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抑塞丁酉科考素闻世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安抚士入，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始开科取士，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但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随之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但是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荒诞的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这次主考是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分校官有大理事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找朴等十四人。参加者五千七百多人，中式名额仅二百零六名，于是一些人便竞相贿赂考官。李振邺进士出生，少年轻狂，为了结交权贵，也为了自己收揽私人，他一下答应了二十五个人的关节。最终的结果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花了银子没有考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找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浚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顺治还特意强顺治帝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无独有偶，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士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上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谄”一词）”。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士人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最为轰动。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九岁作《胆赋》，十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少年的吴兆骞性情狂放。据清笔记小说上载，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史料也说他：“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故乡里忌之者众”。但是这个“惊才绝艳”的吴兆骞，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磨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

    康熙十五年（1676）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宁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阕词给他。不料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看了这两阕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十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好友顾贞观的鼎力营救，纳兰性德等人在朝中斡旋，恰巧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因此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其赎回来。徐乾学官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1681），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终于生入雁门关，回到北京后，夜夜梦乡里的情景遽然变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吴兆骞获释回来后，京城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众人还纷纷赠以诗文，一时成为盛事。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维民所止查嗣庭案

    对于“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史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清朝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铣《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嫁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此中内幕，确实令人费解。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另一说出自《清稗类钞》。据说：“查君书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琉璃厂贾人贿查侍者，窃其零镰剩墨出，辄得重价。世宗登极，有满人菜欲得查书，贾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纸。一日，查闭书室门，有所作。侍者穴隙窥之，则见其手一巨帙，秉笔疾书，书讫，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窃以付贾人。贾人以献满人，遂被举发”。此说确否待证，或为最早被举发的一道线索亦未可知。

    以上种种传说，均未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雍正的真正用心，还须层层揭去假象，从头说起。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中康熙乙酉（1705）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甲午（1714）湖广副主考，戊戌（1718）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氏学问渊博，才识过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查嗣庭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这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他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暗指钱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查嗣庭当然也得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示表明自己心迹：“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领，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只能是“官样文章”，但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远比钱名世更惨。

    对查嗣庭的陷害是从“试题”打开“缺口”的。在我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

    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这很可能和雍正认为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关。

    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事变发生了。雍正帝把查所出三个题目联系起来，说：“今查庭嗣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又罗织其他试题及查的日记文字有悖逆之词，共四十二款，定为“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罪，查下狱，病死后戮尸另示，籍没家产，子查淫处斩，秋后处决。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嗣琛年逾八十，不久卒于戍所）。族人或流放或与功臣为奴。只有其兄著名诗人查慎行（嗣琅）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连结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后又将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作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怨望、讽刺”，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一块遮羞布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因为意想不到的案件，又意外的涉及到他的继统谋位以及宫中秘闻的事，异想天开地用史无前例的方法编了此书。其初衷为辟谣，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了自我暴露，让人信以为真。此奇书实系千古未有，个中情节仍是一谜。

    雍正六年（1728）有一宗发生在西安的案件，却搅动了清宫中的雍正帝，使他坐卧不安、颇费心思，最后竟编出一本《大义觉迷录》的奇书来，这就是曾静投书案。

    用文字杀人，虽非清朝皇帝的发明，倒也是清帝的“专利”，尤以雍、乾父子为最。雍正初年对读书人的打击和迫害，激起士人的强烈义愤。于是，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不愿做官，在广大民众中制造反清舆论，挑起清军入关以来的反抗情绪，曾静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之一。

    曾静是湖南的一名秀才，他不愿再参加科举而在乡村教书，人称他“蒲潭先生”，他在自己的学生中不断揭露清军入关及统治汉人的罪行，并在群众中散布反清言论、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写的《知新录》、《知几录》两书集中揭露雍正的“十大罪”，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他是少见的暴君。阐述“华夷之分”理论，让大家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他深刻揭露满汉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最终，发展到举义造反的行动。

    曾静根据社会上的较为广泛的舆论，认为岳钟琪是可以策动反清的领袖，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熙带着他给岳钟琪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到西安去策动其举义。

    岳钟琪对清廷可谓忠心不二，压根就不想造反，他能得到如今的高位，其谋略智慧绝非一般人可及。当曾静向他投书时，他想的是如何应对处理才能既不让雍正因此怀疑他，又能把谋反者一网打尽。岳钟琪通过诡计骗取了张熙的信任，获得了有关实情后，随即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被骗说出了内中情节，曾静无法再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吕的弟子严鸿达、严鸥达等人的联系。由于案情重大，牵连数省，湖南一方无从审理，于是将此案调入北京，由雍正亲自指挥刑部审案。

    曾静案查来查去，查出来的都是陈年旧账。雍正只得宣布说，曾静怀着不臣之心，听了允禩、允禟等人的奴才们散布的谎言，便借以搬弄，蛊惑人心，诬蔑圣上。接着再查就到了吕留良案。曾静对吕留良十分钦佩，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只是无皇帝之命罢了。认为吕氏学说的中心旨在“华夷之辨”，其研究、宣传华夷之别就是想要做皇帝，但终于未得机会。吕留良早在顺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后不再猎取功名，而是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名气很大。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坚决不就，以后又多次推举其出仕，都被他严词拒绝，后终于削发当了和尚。尽管他避居山林之中，可他的影响和他的弟子们却还存留在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读他的书，传播他的思想，做吕氏的徒子徒孙，沿海大埠、穷乡僻壤，有志之士无不风闻而趋。人们崇拜他，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渊博，尤在于他反对清朝的骨气和思想。他的思想中“华夷之别”非常坚固。他认为清朝政府夺了华夏的江山，天地倒位，让人们坚持汉民族立场，绝不可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之中，也从未承认过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

    雍正认为，打击吕留良、严鸿逵等可不是一杀二流三抄家的事，而是要驳倒他们的“华夷之别”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清除其影响。于是，他把吕、曾的著作、言论公布出来，让官员写文章反驳，同时他自己动手写论文，驳斥“华夷之别”论。最后，雍正颇费了一番思考，决定了“出奇料理”之策。雍正想借此将康熙崩逝以来种种流言诽谤作一次总的清算，并将有关曾静案之谕旨，及曾静口供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行全国，让读书士子和乡间小民共知之。因为他最伤心之处是“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他说看了曾静的《新知录》“惊讶落泪”，是天下有人对他的“冤枉”，他要借此机缘“洗刷冤情”。

