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纷纭努尔哈赤姓氏之谜

    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难解的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仝、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正史和民间有诸多说法，这给清太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佟、童、仝、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满学专家阎崇年教授考证大量史学资料，试解努尔哈赤姓氏之谜。他认为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杂说纷纭的原因，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被删除、或被篡改，使得史书中缺少记载。而《清太祖实录》则编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

    据《清太祖实录》开篇中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并托之神意，公然宣称“受姓于天”。这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湖。湖泊景色秀美，湖水澄碧，清波荡漾，四周林木葱郁，百鸟婉转鸣唱，美景使三姐妹忘情，于是脱衣于地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色泽艳丽，鲜嫩散香，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沉重，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给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

    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自《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凡属清代的官书，以及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的记载，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自己是姓“爱新觉罗”的。

    但是对照来自于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则明明白白地写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比如《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记载：“以建州夷酋佟奴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记载：“奴尔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而且朝鲜文献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中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努尔哈赤自称姓佟。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达佛阿拉时，受到过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因此资料相当可信；而上面说讲的《回帖》正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既然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近年来出版的《清肇祖传》对努尔哈赤先世家族的事迹进行了研讨。该研究成果认为：努尔哈赤的先世出自建州女真，明朝设建州左卫安置他们。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主要是以八世祖范噤为核心而形成的童氏三家族的谱系与事迹。该书认为努尔哈赤八世祖范嗏，姓夹温氏，汉姓为童。加温就是金代的夹谷，《金史·国语解》：“夹谷［汉姓］曰仝”。仝为同的古体字，姓氏往往写作童或佟。后世努尔哈赤承此姓，初为佟，后改姓爱新觉罗。爱新，满语为aisin，金也，此“金”据著名清史学家孟森考证即是“加温”的合音。夹温是金代胡里改路贵戚姓氏的沿袭，胡里改路沿所在牡丹江口，努尔哈赤的先世在金代居住在牡丹江口时，可能是贵戚，所以授赐夹谷氏。

    根据阎崇年的说法，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

    除了以上“爱新觉罗”、“童”、“佟”、“仝”等几种说法外，阎崇年认为，朝鲜方面还有一种“雀”、“崔”说。这两个姓氏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雀）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布库里雍顺的神话。而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可能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那么觉罗说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呢？专家指出，早在金代女真人中就有交鲁氏。交鲁，即觉罗。女真人每迁至新地常在原来姓氏上加个新地名而成新的姓氏。觉罗氏居爱新水（牡丹江）者，称爱新觉罗氏。此外研究表明“觉罗”姓同“肃慎，稷慎，息慎，女真”等族称和“哈拉”（姓）具有同源关系，它们都来源于“箭”kuru以及它的派生形式。著名满学专家金启孮先生在《爱新觉罗姓氏之谜》一文中在批驳了爱新觉罗姓氏是赵宗后裔之说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实即金代的交鲁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既然“爱新”有“金”的意思，一些学者就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定姓为‘爱新觉罗’的目的无非一个，就是附会自己是前朝金代的皇族后裔，以此来说明自己家族血统的高贵，借此标榜自己的祖先来历不凡”。

    正如阎崇年所说的：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但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凭借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就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由于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其演变过程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大清国号褥起

    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规范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己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

    当年努尔哈赤落难的时候，骑了一匹马逃难，这匹马是青色的马，因为后面追兵追得很急，努尔哈赤骑着马昼夜逃跑，结果把这匹大青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对着大青马就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我的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个清是谐音了，这是个传说的故事，大家不必当真。至于清朝为什么叫“大清”，其来源与含义在《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官书中均未作任何记载，虽然学界有着种种说法，但是仍然为一个历史之谜。

    目前史家大致从这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其一，是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形势，考虑到皇太极建大清为国号的同时，采汉式尊号、用汉式年号、上汉式谥号，以及制定汉式皇帝仪仗、冠服，甚至祭祀孔庙等等的情况，则汉式国号“大清”，取义自然应该是本于汉族经典，合乎汉族传统文化，顺乎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

    由这一思路出发，“大清”在气势、含义等方面，应该压住了“大明”。由此而发的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二）而最易见出的，“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新定族名）三字都带水。此符合五行相克说之水克火，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国号“金”，以五行论，犯火克金的忌讳，皇太极之废“金”，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金启稼进而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三）就为政而言，“清”可以表示王者的风范，王政的理想。“清平”即太平，“清时”即太平盛世，“清晏”即清静安宁，“永清四海”即天下永远安宁。又有“清明”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札记·玉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都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

    综上所作间接的推测，可以断言：就汉文化系统言，皇太极所以命名国号为“大清”，在于“大清”的气势、含义的确压住了“大明”。

    那么，在女真或满洲方面，“大清”的来历及意义又有什么说法呢？依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答案是这样的。日人市村瓒次郎指出：“金与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有学者肯定了这一看法，认为：“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亦有专家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太祖努儿哈赤、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1636）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清代全史》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

    以上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金”转换为“大清”再予以分析的。但是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文官、举人们所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因此，有学者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代青”（daicing）。因此，大清国的意思应为“上国”“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其根据如下：

    其一，“大清”不是汉文“大金”的一音之转。因为汉文的“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不一样，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也不一样。大金的满文为aisin gurun，而大清的满文为amba daicing gurun。

    其二，皇太极对满语等满族文化情有独钟，不愿放弃，故很难推想他会以汉语命名其国家。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曾下令“事不忘初”，将其统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满语。时隔仅两年，他用汉语来命名其新政权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满语的可能性较大，但满语中又无daicing这一固有词汇，只有蒙古语借词daicing。所以，大清国号，实源自蒙古语。

    以上清史研究专家的论断，各有其理，又互为补充。以此可见，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规范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在他去世仅仅八个多月以后，其十四弟多尔衮便率领着由满、汉、蒙三方组成的大清军队，顺利地开进了大明京师（今北京）；又过了仅仅四个月，其六岁的九子福临便已端坐在大明的金銮宝殿之上，并于十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定鼎登极大典。随着残明永历帝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入缅甸，大清顺治帝福临便正式成了九州共主，“大清”也正式成了天下共号。

    皇太极即位

    长期以来，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驾崩，皇太极继承汗位。关于皇太极怎样继承汗位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说法。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1651）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暗示皇太极篡夺汗位。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努尔哈赤晚年并没有确立汗位的继承人。自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宣布将来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规定未来之汗由八旗旗主诸贝勒共同任免，直至其去世，努尔哈赤一直为这一制度的过渡而做着准备工作。这一时期，努尔哈赤还有意识地让诸贝勒共理国事，进行着八王共治的演习。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二十四日，即努尔哈赤死前一个多月，他还强调了诸贝勒“有德政者方可为君为王，否则君王何以称也”？

    因而，可以确定的是努尔哈赤生前不仅没有立某人为储的迹象，事实上是根本没有立储。从史料观察，他七月二十三日“不豫”，八月十一日死去，中间经历了近二十天的时间，显然不是暴亡。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在病重期间将属意的接班人公之于众贝勒。所谓坊间传说的有意立多尔衮，不过是朝鲜方面的猜测，后金政权的任何人，包括皇太极即位后所打击的诸大小贝勒，从来也没有说过努尔哈赤立过多尔衮，所以朝鲜方面的这种猜测传闻不足为据。

