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豪放词祖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取得了雄视百代的成就，世人对其词的评价颇高，《苕溪渔隐丛话》中胡仔云：“东坡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诗人一唱而三叹。”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王灼说：“长短句虽志本朝而盛，然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这些评价是很中肯的。
词是诗歌的变体，它是音乐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音乐的发展。在苏东坡之前，浪漫主义词人柳永的词基本属于“花间派”范畴，多描写穷愁离恨、怨思闺情。范仲淹也写过反映边塞风光的词，唱出了慷慨悲凉的歌声，但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词的正统。“苏词”则一反婉约派的脉脉柔情，彻底改变了一直以来“诗庄词媚”的说法，或慷慨激昂、或纵横奔放、或雄伟苍劲，确立了豪放词的地位，引起词的方向性转变与创作的新高潮，在词的领域实现了一场自觉而巨大的革新，将豪放派提升到与婉约派同等的地位。但是，豪放虽然是苏轼词作的主要风格，他同时也兼收了婉约派的长处，写了一些缠绵深情的作品，如悼念亡妻的词作《江城子》，如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得泪如雨下。另外，苏词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以诗为词”，就本质来说，这既不是李清照所讥责的“皆句读不葺之句”，也非后来贺铸、周邦彦乃至南宋诸家化用诗句入词的创作手法，而是将诗的精神注人到词的创作中，从而使词品、词境从恻艳、偏狎提高到堪与诗歌比肩的高度。
与诗、文相比较，苏轼开始倚声填词的时间较晚，纵观苏词，其思想内容非常广泛，题材也异常广阔，大致可分为四类：政治咏怀词、乡村风貌词、诚挚友情词和婉约爱情词。
政治咏怀词：苏东坡的政治咏怀诗，是他词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词主要有四方面内容。一类是通过雄健的笔墨来塑造英气勃勃的英雄人物，抒发了自己积极报国、要求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是公认的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自己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得意，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在当时的词坛独树一帜，具有积极的创新精神。首先，苏轼用词来写习武打猎，借以抒发关心边防的热忱，进一步发展了范仲淹悲壮苍凉的边塞词的精神；其次，词中塑造了一个激昂慷慨，一心驰骋疆场的志士形象，这个形象的出现，在词史上还是首例；最后，苏轼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形成一种粗犷豪迈的风格，与当时笼罩词坛的柳永词的词风形成鲜明的对照，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新旗帜。
《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是这一类中的佳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这首词可算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它彻底确立了豪放派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并说明了“苏词”的高度成熟，它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以说是苏轼个人创作上的，同时也是中国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词上阕咏赤壁，下阕怀周瑜，以自身感慨作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笔便气势恢弘，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设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阙追怀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欣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一句看似闲笔，况且小乔初嫁周瑜时是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看似无意的一笔实质上却含义深刻，是为了突显出周瑜的少年才俊，志满意得。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呼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战功赫赫，他身为主将却并没有置身沙场，兵戎相见，而是着便服摇羽扇，谈笔风生。这样的潇洒从容、指挥若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写战争一点不渲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而苏轼这一年已经47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30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壮志未酬的自己不禁深感惭愧，仰天自叹“人间如梦”。这首怀古词虽然下阙有些许感伤的色彩，但依然不能掩盖全词奋进和豪迈的气派。
第二类是作者直抒胸臆，表现自己慷慨峥嵘政治情怀的词作，代表作品是《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 锦，朝露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这首词是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在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途中寄给其弟苏辙的作品。词中由景入情，由今忆昔，除了开头几句形象描述之外，其余大多是议论，是一篇直抒胸臆的言志抒情之作，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头几句写景，以“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地渲染出早行途中孤寂、凄清的环境和心境。下阙着重议论和抒怀，遣词命意无拘无束，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汪洋恣肆，显示出作者横放杰出的才华。整首词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回环往复，波澜起伏，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全词集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融诗、文、经、史于一炉，体现了卓绝的才情。