    《大义觉迷录》堪称封建专制时代由皇帝钦编并刊布天下的第一大奇书。维持独裁统治的一大要诀是神秘莫测，秦始皇“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此”，可谓得其三昧。对待政治谣言，最高明的办法是不张扬其事，日久自会烟消云散。否则，难免自生事端，搞得沸沸扬扬，天下尽人皆知，还会被人指为欲盖弥彰，愈抹愈黑。雍正则不以为然，他坚信自己私德清白，“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六，有关大臣请诛曾静、张熙。雍正则以二人僻处乡壤，偶为流言所惑，并非“造谣”之人为由，特宽二人罪。次日，命免罪释放，并云：“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把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的同时，许诺以后皇帝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因此事加罪他们。雍正在上谕中还表扬曾、张二人，说他们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不是曾静投书，造谣诬蔑他的人就追查不出，他的冤枉就不得昭雪。之后，雍正命地方大员领曾静到苏浙各地宣讲；把张熙带到湖南、陕西各地宣讲。以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等各种功德；宣传世人说雍正的坏话，都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奴才们的恶意攻击；宣传自己为流言所惑，看错了英明君主，表示忏悔等。一时间竟闹得朝廷内外、全国上下无人不知道雍正之“十大罪”状，真可谓适得其反。

    而在吕留良案子的处理上，雍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虽也是把官员们的批判文章辑录成书，刊刻颁发给世人。同时让各省学官广泛征求文人们对吕留良案中人的处置意见，做好处罚名士、文人的充分准备。经过两年的工作，到雍正十年（1732）对案犯作出处理：把吕留良、严鸿逵、吕葆中（吕留良之子）斩首戮尸示众，另一子吕毅中及严鸿逵弟子沈在宽处决。吕、严两家其余人等一律流放边陲给旗人为奴。其他有牵连的，包括他们的学生、朋友、刊刻吕氏书者、藏书查出者、知情不报者、处理不力者皆从重治罪。

    雍正对吕、曾案的处理是大出寻常的“出奇料理”，他对自己的如此处理曾表示出沾沾自喜。本来对他极为不利的宣传，他敢于拿在公众中敞开讨论，又能让犯罪者自己出来做反面教员，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这种出乎常人思维的做法，使当时的一些大臣为之瞠舌，真可谓第一大奇事。

    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

    年羹尧、隆科多在康熙朝时已经是重臣，他们在胤禛继承大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雍正帝起初也对他们是委以重位，信任有加。然而，是他们忘乎所以放纵自己，还是雍正在谋位后灭口，使他们先后被害，成为了几百年来的不解之谜。

    年羹尧、隆科多为何被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雍正皇帝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手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等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1692）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善辞令，办事能力亦极强。中进士之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外戚贵族中少有的从科举入仕而飞黄腾达的出类拔萃人物。雍正帝即位后，被视为外戚藩邸近人，议叙平定准噶尔阿喇布坦侵掠西藏之乱有功，封他为三等公，世袭罔替，加太保衔。雍正元年（1723）六月，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迫众背叛，八月，雍正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平叛，十月叙功，晋他为二等公；雍正二年（1724）三月，青海叛乱全部平定，又晋年为一等公。同年十月，帝召年进京觐见，赐他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誉及金币，奖励其用兵之功。在雍正争夺皇位时，年羹尧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雍正甚至说出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的话。

    但是，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以前，具体说也就是七月中旬平定青海叛乱以前。之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的如此之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这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借故杀知情者。不仅是稗官野史，连一向严谨的史学家、学者孟森等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年羹尧等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年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的理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佐的奖励。雍正即位时，他还在川平乱，并未参与，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引起公愤，也为雍正所不容，故被杀。雍正接他见时，他在御前箕踞，无人臣礼。年羹尧还结党营私，其门下趋附奔走者有如蜂蚁。雍正六年（1726）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之职，调其赴浙江任杭州将军。至同年九月尽革其一切职衔。同年底，议政大臣、刑部衙门上奏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大逆之罪五、欺君之罪九、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雍正痛心疾首地说年羹尧所犯之罪：即就廷臣所议九十二条之内，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驭万方，必赏罚分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如尔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宽宥，则何彰国家之宪典，服天下之人心乎？遂令其自裁。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欲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爽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卜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忍受，所以难逃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请读者自辨吧！

    隆科多，雍正帝尊为国舅，佟佳氏，汉军镶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第三子，顺治孝康章皇后之内侄，康熙孝静仁皇后之弟。隆科多在康熙朝从一等侍卫升为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由于他是康熙的内弟，两人相处最为亲密。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时，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时，隆科多正侍奉在御榻前，是他拨开诸皇子拼命争夺皇位的迷雾，传授遗诏于胤禛，又是他以提督九门戍卫京师之军力保卫雍正平稳顺利承袭大统。由此殊功他荣膺雍正朝初期辅政大臣之一，袭父爵一等公。此后又任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太保衔，仍兼步军统领和理藩院尚书等职，深得雍正帝的信赖与倚重，又充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等书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雍正又赏赐国舅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髻等只有亲王、郡王才得以享用的赐品。隆科多已成为朝野上下的显赫人物。雍正帝曾一度称赞他谓：“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但是，隆科多不久即失宠，有人说是因为他参与了雍正的篡位，故而被杀人灭口；也有说是因为他后期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所致。隆科多屡屡升迁后，依仗是雍正帝舅父，为官后期揽权纳贿，擅作威福并愈演愈烈。雍正帝对其一面训诫，一面予以降调。雍正三年（1725）七月，因其庇护年羹尧而削其太保衔。雍正四年（1726）正月，因隆科多索取揆叙家人古玩等物及白银十四万两，又收取赵世显、满保、张其仁等人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而革去吏部尚书职。翌年春更胆大包天在宅中私藏玉牒，而被革去世袭一等公爵位。隆科多肆行不法，居功自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自比为诸葛亮白帝城受命，把胤禛喻为阿斗。数事并举，终于惹恼了皇帝，雍正五年（1727）十月初五，帝令将其逮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公布其重罪四十一款：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

    总之，隆科多与雍正恩怨关系文献不详，疑窦丛生。或说隆败异乎寻常，与帮助“夺嫡”有关，“鸟尽弓藏”乃必然现象；或说世宗雍正朝无专横之臣，隆恃功骄傲，故为极端专制皇帝所不容，咎由自取。所说各有所据，不无理由，至无定论，使之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允禩、允禟被诛

    雍正帝登位后，对一向结党谋位、桀骜不驯的允禩、允禟等采取迷惑麻痹政策，减少自己的统治离心力。是允禩、允禟等不受迷惑，还是铲除他们本是雍正的已定方针？这是雍正朝的又一谜案。

    雍正一上台，就任允禩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事务大臣位尊权重，是新朝的核心人物，也是新君的亲信。有人认为雍正帝任用政敌，是他的一个战略决策。允禩及其追随者纷纷被加官晋爵，一部分人因而弹冠相庆。允禩晋王爵，其妻乌雅氏的亲戚来祝贺，乌雅氏却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哩！允禩也对朝中的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不知道哪天会诛杀我的！他们这些当初的储位斗争的当事人都明白，雍正帝是不会放过他过去的政敌的，现在的荣宠是靠不住的、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对雍正的这种拉拢性的临时政策看得很清楚。

    果然，雍正不久就对允禟等人加以了整治。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其用违禁做买卖，被发往土儿鲁耕种，允禟的太监也被发往云南边疆当蕾役以及给人为奴。为允禟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雍正也以其仗势作恶、家产过于富裕而加以逮捕监禁。雍正对允禟本人也没有放过，以前线需人为名，命允禟前往西宁前线。允禟故意拖延，雍正即强迫命令他加快速度。允禟到青海后，年羹尧将城内居民全部迁出，加派官兵监视，实际上是将他监禁起来。允禟派人到河州买草料，宗人府也参奏他违抗军法。

