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叫她生病多吃水果，她说“蹶子”
维他命多，就是容易生蛋。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那就是又胃气痛了，一问，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这只胃胀得像只球！”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有人吃美了，便会招来警告：“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林丁丁的病都不大，可都是真病，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胃气痛又来了，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尤其刘峰，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这是“触摸事件”爆发后我回想推测的。
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曼。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自从她父亲自杀，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
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何小曼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
何小曼：“多少度？”
卫生员：“不知道……”
何小曼：“那你快看啊！”
“看不清！”
何小曼：“再不看就凉了！”
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凉了”。
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何小曼急得叫起来：“哎！你出去干什么？！”
卫生员：“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屋里看不清啊！”
何小曼：“你不能出去！……”
卫生员无语，愣在门口。
何小曼：“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
当时我们在午睡，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又都笑了。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我们说，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出笼就会凉下去？
卫生员从屋外回来，报告何小曼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何小曼还是遗憾，说在屋里肯定更高。
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一定是昏的，不可以与之较真。当天晚上，小曼摇摇晃晃地起床，幽灵一般飘到后台，打算化妆参加演出。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曼的缺，这是领导批准小曼请战的原因。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化妆、穿服装。那两天何小曼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身体头发热腾腾的，整个人都馊透了。我们中有人说：“跟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
“什么呀？”小郝说话了，她正在梳何小曼那一头黏手的头发，“压根就忘了放碱！”
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何小曼也跟着我们笑，有点笑不动，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会很孤立的。无论如何，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当晚开演出总结会，副团长提到何小曼的名字，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妆室，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副团长号召大家为“轻伤不下火线”的小何同志鼓掌。何小曼眼圈红了。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当时的成都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
让我们对她的歧视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
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对男女有别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那天风大，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以踏平一切之势，奔腾出门，突然都停住了。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填塞的黄颜色海绵。我们再瞥一眼，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大概也曾搓过澡，被挖下两块圆形，再被粗针大麻线地钉在乳峰部位，看上去寒碜无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到处可见丰胸广告，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而且材质太廉价，手艺太粗糙，向往太无耻。我们不约而同相互看看，从视线高度就明白，大家都想看清，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红了脸，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人人自危。
这种脸红今天来看能看得更清楚。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再想得深一层，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上万年来，人类对女性诱惑力、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乳房是象征，是图腾，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而我们的秘密向往，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道破，被出卖！男兵们挤眉弄眼，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他们。
我们中的谁小声说，把它收了吧，丢人现眼！郝淑雯不让收，警告说：“谁碰它就是谁的啊！”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围着钢琴站定，不少人笑起来。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不堪到了滑稽地步，因而惹我们发笑。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不一会儿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的一个，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钢琴哄的一声也笑开来。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
接下去，郝淑雯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暗哨，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它下面的下流勾当。开晚饭了，专门有人给站哨的人打饭。晚上排练，没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快到熄灯时间了，那件衬衫和它掩护的勾当在路灯光里，成了孤零零的旗帜，风力小下去，它们也舞累了。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宁可舍弃它们也不愿暴露自己。但有人觉得不大可能，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但必须以旧换新，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换洗都不可能了，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衣？
