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见宠于康熙

    南怀仁生前是清朝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的呢？

    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墓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这里已经静静地睡了三百多年。1657年，南怀仁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他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呢？

    南怀仁，耶稣会传教士。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生于皮坦，学神学于塞维尔。1641年入耶稣会，1657年随卫匡国（1614—1661）神甫来华，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抵澳门。次年，被派往陕西传教。十七年（1660），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纂修历法。康熙三年（1664），与汤若望等同被杨光先参劾下狱。

    次年春，因北京突然发生强烈地震，朝野深为恐慌，以为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太后孝庄的干预下，因历法案而获罪的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钦天监。不久汤若望死去，而南怀仁还在暗中进行天文观测和推算，以待时机。不久，杨光先主持钦天监出现不少差错，闹得满城风雨。因此，不懂天文历算的康熙决定用实测的方法解决这场纷争。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谕令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与安文思、南怀仁两派，“勿怀夙仇，各执已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还召集他们一起讨论，“孰者为是，即当遵守，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此外，康熙交给他们各一根日晷针，随意确定针的高度，然后同大学士李雨尉一道去观象台，预推次日正午日影的精确位置。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旧历）三天实测，南怀仁全部准确无误，杨光先、吴明烜则都有差错。同年十二月，南怀仁劾奏钦天监副吴明烜推闰失算。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闰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还一年误置了两春分、两秋分。自此之后，康熙令他审订该历书，并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节气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测验，结果，南怀仁是“逐款皆符”，吴明烜“逐款不合”。西洋历法因推算准确而优于旧历，于是康熙力排众议，罢免杨光先，改用西洋人以新法治历。历法之争因康熙的干预而圆满结束，较为科学的西洋历法取代了传统的历法。

    骑马的康熙皇帝康熙因历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说：“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于是以西洋人为师，发奋学习，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的频繁交往，这成为南怀仁见宠于康熙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任钦天监副后，上书删掉旧历来年的闰月。这样会引起年中例行仪式的变动，因此，有关当局劝他撤回原议。而他坚持己见，但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竟然站在了南的一边，可见康熙对西方历算及南怀仁是持信任态度的。为表达对康熙的感激之情，南怀仁用四年时间制成了包括第谷式古典仪器——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地平纬仪）、纪限仪（距度仪）在内的六件天文仪器，康熙“因其勤劳可嘉，著加太常寺卿职衔”。

    康熙十年（1671），南怀仁利用西式绞架滑车成功地运载了重万余斤的大石柱过卢沟桥。次年，又奉旨疏浚万泉河道，引水灌田。康熙十三年（1674）奏请刊行所主编之《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同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少寺卿衔。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康熙谕令他监造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他曾想以不懂枪炮制造为由加以拒绝，但因有汤若望为清廷制炮的先例而无法推辞。于是，他煞费苦心用几年时间督造了四百五十门大炮，并培训了二百多名炮手。十九年（1680）制成三百二十门神武炮，康熙还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康熙高兴地脱下貂裘赐给他以示嘉奖，并夸他“尔向年制造火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都已有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因制炮成功，康熙特旨加工部右侍郎衔。

    南怀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官至正二品，工部右侍郎衔。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

    南怀仁为迎合康熙希望学到更多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艺的心理，乘机推荐了不少传教士。如讲西洋乐理时，有意推崇徐日升的音乐才能，于是康熙派人专程去印度邀请。徐日升于1673年抵达北京，并受到皇上的欢迎。闵明我于1660年抵澳门，后因历法之争被囚禁，1671年释放后在广东传教，南怀仁推荐他来京讲学，博得康熙信任，1685年接替南怀仁任钦天监正之职。年迈的南怀仁还奏请康熙招聘与他同籍的安多来京，接任康熙之师，讲授算学及数学仪器的用法，并任钦天监副。康熙很希望宫中有位欧洲医生，南怀仁急忙告诉罗马教廷，并建议让精通医术的科德·朱特修士从印度果阿来北京充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坠马受伤，次年卒于北京。南怀仁去世后，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说“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兵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可谓宠信之极。康熙对南怀仁的宠信，源于对西方科学的热爱，而南怀仁出色的能力，使众多精于此道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同康熙广泛接触，对康熙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打着传播西方科学的招牌频繁地进行传教活动。

    少贫无籍的和珅

    据说和珅“少贫无籍”，科举仕途坎坷，然而，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至乾隆四十五年，仅仅五年时间，竟有十次升迁，真正可以算得上火箭式的升迁轨迹。至于他为何受到万千的恩宠却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只是推测，至今无定论，成为未解之谜。

    中国自古以来，有作为的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珅。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

    在清朝官方的记载中，和珅起自贫寒。所谓“少贫无籍，为文生员”。然而，从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起，和珅蒙受乾隆皇帝赏识青云直上，在官场上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升迁：

    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升和珅为御前侍卫，并授他为满洲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授和珅户部右侍郎；三月，命和珅在军机处上行走；四月，授和珅内务府总管大臣，为皇帝理财；十一月，命其充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令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事务，并赐其享受紫禁城内骑马（一般官员要在六十五岁以上，经个人申请并得到批准才可享受这一待遇，而和珅此时年仅二十六岁）；乾隆四十二年（1777），命和珅兼任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珅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义门税务；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和珅最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同时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同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又特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

    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仅仅五年时间，竟有十次升迁，真正可以算得上火箭式的升迁轨迹。