    雍正元年（1723），哲卜尊丹巴到京师拜谒康熙的灵堂，不久却染病而死。雍正帝命允前往送其灵盒、印册赐奠等。允不肯离京，先说无力准备马匹行李，及至出发到张家口外又不肯再走。雍正知道允禩和允关系很好，命对其议处。允禩说，可将不行谏劝他继续前进的长史官责罚，雍正没有同意。当允禩请求把允的郡王革去时，雍正帝即断然将他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监禁，查抄家产。杀鸡给猴看，以为不听皇帝命令者戒。

    雍正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允禩一伙，把他们分散各地，使他们无法联络，动辄得咎。雍正还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有拉有打、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即位之后不久就取得成功。雍正以允禩等诸兄弟“任意妄行”等等为名，对他们不断的加以整治，削弱他们的力量，打击他们。但雍正帝对其他参与过争夺皇位的兄弟开始时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拉有打。但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允禩的态度上。雍正二年（1724）四月初七谕诸王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来，他的无知兄弟们就结党妄行，惹康熙帝生气。他即位之后，不计允禩等的“从前诸恶，惟念骨肉兄弟”之情，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不以事君事兄为重，怀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他还命大臣对允禩据实揭发，不许隐讳，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五月，因苏努、勒什享父子党庇允禟、允禩，“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革去苏努贝勒，撤回公中佐领，与诸子发往右卫居住。七月，雍正帝公布《御制朋党论》，开始了他进一步惩治朋党势力的第二阶段。

    其间有年羹尧、隆科多问题插进来，延缓了雍正帝大刀阔斧整治政敌的进程。但雍正帝还不时指斥他们，间或处理其中的个别人。待到收拾了年羹尧，调出了隆科多，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发出了上谕，大力整饬允禩党人。他历数允禩的罪状：“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仁皇帝慈怀，以致忿怒郁结，无时舒畅……朕闻之不胜惊怪。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要（遥）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遂一并焚之矣”。

    雍正帝揭露允禩为谋取储位和皇位已经是一个“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解决的办法只有惩治允禩，逐出宗室，削除宗籍。他的同党允禟、苏努等也受到同样的处分。允禩妻乌雅氏革去福晋，休回母家，严加看守。允禟编造似西洋字的十九字头与家人通信，此时被发觉，抄检了他的家。

    雍正四年（1726）二月，将允禩降为民王，交所属旗内稽查，不得依宗室诸王例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之圈禁。贝子鲁宾当允褪在西北军前时，代允禩与之联系，以后也被揭发并被圈禁。

    雍正四年（1726）三月，允禩改称“阿其那”，其子弘旺也不配作宗室子弟，改名“菩萨保”，允禟改称“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在满语中是猪、狗的意思。之后，雍正帝又加快了对允禩党人的处理步伐。五月，雍正帝向内外臣工、八旗人等颁布允禩、允褪、允禟等罪状。允禟被视为可厌可恨的人，他被都统楚宗从西大通押至保定，直隶总督李绂奉命将之圈禁。李绂将衙门附近三间小房，四面砌墙，置允禟入内，封闭前门，设转桶传进饮食，外派官兵看守。时值酷暑，闷热难忍，允禟带着铁锁、手梏几度晕死过去。八月，李绂奏报允禟病死。雍正帝说他是服冥诛，罪有应得。显然，允禟是被害死的。

    雍正帝治死允禩、允禟等人，是因为他们在先朝结党谋夺储位，今朝仍然固结不散，变本加厉地企图制造新君的失误而获大戗在宫廷斗争中，雍正帝处置了许多宗室王公，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迫使他们围绕皇帝的意志从事政治活动。

    乾隆惩治学士尹牡图

    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十九日下了一道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牡图所奏之非。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乾隆又多次下诏历数尹奏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强调盛世太平。尹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乾隆为何会如此的气愤不平？是是非非，让人难以理解。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乾隆也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政治强人。乾隆帝即位之初，承袭前期诸帝余绪，亦能乾纲独断，文治武功，开疆领土，均有可观，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末期，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的潜伏与发展，这时已不可避免地大大激化起来，成了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然而，追根求源，导致清王朝中衰的根源在于以“十全”功业著称的乾隆帝。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黩成风，从此吏治腐败就成为疯狂侵噬大清帝国肌体的毒瘤和不治之症，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败。

    乾隆皇帝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牡图按职责上疏言事，指出近来规定总督、巡抚等大员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代其罪是不妥的制度，因为督抚如能自请罚银而免于处罚，则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此一制度“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勿之念”。

    尹牡图奏中所指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胁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因而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所说欠妥，作为内阁学士也是合理合法的。几千年来臣工进奏，被采纳或有真见的也没有几份，大多都是“报闻”而已，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弄得满朝震动，沸沸扬扬。但乾隆阅过此上疏之后当即就大为不满，下谕指责尹牡图是“贪渎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他认为尹牡图这样说，可能已经知道实有弊情，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查实治罪。

    尹牡图是个书生，性情秉直，不知其奏已经触犯了晚年皇帝贪图享乐的要害，反而实话实说，他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等省体察到商民对官吏多没有好评。然而，他所指责的范围太广，涉及之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贪污之员，各省的吏治都是废弛，全盘否定。事实上他的矛头对准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全国各省的府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就是徇情、党庇的劣臣，这成千上万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败透顶，都该予以清出？照此追下去，当今皇帝也免不了责任。年老又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素以爱民如子自诩，自封“盛世”的万岁又怎能不生气？

    因此，局势必然朝着不利于尹的方向迅速发展。尽管尹牡图所说确是实情，切中了要害，但晚年的乾隆已变得老态龙钟，刚愎自用。他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厉指责尹的上谕以及尹本人。乾隆在看见尹牡图奏稿的当日即下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还辩解称“若如尹牡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虚词阿谀……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情形全无所知”。令尹牡图将何省亏空等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就是“自蹈欺罔之咎”。

    尹牡图面临指责，怎能一下子说得清楚。他不能公然指斥皇帝，只能“虚誉朕勤政爱民”，又“不能指实一人一事”。乾隆帝已把他置于对立位置，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牡图去各省查仓库，看有没有亏空。乾隆在朝廷上如此发怒斥责尹牡图，下面早已风传，做好了挪补的准备，加上庆成所至省府先“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所以走遍了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这一下，尹牡图大败亏输，乾隆帝大骂尹牡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尹牡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封建社会的官员，本是在依附皇帝的前提下为民为君着想，尹牡图一看皇帝变了脸，又是这么个盘查方法，只能“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了。大学士九卿等大吏一看，哪里肯放过，“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