    从当时多尔衮的状况来看，其被立为汗王的条件并不充分。多尔衮在努尔哈赤生前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他不过是兄长阿济格旗下的掌有半旗牛录的贝勒而已。而其同母三兄弟中，阿济格、多铎都被其父安排为旗主。而多尔衮成为旗主，是在皇太极即位后的天聪二年（1628）。而且当时多尔衮年仅15虚岁，可以想像在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下，一个掌半旗的少年贝勒，是缺乏驾驭包括四大贝勒在内的八个旗主，从而顺利行使汗王的权力的。

    至于多尔衮后来所说的皇太极即汗位“原系夺立”，这句话并没有说努尔哈赤曾立多尔衮或其他人为储，皇太极是从他或别人手中夺取储位而立的。“夺”，也可作“抢夺”、“争夺”解，本来努尔哈赤死后，八王争立为汗，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争抢。

    据推测，在努尔哈赤临终前，皇太极与岳托极有可能有过密谋，因为努尔哈赤八月初七日已病重，十一日下午未时去世，群臣将其灵柩抬至沈阳宫中已是“夜初更”。随后岳托联合萨哈廉连夜动员代善立皇太极，因而“翌日”清晨“卯时”，以代善为首包括皇太极在内的大贝勒便召集诸贝勒会议，由代善提议立皇太极为汗。以此可见，皇太极即位，确实是诸贝勒按照努尔哈赤的遗训，经过众人推举最后确立的。

    岳托等人为皇太极主动谋求，且说服代善抢先提名，占得先机，为推举皇太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其最终得以继统还不仅仅由于他们的这一活动，而是有更多的有利因素作依托。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爱子”，他所以受到乃父的喜爱，一是由于其生母叶赫那拉氏得努尔哈赤专宠，在继妃富察氏失宠后入居正室，成为嫡妻，皇太极也自然成为努尔哈赤膝下爱子。二是他本人聪慧。《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述他幼年时“太祖钟爱焉，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实录》所述虽多为溢美之词，但不会是毫无根据的编造。

    皇太极不仅得到父亲的偏爱，而且与岳托、萨哈廉、济尔哈朗、德格类等几个小贝勒的关系也很好。四大贝勒中，皇太极的年龄最小，与诸小贝勒易于接近，加上皇太极在后金中的显赫地位及努尔哈赤对他的钟爱与青睐，因而成为这些人追随的对象。这些人中，与皇太极关系最密切的是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人。皇太极与岳托、济尔哈朗在幼年时便结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友谊。岳托深得祖父努尔哈赤喜爱，幼小“抚育宫中”。当时宫中得努尔哈赤专宠的是皇太极的母亲叶赫那拉氏，岳托因而依偎在叶赫那拉氏膝下，得其抚育，这段生活也使他与皇太极结下了深厚友情。济尔哈朗比小岳托小一岁，他也曾“幼育于太祖宫中”。从其年龄来看，很有可能是与岳托一起，得皇太极之母的抚育。

    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之后，与岳托、济尔哈朗同炕而眠、同桌而食、朝夕相伴的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但因为政治的利害关系，他们几人的关系在其后的年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同被封为和硕大贝勒，在后金政权中是颇有权势的人物。在四大贝勒中，惟有皇太极可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英才。天命五年（1620）代善被废掉太子之后，皇太极在众人心目中无疑已被视为储位的最佳人选。

    按照《实录》所记，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议立新汗的会议成员有如下诸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十五人。这些人，按宗支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五个系统，即代善、岳托、硕托、萨哈廉、杜度一系；阿敏、济尔哈朗一系；莽古尔泰、德格类一系；皇太极、豪格一系，阿巴泰与豪格同旗，也可划入此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一系。

    阿济格三兄弟因其母大妃的地位而成为竞争汗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不利因素是年岁较小，最小的多铎年仅十三虚岁，他们军政实践经验很少，难当重任。阿济格虽已二十二岁，但此人有勇无谋，性格粗暴，很难入选。

    其他各系中较有资格的是各该系具有父亲或兄长身份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上四人也正是凭借他们的嫡出身份及政治经验，在竞争汗位上具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四大贝勒中，阿敏属于汗室旁支，而且与努尔哈赤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冲突事件，在决定汗位人选的成员中，努尔哈赤子孙又占有绝对优势，所以阿敏根本不可能入选。莽古尔泰在行政能力、战功方面，比起代善、皇太极并无突出之处。代善一系成员较多，且其宽柔性格及处理行政的能力也曾赢得不少人的好感，而且战功颇著。但天命五年（1620）九月其太子位遭到努尔哈赤的废黜，不能不对他以后汗位的入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皇太极在后金诸贝勒中可称得上文武双全，而且人际关系也较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大宗支中，都有皇太极的支持者：代善一系的代善、岳托、萨哈廉；阿敏一系的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一系的德格类，本系的豪格。皇太极的这种交际能力，无形中削弱了其他宗支的竞争势力，而使自己在几大宗系中处于相当有利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岳托、萨哈廉倾向于皇太极并争取了代善，更具有关键作用。岳托与其父代善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在代善与皇太极二者之中，他宁愿选择了皇太极。代善虽然与皇太极不无矛盾，但大约是考虑到自己曾被汗父废黜，而且两个儿子已倒向皇太极一边，竞争不过皇太极，因而在岳托、萨哈廉的说服之下，索性顺水推舟。

    代善一系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推举皇太极，更使皇太极在拥戴力量上具有了绝对的优势。在议立新汗的十五个成员中，有七人属于皇太极一派，其他任何人也不具备这种优势条件。其他的诸人，阿巴泰、硕托有可能属于中立派。阿敏、莽古尔泰、杜度及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即使有不同意皇太极为汗者，也提不出在能力素质上优于皇太极的人选，更不可能获得如皇太极那么多的支持者。因而，皇太极之最终以推举的形式入继大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清太宗的身世

    皇太极之即位是否以庶夺嫡？凡此，都涉及到他的出身。弄清皇太极是嫡出抑或庶出，关键在于考察他即位前其生母孟古在努尔哈赤诸妻妾中是否有正室的身份。

    清太宗皇太极究竟是嫡出还是庶出，由于尚无专门研究，迄今仍是个疑案。《清实录》中，皇太极的生母孟古被称为皇后也即嫡妻，但是《清实录》是皇太极即位后所修，继帝位者追尊生母为皇后乃是惯例，这是母以子贵，不能作为其嫡出的依据。如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即明确称：“1636年皇太极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并采取许多项汉族制度之后，却追尊生前地位本来是妾的生母为孝慈皇后”。

    皇太极之出身关系到他的即位，因此是影响清初政权的重要问题。皇太极是众人推举之汗，如果他是庶出，将表明满族宗法无嫡庶差别，庶出者也可继承汗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太极乃是夺多尔衮之储位。按多尔衮是嫡子，如果皇太极是庶出，而且是夺位，那么他的即位将是明显的以庶夺嫡事件。究竟皇太极之即位是否以庶夺嫡？凡此，都涉及到他的出身。弄清皇太极是嫡出抑或庶出，关键在于考察他即位前其生母孟古在努尔哈赤诸妻妾中是否有正室的身份。

