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才华横溢初登仕途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父亲苏洵带着已经娶妻的苏轼、苏辙兄弟北上前往当时的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进士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参加科举一般要经过三级考试：第一级称为“府试”或者“州试”，考取后还要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称为“省试”。最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是当时最高一级的考试。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凭借满腹的才学在三级考试中都很出色。宋仁宗任命时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为主考官。欧阳修不但是文学大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他以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眼光在这次考试中挑选人才。此次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一篇论述国家刑罚奖赏政策的政论文。苏轼凭借自己多年的钻研积累，将自己的治国思想阐述得鞭辟入里。全文论述始终围绕着“广施恩德”和“慎用刑罚”两个中心，表达了苏轼“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仁爱之心。这篇引古喻今、说理透彻的文章连同作者都深得欧阳修的赏识，“文忠（欧阳修）惊喜，以为异人”。在给朋友梅圣俞的信中，欧阳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赞叹：“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苏轼和苏辙兄弟也给宋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史料记载，仁宗在殿试结束后，曾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太平宰相。”
苏轼在这次考试中虽然没有成为状元，但是他的才学却被广为传诵。正当苏轼兄弟为考场得意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家中却传来噩耗：他们的生母程夫人不幸病故。父子三人仓皇返回故乡奔丧。按照当时的礼节，苏轼兄弟要为亡母守孝满二十七个月方合乎礼俗。所以等到他们再次返京的时候已经是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了。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苏氏兄弟到达京师。
苏氏父子三人第二次到达汴京后，礼部任命苏轼和苏辙分别为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宣阳县西）主簿和渑池（今属河南）主簿。主簿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办理文书等事宜，但是二人都没有赴任。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在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下，兄弟二人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苏轼参加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等六论，“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殿试时，苏轼又凭借《御试制科策》考入第三等。这是宋代考试的最高等级。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及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寺评事是掌管刑狱工作的京官，签书判官是州府中掌管文书、佐助州官的官员。这是以京官的身份充任州府的签判，和前一次被授予河南福昌县主簿相比，职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对此，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忽从县佐，擢（官员的提升）与评刑”了。这是苏轼“从政”的开始。苏辙同时也被授予官职，但因侍奉父亲的缘故，暂未赴任。
凤翔在今陕西西部，距京城不是很远。苏轼在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到达此地，开始了其作为地方官的生涯。他是一位很有实干精神的官员，对工作尽职尽责。到任后经常到所属各县访查民情，并根据具体需要对地方政策进行了一些改革，为百姓解决了很多难题。
1.改革“衙前之役”。“衙前”是北宋一种很苦的差役，主要工作是代替官府押送物资和保管财物，最重要的是如有损失，还要包赔。这项差役让当地很多百姓倾家荡产，甚至丢掉性命。这里举为朝廷运送竹木为例。因凤翔盛产竹子，朝廷每年都要从这一带征取大量的竹子，并命服役者编成竹筏顺水流运送进京，行程主要经过渭水和黄河，途中要经过非常危险的三门峡，朝廷要求运送的季节又多是渭水、黄河暴涨之时，这样，竹筏在运送途中多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百姓为此要倾尽家产来赔偿损失，而且还时有翻船丧命的事件发生。当地人民为此怨声载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轼修订了衙规，改变了在水流暴涨的季节运送物资的陈规，减轻了百姓的痛苦。