十一点多了，埋伏的夜哨也困了，猎物却仍不出现。值夜哨兵叫醒郝淑雯，说就算了吧，恐怕有人泄密，这家伙宁死不进套。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表示批准。值夜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感觉有人轻轻走进了走廊。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都很老，七八十岁了，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筋络相连，只要有人从走廊一头进来，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哨兵伸头往走廊看去，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蹑手蹑足在黑夜中移动。哨兵吼了一声：“不许动！”
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昏暗灯光里，何小曼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宿舍的门口。小郝立即还原了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威严而慈祥：“等一等！”
何小曼等着。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哨兵当然明白“首长”要她去干什么。她跑上去，缴下何小曼的衬衫，但她马上就迷茫地扭过头，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衬衫是那件，没错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勾当！要拿下作案者，必须人赃俱在，现在勾当不见了！郝淑雯从哨兵手里接过衬衫，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同时审问就开始了。
“这么晚，哪儿去了？”
“上厕所。”
“你平时起夜吗？”
“有时候……”
谁都知道女兵床下一般有三个盆，三个盆的分工很清楚，头号大的洗脚擦身，二号大的洗脸，最小的偶然起夜做便盆。除非腹泻，极少有人半夜穿过院子去那个公共厕所。
“胆子倒挺大的嘛。”
何小曼毫不费力就听出审讯者话中的双关义。那时有关郝淑雯要当女舞蹈队队长的传闻已经泛滥，何小曼在未来的顶头上司面前规规矩矩立正。
“这衬衫是你的？”
“……嗯。”
“傍晚下雨大家都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了，你怎么没收？”
“忘了。刚才从厕所回来才看见。”
“你平常的好记性呢？藏半个包子夜里都记着啃完它。”
何小曼连稍息都不敢。
郝淑雯端正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狞笑。
“那个东西哪去了？”
“什么东西？”
“你藏的东西，你知道。”
“我没藏东西。”
“好意思做，就要好意思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什么，我哪儿知道！”
“……”
“嘿，问你呢！”
“……”
郝淑雯指着衬衣，“你在这件衬衣下面藏了什么？”
“……什么？”
“废话！你藏的你知道啊！”小郝给她气笑了。
走廊两边的门都开了缝，缝隙渐渐变大。
询问陷入僵局。郝淑雯只好重来。
“是不是把那玩意儿烧了？”
“……”
“藏在衬衫下的东西被你烧了？”
“……谁烧了？”
“哦，没烧。那哪儿去了？”
“……”
“大家可是都看见的，啊。”
何小曼眼泪流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曼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长。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曼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郝淑雯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何小曼的目光在郝淑雯完美的胸口上穿了个洞，又在小郝身后走廊尽头的墙壁上穿了个洞，还是找不到逃遁的出路。眼泪滴成了珠子，可她就是不低头不认罪。我们所有人在秋天的夜晚打着串串寒噤；我们都是可怜虫，一旦有一个可怜虫遭殃，危机就被转嫁了，暂时不会降临于我们，我们也就有了短暂的安全。于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可怜虫遭殃的时间长久一些，把我们的危机转嫁得长久一些。
“我们好几个人都看见了。”门内的某女兵站上了证人席。
“他们男的都看见了！都在怪笑！”这个证人很悲愤。
门内的女兵们跟走廊上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审判庭。郝淑雯又开口了。
“干了那种事，还要撒谎。”
“我没撒谎。”
“她撒谎没有？”郝淑雯向走廊两边的门扫视。
“撒了！”陪审团异口同声。
“再问你，撒谎了没有？”
寂静中，何小曼的眼泪干了。
“问你呢。”
“我没撒谎！……”
何小曼突然咆哮起来。凉飕飕的秋夜出现了乱气流。
郝淑雯被这一声呐喊暂时镇住。大家都从这句咆哮里听出“策那娘！”听出比这更脏的弄堂下流话，听出她用这句话骂山门骂大街。这只小老鼠一向躲躲闪闪，静静悄悄，从来不知道她还会叫！从来不知道她身体某处藏着这样一声叫！
“没撒谎你叫什么叫？！”
何小曼继续看着前方。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撒谎抵赖……”
一声号叫打断了郝淑雯。何小曼无词的号叫更可怕，刹那之间让你怀疑她由人类退化成了猿，叫声凄厉至极，一口气好长，一米五八的身体作为笛管，频率高得不可思议，由此你得到一个证明，正是她的短小使她发出如此尖锐的声音，想想知了、蛐蛐、蝈蝈、金铃子之类。郝淑雯给她叫傻了。我们都傻了：她这样叫，一个字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后来我了解了她的身世，觉得这声无词的号叫在多年前就开始起调门，多年前就开始运气，在她父亲自杀的时候，或许在弟弟揪住她的辫子说“辫子怎么这么粗明明是猪屎橛子”的时候，也或许是在她母亲识破了那件被染黑的红毛衣以及两个绒球如何做了丰胸材料而给了她两耳光的时候……
何小曼号叫的时候，脸色紫红，印堂却青白，鼻子至嘴巴的三角区同样发青，但她的眼睛仍然是穿过郝淑雯的；小郝把一件洗塌了筋骨因此疲软无比的针织衫做睡衣穿，肉粉色，原先应该是红色，由于洗过太多水完全像张煮软的馄饨皮粘贴在身体上。想象一下，小郝那夜间不设防的身体就在那下面，那些轮廓，那份饱满，她的高炮师长父亲和军医母亲给了她这身体，以及那身体后的依靠。只要这世上郝淑雯存在着，对于何小曼就是残酷。小郝这样的天体和何小曼这样的丰胸把戏，一个当然要戳穿，一个当然要号叫。
女兵们对何小曼的歧视蔓延很快，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等夏天过去，人们对那场酷暑有了别种理解：那种毒热原来酿着大地震，酿着大人物们的大谋算，天灾和人祸老天是先知的。可此刻的我们浑然不觉，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为八一节排练新舞蹈：《红军飞渡金沙江》。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另一条腿伸向空中。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曼看上去油汪汪的，简直成了蜡像，正从头到脚地融解。快要到托举了，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军鼓铜管一块发飙，女舞者们起范儿，男舞者们趁势托腰，一个半旋，所有女兵都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地舞到男兵手臂上，而录音机突然哑了。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曼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这是个北京兵，叫朱克，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他回答杨老师说，他没怎么的呀。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一手舞动着半截香烟，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烟灰洒在我们的汗上。然后他跟所有人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热，但是请不要恨我，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
他把烟头塞回嘴角，一边回到藤椅前，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播放键，音乐再次飙起，杨老师大喊一声：“开始！”