    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妻子，大部分的侧妃和庶妃都是出于政治扩张的需要而娶，按照清太宗时所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下简称《武录》）的说法，努尔哈赤之“后”即正室有四人：最早为佟佳氏，实录称其为“先娶元妃”，生子褚英、代善。在佟佳氏去世后，入继正室者为富察氏，名滚代，生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实录称其“继妃”。叶赫那拉氏，名孟古，称“中宫皇后”，仅生一子皇太极。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武录》称“继立之后”，后来改称“大妃”，生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由于《武录》是皇太极在位时修成的文字，其称孟古为“中室皇后”是否史实，仍难断定。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孟古是在继妃富察氏与最后的大妃阿巴亥之间，以及在她死后，努尔哈赤才又把阿巴亥“接续立为大福晋”，而且又明确说明，孟古是在富察氏之后“为譬中宫皇后”的，而阿巴亥又是在孟古死后才被继立为“大妃”的，接续的是孟古而不是富察氏入继正室，所述之事有具体的人物、事件缘由、时间，言之凿凿，有一定可信度，这使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线索作进一步的考察。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太祖第十子德格类出生后，富察氏似乎就慢慢从太祖身边消失了。直到天命五年（1620），“妃得罪，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富察氏是在天命五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已经不得宠了，而且似乎还丧失了正妃的地位。《满文老档》有这样一段记载：皇太极在夺取汗位后回忆说自己幼时常把吃穿的东西送给莽古尔泰，因为太祖基本上没有照顾到莽古尔泰的生活，所以莽古尔泰是依靠皇太极而生活的。假如富察氏的大妃位置没有被动摇，那么她的儿子是绝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关于富察氏死亡的记载，史书上也是有矛盾的。《清史稿》中在《诸王传》和《满文老档》中都记载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一段，皇太极气愤至极说莽古尔泰曾经“弑其母而邀宠”。而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富察氏似乎更有可能是获罪赐死的。

    在富察氏被废之后，继之被扶正的正应是孟古，所以其子皇太极才得父直接“养育”，生活富足，对于幼年的伙伴莽古尔泰也能“每推食食之，解衣衣之”，将衣食给未能得父爱护的莽古尔泰。

    岳托贝勒幼年的事迹也可说明这一时期孟古正室的身份。据《八旗通志》初集《岳托传》载：岳托，“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皇太极也说：岳托乃“我母自幼抚养之弟”，自幼由“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为子”。岳托得努尔哈赤喜爱而被“抚养宫中”，是与努尔哈赤同室生活，抚养他的是皇太极之母，说明当时皇太极之母与努尔哈赤同室而居，也即居于正室。岳托生于1598年，而皇太极之母死于1603年，可知皇太极之母在这五年间及以前一段时间为正室。

    孟古取得正室的地位，与其出身门第及本人的资质有一定的关系。明万历十年（1582），在努尔哈赤与元妃成婚的第五年，他路过孟古的娘家——海西女真叶赫部，该部是海西女真四大部之一。当时孟古的父亲杨吉努慧眼识英，将时年八岁的小女儿孟古许配给太祖，并赠予大量的马匹与甲胄。出于联盟的需要，明万历十六年（1588）秋，杨吉努之子纳林布禄将妹妹送到太祖身边，时年孟古十四岁。《清史稿》记载太祖亲自率领了诸位贝勒大臣去迎接她，并且隆重地迎娶了她。按照孟古的身份和叶赫贝勒曾经的帮助与赏识，她绝不可能是庶妃，但是从继妃富察氏失宠的年份看，她也不可能是正妃，所以孟古是以侧妃的身份嫁给太祖的。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孟古的品性温顺纯良，恪守妇道，不参与外事，殚精竭虑服侍太祖，深得后妃之道。这中间不排除太宗朝对孟古的美化，但就孟古的大家闺秀出身来看，她应该是位品貌俱佳的女子，因而甚得努尔哈赤欢心，被努尔哈赤称作“爱妻”，感情颇笃，以致她死时，太祖爱不能舍，令四个奴婢殉葬，并宰杀牛马各一百以祭祀，并斋戒月余。最为夸张的是，努尔哈赤还将孟古葬在自己居住的院中长达三年，后葬十尼亚满山冈。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孟古的遗骨也随之迁到东京陵。

    在一夫多妻的大家庭中，众妻的嫡庶之分应有三个因素：一是出身，即母家门第的高低。二是受丈夫的宠爱程度。三是来嫁的先后。孟古嫁努尔哈赤虽在富察氏之后，但其他条件都优于富察氏。所以可以猜测，由于富察氏失宠而被驱出正室，出身较高而且受宠的孟古得以由侧扶正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清实录》称其为“中宫皇后”也即嫡妻，并非皇太极即位后其母以子贵的追尊之称，而是孟古在努尔哈赤时期的真实身份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努尔哈赤时期的皇太极，凭借的是“子以母贵”，因其生母叶赫那拉氏孟古之嫡妻身份而为嫡子，因而才得以与其他嫡子如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等一样被封为旗主，为正白旗主，领正白全旗的牛录属人。从而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起被封为汗之下地位最高的大贝勒。以后他被推举为汗，当然也是以嫡子身份即位，这与满族之重嫡、严嫡庶之分的宗法也是一致的。他的即位，也不存在以庶出而夺嫡的问题。

    顺治继统

    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根据清初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是名正言顺的，不是什么折衷方案。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刻，清太宗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因生前未立储君，皇位悬虚，“宗室诸王，人人凯觑”。在皇太极治丧期间，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权势的竞争者有三个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顺治即位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窥视神器”的折衷方案，具体地说，就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的明争暗斗，最终将一个乳臭未干、年仅六岁的娃娃福临，即一年后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顺治皇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只要分析一下清初立储的特殊情况和顺治的母族所处的贵宠地位，就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谜底。

    顺治帝年轻皇太极中年猝然死亡，卒年仅五十余岁，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如此匆匆地永绝尘寰，生前既没有指定继承人，临终时也没来得及做任何交待。所以，当诸王、贝勒、大臣从震惊、悲痛中清醒过来时，空虚的皇位就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开始“私相计议”嗣君人选。皇太极死后，豪格和多尔衮是两大实力派，二人是大家考虑的重点，又都有可能走上权力的顶峰。豪格是太宗长子，众兄弟中惟一封王的儿子，掌正蓝旗，得到举足轻重的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皇太极死时他已三十五岁，比多尔衮还长三岁，是皇位继嗣的主要人选。皇太极生前亲掌的两黄旗大臣“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等人前往豪格家中，“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在得到两旗大臣的私相拥立后，也加紧了继嗣活动，立即派心腹何洛会、扬善通知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我为君，尚须尔议”，以争取镶蓝旗的支持。济尔哈朗和诸王中辈分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都认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继大统。

    多尔衮是太宗的十四弟，才智过人，战功卓著，威望正隆，深受太宗器重，封和硕睿亲王。手中握有正白、镶白两旗部队，兵精将勇，并有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的效忠。两白旗诸王素与豪格不和，认为“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坚持多尔衮即位。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多尔衮参加了皇位之争，是“诸王争立”的重要内容，实则不然。多尔衮对英、豫二王的拥立一直保持审慎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说：“昔太宗升遐，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

    究其个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一点是他对满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即满族入关前，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虽尚无定制，但是，父子相承袭的继嗣方式，已被满族贵族集团所普遍接受。皇太极尸骨未寒，一片“立帝之子”的呼声就是证明。多尔衮即位，是兄终弟及，若是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导致血溅皇宫，甚至政权崩溃。这种悲剧是多尔衮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阿济格、多铎“跪请”是一回事，多尔衮有没有参与皇位之争则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两白旗诸王与豪格对立的形势下，多尔衮惟一的选择就是维护满族的继嗣传统，在太宗其他位居贵宠之列的幼子中册定嗣君，这样既可打下豪格，又有拥立“先帝之子”之名，为皇子派所接受，还可以将幼主控制于股掌，当无冕之王，一箭三雕。

