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招呼道：“都半夜了，还忙呢？”
他的回答从咬着铁钉的牙缝后面出来，说，炊事班马班长要结婚了。
炊事班长要结婚，他忙什么？我更奇怪了。
“没钱呀。”他从口中取下铁钉，“他对象非要一对沙发，不然她不让马班长安生。凑合给他打一对儿吧。三十岁了，又是农村兵，找个成都媳妇儿不容易。”他滴汗的下巴在汗湿的背心肩带上狠狠一蹭，汗珠不是擦掉的，是被刮掉了。
我再一次想，这是个好人。无条件、非功利的好。一个其貌不扬的身躯里怎么容纳得了这么多的好？我们这个世界上，也许真有过一个叫雷锋的人，充满圣贤的好意和美德。
这是一九七七年的夏天，连队化建设管理，领导已经不再提了。领导现在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管理，营房里穿花衬衫的越来越多，夜里出去遛弯的男女，归队越来越晚。对我不良思想意识大批判的人，开始秘密传看手抄本《少女之心》。做首长儿媳梦的女兵大部分都圆了梦。林丁丁似乎不是个成功例子，还是每天按时到王老师那里上声乐课，听说“罗马尼亚以骡子和马著名”，她还会：“真的呀？！”听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上海人发现阿拉斯加——阿拉是家嘛！”她也会：“是吗？！”你会想，她那不小的一把年岁都在哪里长着呢？等你看见她怎么在两块手表之间倒腾，对她天真幼稚的怀疑就会被驱散。她的抽屉里放着一块上海表，手腕上戴着一块摩凡陀，要不就反过来，摩凡陀在抽屉里休息，手腕上值班的是上海牌，两块表的上班下班，怎么调休，取决于她的哪一个追求者来队。一个追求者是宣传部的摄影干事，一个是门诊部的内科医生。医生算是我们的驻团大夫，一礼拜总要来一次给我们巡诊。摄影干事也来得比较勤，给我们照资料照、排练照和演出照。摩凡陀是医生送给丁丁的礼物，一个古董，K金表壳，戴一天要校对七八次时间。上海表是摄影干事送的，也不是全新，第一任主人是干事的未婚妻，未婚妻让干事戴了绿帽子，干事硬是跟她把上海表讨了回来。医生岁数该算个中年男人了，结过婚，鳏居六七年，带着一个女儿。他优越于干事的地方是个子高，身材瘦（丁丁不喜欢胖子），性格温和，尤其对天天闹不舒服的丁丁来说，十分方便，生病可以随时看病，不生病可以预防生病，并且医生有学问有钱，据说他远在福州的老家很有家底，一堆华侨亲戚。摄影干事优越于医生的是年轻，活泼，常给各部门首长照相，因此上上下下都吃得开，提拔有望，自己可能当首长；但比较胖，还戴眼镜，这两点丁丁认为顶不漂亮。现在看出来了吧？选择男人，丁丁比我们所有女兵都成熟世故：她看他本人的本事，不看他老子的本事。那些做副司令副政委的老子们即便有打天下的本事，儿子们大多数都是华而不实的公子哥儿。林丁丁的成熟和世故是冷冷的，能给荷尔蒙去火。也许我的判断太武断，林丁丁真的天真幼稚，儿女之事开窍晚，她允许医生和干事同时追她，不过是给他们面子。还有，女人谁不虚荣呢？多一些追求者，多一些珠宝，都好，都是打扮。
连何小曼都有人追求。何小曼被处理到陆军医院之后，跟一个男病号成功地恋爱起来。男病号是个排长，因为严重的胆结石住院。那个肝胆科是全军区的先进科室，发明了一种中草药排胆石疗法。何小曼结束了半年的护士速成班之后，到这个科室做了一名实习护士，跟着所有医护人员沙里淘金一样在病号们腹泻的粪便里淘胆石。她专门负责那个排长，从排长粪便里淘出大大小小二十多粒胆石，最大的一粒，相当于十克拉钻石。最大的胆石被装在一个玻璃器皿里，浅粉带褐，渐渐银灰，细看银灰上还嵌有一条条微妙的细血丝，那奇特的质感和难以形容的色泽以及形状，也许使小曼和排长联想丰富起来……珠蚌用体液和疼痛孕育珍珠，大山以暗流和矿藏孕育钟乳石，十克拉的胆石也一样，也是被体液和苦楚滋养打磨，也是一种成长着蜕变着的生命。两人凝视着玻璃器皿里的十克拉胆石，觉得它何尝不是珍宝珠玑，何尝不带有唯一性偶然性？何尝不是不可复制的？而取得它的工程又何其艰辛，耗费多少天日多少立升自来水在粪便里淘沙，不亚于下大海摸珠。看久了，两人觉得小石头何尝不可以做他们的信物？排长突然说，何护士，送给你做纪念吧。何小曼惊恐地抬起眼睛。我说过，她那双眼睛是精彩的，尤其在她穿上白色护士裙，戴上白帽子和大口罩，那眼睛特有的黑暗凝聚力全然被强调出来。至于此后她脱下口罩，眼睛的凝聚力会不会被弱化，排长会不会产生失望的闪念，或略感上当，我从来没有证实过。排长在跟小曼结婚后的第二年牺牲在越南战场。非常窝囊的牺牲，被次品武器自伤，死在撤军回国的途中。此刻让我回过头，回到小曼和排长以胆石定情那一刻，跟随排长的感觉，沉没到何小曼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那双眼睛在我们这群疯疯傻傻的军版才子佳人中被埋没了，可在芸芸众生里，它们的精彩最终被发觉了。
当然，这场景是我想象的。唯一凭据是多年后何小曼给我看的一颗胆石。何小曼被文工团处理后，我是她唯一保持稀淡联系的人。大概她觉得我们俩曾经彼此彼此，一样低贱，有着同样不堪的过去，形容这段过去，你用什么都可以，除了用“自尊自豪”等字眼。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之后，我们去过她所在的陆军医院巡回演出。那是个野战医院，医院分三个包扎所，何小曼属于三所。三所没有礼堂，发电不稳，怕灯光靠不住，所以演出在傍晚六点开始。剧场就是露天篮球场，赛区做舞台，四周高起来的看台是观众席。川滇交界的山区，夏季天长，傍晚也长，已经晚上七点，掉在山后的夕阳还残剩一抹，给舞台打着追光。何小曼没有来看演出。后来知道她主动提出调班，在病房上特护。演出中我们发现了几乎所有女军医女护士都作怪。首先，她们全坐在最后一排，相对舞台最是居高临下，似乎不是在看我们抒情到肉麻程度的舞蹈，而是观看斗兽场的格斗，或是看三流马戏团的马戏，因此可以看得有一搭无一搭，每人都捧着一本书或者杂志，一旦她们认为我们的“马戏”看头不大，便捧起书来，于是最高一层看台上的白净秀丽面孔没了，成了一排书本。似乎她们跟何小曼一伙，知道我们这群人欺负过小曼，如此的无礼和傲慢是专用来替她气我们、报复我们的。
啊，我扯远了。还不到何小曼正式出场的时候。
回到林丁丁的故事中来。丁丁照旧在两个追求者之间，两块手表之间有条不紊地忙碌斡旋。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腻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咂摸，慢慢地品。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是性部位。头发梢，汗毛尖都可以达到高潮。从两只手打颤带汗地握到一起，到肌肤和肌肤零距离厮磨，往往是几个年头的历程。直到一九七七年的九月底，刘峰和林丁丁，两人的身体，肢体，肌肤彼此还完全陌生。可这一天到底来了。刘峰来到林丁丁门口，敲敲门。门里有人叫：“进来！”是郝淑雯叫的。听到这一声叫喊，刘峰差点扭头走掉。来之前他是做了一番侦察的，知道此刻这间屋只应该剩下一个人：林丁丁。因为晚饭后刘峰派我去机关保密室取文件（存心的），供明天团支部开大会用。后来，他亲眼看见一辆军用吉普绝尘而去。吉普的主人是郝淑雯的“表弟”，听女兵称说表弟或表哥的，男兵们都会来一个小小的坏笑。一般小郝的“表弟”来，小郝就会做一回吉普女郎出门兜风。就在刘峰犹豫着要不要逃走时，门从里面拉开，对着小学后墙的窗玻璃都被震得咯咯响。郝淑雯发表弟的脾气，拉门用的力气足以放进那辆吉普。我的猜想是她跟“表弟”刚使了性子，“表弟”赌气开车跑了，这会门外有人敲门，她本以为“表弟”像惯常一样，找回来犯贱，让她把性子使完。可一看来客是刘峰，也知道刘峰找的不是自己，便从刘峰身边挤出门，趿拉着黑皮鞋走了。
小郝提了干之后，当了女舞蹈二分队队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女兵一年调换一次宿舍的规定。跟老同屋相处，省心许多，那些被老同屋知道或猜到的秘密，会留在同一个屋里。林丁丁的两块手表的秘密，我们是猜到的，但秘密一直待在我们的门里，没被扩散到门外。郝淑雯的秘密我们也是猜的，“表弟”是街上认的；“表弟”开吉普车跟骑车的“表姐”平行了一段路，一个在车窗里，一个在窗外，就“表姐表弟”上了。“表弟”有种二流子的帅气，又宽又扁的肩膀，又细又长的腿，军帽下的头发至少两寸，军装领口一圈黑丝线钩织的精致狗牙边，笑起来嘴有点歪，如果问他的部队在哪里，他就那样歪嘴笑笑，说在西藏呢。如果再问那怎么他一直在成都，他也是歪嘴笑笑，说他是部队的驻成都办事处。“表弟”有个在总后军械总厂当厂长的老子，厂长老子的部下用废旧和备用零件给装了一部上好的吉普车，他开着吉普满街逛，见到漂亮女兵就减速，郝淑雯是他多次减速追上的。郝淑雯对“表弟”的态度扯不清，不甘心与他进入正经恋爱，也不甘心跟他分手。这是个自由活动的晚间。是的，一九七七年我们常常一晚上一晚上地“自由活动”。电影院开门了，新电影旧电影场场满座，人们不是毫无选择地只能去礼堂看我们演出，尽管看了八遍了，熟得能在台下给我们提词儿了，但不看又没更好的事可干。不看我们夜也太长了，怎样消磨掉？军二流子“表弟”连我们中的明星郝淑雯都看透了：“自己还拿自己挺当人——一张免费票就把你看了！想咋看你咋看你，想往你哪看往哪看。”正宗地方戏曲和话剧团开始上演新剧目，罗马尼亚的民间歌舞团来过之后，日本的芭蕾舞团居然带来了《吉赛尔》和《天鹅湖》，省城人民突然意识到，他们看我们各种夹枪带棒的“娘子军”“女民兵”实在看的时间太长了，实在看够了，因而对我们演出的需求量逐渐减少。这就是我们有了许多自由之夜的主要原因。