我们再次起范儿，重复那套动作，音乐却又停了。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指着朱克和何小曼，“你俩怎么回事？！”
何小曼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又看看朱克。
朱克说：“举不动。”
朱克闹了三年转业，不好好练功，整天练健美，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
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说：“你这么闹，就更不会让你转业。”
朱克说：“我闹什么了？闹肚子，没劲儿，再给人家摔坏了呢。”他下巴歪歪，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曼好。
杨老师说：“举不动可以，至少把动作来一遍。”
大家再一次重来，起范儿，托腰……杨老师噌地站起来，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现在起身起得太急，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
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翻倒在地板上。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又被墙根撞了一下，弹回来一尺远。
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但他做他的，跟何小曼毫无关系，手离何小曼的身体数尺远。
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把朱克和何小曼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又胖又大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无端也有三分火气，此刻火得两拳紧握，胳膊肘架起，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多少流通点儿空气。
“朱克，你给我做十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小何，准备好……走！”
朱克却蹲下来，头抱在两手之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嗓音几乎压没了，只剩牙缝里咝咝的出气声，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
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杨老师您行行好，给换个人吧。”
杨老师不明白。我们虽然热糊涂了，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
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他转脸问何小曼：“朱克说换谁？”
何小曼不说话，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
朱克又开口了，说：“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
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
杨老师：“你们都怎么回事儿，啊？！”
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
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深刻，“您老的嗅觉没事儿吧？闻不出来呀？”
杨老师瞪着朱克。男兵们开始窃笑。
朱克指着何小曼：“让我托举她？多不卫生啊！您自个闻闻，她整个是馊的！”
大厅里静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
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安静了，他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道：“朱克同志是爱卫会的。杨老师原谅他。”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曼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意思似乎是，你们好好商量吧，总会商量出结果的，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
男兵们很理解朱克。我们那时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在这个“冒酷暑坚持排练”的响当当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抱何小曼比没的抱还糟。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
杨老师说：“那你告诉我，朱克，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
朱克不说话，但意思是：那可不，换谁都行。
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
就在这时，何小曼的新搭档出现了。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走到何小曼身边，说：“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位置吧。”
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夹到自己碗里。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曼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
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也许我们对何小曼的作践震撼了他，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平常脏活累活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曼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累活。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转过身说：“解散。”
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杨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一边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吧。”
在这样的毒热中，我们什么都不爱干，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唯有刘峰和何小曼剩下来。因为刘峰对何小曼说：“咱俩练几遍，下次排练就走熟了。”
女兵们往大门口走，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从排练厅的窗口，能看见刘峰把何小曼高举起来。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镜子是次品，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但十分协调般配。到了第二天排练，刘峰和何小曼跳得默契和谐，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
示范结束，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
我们都说，不错不错。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没人答得上来。
“说明了只有他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
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逼出这番豪言壮语。杨老师跟“白专”就隔着一根虚线，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腿踢不上去，高姿态都是空的。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
“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三不怕臭。”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