2.免除贫民积欠官府的债务。凤翔府的很多贫民因无力偿还官府的债务而被关押在监狱里。苏轼到任后经调查发现这些欠债人多是无辜的。例如，守护的竹木被水冲走了，要按律赔偿；守护的粮食和布匹，因日久而霉烂，也要赔偿。朝廷也知道这些贫民无力赔偿，于是下诏赦免。但是朝廷的诏书往往都会被不法官员扣押，然后借此机会向百姓敲诈勒索，要这些欠债人的家属拿钱来赎，否则将继续关押。对于此种情形，苏轼倍感愤慨，他说：“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违者，莫若天子之诏书也。进诏书具已许之，而三司子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耶？”于是他做《上蔡省主论放欠书》给主管部门，要求免除百姓的一切积欠之债，让这些百姓能够“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
3.为百姓祈雨。苏轼到达凤翔几个月后，在自己住所的北面空地上，修建了一个小亭子，并取名为“喜雨亭”。因为当时凤翔旱情严重，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太守宋选和苏轼都很焦急，于是二人沐浴更衣，亲自到太白山上求雨。事有凑巧，在他们祈雨后，凤翔果然降下大雨，缓解了旱情。苏轼非常高兴，除了将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外，还专门作了一篇《喜雨亭记》以示纪念。这次降雨当然并非神仙显灵，但却能够从中看出苏轼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此外，苏轼还主张“以官榷与民”，即将以前官卖的茶、盐、酒等和百姓密切相关的必需品“尽以予民”，解决了百姓的实际生活困难。他还极力反对土地兼并，对掠夺百姓的恶行深恶痛绝。
苏轼在凤翔共任职四年，短短的四年间，苏轼作为一个青年政治家的风采已经显露出来。他任满返回京城时已是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仁宗已经去世，在位的英宗早就赏识苏轼的才学，想提拔他为翰林，但由于受到宰相韩琦的阻挠，只获准在史馆任职。但这一任命为苏轼提供了一个广泛阅读的良机，他兴奋异常。
不久，家庭的不幸再次降临。苏轼的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去世，这让苏轼痛不欲生。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苏轼亲自护送亲人灵柩回到故乡安葬，并同苏辙一起为父亲守孝。这期间，北宋英宗皇帝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驾崩，太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并于1068年改元为熙宁元年。
（二）乏于争斗避祸外任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苏轼第三次辞别故乡北上，并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到达京都汴京。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京城中一场统治阶级内部新旧党派之间的斗争使苏轼身陷其中，从此他似不系之舟，开始了风雨飘摇的仕宦生涯。
英宗去世后，其长子赵顼继承皇位，为神宗。年富力强的皇帝很有抱负，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准备进行一场大改革。他大胆起用同样锐意进取的王安石，先后提拔其为江宁知府、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地主持变法。他首先建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由皇帝特命设立的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紧接着，他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新法条例，主要包括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还包括有利于整顿军队、增强军队实力的将兵法、减兵并营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客观上说，这些新法条例如果正确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改变北宋王朝的社会现状，但是也的确有弊端存在。新法条例推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在朝中迅速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领袖的反变法派，也称保守派。保守派中有些人抵制新法推行，是因为新法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保守派中的一些老臣，如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等，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诚恳地向神宗皇帝指出了新法的一些弊端，很多意见都很有见地。两派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但是追求进取、行事果决的年轻皇帝和王安石却都无视这些意见。于是很多元老重臣纷纷辞去官职，告老还乡，这其中也包括司马光。
苏轼再次回到京城后，正好遇上这场变法中变法派和保守派争斗的高潮。我们知道，苏轼一直有一套成熟的政治方略，在他的很多文章和奏折中，也能看到这一点。面对北宋当时因循守旧的现状，他是希望变革的。但是对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他却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呈交宋神宗的《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中，苏轼都表达了这种态度。应该说苏轼的很多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是变法派正掌控权柄，苏轼直接针对变法派的批评态度必然遭到他们的嫉恨。于是很多人便开始编造谎言，陷害苏轼。苏轼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中，渐渐感到势单力孤，处境危险。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皇帝将自己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职，最终得到了杭州通判的官衔。通判是北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新增设的官衔，隶属于中央。一方面有协助州长官处理政务的职责，另一方面还有替中央监督地方官员的作用。自任杭州通判开始，苏轼连任四州地方官，分别是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时间长达八年。