刘峰推开门，发现林丁丁趴在桌上，听肥皂盒大的半导体里播放她自己唱的歌，专注得痴呆了。那份专注为她筑起一座城堡，把刘峰和小郝都隔绝在外面。刘峰慌张起来，不知怎样攻入她的城堡，求救地往旁边一张空床上瞥一眼，于是立刻找到了串门的借口，脱口就问：“萧穗子呢？”
丁丁回过头的一瞬，耳机掉在了地上。刘峰抢先一步替她捡起，直起身的时候突然觉得脖颈一凉。一颗水珠顺着他的涤纶白衬衫领子滴了进去。丁丁从她墙一般厚的专注里突然出来，脸仍然是痴呆的，瞳孔都有点扩散。丁丁对于对象的不专注，就像她对自己歌声的专注一样，都是没办法的。刘峰此刻被心里和身上的激情弄得浑身瘫软，动作也不准确了，一面把耳机递给丁丁，然后伸手去擦后脖梗上的水，同时混乱地想，不会是漏雨呀，抬头一看，原来水源来自晾衣绳那根胶皮卫生带。到了这年月，女兵们的脸皮已经有了一定厚度，过去漫说卫生带，就是胸罩也不好意思赤裸裸晾在屋里，上面总要掩护地搭一块毛巾。刘峰看见那根卫生带，丁丁看见了他看见卫生带的怪样，两人都不约而同想到那次踢腿。丁丁马上出来一句：“不是我的哦！”
这是一句多么蠢的话。一旦蠢话出来了，蠢事就不远了。刘峰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大，把不该露的牙龈露了出来。于是就浮现出我最早先发现的那一丁点无耻。丁丁觉得这个刘峰跟平时不是一个刘峰，但因为心不在他身上，也就没有细究下去。“萧穗子不在。”她解说这个明摆的现实。
丁丁觉得刘峰那晚不对劲，主要该刘峰那件涤纶衬衫负责。衬衫崭新，雪白，微微透明，以至于蓝色跨栏背心和胸大肌都朦胧可见。那是挺要命的衬衫，不知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深受基层军官欢迎，似乎司令部政治部的参谋干事人人一件，到了周末脱下统一军服，却又换上这种统一便服。其实刘峰穿战士衬衫挺神气，尤其草绿偏黄那种，束在腰带里，以不变应万变，军人那种不跟老百姓随流的洒脱，一派不屑于经意自己的男人气，那一切都是很为他平淡的相貌帮忙的。而这花了他半个月工资买来的一身，显得过分经意，反而把他自己装扮得又土又俗，让他一步退回了他老家县城，退回了那个梆子剧团，用翻跟头的血汗钱挣出一套自认为是大城市的时髦。
刘峰说，他是来请萧穗子去参观的。参观什么？沙发。到哪里参观沙发？那次萧穗子看见他在打沙发，给炊事班马班长打的，她不相信在马班长结婚前能打好，两人还打了赌，所以他现在来请她去参观，看看谁输了。当时我夹着保密室取来的文件走在回营房的路上，离揭穿他的谎言只差五分钟的路程。可是沙发突然引起了林丁丁的兴趣。
“你还会做沙发呀？！”丁丁的眼睛发出光芒。离开上海，她只在副司令家见过沙发，“那你不请我参观参观？”
林丁丁是会撒娇的。此刻她跟刘峰是撒娇的。刘峰从来没觉得他配接受丁丁的撒娇，于是腼腆而胆怯地问她是不是真想参观。丁丁立刻拿起床上快要钩完的小台布就走。虽然还是同一座军营，但女兵的寒酸家当上已经出现了各种私人装饰，小台布将会盖在丁丁床脚的两个帆布箱子上，连肥皂盒大的半导体也有一个专属的钩花口袋。
林丁丁跟着刘峰穿过昏暗的院子，在正修建的排球场里深一脚浅一脚。这个团体的人隔一阵流行一样事物，这一阵在流行打排球，于是大家做义工修建起排球场来。舞美和道具库房就在未来的排球场那一边。进了门，刘峰拉开灯，丁丁看见一地烟头。“好啊你抽烟！”
女人管男人抽烟之类的事，就是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这是丁丁把刘峰往误会里带的重要一步。
刘峰马上辩解，不是他抽的，是炊事班长马超群抽的。马班长看他的沙发一点点成形，看上了瘾，烟瘾便随着也上来了。此刻，他郑重揭开一块做布景的帆布。出现在林丁丁眼前的，是一对墨绿和棕色格子的沙发，庞大拙实，跟她在副司令家坐过的一样庞大、拙实，比那些沙发就稍微好看一点。丁丁的天真无邪此刻百分之百地爆发，她一步跳过去，把身体由高处重重摔进沙发。让她意外的是这沙发如那些首长家的沙发一样，也把她弹了起来。她于是由衷地说：“刘峰你太棒了！”几年前，刘峰给她做甜饼，她也这样由衷地夸过他。直到我们这个天府之国经济渐渐好转，西餐馆重新开张，食品店里出现了不凭票购买的糕点，林丁丁才吃腻了刘峰的甜饼。
注意到了吧，刘峰成功地把林丁丁诱进了这个相对封闭的二人空间。舞美库房兼做车间，跟营房相隔一百多米的距离，距离小排练室最近，但也相隔八九十米，最初将它设在这里，就是嫌它吵闹，做布景和道具不是榔头就是电锯，谁都不愿和它挨着。一旦进了这里，关上门，即便林丁丁呼救也未必有人听得见。
丁丁指指旁边的沙发，问刘峰怎么不坐。刘峰说那张沙发是先打出来的，面料绷得不够好，做完第二张有经验了，现在想把那只拆了重绷。丁丁打听到做这对沙发的花费不过三十多元，上海人对合算交易的真实激动涌上来了，她又说了句好听的：“刘峰你真棒！”
刘峰有点飘了，试探地笑笑，说以后给她丁丁做的沙发，一定会更好，好很多，一回生二回熟了嘛。丁丁想到万一真到了那一步，必须在摩凡陀和上海牌里抉择，嫁给摄影干事或内科医生，有一对价钱合算的沙发并不是坏事。要知道，那个时代沙发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她笑嘻嘻地说，真的呀？一言为定哦。丁丁和其他年轻女人一样，跟任何男性相处，只要不讨厌他们，就会来点儿小调情，自认为不会惹出任何后果。但是她此刻在刘峰这里，却惹出了后果。
刘峰说：“以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我不知道丁丁是否在此时已经感到了危险。刘峰把那句话当成爱情盟誓，不知丁丁听出多少意味来。也可能一个闪念划过丁丁心里那片混沌：跟一个有着手艺人的聪明和勤劳的男人在一起，合算的事会每天发生。嫁给刘峰这样的人也许本身是件挺合算的事。丁丁在那个封闭空间的逗留不能不说是继续往刘峰的激情里添燃料。接下去刘峰跟丁丁透露了一个秘密：她的入党转正已经通过了，下周末就会宣布。他以为丁丁会惊喜。丁丁的全部反应就是微微一笑，然后说：“知道会通过的。”
这倒让刘峰吃了一惊。其实组织上通过林丁丁的预备期并不像丁丁想的那么理所当然。那时候，在我们那伙人里，业务优秀并不给政治进步加分，往往还减分。本分的事做不好没关系，跳群舞溜个边，唱大合唱充个数，都毫不影响你入团入党，只要做忙够了本分之外的事，扫院子喂猪冲厕所，或者“偷偷”把别人的衣服洗干净，“偷偷”给别人的困难老家寄钱，做足这类本分外的事，你就别担心了，你自会出现在组织的视野里，在那视野里越来越近，最后成为特写，定格。丁丁进入组织的视野，不是由于她那音色独特的歌声和她对自己歌声的当真，每天上声乐课以图不断完善这歌声，而是因为她天生自带三分病，她待着什么也不干就已经是“轻伤不下火线”。她不是胃气痛就是浑身过敏，再不就是没来由的发低烧，她那双脚也长得好，一走路就打满血泡。我们急行军夜行军千百里走下来脚掌光溜无恙，她一只脚就能打出十多个血泡。我总也忘不了女兵们在行军后脱下鞋时的失望——怎么就有这么不争气的脚掌，也不比林丁丁少走一步啊，却是一个泡也打不起来！林丁丁的脚在众目睽睽下被卫生员抱在膝头，一针针地穿刺，直至血水横流，十多个血泡上扎着引流用的头发，简直是一对人肉仙人掌。此时丁丁总是对人们摆着软绵绵的手，“不要看我，不要看呀！”人群却包围不散，尤其男兵们，嘴里还不由得咝咝吸气，似乎丁丁已经局部地牺牲了，局部地做了烈士，他们追悼局部的丁丁。
后来我们知道，刘峰为了丁丁通过入党预备期，还是做了些工作的。有些党员说她过分追求个人成功，刘峰反驳说，大学都开始招生了，都有人报考硕士博士了，光红不专的人以后没得混了，党难道不需要一点长本事的人？
在这间关门闭户的舞美车间里，刘峰对丁丁说，她入党了，他从此就放心了。丁丁奇怪地看着他，放什么心？“放心”从哪儿说起？
“我一直在等你。就是想等你入了党再跟你提。怕影响你进步。”
刘峰老老实实地表白，跟雷锋相似的一双眼睛亮起一层水光。他的泪是因为想到自己几年的等待；那等待有多么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刘峰已经说得够白了，丁丁却还糊涂着，问他：“等我？等我干什么呀？”
“就等像咱现在这样啊。”
“这样怎么了？”丁丁偏了一下脸。
刘峰觉得丁丁此刻简直可爱死了，这么无邪无辜，用现在的话说，她真“萌”。
“小林，我一直都喜欢你。”
小林是刘峰一直对丁丁的称呼，年轻党组干部跟群众谈话，称呼是革命队伍里的。
林丁丁听了这句话，还抱有侥幸，喜欢她的人很多，男的女的多的是，到军区军人服务社买牙膏，都会碰上几个中学生，告诉她他们喜欢她，喜欢她的歌。
刘峰走错的一步，是坐在了那个庞大沙发的扶手上。这是他为下一步准备的：伸出臂膀去搂他的小林。可就在他落座的刹那，丁丁跳了起来，大受惊吓地看着他：“你要干什么？！”
刘峰一下子乱了。他跟着站起身，扑了一步，把丁丁扑在怀里。
丁丁的挣扎很轻微，但男人知道好女人在这种时刻都会半推半就一下。
刘峰这时候说了错话。他说：“我一直是爱你的。”接下去他咕里咕哝，丁丁大致听清了，他意思说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等她，等她提干，等她入党。