    如上所述，第二个问题已做了部分回答，福临不是“诸王争立”的折衷方案，而是“争立”的对象。那么，福临有没有继嗣的可能呢？

    崇德改元，五宫并建。所谓五宫系指：中宫孝端文皇后，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孝端文皇后、淑妃均无子，宸妃生八子（早殇），庄妃生九子福临，贵妃生十子博木博果尔。在太宗诸子中，五宫之子位在“贵宠之列”。宸妃之子曾立为皇嗣，而福临在五宫尚存的二子中居长，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而庄妃其人，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氏寨桑的次女，端庄秀美，聪颖机敏，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曾佐助乃姑中宫孝端文皇后处理椒房大小事务，深受皇太极信任。以后又辅佐顺治、康熙二幼帝，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在诸王大臣私相谋立时，庄妃立即“胁多尔衮入宫，立其子，以居摄饵之，遂定”。这段记载虽出自野史，但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庄妃之所以能够“胁”多尔衮“立其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福临在五宫二子中居长，处于贵宠地位，无论多尔衮或豪格谁承继大统，都与“父死子继”或嫡、庶之分等封建宗法观念相悖逆。（二）庄妃和多尔衮既是叔嫂关系，庄妃之妹又是多尔衮的妃子，因此庄妃比他人更便于对多尔衮施加影响和压力。（三）崇德五宫的五大福晋都出自蒙古，而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姑侄就有三人，宸、庄二妃是同胞姊妹，中宫皇后是两人的姑母。在漠南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是清向外扩张和对明战争的重要同盟军和依靠力量，这也是庄妃立即敢于召见多尔衮“逼”他“立其子”的原因。

    庄妃这么理直气壮地把福临提出来，除了福临具备继嗣的条件外，可能也代表了孝端文皇后的意见。而上文中“遂定”一词内涵丰富，事实上表明福临继统，多尔衮居摄的幕后交易已经成交。于是“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多尔衮已同意立福临，另一方面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笼统地提出诸皇子“必立其一”，这种态度的变化，说明庄妃事先已做了两黄旗的工作。为了保证册定新君会议顺利进行，多尔衮以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为条件，将镶蓝旗争取到自己一边。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之子，无继嗣资格，拥立太宗诸子中的任何一个对他都是一样的，能当上摄政王当然求之不得。在太宗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多尔衮三兄弟亲掌的两白旗的支持下，福临即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在这场斗争中，多尔衮取得了摄政王的地位而获得了胜利。而根据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不是什么折衷方案，而是名正言顺的。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立嫡以长”制度，但子以母贵的传统观念还在长期地影响着有清一代公开或秘密的立嗣活动，这一点不应为史家所忽略。

    顺治出家考察

    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的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后来一些文人学者在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之死导致其“出家”一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是个董字，“双城”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而“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意思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后来，康熙又多次陪奉母后游巡五台，遂更有顺治出家五台山、康熙来此寻父之说。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名，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其中悲恸之情跃然纸上。又有传说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御用器皿，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顺治出家的佐证。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的确死于天花，并未离宫出家。

    顺治笃于宗教信仰，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汤若望利用讲授知识谈论政务的机会，竭力向顺治灌输天主教教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性格和思想。

    顺治十四年（1657），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鼓励和怂恿，二十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渐渐疏远了天主教。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琇传》、《玉林年谱》、《北游记》等记载，自是而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木陈忞、玄水果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曾封玉林琇为“国师”。并请玉林琇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他在玉林琇等高僧面前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印章亦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妃突然病死后，顺治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为哀悼董鄂妃。他五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可谓：“维将竞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然而即便是这样，仍然不能缓解顺治心头的悲懑，终于萌发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他命茚溪森为其削发，决心出家。幸亏玉林琇抵京，闻知此事，命人取来柴薪，欲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加之孝庄文太后竭力劝阻，才使顺治勉强答应重新蓄发留俗。

    董鄂妃对此，著于康熙十九年的《续指月录·玉林琇传》说：“玉林琇二次到京（时为顺治十七年，第一次到京为十五年），闻其徒茚溪森为上剃发，即使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而《玉林年谱》则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顺治）就见丈室，相视而笑”。顺治再次申明想要出家的意愿，经玉林力劝，顺治才作罢。所谓“相视而笑”，则是因为一个光头皇帝见到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在《汤若望回忆录》内有这样一段话：“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以上几则史料表明，顺治十七年八至十月间，清帝顺治决意出家，并剃了头发，但出家未遂。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顺治因患天花病死在养心殿，距董妃之死仅半年。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宫移至景山寿皇殿，停放百日之后于四月十七日，由与顺治关系密切的高僧茚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第二年五月，顺治的“宝宫”——骨灰坛，由辅政大臣等护送，与董妃的“宝宫”（董妃于死后“三七”火化）一同葬入遵化清孝陵。

    关于顺治火化，首先，《清圣祖实录》载：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日，“上（指康熙）诣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上诣世祖章皇帝宝宫前，行期所致祭礼”。“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宝宫往孝陵”。这里，康熙所祭者分别为“梓宫”和“宝宫”，从中可知宝宫所藏已非梓宫原来之尸体，而是尸体焚化后的骨灰。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五灯全书》引“茚溪语录”，其中有“世祖遗诏召师，至景山寿皇殿秉炬”之语，即指茚溪森主持火化，他是四月十六日到京的。“茚溪语录”还有他当时为顺治秉炬的一偈是：“释迦涅槃，人天齐语，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由此可断定，顺治死后火化毫无疑问，这也就证明了他未曾出家。至于清朝帝王中为何只有顺治火化，是因当时才入关十几年，仍遵循满族故土先祖火化之旧俗。抑或是因顺治好佛，而僧人圆寂后需火化，故清廷为这位“行痴”皇帝举行了佛法所崇的火葬葬仪，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里姑且不论。目前清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确实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康熙与天花

    据《清宫档案揭秘》记载，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中，有两位（顺治、同治）直接死于天花，另外还有两位（康熙、咸丰）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爪下捡回性命，脸上却永久性地留下了天花瘟神的特殊烙印——麻子。在这四位与天花有过直接接触的皇帝中，最具戏剧色彩的当属康熙大帝，那么康熙与天花到底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的少年天子，他就是康熙皇帝玄烨。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后人也许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那张万人垂涎的龙椅。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是事属必然。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天一大早，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谈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记到：“是日，奉天诏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顺治帝当时已有八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先后夭折。剩下的六个儿子是：九岁的二儿子福全，八岁的三儿子玄烨、五岁的五儿子常宁、三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古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族的皇后，另外还有四个博尔济古特氏女子被册为妃子。不过，值得深思的却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冷遇，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有这种打算，现在也只能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诸子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显然岁数太小，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认为其年稍长且贤，想立为太子。但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长一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显然与九五之尊的位置不般配。因此，皇太后选择了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而这个第三者，是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宫中当差已经很有些年头，官至一品，而且因有一次将皇后博尔济古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而深受皇太后的信任，顺治与他之间也保持着某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之意。

    这样，顺治最后接受了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不过八岁的皇子为帝位继承人。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却尚未曾出过天花，与其父皇一样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怖的病症。汤若望的理由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少年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得为帝王的资本，这是福气呢？还是祸患？

    天花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但康熙对天花并不存多少感激，相反天花留给他更多的是噩梦与仇恨。

    天花在中医中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据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就已经出现了天花病菌。在中国，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是从晋朝开始的。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痘色变。实际上，有清一代，天花曾多次泛滥，因此，清史上曾有多起宫廷疑案与它有关。