神宗四年（1072年）十一月，苏轼到达杭州，任期三年。到达杭州后，优美的湖光山色暂时排解了他的忧郁。以天下为己任的他对自己的工作也尽心尽力，积极配合历任的沈立、陈襄和杨绘三位太守处理好州府的各项事务，并深入民间体察民生疾苦，为百姓解决了很多难题。督开盐河、治理蝗灾、赈济灾民，深得百姓的爱戴。这里以苏轼辅助太守陈襄疏通钱塘六井为例：杭州地近海域，本是被钱塘江潮水冲刷而形成的地域，因而水质十分苦涩，饮用淡水又很不方便。唐朝著名宰相李泌在此地做刺史时，曾为此在城内开凿了六口大井，用以引用西湖的淡水，供百姓生活取用。但因年代久远，这些井到北宋时早已淤塞。苏轼和陈襄经过实地考察，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之后，组织大批人力，疏通了这六口井，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难题，方便了百姓生活。特别是第二年，江淮地区大旱，水贵如油，可杭州地区的百姓仍然可以照常饮水和洗澡。百姓们从此更加感激苏轼和陈襄了。
神宗七年（1074年）九月，在苏轼的请求下，朝廷下达了转任密州知州的诏令，苏轼于同年十一月到达密州任所，任期为两年。密州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水平与杭州有很大的差距，并且多有天灾。因此苏轼在密州的生活比在杭州艰苦了很多。据说，苏轼有时竟不得不挖野菜充饥。但是苏轼并不计较这些，他一如既往地履行着一个官员的职责，为百姓造福。如组织捕蝗一事。蝗虫对农作物极具破坏力，苏轼对此深有体会，正如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所描写的：“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而这样的天灾，在苏轼任期内，在密州发生了。蝗虫遍野，百姓忙于抓捕掩埋。据记载，掩埋蝗虫的的土堆，竟长达二百余里，由此可见蝗灾的严重。苏轼一边向朝廷上报灾情，请求减免赋税；一边又亲自巡视灾情，并带领百姓共同捕蝗。他还为百姓争取来了赈灾的粮食，救助了无数饥寒交迫的灾民。此外，苏轼还专门设立了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儿。
北宋神宗九年（1076年）年末，苏轼又接到朝廷要他改任徐州的调令。他于第二年到达徐州。这次苏轼的任期又是三年。苏轼在徐州又一次要与天灾抗争，因为徐州遭遇了千年不遇的洪水泛滥。毫无抗洪经验的苏轼并没有被吓倒，他组织兵民利用有利地形，昼夜不休，抢修堤防，积极开展抗洪工作。他的“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许诺，极大地鼓舞了徐州的百姓。洪水退去后，苏轼上书，请求朝廷拨款在徐州城外修筑大坝，为以后的防洪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苏轼的恳求下，朝廷下拨了一定数量的钱款和人力。苏轼据此做好预算，在徐州城的东南部修建了一道永久性的防洪木坝。同时，为了表示纪念，他还命人在东门修盖了一座一百尺高的“黄楼”。除了防洪，苏轼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很关心和重视。每逢遇到干旱，苏轼在率领百姓抗旱的同时，也总是很虔诚地为百姓祈雨。虽然这种做法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苏轼为民爱民的态度却是值得敬佩的。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又接到朝廷要他调任湖州太守的诏令。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经知道苏轼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官。因此，无论到哪里任职，都深得百姓爱戴。朝廷的调令一到，徐州百姓都对其依依不舍，而湖州的百姓却张灯结彩，准备迎接这位闻名已久的太守。苏轼被百姓的做法深深地感动了。可是，正当他在湖州准备实行自己的救灾计划的时候，一场灾难却悄悄降临了。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在他到达这里仅三个月后，就因此案而锒铛入狱。
苏轼连任地方官的八年，可以说是他勤勤恳恳为百姓谋福利的八年。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领导的新法改革，但是到达地方后，对朝廷下达的新法条例，他并没有什么过激的举措。苏轼也承认，新法的很多内容是有利于巩固国家统治的。只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很多混入变法派的不法之徒不按规章办事，这也正是变法派过于激进的后果。而苏轼总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执行新法，对那些伤害百姓利益、加重百姓负担的条例，他一概坚决拒绝。
所以，虽然苏轼一直在做地方官，但他仍然是一些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这些人对苏轼可谓“除之而后快”。