    其实，乾隆帝心里也明白，所以又拉回来说：“尹牡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牡图之据实直谏，加以如此无理指责，并几乎加以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权势压人横不讲理。这种作法，当然阻塞了言路，危害了吏治，贪污欺骗之风盛行。乾隆的做法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他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过、转败为胜、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变成了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皇帝。他对尹牡图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了。其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其实纵贪即害民；说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他自夸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时却是和珅贪贿专权、乱政误国。可见，乾隆帝是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其贪财好货、庇护奸佞、文过拒谏已使“盛世”逐渐转向衰落了。

    孙嘉淦奏稿案

    乾隆十五年（1738），清王朝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大案，一份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稿在全国上下广为暗中流传，奏稿大肆攻击乾隆的统治和品德。直至乾隆十六年（1739），才由云贵总督硕色密折上报乾隆皇帝，乾隆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严厉追查。然而，始作俑者一直以来是个未解之谜。

    乾隆皇帝放弃“宽严并济”的统治政策，以及借皇后去世之机，对违制剃头的官员严加惩治，在广大官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在此期间，他的四出巡游和对金川战争的处理，也给全国官吏、士民带来了极大的骚扰。因而，乾隆十五年（1738）以后，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所作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

    该奏稿指斥乾隆皇帝失德，罗列了“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和他实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就现存其中部分内容来看，一是抨击他杀死张广泗，“以张广泗为有功”，二是批评他巡幸无度。在专制统治日益酷烈的情况下，这份伪奏稿竟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乾隆皇帝，显然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奏稿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超出了乾隆自己的想像。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乾隆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一支和自己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加强专制统治，乾隆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的高潮。因此，这份伪奏稿的出现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激起了极大的波澜，顷刻之间，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乾隆十六年（1739）六月，这份伪奏稿首先在贵州被当地官员发现。不久，即由云贵总督硕色以秘密奏折的方式报告乾隆皇帝。乾隆看过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显系大逆恶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当即严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加缉访，勿令党羽得有漏网”。这样，在他的严旨督催下，在全国开展了追查伪奏稿作者的活动。

    随着全国上下追查活动的展开，和乾隆皇帝原来的设想相反，这份伪奏稿的传播范围、牵连人数和破案难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案。就其传播范围而言，不独内地十七省，而且远在云贵的边远土司竟然也有流传。就传抄人员而言，既有各级官吏、举员生监、乡绅、商贾和僧人，也有八旗子弟。缉获之传抄人员，案发之初三个月，仅四川一省便已达二百八十余人，更不用说全国了。在审讯过程中，或者辗转诬攀，或者将已故之人拿来搪塞，兼之以各级官吏为营私而扩大案情，民间因挟仇而互相诬陷，不但大大加重了案情的复杂程度，使得从事追查的各级官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同时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为此，御史书成、在籍侍郎钱陈群先后上疏，要求停止查办伪稿，释放株连民众。这使乾隆帝十分恼火并对之大加严斥：“伊（书成）系满洲世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财所系于败坏满洲尊君亲上之风为尤甚。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为了加速追查活动，他一方面严厉斥责各级官吏无能和“虚文塞责”，并分别对侦缉不力的官员严加处分；另一方面，又以此案能否侦破已关乎“大清国体统颜面”相激励，要求各级官吏将主要精力用于伪稿的追查活动。尽管如此，经过一年多的清查，缉捕人数达千人以上，因查办不力而被降级、革职拿办的督抚大员有十几名，乾隆皇帝为此案所发上谕，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言之多。为一份伪稿，几乎将全国上下搞了个人仰马翻，而伪稿作者却仍然是“茫如入海泥沙，了无头绪”。乾隆皇帝本人也进退失据，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为了给自己寻找下台的台阶，乾隆十七年（1740）十二月，乾隆帝授意军机大臣将传抄伪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定为炮制伪稿的主犯，重治其罪。次年二月，将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在此同时，宣谕中外：伪稿主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耶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交刑部严议。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

    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以后，伪孙嘉淦奏稿案虽因卢鲁生之被杀而草草收场，但是，乾隆帝心中很清楚，卢鲁生不过是一个遮天下人耳目的替罪羊，真正的炮制者并未被缉获。当然，他也决不肯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他看来，伪稿的作者多半是受过打击的失意官僚。而对伪稿内容进行分析，其中有替张广泗鸣冤之处。张广泗是镶红旗人，原任贵州思州知州，雍正年间，受鄂尔泰赏识，超擢为贵州巡抚。张广泗被杀，为他鸣冤的自然是文化素养较高而又熟谙朝廷内幕的鄂党官僚。而且，伪稿首先发现于南疆一带，并且在云、贵、赣、川等省传播最广，这和鄂尔泰、张广泗相继担任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等似非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伪稿案发前后，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党分子是炮制伪稿的主要嫌疑对象。循此线索，乾隆皇帝反复思考，终于把目标集中到了伪稿案发时仍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和鄂尔泰的门生、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身上。不过，有鉴于上次追查伪稿兴师动众，不但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动荡不安，而且也因此扩大了伪稿的流传，因此这次乾隆皇帝一不露声色，二不提伪稿旧案，而是另辟蹊径。从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开始，他用两年的时间对他们二人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乾隆二十年（1743）三月，将二人押解京师并向廷臣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一手制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皇帝刚去世，正在大丧之中的嘉庆皇帝即对多年的权臣、第一贪官和珅进行革职抄家，进而又很快赐死和珅。对于此事，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果真如此吗？可以说这还是个“谜”。

    关于嘉庆帝为什么一亲政就抄没和珅家产、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还是个“谜”。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果真如此吗？

    和珅像首先有关和珅家产的数量说法颇多，野史、笔记与民间口碑，甚至在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均与正史、官书所记的数字相差悬殊。有关和珅家产传说种种，多是小道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直是越传越奇。乃至清末民初时一些文人、学者，虽在自己著述中也照样记录下来，但他们一边写时一边自己也产生怀疑。

    和珅系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字致斋。少贫无籍，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官生，被打发在签仪卫当差。他学问不深，但记忆力尚强，对于四书五经之类倒能背诵一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由于应对称旨，受到乾隆的赏识，命总管仪仗事宜，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其子丰绅殷德获乾隆赐婚，指为皇十女和孝固伦公主额驸。这样，和珅便与乾隆皇帝攀上了亲家，和珅之专宠，较前益甚。其时所有军政大事，无不参与规划，可谓权势赫赫，炙手可热。

    乾隆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黩成风。和珅既得志，贪黩更甚。他前后掌柄权达二十多年，内而尚侍，外而督抚，多出于和门。凡“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候上怒之息。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所谓内有聚敛之臣，外有贪黩之吏，互为因果，贪风便愈演愈烈。事实上，乾隆后期所发生的许多贪赃大案，都与和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乾隆朝后期虽然也查办了一些贪赃案件，但更多的贪吏，由于有和珅这尊大神作护符，因而有恃无恐，贪风不减，特别是各省州县的库银亏空，更有泛滥之势。此外，和珅还利用审查贡品的权限，明目张胆地大肆侵吞内外大臣的贡品。纳贡本是皇帝的特权，和珅竟公然将贡品据为己有，“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