    康熙早年的生活就一直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他出生没有多久，正赶上天花大流行。不得已之下，由其乳母抱出紫禁城，寄住在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康熙皇帝”，可以说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痘魔的侵害。好在有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的悉心照料，康熙硬是从天花的魔掌挣脱出来，只是脸上留下了不甚雅观的点点痕迹。这次与痘魔的“亲密接触”，给康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阴影。据《圣祖廷训格言》中记载，康熙在其晚年曾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的灾难之后，幼年康熙搬回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处在人人惶恐的状况之中。如果宫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顺治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则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接近，即使是集恩宠于一身的皇子也不得四处走动。童年的活动天地因为天花的肆虐而被禁锢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些惊恐与动荡的灰暗记忆填满了幼年康熙的梦魇。

    然而，何其幸运的是：康熙很小就已出过天花，并且有幸存活下来，而且以后永远不用担心再会得上天花。于是，天花让康熙登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金銮宝座。

    康熙登基之后，幼年的惨淡经历使其深深明白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由过去被动防御而转为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导推动之下，清朝天花防治开始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的道路。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立了痘诊科，并在普天之下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可见，康熙将这件事情是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的。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痘方法的继承，并在实施中不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围班制度的建立。这件事得从顺治时代说起，由于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长一段时间蒙古草原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生身”（即没有患过天花），为避免传染起见，顺治消极地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也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规定仍然存在。据史书记载：康熙对于一些元旦来朝的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二十七日，他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康熙十六年（1677）出巡塞北的途中，在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随即，康熙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以在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因为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少数民族各藩的目的。

    幸运的是，康熙即位以后，多年的休养生息，使得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而南方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吹鼻种痘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早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人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的原理事实上都是让种痘者轻度感染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待病症消失，就具有了免疫力。

    清初推广的传统的种痘疫苗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领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据记载，康熙时期，俄罗斯曾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后来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入欧洲。1786年，在此基础上英国人詹纳发明了“詹纳法”，也就是后来的牛痘疫苗法。

    雍正即位

    胤禛继承大统，史界和民间一直以来有不同的看法，迄无定论，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一种看法认为胤禛在即位前作了长期的谋位准备，经过精心的谋划，抓住康熙生病静养与外界隔绝的时机，伪造遗诏而得以继承皇位；另一种看法是康熙遗言传位于胤禛虽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材料，但从康熙帝生前比较看重他的情况看，传位于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代英豪清康熙帝执政六十一年，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驾崩。其后，第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但迄今为止，雍正究竟是如何登上皇位宝座的，是按遗诏之言合法登位，还是暗中篡改遗书而即位的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然是一个谜。

    据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冬至前，胤禛奉命代祭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但仍然能“静摄”政权，掌控一切。胤禛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才不得不破例把胤禛召到畅春园来。而在胤禛未到之前，是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以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在御前侍候。这时，康熙向他们宣布说皇四子胤禛人品极好，肯定能够传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其他皇子都在外候旨，当胤禛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告诉他病情的恶化，胤禛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归天，隆科多正式宣布“遗诏”，胤禛即位，即为雍正帝。

    从上面官文记载的情况来看，雍正的即位是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的官书可以说是众书一词，口径统一。后世有人根据雍正的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他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以及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综合分析，雍正是根据康熙的“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而继承皇位是可能的、可信的。

    但是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中，雍正即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位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是要将皇位传给皇十四子的，在他患病的最后几天，曾经下旨要十四皇子回到京城，但是胤禛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真情，篡改谕旨，在十四皇子还未到之前假传圣旨，宣布胤禛即位。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矫诏篡旨说”的由来。另外一种说法是，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但是诏书遭到了胤禛及其死党的篡改，把传给十四阿哥的“十”改成了“于”字，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到底是谁盗改的遗诏，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雍正本人亲自改的；有的说是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还有人说是雍正所养的死党、武林高手把诏书偷出来之后而精心篡改的……

    著名清史学者王钟瀚先生，从对康熙皇帝之死及其四子胤禛即位的情况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康熙皇帝在其六十一年（1722）八九月份至热河行围，十月回宫的身体状况来看，其身体相当健康良好，当时，康熙只是患了感冒，胤禛多次亲自或派人请安，康熙的答复都是“朕体稍愈”，从这个情况来看，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的病情，如果没有发生非常的事情，还没有到要“寿终正寝”的时候。然而康熙却在病情并未恶化的情况下突然死去，其中疑窦重重。从事变的发展迅速来看，很可能是因为胤禛相信了人们吹捧大阿哥可能即位的言论，感到得位无望，于是看准时机，与隆科多等勾结，控制了康熙与外界的联系，害死了康熙，篡改了诏书，篡夺了皇位。从康熙皇帝驾崩之后，仅由隆科多宣布口授遗诏的情况来看，也是大为让人生疑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本来就是要在四皇子和十四皇子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确定为四皇子胤禛，十四皇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这也说明康熙确实把胤禛作为即位的候选人之一。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二十二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的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禛的儿子弘历宠爱有加。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让十四子继承皇位，但在他临终前，十四皇子远在边疆，若将他召回再宣布诏书，恐发生皇位纠纷的变化，无奈之下就传于雍正。

    总而言之，雍正即位有着种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疑点。这些问题使一些历史学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雍正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个谜。这不仅是因为雍正在即位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即位后不久，就有很多难解的言行，尤其是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这些连在一起，更是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乾隆伪造“元传国玺”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才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得到了“传国玺”。然而，此“元传国玺”后来却失踪了，传说乾隆帝又不为人知地伪造了“元传国玺”。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不然即使得到天下也会被讥笑为“白板天子”。这项传国玺制度始于西汉，而“传国玺”始于秦。相传，秦始皇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玺于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刘邦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这颗至宝便成为历代强梁争相攫取的目标。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王莽失败，传国玺归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时期，“传国玺”被曹操据有。三国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南北朝末年，“传国玺”被隋文帝杨坚夺去，隋末农民大起义，此玺又被唐太祖李渊拥有。唐末，石敬瑭之乱中潞王李从珂在宣武楼自焚，“传国玺”与之一起毁掉。至此，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宣布有“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延禧，金辽交战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

    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元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瑭制的伪玺。这个“传国玺”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赝品。

    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获“元传国玺”，赢得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于翌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成为“跨踞满洲、蒙古的大国皇帝”。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元传国玺”在清初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然而，此玺下落早已不明，甚至连它的印迹也未见有人确指，至今所知不过是文献史料对它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史界一大憾事。

    不过据传说盛京凤凰楼曾经藏有所谓“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内寝的门户，坐落在清宁宫高台之上，是一座单檐歇山式二层楼阁。此楼在清初大概是供皇帝、后妃登l临玩赏之处。乾隆八年（1742）高宗东巡盛京不久，决定将此楼作为恭贮历朝《实录》、圣容、行乐图以及御用“十宝”的永久场所。太宗御宝在清入关后存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5）改在凤凰楼存放。

    乾隆十一年初，高宗至交泰殿阅视宝玺，见其中有些宝玺已“历年既久，记载失真”，有的宝玺则宝文“重复”不再使用。而且，从宝玺的数目来说也与《大清会典》记载不符。如《大清会典》称，本朝“御玺二十有九”，其中，“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而交泰殿实际收藏竟有三十九颗之多。大大超过《会典》定制，高宗为此重新做了厘正。他依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理论，把宝玺的数目亦确定为二十五颗。下余的十四颗，以其中的十颗因宝文与二十五宝文重复，认定是清初太宗使用之玺，将其依旧送回盛京，贮列于凤凰楼。

    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之事在清代影响很广，如清朝末年出任盛京旗务处总办兼盛京内务府总管的金粱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凤凰楼所藏御宝，相传即太宗得之‘元传国玺’”。