    和珅受乾隆长久宠爱，民间和宫廷有许多传说。其一说是与和珅的长相与身世有关。据记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喜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十七岁，情窦初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一天，不知为何，马佳氏误撞宝亲王的眉际，被皇后看见，皇后以马佳氏调戏皇子为名，下令将马佳氏在月华门处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经奄奄一息了，宝亲王便放声痛哭道：“是我害了你”。说罢又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点血在马佳氏的脖子上，并说：“我今世不能救你，来世以红痣相认”。这时，马佳氏流了两行热泪便魂归西天了。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颈，并吩咐宫女好好的葬了马佳氏。后来日子久了，这件事就渐渐的淡忘了。有关此事又有另一说法，说是乾隆还是皇子时的一天，他偶入后宫，看见一妃子正在梳妆，那如云的秀发，婀娜的身姿，把情窦初开的乾隆看得怦然心动。他忽然迅速地从妃子的身后用自己的两手捂住了她的眼睛，同她闹着玩，妃子不知道是太子弘历，大为惊慌，就拿着梳子向后打去。正好打中了乾隆的额头，乾隆负痛才松手而去，可额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痕。第二天乾隆进宫向母后请安时，额上的伤痕被母后发现，母后再三追问，乾隆只得如实问答。雍正皇后听后“大怒”，怀疑是妃子调戏太子，“立赐妃死”。乾隆懊悔万分，闻讯迅速赶往妃子的住处，到那里后看见妃子已经上吊，气息马上就要断绝了，乾隆立即用手指在妃子娇嫩的脖颈上按了一个红印指痕，并哭着说是我害死了你，如魂魄有灵，二十年后再来相聚，当以此为凭。

    二十年后的一日，已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驾临圆明园，偶然遇到和珅，见他唇红齿白，恍惚间觉得似曾相识，回宫后仍念念不忘，便反复回忆少年之事，忽然忆起和珅的外貌与已故妃子十分相似，便立刻秘召和珅入宫，又发现和珅的脖颈也是白嫩如豆腐一般，而且上面朱红的指痕宛然尤在，乾隆不禁暗自吃惊，确认和珅定是妃子的后身。据说和珅酷似马佳氏，尤其是颈上有一颗鲜红的血痣。因此，和珅被乾隆认为是马佳氏再世，开始受到万千的宠爱。御书房是乾隆与和珅休息的地方，和珅能做出百般的妩媚样子，使乾隆更加相信和珅就是第二个马佳氏。而且，据考证，和珅所居住的王府中有一条地道可以直接通往皇宫，据说和珅每次就是通过这条地道，直接到达皇宫与乾隆幽会的。笃信佛教，信奉生死轮回的乾隆从此以后便在和珅身上广施恩德，来报答“妃子”。这也就是说，由于当年的皇子弘历因对自己所爱的人爱莫能助而负情于她，而几十年后皇权在握能呼风唤雨的时候到来之后，把这种负疚的心情倾泻到长相与当年的妃子酷似的和珅身上来，或许是以此来弥补当年的愧疚，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乾隆皇帝这种微妙心理的支配下，和珅平步青云，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乾隆朝第一权臣。佛教轮回说似乎奠定了和珅的前途。

    也有人据“宠妃转世”说进而认为和珅获宠很可能是因为乾隆与他有同性恋所致。因为和珅本身长相俊美，又酷似当年他所喜爱而调戏过的妃子。同时乾隆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天子，因此二人之间或有同性恋亦未可知。不管怎样，“美人转世”之说，“君臣同性恋”之说等等，都不足以解释乾隆皇帝与和珅关系为何如此亲密。而这几种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也足以反映出人们对和珅骤然得宠的困惑，试图解开和珅发迹之谜。

    还有人认为这些与和珅对乾隆“言必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善于揣度乾隆的心思有关。

    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和珅在贵为大学士之后，也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比起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来，和珅连仆役下人的活都能干，皇帝怎么能不喜欢这样的奴才呢。有人认为，是因为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珅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迢，劳民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绅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可见自古巡览就是服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乾隆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等，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珅流水一般挥霍掉了。而和珅却因此更加得到乾隆的宠幸，被升为侍郎。这种观点认为，和珅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开心，才受到乾隆的恩宠。和珅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理由进行搜刮，所以乾隆不愁没有银子花，而和珅也被更加的宠爱。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和珅到底由于什么原因而受到万千的恩宠？这些君臣之间的故事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纪晓岚纪晓岚与和珅结怨

    纪晓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他以真才实学和幽默风趣机敏的言谈传世，而和珅也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著称，两人同为乾隆的宠臣，然而却积怨至深，何故？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为满洲正红旗人，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以及他儒雅的外表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仅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之中，他连续升官，平步青云，独擅朝政二十年。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1724）六月二十五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纪晓岚以其真才实学和幽默风趣机敏的言谈博得乾隆皇帝的喜爱。这样的两个人本来互不相干，却积怨至深，何故？历史上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为“竹苞”说。

    有一年，和珅恰好改建府第，营造花园。和珅有意炫耀，在花园中建造楼台亭阁、假山溪水、奇花异草，应有尽有。为装点门面，又求名人题字题词，汇集名家书法。纪晓岚文才当时已名满京华，和珅自然也想到了他，请他为凉亭题匾额。

    讽刺和珅的机会到了，但纪晓岚不动声色，热情接待和珅，并感谢他对自己的垂青。郑重其事地为花园的凉亭题写了“竹苞”两个大字。

    有一天，乾隆皇帝想起了和珅刚盖好的新宅，于是萌发了要去看一看的念头，便来到和珅的新宅。乾隆皇帝在庭院里参观，忽然走到凉亭前站下，乾隆望着那块“竹苞”匾额，微笑着问道：