    嘉庆四年（1787）正月初三，即乾隆崩逝的当日，嘉庆帝就向和珅动手了。首先，嘉庆帝任命和珅参与总理乾隆帝葬仪，夺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他与福长安昼夜守值殡殿，不得私自出入，实际上是将和珅与福长安软禁监视起来。正月初三上午，嘉庆帝召见和珅说：“你是大行太上皇帝的近臣，首席军机，内阁大学士，实为国家勋旧；朕刚亲政，诸事仰赖，望相公不负大行太上皇帝的重托，辅朕处理一切军政大事。如今国家大丧，丧事为国家首务，朕特命你全权主持丧务；主持丧务期间，暂免你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专心治丧。待国家大丧期满，再复尔原职”。和珅被嘉庆帝的信任迷惑住了，根本没有想到胸有城府的嘉庆帝竟然在父皇大丧之日向他下手了，他还心安理得地日夜值守在乾隆的殡殿里。其次，嘉庆帝加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紧急进行人事调整。嘉庆帝亲自指挥了诛除和珅的战斗，在关键时刻他就吃住在养心殿，足不出户，昼夜召见大臣，调兵遣将，商量对策。当内阁、军机处、京城防务及各重要部院官员都换上与和珅作对的老臣或自己的亲信心腹之后，嘉庆帝立即向和珅击出了致命的一拳。正月初八日。嘉庆帝召集王公大臣宣旨道：“现有给事王念孙、御史广兴、御史广泰等列款奏和珅，言之凿凿。朕即刻削夺和珅大学士、军机大臣及九门提督等职；夺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福长安职，并将伊等下狱治罪……至于平日有被和珅挟从者，概不追究，余不累及”。

    至于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历来众说纷纭。当时，嘉庆帝派庆桂、盛柱、绵恩等王公大臣查抄和珅家产，曾列回一份清单。和珅死后，他的财产又陆续被清出许多，有人估算和珅的财产总价值达八亿两，而清政府当时国库每年收入不过四千多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二十年的国库收入。和珅凭借乾隆皇帝的宠幸，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聚敛巨额财产，短短二十年时间竟然敛财八亿两，真称得上天下第一敛财高手，天下第一巨贪。

    嘉庆帝在父皇大丧之日诛杀和珅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为了扫除自己亲政道路上的绊脚石。不除和珅，天下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皇帝，他的皇权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成为傀儡皇帝。不曾想，拔出萝卜带出泥，查抄出来的和珅家私竟然如此之巨，大出嘉庆帝的意料之外，在经济上收益亦颇丰饶。和珅的财产属于金铜钱财部分，俱上交内务府广储司；珠宝玉器、古玩字画、首饰、器皿、皮张绸缎及其他家用物资数量极多，也绝大部分归内务府，少部分赏给皇帝后妃、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御前侍卫和太监等；另一小部分如旧衣物、戏衣及京外热河等地的物品全部变卖；和珅及其家奴内监在京外存粮食二万余石，一半以上作为救济当地灾民之用；在京的府第、花园、当铺、钱庄、马厩等，除嘉庆帝的亲弟弟庆郡王分得了和珅府的一半，妹妹十公主分得了和珅府的另一半，哥哥成亲王永理分得了和珅的园林外，其余都进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仅就人参一项而言，当年春天，内务府因收进和珅的人参数量过巨，以至无法储藏。不得不变卖数百斤，因此竟造成了市面上一时钱币短缺的现象。这真应验了北京街头风传的童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帝赢得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丰收，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天理教攻打紫禁城

    清王朝在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治”之后迅速衰败，封建社会自身的种种劣根性暴露无遗。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经济凋敝，封建社会的衰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理教徒冲入皇宫，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城里发生了由天理教首领林清指挥的农民起义军攻打皇宫的大事件。这是对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的最繁荣时期，从嘉庆开始，清朝统治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正如《红楼梦》里所描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天理教攻打皇宫，是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悲剧。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活动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按照八卦图，分为八区组织教徒。信奉天理教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在北京近郊加入天理教者，除农民以外，也有奴仆、雇工、小贩、贫苦旗人、朝廷杂役，甚至下层太监等等，群众基础极为广泛。天理教的主要组织者是河南的李文成和河北的林清等人。

    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李文成到河北黄村，密约明年九月李文成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河南、山东、河北同时揭旗造反，共向京师进军，林清在北京城内起义，与李文成率领的义军里应外合，直捣北京皇宫，推翻清朝统治。滑县李文成起义提前发动，由于清兵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对滑县之变一无所知，消息断绝，仍按原计划部署进行。九月十四日，二百名教徒身藏武器，乔装打扮成商贩模样，潜入北京城内。与城里的教徒包括一些下层官吏和太监取得了联络。九月十五日，义军手持白旗，腰缠白布，兵分两路，向紫禁城进发。一路由祝现、屈五率领，直奔东华门；一路由李五、宋进才率领，扑向西华门。东华门一路虽有太监刘金、刘得才（两人均为天理教徒）接应，但因事机不密，被护军发觉，只有十余人进入东华门，其余逃散。西华门一路在太监杨进忠（天理教徒）的导引下，八十余人顺利进入西华门。义军全部入宫后，杀死看守，关闭了西华门，一路冲入尚衣监、文颖馆，会集于隆宗门外（大门已关），同皇宫护卫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皇宫墙高门坚，起义军搭人梯攀登城墙，弓箭手发箭掩护，飞箭如雨，“隆宗门”匾额上至今仍留着起义军所发的箭骸痕迹。这时形势非常危急，有的起义军已经冲到了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前，王公贵族、皇子、格格（公主）、后妃等无不抱头乱窜，狂呼怪叫，宫里一片混乱。直到这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旻宁才接到义军闯入宫中的报告。旻宁急命内监速取鸟枪、腰刀，匆匆出门临敌。只见义军战士手执白旗，正由门外廊房攀上高墙，试图进入养心殿门内。旻宁见状，忙在养心殿阶下举枪射击，连续击毙两名义军战士。另有一种说法，说宫内太监与天理教义军相通，递给旻宁的枪弹并不是实弹，旻宁举枪射击，没有命中，发现鸟枪中装的是空弹，慌急之中，取下衣服上的铜扣，充作子弹击出，才将义军战士击毙。其余义军只好退下，不再翻墙。这时，闻讯赶来的清军陆续云集，大内才得以暂时安定。旻宁又果断地采取如下几项紧急措施：一、急草奏章，飞报远在围场的嘉庆皇帝，奏报事变情形。二、严命关闭禁城四门，令各路官军入宫“捕贼”。三、至储秀宫安抚皇母，嘱绵恺小心守护。四、亲自率领兵丁前往西长街、西厂一带访查。五、派谙达侍卫在储秀宫、东长街布置，以防不测。

    由于李文成率领的起义大军被清军阻击而未能按期赶到北京；所以攻打皇宫的天理教徒形成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到了傍晚，起义军因为外援不期，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皇宫，攻打皇宫的斗争以失败告终。这次进入皇宫的天理教徒，英勇作战，打死宫廷侍卫护军四十多名，打伤六十多名。教徒牺牲二十一人，被俘四十一人。十七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也被清军逮捕，同太监刘得财等七人一起被处凌迟极刑。