    不过，此事也存在若干令人疑惑之处。其一，如果“元传国玺”存在，为何乾隆十一年送十宝到凤凰楼不将其一并送来，而要拖到数十年后？其二，乾隆本人性格风雅，酷嗜翰墨，凡其所经无不留题。他曾经四次东巡盛京，每次都要登临凤凰楼，而且写过七首吟咏此楼风物的诗词，内容方方面面，而对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这件重大的历史掌故却只字不提。

    “元传国玺”印迹确认之后，这个谜题也迎刃而解。现将凤凰楼制诰之宝与“元传国玺”印迹加以对照，答案自明。

    其一，两玺字迹有别。以“制”字为例。前者（凤凰楼制诰之宝）字体的出角为九十度标准直角，后者（“元传国玺”）出角呈弧形。而且二者在笔画的粗细、字体的结构比例方面也互相不一致。其他三字诰、之、宝也存在同样的差别。

    其二，边缘粗细有别。前者边缘的宽度为1．2厘米，后者边缘仅宽0．8厘米。

    其三，印玺大小有别。前者大小为14．5厘米方直。后者大小为12．5厘米方直。

    其四，刻工精拙有别，前者字迹刻工粗糙，有刀锋，笔画硬而不匀，显系拙工之作。后者刀法细腻、均匀、字迹古朴庄重。

    总之，凤凰楼制诰之宝显然是件作伪的赝品。乾隆皇帝对“元传国玺”的作伪出于如下原因。其一，太宗所获之原玺已经不存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五年许尔安诰命》，这件诰命使用的印玺仍然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而此后颁发的诰命改用满汉合璧制诰之宝。其次，太宗征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而建国大清之事事载典谟，是清开国史之大事。太宗御用旧宝不可缺少此宝，否则，不仅有悖史实，也是对祖宗的不恭，而且也无法向后世交待。

    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不过，当事情真相大白于世后，重读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宝序》关于太宗获“元传国玺”一段话时令人有新的领悟。如乾隆说：“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现者。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国玺。容而纳之，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华夏、重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这段话显然有悖史实。其目的有两点，一为美饰祖宗，再是为其作伪开脱责任埋下伏笔。

    凤凰楼制诰之宝于光绪初年与其他宝玺一起被转移到敬典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国侵略军进逼盛京，盛京将军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凤凰楼制诰之宝在内的太宗“十宝”、历代圣容、行乐图、御刀以及金条等物，转移至热河行宫。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嘉庆即位

    乾隆长寿，多妻多子，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而他却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关于他的即位也有不同的说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凌晨，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他就是后来受禅嗣位、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行次问题，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而嘉庆却排在第十五位。这个行次，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当然，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的即位，都不是由于居长、居嫡所致。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其中也有实力的问题，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倾倒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有两强相争，第三者得利的，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才得以被拥戴为帝；有直接参与争夺的，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即位；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

    现在再回过来看看嘉庆的处境。在他出生之前，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但说来也怪，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夭折，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六岁；小的仅有几个月，这种情况对于嘉庆是“祸”是“福”关系甚大。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乾隆嫡子有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珐，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性尚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毯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再加上喜得嫡子，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除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由于他没有福气，只活了九岁，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死了。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生于乾隆十一年（1776）四月，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于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因出痘去世。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

    嘉庆先后有八位兄长的早逝，对于他日后的嗣位，无疑是关系甚大。嘉庆出世时，按顺序虽说“升”到了第七位，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就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了。

    嘉庆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在封建时代，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但反过来说，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她的父亲清泰，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其家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魏佳氏入宫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封为令妃，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显然是低格的。嘉庆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从来未有提督师旅、征战四方，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也从未督官临民、治理政务，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除每年例行的秋弥木兰外，嘉庆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皇子时代的嘉庆，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

    清朝前期的皇帝，在即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他过的是戎马生涯，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都在统帅八旗，奋战疆场，他的皇子时代，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既短促又简单，他们的才干与智慧，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三是世宗胤禛，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学习生活、随帝巡视、参与军政决策、督师从征、审理案件等，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就是高宗弘历了。他的皇子时代，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嘉庆帝和高宗弘历的经历很相似。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虽说是漫长的，但对他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嘉庆相当聪敏，就拿读经来说，六岁入学，十三岁即通五经，这就很不简单了。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遵用密建家法，把他内定为皇储，又是祀天，又是祭祖，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可以这样说，嘉庆之得以嗣承大位，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涵濡德义的结果。是皇子，就有嗣位的希望，不过要把希望变成现实，还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

    嘉庆的奋斗并不像乃祖雍正。他不耍权谋，不靠残酷的争夺，而是靠自己的品行、德性和学识，在自然的静态中，慢慢地赢得了父皇乾隆的赏识。此外还得靠更多的机遇，而这种机遇，他也是有的。嘉庆得以嗣位，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外，其外部条件，特别是诸兄弟情况的变化，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太富传奇性了。他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秘密箴名、内定为储君的，当年他只有十四岁。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才被公开宣布册立为皇太子，而这时的嘉庆已是三十六岁。这段令人寻味而又捉摸不定的时间，也实在是够长的了。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御临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见，宜示恩命，正式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定于明年（1796）正月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禅位于他，改元为嘉庆元年。他对此既有点预感，又确实有点意外，其表现是既惊惧，又欣喜。

    嘉庆从准备在“昧余书室”中“了此身事”，到静悄悄地成了乾隆内定的储君；又从内定储君成为公开的皇太子，成为即将受禅嗣位的嘉庆帝，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以至于有很多人对此存有怀疑。

    嘉庆宫禁内遇刺

    历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严的宫禁内遭遇刺客行刺的实属少见，清王朝的嘉庆皇帝却遇上了。是嘉庆皇帝为人施政的不善，还是另有缘故？是一次意外的个人行为，还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谒陵返京，正准备进宫斋戒，乘轿经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时，突然从西厢房南山墙后有一刺客陈德一跃而出，持小刀冲向嘉庆所乘小轿。当刺客冲至近前时，御轿已过顺贞门，刺客的行动慢了半拍，而嘉庆帝本人并没有看到陈德行刺的具体情况，所以这次行刺对嘉庆帝来说，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是在进了顺贞门后听到外面人声喧杂，吓了一跳，忙派内差出问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刺客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预先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至神武门内。行刺时，守卫在神武门、顺贞门之间东西两侧的侍卫等多达一百多人，他们大多被陈德这一突然而来的袭击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竟无人敢上前拦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将陈德推却，袖袍被刺破。最终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陈德长子陈禄儿，虽然当时也在场，但想不到发生了这种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随即被捕。可见警卫的松懈、混乱，没有负起责任。

    这一事件对清宫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欲刺杀皇帝，令嘉庆帝十分后怕和愤怒，他立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日夜严审。被擒人陈德经过酷刑审问，所供情节，出乎意料之外：

    行刺者陈德，四十七岁，从整个经历看是个道地的城市贫民。陈德之父陈良、母曹氏曾典与镶黄旗人松年家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二年（1797），跟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助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以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等杂务。由此经常出入宫禁，熟悉宫内路径和各门情况。后来，陈德因个人的悲惨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几年时常胡思乱想，五次求签，两次做梦将来有“朝廷福分”。可见，由于生活的困苦巨变，神经已不甚正常，最终感到“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当他闰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于是把心一横“起意惊驾”，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庆帝的大案。

    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随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随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

    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陈德“起意惊驾”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林清党”，陈德又怎能成为“林清党”的一员，而去执行“林清党”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山东巡抚同兴如“确已究明了陈德系‘林清党’”，是不敢“擅自以事属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的。