“苦和死都不怕，还怕臭吗？”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味儿是馊得可以，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刘峰的回答是：“低级趣味。”
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男兵们背地里说：“只低级没趣味啊——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
批判会开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那是一九七七年暮夏。
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何小曼去他宿舍登门造访。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因为男兵们常穿条小裤衩就公然在宿舍走廊里串。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何小曼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
她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
很多人听见何小曼这两声喊了，因此她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只是她跟他说了什么是个绝密，直到一九九四年，何小曼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当然，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也是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也被编撰得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
刘峰为她打开门，问她有事没有。何小曼答非所问，说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要走，那么快。刘峰说，伐木连正缺人，要他尽快去报到。这是不实之词，那时已经是秋季，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藏区化雪的时候。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小曼问了一句，伐木连远不远。远，刘峰说，在澜沧江那一边，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这么远啊，小曼说。我们对澜沧江很熟，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过澜沧江。
那么一场送别对话，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进行，总也不是个事，刘峰就对小曼说，进来坐吧。小曼进去后，发现是没什么地方可坐的，刘峰在整理行李，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一顶蚊帐刚缝补完，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刘峰把小曼让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传出去了，他穿着背心跟女兵夜话多不合适，他是为了何小曼好。何小曼见他没头没脑地打转，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衬衫。小曼指指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不就在这里吗？他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何小曼叫住他，哎，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他摘下针线，喘出一口长气，额头上尽是大汗珠子。
从何小曼后来告诉我的情景，我想象当年他俩的样子，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何小曼那晚是放松的，自然的。甚至，还自信。对，是自信的。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雷又锋以触摸女性证明他也是个人，这一点让小曼自信了。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的次等人，于是跟她在一个海拔上了。小曼问刘峰，她能帮他做点儿什么。刘峰一向帮别人的忙，听到这话不习惯，拿出半袋洗衣粉，一盆青葱，一盆青蒜，一盆芫荽，说这些东西带不走，请她帮忙处理。小曼这才知道，刘峰在窗台上开着一个小农场，种植了好几种作物。他解释说，山东人口味重，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他最后搬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说，假如小曼能帮忙，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都不要了？嗯，带不走，他是从连队来的，知道连队的生活什么样，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小曼沉默一会儿，问，能不能看看纸壳箱里装着什么。他打开箱盖，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奖状、锦旗、奖品之类。有的奖品是有用的，比如大茶缸，人造革皮包，脸盆。还有两块枕巾。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血红欲滴或金光耀眼。小曼吃惊地问，都不要了吗？这不是都有用吗？刘峰说都印上字儿了，怎么用？
“全是……全是好字儿啊！”小曼说。这是她的原话，意思是，记录了他曾经辉煌的字儿，不好吗？她活了二十岁，一个这样的字儿都没获得过。
刘峰没说话，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
小曼翻看着那些奖品，终于冲破羞涩，说她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刘峰说当然了，只要她不嫌难看。
我的分析是，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曼做，是想让她搬了东西就走，离开他的房间。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没了丁丁，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小曼不懂他的痛、他的苦，以为她这样陪伴他，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小曼也想以她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她活了二十岁，一路受伤到此刻，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这她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实小曼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在排练中和演出中，她被他一次次扛着，就像四岁时父亲扛她那样，让她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那一会她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这感觉小曼跟我说了三分之一，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那个夜晚，小曼几乎是爱刘峰的。不，她已经爱上他了。也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她找上门，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抱抱”。明天，抱她的人就要走了，再也没有这个人，在所有人拒绝抱她的时候，向她伸出两个轻柔的手掌。
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雷锋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假如雷锋活着，也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曼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
何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刘峰两个同屋看完电影回来，她才告别。