（三）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在苏轼任地方官、辗转于各个任所之际，北宋朝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起因是王安石的变法。前文我们已经说过，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实质上是富国强兵，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新法条例在推行中遭到了一些大臣的极力反对，因此形成了反变法派。因意见分歧，一些老臣纷纷隐退，王安石只好起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此时，一批投机钻营的小人也趁机混入了变法派阵营。这些人假借变法之名，大肆打击异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王安石在新旧两派的夹攻排挤下，两次罢相，并最终于熙宁九年十月退居金陵，不问政事，直至终老。变法派被小人操控，使得变法成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成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党争”。面对反变法派日益强大的阵营，新派中假意支持新法而谋得高位的小人恐慌难当，他们决定出手反击。于是，直言敢谏的苏轼就成为了他们首选的打击对象。带头的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御史里行何正臣和舒亶等人，他们开始多方搜罗苏轼的“罪证”。而此时的苏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他在地方上勤于政事，做出了很多成绩，深受百姓的拥戴，同时也得到神宗皇帝的多次表扬。所以，那些奸诈的小人在苏轼政绩上寻找不到任何纰漏，便在苏轼的诗文上做文章，“乌台诗案”应运而生。
“乌台诗案”之“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此名来源于汉代，据说当时御史台外有一棵很大的柏树，上面栖息着很多乌鸦，所以御史台从此又被称为“乌台”。此次苏轼一案是因诗文而起，所以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是苏轼在到达湖州任所后，按例上呈给皇帝表谢恩的《湖州谢表》。在谢表中，苏轼写了这样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东坡集》卷二十五）“新进”和“生事”等词语刺激了一些小人。因为“新进”一词在变法期间已经成为那些毫无能力却突然升迁的人的代称。那些靠“歌颂”变法而迅速得势的人，认为苏轼在用“新进”和“生事”等词语嘲讽他们。于是，这些人开始群起而攻之，陷害苏轼。他们将苏轼的诗文收集起来，从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苏轼肆意批评新政上。的确，苏轼有些诗句对新法是有所批评，但那是因为他深入地方，目睹了一些新法的弊端。他借诗文抒发情怀的同时，主要还是想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以便于改进政策，并没有反对朝廷之意。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定等人轮番向神宗皇帝上书，弹劾苏轼。神宗皇帝在数日内连续收到了四份状纸。第一份是元丰二年的六月二十七号由何正臣上交的。他首先批评苏轼的谢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且特别强调苏轼对新政的否定。他同时还上交了一本苏轼的诗集作为罪证。第二份和第三份是在七月二日由舒亶、李宜同时提交的，他们在上交苏轼更多诗文的同时，还曲解苏轼的诗文，以此来激怒神宗。七月三日，李定上交了第四份状纸，声称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这四大罪从考取进士及第开始批判，直到苏轼在地方官任上，简直无所不包。四人在状纸中都极力建议皇帝将苏轼处以极刑，“以示天下”。神宗虽然爱惜苏轼的文才，但是在众人轮番的状告中，只好下旨将苏轼逮捕，押送回京审讯，准备治罪。元丰二年（1079年）的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到京城。
苏轼入狱后，随即被投入阴暗的牢房。之后的五个多月，李定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百般折磨，逼迫苏轼屈认罪行，苏轼对这些小人严词讽刺，毫不妥协，已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苏轼入狱后，营救苏轼的人也很多。这其中包括曾经位居参知政事的张方平和宰相吴充等。这里还要提到两个特殊的求情之人：一个是已经退隐的王安石；另一个是神宗的祖母曹氏。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只是集中在政见上，在才学和为人上，王安石是很佩服苏轼的。所以在苏轼被抓之后，王安石上书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的祖母曹氏关于二苏“两宰相”之说，早就有所耳闻，她极力反对神宗处死苏轼。神宗也很爱惜苏轼的才气，本来就没有打算置苏轼于死地，再加之众人的求情，他于当年的十月十五日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苏轼暂时没性命之忧。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做出最后的裁决：苏轼贬居黄州。其他有关官员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牵连——苏辙因上书营救苏轼，得罪当权者，被贬到高安。与苏轼关系密切的黄庭坚和曾巩等人也都遭到贬谪。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至此告一段落。