    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嘉庆八年（1803）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千秋疑案”似不为过。

    道光巧取皇位

    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壮年突然猝死，由此，关于道光即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有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有太后懿旨传位的说法。总之，真相颇不明朗。

    关于道光即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真相颇不明朗。

    据清实录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诏城隍庙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端亲王绵忻，朝夕待侧。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时分，突然“上疾大渐”，以至于“戌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在嘉庆帝“如常”、“大渐”和“上崩”之间，《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都记载道：“召御前大臣赛尚阿……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卯时立皇太子旻宁”。

    然而《清宣宗实录》所不同于《清仁宗实录》的是它多出了一条记载，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宁收到了孝和皇太后从北京寄来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但仓促之间，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嘉庆帝死前就已当众宣布传位遗诏，而且实录中有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语，太后又为何史无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即位，《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的矛盾与出入，令人起疑。

    道光皇帝嘉庆从“不豫”到驾崩，仅有四十八小时；而其从“大渐”到驾崩，仅在三四个小时之内。这一点无论是实录，还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所说的“变出仓促”、“事出仓促”，都毫无置疑地证明了嘉庆帝是猝然而亡。故传闻中有关他被雷电劈死之说，虽无从证实，似乎也印证了突发性这一特点。与嘉庆帝一生的身体“素健”相比，他的死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实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死后梓宫还尚“无合制良材”。可见，嘉庆帝并未想过身后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没有给予他从容述写遗诏的时间，这一点道光帝本人也承认所谓“遗诏”为枢臣代拟；而且从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的相互佐证来看，嘉庆帝甚至连传位密诏所放何处都未及交待。

    与嘉庆帝以前的诸帝相比，顺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将部分遗诏内容过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遗诏是在辞世五年前就已拟好基本内容，而乾隆帝更有训政三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他的遗诏，及至嘉庆帝遗诏，纯属军机大臣代笔，这一点实录亦毫不讳言，从而也给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谓“遗诏风波”。关于秘密立储的传位诏，雍正帝在创立此制度后，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暗存自己身边，一份明存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他死后，两份密诏先后找到启封。嘉庆帝本人得以继统的传位诏是由众臣恭取于正大光明匾后，由乾隆帝亲自主持宣示的。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写传位诏书。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但这份密诏似乎从未置于正大光明匾后，而是二十余年随身携带。嘉庆帝本人对传位诏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会来不及交待而猝然辞世。

    正因为先帝没有交待后事，特别是传位诏书放在何处，影响了新君的迅速入统，造成了皇位的一时真空，所以“从官多失措”。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内臣拣御筐十数事”，仍无所收获。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二十六日。亲贵重臣一方面派人驰报京师，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举措。《清宣宗实录》上记载有：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及“是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这一则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则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即位诏的情况，要求在大内及圆明园里找寻传位诏。

    同时，国不可一日无君，亲贵重臣也为暂时的皇位空虚召开了紧急会议。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即位”。尽管以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旻宁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帝生前嘱意的继承人，禧恩的“建议”不无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宁的重要功绩，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乱之功。

    紫禁城之乱是指嘉庆十八年九月发生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在京城近郊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攻城掠地，闹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领的北路义军竟然图谋京城，攻入紫禁城内，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统治，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九月十九日，嘉庆回京。见顺利“平叛”，龙心大悦，盛赞旻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可嘉之处，达到了“笔木能宣”的程度。遂发恩旨，封旻宁为智亲王，每年增加俸银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旻宁所用鸟枪为“威烈”。从此，旻宁的地位已与其他皇子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但在没有找到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以前，多数大臣未与妄加推断，作为中枢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显得镇定与谨慎。史载“枢臣托津、戴等犹豫。禧恩之论，众不能夺”。这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内侍从身上取出一个上锁的小金盒，没有钥匙。托津当众用力拧断金锁，打开金盒，里面正是嘉庆帝密书的传诏书。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随瑞邸成礼”。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传》上所载的“会得秘匾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传位密诏的发现，使旻宁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诸臣由于皇位空虚而产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宁的新君身分“谕内阁，朕继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同时，“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驰驿回京”，这次显然是告知北京，传位诏已找到，旻宁已顺利承统。而从时间上计算，此时的北京刚刚收到来自承德的第一份驰报，开始于大内和圆明园里查寻密诏。经过一天的紧张查寻，在京的大臣们一无所获。孝和皇太后此时果断地决断，认定皇二子旻宁就是先帝的继承人，并为此专门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飞速驰寄承德的旻宁，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综上所述，嘉庆帝猝死无疑，道光帝的入统有惊无险。《清实录》关于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终属虚构。戴均元墓志铭，与《清史稿·禧恩传》相互佐证，可以为信，并与实录中关于太后懿旨的记载吻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了嘉庆猝死、道光即位的真相。

    咸丰即位

    据说道光就由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上，在四子和六子之间曾多有犹豫，道光驾崩后，枢臣们公启锦匣宣示御书，四子即位即为咸丰帝。然而，咸丰能即位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咸丰师父的精巧设计，有咸丰的忠厚等，也有至今未解的因素。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时已夜半，圆明园内湛静斋全贵妃钮祜禄氏的寝宫内，忽然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道光帝的第四位皇子降生了。

    消息传到养心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喜出望外，当即含泪赐名奕詝。道光帝的喜悦欢欣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前道光帝本来已有三个皇子。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十三岁，已经落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太史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作了皇上，先杀了你”。此事为道光帝所知，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统大事隐怀不祥之兆。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在道光的群妃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她年方二十三岁，年轻貌美，体态轻盈，楚楚动人。其父是承思公颐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备受江南山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入宫，后因得宠连连晋封，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但聪明的全贵妃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姿色取得道光的宠爱只是暂时的，要想永久确立自己的地位，非走“母以子贵”这条路不可。当她得知几乎与其同时祥贵妃也怀上胎妊这一消息时，全贵妃面部的笑容顿时消失，急命小太监偷偷查阅宫中召幸皇妃密档。小太监偷查密档后，旋即密报全贵人，祥贵人的胎妊比她早有月余，全贵妃大失所望，她知道皇位的继承在顺序上前列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想到这里，全贵妃早生皇子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胎儿，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笼络人心，与这御医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全贵妃听罢，大喜，急忙又问：“此胎儿可否早降生月余？”御医听罢，大惊失色，跪地叩头，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若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便可提前降生，只是……”令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经过一番“苦斗”，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备加喜爱。

    清代以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实行的基本上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在诸多皇子中，立嫡不立长，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这种制度的建立及实行，尽管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嫡长子在诸皇子中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一些智力低下、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有的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了深深的祸患。

    清朝建立后，为避免上述弊端，有意废除了这一制度。清朝入关前两代即位的君主，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明立的太子。入关后，也未预立太子。常常是皇帝临终时，在皇子中诏命一位贤能者嗣位。雍正帝即位后，为防止诸子争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之后，以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于匣，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病危时，当众开启，册立皇太子。

    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虽然避免了皇子之间的猜疑丛生，但储位之争依然存在。咸丰皇帝即位前同其弟奕訢之间的争夺，就表现得十分激烈。

    道光皇帝是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开始考虑立储的。在有竞争实力、有条件参加竞争的四皇子和六皇子之间，究竟选哪一个为皇储，道光皇帝还犹豫未决。为了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一年春天，道光皇帝命诸皇子去南苑狩猎。六皇子平时愿意舞刀弄枪，骑射技术高超。而四皇子临行前，去上书房向其师傅杜受田讨计。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理作过揣摩，面对即将开始的围猎较量，杜受田给了四皇子一个锦囊妙计。

