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何其芳同志的《论阿Q》在报上刊出的时候，我是先睹为快。因为对阿Q这个典型问题我也颇费了一些思考，很想得到同志们的互相印证。读完了《论阿Q》之后，却令我感得困惑，仿佛这个问题不容易一下子解决似的，——果真是这么一件难事吗？我又觉得不如此。然而我的求得问题解决的兴致确实给打断了。今天我的思想又开朗了一些，关于阿Q这个典型问题。因为自己的思想开朗的原故，乃认识到何其芳同志的论阿Q，用一句老话，是“大道以多歧亡羊”。

    何其芳同志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点是把鲁迅的小说神圣化了，虽然文章里也说到鲁迅把阿Q精神当作国民性“这自然是不妥当的”，对小说的某些叙述也说“我们觉得小有不安而已”，实在他不是从这些地方去分析鲁迅当时的局限性，只是面面俱到，说说而已。把《阿Q正传》当作百效药，随时有教育意义，收到客观效果，到今天还可以同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起来，这倒是何其芳同志《论阿Q》的主要倾向。这就有些同旧日窗下作课题一样，老师的题目永远是正确的，只是作文章的人不容易达到圆满，也就是对题目的解释难得正确罢了。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篇文艺作品，不能那样神秘地看待。我们现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研究一切的文艺作品，分析、研究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最好的训练，也正是伟大的鲁迅的考验，因为如列宁说的，“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作家，他又是思想家，他又是革命战士，而他最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家鲁迅所创造的阿Q这一个典型，把作者本人具有的这些特点都反映出来了，我们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说出所以然来。所以《阿Q正传》的研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考验。在过去，我们就不懂得阿Q为什么要做起革命党来；在过去，《阿Q正传》的客观效果是使得一般读者由阿Q的形象而认识阿Q主义是可耻的东西。现在我们懂得阿Q要做革命党是中国农民要参加革命，是客观的反映；《阿Q正传》的一般读者当中不包括劳动人民，作者本来就告诉了我们，“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写自己以外的谁”，——从这句话里，鲁迅想到不识字的农民吗？当然没想到，可见可耻的阿Q主义确乎是作者本阶级的东西。何其芳同志在《论阿Q》里也引证了历史说明清朝的统治阶级和民初的知识分子的阿Q主义。农民的阿Q主义，何其芳同志却举不出例证来，只好依据小说里阿Q的形象说农民也讳“癞”，其实这是不尽然的，农民没有这么多的忌讳，他可以当面向你抓他头上的痒处。他最懂得物质胜利，你给他“精神胜利”他知道你是骗他。鲁迅本来是不要读者“变成旁观者”，“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既然是“读者”，当然不包括不识字的农民，应是作者的本阶级，换句话说从观点上鲁迅对本阶级还是存有希望的，而在实践当中，在《阿Q正传》里，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鲁迅对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的形象不是如此吗？这就表现鲁迅立场的伟大！所以鲁迅于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一点是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之外，又表现了他的人民的立场；因为是现实主义，所以他反映了农民要参加革命。我的这些话虽然说得极其简单，但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是具体的，我们运用它分析文学作品能给我们以亲切的教育，我们还等待什么呢？恩格斯之于巴尔扎克，列宁之于托尔斯泰，是我们的榜样。何其芳同志的《论阿Q》，有些学究气，也有些道德家的道貌岸然，不够生动活泼，从这里也就不能给人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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