    “和爱卿，此匾额是谁题写的？”

    “回皇上，是纪大人所赠”。和珅回答。

    乾隆大笑起来，他笑完之后停了一会儿，说“是呀，只有纪昀才能用这种方法和手段来嘲笑你……”

    和珅心里一惊，茫然的问道：“请圣上明示，小臣确实不理解‘竹苞，二字如何解释”。

    乾隆又笑着说：“这块匾的字，你应该拆开来讲，竹字拆为个个，苞字拆开为草包，意思是说和珅家的人，个个是草包，哈哈哈，这个纪昀啊”。自此以后，和珅这个专会奉承的权臣跟纪晓岚结下了怨。

    一说为“河深”说。

    有次乾隆出行，由和珅、纪晓岚等人相陪，乘船沿运河南行，后来到一处河道众多的河口。在一条小河的入口处，两块岩石被水浪冲成许多小穴，人们叫它“浪窝”，但那时人们缺乏常识，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些浪窝是乌龟的寄居之所，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王八窝”。乾隆在船上看这里浪窝很多，有些奇怪，便问身边的纪晓岚：

    “这两岸的坑穴，是些何物？”

    纪晓岚正想为皇上解释，和珅却在一旁答道：

    “圣上，这是纪学士的老家呀！”

    这是和珅戏弄纪晓岚，将那些“王八窝”说成是纪晓岚的老家，也就是骂纪晓岚是王八。然而乾隆不知道民间有关的传说，没有听出这层意思，见和珅多言，又是答非所问，便让和珅别乱说。而纪晓岚很清楚和珅的意思，便对乾隆皇帝说：

    “启禀万岁，这穴窝密集的地方，便是河深的地方”。

    乾隆还不明其意，问“何以见得？”“河深”与“和珅”二字音同，巧妙的回敬了和珅。纪晓岚又接着说：“此段河水暗绿，波大浪多，惊涛拍岸，形成诸多浪窝，自然是河深的地方”。乾隆觉得言之有理，但和珅却吃了个哑巴亏，怀恨在心，至此，和珅与纪晓岚便结下怨恨。

    和珅虽也不乏机智、幽默与才学，但他深知自己在这方面不是纪晓岚等人的对手，因此在一些舞文弄墨或比试学问的场合，和珅则多是以包羞忍辱、甘拜下风的尴尬局面收场。和珅随驾泰山，因卖弄不成而现丑是有关这方面的民间流传的又一个故事。

    乾隆乙酉年是乾隆登基三十周年。时值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乾隆皇帝高兴万分。他想，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举行过封禅大典，用以显示自己统治英明，天下太平，江山稳固，也因此为后人称颂，他乾隆皇帝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且统治的疆域远远大于秦皇汉武之时，为何不可以搞一次封禅大典呢？所以在这年初秋，便率领文武大臣到泰山行封禅大典。

    所谓封禅，是皇帝主持的最隆重的祀天大典。筑坛于泰山之顶以报天功，称为“封”，于泰山下小山除土以报地之功，称为“禅”。由于此礼极其神圣，各个朝代并不常举行。据说上古有七十二位君王曾封禅，秦以来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少数几个君主举行过。不少君主也曾憧憬于封禅之功，但未能实现，毕竟不是任何一位帝王都有资格和能力封禅的，稍有天变、灾荒，就可破坏必须具备的社会祥和、帝王圣明这一条件。封禅的队伍进得济南府后，歇息二日，饱览这里的湖光水色。济南城内泉水众多，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碧波荡漾，风景秀丽。皇上住在大明湖西侧的花园。这是济南第一庭园，古木苍翠，曲水虹桥，幽静典雅。乾隆皇帝这天游兴很浓，便叫纪晓岚、和珅伴驾游湖。

    君臣三人乘小船到了湖心历下亭。这历下亭建于北魏，朱梁画栋，壮丽轩昂，纪晓岚随皇上在历下亭里，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见宽阔的湖面上，阔大的荷叶随风摆动。岸边绿柳婆娑，楼台亭阁，掩映其间。四周景物倒映在湖水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禁为这里的景色陶醉了。

    忽然间，乾隆皇帝问道：“这个亭子历史悠久，风景佳绝，可曾有文人骚客所作诗文？”和珅想讨好皇上，马上应声说：“有……”

    乾隆皇帝和纪晓岚等着听他的下文，谁知和珅张口结舌，说到这里没有词了，眼睛眨巴了半天，也没有想起一句诗来。

    纪晓岚却答道：“臣早年读《杜工部诗集》，记得杜甫有诗题为《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其中有两句，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好！好！”乾隆皇帝连声称赞，和珅在旁羞得满脸通红。

    济南是有名的“泉城”，泉水众多，金代曾立泉碑，列举了七十二处有名的泉水，其中最吸引人的当数趵突泉、黑虎泉和珍珠泉了。趵突泉主泉分为三股，喷高三尺有余，状如三堆白雪。黑虎泉从三个石雕的虎头中喷出，如三股瀑布，水声喧腾，如虎啸风吼。珍珠泉清碧如翠，当中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像喷出万颗珍珠，千姿百态，让人赏心悦目。乾隆君臣游历于湖光水色之间，兴致盎然，一边观赏，一边品评。

    乾隆皇帝问起二位侍臣：“常说济南有四大名泉，朕今日看了三泉，尚有一泉，叫什么名字？”