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每一件奖品和奖状都是在他光荣神圣上加的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荣神圣下去，别来参与我们的小无耻、小罪过，别来分享我们不无肮脏的快乐。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第二年秋天，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A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踝，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曼顶上去。何小曼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女分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曼。何小曼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她当兵四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何小曼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她“何小曼练功积极，演出认真”重要得多。听到后者，团支部会认为，舞蹈队的，练功积极是本职，演出认真理所当然，有什么可表扬的。忙活别人的工作，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就会捞到分外表扬。郝淑雯向何小曼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何小曼说不行，她顶不了A角小战士。郝淑雯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哪怕给她的角色是只狗，她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何小曼说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继续织补。我们还有待发现，小曼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有次在昏暗的后台，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地方，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粘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
“你不想演小战士？”女分队长这是第二次问何小曼，给她反悔的机会。小郝跟我们都认为，何小曼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既顽皮又憨拙，非常讨观众好，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
“我头晕。”这是何小曼给的理由。
谁不头晕？海拔四千米，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每天有人流鼻血、心慌、恶心、腹泻，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血压蹿到一百八，心跳也快快慢慢的。
“谁不头晕？”郝分队长说。
“你也头晕？”何小曼问，似乎她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都发生。
“废话！”郝淑雯说。
何小曼从凳子上站起来，真的晃悠一下。她的意思似乎是，既然大家都头晕，她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
我们这些龙套演员陪着主演何小曼排练一下午。那是一座露天舞台，就着山坡的高度搭建，十月就早早进入了严寒。我们像一个个蒸汽火车头，嘴吐白气，呼呼直喘地陪着她熟悉每个位置，每个队形，每一处衔接。
晚上演出前，我们听见台下哒哒的马蹄声。从大幕缝隙看出去，看到两千个骑兵整齐入座，座位就是他们胯下的战马。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的观众席，不止振奋而且恐惧，都不由自主地想，演出中万一惊了马，被铁蹄踏成肉酱的将是谁们。
何小曼坐在炭火边看我们活动足尖。郝淑雯催她起来一块活动腿脚，别像第一位小战士那样还未出征就倒下了。
她说她反正已经倒下了，正发高烧呢。郝淑雯把卫生员找来，在她额头上摸摸，是烫的，可她一直烤着火。体温计可以做证，五分钟后从她腋下拿出体温计，卫生员说咋得了，何小曼高烧三十九度七！我们顿时乱了；何小曼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小战士了，而这个舞蹈没有小战士就没得玩了。带队的团长很快来到何小曼身边，看卫生员喂她姜汤，何小曼吞一口，他的喉结沉重地动一动。何小曼是这天夜里的月亮，包括团长的我们都是星星。杨老师建议，今晚取消这个小舞剧，让何小曼休息一晚。
团长说：“别扯了，取消哪个节目这个舞都得跳！”
团长岁数并不大，也就三十三四岁，早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特别善于鼓动。他的情绪从激扬转为悲壮，说骑兵和军马浴血奋战几十年，立下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在我军历史上就要被永远取消，这个《军马和姑娘》的舞蹈是对他们的歌颂、纪念，也是永别。团长的眼睛不对劲了，因为有了泪。
团长来到何小曼面前，蹲下来，像大人对待孩子，“小何同志，坚持就是胜利，骑兵战士们会记住你的，会感激你的。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演出，也不只为我们团演出，你代表的是要继续在我军存在下去的全军，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
何小曼在这样的征召下，站了起来。
那个舞蹈开演之前，团长走出大幕。我们都蒙了：团长难道亲自当报幕员？团长对着近两千骑兵和战马说：“骑兵同志们，下面这个节目，是我们专门为骑兵这个最勇敢的兵种创作的。”大家想，团长这个“我们”的范围，扯得有点大，舞蹈明明是上海舞校创作的，我们只是拷贝来的。团长接下去说的，更让我们觉得他在“扯”了。他说扮演主要角色的何小曼是我们的优秀舞蹈演员，这位小同志将带着四十度高烧上台，如果她倒在舞台上，请英勇的骑兵指战员谅解，因为小何同志继承了骑兵同志的光荣传统，轻伤不下马背，轻伤不下火线。
台下掌声口号声战马嘶鸣声，何小曼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两千人的掌上明珠。她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她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
整个舞蹈跳下来，何小曼相当争气，除了跑错两次队形，并没有像团长担心的那样“倒下”。骑兵团首长上台来接见演员，真把二十一岁的何小曼当成小战士了，在她脑袋上又摸又拍。大幕刚拉上，何小曼就倒下了。
当夜我们奉团长的命令轮流值夜，保障何小曼随时有水喝，随时上厕所，发生危险随时得到急救。团长说保障何小曼就是保障我们整个演出，看看小曼的演出引起了怎样的感动？宣传效果多大？继续保障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的形象，就是继续传播军委首长对骑兵们的抚恤和关怀。又扯到军委去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骑兵们不服对于他们的发落，正预谋闹事，把军马骑到成都，甚至骑到北京去请愿。一米五八的何小曼挡住了那股危险的铁流。
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三十九度七，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摆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哪，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知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疾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雯、林丁丁。对丁丁，她简直是敌对的。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那年小曼二十一岁，由于刘峰的离开，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地，厌倦化为悲哀。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浑浑噩噩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使她看到的，就是她亲父亲曾教她的屈原诗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于是她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杨老师的青睐，实在是迟到的，迟到太久。小战士独舞？对不起，跳不了。当郝淑雯到服装组去传送杨老师厚赏时，她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我这才想起，小曼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她那因悲哀而死的文人父亲迟早会在她身上复活。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恨不动的常态心情。郝淑雯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曼，一边织补舞蹈长袜一边在谋划放弃，放弃抗争，放弃我们这个“放逐”了刘峰的集体。她的“发烧”苦肉计本来是拒演，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她站在舞台侧幕边，准备飞跃上场时，希望燃遍她的全身。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