林丁丁突然挣扎得猛烈，并哇地哭出声。假如那次踢腿踢出了卫生纸的大哭是冤无头债无主，不知谁糟蹋了她完好的纯洁，这次她是冤有头债有主。刘峰抱着这个哇哇哭的女子，完全乱了，不知正发生的是什么事，事情的性质是什么。他连掏出那一团糟的手帕都想不起了，展开巴掌就去给丁丁抹泪。根据丁丁后来对我们的描述，我想象力都跟不上了：那该是多滑稽的场面！刘峰一只手紧搂着林丁丁，生怕她跑了，另一只手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给他心爱的小林抹泪。一边抹，一边暗自惊叹到底是上海女子，这手感！细嫩得呀，就像刚剥出壳的煮鸭蛋，蛋白还没完全煮结实……脸蛋就这样好了，其他部位还了得？手从脸蛋来到她那带柔软胎毛的后脖颈……都是夏天的过错，衣服单薄，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
刘峰继续说错话：“小林，我对你是真心的，爱你……”
林丁丁突然破口大喊：“救命啊！”
刘峰就像给人打了一棍，进入了半秒钟的休克。丁丁就是那当口从舞美车间跑出去的。跑出去，还在哭。接下去又出现一个荒诞情节，跑出门的丁丁突然又折回，用脚去勾那扇门，似乎要替刘峰把门关上。勾了两下还是关不上那门，只听里面一个声音说：“别管了，你走吧。”这个声音之沙哑之无力，似乎发自一个正在咽气的生命。
后来我们问丁丁她为什么用脚去关门。她说她不能用手，用手就会看见刘峰；她不想再看见刘峰。可是为什么要去给他关门，跑了不就完了吗？她糊涂地瞪着眼，摇摇头，又摇摇头。我想她是给吓糊涂了，要把一场惊吓和造成惊吓的人永远关闭在那扇门里。就在她执意用脚替刘峰关门的时候，王老师的儿子跑来了。他是唯一一个隐约听见丁丁呼救的人。这是个十六岁的男孩，跟乐队的钢琴师学琴，此刻刚下钢琴课，走到未来的排球场上。男孩缺的就是一个姐姐，一直把父亲的得意门生林丁丁当亲姐姐。他从排球场循着呼救声而去，正撞上从舞美库房泪奔而来的丁丁，问姐姐怎么了，丁丁跟这么个毛孩子说得清什么，接着泪奔。男孩目送丁丁消失在红楼的走廊门口，转过身，觉得自己有能力破除这悬疑。他很快来到唯一亮灯的库房门口，推开虚掩的门，看到刘峰在拆一个沙发上绷的布料，不像是他让丁丁喊救命的呀。于是他带着更重的悬疑回家了。回到家他跟父母说：“姐姐哭了！”
对王老师来说，林丁丁哭是正常的事。舞台上唱砸了一个音，忘了一个词，她都会跟老师痛哭。倒是师母觉得儿子满脸疑云好生奇怪，问了句丁丁为什么哭。
儿子说不知道，但是好像还听她喊了一声：“救命啊！”
丁丁回到宿舍，我和小郝刚擦了澡。已经熄了灯，我们正摸黑用擦澡的温水抹凉席，听她的呼吸不对，我拉开灯，看见的就是这个刚被人强奸未遂的林丁丁。郝淑雯也看出事情很大，问丁丁怎么这副德性。
丁丁一头栽倒在她自己的床上，大哭起来。
隔壁的人和对门的人都被她哭醒了。我们的门上响起越来越不客气的敲击：“林丁丁，大半夜的，干吗呀？！”我们只好关灯。在我们军营里，一九七七年夏天的熄灯号跟其他所有号音一样，已经没多少人当真了。
丁丁用毛巾毯捂住头。哭声小了，但整个地板都跟着她哽咽，直打颤。等了半小时，她才从毛巾毯下钻出来。小郝拧开她的小台灯，我们的丁丁全走样了，眼泪能把一张脸整容，整那么丑！催问了二十几遍之后，丁丁终于爆破出一声：“……怎么敢？！……”
我们问敢什么。
丁丁说：“他怎么敢？！……”
我们问这个他，是谁？
“他怎么敢爱我！”
再追问几句，她终于把这个“他”揭露出来。我和郝淑雯早就怀疑刘峰爱她，那么多甜饼还不足以证实这怀疑？一听刘峰的名字，我们都笑了，嘻哈着说丁丁你他妈的也太抠了，能让医生和干事爱，就该让各行各业的男人爱嘛！怎么就不能让雷又锋爱一爱呢？假如真雷锋活着，未必就该光棍一辈子？未必人家就只能对你对所有人做好人好事，不允许人家对自己也做件好人好事？他爱上哪个女人，那女人就该为他做件好人好事！丁丁的回答让我们更晕，她说刘峰怎么可以爱她？雷又锋就不应该有这种脏脑筋。小郝从床上跳下来，直直地矗立在丁丁床前，叉着腰，俯视丁丁的脸。
郝淑雯说：“怎么脏了？……”
林丁丁说不出来。
郝淑雯又逼一句：“干事和参谋爱得，人家刘峰就爱不得？”
林丁丁嘟哝说：“他……就爱不得。”
“为啥？”
林丁丁还是说不出来，脸上和眼睛里的表达我多年后试着诠释：受了奇耻大辱的委屈……也不对，好像还有是一种幻灭：你一直以为他是圣人，原来圣人一直惦记你呢！像所有男人一样，惦记的也是那点东西！试想，假如耶稣惦记上你了，或者真雷锋惦记了你好几年，像所有男人那样打你身体的主意，你恐惧不恐惧，恶心不恶心？他干尽好事，占尽美德，一点人间烟火味也没有，结果呢，他突然告诉你，他惦记你好多年了，一直没得手，现在可算得手了！一九七七年那个夏夜我还诠释不出丁丁眼睛里那种复杂和混乱，现在我认为我的诠释基本是准确的。她感到惊怵，幻灭，恶心，辜负……
矗立在她床前的郝淑雯为刘峰十分地不平，她突然低沉的嗓音里有种威胁：“刘峰怎么了？哪点配不上你？”
“跟配得上配不上没关系啊……”丁丁说，“这都满拧了！”她的上海口音说北京话，非常好玩。她要不是想拼死解释自己，不会急出北京话来的。
我也觉满拧。这是个成长了好几年已经长得巨大的误会。丁丁说不好是怎么个误会。我能模糊意识到，可又排列不出语言来。曾经大家认为我思想意识不好，那之后一直没断过人对我的思想意识咬耳朵，可是一般思想意识有问题的人，都是比较复杂敏感的，所以我能意识到林丁丁的委屈和幻灭。
“人家不瘸不瞎的，是矮了点儿，也不难看啊！……”
“没说他难看啊！”
“那你到底嫌他什么？”
丁丁喃喃地说：“我什么也不嫌，我嫌得着吗？我敢嫌雷又锋吗？”说着她又啜泣起来，这回真是伤心啊，跟我们这些人有指望讲通吗？
“我看刘峰不比你那个内科大夫差！什么好啊？还带俩孩子……”
“一个孩子！”丁丁辩驳。
“一个孩子你还不一样得当后妈！二十五岁当后妈，就那么幸福？！摄影干事也没什么好，油头滑脑，我看就是个骚花公，结婚不出两年就得花别的女人去！刘峰比他俩强多了！人家刘峰多好啊，你能挑出他哪点不好来吗？！”
丁丁冒出一句：“好你怎么不嫁给他？”
小郝的脸上也出现一种被恶心了的神情，并且为这恶心吃了一惊。雷锋千好万好，跟他接吻恐怕接不了的，会恶心了雷锋，也恶心了她自己。
丁丁又说：“你怎么不劝萧穗子跟刘峰好？”
我油腔滑调：“不能毁我英雄哦。萧穗子这种人，组织不是早就指出，有思想意识问题吗？”
奇怪的是，我也觉得跟刘峰往那方面扯极倒胃口。现在事过多年，我们这帮人都是结婚离婚过来的人了，我才把年轻时的那个夏天夜晚大致想明白。现在我试着来推理一下——
如果雷锋具有一种弗洛伊德推论的“超我人格（Superego）”，那么刘峰人格向此进化的每一步，就是脱离了一点正常人格——即弗洛伊德推论的掺兑着“本能（Id）”的“自我（Ego）”。反过来说，一个距离完美人格——“超我”越近，就距离“自我”和“本能”越远，同时可以认为，这个完美人格越是完美，所具有的藏污纳垢的人性就越少。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有着令人憎恨也令人热爱、令人发笑也令人悲悯的人性。并且人性的不可预期、不可靠，以及它的变幻无穷，不乏罪恶，荤腥肉欲，正是魅力所在。相对人性的大荤，那么“超我”却是素净的，可碰上的对方如林丁丁，如我萧穗子，又是食大荤者，无荤不餐，怎么办？郝淑雯之所以跟军二流子“表弟”厮混，而不去眷顾刘峰，正是我的推理的最好证明。刘峰来到人间，就该本本分分做他的模范英雄标兵，一旦他身上出现我们这种人格所具有的发臭的人性，我们反而恐惧了，找不到给他的位置了。因此，刘峰已经成了一种别类。试想我们这群充满淡淡的无耻和肮脏小欲念的女人怎么会去爱一个别类生命？而一个被我们假定成完美人格的别类突然像一个军二流子一样抱住你，你怪丁丁喊“救命”吗？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假如是真实的，像表面表现的那样，那他就不是人。哪个女人会爱“不是人”的人呢？
回到一九七七年吧。丁丁还在“他怎么可以爱我”上纠结没完。郝淑雯问她打算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办。小郝警告她，无论怎么办，都不该出卖刘峰。
“你不爱他，是你的权利，他爱你，是他的权利。但你没权利出卖他。这事儿在咱们屋里就到此为止，听见没有？我出卖过别人，后来看到被出卖的人有多惨。”
我顿时对这个分队长充满敬仰和尊重。我没问她出卖过谁。那年头谁不出卖别人？
丁丁答应，绝不出卖刘峰。
到此为止，林丁丁并没有告诉我们，刘峰触摸了她。直到第二天，声乐老师把儿子讲述的情况略作分析，在丁丁的声乐课上查问了她几句，事件才真正爆发。对于丁丁，声乐老师就是代理父亲，可是丁丁就是跟她亲父亲也不会出卖刘峰。王老师是非常宝贝丁丁的，他立刻秘密地找到专管作风的副政委，说他儿子听见丁丁喊救命，并目击了丁丁泪奔，一定是丁丁被人欺负了。副政委和声乐老师一块秘密约谈丁丁。经不住软硬兼施的追问，丁丁最后还是招出了刘峰。王老师倒抽一口冷气后，问是怎么个欺负法？丁丁这回一句都不多招了。
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他没想到在他眼皮下我们烂得这么彻底，把雷又锋都烂进去了。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但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触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谁能相信？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摸到？”