    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时候，嘉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原来打算九月中旬在返京途中赴东陵遏祭，所以九月一日命皇太子、皇三子先还京城。嘉庆帝得到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报告以后，取消了赴东陵遏祭的安排，匆匆回京。十六日到京，十七日下了“罪己诏”，并且亲自处理善后事宜，凡有可疑的太监，有的被杀头，有的被拘禁，以亡羊补牢。皇次子旻宁因击起义军立下大功，晋封智亲王。

    河北起义军攻打皇宫失败以后，清政府全力镇压河南滑县李文成领导的起义军。嘉庆帝撤了镇压不力的直隶总督温承惠的职，改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统率直、鲁、豫清军开赴滑县，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赴河北协剿，还调黑龙江、吉林的马队助战。调兵遣将，全面围剿义军，至十月中旬，滑县被四面包围。李文成率军突围，清军紧追不放，李文成因颈疾行动不便被清军阻截。起义军同清军展开了肉搏战，杀得清军血肉横飞。最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首领刘国明壮烈牺牲，李文成也“举火自焚”。

    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在中原地区的反清起义，尤其是河北的天理教群众攻打皇宫事件，是清统治者二百多年来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嘉庆皇帝惊呼，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天理教徒冲入皇宫，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案

    乾隆后期贪污腐败的很多，可暴露的大案并不多，惊动天子的更少。但甘肃捐监冒赈案是肆无忌惮地欺骗乾隆皇帝，其名目又是说老天爷不下雨天旱大灾而集体贪赃枉法，谓之惊天大案也不为过。此案主犯贪赃的财物，又被办案大吏大胆侵占，形成惊天的案中案。

    甘肃捐监冒赈案还是因乾隆四十四年（1779）甘肃爆发的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而暴露的。苏四十三领导的伊斯兰新教徒为反对旧教徒门宦地主的残酷压榨剥削，击败了清陕甘总督所率的地方武装，并将兰州团团围住。清最高统治者乾隆不得不派大学士率京师劲旅前往镇压。四五月间至甘肃境内的和珅、阿桂报告军情时屡说遇到大雨，乾隆皇帝感到很奇怪，因为甘肃年年报告因旱成灾而年年赈济灾民，赈灾的粮米是捐监所得。他毕竟是天子，敏感地发现其中一定有问题，命大学士阿桂查办此事。

    甘肃地处西北，土瘠民贫。雍正时曾将粮赋全免，又允许甘肃开捐纳豆麦，给输纳绅士国子监生资格，称为“捐监”。所捐豆麦以济军需或民困。乾隆即位后，准噶尔战乱缓解，“捐监”之制随之取消。

    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请求重开捐监，以豆麦充实仓储备用。这个增加国家收入的好主意，得到批准。乾隆帝又特派王亶望经办。王亶望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勾结，将原由各州、县经办捐监移至首府由自己办理，将捐监豆麦改成折色银两。甘肃捐监粮实行半年，王亶望报称收捐一万九千人，得豆麦八十二万石。乾隆帝当时就怀疑民贫地瘠的甘肃，哪来这么多人捐这么多粮食，半年即得八十二万石，年久粮食陈红，怎么办？每年借给民间流转还不如让粮食在民间自然流转，即以“四不可解”诘问总督勒尔谨。勒尔谨得到分肥，说出种种原因欺骗皇帝。王亶望将所收捐监银自己多贪，自总督至州、县官均给分肥。又称原仓储不够用，有二十六处州县申请建仓，户部批准用银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这些钱又被贪污。甘肃这批贪官又谎称旱灾民饥无食，用捐监粮赈济各地，还需用脚价银四万两雇募夫役运粮，虚构的赈济粮款和脚价银，都被他们贪污分掉，年年如此，成为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乾隆四十四年，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一次便捐白银五十万两助修海塘工程，而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一次拿出四万两白银充军饷。乾隆帝嘉奖之余，对担任甘肃藩司的人如此有钱更加怀疑。

    现在，和珅、阿桂去甘肃平定苏四十三领导的武装起义，途中又先后奏报甘肃下雨情形，与甘肃省官员“向来具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乎年年如此”发生很大矛盾，乾隆帝感到被骗。正巧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至热河觐见，乾隆帝即命在热河的大学士九卿审问他。王廷赞谎称捐监改征银两，五十五万两为额，“因捐生多在省城，改归首府收捐，仍将银两发给各州县买补还仓”。乾隆帝认为王廷赞不老实，甘肃粮价贵，五十五万两是不够用的，告诉他“伊之生死，在实供与否”，令阿桂等将实情上报，结果查出王亶望与蒋全迪首倡捐监得银，又冒称甘肃旱灾需赈粮数，“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预定灾情，打着赈灾名目集体贪污白银达数百万两。

    对于这一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乾隆帝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等所有涉及官员一概革职交审。清朝法律规定，贪污一千两银即处死。但此案贪污一千两银以上官员多人，乾隆帝不得不提出新的量刑标准：二万两以上俱拟问斩决，竟达二十人，他抱怨府州县官不揭发，似乎忘记前不久他宽大发落揭发出的大贪官李侍尧了。实际上，乾隆皇帝本人为满足享乐欲望，贪财好货，大开贡献之门，以及权臣肆无忌惮地以权纳贿，才是惊天大案发生的主要原因。皇帝纳贡，一开始是地方大吏献些地方土宜，后来变为古玩字画，金玉珍宝；进贡时间一开始只是皇太后、皇帝逢五、逢十的万寿节，以后扩大到一年四季所有节日和外出巡幸。大吏为贡献，当然要从下属敛取，下官当然榨取商民了。

    乾隆帝处理甘肃捐监冒赈灾案未毕，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派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亶望家财，可当乾隆四十七（1882）年七月有关官员将查抄财物解送内府时，却发现财物与抄家底簿核对严重不符！因为王亶望非一般小臣，一年前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曾进贡大批珍宝。其中有玉瓶、玉山子等珍宝，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碍于进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割爱发还，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满以为这回抄家，自己喜爱的玉瓶、玉山子等珍宝可归己有，可一核对珍宝不翼而飞，黄金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换成白银，“抽换挪掩情弊”想不到却发生了。盛怒之下，乾隆皇帝又专派阿桂、福长安等重臣至浙江调查此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利令智昏，未曾将抄家底簿修改，见财眼红地将财物大肆“抽换”，很快露出马脚！陈辉祖锒铛入狱，金银财宝家产全部没收。一开始，陈辉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但乾隆皇帝心中有数，下令将经手此抄家事宜的有关官员都革职逮捕，严厉追审，很快得知了抽换实情，陈辉祖只好交待认罪。乾隆帝一看，珍宝等物追回，原想暂留陈辉祖一条性命，后来听说嘉兴抗交漕粮，遂令贪而且不关心地方吏治的陈辉祖自尽，结束了案中之案。