一九九四年的何小曼对我确认，她到服装组织补袜子不是为了“进步”和“向组织靠拢”，她是为了躲我们。刘峰离开后，我们，我们全体，是她最不想看见的人。
她也承认我猜对了，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儿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人们是可以宠她的，夜里为她端茶端尿，白天为她端饭端水，看来她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七天时间，她被希望腐蚀得那么彻底，真以为她的转机来了。然而在第八天，团长在巡回演出总结会上对我们大家说，今天的会也是个欢送会，何小曼同志很快要下基层锻炼去了，大家欢送她吧，祝她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小曼在抛弃我们所有人之前，还是被我们先下手为强地抛弃了。她心知肚明，团长多么铁腕地处理了她的苦肉计。处理了她，也就切断了对他配合苦肉计的责任追究。小曼走了，女兵们少了一个讲坏话的话题，尽管林丁丁说谢天谢地，再也不用看见她用那么小一块毛巾洗澡，面孔擦擦，屁股也擦擦了。有关小曼的坏话还够消费一阵：何小曼能不发出那么大馊味儿吗？一个头长了丁丁三个头的头发！长那么多头发是怎么回事知道吗？是返祖！谁仔细看过她的眉毛，仔细看是跟头发长一块儿的！看见她身上的汗毛没有？就是个毛人！难怪她出起汗来吓死人，泡菜泡藠头泡大蒜的味道，都跟着汗冒出来，所以她一出汗就馊！……
小曼走了一年了，我们对她的歧视、迫害还在缺席进行，直到中越前线爆发战事，有关她的坏话才归于沉寂。
刘峰伤好之后，谢绝了一切英模会的邀请。早在二十岁的时候，他把一辈子的英模会都开完了。他早就完成了做英模的份额，超额的一大堆英名都在林丁丁那里一笔勾销。他早看穿英名是不作数的，不能用来兑换真情和幸福。至于他怎样受伤，怎样差点送命，他跟谁都不想说。他的伤虽然在小臂上，但弹片炸穿了动脉血管，他用绷带扎紧伤口止血，可仍然不能完全止住。对救护车的期盼和等待是他一生最长最苦的等待，比等待林丁丁入党，等待她的预备期通过之后好跟她求爱更长更苦。救护车始终没被等来，等来的是一辆运送给养弹药的卡车。假如不是驾驶员迷路，没人会发现昏迷在路边草丛里的刘峰。驾驶员先看见的是地上蠕动的一道赭红，三寸宽，再细看，驾驶员头发全立起来。那道赭红居然是由密密匝匝的红蚁组成，千百万红蚁正十万火急地向路边草丛挺进。接下去，驾驶员便发现了被红蚁覆盖的一具人体。人还活着，军装四个兜，还是个当官的，军帽里子上写着名字：刘峰，血型A。是这个叫刘峰的残肢引起了红蚁总动员，伤口不断涌出的血引起红蚁横跨公路的大迁移。驾驶员再往山坡上看，另一路红蚁也在喜洋洋地不断拥来；整个红蚁王国都搬迁来了。路面上一个巨大的弹坑里积蓄着清晨的雨水，驾驶员把刘峰拖到弹坑里，三四尺深的水面上很快漂起厚厚一层红蚁。刘峰同时也被冷水激醒。
驾驶员告诉刘峰，他已经失血过多，再不及时止血命就没了。这是个典型的汽车兵，冲锋枪拍打着屁股，一开口便咋呼，从打开的军装领口露出半个胸脯。刘峰说不出话来，太冷了，过度失血和弹坑的冷水让他牙关松不开。知道野战医院包扎所的帐篷在哪吗？刘峰点点头，他送过排里好几个伤员去那里。刘峰的点头，实际上就是眨了眨眼皮。亚热带的早春使刘峰经历了最严酷的寒冷，山东老家的冬天也没把他冷成这样。驾驶员把他搬进驾驶室，用自己的急救包给他再次包扎一番，不久新绷带还是被血泡了。驾驶员问他能不能指路，卡车会尽快把他拉到包扎所。他又点点头。这次好了点，体温和力气回来了一些。驾驶员一面启动卡车，一面咋咋呼呼地说话，他怕伤员再次昏迷，那就很难再醒过来。从驾驶员的咋呼里，刘峰明白他是运送弹药和给养给✕✕团。正配合兄弟部队打穿插的✕✕团弹尽粮绝，进攻撤退都不可能，被迫退到一个煤矿里。
这是个三岔路口，驾驶员问刘峰，哪条路通往包扎所。刘峰下巴向左边一歪。驾驶员问他，路有多远，刘峰说不远，最多五公里。驾驶室的温度和驾驶员的咋呼使刘峰松开了咬紧的牙关。路面上净是水洼，卡车走得乘风破浪，每一次颠簸，驾驶员就是一句“日你先人”。五公里路走得像五十公里，到了目的地，驾驶员看见一座十多米高的煤山和一个半塌矿井口。驾驶员跳出驾驶室就破口大叫：“担架员！护士！抬人喽！”
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都瞪着他。
驾驶员又叫：“狗日医生呢？人都要死球了，咋不动呢？！”
此刻士兵们回答了：“哪来的护士医生？这是✕✕团✕✕营！”
“你们就是✕✕营？！”
士兵们七嘴八舌，说他们一直在等汽车连送弹药给养，吃完最后一块压缩干粮是四十几个小时前了，从嗓子到肠子都让煤坑的水给喝黑了！
教导员上来，问驾驶员怎么了，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驾驶员傻了，拇指戳了戳身后的驾驶室，说那个叫刘峰的家伙带路把他带到这里的，本来他让他带路去包扎所的，看来带对了地方，不过也带错了地方，现在再往包扎所赶，不晓得赶得赢不。驾驶员催促士兵们赶紧卸弹药箱和压缩饼干，卡车还要抓紧时间送伤员到包扎所急救，不然他还真要血流干死个球的！他一边跟士兵们咋呼他今天如何见了鬼，先是红蚂蚁带路，把他带到伤员跟前，伤员本来该带路去包扎所，歪打正着地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卸货的士兵们往驾驶室里一看，其中一个认出里面垂死的伤号，说：“好像是工兵营的！”
教导员认识刘峰，证实说，是工兵营一连三排排副。教导员拍着车窗玻璃呼唤：“老刘！老刘！”
对基层部队干部间的尊称“老刘”，伤员毫无反应，被晒得黝黑的脸仍然光洁，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印堂和颧骨浮着不祥的灰白，眼皮几乎透明，像将死的禽类。
教导员明白，这个姓刘的排副是活不成了，他用他救助自己生命最关键的几十分钟故意给驾驶员“带错了路”，现在弹药给养是送到了地方，但去包扎所来不及了。于是教导员带领全营士兵给昏死的刘峰敬了个礼。
我不知道当时刘峰那么做是不是不想活了。用他的命带路，必要，似乎也不必要。刘峰等候救护车的岔路口离包扎所不到七公里，假如驾驶员先把他送进急救帐篷，再掉头给✕✕团送炸弹给养区别也就是三四十分钟，几百个弹尽粮绝的军人无非延长三四十分钟的弹尽粮绝。没错，那三四十分钟里，有遭遇敌人袭击的可能，也有太平无事的可能。事后看，确实太平无事；✕✕团的无线电被炸毁，稀里糊涂脱离了作战，此后的两天都没有卷入战事。我也不知道，刘峰选择冒死帮驾驶员送给养弹药，是他高贵人格所致，还是想创造一个英雄故事。也许他跟何小曼一样，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求死的愿望。这个秘密愿望是在林丁丁叫喊“救命啊！”的刹那开始萌生。也许晚一些，那念头萌生在我们全体对他反目的时候。本来郝淑雯要林丁丁保证，绝不出卖刘峰，但到了后来，刘峰反正已经落水，不参加人群痛打他几下说不过去，会得罪多数。所以郝淑雯也参加了痛打刘峰的集体。本来嘛，集体痛打个什么，人也好，狗也好，都是一种宣泄，也都是一种狂欢。
刘峰在那个卡车驾驶员发疯一样开着车往包扎所赶的时候，心里是狠狠的，赶吧，赶不及了，你赶不过我动脉漏出的血。卡车被开进一个个弹坑水洼，泥水溅到两侧车门的玻璃上，刘峰被惊醒。驾驶员见他醒来，咋呼带出哭腔：“你个舅子！你诓老子！你不想活，你莫要死在老子的车上嘛！”刘峰露出得逞的微笑：这就是他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有关系的，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但她脱离不了那关系。夏夜，那一记触摸，就是他二十六岁一生的全部情史，你还叫“救命”？最终送命的是我。在卡车狂奔发出快散架的声音中，他称心如意地看着泥浆在玻璃上溅着礼花。他的生命将要谱写的这个英雄故事，以及这故事将要谱写的英雄颂歌，让所有痛斥他的人都会高唱。你们翻脸翻得真快呀，昨天还那么拥戴我，在选举雷锋标兵的会上，只见一片齐刷刷的手臂竖起的青纱帐，眨眼间就是一片齐刷刷的拳头：“刘峰，表面上雷锋，思想是个垃圾堆！”我用死来让你们亏欠，让你们负罪。让你们跟林丁丁一样，心底最深处明白，这一笔命债是怎么欠下的。刘峰想到这里，看着被泥浆彻底弄浑的玻璃窗，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