刘峰摇摇头，愣着眼。脊梁上能有什么呀？保卫科的人好像比他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哦。”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后开口，“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细节我们都搞清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丁丁的乳罩纽襻。
保卫科的人问：“是想解开那个纽襻，对吧？”
刘峰愣住了，保卫科的人远比他下流。他不禁惶恐，而且愤怒。
“没有！”刘峰怒吼。
“没有什么？”
“没有你那么下流！”刘峰站了起来。
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
刘峰坐回去。保卫干事要他老老实实反省。
再老实他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么意图。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没有脑浆，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哦，女兵的胸罩纽襻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林丁丁的纽襻，对吧？”
一个小时后，当烟灰缸里有了二十个烟蒂的时候，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说法：“我不知道。”
保卫干事看着他，一丝冷笑出来了，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心里会不知道？
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有可能的，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和郝淑雯问林丁丁，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纽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会，摇摇头。她认真地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她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他说爱她，就那句话，把她吓死了。是刘峰说几年来他一直爱她，等她，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她。她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刘峰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个“雷又锋”概念，她的身体是不排斥他的，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蒙昧，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触摸。她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雷又锋怎么从画像上从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来了？！还敢爱我？！
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也就那么几个手段，大会小会上念检讨，大家再对检讨吹毛求疵，直到刘峰把自己说得不成人样。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雷又锋，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个头又缩了两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却看不见刘峰的脸，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只见一颗颗大粒的水珠直接从军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啊。但不知谁开了个头，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我们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时代都是讲人坏话的大时代。“讲坏话”被大大地正义化，甚至荣耀化了。谁谁敢于背叛反动老子，谁谁敢于罢领导的官，谁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从讲坏话开始。我父亲在水坝上扛活六七年，从听别人讲他坏话，到自己讲自己坏话，再到他重获讲别人坏话的资格，什么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换回他最初的纯真？大半个世纪到处都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世故起来。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中越边境冲突起来，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愿意招呼我，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淋鸭的摊位边。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错过我。但是我没让他错过，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
他假装寻找声音来源，目光尽往远处投。这个表演比较拙劣，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俩穿军装。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热情过火地冲了一步，手伸了老长，不由分说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么彻底地忘却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审：汗水泪水从军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还想告诉他，就算没忘记那一幕，现在谁还会计较？摸摸脊梁怎么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战场都上过的人，性命都差点让摸掉了，还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曼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曼，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曼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曼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曼的丈夫才牺牲的。我突然看着他。他似乎看破了什么。他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看他。他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许多、许多。也许他身边倒下半个排的战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还也许更早，早到我们大说他坏话的时候；他耗费一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能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从那时候，他就看破了。还可能更早一点，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曼病了。”
“什么病？”