    纪晓岚答道：“如果微臣记得不错的话，那就是金线泉了”。

    “对，对！”乾隆皇帝点着头，“你可曾到过那里？”

    “臣尚未去过。只是初到之日，臣向府尹要来一部济南府志，看了上面的记载”。纪晓岚答道。

    “好，好！你勤勉上进，实属可嘉”。乾隆皇帝夸赞道。

    和珅在一旁听着心里酸溜溜的。自己肚里的墨水，自然比不过翰林出身的纪晓岚，但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纪才子也太不留情面了，你只要说声记不起来了，不就完事了吗？免得在皇上面前显着你们都有学问，就我和珅无知浅薄，如此等等。

    纪晓岚的嬉笑怒骂融于他的文字当中。使得和珅因此对纪晓岚怀恨在心，也常常寻找其他的机会予以报复。

    和珅与刘墉结怨

    和珅是清朝著名的大贪官，富可敌国，又以善于讨乾隆开心著称，而同朝称臣的刘罗锅以耿直清廉著称，两人不时有龃龉，关系颇不融洽，但两人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清代野史中，盛传刘墉与和珅关系颇不融洽。《清朝野史大观》中说，和珅天性警敏，读书不多，但能强记，做官身份高贵之后，经常请吴省钦等人到他的家中谈古论今。所以和珅对诗词文章也能粗通，自己写的一些东西，私下请彭元瑞、纪晓岚等为之润色，彭、纪二人怕被他诋毁，常代他写作。惟有刘墉能和他抗衡，人们传说刘墉为人耿直清廉，但并不知道他性格中还有诙谐的一面，他曾多次以戏弄的话刺激和珅，使和珅难以忍受。乾隆也知道两个人之间不够融洽，常常以温和的语言从中调和他们。

    据民间流传，和珅与刘墉结怨有几种说法和原因。其一传说有“雪泥戏和珅”一事。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一年新春，刘墉侦知和珅应召入宫，其时正值风雪交加，泥泞满地，便有意出和珅的洋相。他换上一件破旧的皮袍，匆匆赶到通往宫中的路上等候和珅。等和珅来到后，刘墉便差人拦着轿子递上帖子说：“刘大人昨日过府贺年没有遇到和大人，现在路边候着”。

    和珅虽然不喜欢刘墉，但刘墉对自己如此尊重，又同是皇上的宠臣，此时此刻不能失礼。他只好冒着风雪下了轿子。

    和珅正要和刘墉打招呼，就见刘墉先“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口中说：“给和大人贺年！”

    和珅一见刘墉跪在地上给他贺年，也不得不跪到地上回拜，可是他过年穿在身上的是特别名贵的貂皮袍，外罩锦绣马褂，一下子弄得污浊不堪。等两人站起来后，和珅发现，刘墉虽然身上也沾了不少泥污，但他穿的是一件旧皮袍，早己破旧不堪，根本不值几个钱，看来是有准备，又不好明说，只有心中叫苦不迭。

    其二是关于刘墉出对联，和珅献丑的事。

    在民间传说中，关于刘墉让和珅出丑的事似乎更让人们开心。其中下面一则故事则是说刘墉借皇帝让和珅请自己出山之机，以灵活地对答乾隆的命题而让和珅出丑的事。故事说：

    有一年，刘墉非要告老还乡，乾隆皇帝无奈之下就让他回去了。可是，刘墉走后不久，乾隆又想让他回来，可又怕刘墉摆架子，不买他的账，就想出了个主意。他对满朝文武百官说：“我这有三个问题，限你们三天答上来，如果答不上来，统统撤职”。什么问题呢？他说：“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

    文武大臣听了直犯嘀咕，这可怎么答呀？要是有刘墉在这里就好了，他准能答上来。他们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答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刘墉的“徒弟”和珅连夜赶往山东诸城，请教刘墉，救大家一下。

    和珅巴不得刘墉不在朝呢，可大伙一个劲地求他，他不去的话，不仅别人的官保不住，他自己的官也保不住，只好硬着头皮赶往山东。到刘墉家的时候，刘墉正在收拾菜园子。和珅顾不得休息，就把自己的来意及乾隆出题的事说了，和珅记忆力虽佳，可这次却把“什么肥，什么瘦”给忘了。

    刘墉说：“这还不好答”。指着园子里的菜说，“你看，黄瓜上，茄子下；东瓜东，西瓜西”。

    和珅一听，这么简单啊，高高兴兴地又快马往回赶。赶到京城时正赶上第三天早朝，和绅连忙穿上朝服上了金銮殿。乾隆问：“已经三天了，我提的问题谁能答上来？”和珅出班跪奏：“臣能答”。

    “说给我听听”。

    “黄瓜上，茄子下；东瓜东，西瓜西”。

    “那么什么肥，什么瘦呢？”

    刘墉书法和珅一拍脑门儿：“糟了，忘了问了”。

    乾隆故意发怒道：“什么黄瓜茄子，东瓜西瓜的，胡说八道，拉出去斩了！”

    和珅正恨刘墉呢，就大叫：“皇上息怒，这是我老师刘墉说的”。

    “好个刘墉，教学生就教这个？把刘墉给我带来！”

    和珅这时得意了。刘罗锅子，看你这次如何收场。

    几天后，刘墉被宣进金銮殿，乾隆问他：“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爱卿你能答上来吗？”

    刘墉答道：“臣能答上来。君为上，臣为下；文为东，武为西；肥，肥不过春天的雨；瘦，瘦不过九月的霜”。

    乾隆听后直挑大拇指：“答得好”。“不过，你为什么教给你学生黄瓜、茄子？”