    到了南苑围场，皇子们带领自己手下的人分别开始了围猎。六皇子果然身手不凡，只一会儿功夫，就猎获几只鹿和野兔。而四皇子却默坐在一旁，其手下人也在身边垂手侍立。日落时分，皇子几人带着各自的战利品，回到宫中向父皇禀报战绩，并献上猎物。皇子中独四皇子一无所献，道光皇帝不解，问其缘故，四皇子答道：“儿窃以为现在正是动物繁衍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杀死它们，并且我也不愿意以骑马射猎这些小的技艺，与兄弟们争个高下”。本来，道光皇帝看到四皇子一无所获，心里有些不高兴，但听到这番话，顿时眉开眼笑，连声说道：“我儿果然有君子的气度”。

    经过这番围猎较量，道光皇帝初步有了意向：立四皇子为储。

    道光皇帝是个办事优柔寡断的人。虽然南苑狩猎已经决定把皇位传给四皇子，但不久，他的心里又不平衡起来，因为他毕竟非常喜欢六皇子。道光皇帝看到六皇子读书能得大旨，曾亲自为其书斋题写了“乐道书屋”四字匾额，这是其他皇子都没有得到的。道光为了奖励六皇子的武功，特赐给他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准许他永远佩带，这也是其他皇子所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由于对六皇子的偏爱，道光皇帝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考察一下他们的品行。一天，道光皇帝将两个盒子放到两个皇子面前。这两个盒子，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木的。金盒上雕满了姿态各异的龙，龙体闪烁着光芒；木盒上刻着麒麟，也被漆得黑亮。道光皇帝指着两个盒子说：“这两个盒子，我儿各选一个”。听了这话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四皇子平静地说：“六弟先选吧！”六皇子听了这话，也不谦让，伸手将金盒抓在手里。

    从这件小事看，道先皇帝感到，还是四子仁义憨厚，六子固然聪明，可是人品不如其兄，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四子。

    道光帝在立储锦匣中，破例在一匣中放了两道谕旨，这充分反映了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以及封建朝廷在权力交接中斗争的复杂性。尽管传闻种种，莫衷一是，但四子毕竟登上皇位。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次年改年咸丰，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光绪帝“密诏”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感“朕位几不保”，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设法相救”，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细询问情况，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因情势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绪皇帝颁布“密诏”。

    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胁，于是赐“密诏”给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迹》记载了密诏的全文：“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道密诏主要出自康梁记载，然而，政变结束不久，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现在刊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而另一位自称亲眼见到过“密诏”的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密诏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王照、袁世凯所见到的光绪皇帝“密诏”与康有为公布的并不相同。

    宣统元年（1909）八月，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这一手诏内容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联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庆昶所呈缴的这道光绪帝“密诏”，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却与曾经见到过光绪“密诏”的王照、袁世凯等人记述的“密诏”基本相同，和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不仅不相吻合，而且还存在较多不同之外。例如，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其中不包括康有为；颁诏之时，光绪皇帝是虑及“朕位且不能保”，情况危急，但还不是几乎已经不保；筹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设法相救”；奏呈办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缮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办理”，并无一切皆由康有为自作主张之说。

    光绪帝颁发了密诏，引发了康梁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而现在出现了康有为刊布的密诏和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对于这两份诏书的真伪，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杨真康伪。理由是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杨皆为伪诏。康有为所奉第一密诏传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诏颁发日期有三种不同说法，密诏收到日期有两种不同说法，而这些日期的差异都出现于康梁的著作内。《康南海墨迹》中所记载的这道“密诏”是康有为抵达香港及日本后写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录的。康氏在信中说第一道“密诏”是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可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又清清楚楚地写道：此诏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交杨锐带出。另外，梁启超是帮助康有为大力宣传光绪皇帝“密诏”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变记》中三次提到密诏的发出时间，竟有不同的两种说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见杨锐时，由杨带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时“赐衣带诏”，这一时间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时间一致。由于康、梁皆强调“密诏”为杨锐带出，所以此诏与杨锐关系甚大。可是，据《邸抄》记载，康、梁所说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都没有召见杨锐，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见了杨锐。与康有为所言光绪皇帝交杨锐“密诏”的时间不符，内容与康有为公布的也不一样。

    而“杨诏”不足采信的理由是，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原诗，只是王照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人后来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凯力保才免于被治罪，察其气节，难保在密诏上不作伪证。而且，根据常规皇帝的密诏都须交回军机处，何以杨锐能保存下来？据历史学家房德邻先生研究，杨锐的后人解释为何他能扣下密诏不上交，漏洞百出。后来，“杨诏”交出来了，其间摄政王当政，这么一来，既提供证据，为光绪皇帝洗脱“不孝”之罪，又能为杨锐平反。袁世凯也是在宣统年间献出日记，目的更明显，摄政王恨死了袁世凯，由于他的出卖，光绪受困瀛台，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杀袁之心，袁世凯的日记多次辩解，说他一直要保护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为的是不使皇帝受维新党人利用。

    康有为所刊布的密诏系伪造，学界似成共识。他用之以“救驾”，但实际效果是慈禧对光绪之仇恨终不得解，戊戌之后的许多事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指出康伪造的，首推黄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称赞曰：“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然而，光绪密诏的真实内容到底为何，仍需要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无嗣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同治帝十九周岁死去时，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帝，三十八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1898）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

    宣统帝，活了六十一周岁，与同治、光绪帝一样也是绝后。

    同治帝一光绪帝一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笔者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一种观点认为，近亲婚配是导致三朝无嗣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从现代医学角度透视分析，认为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努尔哈赤、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吉特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吉特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她的另一位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代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2005年2月23日《科学发现报》也刊文指出，清朝晚期，同治、光绪、宣统叔侄三代皆无子嗣，致使无法实现父传子位的继承法，最后不得不从旁系宗族中选定皇位继承人。这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罪魁是慈禧太后。慈禧是咸丰帝妃，咸丰死后，经“辛酉”政变，她上台实行“垂帘听政”。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将胞妹指婚给咸丰胞弟奕譞。慈禧子同治死后无子，她将奕譞之子，即外甥光绪立为皇帝，她想亲上加亲，又亲自作媒，把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嫁给光绪。光绪死后无子，慈禧只好将外甥光绪帝的胞弟载沣之子溥仪（即宣统）扶上帝位。

    另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对光绪无嗣提出的疑问。认为光绪帝无嗣不是因为“近亲结婚”，而是因为长期患有遗精病，这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1888年光绪十八虚岁，已到结婚年龄。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光绪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名静芬，比光绪大三岁，时年已二十一岁，她成为晚清历史上的又一位叶赫那拉氏皇后。其实，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他俩原本就是表姐和表弟，属于近亲结婚。虽然二者是近亲结婚，但是从皇家的承幸簿上来看，只有大婚的晚上皇上与皇后同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皇后的名字。后皇帝无嗣，慈禧着急了，按照皇家一夫多妻的旧例，又纳娶两个妃子，这就是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初封瑾嫔、珍嫔。此二妃跟光绪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大家都知道，皇上是宠爱珍妃的，而至光绪被关押到瀛台为止，光绪与珍妃已有十年的美好感情，承幸簿上大多是与珍妃的记录。但是竟然也未生一子一女，实属罕见。

    对此，近亲结婚并不能给予很好的解答。有学者指出，就光绪帝而言，长期患有遗精病才是他丧失生育能力主要原因。根据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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