第三类是词人抒写自己抱负无法施展，政治上遭贬斥后愤懑抑郁的心情。这类词数量很多，艺术性较高，感情多沉郁顿挫，悲愤激昂。如《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倾诉了自己的处境和无人理解自己的苦衷，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彷徨和不肯随人俯仰的政治态度。全词简约凝练，空灵流走，含蓄蕴藉，寄意深远。黄庭坚评价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醉落魄·离京口作》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这首词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冬，此时苏轼39岁，任杭州通判。由于公务，作者经常往返于京口、富阳、常州等地，风尘仆仆，筋疲力尽，心情抑郁。这首词是写他离开京口时，在舟中酒醒后对自己这种辛劳飘荡生活感到无奈与不满，以及对家乡的思念。整首词语言平易质朴而又清新自然，笔调含蓄蕴藉而又飞扬灵动，感伤之情寓于叙事之中，将醉酒醒后思乡的心境表现得委婉动人，使人领略到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
属于这一类的词作还有《满庭芳》（归去来兮）、《蝶恋花·京口得乡书》《念奴娇》（凭高跳远）、《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满江红》（江汉西来）等。
第四类是词人在面对遭贬谪、尽失意的痛苦与无奈时转而“归诚佛僧”，在佛老思想中寻求宽慰，在逆境中依然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作品。代表作为《答李琮书》、《望江南》（春未老）、《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这类作品清新旷达，表现了词人无往而不乐，“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旷达乐观的胸襟。如《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不经几番风雨，便难彻悟。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次磨难几乎要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苏东坡对仕途早已厌倦，对人生更是大彻大悟。从刚被贬谪时作者“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到三年后作此词时“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和心境，乡间景色的清新与乡野村夫的质朴已经使词人超脱出了名利场上的悲欢离合。值得一提的是，词人巧用双关，以“晴”谐音“情”，巧妙地将自然之景和心中之情结合起来，了无痕迹，有效地传达出词人内心的平静与淡泊。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苏轼关于农村题材的词作大约有三十五首，唐圭章、潘君昭在《论苏轼词》中说：“在苏轼以前，还没有文人采用过这类题材。苏轼能把他的创作视野扩展到农村方面，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倾向有密切关系……虽然不脱地方官的口吻，但它们毕竟是文人词中开倡风气的篇章。”叶柏村在《论苏轼对词境的扩大和提高》中认为，“在词中表现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展示平平常常的农村生活画面，也是从苏轼开始的”。苏轼在词的发展史上，的确是“开倡风气”的领导者，他的农村词富有生活气息，塑造的村夫、村妇形象鲜明，对农村风光的描绘细致清丽，词人还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和自己向往村居、终老田园的愿望。这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浣溪沙·徐门石谭谢雨，道上作五首》、《哨遍》（为米折腰）、《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等，可以说，苏轼的农村词对北宋词风与题材的拓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下面以《浣溪沙》五首中的一首为例来体会苏轼农村词的风格。
麻叶层层苘，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这首词以清新自然的笔调，描写了农村在夏日久旱无雨，终于一场大雨过后乡间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全词层层递进，上阙塑造了“娇语络丝娘”的可爱，下阙塑造了一个盼秋收的老叟形象，这两个人物的身上都寄托了词人对农事的关心和对农民纯真、诚挚的感情。
诚挚友情词：苏轼一生虽然大起大落，但性格直率、心胸坦荡的他交友广泛，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遭贬流放，他都能与朋友肝胆相照，处处为朋友着想。因此，苏轼以友情为内容的词占了《东坡乐府》近五分之一的篇幅，约有七十首左右，这类词感情真挚，歌咏了朋友之间纯真的友谊、对远方朋友的思念、以及手足情谊，艺术特色鲜明，对词境的开拓有积极意义。代表作有《永遇乐》（长忆别时）、《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昭君怨》、《醉落魄》（分携如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于密州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与当权的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作者在密州时，正值中秋，家家团圆，唯有自己形单影只，与弟弟苏辙分别也已整整七年了。也是词人面对着天上的圆月，思念之情满溢，于是乘酒兴正酣时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全词情感放纵奔腾，跌宕有致，结构严谨，脉络分明，情景交融，紧紧围绕“月”字展开，在天上与人间来回驰骋，将广阔的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既有理性，又有情趣，显示了词人高超的语言能力及浪漫洒脱超逸的词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受到人们的推崇。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婉约爱情词：描写爱情是晚唐以来最流行的诗词题材。从温庭筠到柳永，词家在抒写男欢女爱时多寄情声色，“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苏轼虽然也写爱情，但是他的词却是婉约中含豪放，柔中有刚，正如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所说的：“所谓苏词不喜写男女艳情者，是就我们分析苏词的内容的结果而言。我们分析苏词时，深深觉得，在苏词中为朋友作的最多，为女人作的最少；他不独不常为女人作词，即为女人作词，也多不涉狎亵。”意思就是说苏轼的爱情词不像柳永等词那样放浪、庸俗，更多的是运用白描手法，笔调活泼、纯朴、真挚、情深意远。清人陈廷焯的评价再贴切不过：“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其实，柳永与苏轼作为词人中的佼佼者，作品都属上乘，只是风格不同而已。苏轼的婉约爱情词代表作品为《菩萨蛮》（玉环坠耳黄金饰）、《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西江月·梅花》、《南歌子》（云鬓裁新绿）等，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写于熙宁八年作者在密州任知州时，他的妻子王弗亡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距此时已经整整十年。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作者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完全是对亡妻朝思暮念、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作者从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之中来驰骋自己的想象，紧紧围绕“思量”“难忘”四字展开描写，一气呵成，又不失曲折跌宕，波澜起伏。上片八句写梦前的忆念及感情上的起伏，下片前五句写梦中的悲喜，末三句叙述梦醒后的感慨。语言朴素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句句真挚，字字沉厚。全词境界开阔，感情纯真，品格高尚，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用词来悼亡，可以说是苏轼的首创和扩大词的题材，在丰富词的表现力方面，本篇均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诗界奇才