    “我这叫在哪里说哪里的话。那会儿我是在菜园子里，自然说的是黄瓜、茄子；今天我是在朝堂上，说的当然是国家大事”。

    其三是关于和珅中计，受辱又赔银的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纪晓岚和刘墉等一班正直大臣，对和珅的贪婪行为极为痛恨，早就想整治一下，一时间苦无机会。

    乾隆四十二年（1777），直隶山东两省大旱，田土干裂，河流干涸，禾苗枯萎，颗粒无收。初秋，又遇到一场多年不遇的蝗灾，蝗虫遮天盖地飞来，所经之处，连树木的叶子也啃噬干净。百姓生活无着，到处乞讨为生。纪晓岚隶籍河北河间府献县，刘墉乃山东诸城人，两人为了家乡灾情，极力向朝廷疏请，发银赈济，又呼吁当地富商大员，捐纳钱粮，救济百姓，还厚着脸皮向朝中官员募捐，筹集钱物，寄回家乡，但仍不能使灾情缓和。

    有一天，刘墉来到纪府，两位志同道合的大臣见面，纪晓岚忽然眼睛一亮，冒出一个主意来。

    纪晓岚附刘墉耳边如此这般一番，刘墉抚掌大笑而去。

    刘墉回府分派几个得力家人，动手做好一切准备，又命一个与和府家人相熟的管家，附耳布置了任务，一切就绪，静待恶狼入阱。

    这天，和珅早朝后回府，一个心腹家人上前悄悄说：“大人，小人探得一个重要消息，特向相爷禀报”。

    “什么消息？”和珅一面喝茶一面漫不经心地问。

    “刘墉学士府中藏有二十万两银子，定于后天清晨用马队载出崇文门送往老家山东，救济灾民”。家人悄悄说。

    和珅听此消息，初只有些惊奇，继而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刘墉呀刘墉，你三番两次上章弹劾本官贪污受贿，这次可落到我手中，你刘氏父子哪来这么多银两，定是来路不明，弄到赃银，就有好戏看！”于是，点齐一百名家丁，悄悄作了安排，专等明早去拦截刘府马队。

    第二天，和珅的人马将刘府的五十匹马全部劫回和府。接着便开箱取银，结果两百只木箱装的全是石头。至此，和珅这才醒悟到中了刘墉的以假充真的诡计。

    这天早朝刚开始，和珅就被刘墉参了一本，刘墉跪在地上说：“启奏皇上，和珅派家丁将臣运往山东救济灾民的二十万两白银全部劫走”。

    乾隆皇帝一听大惊，忙厉声向站在朝中的和珅问道：“和珅，可有此事？”

    和珅一肚子委屈，无法申诉，只好哭丧着脸，跪在地上回奏说：“启奏皇上，确有这事，但马上驮的不是银两，全是石头，是刘墉故意陷害微臣”。

    此言一出，乾隆皇帝又是一惊，这位一向自诩聪明的皇帝也被弄糊涂了。他望着跪在御案前的两位重臣，心里纳闷，忙向刘墉说：“刘爱卿，你且回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墉回奏道：“木箱中所装，全是白银，计二十万两，怎么会是石头，一定是和珅搞鬼，蓄意想吞没这笔白银”。

    乾隆想了想，大声喝道：“大胆和珅，你指使家丁拦截赈银，形同盗匪，理应治罪，姑念你平日还勤于政事，免于处罚，交出所截银两，另外罚款二十万两，以赈济灾民”。和珅这下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乖乖的认赔，因此就与刘墉结下了不解之怨。

    董福祥的传奇人生

    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他以一个普通的农民，统帅号称数十万之多的流民队伍转战甘陕，继而转身投入清军，并成为清军方面大员，一时为清廷最高统治者所倚重，令中外侧目。但就在他的仕运如日中天之际，中国世纪之交的一场巨变，使他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低谷，从而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军事政治生涯。可以说，董福祥是晚清人物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他的发迹史就是一个谜。

    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扮演过多重角色，而正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变换记载了他的发迹史。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环县毛井王朝山（清代属固原辖）人。他的父亲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豪爽，“好赈人急而嫉恶如仇”。董福祥兄弟三人，排行老二，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拳技，慷慨侠义，喜结交绿林中人，常往来于帮会，地方豪绅对他存有畏惧之心。

    受家庭与环境影响，董福祥的军事政治生涯开始于团练活动。因为人民斗争的连续不断，团练在清代连绵不绝，但却不是固定的组织，一直只是清朝用来配合清军活动的临时性辅助组织。所以它有事则兴，事息则散。董福祥所率领的团练亦属如此，是西北特定事变下的产物。

    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与张俊、李双良组织团练，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安化县把总王蔼臣不愿意看到董福祥坐大，于是将他捕获，押入囚笼，对他施以开水烫顶酷刑，狱卒不忍心，谎报董福祥已死，弃尸荒郊，侥幸的是他被一老妪救回家中医伤。董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与官兵对抗。这样，董福祥开始由服从清朝的团练转变与清军对抗的“匪”。此后，他率领的“匪军”为清军金顺部所败，退至陕北三边。董福祥由团变“匪”就在这一时期。其究竟何时与官府决裂难以考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不会是突发的。研究者指出，最早记载董福祥为“匪”的是陕西巡抚刘蓉同治五年（1866）五月的奏折。奏折称，据同知鄢太愚、总兵段登云察称“四月二十日探报甘省逆回董福祥、高万锰、叛卉曾得胜等聚众万余，窜踞安化属之枣子碥、王家坳、范家坳、黑老虎山一带地方”，清军两次攻击，俘获“协从”以千计。几乎同时，该年四月庆防统领张在山亦报告：“土匪苏存鸿勾同伍彩臣等溃勇屯踞西沟一带，围攻民堡，肆行抢杀”。