“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曼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她背着一个伤员背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散文编点剧本，没怎么大成名。她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流。我能想象在小曼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会给小曼取这样一个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假如没有那场人人讲别人坏话的大运动，叫作“反右倾”。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曼的父亲是那种莫名地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右倾”，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右倾”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家门小曼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曼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从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曼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
我推想小曼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父亲对掌柜的说，这就回家取钱送来。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急啥？父亲回到家之后，打开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项的抽屉，一个镚子也没有。渐渐地，他从漫不经意的寻找，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家被他翻了个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议价油条的钱。妻子在他降薪之后对他冷笑：他还有脸花钱？他就领回这点薪水，没他花钱的份儿，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他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是被他最爱的人剥夺的。他连门也出不去，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轻信了他的早点铺掌柜。他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他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此刻那念头在他灵魂里燎原了。
他拿起那个药瓶，整个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彻底的赤贫，肉体的，精神的，尊严的，他贫穷到在一个油条铺掌柜面前都抬不起头来。这证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终他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他，舍得了，她心里最后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曼不记得父亲的死。只记得那天她是幼儿园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当中的孩子。老师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着毛线，陪她等待某件事发生。但那天什么事也没对她发生。于是父亲的自杀在她印象里就是幼儿园的一圈空椅子和渐渐黑下来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里睡的那一夜，还有老师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条老掌柜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说送钱来的呢！”
小曼后来上幼儿园都是出了家门口就穿过小街，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避免从早点铺门口经过。不是因为仍然赊着老掌柜的账；油条钱母亲还了，只是她不愿再听老掌柜叫她“小妹妹”。
现在我来设想一下，何小曼第二个家是什么样。我是指她母亲和她继父成立的那个家。母亲凭她残余的华年，给何小曼找了一个老粗父亲。第一个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软弱，而正是前夫的可爱之处使她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男人，一个南下老干部。母亲对这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丈夫是赔着小心的，畏罪自杀的前夫是她和女儿的历史污点，因此她们是矮人一头地进了老干部的家。六岁的女儿历史污点更大，因为这污点始于她出生之前，始于她“右倾”父亲往她母亲体内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码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转流淌着父亲的命运走向。母亲如何微妙地赔小心，小曼很快仿效过来。母亲把全家饭桌上的“好菜”——最厚的一块大排骨或者最宽的几段带鱼小心翼翼地拣出，放在继父的饭盒里，做他第二天的午饭，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只吃母亲拣到她碗里的菜。她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熨烫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她还看着母亲为继父剥螃蟹壳、挑鲫鱼刺，而那些都是小曼亲生父亲为她母亲做的。母亲还教会老粗下围棋，听越剧，跳华尔兹，以及用卖破烂的钱收藏古董，总之以她前夫给她的教养去教化现任丈夫。小曼眼看老粗在母亲手里一点点细气起来。母亲赔着小心教养她的老粗丈夫，聪明使尽，让他不自觉地进入了她前夫曾带她进入的都市文明。
我想何小曼的继父并没有伤过她。甚至我不能确定她母亲伤过她。是她母亲为维护那样一个家庭格局而必须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术伤害了她。也不能叫伤害，她明明没有感到过伤痛啊。但她母亲那无处不用的心眼，在营造和睦家庭所付的艰苦，甚至她母亲对爱妻和慈母身份的起劲扮演，是那一切使小曼渐渐变形的。小曼一直相信，母亲为了女儿能有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牺牲了自己，是母亲的牺牲使她变了形。她常常偷听母亲是怎样“牺牲”的，夜晚紧闭的大睡房门外，她赤脚站在黑暗里，从房内的每一丝响动估价母亲牺牲的惨烈度。
我想我还是没有把这样一家人写活。让我再试试——
何小曼跟着母亲嫁到上海安福路之后，弄堂里的女人们不知道这个又瘦又小的六岁女孩叫小曼，都叫她“拖油瓶”。在里弄里择菜剥豆的她们看着何厅长的轿车开到弄堂口，车里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和四五个箱子，箱子都下完后，大家以为嫁妆就这些了，女人却又探身到车里，拽下一个小人儿来。何厅长娶亲，一条弄堂都是知道的，但女方还带了件活嫁妆来，大家就为厅长抱屈，认为厅长不大合算了。人们不知道的是何厅长在太行山老区还有个家，大军解放了上海之后，他又给自己成了个家，娶了个上海入伍的看护。女看护跟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已经怀孕的她牺牲在朝鲜土地上。何厅长那天同时失去了新媳妇和儿子，也失去了还没有过热的新生活。战争尾声中他负了伤，得到转业机会，他坚决转业上海。他那个还没有处熟的新媳妇，就是他在战上海时娶进门的。找一个上海女人对于何厅长，含有在哪里失去就在哪里夺回的意义。何厅长随着大军征服上海之后，渐渐感到这征服并没有落实，娶上海女人是他持久永恒地征服上海，是把征服落到实处。用我们当下的话来说，打下上海这座城只是取得了硬件，而把上海女人娶到家里才是掌握软件。可是等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上海姑娘跟解放大军的婚恋大联欢已经散会，上海姑娘从最初的崇拜热昏中醒过来。他当上了建筑厅厅长之后，暗中指定人事处长做媒人，先把本单位的单身女人梳理一遍。两年过去，媒人在女制图员，女统计员，女土木专家那里都软软地碰了壁。上海姑娘们对一个三十多岁，一婚再婚，呼出大葱味儿的老革命没有感觉，也看不出合算来。厅长几年鳏居，家不成家，年纪长上来，头发少下去，于是厅长跟媒人更改了指示，黄花闺女拉倒了吧，给他对付个“二锅头”就行，但一定要上海女人。媒人问要先拿小照看不，他摇摇手，上海女人，会丑到哪里去？小曼的母亲就这样给推到了何厅长面前。梳一对大辫子的小曼母亲相貌是超标的，并且那对大辫子给她的年龄也造了个骗局。