刘峰被送到包扎所已经是深度昏迷。驾驶员此刻对刘峰已经形成英雄崇拜情结，为他献出300CC的O型热血。刘峰的事迹是从驾驶员口中传出的。正好军区一个记者在这个包扎所采访，就把事迹写成了报道，叫作《与生命逆行》。
那篇报道和何小曼的报道前后脚见报。我当时还是这行的新手，看了这两篇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说不出所以然。我遗憾那两篇报道不是我写的，我想我会写得真实一些，脱离我军英雄故事的套路腔调远一些，说的话更像人话，行为也更人类一些。无论如何，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
那种英雄事迹的写法多少要对何小曼突发的精神疾病负责。何小曼在一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里是这么个形象：柔弱而倔强，坚忍而充满理想主义，一副瘦削的铁肩膀把一个重伤员背负了十几公里路，背过山谷河滩，背过蛇蝎横行的丛林，背过敌人出没的村落，从死亡边缘背回人间。何小曼读到这篇报道时不相信那个女主人公是自己。她把经过回想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跟报道不是一回事。大致是这样一个经过：她和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性护理员搭乘一辆运输烈士遗体的卡车回包扎所，卡车误入雷区，车被炸毁，驾驶和副驾驶当场牺牲，那个同行的男兵腿部负伤，她搀扶他步行十多里地，途中碰到一个纪录片摄制组，用装载摄制设备的车把他们送回了野战医院。何小曼在搀扶男护士返回的途中，他过度疲劳，走不动了，可是又不敢停留，她确实背过他一小段路，而不是报道里写的那样：背着受伤的战友爬山涉水。那战友十七八岁，典型的四川山民，瘦小结实，怎么也超过一百斤，毙了她她也不可能背着他强行军十几里！有那么一段路程，她用裹尸布缠住他，一头用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匍匐前进，布很快磨得褴褛不堪，她哭着求他跟她一块爬，最后他们沿着公路的草丛爬行了一两里地，遇上了摄制组的车。
何小曼也认不出报纸上的照片：一个穿着护士白衣的女兵坐在树根上，背后的晾衣绳上飘着若干洁白的床单，夕阳照在她年轻的脸蛋上，她手指尖捏着一枝野花，花瓣似乎挠痒了她的嘴唇。照片上的女护士是好看，好看得跟一首诗似的，那种让人一念就肉麻的诗。照片旁边的一行字为：“战地天使何小曼”。报道刊登后的第二天，她清晨上早班，刚出门就被门对面两棵树上拴着的一条横幅吓回去，惊着了。横幅上的大字说：“响应军区号召，掀起向何小曼同志学习的热潮！”
她退回门内，感觉像遭了伏击。她四岁那年父亲出门，也是看到一条横幅，赶紧退回家门的。那是相反的总动员，动员人们起来打倒“右倾”分子的父亲。他只是睡一夜觉的工夫，人们全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将他打倒了。他好端端地睡觉做梦，人们在外面拉出标语用“右倾”二字伏击了他。小曼跟父亲一样，轻轻把窗打开一条缝，想看看“伏击”她的横幅标语是不是还在那儿，是不是自己刚才看花了眼。确实在那儿，大红底子，金黄大字。她关上窗，真的，她好端端地睡觉，也是让人伏击了。荣誉不能伏击一个人吗？她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出门？早班正等着她去上呢，可是见了人该说什么，该拿出什么姿态和神态？一个被众人“学习”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十分钟后，正在扫院子和跑操的年轻护理员们看见的何护士，跟昨天是不一样的：黑色半高跟皮鞋，白底带天蓝点点的衬衫，蓝色军服裙刚达到膝盖上。头发最精彩，在脑后堆了一个丰厚的大发髻，把后脑勺和脖子的线条拉长了，山沟里的人用他们的褒义词形容这头发：“洋气。”门口的横幅大标语把小曼吓回去之后，她用于抵御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装扮起来。标语上的何小曼似乎不是她，跟报纸刊登的大照片上那个“天使”一样，是另一个人，她的一番装扮，似乎在往那个人靠拢。她花了十多分钟收拾她的头发，那曾经被弟弟揪被叫作“屎橛子”的粗黑头发，她把那一堆浓厚得曾令我们质疑的头发在脑后盘起，又在脸上擦一层极薄的粉，再把嘴唇点上一层谁也察觉不出的颜色，然后她瞪着脸盆架上的小镜子，看里面的脸孔是不是像那另一个人？是不是跟报纸上的照片靠近了些？接下去是选择服装。她一共两件便衣衬衫，一件纯白色，一件带蓝点儿。带蓝点儿那件是跟丈夫结婚时买的，结婚合影里她穿的就是它。结婚合影里的她也不像她，像天下所有为嫁人而嫁人的新娘，一生过到头才发现，就在结婚照上鲜亮过幸福过。她的半高跟丁字形黑皮鞋也是结婚照的行头，穿上它们她就一米六零了，总不能让向你学习的人失望。报纸照片上的“天使”何小曼虽是坐着，但两条腿摆成了舞姿，显得十分修长，于是整个人看上去就高挑许多，起码一米六五，不及郝淑雯至少跟林丁丁一般高矮。她把军服裙的裙腰往上提了一截，裙摆下的腿露得多一些，她深知自己就这双腿最值得招摇。
自从何小曼救了那个男护理员，包扎所宣传股就预感到，不起眼的何护士将是块做英雄文章的好材料，必须把何护士保护起来，不能再把她留在前线。就这样，刚参加了一个礼拜战争的何小曼被送回了川滇交界山沟里的医院院部。说起来，何小曼拯救战友的事迹比她人先到达，等她从火车上下来，政治部主任已经带着两名军区报纸的记者来迎接她了。
她一路小跑，大叶桉树夹出的甬道两边，全拉起红底金字的横幅大标语，标语上全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前面全是赞美词：英雄护士，救死扶伤的天使，白求恩式的白衣战士……她越走越急，被子弹追着似的，幸亏院部的人跟她不熟，一时还没有把她的模样和名字对上号。她觉得心脏在喉咙口跳，在太阳穴上跳，手指尖、眼皮上、睫毛尖到处传导着心脏的跳动。父亲曾经从白底黑字的标语丛中，也是这样跑，被子弹追着一样。她跑到护士值班室门口，推开门便说：“对不起，我迟到了！”
护士值班室坐了五六个人，见了她一起从凳子椅子上站起来。她又遭到了伏击。人们伸出双手跟她握手。她还是那句话，对不起，迟到了。五六个人都说不迟不迟，我们都在等你。
她想，怎么不迟呢？她当了两年护士，从来没迟到过一分钟。现在迟了二十分钟了，让夜班护士替她多值了二十分钟的班，头上的发髻，脚上的半高跟，脸上的薄粉，身上的衬衫，她生怕他们看出来，那迟到的二十分钟被她用去做什么了。五六个人中的一个是医院政治部的，就是几天前到火车站迎接她的年轻的政治部主任。
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向她介绍另外几个来客，都是省里新闻单位的，希望能邀请何护士到省里的学校和机关去做报告。何小曼感觉每个人的目光都过分地亮，都在给她打追光，而她却拼命地在想台词。她大概是说了句什么词儿，因为五六个人马上都做出反应，说她“太谦虚”。年轻的主任叫她小何，说小何今天就不上班了，啊？回去准备准备吧，啊？明天一早的火车，成昆特快。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官腔够老成。等到省里来的人离开，主任从口袋里摸出一沓稿纸塞在她手里：“这是做报告的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了，提词儿的来了。
何小曼用了一整天时间排练稿纸上的台词。稿子是有关她在“背着受重伤的战友向着生命的岸爬去”时的心理活动，说她多少次地动摇、绝望、恐惧，有那么一刹那，自私和贪生的闪念出现了，她甚至想到一个人逃生，但看着战友的无助，听见他因伤痛而发出的呻吟，她战胜了那个自私贪生的自我。这稿子，只能当台词念。
战斗英雄报告团只有何小曼一个女兵，真正的一颗掌上明珠。她和所有报告团成员一样，军装的前胸没一块地方闲着，军功章、纪念章，还有一朵比她脸盘还大的丝绸光荣花。所有英雄都被打扮得可以坐进花轿。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唱《再见吧妈妈》，火车车厢里还是《再见吧妈妈》，到了成都大马路上，听的看的呼吸的都是《再见吧妈妈》。何小曼上前线之前没跟妈妈再见，她跟妈妈最后一次说再见是一年前的长途电话上。长途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叫她为继父买一种藏药。那次“再见！妈妈”之后，她决心再也不见了。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对出征的战士，母亲象征了太多太多。空气里全是《再见吧妈妈》的歌声，我想象小曼的心是如何的空，那是母亲的位置空出来之后的空。戴着大红光荣花的小曼，坐在战斗英雄的主席台上，她是否恍若隔世地想起我们那段朝夕相处的青春？是否想起我们共有的那些不上台面的小毛病？女兵们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地吃零食，或者是零食大会餐，各自把五湖四海的零食集中起来，很少有人请何小曼的客。小曼之所以把馒头掰成小块儿，用纸包起来，一点点地吃，是因为那样她就也有零食吃了。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
谁会悄悄流泪？小曼有的是让女儿悄悄流泪的母亲。