    同治中期，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兵西北，董福祥在三边被湘军统领刘松山部打败，同治七年（1868）遂投降刘松山。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仕途的开始。他的军事才能被刘松山所赏识，委任为前敌总指挥。董福祥所部选精壮三千多人，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为指挥自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随松山出花马池（今宁夏盐池），攻克灵武，直逼回军据点金积堡。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为回军所伤阵亡，由其侄刘锦棠统军，冬季攻克金积堡。董福祥因作战有功，擢升都司，受命镇守金积堡。

    同治十一年（1872），董福祥以参将率部随刘锦棠进军河州，打败甘肃回军马占鳌部，迫使马占鳌投降，陕西回军白彦虎部败入新疆。董福祥因镇压回军“有功”，官至提督，镇守河西。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率部出关追击白彦虎残部，反击阿古柏侵略势力。董字三营为刘锦棠部先锋。西进途中，大风骤起，沙尘蔽日，清军皆不能进。惟董字三营久处西北，不避风沙，冲锋在前，相继收复乌鲁木齐，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光绪三年（1877）四月，左宗棠令全军三路并进，直取南疆，董福祥率部翻越天山，急行军一千二百多里，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接着马步兼程，收复托克逊城，俘敌二万余众。五月，敌酋阿古柏为部下所杀，白彦虎败入俄境，投降沙俄。八月，清军追歼南疆残敌，接连攻克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随后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四城。至此，新疆全部收复，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董福祥在西征中“元役不从，战功威重久为诸将之冠”。以军功赏穿黄马褂，世袭云骑尉，任阿克苏总兵，驻防哈城。光绪十六年（1890）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十七年调任乌鲁木齐提督，二十年晋尚书衔。董福祥西征和驻守新疆计十九年，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发展农业，朝野赞颂他“名重边陲，功留瀚海”。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董福祥和其甘军的进一步崛起提供了契机。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京师震动，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屯兵驻蓟州一带，护卫京师。第二年，河州、湟中等地又爆发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清斗争，清政府任命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率部剿灭，河湟的反清斗争平息后，董福祥因功晋升太子少保。

    光绪二十三年（1897），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次年戊戌变法，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甘军编入北洋军武卫军，任武卫军统领，驻防直隶、山西。其时，外国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京津一带爆发义和团起义。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下，载漪、董福祥等主战派官吏亦奋起抗击侵略者。二十五年（1899），董福祥再任甘肃提督。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命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明目张胆，乘车出迎八国联军，董福祥令营官将其刺杀；五月十八日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水兵在东单牌楼附近向巡逻的清军挑衅，董福祥下令其部将其击毙。并配合义和团打退入侵廊坊东站的侵略军，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七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自通州逼近京师，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英勇拼杀，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与侵略者血战，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时人称赞“最为奋勇者，唯董福祥一军”。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西逃，董福祥担任随护大臣。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后，董福祥被侵略者指控为“首凶”，强令清政府将其诛杀，慈禧因其护驾有功，素有劳绩，着即革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董福祥由西安回到金积堡，耕田隐居。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九卒于宁灵厅（今金积堡），终年六十九岁，遗嘱将他多年储银40万两上缴国库，以充军饷。九月，他的遗体安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官山。同时，在南乡官道竖立“董少保故里碑”一座。

    可以说，清末人物中，董福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董福祥由团练到“匪”至最终变为清末宫廷重臣，他传奇的发迹史就成为一个永远需要开掘的谜。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战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曾国藩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此外，还有许多的史实足以证明“失和”非真实。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说出了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知人”之恩的，既有此恩又怎么会失和？失和又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挽联呢？对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左宗棠也照顾得如同自己的儿子，显见他和曾国藩的失和与寻常不一样。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本“坦运不佳”，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其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江苏巡抚。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左宗棠之间并无仇恨。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二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戏……至今令学界迷惑。

    左宗棠“谋位”

    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

    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1860）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左宗棠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即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至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曾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

    翁同龢开缺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邓世昌殉国

    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邓世昌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临危不惧，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场战争中沉没。然而，对“致远”舰沉没的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形，却说法各异。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其父邓焕芬是个商人，家境富裕，经常带领子女往来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为邓世昌创造了一个接受近代教育的良好条件。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学堂先从福建当地招收了刘步蟾等数名学生入学，后为提高学生质量，又从广东招收了十名通晓英语、算学等知识的聪慧孩子入学。邓世昌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这批学生之一。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培养制造人才的前学堂和培养驾驶人才的后学堂，邓世昌进入后学堂学习驾驶。1874年，沈葆桢委派邓世昌担任“琛航”号运输大副，并奖以五品军功。因其才华出众，为李鸿章赏识，被授予“致远”舰管带等职，并受赐“噶尔萨巴图鲁”（满语为“勇士”之意）称号。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他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一战役中沉没。

    邓世昌是殉国于黄海海战的北洋军将领中职务最高的一位。他的表现最为英雄，牺牲最为壮烈。对此，李鸿章专门把邓世昌的事迹上报光绪帝，请示给予特殊奖励。光绪帝接到奏折后，也被邓世昌的事迹打动，立即下令将邓世昌按提督例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赐予“壮节”谥号。同时还破例赐予邓世昌一副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赋诗一首：“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巨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汝，致远深沉第一勋”。给予邓世昌以高度评价。