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从王禹偁等人就已开始，矛头直指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形式主义。到欧阳修、梅圣俞、苏舜钦等人，诗歌题材进一步拓展，但是就诗歌的艺术风格来说，宋诗无法企及唐诗的高度。直到“苏诗”出现，宋诗才别开生面，以一个“新”字独树一帜，即用新题材、新色彩、新手法将宋诗提升到了与唐诗各有优长的地位。苏轼一生作诗两千七百余首，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苏诗”打破了固步自封的局面、不满足于唐诗所拥有的题材和意境，而力求创新，体现了作者独持的个性和人格。
宋人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将苏诗划分为七十多种，过于繁琐的分类其实大可不必，这里按照内容将苏诗大致分为三类，分别为反映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类；绘景描物、抒发个人情怀类以及题咏书画作品类。
第一类是反映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作。宋代的阶级矛盾颇为尖锐，内忧外患使得农民负担沉重。在苏轼的一生中，关心民生疾苦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无论他是得意还是失意，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即使是在他晚年被一贬再贬，命运多舛之时，依然不改忧国忧民的本性。人民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记在诗中。这类诗作中，比较著名的是熙宁五年（1072年）作于湖州《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 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在这首诗中，作者借一个普通农妇之口述说了江浙一带农民凄苦的生活境遇。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可怜的农妇只得卖牛来缴税，拆房来生火煮饭，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心生悲凉？诗的结尾，作者直抒胸臆，沉痛的反映了封建压迫下的贫苦农民痛不欲生的心声：“不如却作河伯妇！”形象生动，感情真挚，作者以农妇的口吻声声控诉，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与诗作产生强烈的共鸣。
此类作品比较有名的还有《鱼蛮子》《许州西湖》《山村五绝》《鸦种麦行》《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寺》等。
第二类是绘景描物、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最能代表“苏诗”艺术特色的正是这一类绘景描物，抒发自己思乡怀人、阅山望海、饮酒赏月情怀的诗作。因为苏轼生活的时代毕竟不如唐代那样政治开明，可以毫不顾忌，大胆地针砭时弊，宋代文网森严的社会环境使苏轼不得不对自己的感情有所抑制，转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个人的悲欢离合和自然景物的描绘上。这类作品风格清丽，色彩明快，意趣盎然，同时又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正如清人赵翼在评价“苏诗”时所说的：“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这类诗作的代表作品有《百湖行》《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初到黄州》《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望海楼晚景》《有美堂暴雨》《海棠》《题西林壁》等。这里以《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为例稍做分析：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疏导了西湖，灌溉了民田千顷，并筑堤防洪，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此堤命名为“苏堤”。这首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是苏轼题咏西湖的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前两句用白描和对比的方法，概括了西湖在不同天气下所呈现的不同的美态，“潋滟”“空濛”等词用得精当、传神。第三四句，诗人心与景会，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联想到西施的“淡妆浓抹总相宜”，本体和喻体除了字面上同有一个“西”字外，诗人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二者同具有天赋的自然之美，以美人喻美景，新奇巧妙而又极富诗意。西湖也因此诗而得美名“西子湖”。全诗构思高妙，语言精练，直到今天，人们每到西湖也一定会想起苏轼的这首诗。
第三类是题咏书画作品。苏轼是一位全才式的艺术家，除了文学创作，在绘画、书法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诣。苏轼对书画作品的鉴赏与品评，在他大量题咏书画的作品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类作品中，有的只是对所画景物的文字再现，如著名的《惠祟春江晚景（其一）》《西河诗话》；有的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阐发画意，更加以品评画家的创作风格，探究绘画的艺术规律，如《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有的则是借诗发表自己的艺术看法，如《题王逸少帖》《石仓书醉墨堂》。而苏轼的题画论书之作，蕴涵着这位大文豪精深的艺术见解与独特的审美趣味，是苏诗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通过分析苏轼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出苏诗主要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善于想象、多用比喻；二是“以议论为诗”。曾有学者这样评价唐诗与宋诗：唐诗以含蓄隽永见长，意在言外，耐人咀嚼；而宋诗则往往以尖新取胜，虽意尽言中，亦饶有别趣。苏诗自然也不能完全摆脱宋诗总体的创作倾向。