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阿Q这个典型为什么最能看得出作者的形象思维。我们已经说过，鲁迅是企图写出阿Q这么一个人物来让读者反省，主要是针对与作者同一阶级出身的人。这也就是说，从逻辑思维看，鲁迅是教育与自己同一阶级的知识分子。然而鲁迅在创造这样一篇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品时，他没有想到取本阶级的人物的形象，如果戈里的小说所取的形象那样，这就表示鲁迅的极其深刻的思想感情！他所处的社会是要变革的。他想教育本阶级的人，而结果鞭策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小人物，作者的立场只有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这一方面。因此，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形象，在鲁迅的笔下生动起来了。法捷耶夫有过这样的话：“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中国小人物的。但是果戈里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传》的主人翁是小雇农，这一点足以表示出鲁迅的优点，说明鲁迅的人民性。”这话说得极有意义。在《呐喊》里，是有以作者本阶级的人物为主人翁的，如《孔乙己》，如《白光》，那都是灭亡的形象，也有《端午节》，那里面的知识分子倒是当时的活人，然而作者是解剖他，并没有教育他的意思，因为希望分明不在这上面。从小说的形象看，鲁迅确乎只有对阿Q是取着教育他的态度的，哪些事情他应该做，哪些事情他不应该做。鲁迅是教育本阶级的读者，而鲁迅小说的形象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被压迫被剥削者是他教育的对象，——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俄译〈阿Q正传〉序》里鲁迅自己曾说过：“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观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在这里所谓“人们的魂灵”，也就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文章里说的“不幸的人们”，“在将来”是“一切人众”的将来。他对他的本阶级，即士大夫阶级，是无所谓“将来”的，是“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因此，他所摸索的“中国的人生”是阿Q的传记，不用说不是灭亡的东西如《孔乙己》、《白光》里面所写的，也不是他在这同一篇序里说的“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那是“为了他们自己”。将来是被压迫被剥削人们的将来，只要他们觉醒，——鲁迅小说的形象所表示的不是如此吗？
鲁迅自己也说了，“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他那时还没有能够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于“中国的人生”当中同情不幸者，站在他们的立场希望他们觉醒，但他并不是掌握了阶级观点，他写阿Q并不是把阿Q真正当作农民来考虑问题。根据他所认识的某一个阿Q，应该是城市里的“不幸的人物”之一，“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觉得把这个人物写出来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现在在我们眼前的阿Q这个小说典型，这个典型人物的形象，除了某些地方露了士大夫阶级的马脚而外，能说不是旧日城市里一个流浪的雇工吗？
把上面两段话总括起来说，阿Q是一般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典型，他的性格是城市里的一个流浪雇工，不是农民，鲁迅因为他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摸索“中国的人生”而写出阿Q的形象，就充分表示他的思想的人民性，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指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再从阿Q的形象看，鲁迅认为阿Q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呢？这一层大家都很清楚的，在小说里鲁迅也替阿Q指出两个毛病的名目来了，一个是“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一个是“忘却”。精神胜利法是自己失败了而不肯承认失败，被人打了，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也就心满意足，自以为得了胜利。“忘却”就是善于把仇恨忘记了，也就是不敢反抗。因为有了这两个毛病，也就容易有第三个毛病，就是欺负比自己力量小的人。说实话，鲁迅经历了清朝末年，处在民国初年，认为这三个毛病是中国的致命伤，确实是他的本阶级的事情。而鲁迅的最伟大的地方又在于他确切地认识到“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他对统治阶级完全不存有希望，要揭露他们的毛病反而以一个城市里的流浪雇工为代表，从艺术观点说这样人物可以写得生动些，从爱国立场说这样他也可以同他的小说的主人翁一致了。《阿Q正传》就是如此，鲁迅站在阿Q的立场上，痛斥精神胜利法，应该反抗，不应该“忘却”，不应该欺负人。如果象果戈里的小说一样，鲁迅也把阿Q取一个本阶级的人物，假设是赵秀才或假洋鬼子罢，那鲁迅小说的人民性就不知是什么了，这个阿Q我们也就不知道他应该反抗什么！所以从鲁迅的《阿Q正传》所取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阿Q的形象，鲁迅的思想我们是可以分析得明明白白的。然而阿Q不是农民，是城市里的流浪雇工的典型。
鲁迅把他所取的这个典型人物写得生动，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语，那是从《阿Q正传》出世以来打动了全中国的读者的。到现在还是我们学习描绘形象，避免小说人物抽象化的最好的范例。例如阿Q被人打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真是难过极了，阿Q为什么这样子！鲁迅却真是会写，阿Q主义的阿Q是这个样子！在旧戏上面也表演过这种阿Q，有一出戏有某一个阿Q给人揪住了，他央求人家放他，说道：“把我当个屁放了罢！”这样当然也是杰作，然而鲁迅的“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写得真是痛苦，他是痛苦地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写得抽象，鲁迅则写得深刻，通过简单的话写出活的人物来。这是因为鲁迅熟悉生活，而且在生活当中受了教训，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命运。鲁迅所熟悉的是城市里的生活，熟悉城市里的“闲人”，熟识象阿Q这样的人，——阿Q这样的人不是农村的农民。