北宋神宗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在其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到达了黄州。黄州地处今湖北省东部的长江北岸，北宋时属于偏僻荒凉之地。苏轼的官衔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名义上说，苏轼得到的是一个闲职，不能参加公事；实质上，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朝廷监视的，是一个特殊的“囚徒”。苏轼在黄州过着简朴的生活，还经常亲自参加劳动。虽然如此，苏轼却感到很适意，一度有在此终老的打算。因无公事缠身，苏轼经常出游，流传千古的《赤壁赋》就是他在游览赤壁后所作的。但是，百姓的疾苦并没有被苏轼忘记，在其《黄州道上遇雪》中，“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很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情怀。苏轼虽然被剥夺了参加公事的权利，但他总是请求其他官员多为百姓做事。这里举一例来说明。武昌一带自然灾害不断，百姓生活贫困，但是朝廷赋税却丝毫没有减免，百姓竟然被逼迫到溺杀婴儿的程度。苏轼“闻之辛酸，为之不食”，于是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请求赈济。苏轼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的爱民之心仍然赢得了黄州人民的爱戴。在苏轼修造房屋时，当地居民纷纷前来帮忙，用苏轼自己诗中的话说：“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在黄州居住的五年间，他同当地人民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四）东山再起再遭忌恨
宋神宗一直很赏识苏轼的才华，多次想重新起用他，但都遭到一些忌恨苏轼的权臣的阻挠。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神宗下诏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苏轼终于被改授距离京师很近的汝州（今河南境内）任团练副使。苏轼本想上书皇帝请求继续留在黄州，但是又恐获罪。于是，他只好带领家人奔赴汝州。元丰八年（1084年）年底，苏轼一家到达泗州时（今江苏境内），盘缠所剩无几。苏轼给神宗上书《乞常州居住表》，他说“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所以请求皇帝允许他在就近的常州居住。宋神宗同意了苏轼的请求，当苏轼到达南都（今河南商丘）时，皇帝批复的圣旨到达，于是他再一次从南都携家眷返回常州。第二年五月，苏轼刚到常州，朝廷的圣旨紧接着也到达了，任命苏轼为登州知州。
苏轼境遇的暂时好转是因为北宋政局又发生了变化。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在位十八年的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皇太子赵煦继承皇位，是为宋哲宗，并于第二年改元为元祐。因新皇帝幼小无知，无法处理政事，朝政由神宗之母高太后掌握，实际上就是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她听政后开始着手推翻新法，朝政因此大变，史书上称为“元祐更化”。一批因反对新法被降职或自请退隐的老臣纷纷被起用，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这其中也包括苏轼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之后，司马光再次向朝廷推荐苏轼和苏辙，希望朝廷能量才录用。所以，苏轼在到达登州的第五天，就又被召回京城任礼部郎中，不久又任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又进一步被提升为中书舍人。起居舍人已经是皇帝近臣，中书舍人的地位在起居舍人之上，已经能够参与国家机密了。苏轼对连番的提拔并没有感到很兴奋，而是上书请辞，他说：“臣顷（前不久）自贬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起居舍人）。……出入禁闼，三月有余，考论事功，一毫无取。今又冒荣直授，躐众骤迁。非次之升，既难以处；不试而用，尤非所安。”苏轼的请求不但没有被批准，而且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又被升为翰林学士，可以说已成为位高权重之人。这段时间是苏轼仕途升迁的高峰。
刚直不阿的苏轼似乎总是不合时宜。王安石主持新法时，他被视为保守派，因此遭受各种打击和迫害。“元祐更化”之后，他又和当政者产生了分歧。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分青红皂白全面废除新法，这种盲目的做法又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反对，这其中就包括苏轼。其实，苏轼兄弟一直很敬重司马光的正直为人，但是并未因此在政见上对司马光曲意逢迎。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敢于和司马光据理力争。例如在役法问题上，司马光主张废除免役法。免役法其实比较合理地减轻了百姓的一部分压力，刺激了百姓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这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司马光却要代之以差役法，苏轼与之当堂辩论，固执的司马光被苏轼称为“司马牛”。苏轼就这样招致了保守派的不满。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忠心耿耿、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司马光病逝。之后，苏轼和著名的理学家程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程颢、程颐兄弟是洛阳人，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人，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称为“洛蜀之争”。“洛蜀之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不满苏轼的人趁机挑起事端，攻击陷害苏轼。