    但是，由于当时参战的中日双方在海面上来往厮杀、纠缠混斗、炮烟弥漫，难以辨认。“当猛战时，两军舰旗帜俱毁，各不能辨其孰为敌舰，其略可识认者，仅在船之颜色形模”而已。加之“致远”号的官兵大部分战死，因而对“致远”舰的沉没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形，仅靠旁观者的想像和叙述，未免不无出入，流传至今，说法各异。

    邓世昌关于“致远号”沉没的情形，通常认为“致远”号是被鱼雷击沉的。《东方兵事纪略》中称：“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值，……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另有《冤海述闻》也记载：“致远在阵中，因一敌船伤停车，深入追击之，为鱼雷所中”。而最近廖宗麟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沉没真相》一文中提出新说，认为致远号是被日舰炮击而沉的。根据是：当时曾参加海战的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譬如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海军守备高承锡呈文亦说：“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清末海军史料》一书中选辑的日方资料《日清海战史》记载：“‘致远’忽出阵冲突‘吉野’，于是‘吉野’以纽状火药连弹装入快炮击之，密如雨下，三点三十分遂沉没”。

    而邓世昌牺牲的情形到底如何？世人更是一直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说法，似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说法，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记载为依据，认为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被敌舰围攻，受伤累累，舰体倾斜，炮弹即将用尽，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号召部下“从公卫国”、“置生命于度外”，“有死而已”，下令“鼓快车”，直冲敌人先锋队指挥舰“吉野”号，准备与之相撞，同归于尽。“吉野”号见势不妙，慌忙躲避。“致远”舰在日方快炮的密集进攻下，不幸又中鱼雷，致使舰身破裂，大量进水，“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此说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为依据，电影《甲午风云》也是据此描绘的。

    第二种说法，据池仲祐《海军纪实·邓壮节公事略》和《清史稿·邓世昌传》记载：当“致远”舰冲向“吉野”时，被“吉野”舰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致使锅炉迸裂，舰体下沉，邓世昌和250名官兵同时落人滚滚的黄海波涛之中，临难之时，“有讽以自免者”，邓世昌却感慨地说：“吾志靖敌权，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池仲祐《海军纪实·邓壮节公事略》）舰进水后，他还立在水中怒骂敌寇。侍从刘忠把浮水梃（救生用具）向他投去，他拒不接受，此时，恰好有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并不理会，铿锵有力地表示“阖船俱尽，义不独生”。他的随身爱犬游到身边，衔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下沉，也被他毅然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他望着血染的大海，发出长声的叹息，扼住犬首，一起沉入海底。

    第三种说法，以1894年10月5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皇帝《奏请忧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和曹和济《律门奉使记闻》和《番禺县续志》为依据，则更为离奇。说邓世昌坠海之后，侍从刘忠用浮水艇援救，被他拒绝，后又被别舰将士奋力救起。但他目睹全舰荡没、官兵都身葬大海的惨状，悲痛欲绝，义不独生，于是再次投入大海，壮烈牺牲。

    与此相似，还有一种民间传说，只是把救邓世昌上岸者改成了他的随身爱犬。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他沉入海中。但他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抱住爱犬同沉海中。爱犬不忍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上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重投大海，也随之投海而死。

    上述种种说法，孰是孰非，难以定论。第一、第三种说法均有当时当事人记载，特别是第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散见各类著述。第二种说法虽然不见当时当事人记载，但也有声有色，并非无可信之处。因此，要得出最终结论，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考证。

    方伯谦被杀

    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结束不久，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就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方伯谦被杀是罪有应得，还是晚清又一桩冤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光绪二十年（1894）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率舰先退。黄海海战结束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5时，方伯谦被清廷以“临阵脱逃”之罪名在旅顺被斩首。

    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认为方伯谦被杀并非冤杀，而是罪有应得，因为：（1）方伯谦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离开战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北洋海军的有关章程，显然应该是“临阵逃亡，斩立决”，即使不存在将队伍牵乱的问题，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2）亲临现场的卢毓英手稿《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济远舰先逃的佐证：卢氏在广甲舰里亲眼见到并记录了经远舰沉没的情形，而方伯谦在他的报告中对经远舰沉没这一重大事件却只字未提。可见，经远舰沉没的时候，方伯谦已经逃离了现场，而广甲舰是在经远舰沉没后才离开战场的。（3）济远舰是否因受重伤不能再战才退出战斗的？日本海军方面的材料对日舰和定远、镇远、来远、靖远、经远、致远等中方舰只的交战情况描写非常详细，偏偏没有对济远舰有所描述，说济远受伤如此严重值得怀疑。而且，济远舰处于队列的左翼，而海战的焦点却是在右翼。据此，学者认为，方伯谦是临阵先退，确系该杀。

    对于这种传统的看法，有学者也提出了疑问，认为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战后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三条罪名并不成立，方伯谦被杀不是罪有应得，而是晚清一桩冤案。

    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丁汝昌从电请参办方伯谦到对方伯谦的正法，只短短三天，且中间未经任何审讯。有人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方伯谦处死，其实质在于把方伯谦当作替罪羊，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战败责任开脱。因为黄海战败，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者李鸿章难辞其咎，舰队提督丁汝昌也罪责难逃。为了脱罪，他们千方百计找替罪羊，炮制出诬蔑方伯谦的三条罪状，将战败责任全推在方伯谦头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理由：