那年小曼的母亲二十八岁，弄堂里都说她看着也就二十二岁。在邻居眼里，这对娘儿俩就是大小一对无壳蜗牛，爬进弄堂，爬进何厅长的屋里，在何厅长坚实的硬壳里寄生。
小曼的继父以为自己征服了小曼母亲，不费一枪一弹，征服在战前就完成了。他从未意识到，小曼母亲对于他的征服正是从他拿下她后开始的，从她低声下气进入那套大房子开始的。母亲的低声下气给女儿做了行为和姿态的楷模。母亲都寄人篱下了，拖油瓶更要识相。何家保姆是太行山老区的妇救会员，厅长的远房侄女，一盘水饺端上桌，破了皮儿露了馅儿的饺子，必定堆放在小曼面前。小曼的筷子绕过破的直取好的，保姆的眼睛就会看看厅长，意思是，看看这个拖油瓶，还挺把自己当个人，上你这做大小姐来了！小曼母亲此刻便会动作极大地将露馅饺子分出两份，一份夹到自己碗里，一份夹到女儿碗里。保姆你挑剔不出她什么，人家等级观念森严，自己知道地位在哪里，饺子若有剩的她会吃几个，没剩的她就用饺子汤下面疙瘩。假如小曼为吃烂饺子沉下小脸，母亲会泪汪汪地在她床边坐一会儿，喃喃几句：“要不是为了你有个好环境，我会嫁给他吗？”或者：“勿好忘本哦，没有他你连破饺子都没吃的……”这个“他”是母女俩在私下里对何厅长的尊称。最厉害的是：“你还嫌姆妈不够难，是吧？还要跟他们作对为难我，是吧？！”每说到这一层，小曼就不行了，一把抱住妈妈，嘴巴喉咙被呜咽塞满，但心里都是誓言：我会更懂事的，我绝不会再让妈妈为难的。
小曼的日子在弟弟妹妹出生前还是能过的。弟弟是母亲带她住进何家的第二年年底来的。弟弟是怎么来的小曼似乎都明白。一天夜里她在大睡房门外听见那张大床的弹簧嘎吱了一个小时。一般只要门里一安静，她就马上钻回自己小房间。因为她知道母亲很快会出来，到马桶间去洗。母亲很讲卫生，她卫生了之后，会端盆热水，伺候继父卫生。可是那天夜里，出来的是继父，他在马桶间里卫生完，走到小曼房门外，敲了两下门。她不作声，继父说：“才几岁就干上特务了？偷听偷看的！我跟你妈是两口子，听见啥你跟谁告密去？”
她当时站立的位置跟继父仅隔一扇门。她的哆嗦都传导给门了，因此继父应该看得见七岁的她哆嗦成什么样了。母亲也在门外说话了。母亲声音是柔的：“曼曼呀，你不会做这种事的对吧？不会偷听的，对吗？就是去上了一趟马桶，对吧？”
继父火了，“我会听错？我干侦察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这小丫头一天到晚偷听！”
母亲说：“曼曼你出来，告诉他你会偷听吗？”
继父也说：“出来！”
小曼的脊背顶住门，一声不吭。等那两口子的骨缝里都是料峭春寒了，才放了她，回大睡房去了。他们回去很久了，小曼还站在原地，脊背和门扉，不知谁更冰冷。第二天没人提这事，一场高烧救了小曼。母亲跟单位请了假，全职做女儿的看护，一条小毛巾沾了水，在她烧焦的嘴唇上轻拭。她嘴唇上的燎泡破了，干了，舌尖触上去像舔着了掉渣的酥皮点心。
她的高烧持续七天，什么针剂丹丸都不见疗效。每次睁开眼，都看见母亲的脸。那脸在三天后小了，尖了。高烧来得猛，去得也猛，第八天她就浑身冰凉了。母亲紧紧搂住她，母亲少女一样苗条的身体搂得她那么紧，后来小曼知道那时她跟才是一根肉芽的弟弟都在母亲怀里，只是隔着母亲一层肚皮；由于孕育而附着一层薄薄脂肪的肚皮。
我想，那是小曼的母亲最后一次紧紧抱她。小曼跟母亲这种无间的肌肤之亲在弟弟出生后就将彻底断绝。那个拥抱持续很久，似乎母亲比她更抱得垂死，似乎要把她揉入腹内，重新孕育她一回，重新分娩她一回，让她在这个家里有个新名分，让她重新生长一回，去除她拖油瓶的识相谦卑，去除她当拖油瓶的重要和次要的毛病，在这个上海新主人的家里长成一个真正的大小姐。可以想象，小曼一生都会回味母亲那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拥抱，她和母亲两具身体拼对得那么天衣无缝。她也让自己成了个放大的胎儿，在母亲体外被孕育着！
继父推开门，母亲不情愿地松开女儿，懒洋洋地趿拉着鞋向门口走去。她听见母亲和继父小声地对话。继父问母亲一个礼拜都睡在这里，什么意思。母亲说方便照顾孩子嘛。继父又说，今晚回去睡。母亲不作声。小曼竖着耳朵听母亲和继父一声不响地干架。母亲又开口了，为女儿这场离奇的高烧找原因，说孩子活活给吓病了。那是她很少看见的在继父面前挺直脊梁的母亲。
那之后九个月，弟弟来了。弟弟长到三岁，一半在小曼的背上度过。她爱驮弟弟，因为她爱看她驮弟弟时母亲的微笑。其实，小曼驮弟弟时，继父也是微笑的。倒是保姆常常亮出大嗓门，喊她快放下大胖小子吧，她本来小个儿，再驮个胖弟弟更不长个儿了。就那样，小曼把后来作弄她欺负她的弟弟驮大了。弟弟来了之后，妹妹也跟着来了。妹妹简直就是继父的女版和童版，大眉毛大鼻子，个头也大得出奇，粉红脸色就像把继父的皮肤直接抻到她脸上。后来听刻薄邻居说，那叫猪肺脸色。弟弟和妹妹很快显出了北方人种的优势，祖祖辈辈吃高粱小米苞谷的血缘，一旦有了鱼肉蛋奶的辅助，马上被优化。小曼很快驮不动他们了，他们三四岁骨骼先就搭建出未来身高体格的框架。弟弟四岁大听见弄堂里对他这个姐姐的称呼“拖油瓶”。五岁的一天，弟弟宣布，拖油瓶姐姐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随即又宣布，从头到脚拖油瓶没有一个不讨厌的地方。小曼对弟弟的宣布不惊讶，某种程度上她是同意弟弟的，也觉得自己讨厌。她深知自己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只要厨房没人就拿吃的，动作比贼还快，没吃的挖一勺白糖或一勺猪油塞进嘴里也好。有时母亲给她夹一块红烧肉，她会马上将它杵到碗底，用米饭盖住，等大家吃完离开，她再把肉挖出来一点点地啃。在人前吃那块肉似乎不安全，也不如人后吃着香，完全放松吃相。保姆说小曼就像她村里的狗，找到一块骨头不易，舍不得一下啃了，怕别的狗跟它抢，就挖个坑把骨头埋起来，往上撒泡尿，谁也不跟它抢的时候再刨出来，笃笃定定地啃。弟弟最受不了这位拖油瓶姐姐的是这一点：当你挖鼻孔挖得正酣畅的时候，自以为处在私密状态，却突然发现拖油瓶在看你，并且已经看了你很久。还有的时候，一个饱嗝上来，你由下至上地冒泡贯通，却发现拖油瓶一道目光过来，黑色闪电一般，让你怀疑她早就在埋伏阻击这个饱嗝。那时弟弟的单词量成语量大大增加，一语道破拖油瓶姐姐“贼眉鼠眼”。弟弟身高赶上小曼那年，小曼偷偷穿了一件母亲的绒线衫去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跳舞，晚上回到家，弟弟妹妹在餐桌上便开始了对口相声，弟弟说：“喏，屋里厢做老鼠，外面轧台型！”妹妹说：“老鼠着件红绒线衫，台型轧足！”“老鼠眼睛涂得墨彻黑，穷放光了！”“脚踢到天上去了，老面皮！”“红绒线衫一穿，老鼠变人了！”“偷得来的吧？姆妈侬阿是有一件红绒线衫？”
母亲说她哪里有红绒线衫，他俩一定记错了。
弟弟立刻冲下楼，冲进亭子间。弟弟妹妹出生后，小曼就换到朝北的亭子间住了。保姆从亭子间搬了家，此刻住露台和三楼之间的六平方米储物室，比较方便她管理露台饲养场，那里养了五只鸡两只鸭。弟弟从亭子间回来空着手，没有搜出成果。
妹妹叫起来：“姆妈，就是那件呀！有条黑领边，两个黑绒球的！”
继父一面看报纸一面吃母亲给他挑出的田螺肉，对着报纸皱皱眉头。
母亲想起来了，说：“哦，那件啊。那件是要送给姐姐穿的。大姐洗坏了，有点小了。”
老区来的保姆被母亲尊称为大姐。大姐一听不干了：“我洗坏啥了？！你那毛衣让虫蛀出好些洞眼子，对着太阳你看看，跟笊篱似的！”
母亲说：“是啊，虫蛀得一塌糊涂。我一直想补补给小曼穿的。”
这话听上去合情理。家里的次货旧货在去废品收购站垃圾箱之前，有个中转站，就是小曼那儿。有次保姆炖鸡汤忘了摘掉鸡嗉子，鸡在挨宰前吃撑了，嗉子里正被消化的米粒儿煮熟，胀破了嗉子。等保姆闻到鸡汤馊味的时候，那些被鸡的胃酸泡过的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保姆不知怎样善后，等女主人从越剧团下班回来处理。女主人说，倒了吧。男主人来自革命老区，说，汤倒了，鸡洗一洗还可以吃嘛。所有人——除了小曼，都说，谁吃啊，恶心还来不及。保姆说，恶心什么？洗洗干净，放点儿酱油，给小曼吃。
所以母亲说要把虫蛀的毛衣给小曼穿，时局暂时太平了。
晚上母亲来到小曼的亭子间，劈头就问：“我的绒线衫呢？”
小曼不作声。
母亲开始翻抽屉，柜子，箱子。这个女儿没几件好东西，多数衣服是母亲自己的，改改弄弄就到了女儿身上。因此弄堂里的人看到的拖油瓶常常是古怪的，老气的，外套小腰身，但比例错了，本来该收腰的地方，收在了胯上，垫肩本该在肩膀，却落在大臂上。母亲一点响动都没有地在小曼屋里抄家，最后毫无斩获。
“我的绒线衫呢？！”
小曼不吭声，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晓得你喜欢它。等你再长大一点，姆妈会给你穿的。你长大了，那绒线衫姆妈就穿不出了，穿了也要给‘他’讲话了。现在你穿它嫌大的，对不对？”
小曼摇摇头。大是大，不过现在就拿过来，可以确保拥有权。就像她把红烧肉埋进米饭，狗把骨头埋进泥土。
“那件绒线衫我现在还要穿呢！我一共几件绒线衫，你晓得的！”
母亲凶恶起来，脚尖踢踢她的脚。小曼认为面对自己这样一个讨厌人，母亲太客气了。
“你偷我东西，没同你算账，现在你是要活抢，对吧？！”
……
