是，只有两只脚而已。

    杨再思知道这件事后，怒不可遏，立刻采取了报复行为。他诬告戴令言，将其左迁至长社为县令。杨再思自从在延载三年受命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列席宰相之后，一直都保持着宰相的地位。朝臣们私下都说这是因为他懂得讨好“二张”以及与武氏一族的关系。

    杨再思是一个对上对下始终一团和气之人。有人曾经当面问他：“公位极人臣，为什么对人还要采取低姿态？”

    杨再思的回答充满了狡黠的意味。他说：“树大招风，我们做人一定要像风中的柳条一样，柔软、迎合，才能保住自己和家人。”

    武则天很是高兴，不待其他宰相发话，立刻传旨赦免张昌宗。

    然而拥护李唐的大臣们已视“二张”为眼中钉，岂会这么容易就罢手？两天后，宰相韦安石从附近区县视察灾情回来，见张易之等人在牢房里，锦衣美食，吃喝玩乐，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韦宰相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诸张剥去身上的华服锦衣，换上囚服，移于别室关押，而后用车拉着诸张在狱中的豪华用具，邀上另一宰相唐休璟直奔朝堂。

    朝堂上，宰相韦安石和唐休璟将那些东西一字摆开，对武则天说：“皇上，您自己看看，张易之他们是在收监期间吗？”这二人算是倒张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是宰相，而且还兼任东宫的左庶子和右庶子，属于拥护李唐的核心力量。他们一出手，事态顿时有扩大升级的倾向。

    武则天看着那些金银用具，锦被御酒，还有绘着美人图的檀木屏风，惊讶地说：“谁人将奢具送入牢中，乱我法度？”

    “堂堂的三品宰相，夏官侍郎宗楚客！”韦安石指着堂下的宗楚客气愤地说道。

    宗楚客急忙上来叩头跪奏道：“张氏兄弟侍候皇上有功，平日在宫中养尊处优，臣怕他们受不了牢狱之苦，故好心为之。”

    韦安石恭手道：“国家法度堕落于此，怎不令天下人耻笑！？臣请对诸张一案速作处理，并把党附“二张”的宗楚客一并治罪。”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众目睽睽之下，武则天也不好任意妄为，决定采取丢卒保车的举措，将张同休贬为岐山丞，张昌仪贬为博望丞；佞相宗楚客左迁为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要知道他在这一年刚受命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

    武则天不愿与宰相们发生直接冲突，可是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为张易之开脱的理由，只好将韦安石外派到扬州去做长史。

    八月七日，武则天又以契丹入寇为由，任命唐休璟为幽营都督、安东都护，将其打发到东北。唐休璟临行前，特向太子李显辞行，并提醒太子道：“‘二张’恃宠生娇，屡失为臣之礼，必将生乱。殿下宜留心防备。”

    中宗复辟后，称此言对他影响极深，一直深藏心中牢记不忘，神龙宫变前曾经一度想要召回唐休璟问计。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此案背后李唐皇族淡淡的影子，尽管只是通过间接的反映。

    拥李派大臣准备了数月之久，张昌宗贪赃案与张易之罪案几乎同时发动。由此可见图谋之深远。然而如此声势浩大的举动，仅仅半个多月就有了结果。张氏兄弟仍然逍遥法外，仅仅两个亲戚被贬外放而已，而拥李派却损失了两名宰相，可谓得不偿失。

    虽然武则天以调韦安石、唐休璟的方式，免除了对“二张”的审判，但是并不意味着“二张”问题的结束。人们已看出武则天的尴尬处境：既要保护“二张”，又要敷衍舆论。她已经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露出窘态了。

    当朝臣们正在积极整顿“二张”之时，武氏一族也在暗中默默地关注着事态的演变。此时武氏的领头人是武三思。武三思的住处与太子李显相邻，他常去拜访李显。武三思自认为，自己已经与太子建立起了相当友好的关系。

    武三思知道，朝中形势已经有所变化，武皇已是风前残烛，随时有熄灭的可能。一旦女皇不在，寄生于她的“二张”兄弟，也将会随时结束他们的命运之途。在这种情况下，武三思没有组织武氏一族的人参与驱逐张氏兄弟，可也没有向张易之、张昌宗伸出援手。武三思的政治野心虽然还在，但已经由原先想要夺取天子大位转为强化外戚的势力，进而达到操纵皇权的目的。

    长安四年（704）八月，突厥将领叱列文崇反叛。

    九月，宰相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也被武则天以突厥叛乱为理由外派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虽然默啜可汗随即求和并送回扣押多时的武延秀以示诚意，但姚崇仍需以灵武道安抚大使的身份出使西北边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得罪了“二张”。

    武延秀的回归，还是让武氏族人大感欣慰的。武氏一族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他的回归，给他种种鼓励。族人对他还是抱有极大的同情之心，他的父亲武承嗣在此之前已经病逝，继承父亲之位的长兄武延基也被赐死。

    太子东宫和相王府的人接连被调离洛阳，且都是名臣良将，当然会惹得天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朝臣们对张易之、张昌宗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怒火甚至延及到武则天身上。

    人们不明白则天皇帝为何要如此袒护两个无德无功的男宠，把那么多才华出众的朝臣逐出神都，这不是“亲小人，远贤臣”是什么？或许，她只是想要借此打击两位皇子的势力，她对儿子的调教还没有结束。

    大概不希望人们对她回归李唐的政策产生误解，武则天有意利用这次突厥请和的机会重返长安，在西京接待突厥使者，然而尚未成行她便已病倒。

    姚崇出发前觐见武则天时，武则天命他推荐宰相人选。而在此之前，武则天已经调整了三个宰相：韦安石、唐休璟、姚崇。武则天正是多病之秋，她也迫切地感到，帝国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宰相。

    于是，她才问姚崇，在外司诸臣中，谁具有宰相的才能。

    趁此机会，姚崇推荐道：“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这个人年岁已高，陛下要用就尽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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