    其一，济远舰不是“首先退避”。济远舰是因在战斗中遭受日舰的炮击引起舰体大火而不得不于下午1时10分之后首先退出战场，这是事实，连李鸿章在处斩方氏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临阵退缩”者应是广甲舰吴敬荣。济远舰是在被4敌舰截击在阵外受围攻，激战三个小时之后，左翼的致远已沉，广甲惧逃，经远离阵自救，只剩济远一舰孤军作战，得不到主队的救援，又因船坏炮毁，人员伤亡严重，于危急情景下冲出重围西撤。从3时30分以后至5时30分，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周旋，且战且退，“战至日舰收队”。

    其二，北洋舰队战阵之乱，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非方伯谦之罪，实应由丁汝昌、刘步蟾负组织指挥不当，编队队形失误的责任。一些学者认为，指挥不当，开战之初阵势已散乱，并把最弱之舰抛于阵脚。当丁汝昌获得日军舰队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起锚追击。“各军闻令，争先起锚”，由于各舰速度不一，且有些舰只起锚时间较长，于是北洋舰队“不及列队，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况下，丁汝昌却令旗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面的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均赶不及。舰队阵形有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战争发动后。丁汝昌受伤，但伤势并不重，却放弃了统帅全军作战之责。舰队没有总指挥，旗舰失去指挥作战功能，敌乘势以快船攻右翼弱舰，后又夹攻北洋舰队，截击左翼诸舰于阵西，使北洋舰队形势处于极不利地位。这点就连日军后来在总结这次战役时，都发出感叹：“方其战时支那舰队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离若合，一似全无纪律者”，“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无纪律……而其散漫无纪，可叹也”。而刘步蟾擅自改变舰队接战队形，更使船队混乱。海战开始，旗舰“信号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其中”，以致“自其开始交馁，即列成凌乱之半月形”。这种阵势，形成了在海战中的不利态势。不利于舰队机动，不利于舰船火炮的发挥，只能使用前主炮射击，不能发挥后主炮和两舷副炮同时射击作用，又不易保持队形，反易遭敌舰炮火命中。刘步蟾又过早下令发炮，“所击皆不中，尽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伤。这一切都是组织指挥不当所致。交战不久，定远舰帅旗于第三次排炮时，被敌炮击落，坠入海中便不再升，战阵更乱，“督旗不升，各舰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益散”。舰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形成全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各舰处于各自为战，被动挨打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躲开定、镇巨炮，避强攻弱，围两翼弱舰，逐个围击，于是北洋舰队的队形更加紊乱。

    其三，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无疑是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

    李鸿章与《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百年来，对于马关谈判的具体情形如何，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从此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甲午中日战争和李鸿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转变，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关谈判中李鸿章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但对具体情形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现在，让我们拨开层层的迷雾，来窥视这段屈辱的历史。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日军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则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日军占领了大片领土。1895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

    1895年3月，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之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李鸿章为显示天朝的威风，穿戴整齐阔绰，头品顶戴，三眼花翎（是清朝最高官员的饰物），黼服朝珠，应有尽有。

    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谈判所在地——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将要求停战的英文节略面交伊藤，要求“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却说：“停战也可，中国必须先答应三个条件：（1）先让出天津、大沽口、山海关，由日军占领；（2）日方所消耗的军费，由清朝政府支付；（3）东北的铁路由日方管理，中方不得干预。不答应这三个条件，日方是不会停战的”。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借机再战。对于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李鸿章当即声明，停战条款“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于是决定放弃停战要求，先索回和款内容。3月24日第三次谈判中，李鸿章要求撤回停战节略，而伊藤却威胁恫吓并暗示要占领台湾。李鸿章当即发言，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最终声嘶力竭，不欢而散。

    李鸿章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

    3月24日，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当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挤满了观看“中国大员”的日本人。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这人冲到李鸿章的红顶大轿前，左手抓住轿杆，右手举起手枪，对着李鸿章就是一枪，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其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卡在脸部的骨头缝里，法、德等国医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当他苏醒之后，面对此情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首先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李鸿章的行馆，天皇派来了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日方处于被动局面，谈判发生了转机。外国使臣在东道主国家遭到伤害，这有违国际礼仪。日本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和李鸿章有过交往的文武官员和绅士，纷纷前来探望，馆驿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给日本带来很大压力。

    李鸿章从政几十年，周游世界各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利用这个机会，指责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行径，还向来访的官员和记者指点着他沾染鲜血的袍服说：我是中国的使臣，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要是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人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行谈判，他却激昂的表示，如今国难当头，达成合约是刻不容缓的事，岂能因个人安危，延误国家大事！他的这些表现，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

    行刺事件发生后，担任保卫任务的日本警察大惊失色，纷纷拔剑抽枪，冲向刺客。刺客迅速逃入路旁一家杂货店中，躲在柜台后面开枪拒捕，几经搏斗，终被擒获。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他曾公开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同中国讲和现在为时尚早”。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进一步挑起中日之间的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被捕后，作为国事犯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1907年8月，小山六之助服刑仅12年，日本当局就以“在监狱表现好”为由，将其释放。

    这一事件使日方处于困境，打乱了伊藤原来想要挟李鸿章，从而获得更大利益的计划。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本天皇也感到非常头痛，不得不召开了御前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实现。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

    签订这一卖国条约的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纷纷谴责李鸿章的卖国行径，使这个清朝鼎鼎大名的权臣名声一落千丈，威风扫地，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他从日本回国后，不敢进北京，只好称病留住天津。慈禧迫于舆论的压力，暂时革去他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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