苏轼主动请求出任地方官，终于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从他第一次任杭州通判到现在，已经十五六个年头过去了。此时的苏轼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为官风格，非常体恤人民，努力帮助百姓抗灾、减税、解决难题。他此次刚上任就遭遇水灾，导致早稻无法播种。水灾过去后又遇上旱灾，晚稻收成无望，百姓温饱已经成了大问题，用苏轼的话说：“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苏轼马上接连上书朝廷减价出售常平米，以帮助灾民度过饥馑之年。水旱灾害过后，瘟疫又流行，苏轼连续奔走筹款，还拿出自己积攒的俸禄五十金，在杭州创立安乐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救治了千余人。他的政绩还表现在对杭州西湖的治理上。杭州西湖因久未疏浚，淤塞非常严重，苏轼在一首诗中曾说到“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西湖的淤塞，一方面影响人们观赏优美的湖光山色；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即失去了西湖对民生的利处。西湖上接运河，下临民田，有灌溉之利。于是苏轼上书朝廷请求疏浚西湖，他在《乞开西湖状》中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如果再不治理“更二十年，无西湖矣”。朝廷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他经实地调查，制订了科学合理的治湖计划，先疏通湖底，再将葑泥堆积在里湖和外湖之间，并利用其筑起一道长堤，这样既避免了来回运送淤泥，筑起的长堤又利于交通。据说筑新堤时，苏轼每天都会到堤上巡视，如果遇上自己的饭菜未送到，他就和民工一同进食。所以，大家都说苏知州很有亲和力，没有官架子。新堤建好以后，人们在堤坝上种植了杨柳、芙蓉等花木，给西湖增添了不少韵味。西湖的疏浚成功，保证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元祐六年（1091年）继任知州林希在堤上立“苏公碑”，后人因此把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然是杭州的名胜之一，闻名中外。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苏轼的小故事。据说在疏浚西湖的时候，百姓曾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收下了猪肉，叫人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香嫩后，送给治湖的民工吃，于是大家都戏称这些猪肉为“东坡肉”。直到现在，“东坡肉”依然是一道名菜。苏轼这次在杭州任职的三年间，赢得了百姓的敬重，很有口碑。《宋史·苏轼传》中记载，杭州人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另外在杭州还建有苏文忠公祠专门祭祀苏轼。西湖孤山麓的四贤祠祭祀的“四贤”中也包括苏轼。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奉朝廷诏令回京城再一次担任翰林学士。久经政治考验的苏轼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他担心新一轮的陷害会再此来到。所以他主动上书请辞，但是没有获准。果然不出苏轼所料，有人诬陷他为杭州灾民请求赈济是欺骗朝廷，还有人说苏轼为神宗之死而雀跃，曾写诗庆贺。无论是当年新党小人的陷害，还是如今旧党分子的诬陷，手段都极其相似。虽然最终苏轼并未获罪，但是他厌倦了这种尔虞我诈的日子，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回朝两个月后，苏轼又自请外调出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又改任扬州知州。半年后，苏轼又奉命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兼为皇帝侍读。之后，又改为礼部尚书。作为皇帝侍读的苏轼，与哲宗皇帝相处得却不融洽，年龄渐长的皇帝，不愿听从苏轼的劝谏。苏轼是高太后器重的人，而哲宗正因高太后长期执政，内心愤愤不平。帝党与后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苏轼不愿再介入争权是非，上书恳请让自己去守“重难边郡”。这期间，又有一场巨大的不幸降临到苏轼头上——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十三日，苏轼任命为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这是带有贬谪性质的任命。从此以后，连续的贬谪降临到苏轼的头上，他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了。
（五）颠沛流离巨星陨落
苏轼在接到担任定州知州的诏令后，就已经预感到未来的艰险。因为长期执掌实权的太皇太后高氏于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初三去世，亲政的哲宗因不满祖母高氏的长期执政，所以从亲政开始，就倾向新党，大批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官员都受到排挤，有的被贬谪，有的被罢免。苏轼虽然和司马光有分歧，但他毕竟反对变法，仍然属于旧党。高氏去世十天后，苏轼就接到了担任定州知州的命令。当年的十月，苏轼到达定州。
苏轼赴定州上任不久，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因投机新法而受重用的章惇和吕惠卿重新被起用，朝廷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任命吕惠卿为中大夫。