“小死人！小棺材！听到吗？拿出来呀！”母亲上手，食指拇指合拢在她耳朵上。她被母亲从床沿拎起，耳朵着火了一样。母亲另一只手在她背上掴了一记。她心想，打得好，再打呀，每掴一记她都挣下一部分红毛衣，最后红毛衣就是她挣来的。可是母亲就掴了一记，她的手心一定比她的背更酥麻。
母亲开始拎着她向亭子间门口走，一面低声说：“你要‘他’请你去谈话吗？”
继父单位里的人最怕的就是被厅长请去“谈话”。家里人也最怕“他”请你去谈话。小曼赶紧撩起身上的外套，下面就是那件红绒线衫。她慢吞吞脱下外套，再撩起绒线衫底边，从下往上脱，疼得也跟蜕皮一样。她的头最后钻出红毛衣，母亲发现女儿哭了。
母亲认为这个女儿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不哭。不哭的女孩怎么会正常？现在她却哭了。母亲鼻头眼圈也跟着发红，替拖油瓶女儿擦了擦泪，捋平她因为脱毛衣蓬起的头发，嘴里保证，等她长大一定把它送给她。
三年后，小曼奔着红毛衣长大了，但红毛衣穿到了妹妹身上。母亲的说辞是，妹妹皮肤白，小曼黑，穿红色乡里乡气。母亲不愿说主是继父做的，她怕在拖油瓶女儿和继父之间弄出深仇大恨来，自己担当了。母亲一副“你还嫌我不够难，还要往死里为难我”的样子。小曼什么也不说，撇下已经为难得奄奄一息的母亲，回亭子间去了。第二天她在妹妹的衣橱里找到那件红毛衣，对着太阳光看，尽管被虫蛀成了笊篱，可还红得那么好，红色微微晕在周围空气里。死去的父亲跟母亲结婚时，在一家毛衣作坊给母亲定制了这件婚服。母亲穿扮得越发年少，他似乎满足的就是把一个小娃娃般的新娘抱进洞房。父亲在天有灵的话，知道红毛衣没他亲女儿的份儿，而去把别人的女儿穿扮成了洋娃娃，一定会在天上伤心的。因为父亲遗传的微黑皮肤，她不配穿红色。红毛衣就要属于白胖的妹妹。她拆开袖口线头，袖子很快被她拆掉。不一会她就成了个拆线机器，按照她心里一句咒语的节奏运行：“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
一个晚上，她把红毛衣变成了一堆弯弯曲曲的线头。染色当夜进行。她白天就在弄堂里看好一个铝盆，盆扔在一个邻居家门口，等废品站来收。盆原先的功用已经作废，因为把它当十多年卫生间的老猫死了。她把铝盆放在煤气灶上，煮了一盆水。水沸腾时，蚀入铝质的猫厕所气味淡淡地升腾。她往沸水里投了一包黑染料，用一根木棍搅动一锅黑水，再把一堆红色线头投进黑水的漩涡。满心还是同样咒语：“让你白！让你白！让你白！”她和着咒语的节奏，看红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没，眼看着就黑透了。
红毛衣所有的历史和秘密被碎尸灭迹了。
第二天早晨，谁都不知道晾晒在弄堂那根公共晒衣绳上的黑色细绒线是谁家的。至于铝盆，早已被扔进了弄堂外大马路上的垃圾箱。小曼第二天夜里将黑绒线收回，套在膝盖上独自绕毛线，断头都被仔细接上，结果绕出几大团挺体面的新绒线。她到区图书馆借来编织杂志，夜深人静时分编织。直到春天又至，妹妹要换装了，大叫红绒线衣失踪了。小曼自然成了头号嫌疑人，可是没人能逼出一句供词。母亲到学校打听，到小曼所在的文艺演出小分队打听，没人见过她穿那件红衣裳。
秋天的一个夜晚，小曼织完最后一针，把所有怀疑猜想的线索都收了头。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后，换上了新毛衣，它黑得可真透，宇宙黑洞不过如此。她的亲父亲，母亲，和她小曼，他们共有而不再的曾经，全被埋进黑色。黑色，最丰富，最复杂，最宽容的颜色，它容纳了最冷和最暖色谱，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极致。黑绒线衫，裤腿宽大的假军裤，一头野头发用了几十个发夹别规整，小曼走到弄堂里，人们悄声议论：“拖油瓶怎么了？一夜之间成美人了！”“美人？赖三！
”
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穿黑色如何藏污纳垢的。早上她看见小曼苗条到妖冶的背影，没动声色。
像所有中学一样，小曼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为主，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每天下午学校文艺小分队排练，母亲在礼堂找到了穿着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曼。母亲盯着黑毛衣，看出红毛衣碎尸灭迹案的整个过程来。凑近了，能看出黑毛衣里藏了许多断头。被虫蛀成的洞眼，拆成线就断开来，要耗费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儿简直能去纺织厂做挡车工了。那么美一件红衣裳，就葬在这黑色里，以这鬼气的黑色还了魂。还看出什么了？那两个系在领口的绒球去了哪里？母亲揪住黑毛衣的领口，伸手进去掏，绒球充当了女儿永远欠缺的那一截青春发育。
“要面孔吗？”母亲看着两个绒球。
小曼不吱声。
母亲抬手给了女儿两个耳光。
当天夜里小曼在浴盆里放了半盆冷水，把自己泡进去。江南三月，夜里的冷水还是足够冰冷，足够泡出一场高烧来。十年前，就是一场高烧让母亲长久地抱了她。一场高烧让母亲还原成她一个人的亲妈。十年里她也太不争气，一次像样的烧都没发过。她在冷水里泡了足足一小时，自身的三十六度五把半盆冷水都泡温热了，浑身冷得发僵，僵硬得正称心，上下牙哒哒哒地敲木鱼，响得能供戏台上的小旦跑圆场。好了，泡到火候了，她欣喜如愿地把自己从浴盆里打捞上来。
天快亮她都是冰冷的。烧就是不发，什么病也不生。第二天夜里接着泡，还是一夜冰凉。她这么积极主动地找病，可病怎么就是不来找她呢？第三天早晨她决定“生病”，不起床了。第一个来探望的是保姆。保姆是来找她去排队给继父买早点的。保姆离开后，母亲慌慌张张地来了，腮帮上带一道枕套上的绣花压出的深痕。她伸出此刻显得无比柔软的手，触摸一下小曼的额，又摸了一下自己，浑身一抖：不对呀！怎么比活人凉那么多？！她撩开被，柔软的手在女儿身上轻轻搓揉。这不是掴她耳光的手，是她抚弄琴弦的手。母亲再次惊骇了：太不对了，活人的身体怎么是这个温度？！她干脆钻进被窝，抱住女儿，抱得像上回那样紧……不，更紧。女儿是脸朝墙壁躺着的，身量比她高半头的母亲从她身后抱住她，抱得太紧了，血液的热度隔着两层皮肤融进她的血液。她觉得自己被抱小了，越来越小，小得可以被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装入她的子宫，在那里回回炉，再出来时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
母亲什么也没说。要说的太复杂了，怎么说得清？这娘儿俩之间该有她们自己的语言才能讲得清；她们自己的语言，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码。就从那一刻，小曼意识到，这家里还有比她更变形的，就是母亲。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发生，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形状。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不无创伤。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小曼决定离开家。
这一天是何小曼新的开始，她要寻找走出家庭的道路。
你知道一九七三年的上海吗？到处是全国各种部队文艺团体的招生点。因为前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她不屈不挠，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在走出第十一个招生办时，背后响起一声呼唤：“小鬼，等一等……”
何小曼回过头，万一叫的是她呢？叫的还真是她。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让眼睛做两盏灯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你是姓何吧？”
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一边朝她招手。这个“首长”就是郝淑雯。虽然郝淑雯比她叫的“小鬼”只大一岁，却已经透出首长式的威严和慈祥。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任务，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她长了表演经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被人托举托举，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反正也没人疼，摔坏拉倒。我后来对她认识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对此她肯定毫无知觉，但从她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来看，我觉得我也许比她自己更懂得她。