    洪亮吉露章获罪

    嘉庆帝惩治和珅之后，欲整顿朝纲吏治，思治心切，下达求言诏书。而编修洪亮吉心胸坦荡，欲竭诚建言报国，想不到上书却获“大不敬”罪，其中的是是非非成为千古之谜。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人性情豪迈心胸坦荡，特别喜欢谈论时事，对乾隆朝后期的种种弊政甚为忧虑，曾作《平邪教疏》、《治平篇》、《生计篇》等文章，针对整顿吏治，平定民变，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向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为和珅所忌颇受压制。

    嘉庆帝诏求敢谏之士，洪亮吉备受鼓舞，自然要竭诚建言表明自己报国之愿。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他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写了数千字的言事奏书，将其抄写三份，分别交给成亲王永理，大学士朱珪，御史刘权之，请他们代为向皇上呈递。疏中列举很多事实，概括论述了朝廷“励精图治未尽法；权臣弊政未尽改；世风日趋卑下；奖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等六个方面的弊端。其中既有对内外诸臣的弹劾，也有对当朝皇帝的规谏以及自己的政见。如：他认为朝廷在重用贤能，斥退不肖之官方面总是游移不定，出尔反尔。处置了和珅，罢免了其党羽吴省兰等本来大快人心，但不久又为其“辩冤”，乃至重新起用，这分明是是非不清、邪正不分。洪亮吉指出，在平定苗匪、教匪中，福康安、和琳等人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朝廷也只是将他们暂时调换一下职位，仍加以重用。由于赏罚不明、执法不严，诸臣已经不知畏惧国法，贪欺害政之官比比皆是。他甚至直接向嘉庆帝发问：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被戮，世人皆知其冤，而江南查办此案有意为赃官开释罪名，堂堂圣天子不能明断，其他沉冤何以得雪？自三四月以来，皇上视朝较晚，治事过于缓慢，想必身边定有奸佞之人荧惑圣上，圣贤君主应多方询求意见，偏信左右近习之人怎么可以呢？之后，他又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先效法雍正之严明以整顿吏治、使民安乐，再法康熙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其言语犀利、激切，句句切中时弊，为其他奏章言书所未见。朱珪、刘权之二人见到此书，怕惹出麻烦未敢呈递，只有成亲王手里的那份呈达御前，结果真如朱珪等所料，嘉庆帝读罢言疏顿时火冒三丈，遂对洪亮吉发了难。他特谕内阁，说洪亮吉言事书札胡编乱写、语无伦次。指责洪亮吉：“区区小臣教导皇上，实乃狂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说：“在廷之臣谁都知道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奏章，按时视朝、整顿朝纲，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洪亮吉非但不予体谅，反出视朝稍晚、有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之语岂不荒诞？特别是洪亮吉上书言事本可以自具封章上达御前，却以露章托人呈递，以无稽之言、谤君之语向各处投札是何用心？”盛怒之下皇帝还令将洪亮吉革职拿问，交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罪，众议以“大不敬罪”奏请将其斩处。

    其实，洪亮吉托请成亲王等转呈言事书札并非是有意散布蜚语、煽动人心，而是因为他自愧职位低微，直接上书恐不被皇上重视和采纳。况且臣工条陈事件交部院大臣代奏早为朝廷惯例，以此加罪于洪亮吉是没有道理的。另外，嘉庆帝指斥洪亮吉“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事实上，洪亮吉大胆直言指陈时弊，正是尽人臣之义合乎礼法。所以当刑部审讯他问其为何上书之时，他从容回答：“身为翰林，受知两朝，有话不讲，愧对天子之恩”，可见他时时想着自己的职责，这恰恰体现了他的儒风士品，对于这一点嘉庆帝后来也有所耳闻。至于说效法雍正、康熙之语也完全是从整饬吏治的实际情况考虑，何况效法先王则例又不是什么坏事，嘉庆帝不也常以敬天法祖来作为治国从政的原则吗？当然构成洪亮吉“大不敬”的倒是他对嘉庆帝的指斥，特别是视朝较晚之语与事实确有出入，嘉庆帝为此而动肝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嘉庆似乎明白，就是自己主动下诏求言，转而又以言语加罪于人，会被视为诛戮言官、自蔽耳目的庸君，对自己名声不好，出于这种考虑，当廷臣请将洪亮吉斩处时，尽管他声称洪亮吉实属“罪由自取”，但还是决定对其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加管束。在押赴伊犁途中，保宁为讨好皇上，奏请将洪亮吉就地处死，被嘉庆帝严辞制止，这说明嘉庆帝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尽管如此，加罪洪亮吉对广开言路仍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此后一年中言事者一天比一天少，偶有封章上达，也是“毛举细故，摭拾浮词”不再涉言要政、议论有关君德民隐等与国家大政相关联之事。以至于下情壅塞，这对于刚刚开始的内政整饬为害甚巨，嘉庆帝为此忧心忡忡，深感失策。

    嘉庆皇帝其实在处理洪亮吉之时，嘉庆帝特意将成亲王呈递的那份言事书留下备览，待他冷静下来之后细细思考，又觉得洪亮吉之言确有几分道理。第二年京师久旱，嘉庆帝多次祷雨未应，自认为有犯上苍，于是令释放囚犯，赦免戍边之人。洪亮吉此时到达伊犁还不到百日，本不在“久戍”之列，嘉庆帝特颁诏予以赦免。言称：“详阅洪亮吉原札，除视朝稍晚，荧惑圣听之句过激外，实无违碍之句。而且言语中可见有爱君之诚”。传谕将洪亮吉释放回籍。敕谕下达后，次日朱珪入宫，嘉庆帝又将洪亮吉手书拿给他看，还说：“此书所论之事对朕很有启示，所以朕一直把它放置座右时常观览，以警醒自己勤政戒怠呀”。朱珪见文卷之首有嘉庆帝御书“座右良箴”四字，顿时伏地叩首泣声对皇帝说：有些话臣闷在心中多日不敢说，今日皇上自己主动做到了，我真是愧对皇上的信任啦。正巧洪亮吉被释还之日，京师喜降大雨，群臣借此大发议论，说皇帝圣明感动上苍。嘉庆帝为此十分得意，特作御制诗一首以记其事。

    嘉庆帝错罪洪亮吉尚能主动纠偏，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洪亮吉获罪后一直未官复原职，更没有加官晋爵，而且释放回籍后不准随便出境，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惩罚。可见，嘉庆帝纠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可与言之君”的形象，以扭转自塞言路的局面，但仍没有做到“言者无罪”，那么朝臣们谁还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鸦片战争与《穿鼻草约》

    就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取得巨大胜利之后，道光帝转变了态度，命琦善与英方义律谈判。而就双方是否签订了《穿鼻草约》，从当时至今都是双方各执一词，英方说是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而中方则否定签订了条约，致使此事成为了一个谜。