他的诗作常常是由眼前事物而发，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句，诗人大胆的想象使事物有了人的灵性。宋魏庆在《诗人玉屑》中说“子瞻作诗，长于比喻”，可见宋人已经注意到了苏诗的这一特点。《百步洪》（其一）更是因为其中的博喻而为后人称道。在描写水流湍急时，诗人在四句中连用七个比喻，充分显示了诗人深厚的文学功力。苏诗的第二个特色是“以议论为诗”。这其实也是宋诗的一个特点。《题西林壁》和《琴诗》就是此类作品。如《题西林壁》中，诗人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于认识条件的限制，身处事物之中的人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与真相。对于“以议论为诗”，前人多加以批评，认为这类诗作好堆砌典故，往往流于枯燥抽象的说理。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辩证地看待，不可一概加以否定。不可否认，苏诗由于喜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有时不免搞文字游戏，但苏诗也往往以巧思和理趣取胜，笔势纵横，清雄英爽。苏轼曾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吴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奇妙理于豪放之外”，这大概也是对他自己诗歌特色的最佳概括。
（三）散文大家
苏轼除了是杰出的诗人、词人之外，也以散文家的身份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他一生创作了四千六百多篇散文，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代表了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于扫除当时空洞浮靡的文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宋的欧阳修也一直致力于古文革新运动，苏轼受其影响，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的工具，也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推荐的。
苏轼散文从文体上大致可分为：政论和史论、人物传记、小品文、山水游记。下面分别介绍。
政论和史论：嘉祐六年，苏轼在参加制科考试时写下了《策论》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这可以说是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第一次亮相。他在其中提出的“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在当时可以说是敢言他人而不敢言。与政论相同，苏轼的史论也处处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不过只是借助历史现象来阐述罢了。《留侯论》《晁错论》等文章，是苏轼史论的代表作，这类作品也反映了苏轼认识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人物传记：苏轼曾说自己“平生不为行状碑传”（《陈公弼传》），但他却为了自己的友人而破例了。在黄州时期，他就为好友陈慥写了一篇颇为传神的传记《方山子传》。这篇传记虽然篇幅不长，却像一幅精练的速写，把人物的个性品行，精神风貌勾勒得分外传神。另外，《潮州韩文公庙碑》也值得一提。苏轼对韩愈评价虽然有偏颇之处，但他还是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韩愈在匡扶儒学和振兴文学方面的贡献。“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两句，集中肯定了韩愈的道德文章与历史地位，可谓准确而中肯。
小品文：这里所说的小品文，专指杂记、书信、题跋一类的文章。其中的《记承天寺夜游》尤其为人称道。这篇仅有八十五个字的文章可谓短小精干、浑然天成、澄清明澈、超凡脱俗。文章的最后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一语道出自己人格的高尚，并将夜月、竹柏作为这种人格的象征，令人为之赞叹。此外，《李氏山房藏书记》《与谢民诗书》也是此类作品中的佳作。
山水游记：中国古人多喜爱游山玩水，登临远望，相应的此类描绘山水、亭台、楼阁的作品也是不计其数。苏轼作为宋代文坛的精英，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苏轼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在外做官，这客观上为他创造了广泛接触大自然，接触各地风光的机会。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喜雨亭记》和《超然台记》，可以说是与之前范仲淹、欧阳修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相互辉映。但是，苏轼散文中集大成之作仍要属《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以《前赤壁赋》为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首《前赤壁赋》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这时苏轼谪居黄州已近四年。无辜遇害，长期被贬的境遇不免使人郁愤有加。但作者却能坦然而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在这篇赋中既是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最终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赋分三层意思逐层展开，先写夜游之乐，再写乐极悲来，最后写悲后感悟。情感上一波三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性。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这种赋称之为文赋。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这首赋的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随性洒脱，恣意表现。这些都是对赋体写作的一种深层次的挖掘与发展。
归纳起来，苏轼的散文有如下几点特色：首先，苏轼的散文立意较为深远。他的散文中经常引入大量人们所熟知的史料，然后经由自己的分析，从而得出新鲜的结论，而不是就一篇文章而谈一篇文章。其次，苏轼的散文构思常虚实结合，进而使文章的主题得到深化，使作品也具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再次，苏轼散文中情、景、理三者水乳交融。题材丰富多样，常常是描写、抒情、议论三种表现手法并用或交互使用，使作品迸发出耀眼的光彩。这一点在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和《后赤壁赋》中均有体现。最后，苏轼散文在文体及语言上都有所创新，如亭台楼阁记与山水游记，本应属于记叙文的范畴，苏轼却在其中夹杂了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大大丰富了文体。苏轼曾说过：“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竹坡诗话》）这也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苏轼散文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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