郝淑雯叫住小曼，小曼转身向她走去。这是她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她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动都动不了。郝淑雯当年走在马路上，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
郝淑雯也动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钉在那儿。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平时躲着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郝淑雯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假如需要她复试，会往她家里发通知。必须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装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结头累累的黑毛衣，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父亲死后，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她留了一手，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坏话。
三天后，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一个前空翻没站稳，整个人向后砸去，后脑勺都没幸免。当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认为她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但她一骨碌跳起来，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正是这个歪脸的笑，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舞蹈教员杨老师。对于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还有什么可怕的吗？他在她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
这样，何小曼不可逆转地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
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萧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两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癞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椎伤了她，那就玩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癞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比起床号早两分钟。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曼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曼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曼的头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曼的头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丰沛，似乎她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冲冠怒发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可我们都有点怕这头发，这头发跟我们比，太异类了，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每一根都茁壮油黑，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终于有人对何小曼的头发发言了：“哟，这是头发呀？！怎么长的呀？！”明明是质疑的。质疑者姓林，叫丁丁，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曼的头发上，一摸，赶紧缩回，看看手指：“不是染的吧？”何小曼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林丁丁接下去又说：“也没烫过？”何小曼摇摇头。丁丁又说：“怎么长成这样了？”明明有点嫌恶了。
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对何小曼的头发的微微嫌恶。
后来何小曼告诉我，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火车晚上发车，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有一家“鲜得来”的小馆，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店堂里坐不下，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她只买了一客年糕，让小曼吃，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不时提醒女儿：“蘸点佐料呀！喝口汤呀！”没有餐桌，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吃完午饭，娘儿俩又去逛公园。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让女儿坐上去，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小曼的头发难梳，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比弟弟揪还要疼，疼得她眼泪盈眶。父亲活着的时候，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告诉她那叫“麦穗花儿”，也叫“法国辫子”。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母亲柔声说，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小曼猜“别人”就是她的爸爸。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母亲跟小曼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小曼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曼身上！二月的阳光里，他们一家团聚了，只是缺席了小曼的亲父亲。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曼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我们看到的何小曼，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我们怎么会知道，小曼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手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对于她，母爱的痕迹，本来就很少，就浅淡，法国辫子也算痕迹，她想留住它，留得尽量长久。两周之后，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她在澡堂的隔间里拆洗头发，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头发打了死结。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把所有死结剪下来。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剪了个她自认为的“刘胡兰头”，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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