    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表公告宣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这一协定后来被称为《穿鼻草约》。一百多年来，由于材料缺乏，人们难以披露真像，对上述说法信而不疑。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英国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文书，以及琦善与义律在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认为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呈递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后，义律又迫不及特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12月11日，琦善复照义律，允准烟价赔偿洋银五百万元，先行说定以十余年为期。关于割让岛屿地方一款，琦善则加以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特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率不能仰遇大皇帝允准”，请求义律对此“详细思之”。12月15日，琦善又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这期间，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帝。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朕意吻合”、“好”。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持的态度是：除了割地以外，其他方面均可以让步。道光的这一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打交道的基本准则。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不敢签订割地的条款。

    12月29日，义律出尔反尔，蛮横地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1841年1月2日，琦善诘问义律，前次复文中已申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言”？而在缴还定海问题上又多次朝更暮改、别生枝节。义律见琦善持这种态度，便拟以武力迫琦善就范。1月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双方的谈判进入僵局。1月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香港由英国主治，这纯属是割让的同义词，义律的要求越来越升级了。次日，琦善回文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再行筹思具复”。1月16日，义律照复琦善，表示同意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沙角、大角等处统行交还中国，并建议将妥协各款汇写盟约一纸，择地面谈，“以期订明”。1月20日，义律在尚未接到琦善复文的情况下，发出公告，宣称他与琦善订立了初步协定。声称：“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交涉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认为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一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对义律1月16日的照会，琦善既没有答复，双方也没有举行会议，所以在《穿鼻草约》上，既无琦善的签字也无关防；第二，就《穿鼻草约》的内容而言，与琦善多次公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例如索求香港一款，截止1月15日，琦善也只是表示可以在尖沙嘴和香港“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在琦善的交涉文书中，未见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再加广州开港贸易一款，琦善要义律先缴还定海，而后方能代为具奏，依议办理，鉴此两点，可以说，《穿鼻草约》完全是义律一手炮制出来的假协定。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西方著作断言琦善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主要的根据就是义律1月20日单方面发表的公告。1978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1841年1月20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穿鼻草约》”。美国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月27日，琦善与义律在狮子洋莲花山进行会谈。在秘密会谈中，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其中第一条便是“香港之岛及港口让与英国”。对此，琦善并没有答应。琦善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稿文本，提出“中间有行之窒碍者”，须再行筹思后具复意见，表示“其通商、香港二件，必须候奏”。时间仅隔七天，恰恰在英国所提出的至关重要的条款上，即通商、割让香港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2月13日，义律照会琦善，拿出了他拟定的《善定事宜》的“条约草案”，让琦善加盖关防。草案计七条，其中有一条是：“天朝大皇帝准将治属之广东新安县的海滨者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王”。《穿鼻草约》一说，概由此“条约草案”七条而来。

    2月15日，琦善通知义律，在《善定事宜》上不能盖用关防，再宽限十天进行考虑。义律限定琦善必须在四五天内做出最后决定，签字盖印了结。适于此时，琦善已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他见事情不妙，一面拟文具奏，申述《善定事宜》系义律私自拟定的文本，因“事关印文，未敢轻许”；一面又照会义律，托词抱恙，借以拖延时日。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闻讯，急派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见，另一封信则答应给予香港全岛。但琦善告诫鲍鹏，若义律态度蛮横，战争不可避免，后一封信便不递交。结果义律态度十分恶劣，鲍鹏并未向义律出示后一封信，而是将此信带了回来。3月12日，琦善被逮京治罪，他与义律的交涉活动也宣告结束。义律拟定的《善定事宜》因琦善没有盖用关防，也为清政府所否定。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在后一阶段的交涉活动中不难看出，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论者也曾有过比较实事求是的论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表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时候，这种条约即未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

    由此可见，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公车上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康粱事后编造以抬高自己的神话？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辜；（4）变法成天下之治。而且，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又建议裁减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政治纲领。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未能上达，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中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而“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康有为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2）“公车上书”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这一年年底，康有为成进士后，清廷授以工部主事，但未到署，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了《中外纪闻》，遍送士大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少大臣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3）它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共计七次上清帝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及时全数上达。只有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三书》递到了光绪手里（此书内容与“公车上书”雷同）。光绪帝阅后非常重视，命令将此书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维新派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活动，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下诏令来推行。而皇帝要“明定国是”下诏变法，也只得将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维新派）充当自己的近臣和助手。可以见得，戊戌变法是通过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来进行的。“百日维新”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径来掌握实权，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而不能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

    《马关条约》然而，一些学者却认为，康有为虽起草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到都察院上书。“公车上书”只不过是康梁等蓄意编造的一个完整的“神话”，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首先，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则曰，该上书“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不愿转呈皇上。二者明显矛盾。事实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初难之，故迟迟不上”，后因文廷式弹劾该衙门“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都察院才转变了态度，于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5月2日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由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濂领衔的两分上书。如果康、梁等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却不收”或“不为代奏”的。

    其次，康有为说，4月15日李鸿章“电到北京”，他就先知道割地赔款的消息了，而刊印《公车上书记》的沪上未还氏却明明说是4月17日《马关签约》签订后，电至京师，才“举国哗然”的。二者亦不相符。据查证，马关议和期间，日方于4月1日提出媾和条款，于4月10日提出条约修正案，李鸿章都于当天电告了总理衙门，此后虽仍逐日向清廷汇报谈判情况，却再未逐条开列条约内容，康有为根本不可能从4月15日到京的电报中获悉条约都有哪些具体条款。另外，中外议和事关机密，朝臣多未知晓，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何以能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内幕，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

    再次，康有为说，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单”，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事实上，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起初，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说，“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与名者千二百余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后来，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提及：“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在《三十自述》中曰：“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有为当中日战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不但人数直线上升，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内有“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句，且附有文字说明：“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始明确地把这三千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

    此外，《公车上书记》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指出：《公车上书记》“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贯包括十六省”，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与此书所载不同”。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参加松筠庵会议者总共或许不止六百零三人，但是否能多达一千二三百人，也还尚有疑问。

    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事后编造抬高自己的神话？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不解之谜。

    戊戌政变起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谕，开始维新变法。然而，仅仅百日的维新，就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宣告失败。然而，导致戊戌政变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同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告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那么，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向来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说法，袁世凯告密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害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袁世凯告密说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1）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3）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袁世凯并没有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之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所以，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然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他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凯参与围园密谋，并没有主动出手，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说法，杨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折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勖代递向慈禧太后呈递密折，折中罗列了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1）“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2）光绪帝经常召见康有为等人；（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4）伊藤博文访华。杨崇伊的密折虽然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是因为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邻先生也坚持认为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漏，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第三种说法，伊藤博文的访华说。孔祥吉、汤志钧先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9月11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过接洽，光绪帝决定于9月20日召见伊藤。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9月18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专政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第四种说法，多种因素说。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毋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开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成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诱导因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因为假如不这样来观察，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其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不得不承认，戊戌政变起因之谜并没有因为研究的深入而日渐明朗化，然而，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掘，会最终揭开戊戌政变的神秘面纱。

    康有为“围园劫后”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然而，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康有为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于初八人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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