又如写赌钱的事：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叠〕。他兴高彩烈得非常：
“天们〔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了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他睡着了。”
这真是写得痛苦，写得深刻，这个形象谁都不能忘掉，谁也不应该忘掉，鲁迅对当时的教育意义太大了。这样的赌摊，是城里（或者热闹的市镇）戏台底下有的，乡村里不大有，——乡村的人倒可以到城里戏台底下去上当。鲁迅也知道把这样的赌摊放在未庄恐有破绽，故写一句“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写阿Q和王胡打骂的场面，是旧日城市里“不幸的人们”最生动的描写，如果因为未庄这个名字是农村的地名就把鲁迅描写城市的绝妙文章认为是农村的环境和人物，那无论如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把这个场面完全抄下来：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渺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鲁迅的小说，每每是在一番叙述之后，就插进人物说话，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真真做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阿Q和王胡的一人一句就是好例子。对于说话时的动作也真是描写得无以复加。我们再抄下面的话：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这句话是孔乙己式的话，而确是阿Q所能说的。说出来最能表现他的人格，一个城市里的不中用的流浪人，爱惹人，及至挨人家的打又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
阿Q同假洋鬼子的一场也真是取得好，是辛亥革命前某种城市里（好比绍兴）的典型形象，从东洋回来带假辫子的人，出来时手拿手杖，一群孩子（所以阿Q说假洋鬼子时也指着近旁的孩子）跟着他看，闲人就在旁边指点他。这种人当然也可以家住乡村，但阿Q挨了他的棍子的假洋鬼子应该是城里的，人们在街上遇见的情形。关于这一场的描写颇有些复杂，“忘却”这一件宝贝是在这里提出来的，那么阿Q不应该忘却仇恨了，然而作者对于阿Q的“排斥异端的正气”似乎也有讽刺。最后作者集中在“忘却”这一件宝贝，是沉痛的文字。我们读：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按，指被王胡碰头之事）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按，第一件的屈辱指被王胡碰头）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鲁迅在这里对阿Q的讽刺是非常利害的，阿Q为什么简直不想到反抗，耸了肩膀等候着打，打了反而觉得轻松些，接着就是“忘却”。《华盖集》里面有一篇《忽然想到》，在那里鲁迅写道：“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这是鲁迅的杂文，这是讽刺跪拜，不，是讽刺士大夫以跪拜为天职。这种材料便不能写到小说里去，这完全是奴才。我们附带说这一点，是表明鲁迅对阿Q的讽刺是希望阿Q反抗的，作者同他的小说的主人翁是站在一个立场上。
捉虱挨打，骂假辫子挨打，接着又来了一个小尼姑，阿Q便去拧她，——这一连串的事情在一个春天里在一条街上发生，当然不是“本不是大村镇”的农村里所可能的，如果写一个衰落的城市，那里面闲人特别多，那这些事情就非常之有典型意义。鲁迅如果在今天看了我们这些话，一方面他当然认为我们应该争论，因为未庄是不是农村，阿Q是不是农民，在主题思想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免苦笑，未庄是他随便取的一个名字罢了，同鲁镇一样，多少是当时的绍兴城给他的印象罢。我们今天辨明这件事，确是表明我们的进步，我们都掌握了阶级观点，典型人物首先要看他的典型环境，分析一个典型人物又能决定他的典型环境。鲁迅当时所取的阿Q，是一个城市里的流浪汉。即如阿Q欺侮静修庵的小居姑这个场面，也充分表示阿Q的城市性，如果是农村的农民，他的迷信成分应该重些，对庙里出来的人是不大欺侮的。《阿Q正传》的这个场面，却是形象生动，我们把它抄下来：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的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鲁迅在这里是痛斥阿Q，当然也斥了九分得意的笑的人。鲁迅痛斥阿Q，还是同阿Q站在一个立场，痛斥他不应该如此，同写地主阶级的赵太爷就不同，那是当作人民的敌人的形象来描写了，对敌人没有应该不应该的意思，只有憎恶。所以说到形象思维，是可以分析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更把这一连串的场面联系起来，鲁迅为什么取阿Q这个典型又非常之明白，在小说里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说穿了无非是鲁迅对中国地主阶级当权的愤慨，遭遇强敌，失败了还要摆失败者的架子，还要欺负弱小民族，以大民族自居，大国自居。是的，《阿Q正传》第二章，第三章鲁迅写得踌躇满志，他认为阿Q的形象足以说明这些问题了。而阿Q是一个城市里的雇工，他的社会地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他应该受教育，他应该被同情，作者对他的感情同面对着地主阶级又绝然不同，这是一篇艺术品的产生比产生它的思想更复杂的原因。这也表现着形象思维，是形象思维的又一意义。
以上是我们论阿Q这个小说典型的话。在这个题目之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阿Q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是不是两个？曾有人这样发生疑问。鲁迅曾经答复过，他的阿Q要做革命党，人格并不是两个。我们同意作者的话，阿Q要做革命党，是合乎阿Q这个典型性格的，我们将在另一节里专门谈这件事。
最后还有画圆圈同临刑唱戏的描写，也是鲁迅写他的典型的最沉痛的文章，最好的文章，我们应该指出来。先是画圆圈：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
这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我们看，在“优胜记略”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睡着了。”鲁迅是极力要写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然而这个魂灵属于城市里的“不幸的人们”，不是农村的农民。虽然如此，作者的思想感情一样地表现在这句话里面：“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我们再看鲁迅怎样写刑场唱戏。“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我们认为这还是精神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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