小曼在接受少先队员鲜花，接受全国老百姓赠送的成堆的糖果糕点牛肉干时，是否想起那特有的食品包装的窸窸窣窣？那时她听见同屋女兵抽屉里响起塑料袋或油纸包的声音，就会赶紧回避，拿起暖壶装着出去打水，或者端起脸盆假装出去洗衣服。她怕别人相互请客吃零食不请她，却也更怕请她，因为她没法回请。成都恶劣的副食在全国是很有名气的，所有女兵都指望后方的家长们建立由北京、上海至成都的零食运输线，通过邮局和列车上的熟人，抑或出差探亲的战友来保障运输通畅。小曼想到一个办法：从她这一头起始来建立这条运输线。一次乐队指挥去上海抄总谱，何小曼花了半年的薪金节余，买了条西藏出品的毛毯，托指挥带给她母亲。她相信母亲收到毛毯会跟她礼尚往来的，会托指挥带些回赠给她，这条运输线就算开始通行，以后也会一直运营下去了。乐队指挥从上海回来，何小曼得到的就是一封信，母亲在信上为女儿的孝心感动，孝心领了，但提醒她西藏的毛纺品到底粗了点，以后不要再上当了。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
假设这嘱咐是儿子向母亲发出的，被嘱咐的一定是亲妈，嫁给继父的母亲就不再是亲妈。母亲也许会悄悄流泪，但同时庆幸不必再把小曼牵挂。小曼远行三千里，母亲为她梳了那样难以拆散的发辫，就是把所有牵挂一劳永逸地给予了，从此可以释怀。
“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
什么伦理？什么逻辑？假如茶花盛开就意味着儿子没了，亲妈们宁愿天下没有山茶树！
歌里的儿子无比抒情浪漫，向亲妈做善后交代：“啊……啊……啊……啊……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
假如小曼在拖着那个男护理员回包扎所的途中光荣了，换成山茶花陪伴母亲，母亲答应吗？也许母亲宁可山茶花陪伴；少了小曼，母亲的家庭便完整了：老革命丈夫，儿女双全，山茶花替代了小曼，无语无欲地陪伴，点缀装点地陪伴，母亲的心从此解放了，自由了，不需要再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来回变形了。啊……啊……啊……啊……再见吧妈妈！有没有山茶花陪伴，小曼反正是早已再见了妈妈。
应该说年轻的政治部主任颇有才华，把战地天使的心理活动杜撰得催人泪下，坐在大礼堂里的中学生们哭了。坐在最前排的几个女孩哭得呜呜的。小曼是不会哭的，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她在跟母亲单方面永别时都没有一颗泪珠。她合上演讲稿，也合上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杨花似雪的春天下午，她收到母亲的信，说有个叔叔将到成都出差，她请他为小曼带了些上海的零食。小曼在大门口从叔叔手里接过一个大网兜时眼泪几乎流下来，那是她替母亲屈出来的眼泪，她错怪了母亲而母亲不计较她，她为此而生出泪来。她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她是怎样在跑回宿舍的沿途邀请每一个人的？“来吃吧！我妈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女兵们出于好奇，朝她正在拆散的纸包里张望，最后看见的是一堆小袋包装的盐津枣，用切碎的橘子皮腌制晒干，不雅别号叫“鼻屎”，两分钱一袋，那一堆一百袋是不止的，一粒一粒地吃，母爱可以品味到母亲辞世。那么大个网兜还装着什么？一个塑料油桶，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沓全国粮票。母亲听说四川黑市活跃，全国粮票可以换到炒菜油，她要女儿替她做一次黑市交易。小曼看着堆成一座小山的盐津枣，才明白如此廉价的零食也是不能白吃的，这是母亲给她做黑市交易的报酬。
那一次我们所有人收起了刻薄，在小曼可怜巴巴邀请我们分享盐津枣时，都上去拿了一袋。小曼还是满足了母亲，粮票换菜油成交了。那个叔叔来取菜油的那天，小曼委托同屋的女兵代交，自己假托去门诊部做腰部理疗。实际上她哪里也没去，就站在公共厕所里，从砖头垒砌的空隙看到叔叔拎着满满一桶菜油，以那种圆满完成任务的轻快脚步走过去。
那以后，我们记忆里的何小曼更沉默，更溜边，不再像过去那样，当我们提起母亲时她会突然兴奋，会把她母亲吹嘘成一个大明星：她母亲在时髦的上海人里风头也是足的，一件黑丝绒西装，一根雪白纱巾，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不看的！那件黑丝绒西装多少次给邻居借去做样子，裁剪出来，穿在她们身上就是不对，没有她母亲的腰身啊！为了让大家信服，她还会拿出一张一寸小照片，是两个女人的合影，小曼指着上下两张从画框外斜着伸进画面的脸蛋让大家猜，哪个是她母亲。没等人开始猜，她便咯咯地笑着说，两个都是，她母亲年轻时，上海照相馆里时兴过这种噱头，一个人扮成两个人。背后我们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嘛，好像我们没见识过美人儿似的！
黑市交易成功，母亲对女儿的交易本领有了把握，紧接着给小曼打了个长途电话，派下来又一桩交易。母亲听说成都的少数民族商店卖一种藏药，可以滋补老年男性，但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却买不来，小曼曾跟母亲说到过团里招收了一个藏族歌唱家，是否可以麻烦歌唱家，把她的少数民族身份证借用一下？小曼简短地告诉母亲，藏族歌唱家早回西藏了，试用期都没满就走了。母亲说：“真的？！怎么会呢？！”小曼懒得跟她解释，藏族歌唱家因为受到美声发声训练而失去了原来的好嗓音，被团里退了兵。她只是说：“妈妈再见！”就挂了电话。她站在电话机旁边，手搭在话筒上，站了很久，为了让自己感受孤儿的独立自由、无牵无挂。二十多岁做孤儿，有点儿嫌晚，不过到底是做上了，感觉真好，有选择地做个孤儿，比没选择地做拖油瓶要好得多。
“假如我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她那样的母亲。
一九七九年四月的这天，何小曼是太阳，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小脸！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她带着母亲给她梳的两根“法国辫子”，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她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它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她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她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小曼”。剪断了呀，她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需从属的自由？她笔下流动着“小曼”“小曼”“小曼”，父亲给予她的，她从母亲手里收回了，把不属于她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她不需要那个“何”字，何小曼？何为小曼？何人的小曼？小曼只能是她自己，是自己的。
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她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地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摞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得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她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去那么凉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沤馊了，馊得发臭。她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她，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她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
这天晚上，她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她，递给她一封电报。被她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她的亲妈？还是把她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她分明有了新名分，只是个不适合她、让她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她没有亲妈为她回炉。早晨，她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她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她不能变成任何人，她还要做她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她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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