定州属于古代中山国，是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但是边备十分松弛，用苏轼的话说就是“承平百年烽燧冷”，一个“冷”字生动地揭示了边防松弛的情景。苏轼下决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从整顿军纪开始。定州军纪松弛，秩序混乱，盗窃成风。例如有人在两年间持杖入库，盗卖公家杂物八百余件，价值二百多两银子，相关官员知晓情况后，却不闻不问。还有明出告示，召集军士和百姓聚众赌博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士兵纷纷逃亡，有的竟然聚为“盗贼”。苏轼经过细致调查后发现，这里的禁军大都很贫困，士兵赤身露体，饥寒交迫。士兵住的营房也大量塌坏，根本无法遮蔽风雨。而禁军的贫困，又源于各级不法官吏贪污成风。针对这种情况，苏轼一方面严厉惩处不法官员，另一方面积极改善禁军的生活条件，派人大力修缮禁军的营房，苏轼认为，“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整顿军纪的同时，苏轼还着手增修弓箭社，壮大民兵队伍的力量。他认为保境安民的任务，不能都依赖政府军。宋代自“澶渊之盟”订立以来，百姓为了抵御边患和盗贼，自己组织了弓箭社，不论贫富贵贱，每户选一人，弓箭社一般都是“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生产、守边两不误。每当军情紧急，便击鼓集合，一会儿就可以召集到千余人，弓箭社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敌人。苏轼认为应该扩大弓箭社的力量，他计划整编一支三万人的民兵武装，在物质上给予优待，使其更好地配合官军的边防工作，增强边防力量。他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中说：“弓箭社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
正当苏轼为巩固北宋王朝的边防而大费脑筋时，他曾经的学生宋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把他贬到了偏远的英州。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南迁。苏轼在奔赴英州的途中，就担心会有“后命”，他在《与子孙发书》中说：“言者尚纷纷，英州之命，未保无改。”事实果然如此，他还未到英州，就又被贬为远宁节度副使（宋代，节度使是无权的虚衔），惠州安置。原来，哲宗亲政以后，任用章惇为相，依附章惇的虞策、来之邵都是坚决反对旧党的人物，对苏轼兄弟恨之入骨。所以苏轼还未到达英州，虞策认为“罪罚未当”，又降为正六品下的“充左承议郎”，再贬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军司马，惠州（广东惠阳）安置。苏轼只好把家小安置在阳羡（今江苏宜兴），独自与幼子苏过等人南下惠州。苏轼贬官惠州，一住又是几年，他深感“中原北望无归日”，就开始做长远打算。短短数月中，一贬再贬，政敌们试图将苏轼置之死地。此时的苏轼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翁，千里奔波，对其精神和身体都是很严重的伤害。即使这样，苏轼在惠州仍然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他运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所积累的知识，着重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广州百姓因多食用咸水，人们经常患有疫病。于是苏轼就向知州王敏仲建议，从二十里外的蒲涧山用竹筒将水引入城中。他还考虑到因路远日久，竹筒可能堵塞，便提议在每节竹筒上钻一小眼，“以验通塞”。惠州博罗香积寺溪水湍急，苏轼提出在这里设碓磨，用来磨粉舂米，减轻农民负担。他还多方研制医药，救死扶伤，深得当地百姓的敬重。
苏轼62岁时又被贬到儋州。这次被贬的原因据说也是因为诗文。宋代的儋州，相当落后荒凉。苏轼在自己的文章中详细描绘了这里的生活状况：“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总之，这里几乎赤地一片，而且此地常年炎热潮湿。年过六旬的苏轼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三子苏过在这荒岛上过的生活可以用“苦行僧”来形容。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17岁的哲宗病死，因无后代，由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政局再一次发生变化。新皇帝宽赦了元祐旧臣，让贬谪在外的人逐渐内迁。这一年五月，苏轼奉命内迁濂州。他挥泪告别海南人民，七年的流放生涯让他百感交集。66岁的老人，居然没有被政敌折磨而死在岭南，还获得了北归的机会。这年的八月，苏轼又被改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他再也不愿意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只想挑一个清净的地方安度余生。本来，他打算和弟弟苏辙一起住在颖昌（今河南许昌），但是得知朝廷又开始排斥元祐旧党，便打定主意，留居常州。但是，多年的贬官、流放，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旅途的辛劳，使苏轼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病逝于常州。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他死后，“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太学生还举行了仪式来缅怀他。
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历经艰难坎坷，备受政敌的折磨。但是他始终热爱人民，始终尽力为人民谋福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虽然后人更多是因为他巨大的文学成就而将他铭记于心，然而，苏轼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兢兢业业为民谋福利的精神也同样值得我们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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